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 大逃港第四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一、被尘封的历史   不过，这些宝贵的资料多少年来，都被冷落在这间小阁楼上。登记本显示，数十年来，光顾它们的竟然只有两个人。悲哀！   长沙，湖南省图书馆。1995年的6月，为了写深圳的大逃亡，我回到老家的图书馆，查阅刚刚解密的历史档案。   一个几十万人铺天盖地越过深圳河的大逃港事件，严严实实，内地报纸竟然几乎只字不提。而国内的一般人又不能看到境外的报纸。所以，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近于消失。 早期的采访非常艰难，我只有凭“关系”，走后门去接近这些在如今已对平民开放，而在当年是难以接近的港台报刊。 深圳的图书馆是80年代以后才建起来的，没有六十年代的报刊。因此，我带着一封私人信件，坐通宵火车赶到长沙，希望在湖南省图书馆能有所收获。 湖南省图书馆管港台报刊的“领导”从老花眼镜的缝隙里把我打量了半天，站在他面前，横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军包，因为长途跋涉而一身汗渍的小伙计让他感觉有点古怪——“深圳人”应该是“有着港味”的，衣冠楚楚，带着一口“细（是）啦，细啦”的港式普通话，怎么来人像个来找工作的流浪汉。   “港报，对，1962年1月到11月的香港《文汇报》、《成报》、《星岛日报》、《大公报》——都行。”我忐忑地说。   “几十年前的事了，你还从那么远跑来，做么子啊——”他用地道的长沙话对我说。作为党的资料工作者，他显然对于我找资本主义报刊的举动表示了警惕。但还是客气 地推辞说：“恐怕我们这里也没有咧——”我急忙向他作了许多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解释。 显然我的解释苍白而无力，他说：“那不行咧——你又没有介绍信，又不是处级。那怎么行咧——”   就当我要绝望了的时候，他突然同意了——我答应为他正想调到深圳去的儿子找份工作。当年，到深圳去工作是块很诱人的钓饵。 “你还真算是记者咧——冒见过你这样发狠（卖劲）的。”最后，他把我的记者证端详了半天。 “在储藏室——”   他把我领到了楼上图书馆的顶层，顶层的小屋灰尘厚厚的。然后，“啪”地打开了一间恐怕十年也难打开一次的门。 “都在这里——你自己找吧。”   阳光从唯一的窗户中挤进来。照着一间冷寂寂的屋子，满屋的灰尘，满屋的乱报纸，到处堆着。墙边上有一个橱柜上写着“港澳台旧报刊”。 我高兴坏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它们了！   打开一看，里头根本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一个书柜。这是怎么啦？ </div> <div>我实在是太失望了：“怎么搞的啊？那些报刊呢？” “我也搞不清楚，我十几年冒上来过哒。” “图书馆让红卫兵冲了几次的，那时候港报不是反动报纸吗？可能是都烧了。”他轻松 地说。   简直就是一瓢冷水泼来！“没有了，就对不起啦——”他一边锁门一边说。   材料一无所获，倒贴上要给人找工作的承诺。这以后，我的“悲剧”——当然同样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还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地方上演，包括凭着一腔热情自费跑遍的武汉、南昌、郑州、广州的几家图书馆都基本如此。   失望和惋惜笼罩着我。1992年5月15日，事情竟然有了变化。   这天上午天气闷热。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见我开出的是这么一个陈年报刊的清单，感到有些为难：“甘久（这么久）的啊，唔（不）知有冒（不知还有没有）。” 我开始有些紧张，跟着她上楼的脚步便有些踌躇。但当她把我领到同样是积满灰尘的“旧报室”，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旧报刊时，我简直要欢呼。 真是万幸！这里的历史报刊逃过了那个灾难的年头！“登记——”她扔给我一个发黄的小本本，我猛然察觉。“不行，你不能看这么多的——”带我前往的管理员突然说。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不满意于我的惊喜。也许，这些本应当是由“高贵身份”的人看的。这么多宝贵的资料，竟被这样一个背着一只黄军包，白衬衣被汗渍弄得像黄衬衣的“毛头小伙子”所占有，有点太那个了一点！   “你就看《星岛日报》，其他的你都不能看——”好心的她却又给了我一个“残忍”的警戒线。——不知道她为什么单单点了《星岛日报》，也许根本就没有原因。 她把我要看的所有的《星岛日报》搬到我面前。我不敢争辩，怕把这个机会也给丢   掉。   唉，《星岛日报》便《星岛日报》吧。还得感谢她终于给了我这个机会呢。“登记——”她扔给我一个发黄的小本本，我猛然察觉：这些宝贵的资料多少年来都被   冷落在这间小阁楼上。登记本显示，在我之前光顾它们的竟然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悲哀！可怜的港台报刊啊，你们当年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   她又不放心地再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下楼梯。   但是，她失算了。因为，她没察觉到，在小书库的地板上，其实到处摆满着从香港进口的杂志。有美人图的、有消闲算命的，有教打麻将的……当然，还有新闻类的。 万岁！   六二年大逃港的内容，几乎本本新闻杂志都有刊载，包括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我只能这样告诉我的读者：不幸中之万幸，却是挂一漏万。   查阅了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各类新闻杂志，以及后来在香港各家图书馆中的斩获，在有限的“进口武器”的武装下，我可以站在深圳河的南岸，来看北岸发生的那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了！   亮了墙边的电灯，有点昏暗的房间内一片光明。 拂去沉落在装订本上的灰尘和碎片，历史历历呈现在我的眼前……   二、逃港大军撼动香港<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div> </div> <div>        为了阻挡洪流，港府出动到边境的警察、军队共多达5千人，并出动了上百条警犬，十八架直升机。曾有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阻挡冒死冲来的群众。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没有对人开枪了。 </div> <div> 1962年5月3日，《星岛日报》赫然打出标题：《中共大量放人出境万人伺机偷渡》。 “由于中共边防禁闭放宽的原因，麇集于边界准备偷渡入境者，现已至三四万人之多。”   洪流般的人群涌向南岸，涌向香港新界的莲麻坑、打古岭。香港警方顿时慌了手脚。港方有限的警力要想阻挡成千上万的偷渡者，简直就是螳臂当车，不敢一碰。   冲过了深港边界第一道防线后，偷渡者“如同黄流流向原野”，蜂拥在香港新界的大路上，拖儿带女、络绎不绝。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0.JPG" width="488" height="396" alt="" />   香港杂志形容：“他们自由自在，毫无惧色，仿佛就在大陆清晨起来上工、平时上乡开会一般。”“看见警察后，（他们全无恐惧），还上前问去差馆（警署）边（哪）条路去呀？对于警察的拘捕是平凡的事一样。”   这里说群众问警察怎样去“警署”，是群众主动到警署去报到。有一个时期，跑过边境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曾给予安置。   这时候，如果站在香港的粉岭的山头上，看到的像是一幅大战役般的场景：在绿色的香港新界的平原上，一股股杂色的人流越过了边界后，便开始分散，并开始化作股股更小的杂色流，逐步向香港市区分流而去。   人数太多，港英政府害怕了，急忙通过伦敦，同中国政府交涉。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阻止难民进入香港。 </div> <div>路透社5月23日发电报：《中共装聋作哑   拒谈难民问题》。   法新社则认为：“相信中共严重之农业情况，与对饥荒之恐惧，引起放纵难民出境。”霓虹灯闪烁的香港街头，徒然涌来了一群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拖儿带女的大陆   人，仿佛水中陡然冲进来一股黄流。 “他们随处向人乞讨，拉住人的衣衫就不放。走进食店不给吃就不走。”香港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 “共产党放纵难民逃港”，一些右翼人士，在各种场合大骂“共产党缺德”，“嫁祸水于香港”。 与北京的交涉毫无进展。   5月14日前后，惊魂甫定的港英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也不再寄希望于与中共的“交涉”，决心自行组织起有效的拦截。   5月15日《星岛日报》刊发新闻《当局商定决策必要时调驻军加强封锁》：“鉴于大陆逃港的难民不断从新界边境涌入本港，此间的高级官员，连日举行会议， 必要时将使用军队。”   为了阻挡洪流，港府出动到边境的警察、军队共多达5000人，并出动了上百条警犬，18架直升机。曾有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阻挡冒死冲来的群众。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没有对人开枪了。 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团式”的冲锋。   港英政府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先后通过传媒对外宣布，从14日开始，对于涌入的群众开始采取“即捕即遣”的办法，不再准于在港停留。即是向外宣布，不再接受逃来的“难民”：你们不要来了！   原以为这样一宣布，凡跑来的必送回去，就可以断了“难民”的希望，就不再有“大批大陆难民涌港”，谁知还是不起作用，逃港的群众，还是如潮水一般涌来。   《星岛日报》5月14头条刊载：《大陆难民改变偷渡路线 昨由平原入境》。   港英政府开始抓人了，偷渡群众的办法也“变”：停止了用“涌”的办法，采取分散的办法找布防的空隙入境。   又载：《偷渡深圳河扁舟任纵横》。“精壮之青年男女爬上梧桐山，进入英界后，经拒水坑山、麻雀岭、万屋边——转入   市区。” “较为老弱的妇孺辈，多用船偷渡深圳河、入落马洲、从元朗方面流入市区。” “每当黄昏，落马洲对面华界之小丘即出现两面白旗，不断在动——接着，多辆木   筏，即会载满蛇客，划入英界之边缘。”《星岛日报》5月20日载《饥饿进军化整为零万人沿边伺机涌入》 “饥民白天入境，多化整为零。至于入夜后，则为集体行动。每人数近千，最少也有数百。令防守军警无法阻止。”   “老弱妇孺之辈，由铁丝网底挖洞，或由桥涵底下穿越而过。” 5月21日，天突降暴雨，深圳河边境，逃港群众，无法躲避，但依然冒死泅渡深圳 河。   《星岛日报》5月21日载《泅深圳河偷渡者日间千名河现浮尸》“从深圳河中游而泅，水甚深。两岸河面二三百尺。饥民以百多人做一批，尤以女人   为多。据泅渡的难民说，现在深圳河里浮尸累累。她在渡河时脚踢到尸体。”九死一生逃上岸来的群众，又被香港警方追赶、抓捕。 《星岛日报》报道《哨所前竟闻哀嚎》“大陆难民中，近发现有扶老携幼、举家逃亡者……由晨至晚，不少妇女抱子负孙而来，涕泗滂沱，苦苦哀求。见者多为同情泪。” 尽管有大批越境者躲过追捕，进入了香港市内，但据统计，最初大约还有二分之一以 </div> <div> 上的越境者被香港警方抓获要送返。估计前后总人数达十万。   十万难民好抓，但这十万哭哭啼啼的偷渡者，不是马上走得了的。至少要同中方联系好送人的外交事宜。得在香港停留一到两日。十万之众，如何安置？如何遣返？成了问题。   蝗虫般挤在香港新界的偷渡者要住、要水喝、要饭吃……就是整个香港，一时赶搭十万人的帐篷也来不及！   危难之时，香港市民表现了高度的人道精神。由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全港市民“援助有困难的人民”的行动。自发给边境的逃港群众送衣、送食、送水。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投入了感人的“拯救”行动。   据《金庸传》记载，5月15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狭窄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香港市民与逃港者，往往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不少逃港者就是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同乡。甚至有的是妻子来港找丈夫、有的是儿女来港找父母、有的是弟妹来港找哥嫂……有些就是亲人指示他们逃来香港的。港英政府实行“即捕即遣”的决定，自然遭到普遍的反对。   报纸、电台，都有港民抗议，一片反对之声。但是港英政府坚持“拦截遣返”，毫不动摇！   但“出于人道考量”，由于饥饿将毙的大陆难民，长时间都没吃过一餐饱饭了，“会让他们好好吃一顿饱饭，才送他们走。”   《星岛日报》在随后的报道中说：“被捕获的逃亡者，在凌晨送往和间山训练营后，必给予饱食一顿。” </div>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1.JPG" width="314" height="500" alt="" /></div>   港英政府在新界一带临时建立了十几个收容所。草草搭起帐篷，供给一顿丰盛的晚餐。据说，有鱼有肉，也有面包香肠，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开餐，想吃多少吃多少。   逃亡者在河北面，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美餐，不说吃，许多人一辈子连听都没听过。”当年的逃港者告诉我，有许多人就是冲着这餐饭偷渡的。   “逃过去就有餐好饭吃。就是留不下，也饱了一餐肚皮，死了，也甘心了！”他们说。饥饿至极的人们，放开肚皮猛吃。 据说一个姓黄的惠阳农民，一餐吃了8个面包、10个包子，还加3碗大米饭，吃下去的鱼、肉、青菜还不算。由于暴食过量，第二天死在返回的车上。 吃过了一顿饱饭的逃港群众，第二天再被押上汽车——后来是火车遣送回大陆。据报载，仅5月23日一天开出的火车就达5班之多！ 为了不被送回大陆，逃港群众牵衣顿足，对港警苦苦哀求。不肯上车！   《星岛日报》连发新闻《逃亡后被解回大陆，如出生天再入地狱》、《落马洲打鼓岭</div><div> 边境一妇当堂自刎》：“割颈之利刀，可能是她随身所携带，可知她早已抱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华侨日报》更是报道：《拘留所中哭声震天，51人不免遣返，难民跪地求情》。   坐在窗前，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逃港百姓在那边的遭遇。如鲠在喉，真想痛哭一场，为求生不得的妇孺，为失去尊严的老少爷们。   但更让人心潮难平的是振动香港朝野，使万人落泪的“华山事件”。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华山血泪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2.JPG" width="466" height="378" alt="" /> </div></div><div> 一份资料称，当时“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前后人数大约3万”。