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 大逃港第一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b.JPG" width="625" height="807" alt="" />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6b.JPG" width="626" height="653" alt="" />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3b.JPG" width="625" height="676" alt="" />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4b.JPG" width="625" height="685" alt=""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5b.JPG" width="625" height="466" alt="" />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7b.JPG" width="120" height="160" alt="" /></div><div> </div><div> </div><div>陈秉安湖南桂阳县人，记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div> </div><div>新闻工作多年。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div>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将留下一页空白。   ——陈秉安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大逃港    陈秉安◎著       真实再现大逃港的历史   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           廣東省出版集團广东人民出版社<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8b.JPG" width="625" height="546" alt="" />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9b.JPG" width="408" height="266" alt="" />  罗湖桥头香港一方山上的坟茔       至于那些骸骨，全部埋葬在新界沙岭山边一处仅有号数的公墓内，远远离开他们欲以生命去换取的目的地。                                                                                           ——1979年11月7日香港《文汇报》港英警方警告偷渡者公告 </div> <div>  <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div> 大逃港 <div>                                                      陈秉安◎著</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div>     真实再现大逃港的历史   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div></div><div><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img src="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0b.JPG" width="356" height="516"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6px;" alt="" />  </div><div></div>  楔子: 20年前的寻找<div>一、发现径肚村</div><div> </div><div>眼前这片一望无际，长满芦苇的河滩，当年是一片流淌着鲜血、回荡着走投无路的百姓惨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与火的迸发，是一场比之元宋大决战更为悲壮更为惨痛的历史大悲剧！</div><div> </div><div>有历史学者告诉我说，东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广袤的空旷地，便是700多年前南宋王朝与元军最后决战的古战场。我想他一定是搞错了。我记得崖山之役发生在海上，从福建逃来的南宋皇帝，带着军民在深圳的大鹏半岛登陆后，因为害怕在陆上遇到追赶的元军，于是从海上绕道走。行朝的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没有去过深圳墟。</div><div> </div><div>而顽固的老头言之凿凿，说是南宋的军队大败之后，小皇帝是由人抱着沿深圳墟东北的一条小路逃跑的，仓皇中还把一条护肚的锦帕失落在小径上，所以深圳墟东北的那个小村子后来就叫做“径肚”。</div><div>真是这样的吗？</div><div>打开那本20世纪70年代印制的深圳市宝安县地图，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深圳东部各个村落的名字和位置。</div><div>没错，径肚。一个芝麻大的村庄，就贴在蜿蜒的深圳河边上。而且，现在从罗湖通往沙头角的公共汽车有一个站就叫“径肚”。</div><div>见鬼，难道史载的“崖山之役”都成了空话？</div><div>我一定要到那个什么“径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条鬼才知道的小径，看到底是不是史书出了问题。</div><div> </div><div>于是我带了地图，骑上“笨驴”——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宝贝单车上路了。</div><div>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时光。</div><div> </div><div>远处响着振动地皮的打桩声。深圳城里正在轰轰烈烈搞经济特区的大建设，国贸大厦正在拔地而起，满街尘土飞扬。我却跑到深圳河边去探古，似乎有点不合时宜。</div><div> </div><div>脚下是从深圳墟通向沙头角的一条鹅卵石公路。贴着深港的边境线蜿蜒向深圳墟的东面伸去。“笨驴”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东晃西晃着，简直要把主人“晃”下来。</div><div> </div><div>在一块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前下了单车，一支木杆拦住了路。路边孤零零立着的矮小砖房，想来就是著名的“长岭边防哨所”。这里就是边防禁区了。当年这寂寞的边防哨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罗湖区行人如织豪华气派的“兰亭豪苑”附近。</div><div> </div><div>哨所里走出一个端着冲锋枪的边防军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记者证拿过去端详一阵，又拿了进屋去，同里头一个年纪稍大的军人商量什么。</div><div> </div><div>哨兵挥手，表示我可以进入边防禁区了。那年头，一个党报的记者是挺吃香的。</div><div> 于是，我来到一片广阔的田地，开始打量那块被史学家称为“战场”的地方。</div><div><div>其实这儿就是香港的山脉和深圳的山脉之间形成的一片开阔地。没错，地势平坦，三千元军和他们的马队足可以展开惯用的弧形阵势。</div><div> 我在四周寻找着，沿着宋军退败时可能选择的路径。希望在小路上发现点什么，比如一片马甲、一截兵器什么的。</div></div><div>深圳河在身边的芦苇丛中无声地流淌，只有隔着铁丝网，在离我三十米处竖着英国旗的碉堡上，传来执枪走动的英国兵沉重的皮鞋声。</div><div><div>那位英国大兵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过去……</div><div> </div>难道700多年前南宋与元军的最后决战，真的就发生在这里？我睁大了眼睛注视地面。没有啊，什么战斗痕迹也没有。奇怪！</div></div><div> 我趴在地上打开地图，手指沿着深圳河边上一个个地名找：莲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罗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div>照地图上的方位，在长岭村边，莲塘村偏南，也就是在这条小河靠北一点的地方，应该就是径肚村了。</div><div>我真糊涂，此刻，它不就应该在我的脚下吗？</div><div>可是，哪儿是“径肚”？哪有什么“径肚”村？我跺跺脚，身边除了松软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和从深圳河上吹过来的风拂动芦苇的声音……</div><div>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错了，还是地图错了？我开始怀疑顽固老头的说法了。</div><div>我沿着河边的山地往芦苇深处走去……走近河边，扒开芦苇。</div><div> </div><div>啊，那是什么？</div><div>在长满野草的一条荒芜小道边，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东西，蹲下身去看时，发现那是一些砖瓦的残片。</div><div> 没错，这儿的确有一个村落。</div><div> </div><div>接着，我拨开密密的芦苇，终于看到路边上几截残破的土墙。</div><div>对了，径肚！这里就是径肚村！“喂——有人吗？”我把双手做成话筒大声喊。</div><div>四周除了风吹动芦的“沙沙”声和深圳河在转弯处冲击石头的“哗哗”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div><div>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村子！</div><div>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调查深圳（宝安县）历史时，翻看的那些蒙着厚厚灰尘的案卷。当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中间记载着的，深圳河边上几十年前发生的一段历史——大逃港！</div><div> </div><div>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记得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明明白白写着：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div><div> </div><div>难道这芦苇丛中、这朝霞掩映下的断壁残垣，就是当年因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1b.JPG" width="485" height="291" alt="" /> </div><div>                                                                    “鬼村”</div><div> </div><div><div> 大逃港啊，几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什么“崖山之役”，什么“径肚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了重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延三十年不断的深圳河边的大外逃。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饥荒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逃亡的群众涉及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市（县），实际人数超过了百万！   守卫在河边上，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的边防军人，面对的是成百成千黑云一般涌过来的群众。一位脱下了军服的老军人曾告诉我，那些年轻的端着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为着良心和军令的冲突而颤抖！那是一场保卫共和国的法纪尊严与人民群众挣脱饥饿煎熬，寻找自由、幸福之间的血火大碰撞啊！   眼前这片一望无际，长满芦苇的河滩，当年是一片流淌着鲜血、回荡着走投无路的百姓惨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与火的迸发，是一场场比之元宋大决战更为悲壮更为惨痛的历史大悲剧啊！   悠悠三十年，谁的是，谁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过去，唯留下而今的芦苇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静悄悄…… 铁面无私的历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向极致的同时，已经悄悄安排了下一段的启动！不正是那一场场残酷的碰撞，鲜血的迸发，才促使了中国人沉思、觉醒、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车轮前行吗？   这，便是历史，永远藏着谜底的历史！ 冷风阵阵，芦苇沙沙，深圳河无语西流……我默然肃立、低头，祭奠那些在这场历史的阵痛中，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农民、军人、共产党员、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在这里，在这片芦苇中，他们曾一度不分阶级、不分贫贱、不分地域，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而亲密拥抱…… </div> <div> 我不觉热泪盈眶。   无情的深圳河啊，你轻轻流淌，不虑不忧。你还记得三十年前，你身边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泪血掺和的辛酸吗？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二、小松树下的孤坟   我知道这个题材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这样一个“左”风未尽，某些人正讳忌、千方百计掩盖的题材，一个党报记者的披露显然要冒着丢掉记者证的风险。   那是在几月之前，罗湖区的某家酒店开业。酒店的总经理亲自登门我任职的单位，要求派记者出席，任务轮到我。   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热情，迎宾，嘉宾入座，放爆竹……可到了主人致词时，情况起了变化。本来还平静地站在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的欢迎辞之后，突然捧着演讲稿号啕大哭。   台下猛然一片寂静。   这太突然了，主人竟在喜庆开业的典礼上痛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各位嘉宾，”主人稍稍冷静了一下，嗓音依然带着哽塞，“请原谅我的失态。我实在   是太难抑制住自己，在今天这个地方……”他用脚蹬了蹬铺展着红色地毯的地面。“我的父亲……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变得激动起来。“就是在我现在站着的这个位置……”他又哽咽起来。“倒下的……”他擦了擦眼睛，“当时我还小，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上了，一颗子弹打来……”主人抑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   “我没有辜负他——”他擦了擦眼泪，镇定了一下。“不瞒大家说，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活得有出息。我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 方……” 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我对一家港资工厂采访之后，一位邱姓香港厂主突然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客厅中：“你是记者吗？” 我莫名其妙，“当然——当然是。” “那么，你有一个记者的良心吗？”我又点点头：“当然，当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好了，你是记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历史，你应该记录下来的，这对我们民族是笔财富。你敢写吗？”   他的问话使我为难。那年头，对于“记录”是有许多限制的，尤其对于一位党报的记者来说。 “请你说说是什么？”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说，“我亲身经历的事。敢写吗？”他上下看了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够不够分量写他的故事。   我知道这个题材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这样一个“左”风未尽，某些人正讳忌、千方百计掩盖的题材，一个党报记者的披露显然要冒着丢掉记者证的风险。 “敢啊！”我说，“充其量就是丢了这个饭碗吧！” “那好。你跟我来吧。”   汽车沿着前面说的那条从深圳通往沙头角的简易公路往东走。公路崎岖蜿蜒，进入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面便是深圳河。我们在一条崎岖的山路边下了车。   “看见了吗？”他指着深圳河南面说。一片随着山势绵延的英军铁丝网。 </div> “不对，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树林，对，那株小松树的底下。”我看见了，那是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里是我的哥哥……”   顿时，我发现，这位香港人，眼睛里涌上来一层白花花的东西。