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语：白修德——一位新闻记者的史学幻象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div></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box-sizing: border-box; display: inline-block; float: left; max-width: 100%; padding-right: 15px; margin: 0px 0px 20px; width: 707px; color: #2d2d2d; font-family: Lato, sans-serif; font-size: 14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figure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display: inline-block; margin: 0px 0px 15px; width: 692px; line-height: 0; overflow: hidden; float: none;"><img width="300" height="250" src="https://i1.wp.com/vfc.roc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2112921072940751.jpg?fit=300%2C250" data-attachment-id="3354" data-permalink="http://vfc.roconline.org/2017/12/05/%e8%bf%91%e4%bb%a3%e5%8f%b2%e8%ab%96%e8%aa%9e%ef%bc%9a%e7%99%bd%e4%bf%ae%e5%be%b7-%e4%b8%80%e4%bd%8d%e6%96%b0%e9%97%bb%e8%ae%b0%e8%80%85%e7%9a%84%e5%8f%b2%e5%ad%a6%e5%b9%bb%e8%b1%a1/attachment/2012112921072940751/" data-orig-file="https://i1.wp.com/vfc.roc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2112921072940751.jpg?fit=300%2C250" data-orig-size="300,250" data-comments-opened="1" data-image-meta="{"aperture":"0","credit":"","camera":"","caption":"","created_timestamp":"0","copyright":"","focal_length":"0","iso":"0","shutter_speed":"0","title":"","orientation":"0"}" data-image-title="2012112921072940751" data-medium-file="https://i1.wp.com/vfc.roc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2112921072940751.jpg?fit=300%2C250" data-large-file="https://i1.wp.com/vfc.roc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2112921072940751.jpg?fit=300%2C250"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max-width: 100%; height: auto;" alt="" /></figure></div><div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margin: 0px; line-height: 22px; padding: 0px; width: 707px; color: #2d2d2d; font-family: Lato, sans-serif; font-size: 14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夸张，是真理的外衣。——白修德（引自《白修德传》，乔伊斯·霍夫曼） 白修德的影视剧形象无论地缘政治、对敌战争还是国内政局，相信1941年是抗战爆发以来的蒋介石最为烦恼的一年。是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甚至不再能维持表面上的团结；4月，莫斯科和东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从中国的抗日盟邦转变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其对华军援开始断绝；而12月珍珠港事变的爆发也令蒋介石颇为被动，因为他想拉入中日战团的强国并非英美而是苏联，他更愿意得到的是华府的军援、经援，而非直接出兵。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以北一千公里的黄土高原上，延安方面对此也忧心忡忡。中共领袖毛泽东早在1940年10月就高瞻远瞩地预言了“黑暗局面”的可能性：“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中国就在这种混乱的疑虑中进入了1942年。美国直接介入战争的结果比蒋介石预想的还要糟糕。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指挥的缅甸战役在5月惨败，史迪威仅以身免，由此加剧了他和重庆当局的矛盾。是年8月，他甚至在半公开场合咒骂他的总司令蒋介石为“愚昧无知、崇尚迷信而又来自农村的狗杂种”——这句话被采访他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印象深刻地记了下来，似乎也确定了白今后对蒋氏的永久看法。