中国中产阶级：自在抑或自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table height="138" style="width: 96%"><tbody><tr style="height:31px; font-size:14pt"><td colspan="5">中国中产阶级：自在抑或自为？ </td></tr><tr style="height:31px; font-size:14pt"><td colspan="5"></td></tr><tr><td style="width: 100px"></td><td colspan="3">            发表时间：2017-03-03 </td><td style="width: 100px"></td></tr><tr><td colspan="5"></td></tr><tr style="min-height:100px;"><td style="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24px;" rowspan="2" colspan="5"><div><div> ——基于公共事件中社会化媒介的话语分析</div>李红艳  摘  要  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其隐含的特征，首先是与广告话语中的符号性消费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关联在一起的，其次则与“中产阶级”本身较为模糊的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有关。当新的信息技术改变了原有的信息传播生态、并将制度性的壁垒搁置在技术门槛上时，借助媒介技术与社会情绪捍卫个体的自我权利，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潜在诉求。随着弱势群体意识在媒介话语中的疲软,以中产阶级名义进行的个体权利维护的媒介实践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网络行为。本文通过对公共事件中媒介对中产阶级报道的分析，指出，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一种初步的阶级意识，也正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关键词  中产阶级；媒介技术；弱势群体；名义；权利中图分类号  C91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2-0066-08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2.009 作者简介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  北京 100083  中产阶级，无论作为一个阶层、阶级还是作为一种话语模式或者媒介表达的概念，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其意义都是混杂而特殊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指1978年至1992年之间，在这个阶段有两部分人首先成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一是城乡社会中最先投身于市场经济中、来自于民间社会的先行者,他们通过萌动的市场意识和个人的奋斗完成了资本积累，实现了财富意义上的身份转换；其二是通过双轨制政策富裕起来的干部子弟,他们借用父母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将其顺利转换为经济资本。1993年至2009年是第二个阶段,那些在再分配经济中具有优势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凭借着引导转型的政治资本或者转型所需要的文化资本,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成员①。2009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新兴的职业所产生的职业群体，通过市场获得资源、依靠个人奋斗成为新的中产阶级的一员：诸如通过大学教育、继续教育等成为会计、技术人员、律师或者管理人员；通过自我财富积累成为工商业主等。他们与原有的中产阶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2010年以来，在一系列突发性公共事件或群体性事件中，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中产阶级”在网络中成为被特别“彰显的对象”。本文试图从21世纪以来媒体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概念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具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被呼唤”出来的中产阶级（中等阶层）；二是中产阶级是自在阶级还是自为阶级？一、“被呼唤的”出来的中产阶级（中等阶层）1.媒体报道：率先以中等阶层替代中产阶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众媒介对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报道，始于2001年。这一年《新周刊》推出《混沌阶层》专辑、《三联生活周刊》推出《小资的自摸与十三不靠》等报道，开始对中产这一概念进行“制造”，此后其他媒介也相继加入“制造中产阶级”的话题中。《新周刊》在《忽然中产》专题报道对中产阶层“建构了”标准： 中产是谁？他们分布于上海浦东、北京朝阳CBD的高高低低的写字楼里，以及大大小小的各色开发区、高新区中。……房地产商一举废弃了“高尚人士”、“白领”、“富裕阶层”等华而不实的广告名号，改用“中产”。“中产”是个套，装进了先富阶层或准富裕阶层的社会梦想。“中产”又是个网，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各色高收入群体一网打进。这个经历了“愤青”、“小资”、“飘一代”、“白领”等多种阶层替换的国度，正在逐渐被一种浓浓的“中产梦”包围着。② 2002年第4期，《新闻周刊》推出专题“业主：一颗炸弹——北京望京中产阶层维权案调查”，透过业主维权事件解读中产阶层政治倾向。③2002年底，《南风窗》发表《中国选择“橄榄型”》④一文，论述了在当代中国培育中产阶层的意义。由此，中产阶层不仅成为媒介报道中的“凸显词语”，也成为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和中产阶层的话语代言者。2003年肖锋在《新周刊》撰文指出： 对富人的宽容，使消费主义成为炙手可热的时尚，这些均可看成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标志。我们的社会正从吵吵闹闹中走向宽容。对社会阶层化的接受即是明证。社会阶层化为社会有秩序进步提供基础，一个适合现代化的社会阶层雏形在中国已经形成。社会阶层结构的公平性就是对所有身份不存歧视，并形成强有力监督机制。这要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相互协商、合作、妥协和制衡。每个领域都将有意见领袖为其代言。⑤ 同时期，“新社会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政府对当代中国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对应提法。