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华山上的逃港者，该不该抓捕？什么情况下抓捕？抓捕中会不会出现“执法过当”、抓捕了该不该送回大陆？在港英政府内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认为，应该全部接纳这些衣食无着的“背叛者”，因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避难”。能够把“政治避难”者当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样，“再送回屠宰场吗”？   据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10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3万人就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10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5月16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难民 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 </div> <div> 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报纸、杂志、电台，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出动了，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情景。     南粤的五六月已经进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晒、酷热难当。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麇集在华山的山头上。因为害怕被抓，像小野兽一样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丛中，一些孩子因为恐惧在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又饥又渴，有人晕倒在地上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即将崩溃的越境者们一看到是背着相机的记者，认为救星来了，顿时，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下叩头求助。哭泣之声震动草木……   五月十六日香港媒体整版整版地刊载发自华山的消息：“因为害怕军警抓捕，他们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来到附近村里人家讨要吃 的。有些难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生命已十分危急。”   “记者赶到该区采访时，华山打靶场后的山边，已有数名难民死亡在那里。他们因风声紧，不敢下山，但在此烈日炎热天气中，极度疲乏饥饿。造成死亡。” “记者曾赶往现场拍尸体照片，但为警戒人员坚拒。” …… 到底怎么对待华山上的3万人？议案一次又一次摆到港督的会议桌上。   因为不得不下决心对这3万只羔羊下手抓捕，有港报形容：港督在公众场合也痛苦地“擦了眼睛”。   决策最终还是在争吵中作出：“依据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难民，只可视为偷渡处理，不予接纳。”   “立即全部抓捕，迅速遣送回大陆，以避免事态扩大。”面对悲惨的越境者，法理也更加显得无情、冷酷！   很快，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由于集结的越境者太多，军警只能先驱赶，驱散了再抓捕。   一家杂志这样形容香港警方的行动：“你看过牧羊人抓羊吗？羊儿太多，太密。所以让牧羊犬把羊群冲散，牧人再挑中意的羊下手，拖到屠宰场去。”   羊儿被冲散了，母亲在唤着孩子、老人在叫着孙儿、儿童在哭喊父母……华山痛了，像被塞进了一架绞肉机。   亲人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何等地痛苦！ 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要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1962年的5月15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   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   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 抓捕行动开始后，媒体又做了连续报道。5月17日的《星岛日报》刊载新闻《华山被包围送粮人不断》： “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上述地点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5月21日《星岛日报》上的《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牵动了所有香港人的心：“本报专讯。这是中英边境上一件人间悲剧。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寻找他的妻子 </div> <div> 儿女，会见了他的妻子及儿子，却失去了女儿。   前往寻找妻子及儿女的香港居民叶若英，在本月上旬接到了家书，知道他的妻子李一善、儿子叶庆贤、女儿叶庆英（12岁）已到达边境。叶若英数日来在华山一带寻找，高呼妻子姓名，昨日终于在平泰山头会见了他的妻儿，但女儿叶庆英在两日前在纷混的逃亡行列中失踪了。夫妻抱头痛哭。” 然而，像叶若英一家的惨剧，在华山上还发生了多少？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试想，谁又忍心下手抓捕正在痛哭拥抱中的亲人呢？ 香港警察是从未经历过这种“非人道”命令的，警察们同逃难者在一起流着眼泪，举不起警棍。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3.JPG" width="459" height="421" alt="" /></div> <div>   指挥官看看无法调动执行，只好命令暂停对难民的抓捕，回过头来把重点放在阻止香港市民上山上。命令警察手拉手结成圆圈，不让越来越密集的香港市民进入山中。 </div> <div> 于是，在华山的山头上，又出现了另一幕奇特的景象：人群被警察隔开，内圈的越境者呼唤着“妈妈——”、“哥哥——”……外圈的市民呼唤着“女儿——”、“妹妹——”…… 相隔数米，不能接近。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悲哭，一幅人间惨景！一幕人间悲剧……但是上命难违，训词切峻。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   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 “哥——” “妈妈——” “细仔——”   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   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茫茫黑夜，收容营外四处挤满了人，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 ——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   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儿的命运。   一向理性、现实的香港，正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 或许今天香港的年轻一代知道“华山望亲”的人寥寥无几，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讲，这是侵入骨髓的记忆。   二、万名市民以身阻车队   万人截警车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天，终于亮了。   打开收容营的大门，当遣返偷渡者的车队长龙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绵延数公里的路上，集结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万市民。他们中有不少是趁着微明，从市内驱车赶来送亲人的。   他们大多手里还拿着准备送给亲人的饼干、面包、粮袋。当汽车驶出营门，人们不约而同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 上万人的呼爹叫儿，是个什么情景？也许比杜甫笔下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悲惨吧。   香港新界一带的山林、大地都在震动！ </div> <div> “你们要走了，你们又要去受苦了！”有人在车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于是，把手中的粮食纷纷向车上抛去——要是被送回   去，就把这点粮食也带去吧，带到惠阳，带到东莞，带到潮汕……给白发的亲娘、给病中的老爹，给那个一把米就能救活一条生命的村庄！   霎时，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 ——   慢慢走啊，好心的司机你慢慢开啊，让我们再看亲人一眼！车上的司机似乎理解亲人的心肠，他们真的把车子开得很慢。于是，车队就像是一条懒蛇，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4.JPG" width="344" height="551" alt="" />               </div><div> 但是，司机的心肠再好，车开得再慢，法律在催促、理性在催促，还是要一寸一寸地把亲人带离香港。   就在车队缓缓前行时，又一个令香港警方目瞪口呆的感人场面出现了。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几十辆汽车，像一条瘫软了的长蛇，停了下来。 “跳车——” “跳啊——” 人墙里有人发出一阵阵呼喊。   车上的越境者好像突然明白了，纷纷从车上往下跳。人群中暴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场面乱了。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5.JPG" width="251" height="381" alt="" /><div> </div> 过了一会，被惊呆的警方突然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场面将失去控制，遣返不可能完成，必须施行强硬措施！   于是，随着哨令，大批武装的军警防暴队被调来，强行把躺在地下的人们拉起，驱赶人群。   长长的车队，在泪水和惨痛的哭喊声中，又强行穿过人墙，向深圳河北岸缓缓驶去 了…… 逃港者上车走了，香港警方松了一口气。   然而，石湖墟收容营地上的泪水还未干，在市区、在边境的丛林中，在深圳河边树荫笼罩的小村庄里，一个个越境者的惨痛的故事，还在上演着…… </div> <div>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九龙寨（文中人名做了改动）。华山上的泪水，并没有打动到他的心，他的心，已经死了。   用梁成功自己的话来说，他要痛的，都痛过了。   他用不着那么关心，因为他没有亲人，也不可能有亲人从河的那边来投奔他了。   当人们都赶去华山时，街道上仿佛安静了许多，梁成功就喜欢这种安静，一个人的孤独的安静。   他是大陆广东惠州白花乡人，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应该是福建人。他们全家是在十二年前随母亲逃到惠州的。   梁成功还记得，就在泉州城里到处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到处都飘荡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他的父亲，印象中，一个长相魁梧结实，个子高高的人，被捆走了。那年他10岁，弟弟7岁，最小的妹妹才4岁。   梁成功更记得后来的情景：那大约是5月后的一个黄昏了吧，他记得，是50年的上半年。妈妈正披头散发地对着门口望，一个人推门进来，吓得妹妹紧紧地搂住妈妈。 “行了！你们去吧——”那人汹汹地对妈妈说。   母亲抱着妹妹，梁成功也莫名其妙地就牵了弟弟的手，天色昏暗暗。他们跟着母亲走，走。   风在呼呼地吹，刮得路边的草丛发出一声声尖叫，四周冷飕飕的。   他们很快到达了城边的一片空旷地。空旷地周围已经没有人迹。几声鸦叫，老树上贴着白纸标语：“打倒罪大恶极的梁忠诚”、“镇压反革命，人民得安宁”。 父亲的名字上还打了一把大大的红叉叉。   母亲猛然爆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原来，就在路边的一丛草边上，躺着一个人。母亲发疯似的朝躺在地上的人扑去，仿佛一头绝望的母狼。   梁成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的身旁，流着一大摊血。“快点，快，就要拉走的了——”旁边一个人朝母亲吼着。 母亲赶快拉着梁成功和弟弟跪下。梁成功和弟弟都跪了，都哭了。只有妹妹，好像什么都不明白，只是死死地揪住母亲的衣服，她大概以为她的爸爸还像以前逗过她之后睡了，惊恐的大眼睛看看妈妈又看看地上的那个人。   妈妈把爸爸被血浸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带来的干净衣服。“行了，行了——”旁边的人吼着，一人拖着爸爸的一只手，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爸爸   的尸体扔到一架板车上。有人拖着车走了。“忠诚——”妈妈惨叫着。 “爸爸——” 他还记得他们几个和妈妈最后的惨叫声。   在梁成功的印象中，自那以后，他们就搬了家，没有在以前那间大房子里住了。新搬的地方是巷子中的一间小屋，妈妈在门口摆了一只茶几，放着一些针线、鞋底。但是，小巷子里也不会安静，有时候会有人进来，把一些信纸类的东西拿给妈妈，要她填写。那是街道的干部来检查的。   有一天晚上，妈妈突然对正在做功课的梁成功说：“孩子，我们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晃了一天一夜，停下来了。妈妈告诉他，到了广东了。这地方，叫惠州。   妈妈牵着他们的手，走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弟弟再也走不动了。要找人家吃饭。“就是这里吧。”妈妈说。他们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中住下来。这儿——惠州的百花乡，成了他们的家。</div><div> 离开山村二三里地，有一个小学校。梁成功和弟弟便在那儿开始上学了。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时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一个腿上黑红黑红的男人用甜薯干逗着妹妹。一个胖胖的女人在一旁望着妹妹傻笑。不知为什么，梁成功恨死了那两个人了。   不到两天，放学回家的兄弟就发现，每天都守在门边等着哥哥回来的妹妹不见了。妈妈告诉他们，妹妹跟那两个人走了。   “妈妈给妹妹找了个好去处，他们是贫农。你妹妹可以一辈子过安生日子了。”每逢到过年过节，两兄弟还会想着他们的妹妹，希望妈妈能把妹妹接回来。但是妈妈   不肯。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地方叫淡水，兄弟俩知道，妹妹就在那个地方。