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 大逃港第五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抉择！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   北戴河。清晨。   天，已经亮了。但海空上还有几颗星光。 天还早，毛泽东夹了一支烟，走出户外。卫士把大衣给他披上：“主席要出去？” “是的，去散散步。”他这一夜又未眠。让他想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   海边静悄悄的，沙滩空旷无人，海浪接着海浪，一波一波，坚持不懈地扑向沙滩，好像永远也不会有休止的一刻。   人类社会的舞台也是一样的吗？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吗？一波连着一波的，永远也不会有静止的时候？……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人民群众的热情调动起来了，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但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荒芜、老百姓逃难，吃树皮草根。他意识到，这同自己的“理想化”的“冒进”是不无关系的。记得，刚开始搞人民公社时，就有人提醒过他“搞早了”，“大跃进搞快了”、“口号喊大了”。这中间就包括武汉的李达，记得自己还同他发生过争论。但事实却证明人家是对的。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对于自己的错误，也要公开指出来。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他就是这样做的。 到1962年的8月，具体办理平反的邓小平，已经给全国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平了 反。   可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材料反映，被平反的人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欢呼，有的幸灾乐祸地讥笑给他们平反的干部。有人则公然宣称说：“三面红旗犯了错误”、“大跃进本来就是搞糟了嘛。”   而他的那些战友呢？刘少奇没作声，内心是支持“平反派”的。周恩来在向知识分子摇橄榄枝，说他们现在都是“劳动人民”了。还有陈毅，他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糊涂啊！ 无独有偶，就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1962年6月，那个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倒了的彭德怀，也跳了出来，向中央呈递了一封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要求为自己“翻案”。   本来只是想“平反”了，给所有的人都平复平复，就像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一样。没想到，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在这里，他们的目的是要“翻案”啊……</div><div> 翻案？翻谁的案啊？   不就是要翻我毛泽东的案吗？不就是要重写历史吗？不就是要把我毛泽东搞过的再翻过来吗？   前不久，在习仲勋等人支持下出版了小说《刘志丹》，康生一见便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的”，还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如果照他们这样，连高岗也要翻案了，如果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也错了，那不就是我毛泽东的路线错了吗？   翻案风之外，还有一个更令他不安的事情，那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农村不要搞“集体”了，退回到“土改”的时候去。还是把田分给一家一户，搞单干。这实质上不就是否定他带领人民走的这条“集体化”道路吗？ 这可是他毛泽东提出的根本路线啊！   本来，七千人大会上，部分地允许农民“包产”，只是恢复经济的权宜之计，只是策略性的“退却”。可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就是不理解，把“退却”看成是“放弃”，想着的还是私有化的路子。   “农业专家”邓子恢自不必说，他还没接受教训，还在不同场合中提出要“适当扩大自留地”。管经济的陈云呢，最近也搞出个《青浦农村调查》来，大赞个体：“农民种自留地，积极性提高了”。至于邓小平，他脑瓜子更是一有机会就会向右拐的。1962年7月，他就在大会上宣扬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才是好猫。”分不清路线了呀。   他也曾苦口婆心地教导他的这些战友们：“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放高利贷，讨小老婆……”社会主义就向后退了，说明共产党带的这条路就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听？背地里宽容、支持、甚至提倡。这是为什么啊？   令人担心的是，今天，就连他身边最信任的人，都在“动摇”。甚至可以说，跟他走的这支队伍在发生分化了！   他想起与秘书田家英的那次谈话。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几个月前，田家英还是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广州，田家英还将安徽省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他看，并含泪附信一封：“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互助求生。要求给一头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说得多好，这就是中国的实情！这就是搞“包产到户”的后果嘛！可是，还不到一年，两个月前，田家英从外面调查回来了，立场全变了。   他点燃了一支烟，饶有兴趣地等候田家英新的发现。“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田家英向他说起，农民认为公社搞的大集体生产不好，谁勤谁懒辨不清。积极性起不 来。“要是把年产任务分到各户去，让农民自己来搞，劲头就上来了。农民就有饱饭吃了。集体化还是个很长的路程。”   真是奇怪怎么连家英也变了！毛泽东半天没有吱声。突然，他提出了一个令田家英没有料到的问题。 “那你主张，是集体经济为主好，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好呢？”没等田家英回答，他又接着问田家英：“家英啊，你的这个思想，是你个人的意见， 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a href="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E5%A4%A7%E9%80%83%E6%B8%AF%20pdf.doc#page235">1</a>】 </div> <div>毛泽东警惕了。   因为这一切已经触及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也许，田家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将在毛泽东的心中引起怎样的波澜： 看来，党内党外，确有一批人从骨子里就反对走“集体化”道路，主张农民“单干”，不同意我为中国引的这条路。他们只是碍着我毛泽东的面子不敢说。他们要翻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案”！ 危险啊！   猛然，他记起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见到贺子珍的那回事，离开时，子珍突然泪流满面地向他说：“主席，你千万得留心，王明这班人狠着呢，提防他们害你啊！”【<a href="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E5%A4%A7%E9%80%83%E6%B8%AF%20pdf.doc#page236">2</a>】   这是什么意思，王明早已不在身边了！谁害我？海面吹来一阵阵的风，他突然感到不寒而栗。他回过头来，吩咐警卫员：“我们回去吧。” 他需要冷静一下，需要慢慢地再思考，再仔细地分析。 ——   回到房里，面对的又是桌上是小山似的内部资料，他顺手打开来看。真是多事之秋啊，传来的一个个都是叫人“警惕”的信号： 苏联人在新疆塔城挑动边民叛乱；印度人在喜马拉雅山边挑衅；蒋介石准备“反攻大 陆”…… 他隐隐地感到有一股压力，内的、外的，都在暗中积聚、汇拢、在慢慢向他压过 来……   战争年代的“经历”总是在“提醒”着他：这分明是一股在准备发动总攻击的敌人呀！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于是，他的刚血的个性、他的人生经历、纷纭复杂的形势，都在引导他向一个新 的“判断”逼近……   打开窗户，海空辽阔。海浪拍崖，发出“轰、轰——”的巨响。它们还是那样，不紧不慢。不停地扑、不停地退、又不停地扑…… 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这集合到一起向他扑来的到底是什么呢？   猛然，他明白了，明白了一个规律！一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规律：“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息的！ 他吐出一口烟，揿灭了烟头……   —— 1962年9月24日，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极为重大，也是极为错误的对时局的判断。   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写着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他的判断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内外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以种种形式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的阵地进行反扑。   阶级敌人或他们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党内。阶级的敌人，中国的赫鲁晓夫，很可能“就睡在我们身边”！ 找到了！这就是几个月来，种种“迹象”的本质。或者说是他时时感到的那个压力的“源头”！   这样，他不仅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以来有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断，把“阶级斗争”当成“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来看待，而且认为这个时段不是“十几年”，而是存在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div><div>   这就大大改变了矛盾的性质。把阶级的“斗争”，当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第一要 义。   依照这种理论，“斗”——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残酷的“斗”，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依照这个判断，全党要立即行动起来，牢牢抓住“印把子”，打退阶级敌人从明里来或者暗里来的猖狂进攻！要立即在全国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发动工人、贫下中农，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把落到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再夺回来！   ——   天，已大亮，关上窗，窗外海的波涛声平静了。毛泽东吁出一口气，向卧榻走去。   现在，他可以安心睡一觉了。 一位具有超人洞察力的领袖，此时却朝着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   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组织了约150万人的精锐干部队伍，称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开赴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把农村的阵地“夺”回来。 宝安县的社教工作团，在1963年的7月23日到达了深圳河边。 对于宝安县来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反逃港。   当时，广东省委直接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其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   开赴到深圳河边上的社教工作队，第一步工作就是“扎根、串联”。   所谓的“扎根、串联”，就是如同土改、“反退社”时候的工作队那样，深入到每个农户家中去，发动群众。 一份材料记录着当年社教工作队，在宝安县龙岗公社是怎样“扎根、串联”的——龙岗工作队进村的第一夜，为了不惊扰群众，没有进农民的家，齐刷刷都睡在祠堂的 屋檐下……   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   同村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形象相比，工作队一下子就取得了群众的好印象。工作队员们还用种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感化贫下中农的心。   一位老工作队员向我说起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见一斑：“当时，我与一位姓廖的工作组员，同住在一户姓张的贫农家里。张姓贫农全家三   口，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生活很艰苦，吃饭时，一钵稀糊糊半米半水的饭，一点黑糊糊的从盐罐里拿出来的咸菜。要是遇桌上摆有一碟冬瓜什么的，就算是天大的美餐了，我们是不动筷子的，都让小儿子吃。   吃饭之前，五个人，他家三口，再加我们这两个工作队员，首先要围着饭桌站立，由 </div> <div>张贫农给大家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接者，由老廖发音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   “没油水，下田干活又累，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红歌还没唱完，眼睛早盯着桌上的黑咸菜转了。   “我悄悄瞟一眼那孩子，那孩子的眼睛盯得比我还大，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唱一句‘大海……’，嘴角就‘梭’一下：‘航行’……   “终于，苦忆完了，歌也唱完了，可以坐下来吃咸菜饭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也许也是太饿，那孩子吃得太急，吞在喉咙里的   饭‘噗’地呛了出来，吐在桌上。张贫农气得对着小孩头上就是一筷头。小孩‘哇’地就哭了。张贫农还要骂，老廖竟然抓起小孩吐在桌上的一团饭，吃了进去。 “张贫农感动了，以后同老廖成了‘生死之交’。老廖也因此被‘抽’到总团去了，后来当了秘书。” “毛主席派来的人”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形象，工作队完成了第一步工作。   但是，往下要劝说群众“不逃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在工作队内部，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 1965年11月12日，省委驻附城公社的工作队印刷了一份名为《一场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的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8.JPG" width="391" height="524" alt="" />     “香港风要不要反？在工作队内部，大量的人感到这是个癞痢头，难剃！基层群众更是普遍缺乏信心。他们说，几角钱分红（指生产队干一天只几角钱），怎么能反掉香港风？除非解放香港。”   面对复杂的形势，工作队没有采用强压的办法，而是从人的“心”突破。既然有人认为“香港好”，那就索性组织一场大辩论。   又如当年反“退社风”一样，各村的辩论会积极分子带头发言，引导群众。会议一开始，“香港好”的声音占了上风。很多人认为，虽然香港社会黑暗，但是，祖国政治好，香港经济好。在港打工一月，胜过在家劳动一年。就算去香港讨饭，倒痰盂也可以。   会议第二阶段，针对暴露的情况，摆事实，算细账，查危害，揭盖子。这份材料反映：“盖子一揭开，大家大吃一惊： （1）香港风吹得人口大量外流，全公社外流8901人，男青年大一个走一个，许多员说，如此下去，驶牛也无人接班。</div><div> （2）香港风吹得田园荒芜，生产萎缩，分配逐年减少。每年损失数以万计，而外流人员寄回来的钱却寥寥可数。大家都说这是因小失大，亏了老本。   （3）香港风吹得干部神魂颠倒，敌我不分。全公社有83名干部外逃，有一批人当了叛徒。 （4）香港风吹得社员昏昏迷迷。男青年不愿在家劳动，女青年想嫁香港老公。（5）香港风破坏了社会治安，四类分子几乎全部跑光。” ……   会议的风向迅速转过来了。很多人自觉暴露和批判外流思想。有些人原来做梦也想去香港，现在庆幸自己没有上当。不少外流户原来压力大，后来也提高了觉悟，表示要动员亲人回来……   赵紫阳亲自在这份汇报大辩论的文件上批示：“宝安县附城公社是香港风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   问题。但是，经过这次贫下中农会议上的大辩论，风向大变，情况大为好转。沿海各地，都要像附城公社那样，开展一次反香港风的大辩论。” 这样，一个关于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建设家乡好还是跑香港好的大讨论，就在包括宝安县在内的广东省沿海的东莞、珠海、惠阳、汕头等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香港“天堂”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   要怎样才能打开群众心中的这把“锁”呢？或者说，你用什么来说服群众不逃港呢？就拿罗芳村来说吧，它的对面，南岸有一个村子叫较寮村。罗芳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   一百多元，较寮村却有一万元，差距太大了，这个对比曾一度让社教工作队张不开口。   思来想去，工作队发现了突破口：每年既有上万的人跑香港，不也有些人又跑回来吗，这事许多公社都出现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香港在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什么都好嘛。   香港为什么不好？有哪些不好？这就是突破口，应该抓住这个突破口。仔细分析，仔细了解，便可以教育群众。   省委领导指示工作队员： “你们要下去调查一下，到底香港好，好在哪里？社会主义好，又好在哪里？不好，也要说出不好的道理来。”   “不做到心中有数，怎么去说服群众？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群众怎么能服？你今天留住了他，开会斗他，明天他又跑了。”   1965年的11月，赵紫阳在附城公社扫“香港风”的材料上批示：“要敢于揭这个盖子。