而蒋介石此时要应付的除了史迪威和他的远征军，更要面对的是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战后问题的地缘安排。当时华府默认窃据中国东北四省的“满洲国”为独立国，尤其令蒋氏愤恨。在这样纷繁芜杂、压力重重的国内外军政背景下，开始于1942年春季的那场河南旱灾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但天灾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被白修德敏锐地关注到了，从此不管是在1943年的新闻报道还是在三十余年后他的自传中，对于这场灾难白修德总是不遗余力地渲染披露，不断地进入媒体的视线，乃至成为当今一些文艺作品的主题，使得世人长久地驻足于此，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思索。而白修德本人的履历、成就和职业操守也成为了常谈常新的话题，激起了坊间高度的兴趣和评论。 “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1915年5月，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事实上，他的父亲大卫并不姓“怀特”，而是“维拉迪夫斯基”——这个带着斯拉夫和犹太双重特征的姓氏说明，大卫是位来自俄国的犹太人，而对这姓氏的变更，也意味着姓氏的主人对俄国和犹太这双重身份的摆脱。1880年代，大卫为了逃避俄军的兵役和犹太教的清规戒律，从明斯克移民美国，在波士顿安家落户。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他找到了新的上帝，并把这些信仰灌输给儿子白修德。但大卫的妻子，也就是白修德的母亲却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白修德童年时经常下午参加外婆家庄严的宗教仪式，傍晚却在散步时接受他父亲滔滔不绝的马列主义熏陶，相信这世界上到处存在着“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压迫”，并必定会伴着随之而起的革命。大卫是个执业律师，但由于对马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进行无偿帮助，使得自己的家庭入不敷出，贫困不堪。但这没有影响到白修德的学业。靠着奖学金和慈善资助，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投身于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门下。不过他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波士顿的历史学教授，反而成了新闻记者和作家，这和他某些际遇有关，或许也和费正清对他的判断有关。在白修德的自传中提及了费正清对他的劝说，认为他未必能够成功地混迹于学术圈——相反，费从他身上看到了“新闻记者所应具备的风度、追求和自负”。就这样，毕业了的白修德带着老师赠送的二手打字机、六封推荐信和殷切的期望，也带着刚获得的一千五百美元的旅行奖学金，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奇异的成长经历和贫困的生存环境毕竟造成了白修德几乎是贯穿终身的意识形态矛盾。一方面，他自称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未必亲身参与，但总是充满着渴望和倾慕，青年时代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他又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旧欧洲”有着深恶痛绝的排斥。1938年10月白修德到达伦敦，下月到达巴黎，在这里，他对欧洲人发出了切齿的怒吼：“他们卑鄙野蛮，坏到骨子里头，我以自己所有的热血和气概仇恨他们！”直到二战结束，他还是保持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固执。1948年6月，刚来到欧洲的白修德便非常厌恶马歇尔计划，尽管他知道，这是美国抵御他声称所厌恶的“斯大林扩张主义”西进的唯一策略。他在家信中说：“当马歇尔计划意味着拿我的税收喂养那些将文雅而谦卑的犹太人从波黑到乌克兰个个斩尽杀绝的刽子手时，我还能支持它吗？”更重要的是，他对地缘政治和国际问题的观测视角，又不能不受其恩师费正清所关系密切的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深刻影响。1952年7月，美国八十二届国会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的《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认定该学会是莫斯科及其美国共产党公开承认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共产党用来转变美国远东政策以达成共产目标的工具，该会支配了国务院远东政策达十五年之久”。此言诚然。整个四十年代，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戴维斯（John E. Davis）和华府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John S. Service）竭力要求美国政府放弃支持蒋介石而将军事援助的方向战略性地转向延安，政治上他们建议华府压迫国民政府，使得国民党和中共组成“联合政府”。根据事后调查，此二人正是太平洋学会的核心成员。从现在来看，费正清及其太平洋学会所制造的对蒋介石、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的基础判断，不仅在四十年代左右了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和东亚地缘政治，其于学术上还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史观，迄今七十余年还在影响着美国和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对于中华民国史的政治判断。