有一天，兄弟俩沿着蜿蜒的山路去找妹妹，让母亲追到半路追回来。妈妈死死地打了他们两人一顿，叫他们发誓不要再去找妹妹。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相继成立，戴着反革命家属帽子的母亲总是干最脏最苦的活。插田，人家任务一天插3分，反革命家属就得插半亩。大炼钢铁的时候，母亲被驱赶着挑铁矿、背树……全劳力的男人一天挑多少背多少，母亲一天也要挑多少、背多少。   那时候，小学生被组织起来为炼铁炉做煤球，两兄弟都来到铁场上。看到疲惫不堪的母亲，抬着同瘦弱的她一样粗的树木，力不从心地一晃一晃，两兄弟心里头都在冒血。 有一天，召开公社学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誓师大会。一件他们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邻公社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上台表演背诵毛泽东语录。大人提上句她就能背下句。台下一片鼓掌声。看着看着，梁成功的眼睛瞪大了，那个站在台上的贫下中农小女孩，多像是妹妹啊！两兄弟猛然喊起来，那是我们的妹妹啊！   会场上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遮盖了他们的喊声。等到两兄弟追到台下，看见四周到处是来欢呼妹妹的人。尽管两兄弟喊哑了喉咙，妹妹还是听不到。她被一个戴着红花、满脸堆着笑的农民抱走了。   梁成功认识，那人不是别人，就是他最恨的，那年到他家来给妹妹甜薯干的那个农   民。   回去之后，两兄弟把看到妹妹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开始是流泪，后来不伤心了，把泪擦干，反而笑了：“你妹妹有出息了！” 照大陆的规矩，做了贫下中农的孩子，以后就能上大学，过好的日子。 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临死前，她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把所有的事情，包括欠人的钱粮、受人的人情、还有生产队的工分账都交代了兄弟俩后，母亲说：“孩子，妈还有一件事，要交代你们。”   两兄弟热泪横流说：“妈，你放心去吧，我们知道是什么事了。我们不会去找妹妹的。” 母亲点点头，去了。   ——   没有了母亲的家，仿佛空了。每当下地回来，推开门，第一声，还是叫的“妈——”但是，屋子里空空的，已经再没有妈了。 妹妹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用乡下人的话说：“水桶没有了箍了”。家要散了。百花乡也不是自己的家乡了，所有生活的希望，对于这两个少年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有一天，弟弟对哥哥说：“哥哥，咱们跑吧！跑香港去！”两个少年就这样背着两斤炒熟的米，翻上了梧桐山的山头。 1961年3月的那个晚上，梁成功和弟弟顺利地穿过了深圳河边的芦苇丛，当他向深圳河冲去时，听到身后狼犬“嗖嗖”穿过芦苇的响声。 完了！他的头脑中猛的一个感觉。但是狼犬没有朝他来，他听见的是弟弟的一声惨   叫。   他平安地过河了，回过头，站在深圳河的北岸，他看着那个黑洞洞的原野，呼叫着：“弟弟——弟弟啊！”无论是怎样撕肝裂胆的哭喊都无济于事。弟弟被狼犬旁的两个穿军装的人拖走了。</div><div>   梁成功是成功了，他顺利地到达了香港，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在一个印染厂打上了一份工。但是弟弟没有了。   半年后，得到了一个叫他伤心又叫他庆幸的消息：弟弟没有死，他被关在韶关的一座监狱里了。“十六种人”——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如果有偷渡行为，罪加一等，要被判刑的。   妈妈死了，弟弟关监狱了。妹妹改了姓跟了别人了，他梁成功还有什么希望呢！他，梁成功，可能永远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每当从工厂做完工回来，他就躲到几平方米的棚屋里。把双手枕在头下，看天空的月亮发呆。   他太孤独了，太需要人的抚慰了。有一天，他终于走进了九龙寨的阁楼，在陌生的女人的温抚中度过了他处男的第一个晚上。   从此，他发觉自己上瘾了，像是赌棍迷上了牌桌、烟棍迷上了烟枪。一到发工资的那天，他就要揣着仅有的几个钱，到九龙寨去走一遭。   华山的事闹得整个香港都地覆天翻时，他却很平静。   他的命太苦。也许，他所有的人间情感都在大陆的那些年月中流尽了。正如他说的，“那是别人的事了”。他不愿再想大陆的任何事情。 街上很少行人，好像安静了许多。也许人们都朝华山去了。商店都关着门，他熟悉的那家转着红灯的小店，门竟然开着。 “哎呀，是梁老板呀——”。“妈咪”就迎了上来，生意不好，老鸨特别地亲热：“快，芙蓉。三妹、春梅——快都出来”。立刻有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排了过来。梁成功拿眼睛瞟了一下，顺便就点了一个年轻点的：“就她吧——”   “妈咪”连忙赶上来：“梁老板真好眼力啊。红妹最年轻，是80闷（元）的啊。” “随便吧，80就80——”梁成功烦躁地说。“妈咪”把梁成功引上了楼，门上粉红色的广告牌亮着、旋转着。里面的房间却十分阴 暗，   房间顶上的灯放着粉红的光，叫人一进去就感觉软绵绵的。“妈咪”把空调开了：“梁老板自便。”便转身出去，顺手就把门关了。   那叫红妹的还站着不动，似乎还羞答答的样子，梁成功把她的手拉住了，牵到身边来：“你不要怕，好快的，一会我就给你钱了。” 梁成功发现她的身子在发抖，像个刚入道的。“你是才来的吗？”她很怕，半天才吭了一个字：   “是——” “什么时候？” “昨天。”   “啊，那你是从山上下来的罗——”梁成功说的“山上”就是华山。那女子点点头。   “你是哪里人？” “惠阳。”   梁成功翻身就从床上跳起来：“什么，你——惠阳？”难道？他盯住发着抖的红妹，啊，不是，不是妹妹。他仔细看了看，不是，不像。   他此刻真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面前的红妹是妹妹倒好了。可惜不是，不是她。不知为什么，梁成功突然又轻松地嘘出一口气：“你过来，不要怕，过来——”他把红 </div> <div> <a name="page163"></a>  妹拉到身边来了，开始轻轻地解开了她的衣扣。当红妹的衣领揭开以后，梁成功惊呆了。不是被雪白的颈项惊呆了，而是被后颈项的一块疤！那是母亲抱着妹妹在福建老家烤柴火时，不慎被柴火星烫出来的。   他记起了那个在台上背毛泽东语录的小女孩。“妹妹啊！果然是你啊！” —— 后来据1962年6月27日《星岛日报》报道：“……兄妹抱头大哭。才知其妹以四百元的代价卖与鸨母。乃与鸨母商量救其妹出火 坑。终以港币四百元赎回其妹。” ——   梁成功意外找到了妹妹的事情，很快像风一样传遍了香港。各个报纸、电台，纷纷来找他们。有些公司还特意要以高工资聘请他们兄妹去上班。   梁成功只好同妹妹躲到了一个同乡的阁楼上，避开人群。   据一位香港杂志的记者说，他们最后还是被接去了台湾，在那里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不少人来看他们兄妹俩是个啥样，小餐馆的生意很火。   不过，此刻，我们已没有时间去追寻他们后来的故事了。因为1962年的5月26日，深港边境上，一件更大的、更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了！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一、边界大惨剧   洪水吞噬逃港大军   “前晨一股洪流卷去无数难民。据住在落马洲的乡民说，26日发现的浮尸有126具。昨天，经过了24小时以后，被水冲去的难民尸体，纷纷在深圳河的下游浮起被发现。随潮水退落后飘出后海湾的，为数至少在200具以上。”   “天堂边缘的深圳河，昨日在山洪如注、暴雨勃发下，竟成人间地狱。”1962年5月27日《星岛日报》上的通讯《伏匿边境外千余难民俱身陷洪流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   “昨日边界一带豪雨如注，连降几小时。打鼓岭河边一带约八尺高的铁丝网，被淹没仅露出尺许。深圳河水迅速向两岸泛滥，阵阵惊涛骇浪向河岸铁丝网外难民冲击。一时惊呼喊救之声，凄厉呼声四起。沿岸千余难民均陷身洪流中挣扎。”   深港两地搭界的边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从北流来，在深港边境之间形成了一个锅底。历史上，深圳河不下暴雨则已，一旦暴雨，大水就从北面的山上如猛兽直冲向边界，短时间内就把香港的新界变成一片汪洋。不知吞噬过多少新界的稻田和蔗林！   偷越边界的群众，过了边界深圳河后，再横过一条简易的公路，便会遇到一条长几十公里的铁丝网。由于有英军把守巡逻，白天不易翻越。便常常在铁丝网下的这条简易公路上停留歇息，等候夜的来临。   而这里，正是山洪暴发时，洪水冲击力最大的锅底。 据报载，5月26日凌晨二时许，沙头角打鼓岭群山间的山洪下泄，深圳河陡然泛滥。伏匿在铁丝网外数上千名难民，一时奔走不及，陷身于狂流急涛中。   人命关天！出于人道，英方军警奉命启开边界铁丝网闸口，让狂流中的难民入境。但仅有半数人幸获脱险。其离闸口较远者，则唯有攀登高地或树顶躲避，老弱则多被洪流吞噬。</div><div>   第二天天明，有村民发现妇孺老弱尸体共十余具。打鼓岭公路侧边，则有青年尸体两具。年约三十岁左右，很可能是在大水中因力竭被溺至死。   灾情之惨，边境乡民都不忍心详述。 ——   两天后，更多的尸体被找到。《星岛日报》5月28日刊发长文：《深圳河畔难民异乡魂断惨见二百浮尸在深圳河下游浮起》——   “前晨一股洪流卷去无数难民。据住在落马洲的乡民说，26日发现的浮尸有126具。昨天，经过了24小时以后，被水冲去的难民尸体，纷纷在深圳河的下游浮起被发现。随潮水退落后飘出后海湾的，为数至少在200具以上。”   “居住在落马洲禁区的乡民说，从浮尸穿着的衣服来看，显是逃港的难民。浮尸有男有女，还有儿童。乡民只能目睹这些尸体流向后海湾去。因为捞起这些尸体会惹来麻烦。”   依照传统的说法，被溺死者的尸体，通常需要在一对时（即24小时）方能在水底肿胀浮起。所以，“昨日沿深圳河果然又发现大批浮尸。”   “最惨者系尸体中有年约三十岁的少妇，背着一岁许男孩，齐被溺死。浮尸中亦有两三人搅作一团的。可见死前曾在水中挣扎。” …… 如此人间悲剧，真叫人钻肺穿心！   这一幕幕惨剧发生的情况是怎样的？刚刚越过了边境线的难民当时究竟遇到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退回北岸去？香港警方有没有营救他们……笔者想了解。但非常遗憾，没有找到有关那场暴雨时边境情况的报道。   笔者曾为此而不解，这么惨烈的一幕，为什么香港的报纸不报道？这不是他们最要追采的新闻吗？   后来明白了：身在海边的人便知道，南海边的接天盖日的台风暴雨来时，是何等的可怕。如果报社此时派遣记者卷到暴雨洪流中去采访，那是叫记者去找死！   铁丝网“锅底”下肯定发生过种种的人间惨剧，但是它却永远尘封于水底，不被人知   晓…… —— 深圳香蜜湖有个“名人俱乐部”，旁边是“水上乐园”，每到周末，不少香港、深圳的企业界、金融界、物业界的知名人士都来这里玩。 于是笔者得以认识他——香港金通公司的总经理叶小明先生。   坐在游泳池边，我同他攀谈起来，无意中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他的回答叫我吃惊：   “学？还用学吗？”我不明白。   “我是在62年那次大外逃中，在铁丝网下学会游泳的，才11岁。”天啦，1962年5月26日那场大雨，能从铁丝网下逃出生天的，全香港也难寻啊。难道是死在铁丝网下的那些冤魂死不瞑目，让我得以遇见他？   ——   当他知道我不仅清楚那场暴雨，还能说出是几月几号？降水多少多少厘米时，“哇！你好野——”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行，我话被（说给）你听——” </div> <div>  二、饥饿，你懂得是什么滋味吗？<div> </div> </div> <div> 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个山头，都被挖蕨的人翻了个遍。最后蕨根也吃光了，吃什么呢？   “陈记者啊，你懂得饥饿是什么滋味吗？”叶小明突然问我，然后接着讲：   离粤北的南雄县县城二十几里地，有个小小的村子。村前有一条石板道，据说是当年从内地通南粤的必经之路。那就是有名的“梅关古道”。我们一家，就住在梅关古道边的小村子里。   我在1958年底失去了父亲，他死得很惨，惨啊。1958年那阵，不是搞人民公社、炼钢铁吗？我父亲就被公社派去专门烧高炉，炼钢铁 了。后来告诉我们说，父亲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你想都想不到。那时加矿石要爬到炉顶上去往下倒。他没日没夜地干，太疲劳了。在夜班的时候，掉到铁炉中，骨灰都找不到了。   人没了，大队补助了我家50斤粮食。又给我们家发了一本漂亮的红壳面的“烈士证”。那年，我12岁。   没想到，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1961年的冬天，全国都闹大饥荒，每人每天只分吃3两米。   在今天，3两米对于一个需要减肥的太太来说，也许是够吃的数字。可是，对于当年那些顶着烈日上山背树、下水耙田干着重体力活的农夫，还有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那是肚子角也塞不满的数量！   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滋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我还记得人民公社“吃食堂”时的情景： 在挂着“公共食堂”木牌的墙壁上开了一个框洞，用来卖“钵子饭”。食堂外，早已是排着长队，站满了提着篮子、排着队、仰着头望着蒸笼上冒出的热气的你挤我挤、饥饿难耐的人们。   蒸饭的大甑打开了，冒出一股更强的热气，于是所有的足尖都踮高了。里面一格格摆满了队列似的钵子——所以农民把“吃食堂”称为“吃钵子饭”。 “拿票来——”炊事员叫着。 队伍便开始骚动、喧嚷起来：“接我的——”“接我的——”一只只手臂高伸，伸上三两、四两……的饭票——大队按每人一天3两的标准，把饭证预先发到每个人的家里。炊事员顺手接了饭票，用一条一寸宽的竹片，在饭钵里一刮，饭钵中的饭便鼓了出来，倒在伸上来的篮子中，喊：“下一个——”   满身汗味的妇女、小孩吼叫着：“不要双蒸的，不要双蒸的——”什么叫“双蒸的”？你不知道吧。   那时，粮食不是不够吗？公共食堂于是想出个“新”法子：把饭“双蒸”，让饭变多。就是饭蒸熟之后，把它凉了，再放回蒸笼里蒸第二次。二两米一钵的饭，经过这么一   加工，竟然胀出来满满一钵来。 可是，“双蒸”之后，“量”虽然多了，“质”是依然不变的，塞进肚子里，转眼便化了水了，一泡尿就拉走了。   肚子还是饿呀！ 吃不饱饭的农民不愿意下地，不愿意上山“挖铁矿”、不愿意加班“炼钢铁”……后来就用软的，用另一“招”：吃“忆苦餐”。 什么叫“忆苦餐”呢？   叫人想方设法，弄来几十斤大米，做了饭。又到野外弄来几大筐野菜，都先藏好了。大队干部先在台上忆旧社会的“苦”：说旧社会怎么没饭吃，怎么饿死人……但底下人头攒攒的农民兄弟肚子饿，早听够了，守不住了。于是喊：“别忆了！别忆   了！快开饭吧！”大队支书说：“慢！大家在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前。还要先吃一个东西。来——”他 </div> <div> 招招手，于是从里屋抬上来两大铁锅的野菜糊糊。“这叫忆苦餐，吃了忆苦餐，永远跟着党！”   大队书记自己首先盛了一大碗，“吃——”，然后是共青团书记、然后是党员、团员……都要吃。   群众还不动，“不吃吗——”大队书记敲着锅边：“不吃的不给白米饭！”于是都动了。当所有的人都吃过了一碗“旧社会”后，才能吃上一碗无盐无油的白米饭。   到堂的人，把一碗白米饭都吃过了，抹着嘴巴，却依然蹲在地上不肯走，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享受够。 第二天，农民依然不动，不肯上工。绞尽脑汁，什么办法都想尽了。   食堂再也没有办法办下去，于是，给每人分一斤两斤救命的米，各自回家去“度荒年”吧！ ——   “度荒年”这个词，也永远留在我遥远的记忆中……上山去揪几把树叶来，在锅里放一把米，倒一大锅的水。一家人“呼呼”地喝几大碗。   后来，最后的一把米都没了，就只能放些红薯根根。喝着水粥。我一夜要起来三四次。后来，就到山上挖草根吃。   山上能吃的草根很多，有一种蕨的根，是有很多淀粉的。要是把它挖回来，晒干了，剥去皮，放在水里擂碎了，就有一些白色的浆出来。沉淀了浆，就可以在盆底留下白白的东西，那就是当年救了许多人性命的蕨根粉。   那年头，学校也不开课了，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劳逸结合”。我每天的时间就是随着母亲上山挖蕨根。   但是，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个山头，都被挖蕨的人翻了个遍。最后蕨根也吃光了，吃什么呢？   于是有人开始吃树上的树叶，吃树皮……有的干部对群众说，牛马能吃草，那人就也能吃草呀。红军长征不就吃过草吗？还吃   皮带呀。就把青草割来，切得碎碎的，在锅里煮，满屋的草汁味后，锅里就出现暗绿色的糊。   吃着草根、树叶的人们，往往会患上一种叫“水肿”的病：一身浮肿。腿肚子上一按一个凹，最后转移到脸上，脸面浮肿……得了水肿病的人，全身就像飘着的。 “我永远忘不了一件我一世都感到懊悔的事。”叶小明回忆说。 那时，上头拨出了一批黄豆发到农村，每个水肿病人分到几两黄豆救命。   天已经很冷了，家里搭了一个烤火的地灶。怕冷的母亲蜷缩在灶火边上。火上放着一个小罐，在“咕咕”煮着发给她治水肿病的一点黄豆。 我从外面回来，肚子饿得直叫，揭开火上的罐盖，立刻冒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哎呀，黄豆！我要吃黄豆。   母亲怜悯地抚着我的头发，“孩子，吃吧，留给你的。饿了娘没什么，别饿了你。”我那时候才12岁，我懂什么啊，我就这样把给母亲救命的一罐黄豆全吃了。“我为什么会那样？我当时为什么就不会想想母亲比我更需要？”叶小明责怪着自己， 声音哽咽地继续回忆。   ——   母亲的病是越来越重了。 一阵阵风言传来，说是邻县有人顶不住饿，吃“观音土”——一种白白的黏土——腹胀死了。大队干部拿喇叭筒既叫社员不准相信“阶级敌人的鬼话”，又警告社员不能吃“观音土”。   一个个的村庄，死气沉沉地卧在秋冬黄色的阳光下。干冷的风吹过寂静的原野。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真个是“千里无鸡鸣”啊。人们蜷缩在一幢幢的泥土墙后，等待着死的 </div> <div> 到来。 这也许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 此时，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深圳那边开了口子，“英国女王大赦”，允许难民到香港 去！   这简直是救命的消息啊！   转眼间，全村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大队支书和地主分子，和气融融地都聚到一间屋里，相互商量着跑香港寻活路的问题。转眼，又是二叔父、三弟、表姑……叫开了。 原来，所谓的“阶级斗争”，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是人弄出来的啊。 人们都决定赶快过宝安去，说就是在那里放人的。可是，我家怎么走呢？母亲还浮肿着在床上起不来。   为了让母亲能够起来走路，我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偷”了别人的东西。   我在邻村偷了别人一只鸡，扭死了，谎称是在路边拣的死鸡。炖了让母亲吃了下去。有人说，富裕人家，吃什么都不补，贫苦人家，吃什么都是人参。母亲晚上吃了，第   二天就可以起身走路。   于是，我们随着逃荒的人上了路。   大路上，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牵的牵、扶的扶，大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小到抱在手上的孩子，络绎不绝…… 我们终于走到了宝安县，顺利地到了梧桐山脚下。   记得我们到达深圳的梧桐山那天，可能是后来大雨的先兆：奇热！好多人都坐在地上，光着膀子等太阳下山。当时有人传来话说：你们夜黑了再跑，避免政治影响；放你们一条路，到了那边，也不要讲社会主义不好。   有人听了，就举着拳头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就要打他。 大家正议论着，忽然间，天上起了一团团乌云，大风从远处呼啦啦”刮过来，扬起一串串尘土。要下雨了！   山上的人都欢呼起来：好啊，好啊！   下雨正好偷渡，不但这边不管，过去后，大雨中，香港的警察警戒也会松懈，不方便抓人了。   “但是，我们没想到，那雨，会越下越大，越下越暴！”叶小明慢慢地回忆着，神情变得越来越严肃起来。   三、铁丝网下的冤魂   香港崛起的“真相”   “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着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叶小明眼睛闪着愤怒而又坚定的目光。   “好，以下讲暴雨的那一段吧。”坐在游泳池边的叶小明对我说。   那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下来。大家全身都湿透了，但都好像没感觉似的。就听见有人喊，下大雨啦，下山啊，好机会啦—— 人们就像潮水一般朝山下涌。   边界上是一片菜地，我们种庄稼的人，平时看着鲜嫩嫩的蔬菜都会绕着弯走。但那时，谁还管啊，什么菜地，什么白菜、青菜，稀里哗啦都踩在脚下。   突然听见前头有人喊：“走这边，走这边。”是几个当地人，好像在给我们指路呢。 </div> <div> （据了解，的确有村民给逃港的群众指路，当时是想把群众引出去，以免到村中生事——作者注）   罗芳村的那个出入口有个小门，还有个小石桥。大家纷纷从那个口子朝河边上涌。<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6.JPG" width="423" height="142" alt="" /> </div>   出了口子，就到了深圳河边上了，一个岗哨也没有。只听见一片水响，大伙都下了深圳河。   过了河，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很高的铁丝网。   我那时小，记得有两个我那么高。我扶着孱弱的母亲，望着那么高的铁丝网：这怎么过得去啊。   我们正着急，就发现有人不知哪里弄来的铁棍在撬铁丝网的孔。那小孔撬着撬着就越来越大了，但速度慢，又听见那边有人在喊，“快啊，来啊，一起用力啊，推倒它！”就有几十个大人一二三喊着推那铁丝网。铁丝网一晃一晃的。但还是没倒。很牢的。   这个时候，台风雨来了！ 只听见“呼——呼——”，飞沙走石，大风中，感到人的身体都在晃动，母亲瘦弱得像纸糊的身体摇晃得更厉害。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7.JPG" width="248" height="522" alt="" />   你知道南海的台风雨有多厉害。树都拔得出。“呼——呼——”，地上的石子都给吹着跑。我听见路边的树枝“咔嚓、咔嚓”地被折断。 “妈妈，妈妈，你扶着我。”我们母子搂在一起，贴得更稳了。 那时天还没有完全黑，西边天上还有点光。南边的天上乌云一滚一滚地涌过来，“噼嚓—”一道电闪，天上像亮出来一棵好大的树枝，接着，我猛然感到脸上一颗颗冷的东西，打得好痛。我一摸，是雨。   这时就听见到处是一片“哒哒哒”“啪啪啪”的声音。就像是看电影时，枪弹打在地上的声音。好大的雨啊！ 天上像是在倒水下来了，一盆又一盆。就听见妈妈抹着脸上的雨水在喊：“孩啊，要当心啊，下大雨了啊——” 南方的暴雨，河水说涨就涨。我们刚渡过的那条深圳河的水，转眼就涨起来了。 </div> <div> 糟糕的是，当时我们就在那个锅的锅底。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河水一分一分地涨了上来，淹过了路面、淹向我们……还没等我定神。那大水已经就淹到了我的脚底，很快漫到了我的小腿肚！   环顾周围，前边是铁丝网拦着，后面是水追上来了。我扶着病体孱弱的妈妈，往哪跑啊！没有路，心就慌啊。   难道真要淹死在这啦？ 妈妈抱紧我的头：“孩子，妈妈在，你别怕，你抓紧我啊！”四周一片漆黑，躲水的人群一片混乱、一片害怕的尖叫。妈妈拉着我的手突然松了。   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在黑暗中伸出手四处捞妈妈。   就听见妈妈就在附近喊：兆达，我在这！快过来，这里有洞了！我以前的名字也叫兆达的。   过去一看，果然，铁丝网被人撬开了一个大洞，我和妈妈浸在齐腰的水里，终于钻过了洞。谢天谢地！   这就到了香港的地带了！我们过了一关！   过了界，前面就是英国兵的岗楼，我们又担心英国人抓我们。   感谢上帝！也许是英国兵良心发现，也许是下暴雨他们也没法出门，一个英国兵都没出来拦我们。   真是谢天谢地啊！我们快要得救了！   可是这时，情况更危险了。雨，下得更大了，水，四周的水一个劲地猛涨。我们周围，到处是水，望也望不到边。   “妈妈，妈妈，”我叫着，心里害怕啊。   这时大水已经快淹过我们的腰部了，要再涨，我和妈妈就没了。妈妈拿手死箍着我说：“孩子，咱娘俩今天要死就死在一起了！”就在这快要绝路的时候，我发现前面有棵树。   这简直就是救命的靠山啊！“妈妈，快来，这边有树！”我猛喊。   好多人也都朝那株大树露在水面的枝干淌去。抓到了树枝的，都拼命地往树上爬。但是水一波一波地涌过来，在水里走路，挪不开步子，猛地一阵水波涌来，把我和妈   妈分开，妈妈又一把抱住我。千幸万幸，我们终于挨到了那棵树的下面。妈妈就对我说：“兆达，快，你先上啊——”我一看，树的上面已经坐满了人，再挤上一个人也难了。   妈妈半截身子在水中，求着坐在树干上的人：“大哥大叔，拉我们一把吧——”大概是怕挤了他们的位置，树上那么多人，竟然没一个人伸手。   妈妈还在求他们：“做做好事，我不上，拉我儿子一把吧——”我也没等他们拉，就强行爬了上去，把树上的一个人挤得晃了两晃。我听见大概是那 人的家里人在痛骂：“你挤他！老子揍死你！”我的头上、背上早挨了几拳。我不动，也不觉得痛，我宁可被他们打死，也不会下去。 “妈，拉住我的手。”我伸出手去，拉水中的妈妈……没有一个人帮我……终于，我碰到了她的手。 “抓紧啊，妈妈——”   饥饿、孱弱的她，没有力量了。她沿着树身，上了几下，又滑了下去。“妈妈——”我满脸的泪花。“你再用一口力啊！”唉，要是我给她多打一只鸡！   妈妈也许用了她最后的一点力量，她踩着一个树桩，就要上来了。唉，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人性最丑恶的这件事，我一生都难忘啊。 </div> <div> 由于树上的人太多，他们担心树丫断了。这时有人在我母亲肩上蹬了一脚，她就“扑通——”掉进了洪流中。 我呼天喊地：“妈妈——我的妈妈——”我还在喊：“我拉你，我拉你呀——” 有人在我背上捅了一下：“你再喊，连你也推下去——” 我只有空空地撕肝撕肺着：“妈妈，我的妈妈呀——”妈妈再也没上来了。     “陈记者啊，我的母亲就这样死在洪流中……”叶小明痛苦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天上没有星光的夜晚！   也是一个地上没有良心的夜晚！   两天以后，水退了。叶小明也到达了目的地香港。因为未成年，很快被香港政府作了登记。   登记完后他赶紧找自己的妈妈。同村的七叔领着他又来到新界。水已经退了，那株树还在，他绕着那株树在周围找啊找啊，找遍了。终于在离那株树一里多路的地方，找到妈妈的尸体。   妈妈是被横在两棵树丫间的，这样大水才没把她冲到更远的地方。她苍白的手指紧紧地箍住了一截小树，死死不放，像要把那小树都抠一个洞。   “我不知道母亲在最后一刻的想法。也许无助的她，水流中的这棵小树，便是她生命最后的求助！   “当时我为什么不跳下去？为什么不同母亲一起去死啊！我恨，恨我自己！我痛不欲生。我后来真想随她而去，真的，陈记者。”   “我把她发白的手指扳开树，把她放进挖出的坑里。” “我擦干了泪，把他们埋了——还有她旁边的拦在野树边的两具不知名的尸体。我觉   得我应该做，虽然这是旁人的父母。” “擦干泪水，我坚强地朝香港的高楼大厦走去。”   “我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叶争气，最近才改回叫叶小明的。我要为母亲争气！立志要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发誓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她。”   “记者先生，今天上午的会，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策略，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着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叶小明眼睛闪着愤怒而又坚定的目光。   听完他的回忆，我嘘出了一口气，合上笔记本。香港，今天我终于懂得你了！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1962年5月23日的《星岛日报》，突然以大标题报道中国官方停止“放宽”边境的消息：《中共封锁边境今日起不准偷渡进入英界》。 文中说：“华界‘解放军’警告，今后，不准再行偷渡，违者将判劳改四年。”“政府每天劫获的偷渡者也从5千猛降到一两千，甚至几百人。” 5月26日的《星岛日报》再次刊发报道：《偷渡者已锐减 粉岭营昨关闭军警撤退， </div> <div>边境迅复常态》。     逃港大潮过去了…… 如同留在沙滩上的砂石，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大潮后留在香港的衣衫褴褛的所谓“大陆难民”身上。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地下隐行”的逃港者   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   香港《华侨日报》1957年8月6日刊登《香港难民问题》一文，记载了逃港者的情况：“……当他们逃到港九以后，仅光着一身，投靠无门。除呼吸自由的空气外，吃的、   穿的、住的皆无着落。多迫而昼则沿门乞讨，夜则露宿街头。饥寒疾病，交相侵迫，哀号婉转，惨绝人寰。” 首先是膳食。 一开始，港英政府对逃过来的无依无靠的群众给予了免费膳食，求食者必须首先“向社会局长致函申请，派员前往居处地作实地调查……发给免费膳食证”。政府在全港多个地方设有福利站，执证者可以每日依时前往领餐。“此类膳食为六安士米煮成之饭食，一安士鱼或猪肉、瓜菜等。” 其次是居住。   来到香港的群众，一部分在港有亲戚朋友的，得以投亲靠友。绝大部分逃港群众，则在公园、街头的屋檐下、楼梯下宿夜。有的则住于山上的洞穴中，或被荒弃的屋宇中，文章说其如“上古穴居野处的生活”。   后来，他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接着有到人家的天台上搭建板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这些木头屋，因为搭建简陋，烈日悬空时，屋内炎热如置身火炉。如遇台风暴雨，常常连屋顶也刮跑。   为了生活的相互照应，后来，便有亲戚、熟人、同乡而结聚于各个山头、空地。共同搭建木板屋，如潮籍人聚居老虎岩村、内地人聚居调景岭等。   再次是谋生。 根据香港法律，没有牌照是不能从业的。一开始，港英政府不承认逃港群众的“居民”身份，所以，他们谋生十分困难。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他们从事较多的是最方便的家庭手工业，即从小的工厂中拿来活计，“比方粘纸盒、挑手袜、打纱等”在家中加工。到六十年代初，港人纷纷主张引进加工工业，这样也就逐步解决了数十万逃港者的就业问题。   “逃港难民”的木板屋，因为缺乏防护措施，隐藏着种种治安隐患。终于，火灾在大片木屋的石硖尾居住区爆发了！石硖尾六村大火，一夜之间产生了六万多名流离失所的灾民，终于使港英政府认识到“难民”问题已成香港之“要议”。下决心为逃港群众建立安置区。   流落香港的群众后来大多数都住进了安置区中的“徙置大楼”。   港英政府为数量巨大的“难民”安置住所，可谓费了心力。