要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依靠群众，教育群众。”   就在赵紫阳批示后不久，驻沙井公社西乡的社教工作分队，写出了一份名为《西乡大队在港人员情况调查》的材料。   直到今天，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依然不能不佩服西乡工作队出色的工作！调查“深入”，文章“颇具说服力”——它是怎样证明“社会主义”好过“资本主义”的呢？ “香港真的就比西乡好吗？我们来看一看。” </div> <div>“探亲的香港人穿得花花绿绿，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港客寄钱寄包裹回来……这些表面的东西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似乎一到香港就能捞到钱。   但是，香港是真的好捞吗？”文章举出了颇具说服力的数字： “解放前，西乡大队到香港谋生的共计82人。他们年轻力壮出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基本上还是旧样子，都还过着贫困的生活。   据调查，这82人中，有75人还在为资本家打工，生活困苦，占91.4％；而有幸开上了鱼档、肉档的，或生活稍好点的，只占8.6％。所以说，逃港者是极少数的人生活稍好了，绝大多数的人依旧贫困。” 没错，这是事实，就是在香港，真正很富裕的，也非所有的人。   尤其是这些人中，还都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建立家庭的问题。香港住房紧张，结婚费用很高，成个家不容易。   “这82人中，年过半百还是单身一人的竟有13人！河西一队陈植财，在香港捞了23年，什么也没捞到，至今还是个‘寡佬’。而他的弟弟陈秋权，没去香港，就在生产队干活。现在结婚生子，生活稳定幸福。陈植财每次来西乡探亲，都要感慨道：还是你好啊！”   ——真人真事，铁的事实，对比分明！“河东五队温根容，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捞世界，留得老母亲在家。30年了，因为说过   不发财就不回家见母亲，现在就是不好意思回来。仅仅52年寄过一次200元回家。母亲临终想见他一面，他都没有回乡。老母亲直到死，都未能见儿子一面，相隔才十几公里。”   解放前去香港捞世界的如此，解放后逃到香港去捞世界的人又会好吗？“全大队1962年以来逃港的共131人。其中过去后靠给资本家打工的有118人，占了绝   大部分。另有3人投亲靠友做了鱼店老板，一人做管账先生，两人沦为妓女，5人下落不明（估计偷渡过海时已经葬身鱼腹）。”   材料中句句说明，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去的人依然是贫的多，富或稍富者极少。原来想象的“发财梦”，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同样，这批在港的118名未婚的外逃人员中，有103人至今没有成家。再拿同一家中的两兄弟对比： “河西二队有个社员叫林植，有四个儿子。老大林贵生身强体壮、力大如牛。在家劳动时，可从两里路外一次挑200多斤草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劳力，在家乡可以多挣工分，到了香港一身死力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林贵生在香港连老婆都找不到，生活没着落。最小的儿子林春耀，虽然体弱、劳动差。但留在这边，反而结了婚、生了一子一女。生活过得美满幸福。”   两相对比，为什么一定要跑香港，不留在内地呢？香港不但难“捞”，而且是一个害人的“陷阱”： “河东八队有个社员叫黄小沙，逃过去后，在香港这个染缸里才几年，就把吃、喝、赌、嫖、吹……什么恶习都学会了。他的亲人强制把他从香港拉回来，戒毒治病。绝了恶‘欲’的黄小沙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现在他积极参加队里劳动，每天精神单纯愉快了。又成了家，有了三个儿子，他感激地说：‘是社会主义救了我。香港我再也不去了。’”   事实在说明，香港也并非“天堂”，何况步向“天堂”的路上还充满危险、充满杀机，充满陷阱——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一些妇女说，男人到了那鬼地方，心红的变黑、心黑的要变烂。” 因为逃港，家庭发生变故的不在少数，文章举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div> <div>“广州的知识青年李和平（代名——作者注），下放到西乡大队。因为人聪明、有知识，做了大队出纳。很快结了婚。1972年，外逃香港，做了资本家的账房先生。便很快跟一个年纪很轻的女青年非法同居。背弃了原来的妻儿。他的老婆王修敏（代名——作者注），原是公社卫生院的护士，不得已也带着小孩外逃到香港去寻夫。谁知狠心的李和平竟然不认前妻，把他们母子拒之门外。现在王修敏还流浪在香港街头。真是新社会的活陈世美！”   有人反驳说，在西乡大队的逃港人员中，不是也有人“捞到了”，“发”了的吗？为什么不也说一说呢？   是的，是应该说一说。 是不是有人发了呢？当然有。但所谓“捞到了”，发了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前面说了，西乡大队逃过去的人中，能有自己的一份稳定职业的，仅占8.6％，人数很少。而混得稍微好点的，更少。除了上面说的当了账房先生的李和平外，还有一个进了香港电视台的李大为（代名——作者注）、一个当了画家的郑少海（代名——作者注）。两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这两人都是河东五队的，出身地主家庭。他们是依仗了在香港有一定的后台老板的关系。”   “全大队解放后出港人员，当了老板、业主的。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在香港有关系帮衬的。”   很显然，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香港几人有富亲戚？没有帮衬，单凭一身死力气，就是逃到了香港，也是发不了家的。   又有人说，跑不跑香港，那是别人心甘情愿的事，又没占“社会主义”的便宜，还每年寄外汇回队里来，帮助国家搞建设，这不是好事吗？   那又来算算这笔账吧： “西乡大队六年外逃出港共131人，平均每年每人汇回家乡的款是110.9元。这些外逃人员都是好劳力，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五千工分。如按大队正常的劳动值计算，每个工分1.35元。每人每年可收入675元。扣除每月生活费20元（按一般社员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应能为家庭提供435元。比逃到香港去每年给家里提供的要多324.1元。”   可见，如果这些人留在内地，给家庭创造的收入更多。他们在香港，要吃要住，收入又低，还能留下几个钱寄回来呢？   外逃人员给家庭提供的少了，那么外逃人员的家属是靠什么生活的呢？文章又算了这个账：   “留在大陆的家属，他们仍然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低物价、低房租（有些自己本身就有房）、有病了依然可以免费在合作医疗就诊、孩子上学享受免费……”   他们在内地的消费远低于香港。从两地的物价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大米每斤价是0.28元。而香港每斤大米价1.32元。差不多高了5倍！油每斤价是0.93 元。而香港每斤油价是4元。也差不多高了5倍！糖每斤价是0.68元，而香港是2.4元。高了 3倍。”   “外逃人员，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他们养大，培养成有文化的青年。正好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时候，却逃到了香港。丢下父母子女由集体来供养。   有个女社员，丈夫逃到了香港，丢下她和三个小孩。丈夫每年寄回来的才四百元。这女社员口口声声说一家人是丈夫寄钱养活的。试问，如果她丈夫把全家四口都带去香港，吃饭、读书、住房、看病……靠这四百元她养得起吗？那又是谁在暗中养了他们家中的四口呢？是社会主义，是集体！   逃港者享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逃避了对社会主义和家庭应尽的责任。”应该说，这是精辟的、颇具说服力的说法！材料最后一锤定音“外逃是可耻的！”一个摆事实、讲道理，反击“外逃风”的群众大辩论在宝安县掀起来了！ </div> <div>村村开辩论会，队队开斗争会。大榕树下、宗族祠堂都变成了辩论台。逃港次数多的，或者联络逃港的人被戴上高帽子揪上台来，贫下中农纷纷跳上台同他们算账、讲道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风暴中，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之下，在反反复复宣传的叫人理不清说不明的“道理”、“数字”下，要逃的人犹豫了脚步。 果然，深圳河边沉寂了。 据有关的材料统计，1963年后，深圳河边的逃港的确减少了！“路线斗争教育”，在一个时期，的确起到了作用！ 然而，逃港风能够就此平息吗？卓绝的思想工作又能够奏效多久呢？      <img src="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39.JPG" width="497" height="401" alt="" />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div> <div>“老板，请来一盒王老吉——”   这是30多年后，即1999年的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在深圳西坑村边的一间小杂货铺边歇息。   天气太热，杂货店老板正在树荫下同人下棋，似乎很专注。“老板，请拿盒王老吉——”我提高了声音。看来，老板并不把生意当回事，那盘棋好 像比他的生意还重要些。   “好的——”小铺老板终于放下棋子，摇着蒲扇，拖着一双拖鞋，“的啪的啪”地过来 了。   老板看上去五十几岁，广东人典型的瘦瘦的身材，很热情，接了我的钱，一边看了看我满身汗渍的衣服问：“你是来找工作的吧？”，递上王老吉，听我没回答，又走去棋盘边坐下了。   其时，小店铺的前面，已经建满了一排排香港人投资的厂房。我也走了过去，摇摇头：“不，我来你们西坑村采访。” “你是记者——”他偏过头来，似乎微微有点惊异。“你的车呢？” “我是抽空来的，没有车——”   “啊，坐公共汽车呀？那你走了很远的路啊。”我感到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同我一下子拉近了。 “到西坑村采访谁啊？” “你——”我对他说。   “我——”他愣了一下，手中的棋子悬在半空。马上又“哈哈”地微笑了。“我一不先进，二没发家，三不偷不抢，你采访我干吗？”悬空的棋子又放下去了。   “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呢。”他没出声，似乎不值得回答。“你姓魏——”我突然说。   他惊异了一下，感觉来得奇怪。“你叫魏天粦——”夹着棋子的拇指和食指又停在半空。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魏天粦，20世纪60年代广东省社会主义教育的红色阵地——西坑村的“反偷渡”典型人 物。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就死在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俗话说“上了梧桐山，香港到一半”，说的是偷渡时梧桐山的重要。   而西坑村呢，就坐落在从北麓上梧桐山的咽喉要道上。要上梧桐山，必经西坑。它也就是前面洋参大王庄永竞说“土八路厉害”，差点被边防军和民兵抓到的地方。 由于位置重要，西坑村历来就是香港煽动外逃的间谍组织和大陆的公安部门的必争之地。两边都在村中安排了内线。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放言“早晚会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外逃香港，在这里太普遍了。照村里人的话说是：“拿把柴刀上山砍柴，就可以翻梧桐山。没人拦得了你？”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9.JPG" width="259" height="367" alt="" />                    1957年初至1961年2月，西坑大队外逃的就有700多人，占了全大队总人口的30％。群众跑还好说，共青团员也跑、共产党员也跑。全大队18个团员跑剩下11个。连党支   书、团支书也都跑了。支部开会都开不成。“每天早上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传递：昨晚谁谁……跑了。”魏天粦说。“县里啊，公安局啊，也不是没想办法治，治不了啊——”开批斗会，把抓回来的人戴高帽批斗，外逃的人反责问抓他的民兵：“你斗我，你保   得了你明天不跑吗？”社教工作队说：这是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共产党丢脸！ 因此，宝安县委决心在这个“据点”上，同“资产阶级”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一定要把西坑村的红色堡垒建立起来，刹住“外逃”风！   1961年7月，宝安县委把经验丰富的钟方亮（代名——作者注），从外地调回了西坑大队做党支部书记。   站在西坑的村口，面对着云蒸雾绕的梧桐山，钟方亮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西坑的外逃总是不见成效？除了西坑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有什么在起作用？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一个个从城里、从镇上回来的中学毕业生，背着背包高高兴 兴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开玩笑：“别进村了，直接爬山过去算了。”突然看见看见站在稻田   边注意着他们的支书，吓了一跳：“啊，是钟支书啊——”伸伸舌头，不敢作声了。为什么这些中学毕业生，才出学校门就直想着跑啊？钟方亮想不明白。   猛然，一个问号在他头脑中闪过：西坑村中，哪种人跑得最多？年轻人。年轻人中又是哪部分人跑得最多？学校毕业生。几乎毕业一个跑一个！   对了，钟方亮的头脑中有些清晰了：大凡去外面读书的青年，哪个没有理想？几个是还想回到西坑村来做农的？人往高处走，那是对的嘛。他们毕了业，在外面又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回来，西坑一个穷村子怎么留得住他们？留住了他们的人，心还是在外面的呀。最好的出路不就是“跑香港”吗？你就是再对他说香港不好，再搞对比教育，就是把香港说成是个火坑，他们还是会想：我不信，是个火坑也要跳下去“试一试”。青年人嘛！</div><div>   还有一个情况很能证明这个判断：其他村素来是男的跑女的不跑，而西坑村，连女的也跑。那么跑了的女的又是哪些人啊？钟方亮扳着指头算了一下。对，还是那些读了书回乡来的女青年。她们找对象都想找到河那边去。而真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妇女，心定了，跑的人就较少。   问题就在这里，应该留住他们的“心”，否则留不住他们的“人”。   但是，西坑是个小村子，又穷，又偏僻，晚上一黑，小村庄就像黑锅一样，关门睡觉，死一般沉寂。拿什么留住人家啊？这批在外打球、看电影、演戏……过惯了文体生活的青年人，怎么坐得住啊？还不是三个五个便凑到一起。凑在一起说啥呀，三句话不就说怎么跑香港吗？   钟方亮一拍脑袋，计上心来。   不久，社教工作队也进了村了。钟方亮把想法同工作队贺队长一说，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新的思路。   谁知决定一宣布，党员会就开锅了。“什么？办文化俱乐部？” 怎么钟支书和工作队来了，不抓政治、不抓生产，抓起文艺来了？“对，把祠堂啊，空房啊，都腾出来，办俱乐部。让青年人好读书啊、唱歌啊、演戏   啊！”这是干吗呀？没事干啦？要把西坑村办成个文工团怎么的？ “文化很重要，嗯。”屋角上有人吞吞吐吐发言了。“咱们的工作队很正确，毛主席就很重视抓文艺工作的嘛，对不对？不过，现在是农忙了，稻子在田里腰弯得要贴水了，要割了。农闲我们还是要抓的。对不对？贺队长——”这人问工作组的老贺，绕着弯来反对。   “还是先抓反外逃吧，钟支书——”有人提醒钟方亮，“你是老抓偷渡的了，还不知道？年年是稻子一进仓就会跑人的。到那时，你收场都收不住的啊。”   “我看要开始开斗争会了，钟支书，”有人提醒说，“好久没开了，口号都忘了。不斗地主，这批年轻人，我可镇不住呀！”治保主任在角落中叫苦。   钟方亮在心里想：就靠开大会，挂黑牌子，斗争四类分子，年年都这样搞的。你吓住了人吗？反掉偷渡了吗？   大家七嘴八舌像开锅的热水，都议论开了。 钟方亮敲敲桌边：“别嚷嚷！别嚷嚷！大家都听着。稻子要割，不割稻子就会烂在田里，这里要造反——”钟方亮拍拍肚皮，“外逃呢，更要反。不反外逃，社会主义烂在我们西坑，反动分子要造共产党的反！”   支书这话说得在理。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不过，目前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不是别的，是办文化俱乐部！”钟方亮坚定地说。他想：要搞思想教育，群众开会都不来，你能把人团结在身边？你能收得拢人心？先   得给青年人有块好玩、好乐的地方，把他们吸引住，才能找寻机会，把他们往正路上引。 政治思想工作啊，不能专靠来硬的，不能靠“斗”啊，挂黑牌呀……他记起一位领导对他说过：“药”要做成糖丸，老百姓才愿“吃”。 西坑的文化俱乐部办起来了！   最高兴的当然是那批青年人了。从来上面来的人，只会叫他们“斗争”啦、“阶级”啦，男青年发梭镖、女青年糊高帽子……还从来没有谁想到要让他们“玩”得开心的。   “贺组长，你们是这一个——”有青年伸出大拇指夸奖老贺说，“进村就给咱们青年人办了件好事。” </div> <div>“可是我们是两只空巴掌，对不住你们啊——”老贺说。“俱乐部空荡荡一间屋，没器材，队里又拿不出钱给你们，”钟方亮说，“这个问题没   办法解决。” “不就是钱吗？我们不要领导出钱，只要领导支持，我们自己带家伙来。”青年人说。第二天，青年们把自家的图书啊、象棋啊、胡琴啊……都搬到俱乐部来了。   有的开玩笑说：“钟支书啊，你要是同意，我就把床也搬来俱乐部，我就讨俱乐部做老婆了！” “哈哈哈——”俱乐部全屋的人都笑了。 报名的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全村百分之八十的青年人都进俱乐部了。   ——   夏夜，是西坑村最美的时光。当月亮升上了天空时，俱乐部里就传来一阵阵悠扬的胡琴声、笛子声、歌声…… 后来，广东省委要求各地学习西坑村的文件对这个大队俱乐部做了描述：“这个俱乐部有音乐组、戏剧组、国技组。每天劳动完了，吃过晚饭，洗完澡，换上   干干净净的衣服，青年男女就往俱乐部里去。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活动，痛快地玩一两个小时，到九点钟左右就散伙回家睡觉。一天的劳累就烟消云散，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田劳动。”   拂着夏夜的凉风，钟方亮背着手在俱乐部外面的小路上走着，他露出了微笑——该酝酿第二步了。 几天后，团支部书记杨谭发来到俱乐部说：“我想给大家出个题目，看看大家怎么想的。”   胡琴、笛子声马上停止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革命青年到俱乐部来，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问题大家没想过，一下把大家问住了。“不就是来唱歌、拉琴、玩乐儿的吗？”有人答道，“还有什么啊？”   “不对，”团支部书记说，“如果我们来俱乐部，仅仅就是为寻乐儿的，我们同旧社会的地主小姐、少爷们不就一样了吗？”   没有声音了，团支书这个说法很对啊。“光是玩乐，行吗？杨小亮，你想想，”他对一个胖胖的拿着笛子的小伙子说，“天天   吹笛子，地里能吹出庄稼吗？钟寿娇，你的嗓子好，但是歌唱得再好，能唱出谷子吗？也不能。光会玩乐，只是低看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志气！” 满屋子人的眼睛都被团支书吸引住了，团支书还要说什么话？“我们到俱乐部来，就要学政治、学毛著。用毛泽东的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战天斗地，彻底改变我们家乡的面貌。