我们还将看到，白修德并非历史学家，但他的在场参与和事件描述，尤其是他1946年整理《史迪威文件》和发表《中国的惊雷》，使得他的意识形态偏见被当代西方汉学家称之为“史迪威—白修德模式”，这些汉学家抱怨道，在这个模式的长久左右下，英语世界至今不能撰写出一部公正而优秀的中国抗战史。 “我想过舒适的生活”和白修德同时离开美国的，除了二手打字机、旅行奖学金，还有一份和《波士顿环球报》签订的合作协议——白修德在旅行途中给报社发稿，一经采用即付给相应的稿酬。在中东时候他采写的一批稿件终于被报社署名刊登了一份，在这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稿件中，他描述了殖民当局对阿拉伯人的镇压行动，也花了相当篇幅预测当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即将爆发以及结局如何。这篇媒体处女作带着今后贯穿白氏作品始终的很多特征，就是喜欢对事件进行自我立场的阐释和预言，而不仅仅是客观冷静地描述事实。稿件的发表使他得到了八美元的稿费，白修德于是得意地自封为“环球报远东通讯员”。但这种薪酬不能确定的工作毕竟不能给他带来心理上的稳定。在从埃及开往中国的邮轮中，他做了自我剖析，在“有道德的生活”和“不择手段赚钱”之间犹豫不决。最后，他决定，“我想过舒适的生活”。因此，1939年3月到达香港后，他还是选了一份能够带来六十五美元月薪的长期工作——进入重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担任国际新闻的采编审核工作。国际宣传处在抗战爆发时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五部，后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受副部长董显光垂直领导，而董氏又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直接负责，无需经过军委会或国民党中央的转达。当时的中国已经独立对抗强敌超过两年半之久，急需列强友邦及其人民、社团的鼎力支持，这无论舆论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将给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以无穷的信心和力量。当时国宣处的工作原则有三条，一是实事实说，以真动人，以诚格人，才能使人家心悦诚服做我们的朋友来帮助中国；二是揭露敌人的残暴，广为宣扬，来争取国际的同情进而予我以援手；而最重要的，是意图缔结共同抗敌的联合阵线。这当然也是白修德日后的工作方向和目标所在。白修德虽然当时只有二十四岁，却也非常善于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在认真工作的同时，他长袖善舞，利用自己官方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外国媒体的驻重庆办事处广泛沟通，既得到了友谊和信任，也获取了许多内部消息——他毕竟还有个“远东通讯员”的兼职。为了多赚点钱而过上“舒适的生活”，他除了给《环球报》发送报道外，还一稿多投，略加改写后分别给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媒体投寄，以图获取更多的稿费。1939年5月，白修德很幸运地又谋到一份兼职，那就是《时代》周刊的驻华通讯员，不受薪，以发表报道的稿费计算报酬。从此他正式踏入媒体圈，直至终老。在这个圈子中，尤其是在重庆的那么多年里，他结交了很多好友，《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Henry R. Luce）甚至在某一阶段也和他称兄道弟。但是，他的某些行为作风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抗战后期，我国新闻界著名的先驱人物，时任路透社中国兼重庆分社主任的赵敏恒在其著作中透露，说很多外媒驻华记者是“嫖客、酒鬼和蠢材”，而白修德更是出格，“报销单上做手脚已经发财致富”。白氏听说后大为愤怒，却不敢去法院提告，此事遂不了了之。 “他们卓有成效地保护了人民”此时的白修德还只是《时代》周刊的通讯员，并非正式员工。为了更上层楼，他必须拿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内幕报道，以稳固自己和出版社的关系。因此，在1939年夏天，他进入了中国新疆，进行了为时五周的游历。他观察到苏联势力已经严重渗透，“莫斯科控制了这里的矿产资源”。但是据说国宣处拒绝他发送相关报道，以免破坏当时尚在结盟状态的中苏关系。在信中，白修德向费正清诉苦道：“今天的中国承担不起因为刊登有关苏联在中国的立场问题而失去苏联援助的后果。”他不得不对此保持沉默。十分有趣的是，这段失败的采访经历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著作中。白修德自然不甘心于此。9月，他去了中国北方腹地的山西，那里正是犬牙交错的抗战前线，其中必有很多故事值得他去逐一报道。利用身为国民党官员的特权，白修德很快拿到了通行证，走上了北上的漫漫长路。这次考察他用时更久，主要考察了阳城、晋城、高平这三个县，并深入中共抗日游击队了解详情。他对这三个县的新任县长大表赞叹，因为他们年轻，只有二十五六岁，又都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这三位县长为当地的政治、军事、行政工作起到了改善和刷新作用。阳城县长最关心地方官员不得虐民扰民，擅自征税，晋城县长专注于制造土制军火，而高平县长则要看得更远，念兹在兹，都是乡村自卫队的建设事宜。他总结说，“这三个年轻人都已精通战争之道”，而且他们不断利用民族观念组训农民，号召他们和日寇挺身战斗。相比这三位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县长，白修德笔下的中共抗日游击队的“吴队长”显然不那么可亲。这位队长更注重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他眼中，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托派”——白修德费了好大的劲才明白这个词指的是当时中国罕见的托洛茨基分子——同样的可恶。