这种“徙置大楼”相对来说比较朴实而容量较大。“每层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个，每间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楼中间设有男女浴室、厕所和公众水喉。每月租金仅十四元。” </div> <div>这样，数十万的逃港群众，终于逐步有了安身之所。 ——   香港逃港群众的聚居地，值得一提的是调景岭安置区。 《华侨日报》在1957年3月发表的《香港难民问题》一文中介绍了调景岭“难民”营：“香港虽然有几十万难民，但正式接受政府和社会救济的，就是调景岭的难民。1949 年之后，忠贞之士，相率避于海隅，孑然一身，衣食无靠。港府当局即委托东华三院收留他们。因东华医院地方不敷，1950年乃迁往西环的摩星岭。是年六月初有香港社会局接受登记，当时人数为6921人。旋于六月26日全部迁往九龙附近的调景岭设营安置。唯该地一片荒凉，屋舍全无，于是联合了全港九数十侨团发动捐输。为难民建盖临时木屋居所。而难民之膳食则由社会局供应。调景岭难民营亦正式成立。   在此之后，由于大陆逃难人民络绎而来，彼等咸希望获得调景岭居住及接受救济，而人数过众，此后即截止登记，除原来已登记之6921人发给‘领饭证’外，此后而来者只视作调景岭难民营的寄居难民。聚居调景岭之人数达30358人。” “这三万多人，把调景岭建成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他们获得了台湾当局的重视，并通过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的援助，使他们返回台湾就业，几年来获准返台者，截至目前（1957年8月——作者注）为止，总数达一万四千余人。   调景岭营内仅有社会局设立的一办公室管理营内秩序。或有人以为易发生混乱，但此等难民多属前知识分子，或为军队中之将校，故彼等在此时能发挥自治之能力。组织自治办公室，将全营建立保甲制度，使全营秩序井然，历年来表现之治安良好，有逾于港九地区者。”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香港“徙置区”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由于逃来的群众太多，如何处理已经进入了香港市内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也颇费思   量。   从本意上说，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但从道义上看，尤其迫于香港市民及舆论的高度压力，他们又不敢轻易推走这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曾经一度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出去给台湾等地。   最先，他们幼稚地认为，这些群众逃港“目的地不是香港，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选择回到大陆、台湾，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一直拖延处理。   但是，港英政府判断错了，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群众不愿走，除了小部分到了台湾或其他国家外，大部分选择的仍然是留在香港。   但是，要一下子接受这么多人，无论住房、医疗、教育，小小一岛都难以承受。 于是，港英政府又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即希望确立逃港群众的“难民”地位。因为一旦由联合国确定逃来香港的大陆群众为“难民”，就应该由联合国按照对待“难民”的条款来给予接济了。   但是，联合国所指的“难民”，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一、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   二、难民承认其本国政府的政治组织，但其本国政府拒予收容。1962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该条款所指 </div> <div> 的“本国”，在联合国是指台湾的“中华民国”。但国民党政府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丢失面子，如承认逃港的群众“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即是承认与“中华民国”不相容。所以一直不明朗表态。这样，逃港群众的身份问题就一直搁着。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不过，港英政府之所以后来同意着手“徙置难民”，还可能与60年代后全球的经济发展，香港需要大批劳动力有关系。   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中国内地发生大饥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严重分歧，中苏两党公开决裂、中印边境上多年的摩擦导致了战争、深圳河边又出现数十万人的大逃港，所有这些都曾给台湾的蒋介石带来过“希望”。一度认为机会将到，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了庞大而周密的“反攻大陆计划”。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只是出了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稳定的。   出于种种考虑，肯尼迪在多个场合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力阻蒋介石的狂妄之想。   对于发生在深港边境的大逃港问题，美国政府的态度也仅提“以人道予以援助”，谋求以国民党政府为主的各国解决办法。 香港《星岛日报》5月25日报道：《美决研求方法将予最有利的考虑》。指出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已亲自出面来关照此事。   肯尼迪号召除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外，还希望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面积大人口少的国家，都“尽可能地接受难民”。 对于数量众多的逃港群众，台湾国民党政府虽感到是一个“烫手山芋”，但既然占有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就应该有安置“中国难民”的义务。   此时台湾民间舆论鼎沸，纷纷指责政府“接受难胞不力”。5月19日《星岛日报》载《国府谋求妥善措施》一文，指出5月18日，台湾立法院63名 委员，集体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应尽其在我，收容逃港难民”。   5月20日《星岛日报》又继续发文《国府日内召开会议救总经派代表来港调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终于决定“行动拯救逃港难民”，搁置“把球踢回到香港政府去”的议见。 ——   两天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已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最近逃港难胞，依自愿接济来台。并先拨食米一千吨捐赠”。 此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便陆续派出船只，到香港接“难民”。   对于这批“大陆难民”的去留，各方均表示，愿意留在香港还是愿意去台湾，“均取自愿申请之方式”。   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轮船，于1962年6月底，从香港接出了第一批“愿意赴台的大陆难民”。7月9日，又用轮船接出了“第二批由大陆逃港澳的难胞”。   “港九难民委员会派人安置他们登轮。每一名难胞获救济金70港元。并由救委会赠送服装。”（救委会指台湾国民党的“救济大陆灾胞总会”——作者注）   对于美国的建议，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先后表示愿意接纳“有限数量的难民”。   如6月19日《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已对留港难民移居开始接受申请。澳大利亚民间人士则表示愿意在地广人稀的地域，为逃港的群众开办农场。 </div> <div> 所以，大逃港时逃到香港的大陆偷渡者，后来除大部分留在香港外，一部分去了台湾，还有小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后来也有辗转去其他地方，如巴西、牙买加等地的。   香港的国民党驻港机构，一直在插手深圳河边的群众逃港潮，寄希望于中国内地的“内乱”。除在报刊上大造《中共正在崩溃，复国之期在即》的舆论外，还通过电台等竭力煽动。用气球传单的形式提供逃港路线图。另一方面又派遣在港的特务人员，伪装逃亡的群众或民兵，混杂在群众中鼓动、引路、煽动。   广东省公安部门1962年12月17日的《关于当前边防几个问题的调查》的文件指出：“惠阳县外流人员中已发现有86名被敌特送到台湾受训。” “宝安县已发现有八名外逃人员参加了特务组织。”当然，后来“逃港潮”并没有向着台湾国民党政府期望的方向发展，更没有演化成“大 抗暴起义”。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一“坚定出手”，“逃港潮”便在发生不到一个月后，就被迅速控制。显示出中共在控制政权上的巨大威力。   这个情况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思考。“国府对中共政权稳定性的判断是否错误？”“中共对其政权究竟具有怎样的控制 力？”需要评估。   在美国，研究美国政府政策的学者更认为：在如此严重的饥荒、外逃等冲击下的中共政权依然巩固，没有发生动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认同。无视这个大国是没有道理的。60年代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微妙变化”。（见钱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2-3）并最后促成了尼克松的访华之旅。   五、港台“紧急援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台湾民间广泛的支持，纷纷在报上献计献策。如：   陆续将“难民”安置在台东地区的屏东县一带，那里有许多山林空地。可以“开垦自救”。   骨肉同胞亲，大批逃港群众涌入香港，反应最为激烈的首推香港市民。 从5月初开始，香港的各个民间社团便纷纷组织起来，商讨如何援助大陆逃港群众。5月19日的《星岛日报》报道：“昨日下午4时30分，数十团体代表集聚于云咸街四号三楼，举行一个港九各社团救济   难民的座谈会，公推调景岭救济会主席谢伯昌、周雁宾二人为主席。成立港九社团救济难民联席会议。推举马文辉等六人与官方洽谈……昨天出席会议的有：联合国协会、宗亲联谊会、元朗四邑同乡会、苏浙同乡会、兴宁同乡会、惠州同乡会、宝安县同乡会……”   5月18日，最早行动的香港基督教组织纪德士牧师表示：“四个国际性团体愿以救济物资献给港府。物资达数百万之多。”   民间团体对港英政府救援不力的态度十分不满。要求直接与港英政府官员接触，商讨救援“大陆难民”问题。 5月20日《星岛日报》报道，以马文辉为首的五位民间代表会见了港英政府官员，提出五点办法。   向港府表示了建议后，马文辉等代表即向全港市民呼吁救济难民大联合：“明日下午四时半，地址大道中云咸街二号三楼。请港九各社团踊跃参加。”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一方面要求伦敦政府加快与北京政府交涉，制止深港边境的“逃亡”潮，另一方面不能不现实地考虑如何安置已经进来的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了。 6月1日，《星岛日报》以《救助需要帮助的人们》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港府把“饥 </div> <div>饿的难胞看成非法入境者，因此救济问题便无从谈起”。   文章提出尽快组织向其他国家移民，“英联邦中，马来西亚、婆罗洲、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都有很多地广人稀的地方……” 此后各种解决的思路纷纷出笼。 一位读者给媒体写信，建议把香港的大屿山开发出来，以供安置“大陆难民”：“大屿山的面积比香港大一倍，地大而人疏，如果香港政府能慈善为怀，将大屿山开   放，让大陆逃难者居留，逃难者的亲属必会在大屿山购置屋宇给他们居住。数年内，大屿山之繁荣不亚于香港矣。”此建议后来促进了大屿山的繁荣。 又有人提出花大力量把澳门开发出来，以安置“大陆难民”：“请自由国家热心人士帮助澳门发展成一个轻工业和扩大农业的地区。使能大量收容   大陆的逃亡人士。”此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澳门发展。在台湾，逃港潮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台湾报刊大量报道了“大陆难民涌入香港”事件。有农场主邀请“难民”前往台湾种地。香港《华侨日报》发文《台北郊外一农场愿收容难民千人》：“台北郊外着兴学农场负责人温麟宣布该场为响应救助大陆逃港同胞，表示愿意收容 一千人。并协助其解决生活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就在群众大逃港期间，美国民间的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飞来香港同港府官员、各民间团体代表交换意见。并赶赴边境与逃港难民实地接触，了解情况，寻求安置办法。   6月26日的《华侨日报》说，陈香梅除表示将有巨款拨来“援救”“大陆难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台湾民间广泛支持，纷纷在报上献计献策。如：将“难民”安置在台东地区的屏东县一带，利用屏东的山林空地“开垦自救”。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最后还是接纳了依然“滞留”在香港的“难民”。1962年6月26日，《星岛日报》以《初入境申领身份证者昨已逾四万人》为题报 道，首批进入香港的“难民”被香港政府接纳。意味着问题开始解决。   这样，从5月初开始，到6月底结束的风起云涌一个多月的六二逃港潮，也终于在香港降下了帷幕。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一、行善者被法处   被宰割的羔羊   大陆难民流入到香港的各个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后，如同无助的羔羊，包藏祸心者也趁机伸出了犯罪的黑手。   当深圳河边的暴雨过去，偷渡潮平息之后，香港法庭开始清理偷渡潮中发生的各种案件。大陆难民流入到香港的各个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后，如同无助的羔羊，包藏祸心者也趁机伸出了犯罪的黑手。一件件窝藏偷渡犯，拐卖偷渡犯，虐待偷渡犯……的罪案，于1962年的7月后，在新界粉岭裁判署一一审理。第一天，同时审理了三件与偷渡者有关的案件。   首先被提堂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新界农民，他叫杜原。 杜原住边界打鼓岭木湖村，1962年5月23日夜里，门口的黄狗狂吠，他起床披衣出门 </div> <div> 想探个究竟。刚开门就听见门外的草叶哗哗乱响，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从草丛中奔出来。