为了这个目的来俱乐部才有意义！”大家都安静了，觉得这说法对。 “那你说我们怎么做？”杨霭祥问。“学毛著啊！”杨谭发说，“首先通过我们俱乐部学毛著，把全村人学毛著带动起来。   轰轰烈烈干秋收！”那天晚上以后，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很快就在西坑村掀起来了。   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学习毛著、斗私批修。”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田头的井边，插上了语录牌：“抓革命、促生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俱乐部里，音乐组在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一到天黑，从大人到小孩。从婆婆佬佬到红领巾，一串串的人流都进了俱乐部来集体学毛著。 </div> <div>满村的革命歌声、满村的毛主席语录朗诵声……西坑村果然出现了一个浓浓的政治氛围。   稻谷收割完毕之后，钟方亮想，现在，到了把群众引上“反偷渡风”的时候了！首先，他把全村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都请到俱乐部来。 贫农杨长乐还没上台就失声痛哭：“年轻人啦，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啦。香港哪是天堂，那是火坑啊。我解放前跑到香港，生活不下。亲生女儿就是在那里卖掉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贫农罗东明1956年偷渡到香港，在牛肉行砍伤了自己，无钱医治。老板把他赶出了牛肉行。女青年曾小丽小学毕业后，不安心家乡生产，逃到香港。被骗做了别人的第三个小老婆。不久丈夫去世，怀着身孕。现在还牵着孩子，流落在香港街头，想回来又不好意思回来……一个个故事被组织成“反偷渡”的好教材。 “口述家世”好，“身演家世”的教育更好：   西坑一队有个贫农社员叫何二姐，两个年轻的儿子被恶霸活活打死。俱乐部的戏剧小组根据这件事编出了《仇恨》一剧，安排一名叫钟寿娇的女青年担任主角。结果钟寿娇不但放弃了外逃的想法，还申请加入了共青团。   西坑村还有个谁都知道的少女叫黄梅芳，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从学校毕业后，一心想找个好的出路，拼着性命偷渡到了香港。满以为好日子来了，谁知却被骗和一个流氓结婚，染上梅毒，流离失所，惨死在香港街头。   俱乐部的戏剧小组又根据黄梅芳的血泪史，编出了小戏《可怜少女黄梅芳》，并编了一首长达三百行的客家山歌。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死在香港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就在演出到黄梅芳倒在香港街头，凄冷冷无人收尸的一刻，突然，从黑压压的人群中站起一个人来，高喊一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 全场立刻一片雷鸣般的喊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那人便是团支书杨谭发。接着，他又领着群众喊：“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坚决打退香港风！” “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俱乐部里掀起了一股激情澎湃的“反外逃”的浪潮。 第二天，就有人找到工作组，她是女青年罗丽英（代名——作者注），她要同来订婚的“香港客”断绝关系。摆脱了“香港客”的罗丽英，后来嫁给了本村的五好民兵曾小建（代名——作者注）。   罗丽英之后，又有一位印尼的归侨，父母都在香港的贺玉凤（代名——作者注）找到工作组。表示说，父母反复来信要她去香港。她决心已定，就是大陆好，她爱大陆，不爱资本主义，她哪儿也不去。她咬破手指，给工作组留下了一封表示决心不去香港的血书。   决心留在西坑的贺玉凤，后来果然爱上了村里的五好民兵卞春来（代名——作者注）。两人海誓山盟，坚决不逃香港。最后两人结婚扎根西坑。 据后来的一份文件记载，在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全大队有28位准备嫁给香港人的姑娘，断绝了婚约。 </div>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0.JPG" width="331" height="244" alt="" />      正当西坑办俱乐部火火热热的时候，196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外逃风”卷地而来。从广东到湖南，从惠阳到湛江，前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逃港。   西坑大队经受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每天成千上万的偷渡者从村边上经过，呼唤着西坑村的人：“走啊，走啊，快同我们到那边去过幸福生活啦！”   邻近才一里半的塘坑村，跟着跑了50多人，全村15个党员，有11个认为祖国不如香港。连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也跑了。 </div>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1.JPG" width="321" height="446" alt="" />    而西坑村呢？ “这里山头的草都踏平了。村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外逃。” “事实证明，狠抓政治思想教育与不抓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不一样。坚守社会主义阵   地和放弃社会主义阵地，就是不一样。”这是一份上报材料中对西坑村的评价。 中共广东省委从西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路线”、阶级教育来治理“外逃”的希望。 1962年的外逃风过去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号召全省学习宝安县西坑村。   1963年3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以《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为名，把西坑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典型，向广东全省推广。   1964年，西坑村团支部书记杨谭发作为全国共青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大会，听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眨眼间，西坑成了全县乃至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西坑村参观学习的人敲锣打鼓、络绎不绝，村外的小山上都踩出一了条小路。   人太多，广东省委和宝安县委的领导觉得，这样一天成百成千的来，光接待西坑村也受不了，倒不如走出去，组织西坑的人到全省各地去宣讲。   除了领头的钟方亮、杨谭发、杨霭祥等人外，还应该有一个能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大家的人。最好是跑过香港又回来的人。西坑有这样的人吗？有。</div><div>   有人向工作组推荐一个人：魏天粦。 这个魏天粦父母都在英国，1961年他到了香港，给资本家打过工、给老板炒过鱿鱼、露宿过街头、给资本家倒过马桶，还亲眼看见因为躲债，一对香港夫妇抱着儿女从高楼上跳下的惨剧……照他自己的话说是：“看透了资本主义的世态炎凉”。1962年，魏天粦回到西坑，党团支部热烈地欢迎他。他回来后表现不错，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人又聪明，堪当大任。   1963年6月18日，共青团广东省委把魏天粦的事情，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全省学习，题为《在香港三个月的遭遇和见闻——青年魏天粦的自述》。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2.JPG" width="479" height="384" alt="" /> </div><div> </div> 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div> <div>   “你要走了吗？陈记者——”显然，几个小时亲切的交谈后，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看见我要走到村口了，魏天粦又跑出小店来送我。“我还有句话对你说，行吗？也许你还用得上的。” </div> <div>“行啊。”我把采访本拿出来，将黄布包垫在路旁的石头上，放上本子。“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帮上忙。”他说。 “啊——你讲。” “你知道我当年很红的啊，是吧。本来嘛，回来是相信党嘛，对不对？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他们抓起来了，说我是特务。吊啊、打啊，我是逼打成招啊。后来，就把我关到了韶关的第二监狱，判了我18年刑啊，陈记者，这样的冤枉事都有啊！被抓走时，最小的孩子才4岁，拖着我的衣衫哭。好惨啊，陈记者。”   这位年近六十，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当年的青年积极分子，眼里瞬间泛上来一层闪动的东西。   “为什么抓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我问。“我是找了他们讨说法，他们回答说，魏天粦同志，账就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吧。”他   叹息了一声。“你的意思呢？”我问。   “我找你就是这件事，你们做记者的，能不能替我们这些人讨个说法，记者主持公道嘛！” 我半天没作声，说：“我理解你——天粦兄，你是想政治上有个清白。” 听到这句话，他眼圈都红了：“是的，陈记者，你说到我心槛里去了。唉！”他叹息一 声。   他把我送到汽车站，准备要走了。忽然回过头来，悄悄对我说：“陈记者，还有一件事，你别弄错了。”他郑重提醒我。 “还有事？”   “就是我们西坑那事啊。反偷渡典型的那事——” “怎么啦？”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放小了声音，似乎怕人听见：“那事情后来变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据说当年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有意在西坑村同共产党角力，要砍掉西坑这面   红旗。 他接着说：“他妈的，后来真的给他们砍掉了！”   1973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外逃情况报告》就指出：“驻港敌特机关妄图掀起外逃高潮，实施一个梧桐山计划，拔掉西坑村红旗。”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西坑的大部分青壮年都逃到了香港，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西坑二队的男劳动力全部跑光。有个自然村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无论有多少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无论“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如何强大，最后还是无法改变人民群众对经济生活的追求。   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笔者采访西坑村后最大的感触。 ——   此后“文化大革命”中的西坑村的更惨。团支书杨谭发被斗得死去活来，这个根正苗红，三代苦出身的贫下中农，“罪行”很奇特。   “坏事就坏在他见毛主席这件事上——”2009年，当我再去西坑村座谈时，决心写村史的杨干煌告诉我。 杨谭发从北京回来后，大家都好奇，问他毛主席长的什么样子，他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每根都有香蕉那样大。”   什么？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手指比作“香蕉”？他被诬陷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 </div>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3.JPG" width="451" height="318" alt="" />   直到他死，这位社会主义阵地上赤诚的共青团员，依然背着“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啊！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发丈夫偷渡   妻子“大义灭亲”   一个个“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在“阶级”理论的教育下，无情地供出、斗争了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实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小冲村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一幕：新羽被捆着双手押出村，美容像疯了似的跑出门去，痴痴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来，党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我在翻阅有关宝安县偷渡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资料在罗列了反偷渡英雄人物，包括前后俘获偷渡人员157名、接受毛泽东授枪的民兵队长郭胜全、与偷渡分子搏斗的看林社员戴意友等人的同时，还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大义灭亲”。专门记录那些在反偷渡中，勇于揭发亲人的“英雄人物”。   如材料中记载，西乡××大队检举哥哥罗为明的罗龙详（代名——作者注）；墟镇（深圳镇）××单位检举丈夫刘东海的纪兰香（代名——作者注）；布吉乡××生产队揭发堂弟伍大丙的伍大果（代名——作者注）……一个个“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在“阶级”理论的教育下，无情地供出、斗争了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实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 </div> <div> <a name="page212"></a>事！ 不过，大凡这样的事情，到后来亲人双方都会成为“仇人”的。阶级斗争的祸害之一，就是将好端端的亲人变成了仇人。   比如被堂兄揭发的伍大丙后来被判了刑，刑满后回到老家，两兄弟便成了死活仇人，一辈子不再说话了。检举丈夫的纪兰香后来也与丈夫离了婚。   当然，也有依然生活在一起的。比如××公社小冲村的严新羽和李美容小夫妻（代名——作者注）。 真不知道，想到睡在身边的妻子曾经揭发过自己，严新羽那日子是怎么过的。   ——   为了更多地了解偷渡中亲情受到的冲击，我决心详细查找关于严新羽“团伙偷渡案”的有关材料，最终找到了。 此案涉及到的有5个人，从事起，到联络、告破……几乎所有的过程，都记录在严新羽的“口供”和李美容的“揭发材料”中。   李美容是1961年嫁到小冲村的。过门时吹吹打打，一路上好不热闹。到了小冲村，新人把新娘子的盖头一揭，周围人都惊呆了。哎呀，这新羽命真好，娶来了一枝花呀！   新羽呢，身板好，劳动强，百多斤担子不当回事，村里谁都夸他；美容呢，人勤快，又长得漂亮，满村人都说，这小两口，真是配绝啦！   一天傍晚，美容把碗啊、筷啊洗了，屋里弄得熨熨帖帖了，拿了个小本子就要出门。新羽问：“你上哪儿呀？”美容回答：“开党员会。”新羽这才明白，妻子还是个共产党员呢。   不知道为什么，新羽心里并不高兴。老婆老婆，过日子就是了，当什么党员啊？那是男人的事。   那夜美容回来得也晚，新羽故意泥脚也不洗就横躺在床上。美容推了几下，他都不动，就把他的脚拉下来，先用凉水冲了，又端了热水给他洗着。   “你对我开会有意见啊？”新羽不作声。   “当党员也是为着大伙好嘛。”还是不声。 </div>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4.JPG" width="505" height="668" alt="" /> </div>   “家里的事什么也不耽误还不行吗？”新羽再也憋不住了：“你要老往外头跑——那我也会往外头跑。明天我就给二舅做工去！”</div><div> 谁知，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新羽说的是真话，舅舅家早就在盖房子，要人手。第二天，他把两件衣裳往腋下一夹，上舅舅家去了。   舅舅家在山头上，房架子高。站在山上一望，远远地还能看见对面的香港。   来帮工的还有一个舅舅家的亲戚，叫李海林。晚上两人在一起睡不着，李海林指着海那边说：“看见吗？那就是香港，瞧人家那灯光，多亮啊！” 新羽神往着：“是啊，真近——” “好地方啦，像我们干这个活，干一天，至少——”李海林把手抓了一下，“五十蒙（元）——”   新羽伸了下舌头，这是在生产队干半年的收入。他的心有点动动的了。“你怎么不去啊？”他问海林。   “去过，我去过的呀。”海林说。“又回来啦？” “不，没跑成功，给他们抓起来了。” “啊，是怎么的？很难吗？”   “倒不难，主要是我水性不好，游了一半就没力气了，只好喊救命。结果边防巡逻的船就来了，命倒是救了，关了一个星期。你也想去啊？”海林问。 新羽没有做声，想起年轻漂亮的妻子，他还下不了决心。   建完房子后，新羽回去同妻子和好了，在家里又呆了半个月。想来想去，晚上睡不着。还是那件事情“挠”着，便借了辆单车，到了北头，找到李海林说：“你还去不去呀？要是你去，我也想去——”   “是啰——”海林说，“想去你早说嘛。不过，还得多邀几个人。” “还邀人做什么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那边，最欢迎的是以团伙偷渡去的，去了有奖。”海林指的那   边，就是香港国民党的“赈济”组织。“那好办，”新羽说，“想去的人多呢。” “别。不能什么人都说。要可靠，还要找会水的。下海时也可带带我。”   “行——”新羽说，“我也只会一点。我去邀岗亭去。岗亭，你认识吗？那家伙水性好。”   第二天，新羽找到岗亭问他想不想去。岗亭一听，马上同意，说：“我也正想跑呢，正愁没人。你们打算从哪儿下水？”   “最好是白花洲。我们步行就可以走到那里。” “行啊，”岗亭说，“那儿离香港最近。” “这就好了，”海林看见新羽领着岗亭来了，便递了一支烟说，“我们两人都不会水， 你来了，这就靠你了。”   “什么？靠我？你们俩都是旱鸭子啊。那怎么行？我把你们拖着走啊？我自己还要命不？”岗亭说。   新羽一想，这话也对。两人都不会水，岗亭怎么带啊？“不过也有办法，就是拿篮球胆套在身上，有几个篮球胆套着，什么风浪都沉不下去   了，就不用人带了。”岗亭说。“是吗？”岗亭真有办法，新羽想。 “但是买球胆要钱啊，你家有钱没？新羽。我家是穷得要锅朝天了。”岗亭说。   这事，新羽不敢跟老婆说，她是党员。就是同美容说，也是拿不出钱来的，结婚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div> <div>“那我们去邀拿得出钱的人。”海林说。“人是有，就是不知道她们想不想走。”新羽说。“你说谁？” “就是林场的刘明明和李芳。她们俩刚在农场挨过斗。”   新羽说的是两个富农女儿。她俩在村中干活受歧视，就申请上林场来干活，谁知刘明明吃饭时打了偷食的狗一石头，就被说成是打贫下中农的狗，是阶级报复，林场开会，要批斗。但批斗一个不够劲啊，索性连李芳也陪上台。   两个女孩子正窝着一肚子怨气，新羽绕着弯儿一提，马上响应：“新羽哥，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只是我们两个女孩跟你走，你不怕背上包袱吗？” “没关系，你们可以作贡献的啊？”于是把缺钱的事情说了。   