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七一讲话”⑥中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新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非公有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这一部分人正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数量增长很快的部分。周晓虹⑦认为，基于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中国“中产阶级”的合法性在当时（2002年）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认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大多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2.学术界：模糊化地使用中产阶级概念与中等阶层概念学者对中产阶层的关注始于20世纪末期。在这一阶段，中产阶级的概念和中等阶层的概念还暂时不做区分地被混合使用着。2001年陆学艺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当时中产阶层有8000万人；2004年初，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公布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在6万元～50万元之间，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2005年9月，陆学艺教授在“第二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上预测，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后中国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⑧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中产阶级这一问题，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这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对于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社会的混淆；二是对中产阶级社会属性的过高估计；三是对Middle Class这个概念的误读。这一概念的本义与职业、财产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中国，因为长期以来对middle class的习惯译法都是“中产阶级”，强化了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相对忽视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⑨研究媒介与中产阶级关系的学者指出，大众传媒通过议题设置，建构了有所区隔的中产阶层群体。例如，通过设置有关社会政治、经济走向中主流的变化信息，让中产阶层了解其所处的社会位置；设置有助于中产阶层表达意见和愿望的议题；采取不同视角报道娱乐、体育新闻等，引导中产阶级对自身参与塑造文化的可能性的认知。媒介文本主要呈现的是职业经理人、文艺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学院派知识分子，以及私营业主等几类人群的形象。⑩媒介报道内容从来不涉及日常生活会遇到的柴米油盐式的烦恼，多是一派田园牧歌式的景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美化，为中产阶层或“潜在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套样板式的精致生活标准。从文化消费而言，“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时尚”。对中国人而言，每个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所指含义不明，可能是白领阶层，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但这个所指不明的概念却明确地透露出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存在的事实。”［11］媒介屏蔽了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和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声音，膨胀了大众的消费欲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消费主义观念在中国的逐渐扩散，中产阶级概念本身的含义在民众的视野中和媒介表达中反而被“固化”了，作为文化符号和消费符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成为媒介报道的一种“时尚”。简而言之，学者认为，媒介报道中的中产阶级是被“抛”出来的一个“新阶级”，媒介将聚焦点在特定群体身上描述或者规范了该群体的精美生活标准；同时，媒介对媒介自身“塑造”的中产阶级群体的阶层属性，定位在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公共话语权意识等特征上。简而言之，媒体过分强调了中产阶层的财产、生活和职业属性，忽视了其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参与意识和政治诉求等其他属性。3.理论寻根与指标设计：中产阶级还是中等阶层中产阶级和中等阶层概念的来源及其含义，主要有两个路径可以探寻，从词源学而言，“中产阶级”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James Bradshaw）于1745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中产阶级是处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阶级，主要是指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商人或工厂主等)，以及在城镇中新出现的一些社会人群。［12］从语言学的视域上来看，以英语为母语或者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称之为中间阶级；而德国学者称他们为小资产阶级（bourgeoisie）。在这语言的背后，隐藏不同的理论传统与范式：英国学者强调的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中间位置；德国学者强调的是其财产状况。从概念的使用认知而言，主要是对欧洲19世纪之前的citizen到了19世纪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阶级”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英语世界的思想家认为19世纪之前的citizen在19世纪之后“变成了”社会的中间阶级，即Middle Class，将Middle Class译为中间阶级是与这种思想传统更为接近；另一种看法则是以德国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为代表，他们认为19世纪之前的citizen在19世纪之后“变成了”资产阶级，即bourgeois，将Middle Class译为中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与这一思想传统接近。