后头有人在追喊：“抓住他！抓住他！”。   年轻人跑到屋边后，便慌慌张张不知往哪去。杜原知道是大陆的偷渡者被警员追赶，连忙使眼色叫年轻人往屋后头跑。可是，年轻人竟本能地钻进了杜原的屋里。   这时，赶到的警员出示警证后，便进屋抓人。年轻人便跪在地上求警员：“大哥啊，你放了我吧！”   杜原看那年轻人才十六七岁，遍身是被树枝草叶挂破的血痕，情状实在可怜，便拿出一百五十元港币，交给警员，说：“行行好，大陆来的，没吃没喝的，可怜啊，你放了他吧。”   警员没有放走年轻人，回署后将此事上告，指控杜原贿赂警员，企图放走偷渡犯。最后法庭判村民杜原贿赂警官罪成立被判以罚款。   二、非礼逃港妇女案   女子苦苦哀求，并要求黄收留。黄于是将其带入屋内，让女子换了衣衫，并给予吃喝。进而要求与女子发生性关系。   第二个案件是与偷渡者有关的非礼案。   被带上堂来的是一个干瘪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黄某，45岁，住粉岭联合墟新村。5月24日夜，同样是被狗吠声吵醒，发现屋外的菜地里，躲藏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大陆女子，于是上前威胁要将其送往警署。女子苦苦哀求，并要求黄收留。黄于是将其带入屋内，让女子换了衣衫，并给予吃喝。进而要求与女子发生性关系。女子为了感激，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 5月30日的《星岛日报》写道：“妇人姓李，一连几晚，她先后被迫与黄某发生性关系。后来，她发觉黄某收留自己不怀好意。同时，那家伙还不许她离家，把她当作妻子长留在那里，大为惊惶。趁黄某不觉，离开村屋，跑到警署，把这件事揭发了。”   —— 两案审过，被告先后离堂。听众席较为平静。   当第三位犯罪嫌疑人出庭时，满座都“啊——”的一声。   原来，这次上来的被告是一位雍容华贵、仪表高雅的港警夫人！她因救了一对偷渡的母女而被控有罪。她叫葛施梅（代名——作者注）。   三、港警夫人“窝藏”案   背着孩子，站在这迷茫无际的原野上，何福明心中也一片迷茫。小梅在她的背上哭着：“爸爸呢？我要爸爸——” 远远的，那边的天边一片光明，一排排白刷刷的高楼大厦矗立着。她知道，那就是他们全家梦寐以求的地方：香港。   何福明对背上的小梅说：“乖啊，再挺一会，我们就要到了！” “爸爸在哪里啊，妈妈？”孩子的问题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尖上，丈夫与她们母女走散了……   两个小时前，她和丈夫周信、女儿周小梅在人流的簇拥下，终于冲过了边界。还没站稳脚，一家人就被难民潮冲散了。   何福明六神无主了。在惠州乡下，她是事事都要靠着丈夫的。就是赶趟墟，都得要跟着丈夫的脚跟走，怕丢，也怕人多。现在好了，丈夫不见了。 </div> <div> 怎么办？她一筹莫展。“妈妈，我饿——”小梅在背上哭着，她的心更乱了。   也许丈夫早就考虑到有这一幕，临行前叮嘱她：“要是万一失散了，你也不要慌。香港那地方，是讲法律的。你就带小梅径自往香港市里去，总有办法。” “嘀——”一辆摩托车开过来了，停在她们旁边。啊，这里竟还有摩托车来接人去市里 啊。   “上车，上车，十蒙（元）啦——”摩托仔叫着。   她看到，路边上还停着好些摩托车。一些逃过来了的百姓，交了钱，就往车上跨。看来，坐了这个车，就可以进香港了。   何福明按按口袋，在贴身的内衣里，还留着昨晚缝上去的全部家当12元钱人民币。听说是可以换港币的。但那是她们到香港后唯一的一点活命钱了。 “我们没钱——”想起要给小梅买块面包，何福明把小梅往上耸一耸：决心步行走到市里去。 “妈妈我饿——”小梅在肩上哭着。那摩托车就跟着她们走。 摩托仔说：“孩子饿啦，上车吧——我不收你的钱。”何福明不敢相信。她知道香港还是“旧社会”。她不相信“旧社会”里还有好人。她不敢   理睬，还是只管自个儿走。摩托车就跟着她走。“上吧，大嫂——我同你一样，也是逃过来的人。”何福明停住了。也许是这句话让她放松了警惕。摩托车轻快地沿着马路朝香港市区开去。   摩托仔告诉何福明，他是去年跑过来的。就在香港以跑摩托车为生。老婆还在增城   呢。 “唉，老公没找到，也没关系的，过来了，就是福了。打份工还是不难的。老公慢慢再找吧，要是不给抓到送过去，就算得着生路了。”摩托仔说，“慢慢都会发身份证的”。 “还会抓吗？”坐在摩托车上的何福明有点紧张。“发了身份证就不抓了。你们有亲戚在这边吗？”何福明说没有。“那你们难办了。你找谁担保呀？”说的也是，何福明心里非常紧张。   摩托车已经到了香港上水的市面了。“下吧——”何福明和小梅下了车。 “往下，就靠你们自己了——”摩托仔对她们说。然后，一踩油门，“嘟嘟嘟——”走 了。   我们怎么办？望着满眼的高楼大厦，街上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靠谁啊？“嘀嘀——”摩托仔转了个圈又回来了。“上车吧。”摩托仔说，“带你们上一个地方去，大陆来的人，都在那儿找工作。我领   你们去那吧——” “你去做保姆行吧？”摩托仔回头问坐在车后的何福明。“保姆？”何福明不明白。“就是给人家搞卫生、做饭的，你这总行吧？” “行，我行。阿叔。这些事在家全是我做啦。” “要有人来问你，你就说什么都愿做，只要给口饭吃。”   “我知道，我知道。”何福明点着头，真碰上好人了，“只要小孩有饭吃，就行。”摩托车在街上转了两个圈，停在一个公园旁的路边。   “就这里——” 何福明往那路边一看。原来，公园边密密麻麻站满了像她一样的人。三五一群、衣衫<div> </div></div><div> 褴褛。有的蹲在树荫下、有的伸手向过路的香港人乞讨、有的在红灯亮着的马路中间走来走去…… 摩托仔说：“你放心，在香港这地方，靠自食其力，只要不抓到警察局去，没人会欺负你们母女的。” 又是一阵发动机声，这回，摩托仔真的走了。   看看路旁那么多的像自己一样的大陆人，何福明的心又定了些。总算又找到自己人   了。 她正要牵着小梅朝人群中去。突然，就看见人群像潮水似的涌动，“差佬来罗——”“抓人罗，跑啊——”旁边有人大喊。   只见一辆香港警察署的车，转着红灯，发出“咭咭——”的怪叫声，缓缓开来。跳下几个警察，见人就追。 “快走——”有人提醒她。   那些围在公园旁的逃难者，四面逃走。何福明路不熟，街面又滑，没跑出几步，就“扑通——”摔在地上。小梅也被摔出了半米远。 何福明手也摔出血来了，小梅坐在地上，竟然没哭。眼看后面的警车紧跟着她们来啦！这时，一双白皙的手从头上伸过来，把她从地上拉起。   啊，是个女人！那女人抱起地上的小梅，拉了何福明就往街边的胡同跑。   跑到胡同口停住了，何福明一看，呀，是一位衣衫阔气的年轻太太呢！又一位好人   啦！ 阔太太把小梅放在地上：“你们快往巷子里逃，他们的车进不了！”   “多谢太太，多谢——”何福明就要拉着小梅磕头，太太却急道：“还谢什么啊，快走，他们来了——”   果然后面警车又叫了。可是，那警车开得慢着呢，好像故意不紧追这娘俩似的。何福明这才急忙抱了小梅钻进胡同。   等她发现后面再也没人追时，、已经到了一条街的尽头。   几乎家家的门都关着，大概都怕涌进难民来。也有人挑开窗户，从几层高的楼上同情地看她和小梅…… 现在怎么办？又没路了，没人敢接受她们。即使躲过了警察又到哪里去？何福明带着女儿在街上惊恐地走着。   天慢慢黑下来了……   —— 葛施梅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没有跟随父母到不列颠去。而是选择了同她高中时候的同学，一位香港警官谢宏明（代名——作者注）结婚。 婚后，葛施梅在一家地产公司做文员，夫妻一月的收入不菲。不出几年，他们就在上水的××街买了一套房子。婚后的日子很美满。 不上班的时候，葛施梅就在家读读武侠小说、学学插花……当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报道说，难民冲过边境，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涌向华山去接济   亲人时，葛施梅没有动，她没有亲人在难民中。她的父母是在大陆政权更替后，从上海逃到香港来的。有亲戚也不可能从上海跑到香港来，她想。   当然，即使在华山上有自己的亲戚，她也不敢去看望的。作为警察的太太，她是不能像平常人那样随便行动的。   慢慢地，街头巷尾到处涌满了衣衫褴褛的逃难者。大人牵着小孩，还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早晨起来，就会发现躲在屋角里簌簌发抖的难民。   她从心底里同情这些人。 每次丈夫回来，她总要盯着问：“手下没打人吧？”“能放手的，你们就放手啊！”   丈夫总是安慰她：“没有，我怎么会呢？别听报馆乱说。”……</div><div>   “太太，请给点吧——”昏暗中，她发现一只枯瘦的手向她伸过来。 原来又是一个乞讨的！葛施梅从包里拿了几个银币，正要放到那人的手里，忽然，她发现，这不就是半小时前救助的那女人吗？身下还牵着那四五岁的小女孩。她们怎么也转到这儿来啦？   “是你们——”她吃惊地叫了出来。看来，这对母女真是走投无路了。   “太太，是你呀，大恩人，小梅——”何福明拉过小梅来磕头。就在这一秒钟，葛施梅做出了一个大胆和“错误”的决定。 “跟我来吧，”葛施梅一只手从地上抱起了小梅，“我家就在这——”她指着漂亮的公寓 说。   世界上的变化真快，刚刚还在街头忍饥挨饿无依无靠，眨眼间，何福明已经坐在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了。   这是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客厅，大吊灯、意大利沙发、阿拉伯地毯……何福明简直看花了眼，她一辈子也没到过这样豪华的地方。 “来，换了，都换了——”葛施梅把自己不穿的衣服啦、皮鞋啦、胸罩啦……都翻出来送给何福明。 “冲凉房在那边，去洗个澡。王妈——”她吩咐着保姆，“来客人了，快做饭——”温水冲在何福明的身上，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   唉，怎么“旧社会”的人这么好呢！   何福明同小梅已经坐在小客厅的桌边，小梅和她都换上了漂亮的衣衫，吃着王妈做的客家酿豆腐、番茄炒鸡蛋。   “睡房在那边，”等母女俩吃完后葛施梅说，“王妈会领你们去，你们就在我这先住下，哪儿也不要去。以后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会有安排。”她相信自己对丈夫的影响力。   何福明躺在床上睡不着。她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要来决定她们母女的命运，那就是葛施梅的丈夫。   要是他回来，会怎么说？何福明其他的不懂，但她明白既然要抓她们，那“窝藏”就是有罪的。   她突然觉得，要是给这么好的太太增加麻烦，那还不如自己走。她决定了，第二天一早就悄悄背着小梅走。   矇眬中，她听到客厅里一个男人低沉的问话：“来客人了？”果然，是男主人回来了。没有声音，大概太太把丈夫拉进里屋去了。   接着，她隐隐传来两个人议论的声音。后来又听不见了，大概房门被关上了。其实，此时，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发生。   “是从大陆来的？” “是的，怪可怜的，留下她们吧。” “你怎么这样糊涂啊，非法偷渡啊！”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你不知道香港的法律吗？我能够知法犯法吗？你真糊涂啊！”   “那你是打算把她们母女送到警察署去吗？你要是忍心，你就送去吧。”丈夫的心也软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葛施梅放低了语气：“我们就帮人家这一回吧。我们留人家住些日子，等风声过去了，就让她们走，这样也对得住我们的良心了，你看行吗？我求你了！” 这时在谢宏明心中，“法”和“私情”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从一个公职人员对职业的忠诚来看，他不能亵渎一个警官神圣的职务，应该将母女送 </div> <div>交警署，按法律办事。   从良心上说，把她们母女送到警署去，他做得出来吗？把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母女往火坑里推，做得出来吗？   做了善事，就是上帝也会感谢他们的。他准备放弃最初的念头了。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半晌，他猛地又翻身从床上起来。   这个在英国皇家警官学校进行过严格训练的，有着强烈法律意识的年轻警官猛然感到自己的行为有悖法纪。   “母女俩一定不能留，一定得按法律办事！”他对妻子说。“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第二天一早，两夫妇有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好办法。   首先，由丈夫谢宏明出面向法院控告妻子葛施梅违反香港法律，收容大陆偷渡人员，请求给予妻子法处。然后，由葛施梅向法庭认罪，请求宽处。接着，何福明、周小梅母女向香港法庭提出申请，要求考虑母女走投无路的困窘，按照人道的原则，免予遣返，并给予居留权。   5月25日，依计行事，葛施梅从容走进法庭，接受审判。如果“窝藏”成立，葛施梅将被判入狱一年！   法官也举不起法笔：这样有良心的人，还要把她送进监狱吗？法律和人情在此较量！   应该说，这是当时所有因偷渡引发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太太的仁慈义举、警官的忠于职守，何福明母女的可怜无依，都在香港市民中广为传开。   最后，法庭做出了让所有香港人欣慰的判决：5月26日《星岛日报》称：“李扶连法官认为，被告人乃出于同情，并无收费。被告人   的行动值得原谅。被告人之丈夫以职责攸关报警亦属合理。姑念被告人初犯，从轻判处，罚款五十元，另签保行为三年。” 葛施梅夫妇高明的做法、法庭高明的处置，皆堪称香港法例经典。   此后，由于此事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何福明失散的丈夫也寻到了葛施梅家中。于是，失散的一家得以团聚。真是祸中得福！   第七节        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一、从“富农狗崽子”到“投机倒把分子”   “投机倒把分子”   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用绳索捆着，敲着破的热水瓶或者破脸盆游街了。口中一边还得喊：“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 ——摘自全国政协委员庄永竞的回忆文章     1949年的冬天，一个冷雨簌簌的日子，我出生在粤东山区揭西县一个富农的家庭里。父亲给我取名叫：庄永竞。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富农也被看成了阶级敌人。其实，当年一般的地主，也不过有幢房子和一些田土而已，有些自己还得下地干活的。富农也仅仅是有碗咸鱼白米饭吃而已。 </div> <div> 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传到了粤东，有人劝父亲一起逃往香港。“我一不算有钱人，二没害过人，靠自己做生意下地过日子。我怕谁呀，不走。”父亲不愿离开。 事实证明，父亲想错了。到了他要想再去香港时，已经不再可能。   我家的财产被没收，店铺被充公，连住的房子都被分了。别人跑进我家来，大大方方地搬走了我家的雕花床，还对母亲叫着：“走开！走开！”好像是他们自家的一样。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一切使大多数人富裕了。但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却是灾难。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的家庭从此跪下去了。   我们被赶到一间才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里。又黑又暗，下雨时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山区的天气冬夜很冷，我穿着一件用父亲裤子改成的单衣，常常冻得直打哆嗦。母亲心疼我，找来一条装米的袋子：“儿啊，你围在身上吧。”我实在太冷了，像只害病的小猫，直往烧火的灶边靠。   