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乃光：選舉制度造成小眾意識突起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民主派陣營的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是代表資訊科技功能組別的民選議員，從1980年代就開始從事IT界工作，是香港互聯網協會創會主席，1999年被選為香港十大傑出數碼青年，2014年獲特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除了是IT界精英之外，他還是企業管理博士。 莫乃光擔任的公職涵蓋IT界及學界、創意產業、媒體、交通、醫療服務等，活躍於社會事務及政壇。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中，他擊敗爭取連任的譚偉豪，當選為IT界別的立法會議員。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他成功連任。 在立法會大樓的議員辦公室，莫乃光接受了筆者的採訪。對目前香港的政改停滯和一國兩制落實中的一些問題，以及本土思潮的浮沉，他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互聯網放大了小眾聲音 莫乃光是資訊科技界的專家，對互聯網的特點及小眾思維如何利用網絡傳送早有研究。他舉例說，UFO迷是一個小眾群體，他們在某一個地方可能只是孤單的個體，傳統的信息交流地域局限性很大，使單獨個體的想法表達受到時空限制，但是自從有了互聯網，遙遠而孤立的個人便與世界上各個角落的興趣相同者一下子結成一個志同道合的群體，聲音變大了，力量也增強了，互聯共享往往能夠使這樣的小眾成長為一個學派和政團。 按照莫乃光的判斷，同樣在意識形態方面，非主流的社會聲音在互聯網可以集合成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流派，2010年以來香港新世代中醞釀和興起的保護集體回憶和保育運動，隨著2014年「雨傘運動」的爆發，逐步發展為本土思潮甚至港獨論述，就是拜互聯網的社交平台所賜，把小眾的聲音和訴求幾何級放大，其理念得以廣泛傳播，不論它是否有長期存在的生命力，畢竟可以風行一時，留下烙印。 他認為，有了互聯網，諸如美國文化那樣的理論上必然佔領世界舞台的主流文化和思潮，不一定就會實現擴張，反而有利於小眾理念和思想的傳播。二三十年前，很多人認為互聯網出現後方便了人們的溝通，容易取得共識，前景很美好，但不同的意見認為，網絡的出現也可能催化相反的意識，主流媒體之外，小眾媒體和少數人的聲音得到擴張，獲得壯大及相互間得到勾連。 事實上，香港的本土思潮興起，與網絡普及，社交媒體流行有莫大的關係。在保育運動和「雨傘運動」中，來自不同學校、社區和派別的青年人通過Facebook、WhatsApp串聯，相識，聚集，抗爭，他們是社會中最善於運用資訊科技的一代，因此互聯網孵化了新的思潮誕生，儘管它可能夭折和頹落，可能有待痛苦的孕育，但至少動員了無數的陌生人進行一場不約而同的社會實踐。 大背景下的港獨疑惑 莫乃光不是港獨派，而是主張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框架內的真正高度自治。他對港獨思潮的興起，從IT行業的觀察角度，有一番見解。他不認同坊間調侃所言的梁振英是「港獨之父」，他不認同有些民主派人士責怪梁振英批評港大《學苑》雜誌文章是有意引發港獨的爭論，分化香港，提出這個敏感的議題後令中央撐他，可以制約民主派，達到其政治目的。他認為，港獨思潮不是梁振英推動的，是反對梁振英和中央政府的人對著幹使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國際大背景。過去幾年，一些國家基於其深層次的民族問題，歷史原因和政治背景，激進的民族主義盛行，脫離中央政府的運動一浪接一浪，給香港深陷政改困局和不彰的治理效應所引發的港獨衝動帶來了一些誘因，進而誘發了獨立自主的情愫和不成熟的行動。 他明白，過去20年，傳統民主派的表現似乎沒有用，忽悠了急切渴望實現民主的市民，年輕人沒有經過回歸前的經歷，躁動求變，沒有耐性，希望很快看到實效，港獨主張並不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獨立，並不是民族獨立的港獨，本土派不曾去想過如何管治一個國家，經營外交，他們總是覺得過去被中共騙了，現在反彈，反映出他們對中央政府完全失去信心，需要的民主是自己可以說了算，你不給我獨立，我偏要獨立。 他說，自決派和港獨派並不是主張地區獨立，真正想要的是民主，對中央政府發洩不滿，對管治效果失去信心，甚至要同它抗爭，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這是一種鬥爭策略，用自決來標榜與傳統民主派的分野。20年回歸，市民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有效表達自己的取向，除了遊行，就是靠選舉。 如同筆者採訪其他非建制派人士一樣，莫乃光也認為港獨的訴求只是對一國兩制變形的不滿發洩，沒有人認真思考過實體獨立的操作，在憲政上和現實中都是不可操作的，但是既然提出了，客觀上就攪動了一池水，從漣漪到波濤，引起爭議和激爭，符合反對派抗爭的套路。 選舉中的比例代表制加劇了非主流訴求 莫乃光從選舉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本土主義思潮形成的一個重要根源，立法會選舉制度中的比例代表制已經失衡，為了出線，非主流的聲音成為了吸引選票的工具。 