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3> </h3><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30px; font-family: 瀹嬩綋, Tahoma;"><div id="content"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div id="content2"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815-1914年是英国近现代最风光的时代，其中的1837-1901年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2016年，维多利亚老太太身为在位最久的英国君主的记录被伊丽莎白二世老太太抢了去。但有一点或令身在天堂的她聊以自慰：她的在位时期尤其中前期才是英国的巅峰时刻。　　说这一百年是英国最风光的时代，当然理由多多，比如：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了首个工业化国家，从而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与此有关，英国从19世纪中期起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是世界贸易的首要推动者；英国还是国际投资和金融领域的主导者，是金本位制的首要维护者；英国还是海上霸权或准霸权的握有者，是很多人眼中海上“航行自由”的保障者；在国际政治中，英国是多个国际会议、多项国际协定、多次国际战争的重量级参与者甚至决定者；英国的殖民地在19世纪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袤，“日不落帝国”不仅太阳不落，连月亮也不落；英国还成功地实施了国内政治的和平变革，首先是让议会制从主要属于贵族-有产者的寡头民主向大众民主过渡，与此相关，当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让不少欧陆国家鸡飞狗跳时，英国大体是“闹中取静”，被普鲁士和法国先后撵走的马克思也在推崇自由和包容多元的英国找到安静的栖身之所；该时期也少不了英国的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大发展，达尔文、法拉第、狄更斯或是其中最著名的名字；与所有这些相关，对于英国的先进、强大乃至正义和引领文明，当时的很多英国人至少一度很有自信。　　但是，对于该时期或其中的绝大部分时段，若用“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来形容，或认为存在着所谓英国的“霸权”，这就高抬英国人了。该时期虽然没有世界大战，但绝非那么和平。单是发生在欧洲及其边缘地带的战争，十个指头肯定不够数；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也是在先前数十年中孕育的。而且，如下文所说，该时期英国的实力或能力也配不上用用英国的名字为该时期命名，除非“霸权”这个词像太平天国后期“王”的封号那样贬值得厉害。　　也可以说，英国是在某种力不从心中，某种战战兢兢中，在从一个危机管理走向另一个危机管理中，度过了一战前的一百年。　　借此，接下来将说两个问题。一是，该时期英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二是，在这些目标下，英国的对外战略有哪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中的核心词是：战略保守主义。　　  英国对外战略的目标　　  　　基本目标就是：安全、稳定、繁荣和威望。这像废话，因为不想要这些的“另类”国家真难找。但是，不同国家对这八个字或有不同解读。英国人的解读是什么？至少，就政府层面而言，如下几条算是上述大目标下的若干长期存在或不时涌现的具体目标，也可视为实现大目标的若干基本手段。它们之间也不免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维护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作为一个岛国，一个产业和贸易立国的国家，一个拥有广袤海外属地的国家，英国当然离不开这点。印度-近东或地中海-英国的交通线则堪称大英帝国的“主动脉”，英国的好多对外文攻武斗都是为了守护这条“血管”而展开的。　　二，维护海外属地或殖民地的安全。　　海外属地对英国的主要意义是三方面。一是经济上的，比如就原料供应、市场、投资、商业交通而言。二是战略或军事上的。不少属地的得失，关系到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安全和其他属地的安全。三是威望、情感等方面的：比如，一块殖民地即便价值不大，但若被轻易放弃或被他国夺走，这可能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再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英属殖民地的居民多为英国迁来的白人，这些地区从19世纪中后期起获得了内部自治，并先后成为了“自治领”，实行的也是议会制，但外交和国防在很大程度上仍由英国负责，很多英国人是将它们看成自家身上掉下的“肉”，单从这点讲就难不管不问。　　三，维护和拓展贸易。　　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内容当属，随着《谷物法》在1846年的废除，鼓吹自由贸易成为了英国的一大“主旋律”。