刘明明和李芳听说是钱的事，马上说：“钱没问题，我们包了。”新羽听了大喜。   “不过，得晚两个月哟，”明明说，“我家的猪仔刚下来，过两个月才长得起来。”她说的是卖了猪崽就有钱。   新羽把情况同海林一说，海林说：“那好，眼下还是阴历二月，水正冷着，下水也受不了的。再过两个月，等水暖些了更好，就是要保密呵。”   “那你放心，她们两个都是我小学低班的同学，又是富农女，不会说的。”新羽拍着胸脯保证。   这头新羽折腾得欢，那头可触动一个人了，那就是新羽的妻子李美容。   新羽整天不归屋，美容心里就起了疑心。老公怎么变了？平时老实巴交，门都不出的，最近脚底像擦了油似的这里转那里转。还跑到山上的林场去了。   林场里有谁呀？她扳着指头数，男人不就三个老头吗，他不会找，还有就是……这女人要担心起男人来，总离不了怀疑那事。加上林场的那两个女孩子也凑戏，自从   新羽谈起了那件事后，心里就老放不下，成天想着来找新羽说这事。林场本来有条宽路通山下，她俩却偏偏下山要走小路，弯到新羽家门口。仰着脖子在禾场上喊：“新羽哥、新羽哥在吗——”叫得山响。 “是谁呀——”让新羽的妻子美容一声问，又给吓回树林子去了。 美容看看朝山上躲去的两个背影，心里更生怀疑，这是怎么了？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心里早有了几分醋意：别让老公给两个小妖精叼走了呀。于是吃饭跟着老公、上墟也跟着老公，老公同谁讲句话也凑过去，还常绕着弯儿要说话给老公听。   “老公啊，你知道吗？村里女孩子都说你像侦察科长呢——”她说的是电影明星于洋演的曾泰。那阵正放《英雄虎胆》。“要是解放前呀，你呀——”小容在新羽脑壳上点了一下，“你还不知道要讨几个呢。哼——”   新羽正躺在竹床上抽烟，只当是女人话，还挺舒服着，没当回事。他，太大意了。   这天，美容又给他炒了两个菜，他喝了两杯，倒在床上就“呼呼”睡了。美容给老公盖上被，扶他翻了个身，就发现他胸兜里硬硬的像有东西：呀，是封信呢！   要是平日，美容是不会看的。可是这回不同：会不会是那两个小妖精来信啦？她便大着胆子把信从丈夫兜里拿了出来。   的确，是两个女孩给新羽的信——找不到新羽，她俩憋不住了。   开头看还没什么，都是些抱怨农场的话。看到后头，她吓坏了，“新羽哥，我俩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我们早点行动吧！”   美容是共产党员，觉悟是很高的，她很快就听到了信后面的那两个字：逃港！一股“阶级觉悟”就在“醋意”的推导下，在这个贫农女儿心中陡然升起！ 半个小时之后，严新羽在酒梦中被人推醒，揉揉眼睛才看清是治保主任和两个执枪的民兵站在床前！ </div> <div>  严新羽和李海林团伙偷渡案就这样告破了。两个富农女，还有岗亭都被抓了起来。据说李美容在向大队报告的时候，还反复问过：“叫我老公不跑就行了啊。你们不会抓他的吧？”当时大队治安主任笑着答允说：“当然不抓的。就是教育教育嘛，贫农只是觉 悟问题。”她才放心。 可是，大队治保主任说话不兑现，新羽还是被抓到公社去了。他这算是有组织的团伙偷渡了，要判刑的。   这，美容可万万没想到。   小冲村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一幕：新羽被捆着双手押出村，美容像疯了似的跑出门去，痴痴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来，党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看见新羽押过来了，美容就扑了上去，抓住丈夫不让走。两个执枪的民兵看是两口子，就也没阻拦。   新羽先是站住了，冷冷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后一脚就把美容踹到路边的一条小溪里：“啐——狗婆娘！” 新羽后来被判了一年刑，算是轻的，因为是三代贫农。   一年后，他从韶关刑满回来，背着一卷被盖回村庄。不想过桥，怕人多，丢脸。绕了一个圈，到离村子远点的地方，卷了裤腿下水。   他正要上岸，发现小溪的对面，正站着等他的妻子李美容。她早在候他了。   李美容望着丈夫，喉咙里哽了半天，不知是懊悔还是什么，可怜的女人，说不出话，只知道伸手去抓新羽肩上的行李。   新羽犹豫了一下，开始不肯，后来看见美容眼里的泪水都涌上来了，心也软了，手就松了。   是的，要是不回家，他又到哪儿去呢？   家是回了。但从此以后，尽管升了大队副支书的李美容如何对他温柔体贴，如何说当初不该，这一辈子都欠他的，泪水把枕头都湿透了，但新羽的心，还是像顶着块什么。   夫妻就是晚上睡在床上，也再没那个事了。最后，两个人都感到没意思。   半年后，他们分手了。离婚是美容主动提出来的。   好些人都不明白，美容为什么要离婚呢？她感到有愧，要卸下压在心中的那付担子。据说，后来新羽还真的跟那富农女儿刘明明结了婚。70年代的一次大逃港时，两人抱 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跑了过去。   美容昵，在小冲村里也没呆多久，呆不下去的。说是后来也没改嫁，回了娘家了。“大义灭亲”——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给灭了。 没有了感情的夫妻，就会像掺着水的沙和土，捏不到一块的。不过，有时候，加加外力，沙和土也能捏到一块去。王自立和罗秀姑就是这样一对。   二、美女罗秀姑轶事   男人都逃港了   “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现在你们生产队除了干部，就剩瘸腿老四他们几个，和些十一二岁的红领巾了。你看见了的吧，都快成妇女生产队了。是不是？” </div> <div>   听说我在写那年头“偷渡”的事，南头的人就都问我：找没找到她呀？就是那个美女罗秀姑呀，她最有“戏”了。 为了找到罗秀姑（代名——作者注），我几乎跑遍了老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光明农场，就像有句歌唱的：“鞋底都跑透，”但一无所获。</div><div>   被问的人都说，她在当年可是大名鼎鼎。后来当过大队的治保主任，回回县里省里的先进大会少不了她。但是现在“风”都变了，人家还会出来吗？ 看来，这位“女明星”是找不到的了。 好在罗秀姑的事情，至今许多南头蛇口的老人都还说得上，于是只好把他们说的综合了，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   秀姑呢长到18岁时，活脱脱已经是“西宝安一枝花”了。南头、蛇口一带小伙子们常挂在口上的话是：“谁要跟罗秀姑说上一句话，一包烟。”   她头发黑得像涂着漆，脸庞儿白里透红像喷着霞。手脚又麻利，下田插秧，人家是一只手插，她是两只手左右插，“唰唰唰——”就像插秧机，引得满田埂的小伙子眼珠“的溜溜”跟着她跑。   公社召开民兵大会啦，表彰啦，发奖状啦，小伙子们的眼光不看台上讲话的书记，专盯着台下捧着奖状笑盈盈美得像一朵花似的罗秀姑。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罗秀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信，信末尾也没有落名字，没头没脑地要邀她到海边大礁石旁边见面：“晚饭后，我穿白衬衫，斜背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的黄挎包，挎包上头插一片树叶，那就是我……”   天啦！这不像电影中的特务接头吗？就差一个“暗号照旧”了。把秀姑和女友们笑得在床上打滚。 那阵闹“偷渡风”，能干点的小伙子，都跑香港了，男青年少，往往是女孩子比男孩子还主动。只有秀姑例外，那爱情信是成天三封五封地飞来，把邮递员都“热”坏了：“秀姑啊，你得给我买鞋啊，都跑破皮啦！” </div> <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5.JPG" width="402" height="336" alt="" /> </div> </div> <div> 那秀姑看上的是谁呢？   有人说，姑娘的心啊，是山中的鸟，眼珠子是朝外边长的。没错，她的心里有一个他——刘建国（代名——作者注）。   其实建国也很平常。父亲死后，他在深圳火车站顶了父亲的职，由于好学习，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南头、蛇口的人，见过的都说他很帅气。   上学时，建国和秀姑在一个班，建国还是班上的团支书，入团时建国就是她的介绍人。秀姑一直在心里头感激他，他们在一起插过田、炼过钢、上台领过奖。他还送过她一个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呢，上面写着：“让我们在毛泽东的伟大红旗下，共同前进——刘建国”。 拿到语录本的秀姑思考了半天，为什么要用“我们”呢？她想啊，想啊想不通。   赶墟的日子，卖完了菜，秀姑总会偷偷摆脱姐妹们的纠缠，跑到车站宿舍里去坐坐。给建国捎上些泥瓜呀，西红柿什么的。星期天呢，建国也会骑了单车跑到南头来看他。给她带些她爱看的报纸啦，封面是王丹凤、秦怡的电影杂志啦。可两人从来没说过其他什么。   有一次，送他到村口，建国刚说：“我走……了。”左脚就错踩在右边的踏脚上，身体没平衡，“扑通”摔了一跤。秀姑“扑哧”笑出了声，拿过建国的手心一看，都摔出血了，她又心疼得不行。   她心里暗自明白，他爱上她了，而她……也爱上了他。   人家说，姑娘恋爱时，是她一生最爱笑的时光，见什么什么笑。见了花，花笑；见了树，树笑；抬头见了小鸟，小鸟也在笑…… 但是，自从碰见了另一个“他”，秀姑就再也笑不起来了。他叫王自立（代名——作者注），是与她同村长大的。   自立比她大一岁，从小就是个苦孩子。15岁的时候，父亲就在替公社出海作业时遇难了。自立还有两个妹妹，母亲经常是卧病在床。小小年纪，一家的担子，就压在自立瘦弱的肩上。   当时，他还在上中学。在学校里，他的数理化成绩是拔尖的。都说将来是块上大学的料。可父亲一死，家庭的重担就让他再也读不下去了。   “怎么也得让他上完高中，”有一次，公社李大龙（代名——作者注）书记来队里视察，听说了这个事，“生产队要给他透支交学费！照说，他父亲还是因公死的呢。” 就这样，自立靠家里每年从生产队透支，拿钱上到了高三。   可是，透支归透支，欠着生产队的钱还是要还的。年终生产队把算盘一拨，王自立一家，不但没收入，还倒欠队里几百块。别人过年吃肉，孩子穿新衣，王自立家则端着青菜碗。看着都十几岁了，依然是破衣烂衫的妹妹，他心里只有苦酸。   离毕业还有一年时，自立再也不想读了。他决定下田干活，替家里还债。   那年头，村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跑光了。站在大田边一望，插秧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女人。这时在女人堆里突然冒出一个小伙子来，那实在是太“扎眼”了。 常说，女人进了男人堆，男人都不说话；要是男人进了女人堆，“噼噼啪啪”就会像火星落进了柴堆里来议论。 “他们家是怎么啦？三嫂又病啦？” “咋不去上学啊？” “晒着（可惜）啦，是块读大学的料呢！” “劝劝三嫂吧，还是让自立去上学好。”这些话，埋头在水田里的王自立都是听到了的。  男人受到女人的关心，往往倍添力量；但如果男人受到女人的怜悯，那添的反而是痛   苦。 他一声不吭，只望着水面，插啊插……眼泪儿在眶里打圈圈。</div> <div> 血红的太阳慢慢落向西边了，晚霞烧红了半边天。田埂小路变得灰蒙蒙的，像是迷在一股带着泥香的雾气中。   自立挽着裤腿，提着鞋子，走在收工队伍的最后面。他不想跟着大队的妇女后面走，免得听她们说这个问那个。   自立以为是自己走在最后了，其实，这个时候，谁也没发现，有位姑娘比他走得更后，悄悄地跟着他。那就是罗秀姑。   “自立哥，你也回得这么晚啊？”昏暗中，少女的声音，像银铃随着晚风敲动。 “是啊，我到溪里洗脚去了。”自立头也没回地说。“自立哥，你一个学期要交多少学费啦？”她怎么问这个？   不过，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自立就没有再多心了。“三十多吧，要是不吃饭的话。”他指的是学费。“那——以后学费我替你交啦。”王自立惊异地张大了嘴巴：“什么？你替我交——交什么？” “学费呀。” “为什么？” “不为什么呀！”秀姑笑笑说，脸上窝出了浅浅的酒窝，“你是个有出息的人，你该去上学呀。”   听着秀姑这话，自立仿佛有一股暖流流过心田。“不行，不行，秀姑，怎么能让你受累呢？”他说着，心中却充满了感激之情。“自立哥，只要你能看得起，能帮你是我甘心情愿的。”甘心情愿！她——他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男孩子一碰上这号事，总喜欢往那上面想。   平时，每当大队的小伙子们倾慕地议论起罗秀姑时，他自惭形秽，总是悄悄地躲到圈外，听都不敢听。自家穷，长得又不好看。他从不敢提“秀姑”这两个字，怕的是“玷污”了美丽的她。对于他来说，秀姑就是天上的月亮，落在树上的凡间凤凰。她那么亮，那么高，高得叫人不敢接近。没想到，没想到今天她会主动找他，这是做梦吧……   “自立哥，你答应吗？”昏暗中，又传来秀姑温柔的声音。“答应，我当然答应——”王自立感觉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手心都出汗了。一股幸福之情涌上他的心头。   晚霞烧红了自立的脸，也烧红了秀姑的脸。还好，没人。田野昏暗暗的，谁也没看   到。   但是他们想错了，一个有心人看到了。他检查插秧进度，走得更后。他就是公社书记：李大龙。 双抢搞完了，照例又得抓反偷渡了。公社书记李大龙蹲点到了秀姑队上。那天，大龙书记把工作布置完了，便喜滋滋地进了秀姑的家门。   “秀姑啊，水生说，你这段表现不错啊。”水生是秀姑队上的生产队长兼大队副支书。大龙书记拿起桌上的茶壶，自己冲上水。书记是老熟人了。“又要开会呀，李书记。”秀姑在编筐，也没起身，以为是来通知她开会的。“不是，是给你带好消息来啦。”书记说，“支部正在考虑你的转正问题啦。”秀姑的党 员还是“预备”的。   “真的啊——”秀姑脸上泛出了光，她太高兴了，她对入“党”是太神往了，“书记，我做得还不够，组织还应该多考验我呀——” </div> <div>“会考验的。今天就要考验，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又光荣又最严肃的任务。好不好？   哈哈哈——”奇怪，为什么书记交代严肃任务还大笑呢？这是什么任务啊？ “秀姑啊，你坐过来。这任务啊，说严肃，也轻松，说轻松呢也严肃。我问你，现在咱们队里最缺什么？”   秀姑的黑眼睛闪了一下：“缺插秧机啊，还缺化肥、缺……”但这些，我也不能做啊，她想。 “嗨——”书记摆摆手，“不对。那些都缺，但最缺的是什么——知道吗？”秀姑摇摇头。   “缺人，缺男人——”书记自己回答说。   秀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书记要说什么啊？“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现在你们生产队除了干部，就剩瘸腿老四他们几个，和些十一二岁的红领巾了。你看见了的吧，都快成妇女生产队了。是不是？”书记说的没错，男人都快跑光了。 “缺男人，更缺有这个的——”书记点了点自己脑袋说，“有文化的、有知识的男人。去年你们队那个会计跑了，想找个有文化的，跑遍了全大队都找不到。后来还是我到别的公社给你们借的人。是不是？真给社会主义丢脸啊！”   秀姑沉思着，书记给我说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留住人很重要啊——”书记继续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   关系到千秋大业的问题。知道吗？”那阵正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明白——”秀姑说，但她心里还是不明白，她在揣度书记到底想说什么。“唉，你们队里就这么一个高中生——”书记叹了一口气，掏出烟来，“也不知留不留得住啊。”书记好像很犯愁。“谁——”秀姑问，其实她是知道的。“王自立啊。”   “啊——”不知怎么的，一提起这个名字，秀姑心里就“噗噗”地直跳，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秀姑脸上微妙的变化，怎能逃过老练的大龙书记的眼睛。他微微一笑：“能让他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吗——”   “能。啊，不能，啊——自立也要跑？”秀姑说话有点乱。“不是——他可没跑。”书记笑一笑说。“啊——”秀姑心里的石头又像落了地。   “但也难说啊。他高中不快毕业了吗，现在正赶上外逃风，如果不对他加强教育，我怕他左脚出了校门，右脚也会上香港的船呢。” 秀姑心里乱乱的，不知怎的，秀姑也在为自立担心。   是的，这些年，这现象简直成了有文化的中学生的通例了，培养一个走一个。“所以党要交给你这个任务——”啊，说了半天，就是这个啊，她的心缓过来。这事她做得多了。   “没问题——”秀姑笑笑说，“我明白了，书记。我同自立从小在一起，关系也不错。我一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秀姑笑笑着，继续编她的竹筐。   “可不是啊，”书记摇摇手，笑笑说，“不是做思想工作啦。”那是做什么啊？   “做夫妻——” 什么？秀姑的手指停住了。 “我看你们俩倒挺般配的。组织上希望你们结成队，树一个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标兵夫妻！” </div> <div> 罗秀姑愣了，她可从来没往这上头想的啊。“你再考虑一下吧，”书记语气很宽松，“看自立这人行不行。婚姻自由嘛，党员也一   样。组织上是看准这事了，做主当然还是你自己！”大龙书记走了，村口的电灯亮了，天上，却一个星星都没有。秀姑站在门口，眼前好像迷来一团团的漆黑。   “秀姑，秀姑——”是海英她们几个来了，拿着夜校课本，在叫她呢，可她听不到。“走啊，学毛著啦——”她这才发现自己站在门口好半天了。“啊，啊——”她应着，回屋去拿毛著，却拿了针   线筐。“你们先去吧，我还有点事——”   这真是太突然了？怎么就交给自己这么一个“任务”呢。秀姑的心，乱了。   迷离中，似乎两个青年的影子一齐向她走来。   一个高高大大，穿着铁路工人服，挺英俊的，推着单车。另一个呢，是个还拿着书本的高中生，又矮小又瘦弱，见了人老是蔫蔫的，像一根放了几天的豆角秧，眼睛都不敢抬起来看你一下。   这怎么办啊？她从心底里问自己。她很清楚，她爱的是谁。   她怪自己刚才没向书记说清楚，她应该向书记说自己有心上人了。但是，她怎么能这样说啊？   组织上的安排很明显，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在党需要的时候后退呢？思啊，想啊，秀姑走到村边来了。   村边的溪水又清又凉，她用手掌捧了一把，洗了洗脸颊，让昏沉沉的大脑清醒一下。这时秀姑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同自立一样，没有父亲，她的父亲死得更早。还在她七岁的时候，给地主扛长工的父亲上山砍树时，给树压死了。家里穷得连床草席都没有，是母亲拿着锨，她用小手捧着土，把父亲埋了的。村子里呆不下了，母亲牵着他的手在外面流浪。脚上从来没有穿过一双鞋，身上从来没穿过一件没补丁的衣服。到解放那年，母亲还牵着她在东莞要饭。村里的人告诉母亲：“你还不回去啊，共产党来了，分田地了，你们也有一份。”她们这才回到家乡。   土改了，她母女分得了一亩二分田，两间青砖瓦房。秀姑还上了小学。她们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日子。她们重新把父亲埋葬了。每年清明，母亲都要领着他去给父亲上坟。母亲总是流着泪告诉泉下的父亲：“现在你放心了，我和你秀秀都过上好日子了。”   想到这里，秀姑觉得眼圈麻麻的。她怎能忘记党的恩情？不能，不能啊。她整晚没睡好。一早起来，她的主意定了，准备到城里去一趟。   她含着眼泪在篮里放下给建国做的一双鞋子，一件费了多少个夜晚打成的毛线衣——那是准备在答应他的那一天再送给他的。还有一叠用塑料纸包了又包的他给她写来的信。上面有她熟悉的钢笔字体：“亲爱的秀姑同志”。   摸摸那些留着墨水气味的信纸，看着她熟悉的称呼，她觉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以后，就很难看到这些了，也听不到他的单车铃响了。她这次去，要把信件全部退还给他，让他把她写给他的信也通通烧了，不要再想她了。   一辆公社的拖拉机停在路边上，司机是熟人。“你要去哪里？秀姑。”漂亮的女孩子是很容易坐上车的。“上城里——”她坐了上去。   她打算去铁路宿舍看了“他”之后，再去县里的中学看“他”，把钱交给“他”。然后马上回来。   为什么马上就想着回来？秀姑问自己。根本不像见了建国那样，希望与他多呆一会， </div> <div>再多呆一会。他呢，也同她一样，到村口了也不想上单车。   拖拉机已经停在铁路宿舍旁边了。秀姑不由心头一阵心酸。   正好是星期天，吃中饭的时候。站在草坪里，远远望见他从食堂出来了，端了一碗饭，上楼去了。   真的，真的吗？我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吗？再也听不到村他的单车铃声响，再也看不到他浅浅的笑了吗？   也许就是在这一刻，她突然觉得，她爱他，她不能没有他，她离不开他！“就在那一下，我又决定，不退了。”后来罗秀姑在“斗私批修”中“检讨”自己的“思想   深处”说。“我的私字上来了。小资产阶级邪念占了上风。”