并且吴队长自豪地告诉白修德，他的队伍中新近还处决了一名托派分子，令白觉得“不易理解”。在为时六周的考察中，白修德多次目睹并参与了国民党正规军、游击队和日军的短兵相接的壮烈场面，也认为国民党地方官“绝不敌视共产党人”；并且，他的报道和回忆录中没有提及过中共游击队和日军正面交火的场面。但这不妨碍他得出如下结论：“共产党人虽然还没有组成政府，却正在向这种形式过渡。他们卓有成效地保护了人民。”著名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是《纽约客》杂志的资深撰稿人，也是白修德在重庆时期的老朋友，她在回忆录中曾经很温和地批评过白修德的报道风格，认为他“太着重表达他想看到的，而不是他实际见到的”。很多年以后，白修德也坦承了这一错误，他检讨说，自己的某些报道“实际上充满了愿望与冲动，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正是他报道中展现出来的惊人的才华和严重的缺点使得他的老板卢斯处于两难境地，头痛不已。1941年5月，卢斯来中国访问时对白修德进行了当面考察，最后决定，白有资格成为《时代》周刊的正式员工，但不适合做一线调查记者。于是卢斯回国时把白修德带回了纽约，让他在洛克菲勒中心二十九层的周刊总部担任编辑工作。以今天眼光来看，白修德对于中国、中美关系以及涉足其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其报道中制造了很多夸张乃至虚假的幻象和期待。然而，公正地说，这种“幻象型”的写作方法是美国二十世纪中叶新闻行业的传统报道方式，那就是先拟订一种作者愿意服从的意识形态，然后裁剪甚至是构造“事实”来迎合或解释之。白修德在为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服务时，就向外国记者提供了一位虚构的“抗日女游击队长蔡金花”的故事，更有甚者，他还给出了这位“蔡金花”的照片——于是，一个身穿军装，腰插两支手枪的年轻妇女的形象就此登上了海外各大报刊的版面——这些报纸的编辑们全然不知，这照片是白修德所刻意伪造。白的传记作者不无遗憾地评论道，无论四十年代对中国的报道，还是五十年代对民主党的赞许，抑或是后来对于肯尼迪的支持，都体现出“白修德对新闻事件的阐释带上了一些超越新闻忠实原则的哲学色彩”。 “我背叛了他”随着美国加入二战，各国媒体派往重庆的战地记者骤然增加，白修德作为经验老道的“中国通”，自然重新成为了《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2年8月，在印度采访了史迪威以后，他来到了那个久违的中国抗战之都——重庆。也就是这时候开始，他开始深深地卷入复杂的地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纠葛中，在中美、国共之间来回穿梭试图施加影响，却无法自拔，狼狈不堪之余失去了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和老板卢斯对他的信任。更可怕的是，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为“一名支持苏联的作家”，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追随者”而受到了二十年的调查，最严重的时期还被吊销了出国护照。中国人记住白修德，主要是因为他声称自己首先报道了那场起始于1942年而蔓延于1943年的河南旱灾，并对蒋介石直面陈情，因此挽救了千百万灾民的生命。诚然，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43年2月，他深入灾区一线进行细致周密的调查，并向《时代》周刊发布了题为“等待收成”的报道，将灾情向西方公开。而国民政府的救灾工作从1942年初已经预警筹备，到10月开始大规模平粜赈济，在白修德深入灾区的时候，整个投向灾区的资金近三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注入近二亿元。此时国民政府在施粥放粮之余，已经开始招抚流亡，灾民归耕，白修德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在考察途中已经看到“下一季的青麦似乎长得很高而青葱”，因此，《等待收成》这个标题，倒是恰如其分的描述。白修德的报道和回忆录中经常有一些浪漫甚至夸张的表达，文章发表时间距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远，也就越失真。《中国的惊雷》一书出版于1947年，是其与情人贾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当时那场与蒋氏著名的会面只字未提。但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中却将此次见面描写得绘声绘色，并生动地用一封灾区寄来的信件来证明自己以及报道的效力拯救河南，拯救了灾民。《探索历史》中还提到了他1944年10月去延安时“孤胆英雄”般的壮举：“如果中国人在当晚吊销我的各种证件，我的朋友仍然能够把我空运到延安。”事实上，组织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是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也就是白修德最初来华任职的那个部门做出的有序安排。5月已经有第一批成行，有的成员逗留了五个月之久，其中英国《泰晤土报》的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和美国《经济周报》的记者史戴恩（Gunther Stein）分别有相关专著问世。白修德的访问延安已经属于第二批次，经过国宣处的批准放行，并没有他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么惊心动魄，冒险而行。这次延安之行使他结识了稍后到访的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他劝告这位肩负调停国府与中共争端重任的美国总统特使：“只有美国承认现在的（延安）共产党政府，才有可能实现和平解决。”这引起了赫尔利的极大惊骇和愤怒，以至于半个月后还痛骂白修德“不是美国人”，而是“该死的煽风点火的狗崽子”。