“20多年前，我过去了，他没有过得去。当时，他的脚受伤了。我小，才几岁，是有   人背着的，他没有。我一回头，看见哥哥倒在河里了。唉——”他擦了一下眼睛，“也没办法拉他哟……”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20年后，我在那边富了。就又到边界上来，站在那边的铁丝网下，想看看哥哥过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二十年了，河都拐了弯了。”他摇着头，哽咽起来，泪流满面。   “于是我在河那边对着河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碑。还好，现在它还在那，看见了吗？”   我远远看去，河对面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块碑，留有红色的墓字。只是隔得太远，字看不清。   “记住，这里叫闸门山。”他说，“愿意听我的故事吗？”我们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山谷中吹来了凉凉的山风，拂动我们的头发。迎着山风，我打开笔记本……<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div>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仇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课题。   “咕、咕……”这是海拔214米的深圳牛屋岭上。拨开密密的乱枝树叶，我看见一块不到50平方米的沼泽地。水流，更准确地说是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在那儿发出轻微的咕咕声…… 这便是深圳河——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头。 深圳河自梧桐山发源，从东北往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公里，河最宽处75米，最窄处仅为2米，人一跃就可以跳过去。   1898年，中英谈判代表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香港新界“租借”给英国，以深圳河作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线。   紧靠着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镇有沙头角、罗芳、径肚、莲塘、长岭、深圳镇等。   紧靠着深圳河的南岸是香港的沙头角、莲麻坑、新屋岭、老鼠岭、粉岭等。两方陆地接界处有开阔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湾是两地分界。深圳的最东面是南海，两方的边界为大鹏湾的海水。1949年以前，草深叶密的深圳河边基本上处于无人管辖的状态。虽然在深圳镇边有一座罗湖桥，法定上它是香港与内地来往的唯一通道。但两地农民一般不走罗湖桥，他们习   惯挽着裤腿，牵着牛、背着犁越过深圳河，想从哪里下水就在哪里下水。沿河两岸虽然有卫兵巡逻，大都装作没看见。   河两边的村庄姓氏主要有陈、庄、叶、万、黄等。沿河两岸村庄，田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说，中方的村庄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庄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两地的农民常要过河到对岸去插田割禾。   有时收工晚了，过境的农民便不再回家，就在对方所属的河边搭个茅草篷过夜。香港一方，有一个小村叫较寮村，据说就是罗芳村的农民为耕作方便在河对岸建起的。   两地的人，常是同一个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结亲联姻，常结着亲戚。1949年10月，由陈赓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广州后向南挺进，直逼深圳。河南岸紧张起来。解放军的目标在哪里？伦敦弄不清底细。于是两个精锐师，从南洋   群岛的丛林调到深港边境。而另一封要求增派军队驻守深圳河防线的请示，也很快呈递到英国首相的长桌上。   然而，情况突然变化，如滚滚洪流南下的数十万解放军，突然停在深圳北面的布吉一带不走了。   1949年7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令叶剑英向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传达命令：为避免引起边界冲突和国际纠纷，部队不再往南。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 从此，深圳河北岸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圳河南岸隶属于英国政府下辖的港英政府。 </div>   港英一方在河南边的边境线上建起了铁丝网，据守的是精锐的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中方也在深圳河边设立了检查岗哨，派遣的是在河北组建的精锐的解放军公安一○师三○团。 </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2b.JPG" width="483" height="335" alt="" /> </div><div> </div><div> </div> <div> 据说公安三○团刚来的时候，河边巡逻的英兵听见对岸解放军操纯正的北方话，以为是中共主力“四野”到河边上来了，香港报纸也好一阵的报道，担心大军进攻香港，弄得人心惶惶，离港的轮船票曾一度紧张。   依照中英双方的协定，两地不再允许自由来往了。但习惯了“大家庭”生活的两岸农民，尤其那些会缠着哨兵磨嘴吵架的大婶大嫂们，是不认什么铁丝网和冲锋枪的。而习惯了在田埂上鸟雀似的飞跑的小孩们，也从来不问脚下踩的是港英的界土还是深圳的界土。   香港报纸登过一张照片：一群深港边境村落的妇女围住执枪的英方哨兵，理论要过河，另一群妇女则趁机把粽子从铁丝网上抛过去。   一开始，边境上中方与港英方的关系也还不错。   从盐田到蛇口，除了沙头角的一段山路有港英方用铁制的英国小旗插在路上作标志外，整个深港边界不设边界标志。人员车辆任意出入。由于从沙头角到深圳开会要走70里山路，不方便，中方军人常把军帽军服脱了，到港英方搭公共汽车往文锦渡，绕近路进深圳。港英方警察认出，也不加阻拦。   由于深港两地的农田互为“插花”，五六十年代，中方曾一度允许给农民办过界耕作证去港方耕种。并指定了出入路径：长岭村的农民通过一条10米长的石桥到香港境内的莲麻坑村耕作；罗芳村的村民通过河边的一个检查哨，到港方的打鼓岭耕作；黄贝岭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岭，所以同罗芳村村民同经河边缺口出入境耕作；赤尾村有田地在港英方马草龙、落马洲，所以村民经深圳河边检查哨，下船出入境耕作；罗湖村有田地分布在港英方的罗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经罗湖桥口出入耕作……这，便是罗湖桥。</div>   从民国年间广九线通车起，由于铁路经过深圳墟，罗湖桥头成为大陆通往香港的最后一站。   桥中间的木板上，用红漆划出的一道线便是边境线，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分界线。红线的北边，站着执枪的中国卫兵；红线的南边，站着执枪的大鼻子英国兵。   说起罗湖桥，至少到清代中期，它还只是过河种田的农民用几株树搭起来的“树桥”。清代后期，村人合资修建了石桥。广九铁路修建时，中英双方同意，由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建造铁路桥。桥上设立“出境检查站”。 当时的“出境检查”是怎么回事呢？   桥北边的中方有两排低矮的平房，十分简陋，以致你可能误以为是某个单位的员工宿舍，但那便是代表着堂堂中华民国实施管理出入境事务的“深圳海关”。</div><div> </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3b.JPG" width="488" height="236" alt="" /></div></div><div> </div><div>当然，平时出入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平房海关”面向着罗湖桥，平房中有一个窗口，窗口边贴有一张白纸，白纸上面有人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四个字：“出入检查”。南来北往的旅客，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接受“中华民国海关人员”检查。   那年头，细心的检查员，会在行李上按一按，用生理感应一下包中的藏匿；不细心的，看也不看，举着一个大大的红印，在你的证件上“啪”地一声盖了，你便可以“出境”。   相对来说，港英方的检查要严格得多，除了检查来者的出境证件外，还要检查行李的重量、皮箱中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火车过桥则比较麻烦，双方的火车头是不能越过那条红漆分界线的。只能开到红漆线后，一方把火车头卸下来，对方在另一头接上一个车头，把车拉走。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边境检查突然放宽了。几乎不需要证件就可放人过关，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一个巨大的政治变化发生了。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4b.JPG" width="455" height="351" alt="" /> </div></div><div>      1949年，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打败，仓皇退往台湾。出于对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害怕”或者“担心”，成千上万的不愿在共产社会中生活，又来不及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大陆百姓，潮水般地涌向罗湖桥，企图避往香港。</div><div><div>   如同一夜涨水，1949年的下半年罗湖桥头突然变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据当时香港的报纸记载，最高峰时，每天过境的人数不下十万。   共产党政权来得太突然，群众成千上万涌来。港英政府手足无措，生怕香港涨水。怎么才又“人道”，又不会“水浸”呢？ 港英警方临时订了个奇怪的“过桥标准”——广东人可以过，非广东人则不可以。 港报这样描述“奇怪的标准”：“难民”们牵儿带女、大包小箱地到了罗湖桥。先检查车票，看行李，英方海关人员（不一定是英国人）眼睛瞟过来，看看你的皮肤、长相，判断一下像不像广东人。然后问你：“喺边度？”（粤语：“去哪里”）如果你能答得上：“嗨烘公。”（“去香港”）那就是广东人，让你过去。要回答不上的，便从队伍中拉出来，推回到桥那边去！   我的堂兄陈秉卓，原国民党的一位军官，就是这样被港英方人员从队伍中拉出来的。过桥受限制了，一些非广东籍的“逃难者”便生出另一些路径来。 这也许就产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 我的那位国民党少校堂兄对我这样描述了最早的“偷渡”：   我不会说广东话，只好离开桥上的队伍往深圳镇里头走。那时罗湖桥边上的街道两边，都搭着一排排的木板房子，说是旅店，专门接纳从内地跑来深圳等候过香港的人。我有个朋友介绍的朋友住在镇上，他把我领到一间木板房子里头，贴着耳朵告诉我，晚上就在这房子里坐着等，哪儿都别去，会有人来找我的。   大约后半夜吧，我看看表，正是三点，听见有人用两个手指头轻轻敲门。我把门开了一道缝，进来一个三十多岁渔民模样的人。也不说话——不过说广东话我也不会懂的。用两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然后伸出巴掌，意思是要钱。我按朋友的吩咐，在他手心里按了两根金条，他就把手掌朝门外摇了两下，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div><div>   这简直就像干间谍工作的呀。外头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我跟着他，经过了一条好像是铺着石板的街道，又转了几道弯，前面便出现了一片芦苇。穿过芦苇丛，我便听见水声，面前是一条河。我想，这大概就是人家说的深圳河了。好像比现在的河面宽，因为能行船嘛。芦苇也比现在多很多，都遮得看不清人。   那人在河边上轻轻拍了一下手掌，芦苇里就慢慢穿出一条船来。   那人在我背上赶紧拍了两拍，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我上得船去，还想回头说什么感激的话，他已经把船一推，小船便朝香港那边去了。   船一到河中央，撑船的——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女人——立起身来告诉我，说我没事了，因为水是属港英地界，共产党没法抓你了…… 我就这样偷渡到了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年，政府对于罗湖桥如此“放宽”，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是同当时毛、周对国内形势的考虑分不开的。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敌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财政拮据，粮食、生活物资的供应都趋紧张。军政人员数目一度突破了900万。政府要养活的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旧人员就高达数百万。另外，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上山藏匿顽抗，放火，杀害共产党干部，严重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治安。   让一些依然留恋蒋介石政府的人出去，既可节省财政开支，又有利于国内秩序。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最体面的做法：从罗湖桥放人。   从1947年到1950年，究竟有多少所谓的“大陆难民”通过“对外走廊”逃到了香港呢？估计总数达200万人之多。   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资本家，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有躲避共产党土改反霸的地主豪绅，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的。   50年代，在香港的调景岭和摩星岭的山头上，曾出现大批数里相连的木屋，据说就是大陆逃港者居住的地方。   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每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这里就变成了青天白日旗的旗海，成为香港的一道特殊的风景”【1】。 想走的，都走啦。少了分饭吃的，倒是好事。新生的国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   二、“隔岸村惨案”   这是隔岸村后面的山上，一个水塘边。   6位烈士，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18岁，一个才14岁。手都被反绑着，脸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里，背上的枪眼血迹未干，地上留着一大滩的血。周围的地上还有香港出产的烟蒂……   深圳，原意就是一条深的河沟。2万人口的小镇，属于县府设在南头的宝安县管辖。镇中一条十字形的老街，两旁是两层的广式骑楼。每逢三、五、七日赶墟的日子，附近四乡的农民挑了蔬菜、鱼虾集拢到小镇上来了。广式骑楼下人声鼎沸、吆三喝四，分外热闹。   清末有了广九铁路通过，深圳的位置便变得格外重要，它是国内通往境外的最后一   站。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玻璃瓶，深圳就是瓶底。国民党政府被打败到台湾时，所有大陆上想要去香港的人，都集中到这个瓶底下来了。火车站旁的罗湖桥边上，搭满了一片片的赌寮、妓寮……最高峰时，深圳镇的常住人口达到4万多人，来自全国22个省市、96个县。</div>   1949—1950年，深圳镇市面上流行着5种以上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南方券（中共南方局发行）、港币、银元、银毫。各种不明身份的人聚集、出入。各种货币的流行，加上宝安县当地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对新生政权的敌视和反抗，共产党在宝安县的政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950年3月，一支征粮工作小组6人，在宝安县西乡的隔岸村被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杀害了。这就是惊动了北京的“隔岸村惨案”。   当年的两广纵队三团女兵，而今已80多岁的工作队员邬少慰，是至今唯一一位面对记者，还能较详细叙述“隔岸村惨案”的人。   大约是冬天吧，我们在深圳领了任务，就准备下村去。我和彭振儒在一个工作队。工作队分了两个组，我去了上川村，彭振儒他们组6个人去了隔岸村。   这样搞了大约十几天，我们组的任务完成了，准备回县。我让手下的一个小战士去叫老彭他们一起走。那战士回来报告说，组长，不好了，找不到老彭他们了。   我说，是不是上村里访贫去了？他说，恐怕不是。我便问，住地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床褥，被子很乱呢，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我说糟了，恐怕遇上了顽固地主，赶快通知大队。   隔岸村跟香港就隔了个海湾，很窄，上船就到。地主反革命要过海来搞破坏，是一眨眼功夫的事。第二天一早，20多人带枪进入了隔岸村。村头村尾地找，找了一个上午，也没线索。一直到中午， 才有战士在山上喊：在这里啦！   这是隔岸村后面的山上，一个水塘边。6位烈士，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18岁，一个才14岁。