父亲干活回来，看到这一幕，只有叹气。 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做起生意来。那时，农民做生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犯天条的，他只能偷偷地干。有一天，他挑回来四只猪苗，打算去卖了，挣几块钱，谁知很快有人告了密。   父亲被抓走了，全村社员开大会斗争父亲。   父亲胸前被挂上一块“投机倒把分子庄建情”的木牌，上面还用红笔打了把很大的“×”。有人拿大棍子打父亲的头，头上的鲜血直流，肋骨也被打断了。   我想冲上台去救可怜的父亲。可是被母亲的胳膊死死地拽着，母亲的泪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脸上。   “打！打死他！看他交不交代！”有人在吼着。   于是又有“积极分子”跳上台去，打了父亲一个耳光。 我终于挣脱了母亲的手，像一头小犬一样，冲上了台。可是我身小力薄，哪里是那些人的对手。我用小拳头挥打着，用尖利的牙齿撕咬着，但很快我就被他们像摔小鸡似的摔下了台。   夜深了，山区的寒夜格外冷寂。桌上的油灯亮着，父亲还没有回来。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但愿老天保佑父亲没事啊。   门口有微弱的叫门声，是父亲！ 他是爬着回来的，门口的青石板上还留着他殷红殷红的血迹……凌晨三点左右，父亲饮恨离开了我们。他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他是不服   啊！他冤啊！   这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凄惨之夜！   油灯的光在一晃一晃。母亲一边哭，一边打来了一盆清水，把父亲身上的血迹擦干净，没有没破的衣服，母亲就把自己一件衣服给父亲换了，然后靠着父亲的耳朵说：“建情，你去吧，我会把他们拉扯大的！” 此时，母亲再在父亲眼皮上摸了一下，眼睛合上了。 父亲安葬在家对门的小山上，我跪在他坟前，暗暗发誓：“父亲，你安息吧。我大了会替你争气的！”   我没有父亲了，母亲为了让我们不再背上“富农”的黑锅，改嫁到几百里外的一户贫农家中。   时光一天天地过去，我也长成一个大人了。 也许是父亲在我身上留下的因子在起作用。长大后的我对“经商”也有着特别的热衷和敏锐。   那年头，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什么都凭票。买粮要粮票、买衣服要布票、买油要油票。由于物资短缺，票证就变得珍贵，甚至有的地方只要付十斤粮票，就可以娶一个老婆回来。于是私下里买卖粮票、布票、油票的情况很多。 </div> <div> 于是我也盘算着，如果从甲地低价买回票证，用高价卖到乙地去，不是轻易地就可以赚到钱吗？其实，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商业运作了，可那时候很多人就是想不到，或者想到但不敢去做。   我筹了一笔钱，云游他乡，做起贩卖票证的生意来。   当然，干这种生意是违法的，要是被抓住了，就同小偷差不多，是要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为了挣钱养家，我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我充分注意了各地的行情。发现粮票、布票充裕的地方是大城市。大城市里，人们油水好、吃得也就少；家庭人口也少些、穿的也是好料子，不像农村人，上山下水衣裤容易破。所以城里人往往手头的粮票多，布票也多。相对来说，小城市和农村就比较缺乏。我于是把收购粮票、布票的重点放在广州等大城市上。   “阿婆，有没有粮票，匀一点给我。我是从乡下来的，粮票用完了。”老阿婆看了我一眼，我善良的面孔总是帮助着我：“拿去吧，孩子，不要你的钱，早 点回去。”但我还是把钱塞给了阿婆。   收到足够的粮票布票后我就拿到农村或者小的城市去，那里早有接应我的“同党”。就是这样，我利用着自己无害的“欺骗”和人们的善良，做成了最初的一笔笔票证生 意。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走街串巷贩卖粮票布票多了，常常会碰到危险的时候。那时，人口是不可以随意流动的。比如说，你要从揭阳到广州去，得有大队以上单位开出的证明才可以通行。各地都在道路上设卡检查。每到过关的时候，拿着假证明，揣着   几百斤粮票，心口就“扑通扑通”地跳。   有一次，我终于被抓起来了。很简单，只要对证明有一丝怀疑，再一搜身，那还有不露馅的？   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用绳索捆着，敲着破的热水瓶或者破脸盆游街了。口中一边还得喊：“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   我被放回家时，家已经被抄了，仅剩的一点凭我的劳动和智慧挣来的钱，自行车和两床干净点的被褥，也被抄走了。   那时我已经结婚，怀孕了的妻子正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痛哭。   我的一切希望破灭了。我知道在那高压的政治下，想过上好点的生活，像人一样的生活，只是梦想。   我不再留恋。只有走，过河去！走父亲曾经想走而没有走的路——“逃港”！   二、为活命挥泪别爱妻   坚决逃港！   走出牢房，我像是鸟儿出笼。我对着镇委会“啐”了一口：去你的吧，你监督我，到香港“监督”去吧！   母亲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她死前曾对我说：“孩子，你的事业不在这里，你应该走，去找一个适合你发展的地方！”   在那个年月，许许多多的青年人，都做着去香港的美梦，去的人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华侨”。还说香港是人间天堂，就是在街上乞讨，放在你手上的也是面包牛奶，谁的心里都痒痒的。于是有了不少从中牵针引线做“蛇头”的。当然，被蛇头坑了的也不少。   据说一个蛇头，收了一个湖南仔的钱，半夜把人家领到“海”边，说，对面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香港，下水吧。湖南仔就跳进水里。游到对岸，以为是香港，进村一敲门，马上给民兵抓起来了。原来蛇头把他领到的“海”，其实是今天深圳南头的西丽湖，那时叫西沥水 </div> <div> 库。   不用别人，我要自己去开一条路！   我知道，偷渡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对深圳河边的情况熟不熟悉。   我翻开地图，首先对深圳河两岸的地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如果能在河边上生活一段时间就更好了。但是，怎么才能到达河边呢。   那时，深圳是边防区。没有特殊的证件不准靠近深圳一步，何况我这个上了黑名单的“投机倒把分子”，要拿到公社一级的证件是万万不能的！ 不久，机会来了。   那时宝安县正在大搞建设，建剧院啦、招待所啦，轰轰烈烈。宝安县的人本来就少，都跑香港去了。而且自古那里的人，就只会做生意，做工程是外行，所以总是到外面去请民工。   宝安县的工地上，因此集结了一大批外乡的年轻人。这些外乡人中有的打工是假，瞅准机会逃香港是真。于是，我想方设法钻入了宝安县的建筑工地，混进了打工仔的队伍中。   有人问，到，宝安县打工的人有严格的控制，公安局都掌握着人员的花名册的，你怎么能混得进去呢？   这种表面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潜藏着惊人的大漏洞：今夜的人偷渡走了，下面不敢往上报，瞒着，明天又从外面招一批人来。数目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人名也用逃走了的人的。公安局来检查，那么多的人，还能认出谁叫什么名字、什么面孔？   我在工地上混了一个多月，很快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周围的环境也熟悉了。深圳河边上，哪儿是山、哪儿是水、哪儿有哨兵都掌握了，连路上哨卡值班的规律都摸得一清二楚。   我的记性好，不用画图，也能全装在脑袋里。 一切准备就绪，我将手中承包的工程转给了别人，拿到了一笔钱——干什么都是要钱的。然后同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约好了日期，随时准备渡河！   临走之前，我决定再回家看看怀孕的妻子。也许还能看见她，也许死在渡河中，就永远也看不到了…… 我不敢往下想了，眼圈也湿了。   趁着夜色，我悄悄地溜回了家，不敢大声，只敢用两只手指轻轻敲了敲门上的环。“吱呀”一声，大着肚子的妻子就开了门。 “你还来呀，大队的民兵下午刚来过了，来抓你呀，你赶快走吧！”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汪汪”的狗叫声传来，妻说：“不好，他们又来了！”   果然，四个民兵冲过来，不由分说，把我五花大绑，送到了河田镇关押起来了。罪名是企图逃港。   奇怪的是，他们怎么就知道我要逃港？这至今都还是个谜。真是倒霉，还没动身，就被关了起来。   身处囚室，心在河边，一帮弟兄还在等着我呢，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又不知等到哪年哪月了。   为了能早点出去，我表现得特别老实，他们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要我写悔过书我就写悔过书，要我交“浮财”我就答应全交出来。 看我态度好，又认罪积极，镇委会关了我十几天就把我放了，说是交当地“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走出牢房，我像是鸟儿出笼。我对着镇委会“啐”了一口：去你的吧，你监督我，到香港“监督”去吧！   这回真的要跑了。临走前，我先到伯母家去看看，母亲死后，伯母就是我的母亲。“孩子，走吧，你还是走好。”她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脸。把我掉在眼角边的乱发抚上 </div> <div> 去，“伯母，怕再看不见你了。”伯母哭了，我也暗暗地流下泪来。 “孩子，你遭了十几天的罪，也得吃餐饱饭上路，伯母给你做顿好吃的。”说着，就到厨房忙碌去了。   不一会儿，她就做了我最喜欢吃的，也是我母亲常做的客家饭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孩子，你快吃，没你妈做的好吃。” 我心里一热，泪水都快要流出来了。想起母亲在时，每当出门，她也是做着这样的饭菜送我。   我喝下了伯母端来的一杯酒。   伯母啊，是你给了我鼓励。这一生一世，即使后来我吃上了山珍海味，统统都比不上你给我送行的那顿饭！   我要走了！伯母打开门，一股夜风迎面扑来。   我得最后再去看一眼我的妻子，同她作最后的分别。   我靠近那间亮着灯光的小屋，心里犹豫起来。妻子没有多少文化，是个典型的乡下女人。告诉她我要逃港，不但不能帮助我，反倒增加她心里的压力。我决心不告诉她。   看见我平安回来，她对着我看了半天，好像是在梦中相见。   我这才发现，家里箱翻罐倒，已经给抄得个底朝天。我紧张地靠近床头，在床脚下，有我藏着的两百元钱，这是我逃港的经费。谢天谢地，它们都在！   靠近妻子，看着她虚弱的身子，鼓起的腹部。想起我今夜就要离她而去，生死未卜，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她，也不知孩子生下来，她怎么带大……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 我不敢再想下去，也容不得我再想了，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早点走！“我要到远方去做生意了。一年半载是回不来的。得靠你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一听这   话，就“嘤嘤”地哭起来了。“我知道你要做什么，我知道。”她忽然说。 我一听，大吃一惊。她什么都明白啊，只是不说。   我生怕她声张：“你快别哭了，让人听见又坏事了。我得走了，孩子出世，不管是男是女，都叫重阳。”   她一把抱住了我：“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她的泪水像一串串散落的珠子往下掉，地上都湿了。   我的心要碎了。妻子就要分娩了，我却要远走高飞，把她留在大陆。作为一个男人，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你等等好吗，等到孩子出世，我同你一起走。我们死就死在一块，好吗？”我愣住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和追求自由创业的决心，在我心中厮杀着、搏斗着。我   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你不要拦我，我要走了！”   不行，我不能让妻子拖着，这里是最最危险的地方！我咬咬牙，摔脱了妻子的手。拉开门，一阵风吹来。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黑夜……   三、深圳河上枪口逃生   死也要渡河 </div> <div>   我知道，我不能后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赌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过河！ </div> <div> 傍晚时分，我们接近了梧桐山。 梧桐山是偷渡香港的第一站。山高998米，道路崎岖、荒草迷离。有人曾从山上摔下来摔死，有饥饿的越境者在山中为争夺最后的一点口粮，互相残杀而死。山上山下，不知留下过多少越境者的白骨。   我们一共有七个人，约好了在一片甘蔗林里会合。   到了甘蔗地边，我轻轻拍了一下巴掌，那边很快有巴掌回应，过去一看：好家伙，都来了。我们都穿了最能跑的解放鞋。为了防山上的蚊子，小腿又都用布条包好了。背上背着一大堆干粮，我们是准备在梧桐山中呆三天三夜的。那时候没有塑料瓶，没法带水，幸好山下有山泉，可以解渴。   还好，甘蔗地一带没有巡逻队。远远的，一两公里处的小村庄才有灯光。那个村子叫西坑，听说那里的巡逻队很厉害，便远远地避开。   边防军的人数是有限的，主要搜索这一带的就是民兵。我们都年轻力壮，只要没有狼犬，他们是追不上我们的。   “带好东西，上——”我一声令下，七个人就穿过甘蔗林，向梧桐山跑。“站住——”我听见左方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人的喝令声。接着，一头狼犬凶猛地叫 着，箭似的窜出来。   糟了，碰上边防军了，他们设了埋伏哨！“快跑，不能停，分散跑——”边防军和几个穿便衣的民兵向我们追来。   我们分散跑，狼犬就是咬着一个，也咬不了所有的人。我一边叫着，一边没命地逃。表兄和另外一个伙伴跟着我逃。另外四个以为巡逻兵追我们了，就原地躲了起来。甘蔗“啪啪啪地”倒在地上，我用手分着甘蔗，发疯似的逃命。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是死是活就这一次了！   不知跑了多久，再没有人追的声音了。我们爬上高坡，听见原来隐蔽的地方传来狗吠和人被打的嚎叫声：唉，我的那四个伙伴一定是被发现抓了。   我们依然害怕狼犬来追，刚好旁边有一条小河，就跑进河里，顺水而下——人下了水，狼犬就嗅不出气息了。我们在黑夜中不知漂了有多远，确信狼犬不会来了才上岸。   抬头一看，眼前是一座险峻的高山。梧桐山到了！   幸运的是，这里竟然没有岗哨。我们安全地爬到了山顶。听说那山边有个危险的“老虎嘴”，我们特意地避开了。此时，七个人只剩三个：我、表兄还有一个姓邱的伙伴。 到达山顶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了。站在山顶上，香港的灯火就在脚下。一阵阵凉风吹来，好舒坦啊！   气氛一时缓和了下来，肚子也开始懂得饿了，我便靠在一块崖石上，打开干粮包吃东西。那些饼干，经河水一泡，都成了糊糊了，正好饱肚又解渴。   “永竞啊，你到了香港想做什么呢？”表兄问我。“先说你们吧。”我说。   “我没啥要求。”姓邱的伙伴边吃边说，“就想吃一顿饱面条。”接着他又问我：“香港人天天都能吃面条吧？”   唉，那年头，吃面条也成了天底下最美的享受！“我想开一家铺子，”表兄说，“然后把我老婆接过去，她看店面我进货。