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僚到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和新权威主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中共「十八大」上，王沪宁晋升政治局委员，从幕僚走到了前台，成为党国领导人。在我去国远游之前，我俩曾经算是挚友。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沪宁是上海，可能也算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因此，在认识他之前就久闻其名。一九八五年五月，在上海举行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期间，严家其介绍我们认识。那次是王沪宁到代表下榻的锦江饭店来看望家祺。严家琪在社科院担任政治学所所长，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学家。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研究政治学，对其执弟子之礼甚恭。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少年老成。三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已早生华发，雄厚低沉的男中音，脸上常带几分笑意，但大多数场合总是缄默不语。他很少喜形于色，也从不唉声叹气。透过镜片，你看到的永远是一种从容、平静、莫测高深的眼神。一晚撰文数千字论述具见解我们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契。因为那时候的王沪宁和我一样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稳健派。此后，他也就成为宣传部的座上宾，常被邀请参加我们举办的「思想沙龙」和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双周座谈会。后者每次都有市委领导人参加。王沪宁也正是在会上开始被江泽民、曾庆红等人赏识。在当时上海的青年学者中，王沪宁也确实是才气过人，且勤奋好学，几乎手不释卷。那时候，我经常借调他到市里起草文件或市委机关报的重要社论。记得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后，市委宣传部由我负责组织几个笔杆子撰写辅导材料，王沪宁也在其中。我们三天集中住在上海工业大学专家楼内。他和我住同一个房间，白天要回学校上课，晚上才来住地。且只带了一套《列宁选集》，没有其他参考数据。头一个晚上只是和我东拉西扯地聊天，不见他动手。我有点狐疑：他能够按时交卷吗？到了最后一个晚上，他催我早点睡觉，说是准备开个夜车写作。次日早晨醒来，王沪宁已经早早地回学校去了，桌上留下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文稿《高度民主与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这是所有文章中最有见解和文采的一篇。中国模式」就是王沪宁的模式一九八六年七月间，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王沪宁也在那里参加全国青联全会。有一天晚上，我随宣传部长潘维明去贵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饭后，大家在房间里聊天。有人说，当时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层往往推不动。我国看上去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实际上政出多门，权力并不集中。此时，王沪宁便侃侃而谈，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就是保证政治领导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这种政治体制对效能的侧重超过了对民主的侧重。他称之为「集中现代化模式」。然后，他从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现代化模式」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国家。我当时听了很有兴趣，实在是闻所未闻的新理论。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沪宁将他的观点整理成文。八月六日，这篇题为《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负责的《思想研究内参》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书记处，同时也分发给了参加「思想沙龙」的上海青年学者们。其中一位学者萧功秦将文章的核心观点铺陈成长文，标以「新权威主义」。后来，我问过沪宁为何不直接用「新权威主义」这个词汇，他笑了笑说：「共产党只能公开接受一个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头脑冷静、智能超人。最初，这期刊登王沪宁文章的简报并没有引起层峰的关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市委办公厅通知我：这期简报被中办转发了。这意味着王沪宁的观点开始受到了中南海的重视。一九九五年，王沪宁调入中央政研室，开始担任江泽民、胡锦涛两任领导人的智囊。「八九」之后，中共的治国路线不就是王氏理论的实践吗？今天所谓「中国模式」说到底就是王沪宁的「集中现代化模式」。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沪宁一起合作，由我执笔给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写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评论。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正可用「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容。在那篇题为「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建设」的文章中，我们提出：既不是民主缓进论者，也不是急进论者，主张中国的民主化要从推进党内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党国大老的王沪宁不改初衷，继续我们年轻时的理想。当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王沪宁没有像我那样卷进去。不过，我们还是保持着友谊。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复旦大学给学生讲禅学。结束后，王沪宁等在教室门口，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坐坐。风闻市委想让他出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我就问他意向如何。他说，不会离开复旦大学，一生的愿望，就是写几本好书，教出几个好学生。还告诉我，其实他真正的兴趣是在政治哲学。后来老书记夏征农邀我主编「西方思潮论丛」，王沪宁也应我之邀出任编委，还推荐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给丛刊发表。一九九一年七月，我决意出国留学。行前，沪宁来家中送别。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国，知道他已进京做官，听说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辩，就往他家中打了个电话。王沪宁接了电话，我还没说要约他见面，他就推说自己很忙，然后匆匆挂断电话。我明白，我们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往日的友谊也从此不再了。（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 </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