我们无从得知事件的细节，而白修德很多年后也为此郑重道歉：“赫尔利指望一名驻外美国记者成为美国实现目标的武器，就此而言，我背叛了他。”白修德长期以来一直自诩“爱国者”，因此这番道歉的沉痛和深刻，可能不是当事人的我们无从领会。意识到白修德“背叛”的除了赫尔利，还有卢斯——但这个判断不是基于国家利益，而是职业伦理。长久以来，卢斯对白修德的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了报道的客观性这一严重问题已经感到严重不安。有鉴于此，1944年8月他安排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为国际版总编辑，强调对白修德的中国战区报道严格把关。钱伯斯是曾经是美共成员和苏联驻美军事情报员，但后来他发生了“良心疑问”，于是隐姓埋名脱离苏联间谍组织，并进入媒体工作。他坚持认为，中共并非白修德认为的“土地革命者”，而是“共产国际的头号分队”，他强调，这是一场斗争，“决定是否让百万美国人民多多少少了解苏联的侵略行径，还是让这些事实被掩盖、歪曲、粉饰，乃至完全背离本来的真相”。离开延安后的白修德一再去信总部，要求《时代》周刊不再支持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转而支持深得民众信赖的中共政权。为此，卢斯激动而简洁地回复道：“我们追求公正的报道，考虑到你公然偏袒一方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是个无理的要求。”断然拒绝了白修德的建议。1946年，在写完《中国的惊雷》后，白修德销假回到了《时代》周刊，要求卢斯派他去莫斯科任职，当得到拒绝后便交上了辞呈。在这封辞职书中，白修德说，他和卢斯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应由历史来决定”。从此，双方再也没有工作和业务上的交集。 “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等待《中国的惊雷》出版的同时，白修德编辑了已经于1946年10月去世的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发表时题为《史迪威文件》。上述两本书的面世，宣告着“史迪威—白修德模式”这种中国近代史解释系统的正式诞生。这个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残暴极权，既没有正义，也没有效率，已经丧失了统治的正当性；而“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欣欣向荣，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拥护，而且他们并非苏联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只是一些亲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因此这个模式的逻辑结果就是美国应当扶持中共而抛弃国民党，如果毛泽东“一边倒”效忠苏联——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那绝非中共的先天意识形态追求如此，而完全是华府一味不顾中国民意支持蒋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这两本书在当时就遭到了美国媒体界尤其是有驻华经历的记者们的反驳，在指出书中大量与事实不符的错误之后，他们认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连一向善待白氏的老东家卢斯也破口大骂，说白是共产主义者和“狗娘养的的臭犹太人”。《时代》周刊的书评则要温和很多，虽然他们已经认定白修德是“左倾分子”，但还是委婉地说，作者在驻华报道中的满腔激情“使他们义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逊”。这两本书在当时并未造成广泛的影响，却由费正清经过学术包装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统治美国汉学界长达四十年的主流观点，曾被中国民间学者揶揄为“白费史史观”。直到1982年出版的费氏之回忆录中，他还是坚持中共的兴起是一种不可能被压制的革命运动，中共的追求体现了农民的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科学等种种理想。但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渐解密，费正清不得不开始面对真相，重新修正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并对“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国新史》中，他承认，中共的兴起并非不可遏制，如果没有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也能引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书中他总结道：“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评价，还要随着台湾的中华民国一同上升。”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费正清“觉今是而昨非”，这最后的表态颠覆他坚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对中共的同情立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或许，这也正意味着由白修德这位新闻记者所制造、散布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幻象，已经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离我们已经不再遥远。</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