手都被反绑着，脸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里，背上的枪眼血迹未干，地上留着一大滩的血。周围的地上还有香港出产的烟蒂……   “你要杀我，我必杀你！” 50年代初的深圳一带，杀机密布。   1951年2月，一张深夜贴到深圳戏院墙上的反动标语说，原国民党宝安县公安局长肖天来在香港许愿：“捉一个村干部赏300元、捉一个共产党员赏2000元。” 随之，靠近深圳河的长岭村三次被袭。佛子坳木桥被烧，守桥民兵被杀。   宝安县公安局内部的《敌情综合》说：仅1953年3月份就“发现反动传单3宗、国民党旗1宗、燃烧炸药1宗……”   “3月15日10时左右，新图乡大□村村民刘六，（原文此处为“□”，下同）在村□□米坑山牧牛发现松山挂着一面青天白日（该旗长9寸4分，横6寸）反动国民党国旗。”   “3月24日下午3时正，深圳火车站从新界过来的火车箱内发现放有大小反动传单38张……内容：‘完成反共大业，实行三民主义，反攻大陆，打到（倒）苏联走狗等等。’”<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22b.JPG" width="524" height="426" alt="" /> </div><div> </div><div><div> “1952年7月31日，肖天来的‘广东反共救国军’匪部6人，从新界潜入，枪杀了一名在村口放哨的民兵。”   “1952年8月4日，盐田乡南山村村民钟天生、钟煌友两人上山砍竹子，发现外国香烟盒和罐头盒。公安部门随之前往追捕，全歼敌特6名，牺牲了排长陈德才和战士唐生源。” …………   这种情况是不能够长期下去的。门，得关上了。1950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要对深港边界实行封锁，整顿边防。深港边境大清理开始了。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那第一个拿到出入证的农民，大概不可能想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此开始了！它将延续，并将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深港上空的风云……   首先是：杀一批。 1951年初，中共宝安县委在《关于防特镇反推动群运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在3月10日前，一齐动手，将已批准的死刑犯公审控诉，杀他一批，不得迟疑。再检举，再收集，再请示，再逮捕，再呈报杀一批。各地杀人，必须大张旗鼓，以安定农村。”   除了临时绑赴野外山头外，当年宝安县的刑场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南头西门，即现在的南头加油站附近。一处是深圳镇的晒布岭，即现在深圳中学背后。   据说由于隔岸村“反革命杀人”事件惊动过毛泽东，北京大为不悦，1950年6月30日， </div>  <div>宝安县委特意给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信，称：“毛主席：关于这里镇反，过去现在都做得不大好，1949年解放到1950年底，共杀3人，地委说，你们宝安县至少得杀200人……”在铁腕打击“镇反”，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后”，中共华南分局文件称，深港边境的敌我斗争形势已大有好转，可以对边防实行大的清理了，以便下一步对边界实</div>   行封锁，结束长期以来“有边无防”的状况。   深圳边防大清理由宝安县委书记于斯夫、副书记李馨亭、三○团政委宋云舟等直接指 挥。   深圳边防的建立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不可靠”的人员清理出边境。   初时，公安派出所设在而今深圳老街大江南商城附近。街头上，佩着木盒枪、穿着褪色黄军装的公安人员，操着东北或者山西口音，十分和气地到每个居民家中进行户口登记，询问出身、个人历史、来源。   经过逐人逐户的户口登记和严格的询问调查，深圳公安部门再对镇上人口进行“有选择性居留”登记。   什么叫做“有选择性居留”呢？就是留在深圳镇上的居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祖籍本地或广东省籍、身份清白，没有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经历。外省迁来的一律退回原籍（由国家派往深圳工作的除外）。   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表现出开明的姿态：即使是敌对者，在清理出去时，也发给基本路费。第一批从深圳镇被清理出去的人共计351户、892人。这中间包括来不及跑往香港，躲藏在镇上的国民党残余，也包括一些一直居住在深圳镇的地富反坏分子。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5b.JPG" width="465" height="205" alt="" /> </div></div><div> <div>   经过选择，被允许留在镇上的，基本上都是忠于共和国的“良民”。   但深圳是个特别的地方，即使是共和国的“良民”，也必须在严密的“内控”之中。这种内控，主要通过居民自身严密的管理组织来完成。 镇上设有专管治安的派出所。每条街道都将十户以上的居民组织起来，建立“居民小组”。居民小组中选定成分好、政治性强的积极分子担任小组长。小组长直线与派出所“专干”联系。   居民小组每五天开一次会，对号点名。会上各家各户汇报五天来的劳动、学习情况。小组长细心听取“情况”，遇有居民“思想波动”或者出现“动向”，从夫妇不和到外来不明客人，小组长都会深入家庭“了解”、“帮助”。当然，情况很快登记到派出所专干的记录册中。   外地进入深圳镇的人，必须持有所在地公安部门签发的边防证件。到达镇上后，要由户主陪同上派出所登记，接受询问和证件检查，经签字批准后才能留住。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每条街，每个巷子，甚至一草一木，都已经在层层控制之中了， </div> <div> 任何对共和国不忠的行为，都会碰响派出所门上的钢铃。深圳，变“单纯”了。   车站旁的寮棚、妓院、光怪陆离的舞场商店通通都拆除了，就连那条老街的青石板路也似乎变得干干净净、安安稳稳了。   完成了镇内严密的控制网络后，华南分局便开始着手第二步：建立“边防区”，即在镇外的边境一带建立一个隔开内地和香港的安全保护区。 最初的“安全保护区”包括三道防线，从北向南看，第一道是边防线，第二道是禁区线，第三道是警戒线。三道线的戒备步步升级，越来越严密。 华南分局在1956年的文件中称，在宝安县内划出的“边防区”，其指向是：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南从深圳河起，北至山厦。横长91公里，纵深19公里。   任何外来人须持有由公安部门开出的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入深港边防区的第一道防线：边防线。   通过了边防线，再往南走，须持有由深圳当地边防开出的“特许证”，再经哨卡执枪边防军验证，方可进入第二道防线，即“禁区线”。   进入“禁区线”后再往南，即在距离边境线（如深圳河）还有50公尺至100公尺的地方，划有一条“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常常是一条约两米宽的简易公路。越过了“警戒线”的人，再前行50～100米，就有可能到达河边，即“深港边界线”（主要是深圳河）。这里是“最高警戒区”。   需说明的是，能够进入第二道线，即边防“禁区”的人员，除公务者外，为数已极少。凡是无手续而踏进了“禁区”的，便可视为偷渡，随时可拘捕。 对于偷渡者，初时的命令是：制止不驯，或有武力反抗行为者，可以鸣枪警告乃至射   击。   三道警戒线，警犬枪弹、严密防守，层层警戒，深港边境可谓戒备森严。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公开发布命令：从即日起，深港边境“封锁河口”。自清   与英签约以来、包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岸群众实际上存在的自由来往至此终止。那些私自进入三道防线，企图从深圳河偷渡者，将被视为“叛国投敌”。 第一张盖有钢印的深港通行证明，于1951年3月3日上午发出，是由深圳镇上的一位中年农民从派出所领到的。 据经事者回忆，为了表示“感谢”，当时派出所的人还特意向中年农民端茶递烟，并赠送了奖状。因为边民“觉悟提高了”，不再是打着赤脚，想“过界”便“过界”了，能第一个规规矩矩地来办证件的，当然是大大的“良民”！   那第一个拿到出入证的农民，大概不可能想到，如同数年后东德矗起了柏林墙一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此开始了！它将延续，并将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深港上空的风云…… 而一场中国人的劫难，一场偷渡者与“执法者”之间的血与火的大拼斗，也将随之开 始！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一 </div> <div>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div> <div> 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当年三○团的边防军战士，已经年近古稀。他从深圳边防转业后也没有走远，一直在惠阳商业部门工作，1981年儿子来特区，他又跟来了。他说，这一辈子像是同深圳结了缘似的。   “你也知道那回事啊？”他反问我，“你们记者也够会钻的。”对于50年前的那一次“闸门山事件”，他记忆依然十分清楚，并且愿意告诉我。“但有个条件：不要提我的名字。” 我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解密了，在他们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   二   “那是1956年的9月，或者是10月吧，几号我记不清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兵。”王志刚（化名）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站岗的地方就在闸门山，就是现在从深圳往沙头角去的路上。有人把它说成夹门山，那是错了。为什么叫闸门山呢？因为我们这边的山离香港那边的一座山特别的近，看起来就像一座闸门一样。   那天大约是上午11点，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叫人昏昏欲睡。我觉得那时也怪，太阳都不像现在这样烤人。我抓了枪在边境线上走。   突然发现身后的树枝在摇动。   “谁？”   “是我——”一个30多岁的汉子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认出是部队请来打石的工人班长老潘，潘子良。“你来这儿干什么，这是禁区！”我严肃地说。   “我来看石头，那边的石头都打完了。” “你不要过来了——这里是警戒线了！”我警告他。“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逃。”老潘还在笑眯眯向我靠近。已经就要到我身边了。“你站住！要不我要鸣枪了。”   “怎么这样——”   潘子良的话还未说完，我刚把冲锋枪朝天举起想吓吓他，突然被身后的一个人抱住。我猛地感到头上被重重的东西击了一下，便“扑通”倒在地上。   “哔——”一声尖锐的口哨声，从山头上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下来三十几个人。中间有妇女，还牵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孩。潘子良大喊：“快——过河！”   “扑通”“扑通”“扑通”只听得一片水响，一片水花。几十号人跳进了水浅得只盖脚肚的深圳河。就在这时，猛听见山头上“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声，冲锋枪响了！   我对照着档案材料看了，事情发生在1956年10月6日。1956年下半年，驻深港边境的边防部队接到国防部命令，要在边境旁的梧桐山脚下建一个大的国防工程，据说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自批准的。山洞要大到可以开坦克，于是要招募一批民工开洞。   但是，深圳镇上的人大都只会做生意、开铺子，不会打石头，更不会砌石墙。砌地下的工程，得请外来的民工。   8月的一天，有人给梧桐山下的边防驻军引来了一个湖北口音的中年人，部队领导一看，虎头虎脑，像是有一把子气力的。   “叫什么？” “潘子良。”   “干过活吗？”领导问，关心是不是劳动人民。“干过的——在家专干粗活。”那人说。   领导点点头：“什么成分？” “贫农。” “嗯，把你的手给我看看。”领导说。 </div> <div> 那人伸出手掌来，领导在上头磨了磨，粗粗的，结了茧，果然是干活人的印记。“好吧。你留下来。”领导说，“以后你就是班长，打石民工班的班长，过两天你就去招民工，快些去，活很急。”   两天以后，潘子良来到了东莞县石龙镇的一家旅店里，他的四个朋友正在苦苦等他。他们是龚维卫、杨照业、王国忠、任殿奎。   五人都是在原籍无法存身的国民党军、警、宪人员。而潘子良则是正规军中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家乡“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后，他们呆不下去了，只好流落在衡阳一带做泥水匠。谁知“清查反革命”一地接着一地，看看衡阳也无法呆，五人又从湖南逃到了江西，藏身在赣南的一座山洞里。   住山洞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像野人一样，到山坡上掰点苞米、到山户人家门上偷点粮食过。终于有一天，龚维卫在下山寻食时让人发觉了。山洞不能再呆了。   “潘哥，往下怎么走呢？”几个人躲在农家防野猪的茅棚里又冷又饿。“逃香港去！”潘子良是见过世面的，“咱们的人都去那儿了，共产党管不到那块天。” “好啊，可那地方去得了吗？” “去得了，从深圳跑。”   “深圳我知道的。”龚维卫说，“有铁路，我去做过生意的。”潘子良说：“就一条河，过去就到了香港。以前可以过桥，现在让共产党封了。”他说   的是罗湖桥。“我们早点行动就好了。”他们很快到了广州。   潘子良带了些干粮，先去深圳镇打探，打算摸到了虚实，再靠近深圳河。竟然乘黑夜溜进了边防线，平安到达了深圳镇。   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一观察，深圳河边上边防军来往巡逻，镇子里走来走去到处是民兵。潘子良傻了。没想到边防警戒这么严。   “要是不行，”潘子良想，“那就又得折回去，朝云贵走，从西双版纳那条线逃缅甸了。”他对众人说。 正当潘子良准备往回走时，情况又变了。   潘子良到杂货店买一包烟，发现一位军人正好也倚在柜台上买烟，他很快发现那军人口音中的江苏味。   “兄弟是徐州人？”机灵的潘子良问。“你怎么知道？”那军人马上便来了兴趣。“我是泗洪的。”潘子良说。   “啊，那不远啊。”那军人说，“你怎么上这来了？”在南方这么个边远地方能遇到江苏老乡，军人显然很高兴。   “出来找碗饭吃啦。你知道，咱们家乡日子苦啊。”潘子良递上一支烟，“听说香港那边要人干活，就想去干份活。”   那人大惊，压低了嗓子：“你怎么还敢说这话！你是溜进来的吧。那是几年前的事，现在不行了，要坐牢的，知道吗？” 潘子良显得“懵”了。   那“江苏军人”接着又问：“你没办边防证的吧？”潘子良点点头。“我就知道你胆大包天。你还是快点离开这。我没抓你算看你是老乡了。”军人说。潘子良显得可怜巴巴的：“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干挨饿。再说，咱老家都千多里地，<div> </div>      怎么回呀！出门靠老乡，你给行个好吧。”<div> </div>   “行好？行啥好？要我也坐牢呀，快走——”那人推着他走，猛地推着厚厚背脊的手停住了，“你在家干           过力气活没有？打石头。”     “打石头？”潘子良心头一喜，“打过啊，你们要人干活？” “会砌墙不？” </div> <div> “会啊，我干过这行啊。”绝处逢生！   “算你小子福分好，正好找不着人，你跟我去见我们连长，碰碰运气。”两个小时后，潘子良回到旅店。龚维卫等四人正等得焦心，以为潘子良出什么事了。<div> </div>   好差事！潘子良把事情同四个朋友一合计：到深圳河边上打石头，那不是送个机会给我们跑吗？   潘子良把人一一领到连长面前，让连长挑。连长是个爱兵的，看着这一排精壮的后生，捶了捶龚维卫强壮的胸肌，显然很高兴，对那江苏兵说：“挑得不错嘛，我们全要了。<div> </div>   “谢长官，谢长官！”五个人一个劲地鞠躬。“你们说在哪儿打呢？”连长望了一下山头问。“长官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潘子良回答，其实他早瞄中了一块地方，对他的江苏老乡说过了。“就在闸门山吧。”江苏兵在一旁说，“那儿青石多，还都露苗了的。”<div> </div>   “那是禁区呀。”连长有点不放心，但压头的任务更让他着急。“都是贫农吧？”连长望了望劳力们问。   “都是！”潘子良带头回答说。   “贫农就好，你们要提高警惕。对面有时朝这边放枪的。”连长说，“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你们去就是了。”   “是！”潘子良太高兴了，照着部队的样式行了个礼。这时，连长皱了一下眉头。 后来在追查责任时，这位连长回忆说：“我当时也奇怪，怎么那家伙敬起军礼来，姿势那么正规啊？”不过他没有再往去深处想，工程任务太急。   打石队建立起来了，在从深圳镇到沙头角之间的山路边，开始搭起帐篷，烧起炊火，替建山洞的驻军供应石料。打石队也很快发展到二十几人。   潘子良看准闸门山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儿离深圳河最近，地势最有利。   从香港那边延过来的山头，同从深圳这边滑下去的山头，在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隔开仅仅几十米，像留着一道闸门。浅浅的深圳河就从这“闸门”中间穿过去。 靠河边是一段斜坡，向香港方向倾斜，有利于快速冲跑。 潘子良计算了一下，只要到达河边，冲过深圳河，就是再慢，也只需20秒左右的时间。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第二，这儿是边防军三排与二排接岗的衔接点，容易出现衔接上的时间差。埋伏在山上的打石工们，完全有可能抓住宝贵的“20秒”。 打石队中，又有人提出了“新思维”。“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只管自己跑。”龚维卫说，“不如把 老婆孩子都接来，一起过香港去。”   杨照业对潘子良说：“也对，反正要死一起死，我也去把你二姐接来。”杨照业的老婆就是潘子良的二姐。   潘子良犹豫了。