［13］对中国当代社会而言，对中产阶级和中等阶层两个概念认知的最大差异则是：社会公众心目中按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描绘出的中产阶级形象，与社会学家按中间地位人群标准分类出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换言之，媒体报道中所呈现的中产阶级与学者们定义的中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范畴，这导致中产阶级划分标准难以确定，争论不休。［14］概括来说,学者们大致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并非指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基于上述概念界定，在操作层面，相应地根据职业水平,教育程度和收入三个指标将中国当代的中产阶级划分为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调查显示的“核心中产阶级”中，有61.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在“半核心中产阶级”中，有53.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在“边缘中产阶级”中，只有46.8％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在中产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中，有38.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职业中产阶级，却并不比农民阶级更多地认同于社会中层。教育虽然也具有影响作用，但不如收入的影响强烈。而在当代中国，人们的“社会中层”认同感主要取决于收入的高低。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表示社会职业构成的概念，用以解释工薪劳动者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用以表示收入分配的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用以表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对这一概念含混不清的认知，这使我们不得不在未来继续研究中产阶级的定义和分类问题。［15］二、中产阶级：自在阶级还是自为阶级？周晓虹指出,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相互交织的议题。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西方语境中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中产阶级的兴起已经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中国中产阶级不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而且是社会转型的结果［16］。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自我认同是从消费主义开始的,消费是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认同和寻求社会认同的主要途径。因为社会分层逻辑发生变化了,人们对自我和他人阶层地位的认定，都依赖于财富的多寡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层次；同时,与消费主义相关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构建了新的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政治后卫和消费前卫成为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17］李春玲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对政府持信任态度。但这种信任态度成立的前提是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其政治态度则可能发生变动。［18］刘建伟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运动的基本逻辑是：外部因素使得利益受损——政治倾向激进——权益要求得到保障——政治倾向保守，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中产阶级政治行为的常态。［19］因此简单用政治后卫来评价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不太准确。笔者试图通过对2015年到2016年五次公共事件（上海踩踏事件、天津化学品爆炸事件、魏则西事件、陈仲伟和雷洋事件）中社会化媒体与“中产阶级”相关评论的分析，试图探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社会公共事件中是处在自在阶级状态还是自为阶级状态？本文所选择的媒介评论的分析样本主要来自于各类媒体的网站、个人或者媒体博客、微信公众号、论坛、贴吧等，通过对上海踩踏事件、天津化学品爆炸事件、魏则西事件、陈仲伟事件和雷洋事件的与“中产阶级”、“中等阶层”相关的媒介评论进行整理（所选择的时间段为2015年1月1日到2016年6月30日），整理之后的分析样本13篇，具体如下：（1）林书友：踩踏事件后，又抱怨上海人太多？财经网，2015年1月4日。（2）明爱暗恋补习社长：发生灾难时在社交平台上各种祈福的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态？知乎论坛，2015年8月13日。（3）遄流青年：天津爆炸击碎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正常国家幻觉”，天涯杂谈，2015年8月19日。（4）袁斌：天津大爆炸，炸碎了“中产阶级梦”，凯迪社区，2015年8月27日。（5）公子沈：中产阶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天涯社区，2016年5月5日。（6）朱学东：公众舆论为何紧盯雷洋案不放？新京报传媒研究公众号，2016年5月12日。（7）秦伟平：雷洋你的幸福中产生活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君子如兰自清芳的博客，2016年5月14。（8）随便起个名唐朝：我们都在了嫖娼的路上，百度贴吧，2016年5月12日。（9）才让多吉，雷洋事件能否成为法治国家之始，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6年5月13日。（10）邓聿文：从雷洋案看警察权与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联合早报，2016年5月26日。（11）红德智库：一场击溃中产阶级的攻心战，正在打响！红德智库，2016年5月17日。（12）吴强：中产阶级的死与生——雷洋案后维权运动的终结，端传媒公众号，2016年6月2日。（13）曾于里：中国中产阶层的保守与彷徨，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6年6月8日。