改变了想法的罗秀姑猛地掉过头，朝县中学走去：她决定要去安顿好的是王自立。 王自立没想到秀姑会来看他。喜滋滋地猴抓着脑袋，傻笑着：“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学费，”秀姑从荷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学期的。”自立看时，都是五角一元的，还有一角的小票。拿着信封，王自立不知说什么好。   秀姑又从篮里拿出一双布鞋：“自立哥，你穿着看看，要合适，以后我再给你做。” “好呢。”王自立连忙地把鞋套上了脚。“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把书读好，争取考上大学，为我们村出个人才。自留地里   干不完的活，我会去帮三婶的。” “好，好。”自立一个劲地点头，他怎会想到秀姑这时的心呢？“我要走了，自立哥——” “你多呆会吧。”自立还不舍得她走。   站在校门口，回过头来看着痴痴送着自己的自立，秀姑心中又升起一种难受的感觉，没有了她，以后照顾自立生活的又是谁呢？她会像自己一样的关心自立吗？   “自立哥，从今以后，你要学会自己关心自己啊——” “会的，我会的。”自立说。   “自立哥，将来一定会有一位比我更好的姑娘来照顾你——”说完这句话，秀姑一甩头，跑出了校门，几乎是“飞奔”着离开的。而自立依然傻傻地幸福着。   到了铁路宿舍，见到了建国。她把一江河的水都倾泻了出去，那是一个少女满蓄在心中的情意…… 连建国都幸福得懵了。 两人第一次表明了“爱情关系”。 几天后，女伴海英拿着鞋底喜滋滋地进门来了：“好啊，秀姑，这么大件好事还对我保密呀！”   “你说啥呀！”秀姑打着毛衣说，“鬼丫头——” “没有，你敢说没有？你这衣服给谁打的，嗯——”秀姑脸有些红了。建国的事情她们知道了？“什么呀？”秀姑装着什么事都没有。“你硬要等到吃喜糖了才说呀？” “你说啥呀，什么事——” “同自立的事啊！”自立！秀姑愣住了。           “还瞒呢，大龙书记都说了，”海英说，“你敢说前天没去深圳中学？嗯——瞒我。”海英还在一个劲地逗笑。秀姑却感到眼前一切都在旋转、旋转…… “秀姑，秀姑——”这时门外有人叫她。 </div> <div>原来是队长水生哥乐呵呵地来了。怎么今天水生看她的眼神也那么亲热。“啊，海英在呢。”显然水生来是有事，海英赶忙找岔走了。“秀姑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正通过了。”他是大队副支书，“支部让我来通   知你。五一节就给三个新党员办宣誓啦。”这回，秀姑心里说不上高兴，只是一阵翻滚，说不出什么味。 水生又说：“还通知你一件事，咱们队的治保主任不是跑了吗？支部开会，东看西看谁都不上眼，只有你。大家都推你啦。以后，你就是我们大队的治保主任了——”   秀姑一下子简直懵了，不知该怎么说。“水生哥，我不行，我还很不够，真的——”她但愿这一切不要来，不要来！“你就别谦虚了吧，别人想还当不到呢。这是大龙书记和大伙要培养你啦——” “我不行，你们别选我，真的——”她几乎是在哀求着水生了。 啊，我的建国，我的建国！   “你是怎么啦？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水生很严肃地说，“难道这还不光荣吗？”他有点生气。   不知什么时候，水生已经走了。“秀姑，秀姑——”她听见门外雀噪般的叫声，是一班姑娘们来祝贺了，肯定是 来“吵”自立的事。这事都传开了！ 秀姑坐到凳子上，感到眼前发黑……  高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校长通知王自立说：“上办公室来一下，你们公社来人找你了。”   自立去看时，笑呵呵的，是公社李大龙书记呢。“哈哈，小秀才呀。”书记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叫他，“快成龙了啊，毕业后有什么   打算呀？”自立没吭声，害羞地低着头。 突然，书记又问：“你知道秀姑为什么会爱上你吗？”书记怎么问这个啊？   自立老实地摇摇头，他真还没认真想过这件事。   倒也是，秀姑是那么出众的姑娘，自己就这么个样，家里还那么穷，怎么就爱上了自己呢？当初怎么就没想一想？   “是组织的安排，知道吗？组织上希望你们俩结成一对，革命的一对。扎根农村，我们还要把你和秀姑树立成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典型，在全县宣传、学习、推广。这也是秀姑对你爱情的要求。” “没问题，我向党保证，如果考不上大学，我一定扎根农村不跑香港。”自立坚决地 说。   “好！”书记高兴地说，“今后，咱们公社团委书记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这事要保密啊——”   听到书记回来传达与自立的谈话，除了听清楚“要保密”三个字外，秀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这段日子，她就像个木头人。一连串的“任务”冲她这个新上任的治保主任而来：先是被派到县里的干校学习，接下来又到公社参加学习班，后又到惠阳参观……晚上还要背了枪值勤。简直透不过气。   她想，越忙越好，越像个木头人越好！1965年的10月1日，对于南头蛇口一带许多小伙子，是个“伤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西宝安县最漂亮的姑娘罗秀姑要出嫁了，对象是他们根本没看上的瘦瘦蔫蔫的王自立。</div><div>   结婚的那天，满村充满了喜气。婚礼在秀姑原来设想同建国成亲的新屋里举行。当然首先是向毛主席像敬礼、宣誓。然后是证婚人公社书记李大龙赠送一套《毛泽东选集》，照例还要给新人赠送一段毛主席语录。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大龙书记念着。然后是主持人宣布：“撒糖——”   海英她们一帮姑娘们出来了，端着一盘盘纸包糖，向人群中撒去。有人跳起来抓，有的在人群中抢，小孩忙着在地上拣……满场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时，有个放牛的孩子跑来告诉秀姑说，村口有一个人，老朝这边望，就是不进来，还推着单车。   “建国——”秀姑的第一反应就想到他，那是她收藏在心底的建国！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建国！建国——”她像疯了一样朝村口奔去。 大伙看见新娘子突然扔下场上的人往村口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就要跟了   去。 到底是做书记的有水平，李大龙向大伙摆摆手：“没事——他同学，来吃酒的，让她去接吧。” 他知道，有些情绪，是要让它发泄出去的。   书记对大家说：“大伙坐啊，乐啊，喂，海英，撒糖啊——” “撒糖啰——”又是一把糖向空中撒去。 又是一片欢笑声起来了。   村口却很寂静，秋风洒着树上的叶子，往地上撒，顺着小沟里又冷又凉的流水无力地 流……   秀姑站在空空的村口，四周空空的，没有人。建国走了！   “建国——建国——”你为什么要走啊！秀姑的撕裂一般的喊声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看看四周没有人，她的哭声像山洪爆发出来。   故事说到这里，就要截止了。 这对夫妻后来过得怎么样，说法不一。只知道后来秀姑成了出名的“模范典型”。她带着民兵巡逻、站岗、抓偷渡……工作很出色，经常到公社、县里介绍经验。后来还升了公社党委委员。   而大龙书记呢，几乎每次总结大会，都会提起“××公社那个罗秀姑”。也正因为这个“点”抓得好，出“接班人”出“成绩”，大龙书记也屡屡受到县里省里的表扬。   至于自立，他与秀姑结婚后，的确没有跑。在队里安心当了两年农民。什么干部也没当。开会时干部都说：“你们青年人看啦，王自立是多好的文化人啊，回乡当农民，现在人家什么干部都不是，可就是不跑，坚守田中干革命。”   大龙书记是很讲信用的，两年之后，自立便被“选”上了公社的团委书记，比秀姑还高一级，是“国家粮”编制。   直到本书成书前，我依然没有找到罗秀姑，于是放弃了再找她的念头，我想，就是找到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明星”，大概也不会再说什么了。如果要说痛苦，她是醒着的；如果要说幸福，她也许还睡着。   唉！怎么说呢？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只要伤口不流血，都叫一辈子。 </div> <div>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我是怎么也要过河去的，在家也是等死！”  ——杀人犯官文烈语  “我是贫下中农。谁想过河，我的柴刀对他不客气！”  ——老民兵戴意友语  “阶级斗争被强调到过分的程度，早晚就会出这种事。”  ——一位老公安语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   2005年的春节，几位朋友相约一起吃饭。觥筹交错之间，有人说起要添一套住房，问深圳的豪宅哪里的装修好又便宜。大家都推荐说××花园好。特别的豪华气派，价格每平方米比其他花园还低了两三千元。   一位原籍宝安县的朋友却摇头：“这么豪华，还这么便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大家都等着他的回答。“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原来如此。   真有偷渡者被枪毙吗？当年对逃港者的刑处，真有如此之重吗？“有的，”一位熟悉情况的老公安领导告诉我，“对于被捕获的偷渡者，各个历史时期   的处理不尽相同，有遣送回原籍的，有送农场劳动改造的，也有关监狱的。如果被枪毙，那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历史上有反革命罪啦、抗捕啊、杀人啊，等等。”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一则香港报纸的报道闯入我的视线。这是1963年5月某右翼港报上的一条消息：《深港边境羊台山昨酿血战，四名偷渡义士被擒》。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6.JPG" width="404" height="574" alt="" />    报道称：四十余名偷渡义民，皆携带武器，在边境羊台山附近与四千多名军警民兵血战，坚持数天，终于失败。其中领袖官文烈等四位义士被擒。   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引起我的怀疑。“啊，官文烈——”老公安拉长了声音，“有的、有的。” “真是这样吗？” </div>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7.JPG" width="535" height="279" alt="" /> “不过，他们把事情夸大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四个博罗来的青年强行偷渡，而且砍伤了一个老民兵，于是我们调动了全县的军民围山。是的，那次去的武装加上群众，的确有四千人。事情就发生在羊台山。”老公安说。 “羊台山？在哪里？”   “这里——”老公安吐了一口烟，指着一张地图说，“就在如今的石岩、龙华和南山的交汇处附近……”   从地图的标志看，羊台山是一片人迹罕到的古森林。“三个判了无期，一个枪毙了，被枪毙的那个就叫官文烈。”我停了一下。照这样说，虽然不像香港报纸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但事情的确是存在的   了。   我想知道事情的内情，便继续追问。“官文烈是个怎样的人呢？” “年轻，就二十岁吧，那时的布告上有照片。”他抽了一口烟说。   “我叫人去找找。”老公安又抽了一口烟，“阶级斗争被强调到过分的程度，斗啊斗啊，你死我活啊，早晚就出这种事了。”老公安这样总结说。 可惜他终于没有能找到照片。   好在当年有关枪决官文烈的布告在宝安、惠阳、东莞城乡到处张贴过。我终于在宝安县的农村找到了一张发黄的旧布告，有配在文字旁边的照片。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被誉为“义士领袖”的官文烈，并非我想象的那样高大凶猛，竟是个瘦小、孱弱的小青年。   布告上的照片大概是被捕后在公安大院内照的：官文烈穿一件破旧棉袄，一根麻绳系在腰间。眯缝着无神的小眼，好像害怕强烈的阳光。   而同他一起被捕的范金波、郑良才、郑锦安，也是衣衫褴褛，同官文烈如出一辙。就是把他们拉到一群乞丐当中，你也不会分辨出他们来。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8.JPG" width="360" height="364" alt="" />    “他们就是一群可怜饥民嘛——”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看了照片后说，“就像是逼得没路走的兔子，回头来咬了人一口，于是被共和国的法律严判了。”   “官文烈——”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去了解这个已经逝去的年轻的灵魂。40多年了，如果他活着的话，应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吧。   普宁县高塘公社高明村是个穷地方，太平年代地里打的粮食就不够吃，“斗地主”也没斗出稻谷来，再碰上那场“苦日子”，高明村几乎家家都冒不出烟了。   有次，官文烈和郑良才、郑锦安几个小青年在山上放牛，实在饿得不行了，官文烈就说：“吊他妈，饭都吃不饱！到哪里去弄点吃的呀？” “有啊，去不去——”郑良才凑过来说。 山下有一垄番薯地，公家地里的东西，收了也不归自己，所以番薯迟迟没人收。官文烈说：“有吃没人收，刨了再说。” 于是三个人在队里的番薯地刨番薯，一人刨了两筐藏在草丛中，又一人拿着一个番薯啃着。谁知这事让人发现了，一溜烟告到了治保主任那里。   当天晚上，斗地主的大会变成了斗“盗窃犯”。三个小青年被五花大绑着推上台来，跪在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就刨了几个红薯，也挨斗，官文烈不服气，扭了两下，要抬起头来申辩什么，治保主任便在他脖子上横“砍”了一掌。 “富农崽，还顽固——”脚便蹬在官文烈的脖子上，一脚踩下去……他家是富农，离地主不远，贫下中农踩了便踩了。   那天被斗回来，官文烈把打了叉的木牌往地下一摔，对父亲说：“爸，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让我跑吧——” </div> <div>“跑哪里？”   “香港——”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做声，那意思显然是：这里哪还有路啊？跑吧。   官文烈便去邀郑良才和郑锦安，一说，都表示：“在家也是等死，跑了好，一走了之。”   “了可还没了，我心里这口气还窝着啦。”官文烈咬咬牙，“受他欺负！让他踩一脚，我走了也要先还这个账！”官文烈说的是大队治安主任。   “我也窝气。”郑良才说。“我们打他一顿，出了这口恶气再跑！”官文烈说。 三人先是把去边境的路径弄清楚了，又准备了干粮和红药水，随时准备上路。   官文烈知道，这一回，打了人，就别想再回来了。临走前，他特意进里屋，看了一下奶奶。奶奶正病在床上，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我要出远门了，奶奶——” “到哪里去？好久回啊？”奶奶担心地问。“半年，去福建，打石头——”奶奶耳朵不好，他贴近了大声说。 “这么久啊——”   “我打了石头，赚了钱，就回来给你治病。” “不要，不要，”奶奶摇着手，“我什么都不要，你陪着奶奶就行。我没多久了，你不 要走了——”   这时，官文烈感到一阵心痛。后来他交代说，那一刻，他也不想走了的，他知道奶奶快不行了。   这时屋外面有人吹口哨，是郑良才他们来了，他心一横，站起来就走了。断黑时分，三人潜到了村边的一条山坳里。   山路的那头里闪出了电筒光。“来了——”郑锦安过来说。果然，治保主任打着手电筒从大队开会回来了。 “记住，良才蒙头，我和锦安下手。别打头，打腰，腿。别把人揍死了。”说完，就从地上操了一根棍子。   还没等治保主任弄清楚怎么回事，三人一拥而上，一人蒙头，两人拿绳子，将人捆了拖到树边。   治保主任主任大喊“救命——”官文烈上去就是一耳光。拿棍子在他头上敲了敲：“再喊，打死你——”   “听着，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官甲海的儿子。”官文烈对蒙着的头说，“平时受你的气受够了，今天也该你倒倒霉了。”说完棍子便雨点般的打下去。 治保主任连喊：“饶命，饶命。”   三人牢牢实实把治保主任捆在大树上。“还你一脚——”官文烈走前狠狠地在治保主任腰上踹了一脚。一挥手，三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出了村口就是一座大山，上了山，三人看看后面没人追，坐在山路上，“哈哈哈   ——”笑开了。 这辈子，这是他们最痛快的一次笑！   笑过后，郑锦安有点担心了：“烈仔啊，打了人了，我们这辈子，看来是回不了家了？”   官文烈说：“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不回就不回，”郑良才说，“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天上露出微明，三个年轻人拿棍子撬着干粮，敞开了衣服，迎着吹来的凉风，朝西南   边的宝安县方向走去。 </div> <div>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走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吧，中午十二点的样子，我们估计快到边境了，”被捕后，官文烈对审判员交代说，“不敢走大路了，就决定上山，走小路。”   “那山上没有路，到处是树，我不知道叫什么山，很高的，就上去了。上到最高顶（羊台山灯芯顶——作者注），看见那儿有块大石头，再一看，石头上坐着一个人呢，怎么这深山凹里有人？就很警惕地问他是谁？”   坐在大石头上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比官文烈高些，他叫范金波。丰顺县人，也是在家呆不下去了，也跑到边境偷渡来了。   “听他说也是来偷渡的，我们就放心了。”官文烈说，“他还答应说，他姨父在香港开工厂，过去了，个个都有得事做。还可以寄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就给他干粮吃，给他水喝。”   四月的南粤，正是好天气。太阳暖暖地照在大石头上。四个人都有些困了，官文烈就说：“睡觉吧，到晚上再赶路。” 年轻人贪睡，四个人躺在大石头上，眨眼间就睡熟了。猛然间，他们被一阵咆哮般的喊声叫醒。   官文烈睁开眼睛，白花花地看见离他们八九米的地方，站着个老头。老头叫戴意友。 ——   戴意友本来是把种田的好手，但是毕竟上了年纪。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长就安排他上羊台山大队林场养蜂。   这羊台山，号称宝安县西部第一山。密林深涧，野兽出没。几个农民住在那里养蜂，就像是与世隔绝，十天半月才能下山一次。   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四月，过了清明，蜂糖便打完了。 场长李茂才说：“戴叔啊，事情闲了。你都一个月没下山了，明天你回家打一转吧。”戴意友掐掐指头，真的一个月还多呢。 场长特意叮嘱说：“路上不安全，有豹子的。叫个人陪你下山吧。”   戴意友边把柴刀装进塑料袋中边说：“怕啥，有这玩意。我年轻时候还打过野猪呢。”从林场去山下，要经过羊台山的最高峰灯芯顶。戴意友喝了两杯米酒，提了塑料袋，   摇晃晃地往灯芯顶上走来。 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春风刮过来，满山的树木发出“哗——哗——”的响声。戴意友一边走，一边还掐了一把路边的野花，打算逗最小的女儿秀春。   再过去就是灯芯顶了。   他绝没想到，就在那个地方，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他。   刚一上灯芯顶，他就看见那个大石头上坐着四个人。那样子衣衫破烂，还放着粮包，一看就是想偷渡的。他把柴刀拿出来，向他们喊…… 范金波口供整理： “那老头在石头下，叽叽呱呱乱喊，一下往南边指，一下又指指林场。他说的那些我们不懂，不知说些什么。只知他看出我们是偷渡的了。”   案子结束后，宝安县宣传部报道员去采访戴意友：“你是不是奋不顾身？你估计自己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戴意友：“不行。当时我一琢磨，我就一个人，他们有四个，要吃亏的。便不接近他们，就站在隔他们十几米的地方喊。声音尽量大点，希望能传给远处的人，比如在山上砍柴烧石灰的啦。” </div> <div> 报道员：“你都喊了些什么话，怎么他们都说听不懂？”   戴意友：“我说，你们是逃港的吗？那里逃不过的，有解放军的。你们回去算了，到我们林场去也可以，有饭给你们吃的，过两天就送你们回去。”   戴意友说的是龙岗当地的客家话，四个人根本没听明白，反而认为老头是要叫人来抓他们了。   