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6亿人，城镇常住人口7.31亿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为2.45亿人。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大约占80%以上。2014年流动人口达2.53亿，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6人中就有1名是流动人口。2015年相应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的比例超过一半，为51.1%。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农民工问题源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等机构当日联合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4》，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由于户籍造成的居民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体现在社会领域，特别是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刘金伟说，“没有户籍的那部分常住人口实际上成为城市的‘二等公民’，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这给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带来很大挑战。”（《社科院报告:无户籍常住人口成城市“二等公民”》）中国的户籍制度彻底剥夺了写入《54宪法》的农民自由迁徙权。从1955年6月到1957年1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格禁止城市部门私自向农村招工，限制农民进入城市——54宪法刚刚写入“迁徙自由”，成了一纸空谈。（《生命诚可贵….“迁徙自由”来龙去脉》）1958年正式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迁移权。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形成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社会。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佚名：《户籍制度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的城市化浪潮，把周围的农村人口搬进这些新郊区。这一政策会缓解农村地区过剩人口的压力，造成中国迅速城市化。搬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工作技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能在城市做“农民工”，将在中国制造出一个永久性的下层阶级。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城市化制造更多贫困人口，则失去城市化的意义。学者文贯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到目前为止是政府主导的，以牺牲农民工和郊区农民的利益作为代价。它不符合内生增长的要求，中国目前为止不存在哪个要素市场，所有的事情都给政府包下来了，这种城市化是外生的，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公正的，也出现了很多鬼城、空城和死城。它违背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世界上城市化如果是内生的话，一般是聚集人气，等到人气比较旺，创造很多商机，人均收入也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再向外扩张。中国往往是先把土地圈来，然后盖一个极其现代化的空城，等着人口来，却没有人来。富人已经有房子住了，农民工也没有这个收入跑到空城里面买豪华型的房子。先是有人，还是先有地，这是一个问题。”（《农民那么穷，知识分子不要再骗他们了》）城市化带来的农民工问题不能忽视。农民工是具备中国特色的现代词语。急剧快速的城市化，在城市工人这一群体，分化出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变迁的群体。农民工背后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动荡与迁徙。了解中国农民工，了解他们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底层人民的无奈与无助。中国农民工是城市无产者最大的群体；他们到城里打工，最多带上妻子，孩子无力到城里生活，被留在农村，制造了巨大的留守儿童。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 中国农村有6100万留守儿童，其中200万无成年人照顾。中国农村部分学校留守儿童高达80% 。早在 2010年中国政府就意识到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至今没有有効的对策。农村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成为社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还在于农民工的农村户籍歧视以及没有城市户籍带来的教育歧视。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劳动工资收入，赶不上房屋价格上涨，不进行户籍改革，大多数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就业，由于户籍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条件在城里扎根，形成城市居民之外另外一个社会等级。不解决农民工的户籍，他们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这种人在今天中国社会有一个专有称呼“低端人口”。低端人口的概念，源于政府的低端思维。王小鲁说：现在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工作，怎么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怎么让他们在城市里能够安家落户，和其他城镇居民一样以同等的身份来作为一个新的城镇居民参与城镇建设，我想这可能还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在户籍制度的改革方面，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低端人口，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技术工人还是专业的科技人员，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建设这个国家，政府的思维方式还处在低端的状态，没有与时俱进，没有现代化，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的。（《低端的不是人口，是政府的思维方式！》）美国华裔学者程映红批评“低端人口”一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当今中国繁殖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变种甚至丛林法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内在驱动力。在中国成为成王败寇的帝王逻辑提供了“科学”的注脚，和传统一拍即合。他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低端人口”本质上是一种以户籍形式表现的群体歧视，它与以种族为划分的歧视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说“种族主义是最底层、最原始的集体主义形式…认为一个人并非由其性格或行动来评断，而是由一个群体或族裔的性格和行动加以衡量”（安·兰德），那么，户籍歧视着是当代阶级歧视、性别歧视之外最严重的歧视，它用行政的手段将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封闭在一个无形的牢狱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获得自由。一个社会这批不自由的人越多，社会落后程度就越严重。城市发展取决于内生型的人口增长和外来型的人口增长，而已外来型的人口增长作用更大。过去10多年，房价上涨的三大引擎：货币超发、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巨大的住房需求，最起码有两大引擎已经趋于熄火：货币超发的盛宴已经结束：货币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有效。基于静态的不变的社会经济政策，初步预计，中国目前住房，合理使用足够20亿人居住。如果把县城算上，在城市足可以居住18亿人口以上，以后20年不造房子也照样不会影响居住。中国住宅建设已经严重过剩。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告别了快速增长。2013年增长7.7%，主要是依靠房地产投资拉动。极度依赖房地产的中国经济，能否承担房价下跌的风险，断裂并畸形的房地产行业，将会把中国经济拖向灾难境地。灾难尚未完全彻底显现。北京政府通过驱赶“低端人口”的方法解决经济危机，而不是真正用符合人性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先是被定义为“低端人口”，把他们与“中端人口”的北京市民和“高端人口”的权贵集团区别开来，获得“中端人口”和“高端人口”的认同，继而对“低端人口”采取法西斯式的暴政。这种暴政没有制度的制衡，最终会演化对“低端人口”的肉体消灭，以此解决经济和社会危机。《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以德国为例，说明累进式的暴政的演进过程：德意志人迁移造成住房短缺，战时粮食短缺，纳粹政府不得不应对这些情况，在问题逐渐严峻之下，政策也逐渐变得极端——把犹太人赶出家门，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把他们充作劳工，制造恶劣情况令他们更容易死亡，这些甚至都还不够，灭绝是更简便的解决办法。但近距离射杀妇女儿童会给行刑的卫兵带来痛苦——毒气室灭绝营成了更好的替代方案，效率最高时一周可以杀死两万人，而且过程并不血腥，只需要把人赶进去，几分钟后，再让其他犹太人把尸体搬运出来。（《最冷的冬天可能还没到来》）我们不要低估累进式暴政会走多远。它绝对超出一般人善良的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因此，要在累进式的暴政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就鸣鼓而击之。用正义的力量推动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的改善和社会转型。中国政府如果想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有很多措施，比如，取消城市农村户籍双轨制，逐步放开城市户口。通过解决农民工的身份，把农民工稳定在城市里，为城市创造长久的租房需求，征收空置税消化城市空置房。取消农村户籍，中国城镇人口可以马上再增加至少2.45亿，而达到75%左右。这种租房和买房的刚性需求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房地产价格回落到一般劳动者可以通过工资收入支持的程度，经济就相对平衡和稳定了。不给予“农民工”更好的户籍制度让他们留在城里，中国房地产过剩的危机，就难有解；一旦房地产预期逆转，房价整体下降，无论是中国宏观经济，还是所有老百姓，都是为房价下降的受害者；房地产崩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从目前的形势看，稳定城市农民工刻不容缓。他们在城市里过上有尊严、有盼望的生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是宪政民主制度下的选民，而是极权制度手中的枪杆子。“不怕，有枪在”是他们的权力逻辑。正如《最冷的冬天可能还没到来》一文所说，在极权统治下，理性与制衡无法存在。人性将无可避免走向更为阴暗与残酷的一面，制度的恶会被进一步放大。（《最冷的冬天可能还没到来》）一个人性的恶不能被制止，反而不断膨胀的制度，人性的恶和制度之恶互为激发，互为促进，制度之恶将如大洪水泛滥，直到把制度摧毁为止。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