再生个崽， 让他上有钱人的学校。永竞你呢？”   我咽下一口饼干：“我们拼了性命来，要是仅仅为了吃餐饱饭，我就不来了。要干，就要干一番大事业。我先从给别人打工做起，三年打基础，五年成家立业，十年内开个公司，二十年要扬名香港。到那时再回揭阳县拜祭祖宗！” 他俩都不由得佩服我有志气。   也许是太累了，迷迷糊糊地我们就睡了。那晚，梧桐山的蚊子一定在我们身上占了不 </div> <div> 少便宜。因为第二天早上一看，我们的脸上、手上，满是蚊子叮出的红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下山。   山南坡陡，我们拉着青藤往下溜，只听见一个姓邱的“啊——”的叫了一声，原来他踩到了一具尸体，还是个女的，二十来岁。可能是在向香港爬的路上饿死的。   唉，梧桐山啊，不知有多少逃港者就无声地死在这山林中，他们的亲人连尸体都收不   到！   前面是一片稻田，稻田尽头那波光粼粼的就是深圳河了。“永竞，你看——”表兄忽然指着稻田惊叫。 原来，稻田中东一个、西一个，藏着好几个像我们一样衣衫褴褛的准备逃港的人呀。大家像是一下子都从地底下钻出来了，都来这汇合了。   “你哪里的？”   “惠东——” “你哪里的？” “增城——” 唉，都是像我一样呆不下去的人！   这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却像一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队伍。就要一起偷渡深圳河了，生与死的追求把人们连在了一起。大家藏在稻田中，都不说话。但从那淡淡的一句招呼、一个点头中，你可以感觉——我们是可以生死与共的。 天，终于黑下来了，我们要向深圳河发起生与死的冲刺了！   真是幸运，这时天竟下起雨来了。一时乌云滚滚，厚厚的雨帘遮住了人们的视线。这正是渡河的好时机。   像是约好了一样，人们都跃起来，朝深圳河狂奔。一时间，稻田里人影闪动，泥浆飞溅，发出一片劈劈啪啪的声音。   也许是声音太大了，远处传来了狼狗的叫声。不好，又碰上边防军了。 还没等我定神，就看到一头狼狗飞似的窜向人群。接着是“嘭嘭”的枪声。边防军开枪 了！   他们真的开枪啊！   此时的人群四处逃窜。像上次在甘蔗地一样，每个人凭着本能做出选择。而这一刹那做出的选择又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有人跳进了河里，怕的又跑回山沟躲藏，还有人爬到了树上躲避狼狗。   我知道，我不能后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赌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过河！   我终于跳进了水里。我听说过，下水就属香港的领地了，但子弹还是在“嘭嘭——”向河上飞来，就在我身边溅出一朵朵水花。我的命大，“嘘嘘”响着的子弹一颗也没打到我！   我把一支芦苇草管含在口中，钻到了河底，枪声真的不再朝我来了。大约过了十分钟，我才敢探出头来，看看情况。   我亲眼看见，那姓邱的给拖着走了，树上的人被狼狗咬着腿，从树上拖下来，鲜血淋漓，发出一声声恐怖的叫声…… 边防军终于朝西去了，我顺着河水来到了一座桥下。我爬上岸，终于看见了香港的铁丝网！   我知道我要胜利了，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蹭地一下就爬上了铁丝网的水泥柱。然后松手一跳，落在坚实的水泥地面上。   没站稳，屁股结结实实地给震了一下。   来前有人告诉我，中方的巡逻路是泥土的，港方的巡逻路是水泥的，我屁股给震了，说明真的到了香港啦！   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回头一看，高高的铁丝网就在身后呀，我是真的过来了啊！ </div> <div>万岁！我兴奋得真想喊。   好了，我要投向那个陌生的城市了！   临行时，我再看一看身上。长裤子在上铁丝网时全挂破了，像是烂布条。身上的背包不知道哪里去了，手掌上黑糊糊的全是血块，满脸的泥浆和脏水…… 现在，我就这样几乎是赤条条地站在香港的大门口了。在香港，迎接我的会是什么呢？   只有上帝才知道！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香港“二等苦力”   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到了香港，我从苦力做起。   大陆来的偷渡者，大多是缺少技术又都年轻力壮的青壮年。而香港的工厂里，正好缺少这类的人。经熟人介绍，我跟两个同伴进了一个毛线工厂，专做搬羊毛的活。每天一早去装车，然后卸到工厂里。再装了半成品，到另一个工厂卸下加工。每月工资600元。 没日没夜地干，一大捆一大捆的货物被扛起，每捆都有一两百磅，压在我的背上，从架在车上的“独板桥”上走过去。一天下来，一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一天，工头跟我们说，谁愿意加班给双倍工钱，我一听马上答应。可没背两趟，就发现体力透支了，腿脚发软，眼里冒金花，“扑通”一声倒在水泥地上。 就这样我在小屋子里，自我“照顾”调养了两天，身体好一点，又去上工了。 这天中午，我回来得晚了些，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师傅却说：“你们没饭了。”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一盒饭值几个钱？太拿大陆来的不当人了！一气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干了！   说来也好笑，每当在别人的侮辱和沉重的劳动使我喘不过气来时，我就偷偷地学唱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   “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我一直在找寻自己出头的路子，我知道，高耸的大厦要从最初的第一块砖垫起，要实   现伟大的理想，先要做人下之人。   不久，有人介绍我去一个药店做学徒。我很快答应了。心想，做学徒就可以学到“药”，学到了“药”，说不定现在能开一间大药店！ 老板是潮州人，姓陈名克文。他现在是我的“一洲”公司的顾问。 做饭、打扫卫生、送孩子上学，像个男保姆。但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干。晚上铺门一关，架上两块门板，我就睡在药店里。一是解决住宿，二也防盗贼。夜晚是我学习的好时候。药店里有不少的药书，我就边翻书，边查对药材。   这个时候，我又常记起小说《在人间》中的大作家高尔基。他也是当过学徒的，后来不也成了大事？   我总是用出色的人物来激励自己。   我用订书针钉了个本子，把每天晚上学习的心得记录下来，便于记忆。 我还有一本特殊的小本子，这本子记的不是药名、用法……而是专门记老板在做生意时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甚至音容笑貌—— </div> <div> ×月×日：一女人抱着孩子满头大汗，来店吵闹要换药。药已用过，本不应退。但老板毫不动气，亲为女人打扇送凉，并吩咐我换药，还叫我打伞送女人到家。我明白老板的意思，不敢怠慢，一路上还抱着她的孩子。到家后此人感激不尽，后来成了店中常来的顾客…… 半年后，姑表兄开了一家药店，请我去帮忙。我便从小学徒变成了搞药店进货、推销   的……   又过了半年，我筹了五百元钱，同一位叫张子酋的朋友，租了一间小房，开始做药材生意了。   全部本钱才一千多元，这个小老板真够可怜的。但这没什么，小有小的做法，只要做得好，小生意也可以变成大生意。   我常常叮嘱自己：别贪多，别求大，赚多赚少没关系。做小生意靠的是起早贪黑，靠汗水来钱。大生意那是人家赚的，别眼红。小生意赚得少，但赚到手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钱。   有时候，客人需要一斤人参，手头没有货我也应承下来，对客人说：“明天即送到府上。”实际上我的货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应承后我撒开两条腿，香港上下，东奔西跑为他找货。千方百计找到货后，买下来，再按时送到客人家里。一天忙得疲惫不堪，也就赚了几元钱。   但只要钱到手了，我就高兴——集腋成裘。我们潮汕人的小本钱就是这样滚大的。加上我幸运地中了一回“六合彩”，一下有了几万元本钱！   于是我租下北角英皇道128号，自己开起了一间“四海公司”，专营高档的营养品。我为什么要做高档营养品生意呢，这里也有我的经营之道。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荷包里的钱   一多，就考虑两个出路：一个是“玩”，所以，不少旅行社开起来了，娱乐场所、健身房生意火暴；另一个是“吃”，人有钱了，就最想保命。要玩得快活，更要精力旺盛。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弄对身体有益的补品来吃。   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推出中国传统的人参、鹿茸、鱼翅等高档补品。   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只有我一个人有。高档补品店一多，就得看谁能拿到最便宜、质量最好的货，谁能把手上的货销得最快。   到我这里买货，我会尽量给顾客让利，决不斤斤计较。买少量药材，零头不要；成批量要货的，给人家打折。还搞额外赠送。买过我的人参鹿茸的，过年会突然收到我的拜年礼品。要什么货物，一个电话我就把货物送到家。不满意的，还包退包换。样样为买货的人着想。   这些招式，现在香港的商家都会做了，但当时在香港都还是新招。“四海通公司”的名气很快打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商诀窍，叫做：做生意的人，要先做好人，做了好人，你的生意肯定   好！   经商一年多，我的财产激增了十多倍。   家在远方，夫妻不能相见。不久，我便在香港重新成了家，开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用我儿子的名字取名为“一洲”。 拿我儿子的名声作保，表示在我店买的货物，绝对可信可靠。不损人利己，不留骂名在世！   在港的最初几年，虽然有所斩获，但依然是在小的水沟中游来游去，虽衣食无忧，但要想成大器，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心冒险，闯出个自己的江山来！   但是，怎么寻找突破口呢？我不停地思考，终于有了灵感。   有一次，一个南美的老华侨来店里买一斤人参要带回南美去，问在飞机上怎么吃。我 </div> <div>摇摇头：“很难。”他无意中感叹了一声：“咱们中国的药啊，比西药好，可就是方便不如人家哟。”   老人的话使我灵机一动：中药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地熬，这在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是个致命的缺陷。如果能把补品制成便于携带的丸粒，坐在飞机上都能服用，那一定大有销路。   于是我想到了制洋参丸，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把洋参制成成药出售的，这条路没人走过，可以走！   但是，制洋参丸要办流水线、大成本，得冒险，得借钱兴业。成不成功，就在此一举！   经朋友帮忙，终于借到了40多万元。1979年7月1日，我在香港湾仔庄士敦道租了一个气派的门面，光月租就一万八。我像 是一个赌徒，猛着胆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货，后给钱，在他的药厂加工了2000盒洋参丸，取名“一洲洋参丸”，先行投放市场。   现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参丸市场打开了，但当年谁知道你这个“一洲洋参丸”啊？要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得花一大笔钱去做广告。负债也得做。   当时，手上的资金没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着的一点首饰玉器都拿去卖了。我咬着牙，在港澳和国内外的媒体上发动了广告攻势。报纸、电视的广告一齐上。   钱抛出去了，广告也打出去了，但会有人来买吗？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反应。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   我的心都悬起来了，难道钱丢到了水里？   有朋友安慰我，广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时间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着有订单飞来。每天到邮差送信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到门口去望。等邮差的时间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40分钟就到门口去等了。   我一边等广告的反应，一边展开营销的策略。 为了让市场知道“一洲洋参丸”，我拿着登有广告的报纸，到港九各家药店挨家挨户地 问。 “老板，你这儿有一洲洋参丸吗？就是这个——”我指着报纸说。老板摇摇头，他当然没有。但老板很机灵。 “先生，这个‘一洲丸’，现在俏得很啊，本店刚刚销完，如果你要，请留下电话，明天进了货再通知你。” 我知道他已经“中计”，心里暗笑。 回到家里，他要“一洲洋参丸”的电话果然就来了。 就这样很多人都感觉到：“一洲洋参丸”是市场上的俏货！ 四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从内地来的要“一洲洋参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干部写来 的。   真是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内地要洋参丸的信啊，订单啊，不断飞来，接着是台湾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来了。 “一洲洋参丸”的市场终于打开了！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顺风……   1989年的国庆节，我以共和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俯瞰城楼下欢腾的人群、海洋似的鲜花，我的热泪突然涌了出来。想不到，我一个广东偏僻山村的苦孩子，今天也能站在这里！   家乡啊，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我的生命所系！ </div> 1985年12月3日，从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后，我又回来了。   离开他时，我是个衣衫褴褛，一文不名的“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我是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政协委员”。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亲的小山岗，身后跟着市里的书记、县长、乡长，还有一大批亲戚朋友。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像一个泪人。   我拿有限的积蓄，在家乡白石乡办了一所学校，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学楼，让更多像当年的我那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大家都赞扬我的义举，说我不计前嫌，谁又知道我的真实内心？   父母不在了，但还有一个父母在：我的家乡！   （本章内容征得编者同意取自陈禹山主编的《强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