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锐实力”下的中美关系展望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当下世界经济的矛盾，是欧美“社会资本主义”与中国“财富国家主义”的矛盾，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国社会，通过30年改革，半只脚踏入经济上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另外半只脚，依然陷在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随着“全球化”不能惠及欧美国家的现状被彻底认识，中国“大出小进”的对外贸易将不能持续。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外资进入中国的式微，中国将逐渐走上资本与信息闭关锁国的道路。 传统极权主义加上半资本主义的新极权主义社会，不会是长久的选项。目前，中国面临两条出路：要么顺应普世价值，从极权主义的泥沼中拔出那半只脚，进入宪政民主社会，要么从半资本主义全面倒退，全面进入“极权主义”社会。财富国家主义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出前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通过半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既取决于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也取决于它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互动，同时，还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朱学勤在评论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认为这六字无语病，但因缺少一个“的”，易生歧义。究竟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你”为大，“我”为大，以“大-大”为基，新建“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的）关系”—你为“新”，我为“新”，寻立“新”基，建立“新-新关系”？我们姑从善意，取后解，但又发生第三个问题：这美国究竟“新”在哪里，不理解美国何以为“新”，中国能否与之建立“新型关系”？（《是朝代，还是国家—为什么会有美国？》） 中美关系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已经从“新型大国合作关系”更趋向于“新型大国（的）对抗关系”。杨鲁军评价这种大国关系，是一种走向对抗的关系。敌视西方，仇视美国，更以不惜一战之蛮勇，将中美关系推向悬崖……中国重新陷于孤立和战略包围之中：一是有望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二是成为世界上周边国家中敌国最多的国家—美国更是将这些敌邻重重武装起来对付中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今日的国际环境是改开以来最严峻、最糟糕的—-然而令无数国人困惑不解的是，这究竟是为啥呢？咋会变成这样？我们图个啥？难道真是想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吗？（《中国：六大不祥信号》） 长久以来，国人对美国有根深蒂固的误解。徐宁江认为：如果党国在地缘政治不做为，袖手旁观当看客，中国的周边环境应该是这样的:  五十年代不抗美援朝，北韩将被美国援助的李承晚吞并，三八线将直接北移至鸭绿江边;  65年中国若不出兵”抗美援越”南越的吴庭艳将在美军的支援下，占领北越，从而把战车和大炮直接抵进北仑界河;  在南海问题上，完全岡顾历史，使用双重标准判例。打着航海自由的晃子，航空母舰任意游戈，军机姿意挑衅。中国政府敢言不敢怒，中国军人敢怒不敢战。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难道不知道美利坚的“司马昭之心” ？！持以上这些观点的人，应该不少。中美对抗，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认知的基础。 实际上，中美对抗关系的根源是经济上的冲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认为， “人们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即近年发展起来的体系对美国工人和制造业非常不公平。” 而且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全球规则下无法得到解决，因为挑战来自中共。“他们采用庞大的规模协调一致的发展他们的经济，提供补贴，打造全国冠军，强迫技术转让，扭曲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这一切对世界贸易体系构成史无前例的威胁。”世贸组织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缺陷。目前全球面临一个挑战，比过去人们面临的要更加困难得多。（《中共经济模式扭曲市场美贸易代表：空前威胁》） 海海指出，自由化和全球化这些年，原本期望着全球化能够使得专制者放弃专制而融入国际秩序环境，但其结果却正好相反，专制者利用对本国专制可以迅速积累天量资本的优势，重金搅乱自由市场环境和秩序，最终以资本大鳄的姿态，在全球化的遮羞布下推广其专制经验，令全球国家趋之若鹜。这就是全球化这几十年来发生的事实。（来源：又壹加壹哥茶室）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作出承诺时，大家对其开放市场都有期待，但中国并没有兑现，结果，为此建立的这双边关係的框架也没（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在市场自由化方面，中国没有以其应有的速度改革。全世界应该看到，如我指出的，当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提高了，你却有个非市场因素在分配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被中国共产党分配到它所选择的狭隘地方。这就需要世界对此作出反应。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我们需要新的程序，以使这个世界更好。”（方冰：《美中经济对话停摆》） 这种观点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共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把美中关系与美印关系进行对比，他说，“我们与中国、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关系，绝不会与美国和印度所拥有的关系相同。” “中国与印度并肩发展，但并不负起多少责任，甚至有的时候会破坏国际规则，破坏原本正基于规则运行的国际秩序……”美印将进入“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美国和印度两国的战略性交集日益增加，已经成为全球伙伴。”（《川普访华前美国务卿批中共破坏国际秩序》） 在美国，把中美关系视为对抗关系的代表人物是纳瓦罗。2006年，纳瓦罗出书告诫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经济往来的高度风险，2007年他在《解构中国价格》一书中称：中国产品价格由“补贴、低估汇率、假冒、盗版”形成。后来，他又陆续出版《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被中国杀死》和《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宣传“中国威胁论”。（来源：网络） 2012年，纳瓦罗以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为蓝本，导演纪录片《被中国杀死》。该影片从五个角度讲解了美国如何被中国杀死：第一，中国通过血汗工厂和压迫劳工造成低廉的劳动力并抢走了美国高素质工人的饭碗；第二，中国正在污染全世界，并且最终将污染美国的环境；第三，劣质的中国制造正在残害美国消费者；第四，中国的专制体制正在挑战美国伟大光明正确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第五，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挑战。 纳瓦罗的逻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地球上“最高效的杀手”。中国企业不择手段，令世界市场充斥着致命产品。中国的非法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一步步扼杀美国工业。