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的初步结论：1.初期的公共事件中，中产阶级群体还处在与其他阶层“自我分离”的状态，明哲保身是其第一选择将自身“孤立化”是中产阶级在公共事件发生中最先采取的策略，在他们的知识谱系和媒介的有意识“话题制造”中，精致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一种潜在的阶层或者阶级共识。这种共识使他们在日常生活刻意采取自我阶层认同为导向的选择性策略。一旦爆发公共事件，如果这一事件并不具有“鲜明的”中产阶层特色、而他们又是其中的“关联者”时，这种“关联者”心理导致的是直接的“他者”阶层归因的社会逻辑。比如上海踩踏事件后，媒体评论中出现的虽然是流动人口控制的相关论述，但在涉及中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或者行为时，这一群体又反过来替户口限制人的社会自由而抱怨： 中产阶级群体虽然时常表现出对流动人口控制的兴趣，但并非总是该制度的拥趸，换一个时空，主流舆论又会变成抱怨户口限制人的自由。不要说户口制度，哪怕收容遣送这样相对“简单粗陋”的城市管理问题，参考中产阶级多变的情绪也要慎重。［20］ 在天津化学品爆炸事件后，以中产阶级群体为主的居住小区受到牵连，事件后的祈福行为也被描述为“多元化”的复杂含义，而这种描述是通过中产阶级群体自我问责的反讽形式表现出来的： 发双手合十的表情是廉价的同情，但一质疑政府，又会被说不懂轻重缓急；散布不实信息当然是不对的，可是一个普通公民，又哪来的义务和能力去核实？一被消防人员感动，就有人跳出来讲，你这是被成功转移了重点，可是你在微博上提倡“消防员职业化”，也会被指责是马后炮啊。微信公众号们都难做，继续往日主题发红酒配送教日常穿搭吧，说你“商女不知亡国恨”，要是谈谈爆炸呢，又说你趁机营销。我想今天，大概只有天津本地人和消防官兵，是有资格挺胸抬头做人的。［21］ 这些评论从一种阶层不平等的视角、而非制度反思视角，凸显出中产阶级的“自我优越性”。也正是这种阶层差异感的感性认知，使得这一群体把自身定义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或者“优势阶层”，对作为个体的权利意识的普遍化尚没有自觉。2.中产阶级在公共事件中开始自我反思与中产阶级个人危机的普遍化作为中产阶级的阶层认同感，也是在共同的经验和体验中积累下来的。在股灾中、在爆炸中，受到一次次“伤害”的中产阶级们，成了社会变迁的“代价”的承担者。他们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和“个人成才”之路已经没有办法保障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联性。先是魏则西牵出百度和莆田系事件，接着是广州退休医生被砍身亡事件，然后是雷洋涉“嫖娼”致死事件，接着是发生在江苏和湖北的高考名额缩减事件，紧接着“5·12”汶川地震捐款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一出现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引爆舆论，以病毒式传播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这些事真正触动并刺痛了你我，尤其是触动刺痛了国内迅速形成的广大中产人群心中最隐秘最敏感的那几根弦——最基本的医疗、人身、财产、教育和收入安全及公平。［22］个人危机的普遍化导致了作为中产阶级自身一种独有的阶层性恐慌感。这种恐慌感在作为中产阶级的知识谱系中，逐渐演变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诉求。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涉及普通人尤其是自诩中产阶级个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报道，可能会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传播热点。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他人遭遇的事件中，看到自己受侮辱与伤害的影子和命运，这是同一条船上的感觉。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也有一定奋斗积累，但一旦遇事，最易破梦，被剥夺感被侮辱感最强烈，这是支撑奋斗以及对社会体制信仰破灭的过程。而受过良好教育使得他们比底层更懂得传播扩散这种共同情绪。［23］雷洋之死是一个悲剧，他应该让每一个中产明白，原来我们一直用心经营的一切，如此不堪一击。怪兽无处不在，我们不能选择视而不见，从每一件可以争取自身正当权益的事情做起，从关注每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公民名字开始……。［24］如果说，魏则西和陈仲伟的死，每个人还能找到一点“幸亏不是自己”的侥幸，那雷洋的死，就让这种侥幸变得无可遁形。这是任何一个自认为对政治冷感、只关心自己生活范围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普通公民，随时会遭遇的事情。［25］作为阶层的认同和作为个体的认同，在雷洋事件中上升到了普遍化的意识上。个体危机取代了阶层危机，作为个体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共同体的中产阶级成为反思的对象。3.中产阶级被迫从“阶层幻觉”中走出来，从阶层反思到对个体权利的制度性反思天津化学品爆炸事件后，中产阶级在抗争维权过程中，从“有意识地对任何公共事件保持高贵的沉默”中清醒过来，原来他们以为属于“他者”阶层民众维权的制定动作，也成为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一场爆炸之后，附近的启航嘉园和海港城业主惊奇地发现自己也成了他们以前眼角也不瞧一下的shangfang民众了……。这种招数，以前也被无数fangming使用过……业主们尬尴地发觉，出事后，其实真的，自己和他们，没什么不同”［26］。阶层的政治意识开始在个体维权层面凸显出来，依靠个人奋斗来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童话，基本成为一种空想。中产阶级阶层的认同感再度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但这个新的共同体是处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如果说这次天津大爆炸有什么正面的警示作用，我想其中之一恐怕就在于它以一种残酷的直观方式击碎了与世无争的‘中产阶级梦’。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和多年的奋斗，中国的中产阶级好不容易过上了他们向往的有房有车有基本财务自由的体面生活，本以为只要不跟这个社会‘过不去’，靠自己的努力，‘明天会更美好’。但当洋溢着幸福感的海港城在一声爆炸中瞬间变成无人区时，一个被他们中许多人忽略的残酷现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明的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的所谓幸福生活其实也是没有保障的，明天未必会更美好！说白了，在中国这种法治精神匮乏、监管机构不作为的生存环境下，底层民众固然是草民，中产阶级何尝又不是高级草民呢？”［27］在这个更为庞大的社会结构中，作为个体的中产阶级与作为共同体的中产阶级开始在公民的普遍权利层面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意识，这种利益诉求是以自我反思的视角呈现出来的。4.中产阶级作为共同体的抗争行为与作为个体的权利意识21世纪以来，中国中产阶级已经初步介入一些公共事务了，用行为表达与他们阶层相关的利益认同。