他以前不是这么想的，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时，想的是如何保命。现在命保住了，大伙儿想法又多了。这渡河是件难事，危险性极大，弄不好是要死人的。他想的是让五个男人先逃出去，在那边定下来，找机会再回来接家属跑。   但是，二姐夫说到自己的姐姐，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动了，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她正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呢。   “子良，你想想，如果我们能过去，分隔两地，要再回来接他们，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姐夫杨照业悲伤地说，“一家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分开，让他们在共产党手里挨斗受苦，我就是过了河也活不安生啊！” </div> <div> 有的人眼圈都红了。“行吧！”潘子良同意了。   “他们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顺道就去内地接人。但是，只能是带老婆一个人！”他对杨照业说，“孩子都不能带的，记住了吗？跑不动，要害事的。老婆接来，这儿是不准进的，都放在石龙镇，有火车，来这很快的。等这边的通知。”   10月5日，杨照业偷偷来找潘子良，告诉他一个消息：“家属已经到了石龙。你老婆也到了。”   “好。”潘子良眼里的火花一跳。“那就把他们领过来。” “怎么领？”   潘子良吩咐道：“你和大家都准备好。我到部队去开招工的证明，开了马上到石龙去接人。人到了深圳后，我们走山路来与你们汇合，看准机会就从闸门山冲过去！”   杨照业想了一下，有个疑问：“是单个偷偷过河好，还是集体过河好呢？集体涉水目标太大了吧？”他眼睛看了潘子良半天。   对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潘子良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先别问这个，听我的。人到了再说。”   三   潘子良带了龚维卫和任殿奎，拿到了证明，迅速到了石龙的车站。可是一看，立刻又叫他凉了半截。   不但几个人的老婆来了，而且跟来了四个孩子，一个十二三岁，三个才五六岁。“叫你们不带不带的嘛！”潘子良生气了。乱弹琴啊！哪有拖儿带女去偷渡的！   但看见这些女人孩子，一身褴褛，同叫花子也差不多了，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挨到这里的。他又叹了一口气。   这时，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咬咬牙，把四个小孩扔在石龙车站，让他们自己讨饭回老家去，大人则赶快奔深圳河。但是，他犹豫了。当看见多时没见任殿奎的孩子一声“爸爸——”亲热地扑在任殿奎身上时，他的鼻子也酸了。   潘子良无可奈何地瞪了杨照业一眼：“全都是你们害的！现在是要退也没得退了，往下就拼命吧。”他对任殿奎说，“就看我们命大不大了。拼过了深圳河，你们一家人过上安心日子。要是拼不过，大家就一起死。”   大家一时黯然。任殿奎的老婆便流着眼泪说要带孩子回去。“算了！”潘子良一看情绪不对，马上安慰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一条河   吗？有什么了不起？几分钟的事。明晚到了香港，你们一家请我吃团圆饭！”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露出一丝笑，情绪又上来了。“宽不宽的嘛？”任殿奎的妻子有点恐惧。   “不宽，就只几米，水又不深，跨过去就是英国的土地，下水他们就不能开枪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孩，”龚维卫说，“怕他们哭。”潘子良皱皱眉：“大人背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出声，小孩不准哭。哭就拿手   巾捂住！听好了啊，别到时候下不了手！”一群人没有声息，但只有一个意思：放心吧！都横了心了！“上车吧！”十几人就这样上了火车，往深圳去。   一到深圳，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   潘子良原来以为凭边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会给他们一行开出去沙头角禁区的通行证。但是，那办证的人是个老公安，他拿介绍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潘子良，表示怀疑：“你不是招人到沙头角打石头的吗？还带些女人小孩去干什么？” 潘子良笑着递上一支烟：“是家属，嘿嘿，去煮饭的。” </div> <div>老公安用肘把递来的烟碰开：“煮饭？小孩也会煮饭吗？不行，通通回去——要探亲也只能在深圳镇上见。”   老公安拿出笔在纸上写下：“可在深圳旅店住宿，不能进入边防禁区。”撕下来递给潘子良：“去吧，同意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三天。” 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他只好拿着住宿证明，出了派出所。   大队还在闸门山那儿等着呢，现在，管不了什么“禁区”不“禁区”，只有冒险领着这帮妇女小孩往禁区走了。   天昏黑，他们出了镇子，就看得见高高的梧桐山。路上有警戒，他们提心吊胆，绕着山走，沿着梧桐山脊翻过去。   那天正好部队杀了猪，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值勤的不多。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带人避过了岗哨，爬过了梧桐山，来到了边界附近。   杨照业早已领着一群打石工在草丛中等着了。“到底来了。”杨照业看见潘子良领人来了，不知有多高兴。其余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 来了，都欢喜得抱成一团。   “不许高声！”潘子良制止团聚了的人们。他点着脑壳把大大小小的人清点一下，包括后来招来的打石工，一共是32个人。   “好的。”潘子良说，“大家都听从我的指挥。”现在，深圳河与对岸的香港已经历历在目了。“大家看见了吗？”潘子良指着山下亮着 灯光的铁丝网说，“就是那——铁丝网下面的那条河，就是深圳河。”   一条带子一样的小河，在昏暗中闪着白光，轻轻松松地向远方流去。隐约看得见，山下边有端着枪的边防军在走来走去。   河那边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那就是香港新界，我们就要胜利到达的地方！”   他说：“今天夜里大家先躲起来，明天白天再过河。” “明天白天？”有人不明白，现在夜间正是好时候啊，为什么不利用夜色作隐蔽冲过 去。   “你们不懂，他们巡逻的重点就在晚上。白天这一线两公里只有两个巡逻的，晚上就有十几个，你穿针都穿不过去，等于是送死。”   潘子良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把他的分析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河边已经不到一千米了。靠河是一片灌木。明天冲河前我们可以接近灌木丛，到达离河两百米甚至一百米处。越近，当然冲河的时间就越短，越容易成功。”潘子良交代说。   “他们明天那班岗是早晨8点换岗，到那时候这一公里的边防线，就只两个人巡逻了。他们两个人，要看一公里的芦苇灌木丛，我看，怎么都看不过来。”潘子良继续说。   “我为什么把冲河的时间选在十二点前的十分钟？这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因为已经站了快四个小时了嘛，快换岗了嘛。太阳又大，人最累。”潘子良说。   “我看表算过了，他巡逻过去再转身回来，到看清这边发生的情况，大约需要5分10秒以上的时间。我们那时离边界已经很近，5分钟还跑不了一二百米？跛子都行了啦，过河才几秒钟。等他们回头来巡逻到这里，”潘子良手中的树枝指着闸门山的山脚说，“我们已经冲过了河，他们想抓也来不及了。下了水就平安了，他们就不敢开枪了。”   大家不能不对这位出缅打过战的连长投过去佩服的目光。“好了，没事了。现在，大家养好精神，睡觉去。”所有的妇女儿童当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丛中睡了。打石队的人全部回山下的营地，一   切照常，以免部队的人突然来访发现。   第二天一早，潘子良突然出现在山头上。“起来——起来。”大家起来时，发现潘子良轻装打扮，绑腿、武器是一根木棍，已经 站在一个小坡上了。大家便很快地集合。 </div> “我们拼命的时候到了。”潘子良说。大家都有些紧张。 “我把话给大家说明白了：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给共产党抓起来，进监狱、枪毙。反正一个字：死。只有拼出一条命来冲过去，才有一条活路，才能挺起腰来做人！”   他突然“沉”了一下，显得有些悲痛。“我为什么要32个人一起冲呢？”眼圈有些红，“有些弟兄还不明白。他一个哨兵再有   本事，回过头来，也抓不了我们32个人。就是开枪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冲过去30个；打死我们10个，我们也能冲过去22个。值！”   大家一下子都静悄悄的看着潘子良。有女人在“凄凄”地哭…… “不许哭！”有人制止说。   潘子良说着眼泪也往下掉：“过河时男人都走在最后，我在最后的最后——我也许会死，要是我死了，我的儿子拜托各位了，他现在住的地方是××省××县××乡××村。各位将来好了，要还记得我潘子良，能回来把我儿子也领到自由世界去，给我多烧几炷香，我就感激不尽了。” 一片死前的寂静。   “记住，到了香港的人，将来好了，发了，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有人说。   几个女人的哭声由于被抑制而显得格外凄惨。奇怪的是小孩似乎感觉到事情的危险，反而一点也不哭，只是紧紧地贴在女人怀里，根本用不上原来准备的毛巾。   “走！”   潘子良猛地变得凶狠异常，拿了一根木棒：“我先上，先干掉那个当兵的，然后大家听我的命令，冲！照业，走！”   潘子良的分析失误了，因为那次新兵王志刚没有巡逻到一公里外的顶点处，就提前转了回来……   四   烟卷烧起的青烟袅袅上升，那是从坐在我对面的王志刚嘴边飘过来的。“杨照业抱住了你的腰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很清楚了，后来告诉我是潘子良在我头上打了一棒，当时我只知道，眼里是一   片金花，耳朵里嗡嗡的，什么也看不清，就迷迷糊糊倒了。后来，我依稀听见劈劈啪啪的，像平时炒豆子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是枪声，顿时清醒了许多，我知道那是开枪了。我想爬起来，可是爬不动。就有人来救我了。” “你还看见了什么？” “眼睛看不清，蒙眬中，好像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拖过河来，男的女的都有。”“再后来呢？”   “再后来……”他似乎在搜寻着记忆。“我记不起来了，已经在医院了。留下了这个——”他拢起头发，头上有块疤。   有一种说法是，当32个越境者一齐冲向深圳河时，可能是被枪声吓懵了，有小孩突然往回跑，潘子良于是又回过头来，跑向北岸去抱小孩……</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24b.JPG" width="425" height="384" alt="" /></div><div> </div><div> <div>   2009年5月，当我去向那位向我提供线索的香港老板问询文章意见时，两鬓白发，年近六十的他正忙着准备参加一个政协招待会，由于对特区建设作出的贡献，他新近被评为“优秀投资商”。   “是的，是这么回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把我的文字在手中缓缓抚摸着，眼圈都红了。“谢谢你，谢谢你，记者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他摘下眼镜来擦着眼睛说。   我发现老人的声音在颤抖：“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     ——活擒刘立福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7月29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一 </div> <div>       1955年下半年，有一位着花条格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经过罗湖桥时因为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的行李而被带到了调查室询问。在调查室里，中年男子突然提出要同深圳市某机关某人通电话的要求。 </div> <div> 十几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开来把香港男子接走。   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带去宝安县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还有一位宝安县公安局的领导。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战友握着香港男子的手摇着。   香港男子说的是广东的客家话。局领导李馨亭是北方人，所以当时在场的还有侦察科懂客家话的小Z。充当“翻译”。 “4号同志叫我向你们问好。”香港男子说，“他叫我口头带来情报：刘立福为陈镜辉收买，过河来爆破铁路。国庆节前就可能从香港莲麻坑一带渡河。请你们注意防范。”   半小时后，宝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个工人在单车后尾搭着该名香港男子进入深圳火车站，消失在回香港的人流中。   香港情报机构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派人亲自过河来送情报，说明此一情报的机密   性。   陈镜辉是什么人？刘立福是什么人？这位中年男子送来的情报说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颠覆破坏。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国民党势力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6b.JPG" width="451" height="234" alt="" />   当然，共产党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圳河北边早作戒备，布满眼睛。据说，广东的一位作家在公安部门的陪同下参观罗湖桥时，问：“我们的地下线索在哪里？”陪同者指着布满车站前的杂货店、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说：“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我们的人。” 双方的情报部门都在竭力利用香港。 据说，在香港，有人是专干“贩卖情报”这一行的：共产党给钱，给共产党弄情报；国民党给钱，给国民党弄情报。谁给的钱多，情报给谁。 当时，国民党针对深圳河边境的特工组织主要由台湾的“中委二组”直接指挥，首领是一个宝安县观澜乡人，名叫陈镜辉。 双方的“特工”虽然彼此从不见面，却非常“熟悉”。李馨亭等人清楚“中委二组”头目是谁，隶属台湾的哪个系统领导，最近主要的行动目标是什么。陈镜辉同样也知道：河对岸那个对手叫李馨亭，是山东东明县人，老家地名叫五霸乡。甚至连李馨亭什么时候南下、老婆在哪儿上班，他手下最得力最英俊的侦察员周水君最近在同一位姓杜的女教师“谈恋爱”……他们都清楚。 所谓高手过招，谁也不服谁，往往是你策反了我一个人员，我还你一次秘密爆炸…角力，在无声地进行着。</div><div> 1955年，台湾方面给予“中委二组”指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派人偷渡过河去，炸掉广九线的一段铁路。   一旦铁路瘫痪，按时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突然停开了，消息会很快传到国内外，这不仅会在广州和香港造成恐慌，还能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稳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里放颗炸弹不行啊？以各位对宝安县的熟悉，不说放颗炸弹，就是放颗炮弹，也只是湿湿碎（小意思）的事啦！”陈镜辉端了一碗酒，绕场一周，敬着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众弟兄一齐举杯。   陈镜辉在会上布置任务的事，第二天就成为宝安县公安局秘密会议桌上的讨论题目。以致后来被捕的国民党特工不能不摇头感慨说：“还以为我们的内线厉害呢，你们的更厉害！”   但实际上，宝安县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计划的表层，“中委二组”的核心组织还没有人打进去。这个计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化？依然不清楚。   当时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是：执行人很可能不走罗湖桥的正常通道，而采取从深圳河边芦苇丛偷渡的路线。这是因为从罗湖桥以“港澳同胞探亲”身份通过，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带上炸弹不容易；而陈镜辉身边有不少宝安县人，熟悉地形从深圳河一带偷渡，较为容易。   让李馨亭感到为难的是，边防线这样长，很不好防。过河就靠近铁路了，放个炸弹就是几分钟的事，对于熟悉边境的人来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办法办法当然是：掌握核心机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过河时就先抓住。 宝安县公安局把得到更“进一步机密情报”的要求向上级提出来了。 真要感谢那位神秘的“4号”，现在，情报送来了，准确地指明了：人叫刘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莲麻坑一带。   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办多了。 至于送来情报的4号究竟是谁？这连当时宝安县公安局的最高层也不清楚。也许就是前面说的代4号问好的中年人本人：“宽脸膛”、“三十多岁”。 当然，也许根本不是。   二   “刘立福。”侦察人员打开秘密档案，细细寻找着那个准备过河来爆炸的人。