在支持者看来，自由贸易的好处不言而喻，尤其在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在工业上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英国对外来原料和粮食降低关税，他国对英国的工业品降低关税，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英国工业的生产成本、加强英国工业品的竞争力、提升英国大众的生活水平、促进英国的稳定和繁荣；自由贸易还有助于促进英国在金融、保险和航运业方面的利益；如果各国都搞自由贸易，这便能促进各国的繁荣和稳定，以及国际和平，也有利于英国。对自由贸易赞美最积极的当属英国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其领军者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　　四，扩展自由主义宪政。　　对此，当时英国从政府到民间的精英们大体有着程度不等的支持。关于议会制对英国的稳定、繁荣和强大所发挥的“正能量”，他们还是认同或不无得意的；他们认为，如果各国都实行宪政，这有助于各国的稳定、繁荣和各国间的和平，实行“自由”政体的国家之间也更容易协作。这里面有“民主和平论”的影子。　　但是，对于宪政应开放到何种程度，英国人自己也看法不一。有些人担心，老百姓的政治权利太多，比如说有普选权，会让国家闹哄哄，乱哄哄，理性的声音会受压制，他们还嫌英国自身的议会改革走得过快过远；在另些人看来，这些“保守派”不过是想让没落的老统治阶级即贵族-地主老爷们继续掌权。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激进派”(the Radicals)，对自由贸易和大众民主的倡导是他们最重要的标签，科布登和布莱特都属于该派。在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激进派有重大影响，在两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中都有存在，尤其在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自由党中。　　英国政要们为对外扩展宪政也做了一些事，比如，在法国发生推翻波旁王朝的1830年“七月革命”后，英国政府很快承认了法国新政府；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围绕王位的权力争斗时，英国官方是同情或支持宪政派；维多利亚女王及其老公阿尔伯特亲王将大女儿维多利亚公主许配给普鲁士王子弗雷德里克(未来的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多少也是想在普鲁士宫廷中多培育些英式自由主义的“细胞”，也难怪俾斯麦将这位公主视为“特洛伊木马”。　　但在英国对外政策中，主导的仍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外交的亮度远赶不上二战后的美国。在19世纪30-60年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长期担任外交大臣并两度出任首相，就在欧洲鼓励宪政和民族自决(比如在波兰和意大利问题上)而言，他可算当时自由主义调门最高的英国政要。但他在1857年对议会也有如下“雷人”之语：其他大国的性质是自由还是专制无关紧要，英国的政治利益受其将国内福利最大化的商业利益决定。帕爵爷没喝多，是对孰轻孰重拎得清。异曲同工的是他更有名的一句话：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五，避免低地地区不被大国控制。　　这个低地地区大体是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英国人很看重该地区对英国安全的意义。这主要有两点。首先，该地区与英国隔海相望，离英国的距离很近，南端的比利时大体也接近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所以比利时更受英国人关注)，如果某大国控制了该地区，也等于握有了进攻英国的一块跳板。其次，英吉利海峡的南边是不时让英国人提心吊胆的法国，所以海峡地区是英国布防的重点，但如果低地地区也被某大国控制，英国也不得不大大加强东部海岸的防御，防御负担就更重了。　　所以，在拿破仑被打败后，首先是根据战胜国英国的愿望，不仅独立的荷兰王国得以重建，而且比利时被并入了荷兰。但到了1830年，比利时人闹起了暴动，要与荷兰分家。法国人想让一位法国产的贵族去当比利时国王，甚至憧憬让比利时并入法国，这是英国人不可接受的。最终，列强在1839年达成了一个《伦敦条约》，承诺将尊重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地位。1914年8月初，当德国大军借道比利时向法国推进时，面对英方的责问，德国首相贝特曼怼曰“条约只是一张废纸”，英国人旋即怼以对德宣战。　　六，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或者说不让某大国获得欧陆霸权。　　这点常被视为英国最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所以作为压轴来说。对英国人来说，如果某大国主导欧洲大陆(控制低地地区当然也不在话下)，这对英国的危险近似小行星撞地球：这样的国家将超级强大，有能力将英国人的身家性命都夺走，比如海上霸权、海外利益、本土安全；而且，一个谋求欧陆霸权的国家很可能实行的是与“自由政体”水火不容的制度。　　  英国对外战略的特点　　  　　英国人是如何围绕上述目标而作为的？这里只蜻蜓点水地说如下几个以“战略保守主义”为中心的要点。　　一，在这百年中，英国一直面临着如下挑战：作为利益遍布世界的头号全球性大国，相比于要守护的广泛利益，英国只能依托看似单薄的“可支配”能力；或者说，英国面临着“能力”与“利益”的明显不对等。　　