范金波口供整理： “听到老头喊，烈仔就向我们三人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理他，快走。我们便起身，赶快走。如果我们走了就好了，那就没事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四个逃港青年起了杀人之心。   原来睡觉的时候，官文烈把粮包放在石头上，由于没放稳，这时滚到石头下面去了。站在石头下的戴意友顺手就拣了粮包，抬腿往林场去——拿走你们的包，看你们还走 不走得了？等把你们引到林场就有好看的。   这时，老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老头只顾夹了粮包走，却没注意大石头下还有一根三指粗的棍子。而正是这根棍子成了四个青年的武器。   官文烈口供整理： “那老头一走我就急了，没粮包怎么过河啊？我就喊放下，放下。他硬是不放，还往林场走。地上那根棍子他没拣走，我就从地上拣起那棍子，追了上去。本来是想吓一吓他的，没打算打他。这时，范金波他们三个人也上来了。老头看见我们都围上来，有点怕了，就站住了。嘴里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说包是我的，还给我。他不听，还朝着林场那边喊。我更急了，要是林场来人了就完了。一急，就去抢那粮包，想抢了就逃。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我没怕，心想，你拿我的包，还拿刀砍我，哪有这个理？就拿棍子打过去，打中了他的右手，刀‘铛’地掉在地上。我就扑上去抢他的刀，他手快，拾起刀就向我挥来。猛地，我感觉手指头像给蚂蚁咬了一下一样，一看，给削掉了一截了。   我本来没想打死他的，这下火就起来了，我就喊：吊他妈，打死他，打死他！又一棍，打中了他的头。”面对审讯员，官文烈一一交代了当时的情景。 “他倒下了没？”审讯员追问。“没——他还挺着。” </div>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49.JPG" width="394" height="343" alt="" />    在打斗中郑良才也被砍伤，戴意友趁机爬起来，跑向林场。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一看，老头跑了。一定是回去报告，就又喊：快抓住他，不能让他走！我们三个就一拥而上把老头又摔在地上，老头这时已经跑不动了，我夺过柴刀，砍向他的头……”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那时性起，人也疯了。还有，我不砍死他，他就要去报告。我们就跑不成了。反正是你死我活了。” 一个要报答党恩，一个要寻找幸福。   在“阶级斗争”的驱使下，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变得水火不容。问：“砍了多少刀？”答：“我记不得了。”问：“手发抖吗？”     答：“不抖。开始还有点，后来就不了，砍下去软软的，就像是砍棉花一样。” 问：“砍了以后怎样？”   答：“用脚踢了两下，没动了。估计是死了。就对其他人说，死了，我们快跑，谁也不准说呀。我想跑过河就没事了。” 丢下戴意友，四个人拼命往深圳河跑。   ——   天黑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开始向他们围过来。   命大的戴意友并没有死，一阵山风又把他吹醒了，竟还能呼救。   据宝安县委的文件记载，戴意友被送到龙岗镇人民医院后，有关部门迅速在全县布下了抓捕杀人犯的天罗地网——边防部队、公安、群众，共四千七百多人，在宝安县委的指挥下封锁边界、围山搜捕。 </div> <div> 这可能就是港报所说的“四千多军警与四十多名偷渡群众血战”的“故事”。我问老公安：“后来真的与官文烈等四个人发生了血战？”   “没有。香港的右翼报纸总是夸大其词，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血战。他们没有吃东西，后来饿的根本不行了。” “后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这要问5443部队。”     5443部队是驻扎在宝安县的边防军。后来在采访中，已退休的作战参谋仔细回忆了边防军参加搜捕的经过。   “我在晚上八点四十分接到宝安县公安局冯、罗两同志的电话，说有四偷渡犯杀人后畏罪潜逃，可能还没有到达边界，请求部队派出警犬支援。我迅速把情况向团首长作了汇报，首长命令立即派出引导员刘庆生、王义诗、刘家兴，携了两只警犬前往增援。   我们赶到宝安县公安局的时候，县委副书记，还有龙副局长早在那里等了。显得很焦急，说全县都动员了，但是山高林密，不好追捕，有部队，事情就好办了。当时分析，杀人犯可能走得还不远。但要防止他们进入沙河一带后，从深圳湾海上偷渡。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们正商量往哪条路上追，突然有消息传来，说沙河方面，有人在看电影回来时，发现螳螂山上有两个人影，赶去看就不见了。   我们分析，可能是杀人犯已经进入沙河附近。   沙河离深圳湾很近了，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游水过海。现在关键的是要把他们拦在山边上，避免他们进入沙河一带。不管怎么样，先把那两个黑影抓到。   当晚23时40分，我与公安局边防科廖科长引犬赶至沙河民兵哨卡。经了解，的确是两个人，不是四个人。为什么变成了两个？当时分析杀人犯已经分散行动。   四个民兵打着电筒指引方向，我们的警犬在前面带路，往螳螂山上赶。林又密，路又黑，好容易赶到了发现两个黑影的地方。   警犬“嗯——嗯——”在路边嗅了几圈后，猛地就朝灌木丛中窜去，紧接着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声。   我们赶到时，发现一男一女吓得缩成一团躲在灌木丛里。他们不是那伙杀人犯，是两个从增城来偷渡的教师夫妇。   目标失去了。我们有些着急。 ——   13日凌晨，我们与另一个搜捕组汇合了，他们报告说，杀人犯是逃不脱了，几千军民已经把羊台山一带围得水泄不通。还带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据沙河的民兵反映，在山上发现有四个人的背影，估计就是他们。方位还在螳螂山一带。   我们又有了追踪方向。 13日7点10分，我们搜捕到螳螂山南的一个山坳里时，两头警犬表情异常。一阵狂吠后，都朝树丛中奔窜而去。   很快，我们听见树丛中有厮打的声音：警犬发现目标了！ 我们赶过去，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后来证实是郑锦安——作者注）正操木棒与警犬搏斗。我们对天鸣了两枪，命令他：“放下——”他怕了，把木棒丢在地上，然后束手就擒。   接着，草丛中又站起来一个人（后来证实是范金波——作者注），也举起手。   我们把他们丢在地上的东西翻出来看，一袋干粮、一瓶红药水，还有四块用来当雨衣的塑料布。   这时，突然又听见警犬发出凶猛的叫声，飞也似的朝山头上窜去。 山头上猛地站起来一个瘦瘦的小青年（后来证实是官文烈——作者注），他用博罗话大声向同伙喊：良才，快跑，狗来了——</div><div>   这人便扬着一根木棍，主动迎上来阻挡警犬，掩护另一个青年（后来证实是郑良才——作者注）向山下跑。 当然，这一切都是白搭。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小青年能挡得住我们？聪明的警犬不扑拿棍的青年，却直奔逃向山下的青年。   那拿棍的还想拦犬，一个民兵跑上去，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   —— 经数小时的紧张抓捕，四人均被捕。审判时四人都供认不讳。问人是谁杀的，都说是一起动手的，没有谁先谁后。   但经分开审讯，两天以后事件的前后经过就都清清楚楚了。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他知道不行，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还有没有其他要求。“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一顿！   事件结束后，宝安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习老民兵戴意友的活动。而为了“扩大影响，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宝安县委要求公检法部门走群众路线，到戴意友的家乡龙华公社龙华大队去，征求当地群众对判刑的意见：看杀还是不杀。   首先请到的是戴意友的亲人，爱人、三个女儿，要他们表态。   据说早在此前，四个偷渡青年的家人都从家乡赶来了，哭哭啼啼向戴意友的亲人们求情，想让他们别说杀，保四个青年一条命。   果然，家属表态时，都没说要杀：“老头子的命保住就行了。杀不杀是政府的事。随政府吧，我们没意见。”   又问家属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就是想让政府把那四个坏蛋押来，让他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人，对未知是有好奇心的。 床上的老头戴意友的表态也差不多：“我又没有死，没让他们过河我就甘心了。判什么？随便吧。”很随意。   在群众大会上，群众的“表决”却完全不一样了。当大队干部问激动的群众：“大家说，杀不杀啊？”台下齐喊：“杀、杀、杀——”。 “同意杀的请举手——”大队干部接着说。 台下支支胳膊高举如林，如同罗马角斗场中对倒地者的判决！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0.JPG" width="458" height="330" alt="" />    “全体贫下中农通过，杀！”大会主持人宣布。最后判处官文烈死刑，其他三人判无期徒刑。   当然，这也符合上头的精神。当时上头有指示，暴力对抗是必须镇压的。大凡要被枪决的犯人，在临刑前都会被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据老公安说，当时官文烈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想见一见他奶奶。   这要求当时就被否定了，没有同意。奶奶年纪太大了，又有病。这么远的路一折腾，难保路上不出意外。   他知道不行后，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要求。“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一 顿！   食堂真的给他端来了一斤六两米的饭，满满四个瓦钵。就这么个精瘦的小青年，竟一口气全吞了下去。   至于肉，那是没有的。那年月，就是公安局长的儿子，书包里放的也是番薯根根，也得饿肚子。当官的做百姓的，所有的人都一样。   “嘭——”几天后山冈上空发出一声清脆的枪响。官文烈年轻的生命结束了！ ——   深圳河，依旧不舍昼夜，绕了几个圈，带着血水和泪水，平静地朝南流去……   注释 </div> <div>   <a href="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E5%A4%A7%E9%80%83%E6%B8%AF%20pdf.doc#page193">【1】 </a>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9-1230页。 </div> <div>   <a href="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E5%A4%A7%E9%80%83%E6%B8%AF%20pdf.doc#page194">【2】</a> 邸延生著：《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div> <div>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捆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望着旋起一轮轮涟漪的河水，宝安县县委书记方苞陷入了沉思…… 1978年。粉碎四人帮的惊雷响过了，新的一页翻开了，万物复苏。深圳却依然深陷 在“偷渡风”的漩涡中。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1.JPG" width="559" height="285" alt="" />   他来宝安工作了多年，担任过公安局局长、政法书记，现在又做了县委书记。但年复一年，岁岁反偷渡，为什么偷渡就是治不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宝安县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执行“三个五”政策，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几年后，宝安的人民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日子。谁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批斗、“劳动改造”。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结果，外逃风又起来了。   他不明白上面的政策怎么总是摆来摆去，要是这样下去，宝安的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的日子？能不跑吗？   有一个保守的数字，即使是这个“保守”的数字，也令他着急——1962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2144人，1978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7456人。方苞心里知道，报上来的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实情。真正跑走的人可能还多。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作参考：宝安县有30万人，而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呢，也近30万，哪来的呀！</div><div>   深圳河边的一些村庄，男劳力全部跑光，留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妇女。有个生产队只跑剩一个跛子。而在莲塘村附近的一个村落中，竟有一位70多岁的老妪也钻过铁丝网偷渡到香港去卖针线了。弄得他上任后的头号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国家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娘子军”们，堵截那些要跑到“资本主义阵营”里去的叛逆者。   为了“反偷渡”，县委不知道想过多少办法：1974年，县里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干部队伍，下到农村各公社、各大队去，几个干部负责一个队，一队之中，有人跑，拿队长是问；一家之中，有人跑，拿老公是问，罚谷，饿肚皮……结果呢，人还是跑，地还是荒。你有啥法子？法不治众。跑的人多了，你罚谁的谷呀？   他也想尽了办法，做思想工作。县委干部，轮流下乡，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床。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新旧社会，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谓不细致、不深入。   当你布置“反偷渡”任务时，那些队长呀、支书呀当着你的面一个劲点头，“行！不会跑的。”“不能给社会主义丢脸，方书记你放心！”   反偷渡的晚会开得多热火！那些粤剧团、文艺小分队编的《×××饿死香港街头》、《×××大义灭亲》等节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的场面，何等感人！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刮来都不走”……誓词何等坚决！你能说，是装出来骗他方苞的？不是，绝不是！   然而，最后他们都还是走了，摸着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们再也记不得“党的恩情”，再也不记得干部如何同他们睡在一个床头，吃的一锅饭；再也记不得工作队是怎么苦口婆心地留他们；再也记不得他们曾经双泪横流立下的誓言！   县委的工作还不出色，做得还不好吗？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的那个支部书记，他永远记着他的名字：文治样。那是个祖孙三代的贫农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实又善良。他们队还是全县反偷渡的典型队呢！方苞还想用他来做教育全县的样板，平时同他一起开会，一起下田割禾，比亲兄弟还亲。但是就连文治祥，后来也背着他逃港，终于被公安部门抓起来了。   “你怎么也这样呢——”从广州赶回的方苞望着监牢中流着泪的文治祥，说不出有多难过，“老文啊，党白白教育了你20年啊！”   “方书记——”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竟然捂面大哭起来，“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你！” “算了！你还策划，你还放人呢，你让我拿你怎么办嘛！”方苞生气地说。策划逃港是 要判刑的呀。   文治祥心里能不清楚吗？有句话到了嗓子眼了，就是不敢向方书记说： 方书记啊方书记，咱不能睁着眼不看群众的生活哇！你说我们河这边的社会主义“风景独好”，河那边的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可别人烂了吗？没啊。人家吃什么？牛奶、面包，咱们吃什么，喝粥、吃咸菜根根。看着乡亲们受苦，我心里疼啊！   你怪我策划偷渡，那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那天夜里，十几个青年正要驾船逃跑，桨还没动呢，我领着七八个民兵赶到了。“不许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亲人：侄儿、兄弟……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捆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我的心酸了，我的眼泪快出来了！   一边是跪在地下的自己的亲人，另一边呢，是党纪，是国法！   我是党员，我担在肩上的是党交给的反偷渡任务，党性重于泰山。但我又是他们的亲人，我是叔父，我是兄长，我更是大队支书，是他们的当家人，我有责任要让他们过上好点的生活啊！</div><div>   为什么，为什么此刻党性和亲情如此水火不容？   梧桐山的山峰啊，深圳湾上的密雾啊，我分不清谁清谁白。深圳河的河水啊，南海的海水啊，我尝不出孰咸孰淡—— 罢、罢、罢！让我一个人来背吧，就让我文治祥受刑受罚来偿还党的恩德吧。“起来，起来——”文治祥对跪在地上，把手都背向背后等他捆的十几个青年扶起说。“走吧，都跑香港去吧，跑得离我越远越好——”文治祥背着脸说，他自己也要流泪 了。   十几个青年一下子愣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便一个劲叩头：“叔啊，你大恩大德——”“叔啊，我们来世相报——”爬起来，慌慌张张抓起桨就要开船。   “慢——”文治祥说，“西堤边上设了埋伏哨，你们往东走——”到这时，文治祥已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吩咐身边的民兵：回去通知队里的老少，要走 的，今晚上都走！要快——快上船！   两天后，文治祥一案被侦破，罪名：有组织偷渡。不过，一点也用不着侦破，是文治祥主动向公安投案的，他从心底里感觉自己对党犯了罪！   ——   梧桐山上，风，依然在轻轻地吹；深圳河上，水，依然在微微荡着涟漪……它们温馨、它们真实，它们叫人清醒、给人教育……它让一个跟随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第一次能深深地思索共和国走过的脚印！ 县委书记苞的头脑中在激烈地矛盾、斗争——他想起最近《光明日报》刊发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说得多好啊！   说一千道一万，实践才是第一的嘛！ 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那为什么不但“阶级敌人”跑，贫下中农也跑，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跑？