找到了——所有必须注意的人物，都在秘密档案中记录着。   “刘立福，男，宝安县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年由蛇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关人员对刘立福的外相描写，也在记录中：“20多岁，白净面皮、面貌俊秀，有点像女人。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   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并合打手势。”据说刘立福在读书期间还被“中统”相中，学习过有关的谍报知识。   由于宝安县的偷渡者过河之后，往往会找不到工作。国民党的特工组织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发现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养，然后再派过来。 刘立福一偷渡到香港，陈镜辉就把他网罗为准备送往台湾深造的“重点训导对象”。有趣的是，据说，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也注意到了刘立福，开始还准备把他发   展成为中方的谍报人员。当时有关方面的指示是，只要刘立福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服务，他可以脚踏两只船，为国民党方面提供一般性情报，以掩护自己，而暗中应为我们提供更机密、更重要的情报。   但是，刘立福的一个叔父在镇反时被共产党枪毙，他反共立场很坚定。陈镜辉用重金把他发展成“中委二组”的谍报人员后，他拒绝了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对他的“收买”。</div><div>   对于这样的危险人物，广东省公安厅特别指示：一旦偷渡过河，立即利用机会，执行武力抓捕！   陈镜辉选择刘立福，当然还考虑到刘立福是宝安县当地人，说话、利用地形，都有条件。反过来说，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边界就会被监视。   但陈镜辉万万没想到，选择宝安县当地人，又给宝安县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对爆破点位置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   情报分析人员认定，因为被派遣人一般会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龙岗乡等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险。所以，“中委二组”计划的爆破地点，很可能就在刘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这就大大缩小了防范的范围。   很快，在准备“过莲麻坑便抓捕”的同时，宝安县公安局还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应对：广深线的平湖及附近路段的警戒，在暗中加强，变得水泼不进。 根据4号提供的情报分析，刘立福的潜入爆破时间，可能是在1955年的国庆节前后，所以到了9月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鱼儿上钩。   但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没有动静。1955年的国庆节，宝安县城里开了庆祝大会，晚上舞龙灯。刘立福没有来。   又过了几个月，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情报说，没有什么变化，刘立福天天在尖沙咀泡歌厅，同舞女们打牌、喝酒，看不出他有什么要行动的迹象。   是4号的情报有错，还是陈镜辉的计划改了？1956年2月的一天，罗湖边检站的监视哨突然报告：刘立福出现了，执香港居民身份   证，正在海关接受检查呢。奇怪，没走莲麻坑了。他怎么还选择了这么一个时间进来？就是离五一节，也还有两个多月啊！   “是让他入境还是马上抓？”电话那头，侦察员小周悄悄的声音。“有没有带违禁物品？”公安局长问。“没有——什么也没带，就一个包。”   当然，这是个好时机。抓了他会省了很多后患。但是没有现行，就是有血债的国民党警宪，过境时也不能抓呀。   一时已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人已在站台边，再拖他的时间说不过去。“先放他进来。”当时的判断是：刘立福必定是带有任务来的，有任务就会行动，只要盯得紧，不怕他   行动，行动了就好抓。   奇怪的是，刘立福来到深圳镇上后，什么也没干，在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在车站的旅客休息室坐了十分钟。好像很无聊似的，漫步到摊上买了一份《羊城晚报》，突然转身上了往广州方向去的火车。   车站旁卖报摊的王老头，立刻把情况传给了走过来买报的“港客”——侦察员刘志新。这家伙上火车是要到哪里去呢？想干什么呢？   火车在往他的老家平湖的方向开。   宝安县的公安机关，立刻通知在他的老家平湖白泥坑村周围和铁路沿线加强警卫，等着刘立福回老家来。一边派人跟踪刘立福上了火车。   但是，刘立福没在平湖下车，火车拐了一下，朝广州去了。刘立福一直到广州才下车。   一下车，他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他领着孩子在广州火车站转了一圈，又突然跳上了火车，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回去。这家伙在卖什么药啊？他潜入过来的“任务”，难道仅仅是给那些在香港的父母，雇来 领孩子偷渡的吗？ </div> <div>打掩护，这小子不会那样简单。   他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会要在这个时间搞爆炸吗？不管怎样，先上火车，盯住了他再说，别让他跑了。   在刘立福后面的座位上，有四个高声叫着打扑克的青年；在刘立福座位前面的过道上，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农民”正将行李“横摆”在过道上抽卷烟。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窗外的风景。   现在，前后有7个侦察员堵住了刘立福，刘立福可说是插翅难飞了。当时的计划是：到了深圳，先以“带小孩偷渡”为名扣押刘立福，把他关起来再审。   但是，此刻，刘立福似乎一点警惕都没有，火车刚出广州站，他竟靠在长椅上打起盹来。躺在地板上装睡觉的侦察员从地板朝上看，看得见刘立福悬着的两只脚和穿着的皮鞋。心想：今天你就是再有本事，怕也难飞出去了！   车过了石龙就是平湖，到他老家了。他没下。   过了平湖就是布吉，过了布吉就是深圳。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像从地上蒸发了一样，一到深圳，刘立福就不见了！座位上留下的是那个孩子。   三   当夜，香港方面的内线情报人员就报告说，刘立福此次过境，目的还不是爆破，是转手另一个情报。本来要在平湖下车回老家，顺势观察的。但在车上，他同侦察员的目光偶然相碰的时候，发现了危险。于是不走罗湖桥，中途突然下车，临时决定“偷渡”回去。现已回到了香港观塘家中，窗口的灯已经亮了！   好个狡猾的刘立福！他在广州火车站已经顺利交接了情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小孩转的手。   “我们上当了！”   “一定要抓住刘立福！”第一次的耻辱让侦察员们分外气愤。 还好，根据香港方面的情报，刘立福并不知道他最重大的行动任务——节日爆破铁路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照分析，他仍会再来。   又是两个月过去。侦察员们等着。1956年4月26日，宝安县公安局突然再次接到可靠情报，刘立福将在五一节前夕过 来，这次他的任务次才真正露出陈镜辉的底牌：爆破深圳的平湖—布吉之间的铁路。   绝密的命令下到了守卫边境的三○团部队各岗哨，尤其是与莲麻坑接界的哨所：“就在边境上抓他！如果他反抗或逃跑，可以开枪。不能抓活的就把死的带回来！”   铁路沿线也加强了岗哨，平湖—布吉一线的铁路线上，哨哨相望。加上附近公路上巡逻车来往巡逻。即使刘立福通过了边境线，也根本无法靠近铁路实施爆破。   这回，李馨亭把刘立福的破坏计划再多作了一种考虑。万一刘立福不走罗芳村渡河呢？万一他直接走罗湖桥，作为港客回乡合法入境呢，怎么办？   对刘立福来说，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行的，作为“港澳同胞”，只要没有“现行”，谁也不可以抓他。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白泥坑村家中，而爆破用的炸药，可能早已经有人先带过来，藏匿在他家中或者什么地方了。   他可以在家中睡个好觉，然后突然在某个时候出现，到某个地方，取出炸药，瞅着机会，飞快地靠近铁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完成爆破。   为了对付这一种可能，李馨亭又再加派了一支队伍，将白泥坑村周围的山头、道路以及刘立福的家秘密包围起来。   “我记得是26号下午开的会，27号我就与叶盛湘、周水君去了白泥坑村。”老公安陈恩 </div> <div> 祺回忆说。几十年的事情，至今还记得在哪一天发生，可见老侦察员独到的记忆力。 “我们去的时候，民兵队长还不以为然呢，”陈恩祺说，“还说，不会吧，刘立福人挺老实的呀，他怎么会干这个呢？”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条小路，是刘立福要潜回来必走的，十几个民兵，还加上我们公安局的五个人，提前埋伏在路边上。   虽然是四月份，天气已经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夜晚，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中，蚊子一团团地来围攻人。“也许是太盼望抓到刘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没感觉了。”老侦察员们回忆着。   “28、29、30——”他掰着指头说，“我们就这样在草丛中整整等了刘立福三天。没来。”   “五月一号晚，大约11点的时候，我伏在地上累了，正想到偏僻处小便，猛听到笋岗桥方向‘轰——’地一声巨响，爆炸了。”   “狗日的，给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没有上白泥坑来！”刘立福顺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过境时也没有被抓住吗？   刘立福是怎么爆破成功的呢？这在当时成为一桩轰动的疑案。   据后来侦破的情况，狡猾的刘立福突然不选择他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儿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密。据说，这条路线是他从被香港方面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当时，我也早有一点预感，这家伙可能爆破成功。”另一位侦察人员说，“因为据香港方面情报，他应该在4月28日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就是说，我们有三天时间失去了他的踪迹。对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这么久，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这三天中，刘立福到哪儿去了？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抓获，才揭开这个谜。   为了隐蔽行踪，在到达了深圳方面的黄贝岭后，刘立福哪儿都没有去，就一直趴伏在酷热的稻田里，整整躲了三天！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就不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这样，他凭着坚韧的毅力，终于得以在宝安县公安人员的眼皮下消失三天，无法跟踪。   “这个人好耐心啊！”老侦察员们至今还感叹说。好个刘立福！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住他的。刘立福在4月30日时已经第一次接近了目标，即平湖的布吉桥一段。那是深夜两点。那时，在严密的警戒下，只要一行动，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两点半左右，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了，点了一根烟。据后来刘立福交代，就是这两下红闪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险，再次折回到隐蔽处。   潜伏在草丛中的刘立福发现，他的行动已经暴露。可能内部有共产党的内线，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标，怎么会突然有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潜伏？   面对密密层层的潜伏哨，刘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经给陈镜辉立了军令状。只有麻着胆子，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抓住时机，还是要接近铁路。5月1日深夜，他离开了布吉桥，像蛇一样滑到了深圳铁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 近，在草丛中苦苦等待时机。   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要松弛很多。他悄悄等着：十点、十点半、十一点！   就在巡逻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他突然窜上了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div> 清水河路段的铁轨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炸翻了十几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停滞在香港和广州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没命地狂呼：“爱国志士英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趁着人们的注意力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刚蒙蒙亮，刘立福已经按照原路，经罗芳   村附近的山地，平安回到香港。 刘立福炸损铁路被看成“中委二组”的巨大成功，受到了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度嘉奖。在庆贺酒会上，陈镜辉高举酒杯不可一世地称：“我们现在有了一位可以来往深圳河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   当记者问他“英雄”叫什么名字时，陈镜辉说：“我们暂时无法告知英雄的真实姓名，这要等到我们成功光复大陆以后。不过我们已给他一个绰号，你们可以在报上这样称呼他：‘飞鱼’！” 当时负责深圳保卫的公安局副局长李馨亭，在1956年被免去了职务，调往广东省龙门 县。   四   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最高国家安全部门严词切峻，为此事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赶到了深圳，带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署的命令。   “公司”（当时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的代号）严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获这条为大陆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失的所谓“飞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动用了香港“4号”。 正当“英雄”刘立福在灯红酒绿的尖沙咀“泡”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已经逼 近。 一个月后，他突然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要加快行动，急需电台，着“飞鱼英雄”刘立福立刻携带电台部件赶往广州。此次成功后，他将不再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提升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职。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在“胜利”的狂热中，他向陈镜辉表示：三天内可以成功返回。“共产党的防线”“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7b.JPG" width="496" height="274" alt="" /> <div><div> 他，太骄狂了！ 只有老练的陈镜辉对刘立福的前往表示过迟疑，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功，中共方面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上峰”严词切峻，以“广州情势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刘立福立即启程。 二话没说，刘立福稍加准备就再次偷渡黄贝岭。   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按倒在地。   情报之准，令人惊异！   当时被抓住的有两人，另外一个是刘立福的助手。他们被抓的位置在而今罗芳村附近一间电子厂里。现在是一个篮球场，当时是一片芦苇。   1956年6月，所谓的“飞鱼”，终于在严密监禁下，以“反革命特务”罪，接受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刑判。