比例代表制採用最大餘額方法，又稱數額制。比例代表制投票制度採用最高均數方法來分配議席，通過最大餘額方法，候選人必須以名單參選，選民投票給一份名單，而不是個別候選人。投票結束後，把有效選票除以數額，一份名單每取得數額一倍的票數，便能獲分配一個議席，當每份名單的餘額均比數額為低的時候，則按每份名單餘額的大小順序分配剩餘議席。 香港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從當年的單議席單票制變成現在的比例代表制的最大餘額法，據說當中的原因是中方不希望民主派壟斷直選議席，由於選民中支持民主派的比例略高於支持建制派的，大概是60:40，因此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雖然票數不變，但議席會減少。以新界東選舉為例，共有9個議席，確有多達20張名單，建制派和民主派需要分拆多張名單來吸引選票，取得多席，取得8-10%選票就可以在新界東、西有一個席位，這就給小眾政治團體「以小博大」的機會。本土派在2016年正是利用比例代表制的特點，在全港奪去了多個席位。 莫乃光認為，比例代表制選區成了一個熱鬧的墟市，販賣各種不同的訴求，為了迎合市民的失望失落感，靠標新立異來吸引選票。本土派雖然明白港獨之路走不通，但以自決的包裝，行動激烈來吸引足夠的選票，越來越多選民支持這種激進的抗爭和論述，即使搞到癱瘓也可以，癱瘓了議會，可以異軍突起，可以拿到一個席位，受到一些選民歡迎。中央在普選上的做法間接導致了這種趨勢。 莫乃光說，目前政府也在檢討比例代表制，他們希望少數激進的候選人將來難以進入議會，如果一個區席位只有五六個，候選人要爭取的百分比高了，減少了小眾利用的空間。但如果改變目前這種選舉制度，也會引來反彈，原來可以進入議會的人不高興了，所以改變起來難度很大。莫乃光主張改為更多的選區，實行單議席單票制，混合台灣模式，有比例數量的分區和不分區兩個部分，取消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取消比例代表制。 功能組別生出種票的怪胎 功能組別是民主派一直反對的一個制度，目前香港立法會中的75個議席，有30個功能組別議席，如果反對派因為反對功能組別而不去參選，民主派在整個立法會中的議席就不夠三分之一，便會失去足夠的否決票數。因此在功能組別沒有取消之前，民主派仍然不會放棄這個組別的議席，在功能組別30個席位選舉中，民主派贏得9個席位，加上直選議席，構成三分之一強的佈局。 據觀察，功能組別制度有兩個怪胎。一個是行業界別，另一個是審查門檻很低的專業界別。行業界別的選民主要是公司董事，缺少從業員的參與，成了資方的遊戲，因此有利於建制派。其中最可笑的是勞工界別，普通勞工是沒有投票權的，只有勞聯和工聯會等霸著投票位置。 專業界別有9個，其中資訊科技界就是一個怪胎，他的行業門檻很低，缺乏另外8個專業界別所需的資格證書門檻，任何人只要申報自己從事IT行業就可以成為這個界別的選民，因此多次選舉中出現種票情況，2016年的選舉，情況更甚。莫乃光估計，全港IT界的從業員約有9萬人，本屆選舉只有一萬多選民，已經比上屆選舉多了一倍，多了的選民中，很難說有多少是種票的。所謂種票，就是非IT界別從業員，主動或被動登記成了界別選民，有權投票給這個界別的候選人。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功能組別的IT界別中頻頻傳出選舉種票的醜聞，莫乃光作為IT界的候選人和當選人，非常關注種票情況，曾經向警方報案。媒體也先後多次報道一些原本不屬於IT行業的人去登記做IT組別的選民，甚至有背後操手的疑雲，牽涉到一些左派團體。廉政公署從去年開始調查，迄今還沒有結案。 鹹淡水紛爭 對於近年有關一地兩檢（西九龍高鐵站內設內地執法區）、全面管治權、DQ案、針對佔中運動參與者的逮捕起訴潮的諸多爭議，莫乃光不滿中央政府「一言九鼎」的霸道作風和思維。他說，香港法庭的一些決定，似乎要由中央說了算，普通法如透明，香港處於「鹹淡水」交界，中方的「鹹水」滲透力往往大於香港的「淡水」，把「淡水」變成了有鹹味的水。一國兩制的落實，中方總是說成功，說完就變，民主普選的門檻越來越高，全面管治權，完全不理香港和國際的看法和觀感；美國人，國際人士在壓力下，不想公開什麼看法，英國人不批評，只注重對華貿易；中共對內壓迫加大，逮捕律師，軟禁劉霞…… 現在是一個民主運動的低潮，民主派動員能力效果不彰，大家很失落。 莫乃光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短期不看好，中方用「一言九鼎」解釋一地兩檢法律，解釋不通，港人以前的經驗是法律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利，現在慢慢行不通了，中方不斷重複錯誤管治方法，形成目前的管治低潮，對執政者也帶來不利。 對於未來，莫乃光認為只能打持久戰，與中共鬥長命，很難說香港何時能夠實現普選，需要看內地的形勢變化，未必10年8年可以實現。 據觀察，莫乃光的這種無奈加執著普遍存在於民主派的精英中，他們認為，本土派和港獨主張者已經難以立足和像2015年那樣發揮著抗爭的主力作用，其支持者甚至重新轉向傳統泛民的模式，而泛民為主的抗爭力量受到來自司法、行政、政治的打壓，溫和不能，激進也不是，不斷退守，除了心中那份堅持依舊，等待著時機，執政者的任何過失都可能是一個契機，一個轉折。按照政治一天都嫌長的經驗，以及常常帶有引發突變的偶然性出現，民主派正在默默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