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   30年来的逃港风潮，说明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呀！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2.JPG" width="410" height="324" alt="" /> </div> <div> 他也想早早改变这样的局面，也想早点来些实际的、能替老百姓着想的政策，让宝安县人民过上好点的生活。但是，难啊…… 他记得，与他共事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周焕东曾悄悄问他：“方书记啊，现在都搞拨乱反正啦，咱们这反偷渡是不是也该拨一拨，搞点放宽……” 但是，能行吗？   谨慎的方苞看了周焕东一眼：“别乱说——”心里却在嘀咕：小周啊，我也有你的想法，但这可不是小事啊，这么大的事情，上面没说，是你我敢“反正”的吗？ —— 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   中央领导同志来了，是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啊？后来他发现去的人还有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吴南生等。   会议室中传出一阵阵轻微的对话声，其中一个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难道是他来了？是邓小平？王全国心中一阵阵激动。   王全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是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沉寂多年了。三个月前，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场足球赛中，他突然出现在看台上，引起群众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他就来广州了，就来摸情况了。   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便招呼道：“快进来——坐，坐。”这是一间刚由部队交给省革委的宾馆，房间很大，显得有点空荡，摆了几张沙发。邓   小平正坐在沙发上，与韦国清说话。汇报会很快开始。   “全国，你说说——”听了其他人的汇报后，韦国清点将。   王全国谈的主要是经济，他从广东是侨乡，又毗邻港澳等有利优势，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全省正加紧恢复经济，但百废待兴，问题依然不少。广州市场供应紧张，老百姓说我们“四季常青吃菜难”，“海岸线上吃鱼难”，“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跑了多少人？说具体数字——”韦国清也许是在有意提醒。“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19万4千2百74人。”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房间中所有的人，从邓小平到在场所有的广东省的领导，都在为这件事情焦心！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也没解决问题。”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   部队管得了的——”小平同志说的是什么意思？ </div> <div> 政策有啥问题啊？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外逃的事部队都管不了？那会交给谁来管边防   呢？   邓小平两句话很快传达到宝安。方苞和县委一班人开始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往深处想…… “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也有限。”方苞回忆说，“那时能想到的，只要能再给宝安县来个‘三个五’就好了，我们治理外逃就有办法了。”   县委搞经济的李广镇却看到些苗头：从这话看，可能政策要调整呢！但是，新的“政策”会不会真的来呢？ 新的政策没有来，一位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 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出山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省委书记来调查了，好啊。   方苞和李广镇等人都感到：来机会了！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不听汇报了——”习仲勋摆摆手，对围着他的一大群县委干部说，“别都围着我。你们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得用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农村去——”本来，宝安县委想对这位遭受过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一下敬意：准备第二天 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产，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蚝”的生产…… 监狱的生活却告诉这位省委书记，那些“阳光”下的东西恰恰是不用看的，会看的领导要看阳光背后的东西。 “你们第一书记叫什么？对，叫方苞。行，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琢磨：这可是来了个“石”（实）书记呀。那就领他去沙头角一带看吧。   汽车沿着边境往前行。前面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丛中，不时传出来警犬的叫声。   习仲勋拉开窗帘，从车窗中望去，芦苇地上蹲着几个衣服褴褛、像叫花子一样的农   民。   “你们又抓人啦？”习仲勋对抓人特别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们。”三个农民被反绑着手蹲在地上，旁边两个背枪的民兵跑过来敬礼：“报告首长，偷渡   的，刚刚抓到——他妈的，看你还跑！”顺势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脚。“哎——你怎么踢人啦！”习仲勋喝道，“你们要订个制度，不准打人。” “订了，说了好多遍了。”方苞赶紧回道。“好多遍，好多遍就要执行嘛！”习仲勋不高兴地说，又绕着三个农民看了一圈，“把 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给偷渡者解开。   习仲勋看见其中一个青年兜中有个纸片，就抽了出来看：“哈哈，小伙计，你还画逃港路线图呢。图画得挺利索的嘛，读过多少书啊？” 被“领导”松了绑，又被叫他“小伙计”，这青年显然胆子大了：“报告首长，初中毕业 ——” 习仲勋看着他厚厚的胸脯：“小伙计，你读了这么多书，身体又这么壮，留着建设家 </div> <div> 乡不好吗？怎么还要跑啊？” “小伙计”没回答。方苞便向周焕东使了个眼色。“书记让你说话啦——”周焕东给小伙计“打气”。   “——你是大官吧？”小伙计突然问。他听出习仲勋说的是北方话。习仲勋笑了一笑：“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   “官大我就说，官小我不说，没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认识你，你是方书记，跟你说就没用啦——”   方苞脾气好，“嘿嘿”地笑了笑，没呵斥。“这是省委习书记来啦！”周焕东在一旁提醒小伙子，又在他耳边加重声音，“还不大   呀——”这话等于说：傻瓜，还等啥呀！“啊，那我就说吧——”小伙子说。   “你们共产党天天开会说社会主义好，好在哪里呀？别人资本主义不好吗？逃过去的，每月都是几百几百地寄回来。共产党有钱给吗？我们村那些逃港的家属，家家都盖新房子。”   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逃港青年兴头也来了：“我们在家不跑的，跟你们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过去的交公粮、养老婆孩子！”   “你是大官，你给我们搞个政策吧。”小伙子要求说。“政策？”习仲勋有点惊愕，“什么政策？”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3.JPG" width="333" height="244" alt="" />     “就是你放我们过去一个人，到了香港后，我们每年给政府交两百块港币。”   —— “真是乱弹琴——”习仲勋坐在车上摇着头，“你们这里思想很混乱啊，老方——”他显然有些不满意。   “不瞒你说，习书记。我们思想工作也做了，阶级斗争也抓了，就是没把这股歪风扭过来，”方苞说，“30年了，还这样，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   习仲勋点点头：“关键还是要抓这呀——”他指了指脑袋“要加强思想教育呀，老方。让他们同旧社会比比，旧社会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新社会好了，还跑吗？一比，就清楚了嘛。”   “书记呀，可不能比呀——”在车后排插话的是周焕东，“比不过人家呀，他们说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社会主义却天天吃番薯根根哟。” </div> <div> 这话很有说服力，书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不对——”习仲勋突然想起来了，偏过头来，“那是什么？那是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动地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天天大鱼大肉啦，我们能去吃吗？能这样比吗？”   方苞一看不对，马上转移话题：“书记说得不错，不能那样比，还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就在党校。已经集中三天了，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心细的方苞又在盘算着。   听说办了大队支书思想教育学习班，习仲勋换了语气：“这就对了嘛，那我去看看，给他们讲讲当年的艰苦生活。当年干革命，比现在艰苦得多呀，革命队伍中的人为什么不跑，为什么国民党队伍的要往共产党跑？”省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当然，他们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也听，调查嘛——”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 英明都会犯错误——”这位当年的中央委员话来得很远。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这批支书，对把他们集中“开学习班”，看来心里有意见。昏暗的灯光下，东一团、西一堆。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   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但习仲勋是做“足”了准备的。看见随来的保卫人员还带着枪，习仲勋挥挥手：“你们都出去——”   气氛轻松多了。习仲勋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队”的支部书记移了移，更近了。“大家放松点，学习班很快就可以结束。明天最后一天，晚上打牙祭，吃完，就让大 家早点回家。”方苞大声对大家说。   看大家都在看进来的生人，方苞便接着介绍说：“这位就是习书记，省委新来的书记。习书记来，不是来为难大家的，是来看望大家的。决不延长散会时间。大家心里有话，也可以抓住机会说。你们知道吗？习书记本人就是受过四人帮迫害，坐过牢的。”方苞特意把后面几句话加重了语气。   下面开始有点骚动。 方苞又说：“大家放心，习书记说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 “三不”下去后，下面似乎有人想说话，但半天，又冷下去了。   习仲勋只好伸下头去，问靠台最近的一位中年汉子：“你哪个大队的？你先说说，为什么反偷渡就是搞不好——”   那汉子苦笑摇摇头，反而侧转头，用广东话对旁边的人说：“呢<!–[if gte vml 1]> <![endif]–><img border="0" width="16" height="15" src="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v:shapes="图片_x0020_1" alt="" />     嘢啊——好难讲啦！”   “什么？他说什么——”习仲勋着急问，他不懂广东话。方苞解释：“他说，这话不好讲。”   习仲勋说：“有什么不好讲啊？都交代了三不嘛。”“是嫌我官还不够大？”他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轻人。   但还是没反应。 “大家放松，刚才方书记说了，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来的嘛，哪能怪你们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   也许是省委书记后面这番话掏了“心肝”，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我看，不要治——” “什么？不要治——”习仲勋有点奇怪，仰起头往后面看。 </div> <div>方苞也感到奇怪，怎么这样回答省委书记？学习班学来学去，倒学出个“不要反逃港”？   “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吗——”习仲勋脾气好，忍下了，他尽量和气，想听听这人会说些什么。 这人约摸四五十岁年纪，一脸的“老农皱”。报纸卷着烟叶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缓缓地一闪一闪。 “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省委书记奇怪了，怎么这样说话？但他还是忍下了，他今天倒要看看，这些“落后支   书”们，脑袋里到底装着些什么“花花”。“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   有“杀伤力”。“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你……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呀，省委书记面前，一点不怕！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在沉思，在激烈斗争……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 方苞最关心的还是给经济政策的问题，希望省委书记能“开口子”。“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 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 20多年后，也就是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笔者有幸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问起他为何后来去北京找华国锋、找邓小平，反复向中央要“权”，要求让广东在全国发展经济中当先行官？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决心会那样大？发展经济的要求会那样急迫？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4.JPG" width="374" height="218" alt="" />                              习老的回答让人深思：“那应该同下面的反映也有关吧。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人总是会奔向更好的生活，当年逃港的人如今纷纷争着抢着回家。   1979年的1月，广东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   根据习书记在宝安县所表明的态度，宝安县委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要求省委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省委扩大会议一开，我就在小组上发言。要求省委放权。散会后，我又去习仲勋房间门口等答复，”方苞回忆道，“习书记很热情，他知道我在等批示。”   这样催领导，方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没办法，沙井、松岗几个公社来的“情报”说，又有好几个村有群众在准备“行动”，要“跑”了。如果早点有“政策”出台，就能稳定民心。   当时习仲勋就把刘田夫、黄静波叫过来，让他们和方苞一起研究一下，尽快解决宝安县的问题。   方苞继续回忆说： “当天晚上，黄静波就来找我了。说，你们再写个报告来吧。同意你们把‘三个五’再搞起来，还可以搞大些，门再开大些。你们先代省革委起个草，我们看看，有些什么要求，都要写上。边境的形势啦、群众的呼声啦，都要写。他考虑了一下又说，不仅你们那里搞，将来珠海也会要搞的。你就通知一下麦庚安也来吧——麦庚安是当时珠海的县委书记。 </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5.JPG" width="437" height="395" alt="" />                     “他一走我就忙着打电话回县里。当时县委管经济的叶振忠患病了，准备让年轻点的李广镇接手抓经济，就通知广镇快点到广州来，说他的估计不错，省里真的答应要给新政策了。   “第二天广镇就火急雷急赶到了广州，我们两人躲在宾馆里商量了几条，由李广镇起草成文。怕不准确，又找来李富林他们62年搞的老文件看了，对照着改。并且打电话问附城公社的人，看还有哪些政策要补充。最后弄出了一个报告给省委。黄静波看了很支持，说，你们给一份给珠海，让他们参考一下，也交上来。”   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的报告（13条）。   据1979年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勋甫回忆（批复下来时宝安县已经改深圳市）：“13条”比1961年李富林他们提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不仅允许边境 的村庄与香港做生意，而且还扩大到允许宝安县的十四个公社都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1961年还只允许农民经营小河鲜、草皮、稻草、吊钟花等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项目的话，这一次的“对外开放”，扩大到只要是农民完成了上交国家的任务物资，包括猪、禽、鱼、鲜果、蔬菜……都可以拿过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   此外，1961年的留成比例是四六开，即所得的外汇，40％归集体（队），60％归国家，1979年的留成比例则倒了过来，成了60％归个人，40％归国家。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多达十四个公社、镇，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div><div>   —— 1979年3月6日，当文件正式下达到深圳的各基层时，整个深圳河边都沸腾了！此后，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   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姓钟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了，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都从香港又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挣的比在香港打工的还多。   