自2016年以来，这种参与意识和行为在大型公共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评论内容上看，中产阶级对具有共同背景和志趣的他人有认同感，对所属的共同群体有归属感，并具有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28］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网上总会出现对中产阶层的嘲讽与批判声。人们期待的是事故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呼吁改革的契机，他们能够将公权力危机转化为对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他们经济上独立政治上不独立，在很多时候，只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他们没有对正义的终极追求，只要灾难不是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好。可以说，中产阶层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29］但是这种彷徨在雷洋事件上出现了松动，个体权利的诉求被作为根本的因素提出来了：“反观中国，不仅仅是政府、社会，甚至受害人本身，在很多时候都对个体权利有所疏忽，这是社会不断喧嚣、悲剧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雷洋事件拨动了许多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敏感的心弦，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但仅仅焦虑是不够的，如果大家不一起行动，法治这级台阶，我们究竟何时能跨上去？”［30］“何时能跨上去？”作为一个选择命题放在每个人面前，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层共同体的希望依靠自身或许能够脆弱地维持，但在社会、政府和国家层面上，作为个体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阶层脆弱性，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受损”。［31］那么，中产阶级该如何才能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呢？首先，“第一步是形成共同体意识，即基于共同的身份、地位、利益、价值观、情感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在雷洋案中，恰恰有了这种初步但明确的共同体意识，校友共同体就是这种共同体意识的体现，他们直接把“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32］作为诉求。其次，在普遍权利意识的诉求中，他们开始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诉求。“因为雷洋之死，一个原本服务于中国社会内部精英再生产的校友纽带——社会资本，被动员了、政治化了，转化为中产阶级抗争的新剧目。他们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诉求，在自身的集体焦虑基础上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开始加入集体抗争。”［33］从共同体意识到集体抗争，中国中产阶级在公共事件中的话语表达和行为，在雷洋事件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的权利意识，逐渐从利用社会化媒体动员进行自身的阶层诉求，转为作为个体的基本权利诉求，并在个体诉求基础上，以新的共同体形式努力推动社会秩序的改良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三、结语：中国中产阶级：自在抑或自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带来的职业变化和体制自身的变革，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一批具有特定职业、一定财产的社会群体，即中等阶层。这一阶层经过了漫长的孕育与发展，在公共事件中，逐渐呈现出该阶层除了生活方式、职业属性等之外的一些属性来。本文通过对社会化媒体中中产阶级评论的分析，指出：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中国中产阶级，由于其在知识、职业和资源相对于其他阶层的优势，在公共事件上，正在将个人权利意识普遍化，并采取了转化这种权利意识和诉求的相关行动。这种普遍化的认知、态度和行动，也只有在中国中产阶级身上是可能的。“虽然中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意识是否有足够的自觉性，尚待观察，对中国官方来说，它将面对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应对即将升起的中产阶级的抗争。相对于对底层劳动者的抗争，对中产阶级的抗争，官方和民间都缺乏经验。”［34］就理论层面而言，马克思认为，阶级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产物，可以分为自在的阶级（class in itself）和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自在的阶级，即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由居民变成工人这一群体，对资本而言，虽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35］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从阶级意识角度来认知阶级，他认为阶级意识，并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36］“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意识的对阶级地位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37］中国中产阶级在一系列的公共事件中，在考量个体眼前的局部利益中把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的感觉，转变为对阶级地位的感觉，又在具体化的公共事件中，将这种阶级意识落实在作为个体的普遍利益中，这一方面培育了自身的中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则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视角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赋予了更为开阔的意义。就政府层面而言，2013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01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议提出了6个“必须”，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指明了方向。