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7月29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五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到另一个重要的人物——4号。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在哪里？“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无名英雄。” 几十年后的座谈会上，深圳的老公安们，无不这样谨慎地回答我。 对于4号，我可以告诉读者的是：到90年代末，他已是快80的老人了。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开着一家不大的商场。有时也会到台湾的儿子家小住。喜好种花，他的兰花据说还在香港某展览会上展出过。   1999年，他在香港静静地去世，只有老伴陪着，葬礼也像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样简单无 华。   他的儿女所能知道的是：爸爸一辈子都是个生意人。只有大陆最核心的公安部门，才会用代号记着他的真实姓名。</div><div>   当然，记录谍报人员的那些册页，照规定到一定的年月就会被销毁，是几乎所有的世人都不可能再记住的，包括他们的亲人…… 在香港的山头上，有许多公墓，墓前立着他的碑，不知是哪一块，但那名字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也许——连碑也没有。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     ——一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   得到他的允许，我公开这段故事。1997年2月的一天，香港旺角一间酒楼里，十分热闹，不大的酒楼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喝早茶的广东人。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8b.JPG" width="480" height="378" alt="" />    作者的表弟文嘉宁（左），曾在深圳白石洲下海偷渡时为狼犬咬伤、被捕，经多次涉险 后逃到香港转居加拿大。 </div> <div>   对面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按辈分是我的表哥，名叫何增璜。原住湖南省桂阳县的何家巷，50年代从老家潜到深圳，然后偷渡到香港。 </div> <div>   “大虎表哥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我用小名叫他。还带着县里请港台人士回乡去办厂的“拜托”。   “不回了，不回了。”他摇着斑白的头，“回去做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有些凄凉。半天，他忽然问我：“石板街还在吗？”似乎在想什么。“还有，我家后门园里的石榴 树，还在吗？红红的，这么大——”他拿手比划着，像当年爬在树上摘石榴的孩童。   他想着他的家呢，这位离乡几十年的老人。其实，他哪还有家？他家所有的砖瓦，都早在“大跃进”中被拆了建炼铁炉了。 我的心便不觉有几分悲凉。 他忽然停顿了一下，靠拢我，紧张地问：“还有，荷叶塘呢？还在吗？”他似乎很怕提起那个地方。   这是为什么呢？   一   我的家乡在湖南的南部，是个小县，名叫桂阳。   县虽小，却出了一个全世界都有名的伟大人物，那就是蔡伦。也许是造纸的缘故罢，小县城的水井特别多，水也特别清甜。   清清的小溪水，与长长的青石板街道平行着，构成了一道诗意的景观，一同向南缓缓“流”去……于是一些人家的门槛边，就会架上一道道弯弯的像桥一样的砖拱，用来过人。月牙形的，别致得很。   小溪的水流过了何家湾、七里街、洋行角……最后接上一片水塘。塘里长满了绿绿的荷叶，红红的荷花，都在夏天的风中一摇一摆，美丽极了。那便是大虎表哥问的他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荷叶塘。   “在的，在的。”我只好告诉他。   他嘘出了一口气：“啊，在就好——不要破坏了。”五十年前，美丽的荷叶塘附近，便是大虎表哥的家。大虎家的房子很气派，门额上题着三个字：家风第。   大虎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五表姑，出身官宦门第，她算起来，应该是曾国藩的重孙辈   了。   五姑丈是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营长的。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散兵游勇到处乱躲，五姑丈便失去了踪迹。   那一日，已经是深夜了，五表姑突然听到有人在窗口叫：“文琪、文琪——”文琪是五表姑的名字。她一回头，便吃惊地看见窗口上露着一双眼睛：五姑丈回来了！ “哎呀，你还敢回来呀！”她赶忙开了门，把五姑丈迎进来：已经换了便服了。五姑丈背靠着门，却不进来：“快，收拾东西，快跟我逃！” “逃？去哪里？” “香港——大虎二虎呢？”   “在床上。”五表姑指着熟睡中的大虎兄弟。“快叫醒他们——人家还在山后头等着。”“人家”指的是准备一起跑的城里的几个大 户。   据说那次成功逃去香港的，还有桂阳城里“大北关”刘家两兄弟、县城姓李的国民党党部书记，还有一个少校军医。后来都住在香港的调景岭，一辈子没再回来。 熟睡中的大虎二虎怎么也叫不醒。“你别叫这么大声啊，外面听见啦——”姑丈很担 心。 五表姑忽然想起，带着孩子是逃不了的，便催五姑丈：“你逃吧，他们能拿我母子怎么样？又没做坏事。” </div> <div> 话还没完，就听到有人擂前厅的大门——是民兵！   五表姑一把就把丈夫往后门推：“快跑！”两人转身就到了后门。 走到墙边，五姑丈爬上了梯子，泪珠就掉下来了：“但愿菩萨保佑你们没事。今生不知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说完，翻身就出了后院的墙。从此跑了香港。   等两个端着枪的民兵进来时，五姑丈已经逃远了。“为什么不开门？”民兵问。“我没听见。”五姑扣着衣襟说。   但梯子是来不及搬了。“呀——后墙还有梯子呢！”一个民兵在后院发现了木梯。   五表姑因此被抓去派出所关了一个月，从此成了日日被“批斗”的对象。我至今还记得五表姑被游斗的情形。   一长串衣衫褴褛的队伍，从石板街道的尽头上走过来了。队伍中的人，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串在一起，像孩子手里的一串大蚂蚱。民兵拿着竹片在后头吆喝着：“走！走！”如同赶牲口。五表姑就跟在这行列中，胸前挂着牌子，上头的红叉里写着：地主分子陈文琪。   她低着头走。头发有一半已经花白，身上的蓝布衣却十分整洁。   她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敲着一个破热水瓶。走几步，后头的押解人就在她的头上拍一巴掌警告：“敲响点！” 于是，筷子敲着破热水瓶的“念经”声，便响得更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她自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她依旧自念。“打倒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家属陈文琪。”她还是自念。   有时母亲隔着窗口，看着从石板街上走过的“地主婆”队伍，会惊慌地关上窗子：担心这“风”也会吹到我们家里来。然后着急地对父亲说：“文琪呀，怎么旧社会的习惯还不改呀，都押着游街了，还穿得那么整齐，找死呀！”   父亲不做声，他本身就很危险。“游街”结束的当晚，大抵都是“斗争会”，由居民小组组织。   晚饭过后的时间，长长的石板路上，便回响着铁皮喇叭筒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了！今天晚上，在三厅屋开斗争大会。”   顺便说一句，这种“斗争会”是可随意举行的，主要用来“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居民工作碰到了困难、修马路的任务完不成、“除四害”还欠着数字……那一定都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搞的“破坏”，可以搞一次“斗地主”来“促生产”。   至于那天的“斗争会”斗哪一个，也是随意的。看居民组长的喜好而定，如同抓出关在笼里的鸡。   厅屋的地下用木柴架着，烧着一堆大火。火堆旁，密密麻麻坐满几十个街邻。古街邻居，年年结亲嫁女的，如果照人们血缘看，四分之一都是五表姑的亲戚：或是叔伯舅舅，或是表弟表兄。   但是，这些曾经亲亲热热，一张凳上嗑瓜子的街邻亲戚，开起斗争会来，个个像是有深仇大恨，争着“大义灭亲”！ “陈文琪站出来！”喊五表姑出来的，正是她的远房表妹，居民小组长。五表姑就站出来了，在一圈“群众”中勾着头……火山爆发般愤怒的口号声： “打倒反动分子陈文琪！” “陈文琪老实交代！” “快说！你是怎么放走伪营长老公的！”   “我上次已经交代过了。”五表姑回答，语气很硬。有人尖叫：“你同反革命老公有没有联系？” </div> <div> 五表姑反问：“人都跑香港了，怎么去联系呀？” “呀，还不老实啊！”这里“老实”其实是“驯服”的意思。“这是要打！”就有人愤怒地叫着，正义地从队伍中跳出来，对着五表姑就是一耳光！“打得好！打得好！”人群中有人叫好——打人的正是准备入团的街邻秀秀。“端渣子来呀！”秀秀声嘶力竭地叫着。   就有人端了一箩炉渣子进来，“噗——”地倒在地上，锋利的渣尖向上朝着，像张着 口。   “跪下！”秀秀在五表姑后头推了一把，她便“哎哟”一声惨叫，双膝已经跪在了炉渣上……鲜血从她跪着的膝盖边——自然会有人把她的裤腿挽上去的——流出来。 终于，一个小时后，五表姑晕死在地上了。   于是，有人把关在屋里的大虎二虎放出来，让他们把母亲背回去。主持人也满意地宣布“斗争会很有成效”，大会结束，明天上水库。 餐桌边的大虎擦着眼泪对我说：“他们就是这样折磨我无辜的母亲。母亲怕我们多事，晚上回来，还安慰我们兄弟说，没啥，这年头，挨斗的人多呢。运动过了就没事了，平安了。” 不过，五表姑的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不久，小虎就出事了。   二   我同小虎在初中是同班，所以他出的这事我前后都清楚。   那是一天快放学的时候，教室里突然进来了面色严肃的校长和班主任，而且后头还跟了比他们更严肃的公安。   我很快感到气氛不对。“今天下午，有哪些同学进厕所了？”   问得太突然，被恐惧笼罩的教室中，几十个小脑袋木木地竖着，像水面的一根根桩。一片死寂。   “听见没有——进了厕所的站起来！”校长气愤得涨红了脸。我的身后站起来四个同学，其中就有小虎。“你们都在那做什么了？”校长问。“拉屎……”其中一个大点的怯怯地说。   要是平时，这种回答一定会在教室中引起哄堂大笑，但这次没有。整个教室静悄悄地，紧张得像落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   “我也是。”   “我也是拉屎。”其他三个都说。“拉屎？谁在厕所里写字了？”校长问。四个学生都互相望着，没有人承认。 “这是谁的？”黄军装公安拿出一张作业纸来，举过头顶，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字：“苛政猛于虎也。”   这不是我们正学着的《孔子过泰山侧》中的话吗？“还要顽固吗？”这回是公安问，态度倒平和，眼光在四人中扫射。慢慢集中在小虎的   身上，不动了。“我……我，”小虎声音在颤抖，“我，错了——”两行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说得轻松，”公安说，“带走！”   就有另外两个公安跑上来，抓住了小虎，像抓着一只小鸡往教室外头去。我听见小虎在被架出去时叫着：“我不是啊，我不是啊——” 我至今不懂小虎最后说的“不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只是随意写上的，并没有“反动”的意思。<div> </div></div><div>   后来知道，是去了厕所的团支书到校长室报告的，说在厕所里发现“反标”。那团支书后来被“录取”到省城的高中。 当年学校的厕所很简陋，只是一层木板楼。排着十几个锯出了粪洞的格子，用木板隔开。 “反标”——就是那张作业纸，被人贴在格子中的板壁上。“作案”工具是钢笔。字迹显然是小虎的，更有小虎被撕去一页的作业本为证。   那时，我弄不清，孔子过泰山侧干吗要说那些话？我更弄不清，小虎把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作业纸贴在厕所中，究竟有什么意义？   事情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十五岁的小虎被关进了监狱，接受共和国法律的刑 判。 这究竟是无意的，还是“阶级斗争情结”的发泄？今天想来，恐怕的确是后者。世上本应无“仇”，本应无“斗”。仇恨却因为煽动，你要斗我，我也斗你，越煽越烈。 小虎最后被判了十年徒刑。   但是，犯人才十五岁，“阶级报复”得要被证明“有人指使”才顺理成章啊。当然，“指使者”便是他的母亲和哥哥了。   五表姑和大虎也同时被捕，关押了半个月，追查同“反动标语”的关系。从此，十七岁的大虎就被共和国“内部监控”起来了——照规定：凡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如其直系亲属中有被无产阶级专政“关、管、杀”者，他本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进入无产阶级政权的秘密“监视”之列。这在《公安条例》中称为“十六种人”——直到后来宣布“阶级斗争”的错误才取消。   “你们进十六种人了，不能乱说乱动，知道吗？”公安指着两母子：“要互相监督，互相揭发。谁敢于揭发，谁改造得好，谁就早解放。”   三   香港的酒楼上，大虎在继续往下说：“事情在慢慢起着变化，二虎关进去以后，一个夜晚，我刚修水库回家，母亲把饭端到我面前，看我吃着，突然说：大虎，你逃吧。”   逃？大虎一时还不明白她的意思。“逃香港，找你爸爸去。” 大虎迟疑了一下，问：“不，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会找你的。” “娘都快五十的人了，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五表姑说。“不，我不能走。”大虎搂住了娘，“现在就剩咱娘俩了，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昏黄的灯光下，大虎的眼泪滴落下来。   几天以后，居民小组派大虎到离城二十里地的地方去修水库。   这是个大晴天，清早起来，大虎吃了一碗母亲准备的甜酒，背起行李和锤子同几个一起干活的青年上路了。   阳光暖暖地照着，拱桥下的绿水轻松地唱着歌。“走到那条石板路的转弯处，也就是在离荷叶塘不远的地方，突然我想回过头去……<div> </div>   看一眼我的母亲。”大虎声音哽咽。“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平时我出门，全不是这样的，难道这就是心<div> 灵感应？这时，我发现母亲也站在窗口望我呢……”</div><div> </div>   “没想到这就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老人的泪水溢出了眼眶。   四 </div> <div>   两天后的傍晚，四个孩子到小城外的荷叶塘游水。昏暗中，有人看见水面浮上来一大块东西，还以为是一段木头，就用竹竿去捅。等游过去看时，才发现是一具尸体。 </div> <div>   五表姑是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塘底的。她学过游泳，担心自己沉不下去。没有人看见她投塘。   只是在前一天黄昏，有人看见她穿得干干净净，把门锁了，提了一桶衣服，往荷叶塘洗衣去。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19b.JPG" width="492" height="392" alt="" />        当年五表姑投水的地方——桂阳县城南荷叶塘，面貌已非昨日   尸体扔在塘边上，很久没有人敢管。据说公安并没有去——死的只是一个地主婆，用不着去的。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她为什么会自杀，地主婆自杀是常有的事。   事情传出去，小县城中还是有了议论，都说是畏罪自杀。“大约是还有没坦白出来的吧。”革命人民怀疑。“八成，那写反标的事，同她也有关。”更有人肯定说。   得到凶讯的大虎是第二天才从工地赶回来的。公安局表现出人道，同意让狱中的小虎也由人拿枪跟着出来，看他的母亲一面。   两兄弟于是得以相聚。先是抱着母亲湿漉漉的身子哭，后来是兄弟抱在一起哭，再后来是跪在地上哭。   两兄弟求一位路边的老奶奶为母亲换下湿的衣服，这是做儿子的没办法做到的事。天上的乌云聚积，两兄弟求人的头嗑得地皮“嘣嘣”地响，天地动容！ 街邻都只是远远地围成一圈看着，不敢走近，更不敢同他们搭话。 三天后，回到工地的大虎就从水库上跑了，毫无牵挂地踏上了偷渡香港的路——找他父亲去了。 逃跑前他还打伤了一直盯着他的烧石灰的伙伴——在五位派去修水库的青年人中，有 </div> <div>  一位是被公安局交代了任务，要监视“十六种人”的大虎的“哥儿们”。   “我命大，过河很顺利，也没遇上警犬，很快就到了香港。”大虎说，“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只有她死了，我才会下决心跑！”   当然，此后，大虎再也不可能知道他逃跑后家中发生的事了。两地隔绝，没有人会传给他家乡的音讯。   “你是1978年才出去读书的吧？”大虎哥问我，我点点头。“后来我家的情况，你清楚吗？” 我只好摇摇头，我能说什么呢？   其实，“家风第”第三天就被政府收走了。后来改住了一户姓葛的商业局的干部。据说半年后，干部的妻子无意中在旧的墙缝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是五表姑留下的，信交给政府了。是五表姑留给小虎的，其中有这样的话：   “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   那干部的妻子是位小学教师，有文化的。她后来告诉别人：“到底是读过书的，一笔好娟秀的字啊，竖着写的！”   大虎表哥在东莞办有三间电子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桂阳县里的外经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想请他回家乡去投资办厂，帮助家乡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问题。他始终没有去。我去做工作也没用。   2007年4月17日，大虎病逝于香港观塘。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     ——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时，是不是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反面！