而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则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随着港商过河，三来一补工厂也办起来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来。建工厂啊，建出租房啊，地皮越来越金贵了。当年逃港的家属们写信给丈夫说：“你们要再不回来，就分不到地皮了！”   一些村干部逗乐说：“当年困难的时候，你们往外跑，现在好了，你们又跑回来要分地皮了！”   “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当年逃港的人说，“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 ——   人们的眼光特别注意到离香港最近，历史上人跑得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渔农村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从来了“13条”后，再没有一个人外逃。另一个地方是前面说过的沙头角镇。就是这个随便跨一步就可以过香港去的地方，也没有人愿跑了。几户跑过去的家庭，后也携老带幼的又回来了。   跑与不跑，边境线上的罗芳村看得最清楚。一开始，罗芳村村支书陈天乐还有点担心，13条后过境自由了，会不会有人过去就不回来了呢？ 为此陈天乐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专门登记每日清晨去河南岸耕作、卖菜的农民的名字，看每次去的人是不是都回来了。   每当夕阳西下，暮霭开始降落到深圳河两岸的原野上时，他就会紧张地站到检查口边，等待村民从香港归来。每过来一个，就在名字上打个“√”。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时候，他天天都在祈祷不要发生不回来的事，不然，又会出现像1957年、1962年那样的情况，刚刚打开的门又得关上。   可是，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回“开放”是真的：政策站住脚了。几乎每位早晨过河去的农民晚上都满面堆笑，大包小袋地归来，每个名字上都是一只大红“√”。 后来，陈天乐便不再天天登记，再后来，笔记本就成了小儿子的演算草纸了…… ——   为了保住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宝安县人民不分昼夜，继续思索着……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除县委成员外，还包括各公社的干 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   在讨论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经济，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时，边沿公社提出要“划分经济区域”，还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划为特区，专搞加工、补偿贸易”。   这是笔者发现的基层群众最早提出办“特区”的文字记录。“好哇！”情况上报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他一拍桌子，“经济上来了，老百姓 的热情上来了！”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div><div>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和王金国等人在会上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和华国锋等对于广东的要求十分支持。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的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对这位当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6.JPG" width="464" height="482" alt="" />  </div>   1980年8月26日，在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会议上，正式宣告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   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了创办经济特区后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从此，深圳市（宝安县）变成了深圳经济特区，担负起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重任！   一个宝安县的新的纪元，一个中国的新的纪元，从此开始了！ </div> <div> 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斗转星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将达到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于全国第一。   随着“深圳试验”的成功，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迅速推开，中国一转眼便今非昔比。30年前，中国还徘徊在经济崩溃的边沿；30年后，它的外汇储备量已雄踞世界第一。这是怎样的梦幻般的巨变啊！   宝安县的老百姓用一句话概括说：全因为有了改革开放！   而那条横亘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曾经为了跨越它而洒下过多少鲜血的边界线，也在慢慢消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7.JPG" width="488" height="230" alt="" /> </div>   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铁将与深圳地铁在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接通，两地陆上将直通一体。   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将边境面积缩小七成。深港边境，慢慢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   2007年4月，香港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香港居民希望来深圳安居买房。深圳和香港的人民逐步交融到一起了。   2007年7月1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接通——桥下正好是当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湾——两地海上直通一体。 2009年4月1日，深圳市居民被允许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   至于深圳和香港，会不会在可以看到的未来逐渐成为一“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却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几十年后的事实。性急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甚至已给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香圳！   历史，打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div> <div>   后          记     历史是谁推动的？是人民。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20年前，在深圳宝安县采访时，一位曾经逃过港，后来又被村民们推选为村经济发展   公司总经理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深圳办经济特区吗？”我一时语塞。 是啊，邓小平为什么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龙江，在广西的凭祥，在吉林的延边……办特区，而单单选择了深圳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历史对这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问题，记述远不是明晰   的。 ——   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但是，后来的进程却使人失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即使仅从经济发展上看，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   无论是西北的柏林墙还是东方的三八线，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这一切，对于那些一直在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共产党人：陶铸、习仲勋、李富林、寇庆延、方苞、吴南生……可谓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实践的教育使他们比之其他共产党人早一步觉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脱离旧的思维，在实践的引导下，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当年，正是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决肚子要吃饭的问题”，逼着共产党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为首的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要政策，提出了开放香港沿边十四个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为首的宝安县委再次向广东省委提出开放沿边十四个公社和一系列的对港开放政策，得到了陶铸和习仲勋的支持，并发展为外贸出口基地。实际上，即使在办特区之前，在深圳（宝安县）也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正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众日趋高涨的“逃港潮”一次次地冲击着“围墙”，到70年代末期，要求“对港开放”已成为宝安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内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要求的强烈推动下，1979年4月，习仲勋、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带着群众的愿望去北京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给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解决外逃等问题。   此时，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包括邓的改革开放战略的直接实施者谷牧等人，对于改革开放怎么搞？先从哪里搞？认识也是有限的。正是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体智慧，丰富并升华了邓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邓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办特区，先搞一块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然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扩大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历史，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发展的，而不是其他：从群众到领袖，从被迫到自觉，从特区到全国从群众要求到理论升华……一场源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就这样一步步推开了！</div><div>   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历史，也许还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   年！   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所以我说：如果将来要给中国现代历史划段的话，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沿海的宝安县，而不在内陆！   比起东欧的柏林墙（成功越墙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伤260人。）、朝鲜的三八线，发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后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状更惨烈，对于中国改革者的冲击和教育也更强烈、更深刻！   可以说，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中，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历史却被深埋着，不能公开。22年前，当我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远不是平日书本上看到 的那么简单的时候，我就决计补阙它，我相信历史总有被公开的一天！ 我不声不响地干着这件事，从酝酿、收集资料、到下笔写作、完成此书，前后整整22个年头。   这本书的创作时间这样长，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难的是人物的采访和史料的获   得。 就在三年前，有关群众外逃的历史档案还是作为“国家机密”，不对群众公开的。就是说，我即使能够得到写作材料，采访到历史见证人，甚至能够成书，在这批历史档案公开之前，也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   22年中，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一直不愿放弃，不断地准备、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采访那些逃过港的老农，曾经失去了亲人的妇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粦、欧阳东、张树木、文国祥等一批至今来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后代朋友”。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成逃港者，潜入笋岗桥老收容所酷热、恶臭的监房中，听逃港者们倾诉对香港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气……   当然，有时我也是“不被欢迎者”。就在两三年前，被采访的逃港者、被纠缠得甚感为难的档案管理人员，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我理解他们，但我坚信，所有的历史，包括那些尘封着的档案总有一天会解密。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2007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有关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亦在其中。我于是有了读到更多历史资料的机会。这也无异于给我的写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书，也终于可以公开出版了。感谢上帝：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即使由于某些原因，本书的历史只能以文学记录的方式写出，但其中的人和历史事实，皆属真实可靠，有号可对。   本书能完成创作，还得感谢我采访过的尊敬的长辈、老师和朋友，从习仲勋、寇庆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宝安县农民万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关单位：从深圳市档案馆、宝安区档案馆到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以及席军、张沫清、潘强恩等一大批热心支持和关心过我的朋友（包括网上给我以鼓励的朋友），还有那137名乐意谈起他们经历的朋友。是众多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良心一边的人们帮助，使我终于得以完成此书！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记起，22年中，那些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曾经无私地反思含泪当年并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宝安县“反偷渡”的直接指挥者李馨亭、周水君、杨谭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看不到我的书的出版了。</div><div>   如果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本《大逃港》能给记录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以一点有价值的参考，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的话，那便是我和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愿了！   ——   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     陈秉安2000年8月动笔于深圳锦隆花园， 2009年8月写成于深圳蛇口春树里。</div><div>   声                     明     由于本书所用的图片涉及范围广，部分图片的版权所有者，无法一一与之取得联系。请相关版权所有者看到本声明后，与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an/18201808-b58.JPG" width="518" height="428" alt="" />   华文媒体强势给力十万热帖汹涌力追     三十年，百万大逃港，本书仅仅是那段血泪拼图中的一抹。或许您是亲历者，共和国那段惨痛的经历是以怎样的刻骨铭心嵌进您的私人记忆？福兮祸兮？又是以怎样的吊诡改变了您的人生？拿起笔，我们一起探寻历史最本真的底色，我们将把您的故事和感受结集出版。来稿请发电邮至1402480841@qq.com，历史的扉页将坚实地镌刻您真实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