纳瓦罗的解决之道是，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3%的高额关税。他的这个观点被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全盘接受。《纽约客》称纳瓦罗“是川普美中贸易构想的‘缪斯’”。彭博社说， “如果你想通过读一个人了解川普的中国观点，那就是纳瓦罗。” 另外一个不看好中国的美国学者是国际外交关系权威、哈佛大学教授是葛莱翰·阿里森（Graham Allison）。他花了5年时间，研究史上16次“大国崛起””事例，发现大多殊途同归，最后必然发生战争。在他的新书《注定一战：中美能不能逃出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他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字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新词。新强权的崛起对现存秩序产生结构性的压力(structural stress/pressure)，从而导致同老强权发生冲突。“凡有新兴势力崛起，当权者必会感到恐惧，无可避免发生战争。” 葛莱翰·阿里森的名言是，“当人类本质不变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中国及美国，继续按过去10年的发展方式推进，肯定会爆发战争。” 中美之间，在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因为普世价值的迥然不同，往往针锋相对。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认为是因仰赖美军派出军舰巡逻，维持世界和平。而中国却把美国的行为，视为对中国崛起的挑衅。（《中美关系忽冷忽热哈佛权威直言“中美必有一战”》来源：苹果日报） 阿里森的观点在2017年底获得更多的回应和认同。借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现有的超级大国，战争常常会随之到来，《经济学人》封面文章《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模式》用“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分析中美关系。“锐实力”是由美国民主基金会（NED）于2017年初，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概念。什么是“锐实力”？如果说“‘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诱导，来强化一个国家的实力，‘锐实力’帮助威权政权绑架和操纵国外的观点。” “锐实力”的三大表现为：颠覆政府、霸凌小国和施加压力。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然而，中美两种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水火不容。任何承诺，都会在功利面前烟消云散。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在对外输出过剩产能的同时，对外展示中共治理模式，展示其“锐实力”。 在两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即民主宪政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也就是国体的对抗之外，还有一个两种政体，即文人政府与军人政府两种国家治理方式的对抗。前者国家和政府服从军队，后者军队服从国家和政府。军人政府发动战争，可以依照国家领导人（最高军队领袖）的意愿为所欲为，或因内部权斗或为了转移国内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发动对外战争。而文人政府发动战争则有相当的程序，受到国会的制约。 美国的文人政府的传统，始于华盛顿的政治理念和身体力行的权力交接。当大陆会议授予他“独裁北方”特权时，他说：“我将时刻牢记，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我们获得自由后应最先放下的东西。” 1783年12月23日，美国独立战争硝烟刚刚散尽，大陆会议决定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将军，将总司令之职的军权，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大陆会议。 华盛顿最后的讲话十分简单。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大陆会议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齐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整个仪式前后只有五分钟，被史学家誉为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五分钟。 为什么这5分钟这么伟大呢？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这5分钟的真正的意义，袁征说，在于从那一刻起，美国人就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一个国家是不能靠武力来管理的。这象征着国家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美国就此避免了君主制和军政府。（《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五分钟》） 中国的军队名义上掌握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上，实质上是谁掌控了军队，谁就掌控了党、掌控了政府。枪不光指挥党，也指挥国家。中国是实质上的军政府，由掌控军队的人作为实际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前，胡锦涛失去对军队的掌控因而失去对党和政府的掌控。正如武警部队司令员、上将王宁所说，过去一个时期，郭伯雄、徐才厚虚化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触犯政治底线。党中央、习主席果断查处郭伯雄、徐才厚，以军委主席的绝对权威自上而下改进作风，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只有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才能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诚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军政府最大的威胁是通过对内发动对人民的战争获得绝对权威，因而能够轻易发动对外战争。过去，在毛泽东的绝对军权下发动了抗美援朝，在邓小平的绝对军权下发动了越南战争。战争是军人政府维持政治权威的常用手段。 中美关系危机的最大的根源在于：一个是以红色基因继承产生、靠武力管理的军人政府，一个是由选举产生并由宪政民主制度制约的文人政府。两种国体和政体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存在。会不会演绎出日本和美国二次大战那样的冲突？会不会演绎出苏联和美国的持续数十年的敌对关系？ 美国与日本那次大战，是一场热战。由日本军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把日本拖入灭国的境地。日美战争，是两种国家和政府制度的交战。日本天皇制度下的军人政府败于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文人政府，是必然的结局。美国与苏联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美苏冷战，是极权主义制度与宪政民主制度的战争。冷战的结果是以苏联解体告终。在中美两个核大国相互核威慑下，全面热战可能性不大；中美两国贸易关系难解难分，冷战的可能性也不大。中美之间的战争，也许既不是一场热战，也不是一场冷战，而是介于冷战与热战之间的另一种“战争”—- 温战。不冷不热，长久持续。 从2017年开始，中美两国将由原来的经济合作关系走上两种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对抗关系。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美国向何处去，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都值得思考。无论如何，2018年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化无端的一年。中美两国人民，都要绑好安全带，迎接中美新型大国冲突关系的“过山车”。 摘自：《半资本论》（google P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