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1956年。武汉。 毛泽东轻松地浮在长江水面上。   大江浩荡，滚滚倾往天际。好一派壮观景象！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豪迈。   在他的心中，还有另一番壮观的景象：一年来，全中国的形势，真是好极了！ 城市实现了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工业指标连续被突破……尤其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大变化，那真是翻天覆地。 前不久，秘书送上的报告称，直至1956年4月，全国的农村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几亿中国的农民拿着申请书，敲着锣打着鼓，高高兴兴进了“合作社”，走到集体化道路上来了！   真是太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就在农村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的田地财产</div><div> 都没收过来，分给了那些穷苦的农民，人人有田可种，有饭可吃了。农民的生活比动荡下的国民党时候好了，人民群众从内心拥护共产党。   他又发动农民搞起了互助组。让一户两户、三户四户的农民“互帮”，贫苦农民相互协作，农具耕牛交换使用。   但是，好景不长，新的问题出现了： 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后，农村很快又出现了“分化”：那些劳力弱的、孩子多的、生活穷困的，宁愿把手里的地卖了。而劳力强的、富裕的农民想发家，又把穷人的土地买到自己手上来……土地往富人一边流，平均分下去的土地又不平均了。如果任其下去，还是会穷的穷，富的富呀！   汇报的材料告诉他，一些穷苦的农民，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把粮食借给他们度过荒年的；那些没有劳力耕地的老人，生病在床的寡妇，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替她们耕地下种的…… 要这样下去，那还革什么命，流什么血啊？这是谁都没有想到！ 于是，毛泽东在中央的会上警告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拉农民一把，“农民会说我们共产党见死不救！”   在中国，既要让农民富裕，又要避免再回到贫富两极分化的路上去，是个难题。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只有靠三个字：集体化。 这是一条不是哪一个人“富”，而是大家都“富”的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这条路怎么走呢？ 首先，把几亿农民都组织起来，组合到许多的“集体组织”中去。再进一步解决产生贫富悬殊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   发动农民把已经分下去的土地、耕牛、农具……再交回来，重新组织到“集体”中去。只有这样，地是集体的地、田是集体的田，打的谷子是集体的谷子，农具、耕牛…… 全都是集体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分配，才不会有哪家贫，哪家富，哪家剥削哪家。 这样就铲除了资本主义的土壤，消灭了“不平等”，最后就可以实现千百年来多少圣贤的愿望！ 他给中国的这个“集体”取了个名字，叫做“农业合作社”。   从个体到互助组，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一步步把农民朝高处引。这就是“集体化”的道路。将来还要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共产主义，最后让农民进入丢掉小“我”，融入大“我”的至高境界中！ 这，就是毛泽东的集体化理想！   但事情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顺利。1955年7月11日，颐年堂。 刚刚从农村调查回来的毛泽东风尘仆仆，便急着召见邓子恢、廖鲁言、谭震林、陈伯达等人。   “你们说农村的形势那样不好，农民要求退社的多。有那么严重吗？”邓子恢：“的确是这样的，主席。有些农村干部强迫农民入社。农民思想不通，生产   就没积极性，庄稼也就长不好……” “我刚从外地回来，怎么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很好嘛。农民生产消极了？”邓子恢插言：“农民缺粮是真的。”毛泽东：“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嘛。我调查了。是地主、富农们闹的。他们对   搞集体化本来就一肚子火。柯庆施对我说，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几人都没作声。 “你们原来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太慢了，要改！”他把送来的计划放到桌上，“下半年我们的合作社要发展到130万个！”</div><div>   “我看还是维持原来计划的100万个吧。慢一点好。”邓子恢壮着胆子反对，“这不像我们土改，把土地交给农民，现在是要从他们手中收回来，工作就不好做了。” 毛泽东没作声，继续抽烟。   邓子恢越说越起劲：“大规模普及的条件也不成熟，前段时期试办的那些合作社，有些连会计都找不到……有些地方，把农民的棺木、老羊皮袄都拿来入社了……” 邓子恢越说声音越大。   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了：“你好像比我还有理！”   他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他同陈伯达谈起过多次，这在同邓子恢争论时，没有   去展开。 那就是，不仅防止“贫富分化”必须搞“集体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逼着你不能不搞“集体化”。   就在此前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制订了。这中间遇到一个问题：发展重工业就得要粮食、要棉花、要原料。这些原料从哪儿来？只有从中国农村这个大仓库中来。照新中国成立初年农村的状况：薄地、耕牛、水车……农民吃的都不充足，拿什么去支持五年计划？   说白了，用什么办法来让地里快点多打粮食，多生产棉花、多出油料来支援工业化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农村快点实现合作化，靠“集体化”来促进生产发展！ 用一句经济学上说的话就是：用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个道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的：18世纪手工工场的生产力，正是通过“分工”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也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 通过发展集体化来提高生产力，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取得了瞩目的成   就。 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大会上，马林科夫就宣布：通过“集体化”，苏联已经使小麦的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48％。长期困扰俄国人最严重的“吃”的问题，就是在“集体化”中解决的！（后来证明，这个增长数字是虚夸的——作者）   毛泽东身边的“秀才”陈伯达更是力主这一经济观点。毛泽东在批复山西省关于办合作社的报告中，更特别提醒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注意社会主义可以创造高速度的问题：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2】   不加快办合作社的步伐，不靠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你邓子恢的农村部张着个巴掌，拿什么去支援工业化呀？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指出，全国农村在1958年之前，要全部实现合作化！   这比原来刘少奇设想的花二十年的时间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速度翻了几番！一个“加入农业合作社”的热潮，随之就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起来了！到1956年5月止，全国91.2％的农户都入了合作社，到11月底，更增加到96.1％。毛泽东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又把矛头对准了城市“集体化”！   按照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于1967年完成，结果1956年就完成了。提前了12年之多！   从农村到城市，双喜临门！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全国山河就都“集体化”了，真是飘在南海里的一只小渔船，也是农业合作社的了！ </div> <div> 但是，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另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的手工工场例证，能不能运用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实践？18世纪的英国赤贫无产者，与20世纪有田有地的中国农民，对于搞“集体化”会有怎样不同的心情？   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强行快步走“集体化”的道路，必然导致“隐性反抗”——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低下，种种恶果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那是后话。 而他的“大办快办”合作社，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   现在，我们离开万里长江那个浩大的背景，去找一个小“点”看一看。 在遥远的南方，在“合作化”的高潮被掀起，一片敲锣打鼓之后，深圳河边的那个小县——宝安县是怎样的？   当那些无奈地牵着老牛的农民、拿着“申请入社”的红纸，强作“欢笑”走进合作社的大门时，毛泽东可能并不知道，在这些的后面，在发生着什么……   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他们一边敲锣打鼓，给老牛披红戴花，朝“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一边却在眷念着刚刚睡暖的炕头、刚刚垫足了青草的牛栏……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记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宝安县农民的生活状况。宝安县80％以上的土地权都集中在少数人——地主阶级手中。 民国时期的中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决定了社会处于极大的不合理与不安定之中。没有土地的宝安县的大部分农民，生活必然贫困。   正是这种贫困导致了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以一例为证：   宝安县桥头村农民林嘉福耕了地主林良旺三石种田，一年只能收谷三十五担。除交租二十担外，每年还要交“文田谷”二十斤、“巡丁谷”九十斤、“保长谷”一百五十斤、“族房谷”十斤、“征兵谷”二百零六斤……   辛苦付出血汗一年，林嘉福最后拿到手中的，只有不到三担谷子。就是说，不到其实际生产的十分之一。一年一家人只有三个月的口粮。   三四月，青黄不接，是地主向农民盘剥的最好时机。农民不忍一家老小饿死，高利向地主借粮。往往是借一还三，甚至借一还四。   在这种情况下，战乱中的国民党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壮丁谷、保甲谷、靖安谷等等苛捐杂税。   种种盘剥之下，宝安县农民一年的收入，大约是其收获的一成到两成。这样可怜巴巴的收获，怎么养活妻子儿女？   为穷困所逼迫的农民常常走上绝路。 资料记载：“林嘉福在此情势之下，只得带着一家老小七口出去讨饭，七十几的老母亲不忍心拖累儿女，出门前上吊而死。妻子和小儿子饿死在去东莞逃荒的路上……” 有此遭遇的宝安县农民，在民国时期，非此一例，不在少数。   蒋介石政权在农村的失败，农村的贫富悬殊，农民的穷困境遇，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拥护的“立政”基础。 共产党来了，改变了这一切。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在今天的深圳剧院原址，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庄严宣布：深圳解放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啊！群众自发地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炮仗庆贺。 如同当年在解放区开展的，使得后来的解放战争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的“土地革 </div> <div>命”一样，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在广大农村发动“土地改革”，“斗富济贫”，把集中在农村少数人手中的土地，拿来分给在农村占大多数的贫苦农民。   1950年6月，宝安县人民政府向人民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没收地主的生产资料和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和其他公地。”   人民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农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均贫富”。共产党，真正获得了贫苦农民的心！ 宝安县的“均贫富”是分成这样几步走的： 第一步，镇压反革命。首先把农村的反动势力打下去！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20b.JPG" width="481" height="353" alt="" />    1951年3月9日，宝安县政府分别在深圳、南头、西乡召开群众大会，判决了163名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次就枪毙了大匪特首领林强、刘色风等16人。   1951年3月至6月，宝安县共扣押“反革命”1324人，枪毙180人。反动阶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 第二步，派出工作队进入农村“访贫问苦”、“串连扎根”。   一队队背包上挂着毛巾和漱口杯的工作队进入了农村。他们大都来自底层的劳动人民，与穷苦的“阶级兄弟”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贫苦农民把他们当成了“贴心人”。 第三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跟地主阶级势力斗争。   怎么把农民组织到一块呢？什么是农民的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在旧中国同样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充满着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怨恨。   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   一次次的“访贫问苦”，一次次的“诉苦大会”，共同的遭遇，使分散的农民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黑暗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国民党”身上，农村的组织坚强了。穷人的心紧 </div> <div> 紧地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 第四步，农村工作队顺势发动组织“农会”，并开始了中国农村革命的“重要”一步：划分“阶级”。 怎样划分阶级呢？   有关资料记载，1951年宝安县的土改工作队刚进入农村时，无法分清“阶级”，曾用过一个最朴素的“方法”：穿烂衣服的就是贫雇农，谁家壁上挂着腊肉腊鸭的就是地主。   同一个祠堂姓氏的子孙，按照经济状况被分成：贫（雇）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多个成分。前三者为人民政权的“依靠对象”，富裕中农为“团结对象”，富农、地主为“专政对象”。   “千年百代一姓人”的中国农民，从此有了不同的身份——“阶级”。为什么要划分阶级呢？   有了阶级的划分，阵营就分明了，斗争的对象才能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人，进入“革命”的下一步。 第五步，斗争地主分田地！ 而今互联网上网的年轻人常常不解为什么“斗地主”：地主和农民有深仇大恨吗？分了人家的田地得了，为什么还要“斗”他们呢？   事实上，斗倒地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把地主阶级的威权打下去的过程，更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在农村获得道德支持的过程。   做牛做马的贫苦农民翻身了，而当年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被斗倒在脚下了。是共产党来了，让他们扬眉吐气，“当家作了主人”。 在大会上被批判斗争的地主“交代了罪行”，穷苦农民上台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口号喧天，群情激愤。   打倒少数，赢得大多数，新生政权更加稳固了。   勇敢的农民冲进地主的高墙大院，强迫地主交出账本、地契，然后一把火烧了。