［38］政府在政策导向上所希冀的中等阶层在收入分配结构中不断扩大，另外一个层面的效应则会落脚在公共空间中，—例如公共安全事件中—，中产阶层发出未来在公共空间中发出的声音将会更有力量；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媒体带来的信息传播与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促进了了中产阶级的自我成长，这种自我成长具体体现在个体基本权利的维护和公共事件的参与中。而这种权利意识和公共事件的参与反过来又会对政府的现有社会治理模式提出挑战。因此，在当下社会状况中，可以预见的是双方之间的博弈在以后类似的事件中，还会出现。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些摩擦和冲突中，中产阶级会逐渐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将自身的阶级意识具体化在公共和私人空间中，同时也会促进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改变。                        注：  ①周晓虹：《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②新周刊编辑部：《忽然中产专题》，《新周刊》2001年第21期。  ③新闻周刊编辑部：《业主：一颗炸弹——北京望京中产阶层维权案调查》，《新闻周刊》2002年第4期。  ④赵晓：《中国选择“橄榄型”》，《南风窗》2002年第24期。  ⑤肖锋：《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新周刊》2003年第1期。  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取自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1/Jul/42177.htm。  ⑦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⑧⑨周晓虹：《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象》，《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⑩参见何晶《大众传媒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媒介话语中的“中产阶层”》一书中的相关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孟繁华：《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12］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学海》2013年第3期。  ［13］王浩斌：《马克思中产阶级理论的历史与逻辑分野》，《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5期。  ［14］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学海》2013年第3期。  ［15］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  ［16］周晓虹：《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7］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8］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7期。  ［19］刘建伟：《中产阶级是“政治后卫”吗？》，《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0］林书友：《踩踏事件后，又抱怨上海人太多？》，《财经网》2015年1月4日。取自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5010 4/3790204.shtml。  ［21］明爱暗恋补习社长，发生灾难时在社交平台上各种祈福的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态？知乎论坛，2015年8月13日，取自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519421/answer/59049941。  ［22］红德智库：《一场击溃中产阶级的攻心战，正在打响！》，红德智库，2016年5月17日，取自http://www.hongdezk.com/thread-8172-1-1.html。  ［23］朱学东：《公众舆论为何紧盯雷洋案不放？》，新京报传媒研究公众号，2016年5月12日。  ［24］秦伟平：《雷洋你的幸福中产生活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君子如兰自清芳的博客，2016年5月14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97da430102wggf.html。  ［25］随便起个名唐朝：《我们都在了嫖娼的路上》，《百度贴吧》2016年5月12日，取自http://tieba.baidu.com/p/4542961005。  ［26］遄流青年：《天津爆炸击碎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正常国家幻觉”》，《天涯杂谈》2015年8月19日，取自http://bbs.tianya.cn/m/post-free-5221334-1.shtml。  ［27］袁斌：《天津大爆炸，炸碎了“中产阶级梦”》，《凯迪社区》2015年8月27日，取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129875。  ［28］赵竹茵：《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发展趋势》，《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29］曾于里：《中国中产阶层的保守与彷徨》，《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6年6月8日。  ［30］才让多吉：《雷洋事件能否成为法治国家之始？》，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6年5月13日。  ［31］公子沈：《中产阶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天涯社区》2016年5月5日，取自http://bbs.tianya.cn/m/post-develop-2139859-1.shtml。  ［32］［34］邓聿文：《从雷洋案看警察权与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联合早报》2016年5月26日。  ［33］吴强：《中产阶级的死与生——雷洋案后维权运动的终结》，《端传媒公众号》2016年6月2日。  ［35］【德】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34页。  ［36］［3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9、138页。  ［38］《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央明确6个“必须”》，《网易新闻》2016年5月17日，取自http://news.163.com/16/0517/05/BN8CSV7300014Q4P.html。〔责任编辑：秦  川〕  </div></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