地主所有的土地、房屋、牲畜都被充公，按农会的指定一一分给农民。   宝安县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激动：“那些盖满官印的田契，从此随着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灭亡而焚烧殆尽！”   我在宝安县土地改革有关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张图，图中的说明写着：“1951年5月29日，宝安县举行土改没收典礼大会，做成猪栏形状的地主栏设在主席台的右边。低眉顺眼，垂头丧气的地主被一个个押上来，被定为不法地主的都戴一顶五寸的白色高帽，守法地主则蹲在地主栏的前面。献田契仪式开始，地主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向毛主席像叩头谢罪，然后双手向农民代表献上红纸包着的地契……” 毫无疑义，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7201807-21b.JPG" width="472" height="418" alt="" /> <div>                                                            50年代宝安县的一幅“斗地主”大会漫画：地主向人民认罪 </div><div>  </div> 20世纪90年代，深圳作家苏伟光、杨宏海主编了一部《深圳民间歌谣》，其中有一段《土改快板》，用宝安县农民的话，记录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喜悦的心情：   我名叫亚福，今年五十六。想起解放前，住个茅寮屋。着个烂衫巾，食个盐傍粥。解放翻倒身，分田又分屋。   涯阿福，涯阿福。不忘共产党，永远过幸福。   可惜的是，中国农民的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为了“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一场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卷地而来，交给农民的土地又要重新收回去！   人民对共产党那种感激的心情，从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宝安县的合作化运动来得很快，一开始曾让人感到突然，人们原以为“集体化”是多年   后的事，1953年底，宝安县委在试办了第一个合作社——“新桥农业合作社”后，还在文件中得意地认为速度已很快了：“这样，5年时间内，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县合作化。”   可是北京一声号令，全国的“合作化”突然加速！随着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等的“小脚女人”，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根据“中央的精神”，宝安县的“5年实现合作化”一改而变为：“一年内全县实现合作化”！   速度从天而降，“揠苗助长”当然就出现了：入不入社，被说成了“是跟国民党还是跟共产党”的问题。不肯入社的农民被五花大绑上台批斗，以杀鸡儆猴！   成效当然也很快出现，资料显示：到1956年初，宝安全县就从仅新桥1个试验合作社猛地增加到86个合作社。到1956年5月，更是建立了265个农业合作社。   仅仅5个月功夫，宝安县那些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又把土地交了出去，变成了“社员”，转眼就两手空空！   当年把土地交到农民手上，农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现在又把到手的土地交回到“集体”去。他们一边敲锣打鼓，给老牛披红戴花，朝“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一边却在眷念着刚刚睡暖的炕头、刚刚垫足了青草的牛栏……   这种对“私有”生活的追求，深留在中国农民心中，哪是一年半载可以改变的？当然一有机会，又要表现出来。 1957年，当城里发动“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右派分子纷纷“向党进攻”的时候。宝安县农村“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也抬头了，其表现就是：农民普遍要求“退社”。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显示，在这场“退社风”中：   以龙华乡为例，全乡九个合作社，就有五个散了；南头乡的十一个合作社，有三个散了，有五个正在动摇，真正还顶着坚持要办的，仅   有三个社。 布吉区山厦乡的社员黄锦平说：“我怨恨入了社，你叫毛主席来也搞不通我的思想！”新围农业社的干部坚持着不让农民退社，谁要退，不给退犁耙。这让一部分农民愤怒了。有人一声呼喊便组织了一个“退社团”，团结了几十个要退社的群众，围住了合作社干 部吵。   “退社团”提出的条件有：把田地全部重新再分，包产到户，谁都有份（包括地主富农）。要让老农当家。要恢复油粮自榨自食，不要再搞统购农民的油粮……   如果不同意“退社”，不让他们牵老牛回家，就要搬干部家的桌椅床铺，有人干脆坐在干部家吃饭不走。 “退社风”越刮越凶，变成了找共产党的“算账风”！ </div> <div> 档案记载，龙华乡的地主黄××要讨回土改时分的房子，说：“你们住了我的房子是白住吗？”强要合作社交纳340元房租。   黄田社的地主林达明在赶墟时遇到分了他田土的贫农林占礼，扯着林的衣服问，你耕了我的土地到要什么时候才还？老实的林占礼说不是我分的，是共产党要我分的。林达明不让走，让林占礼答应归还解放前借的旧账港币8元才算罢休。 这分明是一股“反共”风！ 农村嚷“退社”，城里右派嚷“共产党下台”，对于这一切，能够任其下去吗？必须打退城乡阶级敌人的反扑！ 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击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   一般人都熟悉共产党在城市发动的“反右运动”，而对于农村进行的反“退社风”却知之不多。 我们来看看，宝安县农村是怎么“反退社”的。   宝安县的农村“整社”，即反击“退社风”运动，是在1957年8月后进入高潮的。“整社”方法同“反右”类似，先让农民提意见，搞“大辩论”。让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 再根据“辩论”划分阶级队伍。组织群众，对暴露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反击。   据称，最初在宝安县农村搞的“反退社”比在城市搞“整风反右”还难。雪片似的向县委飞回来的报告都称：“大辩论搞不起来。”   农民开会不积极，喊了半天开会，稀稀拉拉就来十几个人。拿张凳子坐在大屋中，只抽烟，听干部讲，就是不吭声。   开了一晚的会，煤油都烧过半盏灯了，还没有人肯说共产党一个不字。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此时的农民已有了“参照物”。   我查了一下宝安县开展农村反“退社风”的时间，其时为1957年的9月到10月。此时，城市的“反右”斗争已经先开展起来，凡是向共产党提了意见的右派分子，正被揪了出来批判斗争。 城市的右派分子“多嘴”已经尝尽了苦头，宝安县的农民有“前车之鉴”，不肯讲话了，是情理中事。 工作组十分着急。群众不说共产党的不好，就找不到“靶子”，找不到靶子，怎么好开展“斗争”呢？不“斗争”一些人，合作化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   于是做细致的工作：农民不开口不能“吊捆打”，得要有一套叫他们开口的办法——在这点上，城市的“整风反右”为农村的“反退社”积累了经验。   一位老工作队队员回忆说：“经验就是启发式运动，就是由贫下中农、干部带头揭问题，把反动的话引出来。”   有关这类的资料，留下来是不多的。我有幸找到了记录宝安县农村“大鸣大放”历史的，1957年惠阳地委（当时宝安县属于惠阳地区）农村工作部所编的《东江在前进》一书，书中有一篇《和平社大鸣大放斗争的经验》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宝安县和平农业社“大鸣大放”是怎么做的。   “宝安和平社大鸣大放大争搞了15天，有273人鸣放了729条意见。” “鸣放”热情分明很高。 那么，和平社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是召开党支部会议，解除顾虑。其次是队、组长、贫农要带头鸣放。不管（群众）提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对的意见要沉住气听下去，不要立即反驳。   估计到反动力量主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向党“进攻”：一是攻击合作化后生活今不如昔、粮食不够吃。二是工农悬殊大。三是物价太高。四是集体不如单干。所以，要在这几个方面充分作好“应战”准备。 </div> <div> 应战的准备是这样做的： “以队组织为核心，每队准备一个（人），驳斥（一个）谬论。事先收集材料，（如由）四队收集合作化后生活大大改善的材料：黄耀中全家5人，每人每月吃了34斤米；黄伯如说，全队现有54支水笔（钢笔），20把电筒，解放前只有伪军官才有一支水笔。” 当“反击”的材料准备充分后，“大鸣大放”会就可以召开了。   开会前要反复讲清不打击报复，解除顾虑。号召群众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引导”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晚“一般都是由干部、贫农先带头发言。都集中在领导方   法、生产安排（这些不很要害的问题）上。社委队长当场要表示接受批评……”通过第一晚的“放松”后，第二晚，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会蠢蠢欲动了。   “第二晚主要是引导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统购统销好不好等。”真正的交锋这才开始。   政府征购是否太重？档案记载，富裕中农黄观生、黄和兴说：“全社全年人口增加了43人，增加口粮2万斤。”但上交的任务不减，粮食当然不够吃。除非“减少公余粮才满足口粮需要”。 早准备好的人们是如何“驳斥”的呢？   贫农童田生起来发言说，不能因为我们困难就要求国家减少征粮：“一个社减少2万斤，全省全国那么多社，不知要减多少。这样军队、工人吃什么？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增加生产。” 第二个问题，农民生活是不是“苦”了？ 黄观生说：农民“年年口粮220斤，生活没改善”。“同志（工人）白雪雪，农民乌黑黑。”   “贫农黄秤生拿出一包黄金龙香烟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农民都能抽香烟了）？谁说生活没改善？”   农民黄亚居说：“过去100斤谷子换100斤盐，现在200多斤才换100斤盐，是政府剥削了农民。”   “贫农黄秤生说，政府只向农民收点公粮，不从盐、烟、酒多收点税，哪里有钱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可以去惠州看看建设糖厂要多少钱？”   那时，邻近的惠州要建一个大糖厂，看了回来的农民无不赞叹祖国的大建设好。“叫苦派”没说的了。 第三个问题，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 说单干好的人说：“入了社，我比以前干的还多了，收入还没增。” “今日是有得做冇得食。还不如以前给地主打工好，三餐饱饭热烘烘。”说集体好的人反驳说，旧社会我一家流浪讨饭，进了合作社我才有吃有穿。谁说合作   社不好啊？ “社主任廖伟荣说，大陂头的水利，过去（单干力量单薄——作者）打架也搞不成（为争水利村与村械斗——作者）。只有转了高级社，才修得成。20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增产了8万多斤，这不是集体的优越性吗？”   “你们说合作社这不好那不好，难道国民党还好些吗？”反驳者的最后一句发言很有杀伤力，否定合作社的一方马上不再说什么了。   没发言的富裕中农一看不行了，便纷纷附和着说社会主义的好话。 南头社的富裕中农求饶说：“大家不要计较过去的意见啦，都系撮（坐）一条船啦，我们以后积极生产就是。”   “我歹（们）再不敢哇（说）退社啦！行不行？”那些发了言的社员感到后悔了。贫下中农说，哼，你们放了这么多天的毒，就这样罢休了吗？不行！没那么便宜！   那些提了意见的富裕中农，尤其是地主、富农，后来被一个个揪出来，在武装民兵的押解下，戴上“攻击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再一次“斗地主”，游村、游田 </div> <div>垌……   最热闹的算是南头的一次反击“退社风”大游行了。被牵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像一长串蚂蚱，绕着南头乡的田垌转，排了一里多路长。“队伍到天黑还没绕南头城一个圈”。 与此同时，宝安城镇的“整风反右”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共有882名教师被集中到深圳镇学习。在积极分子的“带头”下，很快出现了“鸣放”的高潮。文教卫系统“头5天就有863人鸣放了4485条意见，贴出了180658张大字报。运动结束后统计，平均每人写大字报258张。”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是否有水分，如是这样，写大字之多堪称惊人！   由于大字报写得太多，令当时深圳镇上所有的文具店里的白纸都一售而空，文教局只好派汽车到惠州拉纸。   我们看看，深圳镇上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究竟都写了些什么话呢？   县食品公司有人贴了一张“猪肉倒海”的漫画，说1956年公司猪肉管理不善，落盐过少，霉烂了1500多斤。全部倒进了海里，是浪费。   县医院有人贴大字报，说1953年医院买了一套价值9500元的人工呼吸器，谁也不会使，结果积压四年多，浪费了人民财产。   此两个写大字报的人后均被划作右派。   大鹏小学教师何志超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买不到猪肉，（他）对一个叫胡瑜的同事发牢骚：‘每天有四两   酒，四两肉，谁做皇帝都一样。’胡瑜发火柴点烟，划了几根都划不着，何志超又说牢骚话：‘屌！亡国火柴。’”   何志超因此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1979年3月7日，宝安县委为他平反时，他已在多年前病死在劳改场中。 南头中学教师黄锦瑞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辱骂毛主席”。怎么辱骂的呢？ “大鸣大放”期间，黄锦瑞说：“（共产党干部）拿橡皮包钢丝做的鞭子，抽人伤骨不伤皮。北京这么远，你能向毛主席诉苦吗？”黄锦瑞参加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青团”，他的话很快被积极分子汇报。专案组定性他为“诬蔑伟大领袖”，拿鞭子抽人。   黄锦瑞在被划为右派后送罗田水库劳动改造。他不能忍受这种“欲加之罪”，于1959年上吊自杀，用死亡了表示最后的反抗。 1957年宝安县的反击“退社”和“整风”的运动，是在枪声中画上句号的。1957年8月4日，闹“退社”最厉害的库坑乡举行大会，斗争地主分子叶孝忠。罪名是串   连农民“退社”，妄想“挖空社会主义墙脚”。叶孝忠是国民党时期的土豪劣绅，本来民愤就很大。一时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震天，到会农民一致同意“枪毙”。   叶孝忠被五花大绑，还想辩什么，早被人按着头，押上了一辆牛车，跳上三个背着长枪的民兵，两个公安。老牛一开步，会场上立刻有人带头喊口号。   “坚决镇压地主分子叶孝忠！” “谁反对合作化就叫他灭亡！” “合作化就是好，就是好！”   口号声落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后来有人形容：“就像炒豆子的声音”。 全场猛地死一般沉寂。   中国的农民明白了，顺着共产党说话比说真话好。他们开始学会了用两副面孔做人。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出现了裂痕，这可以从偷渡逃港群众的成分中看出。1956年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地、富、反、坏，蒋介石遗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余部。而   1956年后，逃港者中第一次出现了新政权的“受益者”：贫农、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这显然同城市的反右，农村的强拉入社以及反“退社风”有关。 </div> 但是，这些“光明下的阴影”，是很难呈送到高层的办公台上被“看到”和被“知觉”的。“退社风”被打退了，上报的材料写着：“宝安县上下出现了一片人人走社会主义路， 个个爱社如家的喜人景象”。   1957年末，宝安县委的一份总结材料更不无得意地称：“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坚定、意气风发。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材料的最后欢呼说：“全县人民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信心百倍地奔向1958——”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中国，在离真理越来越远…… “1958”就在前面、“大跃进”正在前面、“大炼钢铁”熊熊的炉火正在前面。一段更为危险更为狂热的历史，就这样等候在前面了……   注释   <a href="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E5%A4%A7%E9%80%83%E6%B8%AF%20pdf.doc#page21">【1】</a> 见深圳市政协编：《深港关系史话》。   <a href="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E5%A4%A7%E9%80%83%E6%B8%AF%20pdf.doc#page48">【2】</a> 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1期第9页。 </div></div><div> </div><div> </div> </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