英国人如果想多管管海外的事，对欧洲的一些事也许就顾不了那么多；如果想多管管中西欧的事，对东南欧的事也许就顾不了那么多。英国虽然是头号强国，但能力相对于利益的富余度反而可能是列强中最差的。该矛盾从19世纪后期起就更明显了：其他主要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行或完成，力量在上升，与英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对外更有积极性或进攻性。英国人喜欢将本国比喻为狮子，此时，老公狮感到更镇不住旁边的几头年轻公狮了。　　二，英国人欠缺的“能力”首先或主要体现在军事力量上。　　对英国这样一个贸易、殖民和海军大国来说，海军孱弱的痛苦如同今天对多数人而言没有wifi。但在该时期，英国海军虽然堪称海上王者，但雄风犹在，而霸气不足。比如，相比于他国海军，英国海军进入蒸汽化时代的的时间并非最早(法国要更胜一筹)，在该时代的实战经验更非最多，训练水平也难言最佳或高出一大截。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虽然属于一战时代，但数量占优的英国舰队小负德国舰队仍暴露了一战前英国海军在“内功”上的不足；假如在1905年进入对马海峡与日本舰队交战的是一支英国舰队，难说后者的结局必比俄国同行强。再比如，英国人在1889年设立了一个“两强标准”，要求英国海军的力量至少相当于另两支最强海军(当时是法国和俄国海军)的总和，但随着法俄海军的发展，以及美国、日本、德国这些新兴强国的海军的壮大，英国海军在世界海军总力量中的占比是在下降。　　英国陆军的问题更大。在一战前一百年中，英国陆军的最伟大胜利还要追溯到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将近四十年后，英国陆军才得以与欧洲豪门再次对决，此即针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而就他们遭遇的损失、暴露的问题和受到的批评来讲，此战是虽胜犹败。在该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尤其在19世纪中期后，英国陆军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护“帝国”，即保护海外殖民地的内外安全(也是由于在欧洲没有拿破仑或希特勒式的重大威胁)。但在这方面，19世纪后期的英国军人看似也没有好看的成绩单，比如布尔战争更像虽胜犹败，如同足球场上巴西队对马尔代夫队踢成四比三。不能说，海外使命必比欧洲使命更简单，对付看似不入流但神出鬼没的游击武装必然比对付大国军队更容易，但对前一任务的强调确实妨碍了英国针对后一任务的作战能力的成长。当德国人以普法战争作为“现场教学”(如同美国人以1991年海湾战争作为“现场教学”)示范如何进行现代战争时，英国是其他大国中学得最不积极和最慢的，总参谋部制度的建立是姗姗来迟，义务兵役制的实行则拖到了一战打响后。俾斯麦曾戏称，如果英国陆军来到欧陆对德作战，我们派些警察就能收拾他们。英国陆军当时与警察也近似同行，其首要任务不就是在海外当“维稳”的“警察”么？与海军一样，英国陆军在数量上也一直有捉襟见肘的局促。　　三，并非是英国的国力不足以令其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种种原因在英国身上造成了某种明显的“军备保守主义”的倾向，简单讲能省就省，能将就便将就。　　比如：　　 1、老天爷已送给英国一个既不用花钱、又值得依靠的“国防工程”：英吉利海峡的存在为英国的本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险。　　 2、在英国，是议会掌握着“钱袋子”或财税大权，而在财政议案包括军备支出议案被提出时，议员们总要想想这笔钱该不该花，何况他们自己也难免要出钱。　　 3、至少从17世纪起，英国人便有了对常备陆军的如下不安：强大的常备陆军有可能被君主或政治强人利用，成为在英国颠覆自由和建立专制的工具。　　 4、在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完成、议会改革推进、自由主义氛围渐浓的背景下，如下观念也在上扬：应通过开拓贸易、扩展宪政、倡导国际道义、促进国际协调去维护国际和平，军备竞赛、战争和权力外交则是短视甚至邪恶之举，义务兵役制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理念已在英国生根开花，这在前述的激进派身上就有明显体现，也体现在不少英国政要身上，代表就是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英国首相之一、自由党巨擘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后世因理想主义国际主张而出名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是格莱斯顿的“超级粉”，他在十几岁时就说了：格莱斯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　　 5、也在上述背景下，以格莱斯顿命名、在激进派中尤受支持的“格莱斯顿财政主义”(Gladstonian finance)在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从实践经济自由放任、限制腐败和特权等出发，要求注重政府财政的平衡，注重开支上的节约和效率。　　 6、在自由贸易背景下，来自关税的政府收入相对有限，这样，英国政府若要大幅增加军费，难免大幅增加国内税收(在当时的英国，这首先是增加作为直接税的财产税)，这是不讨很多人欢心的；那么，放弃自由贸易？在当时的英国，这就像从老虎嘴巴上薅胡子。　　 7、到19世纪末，英国国内的如下思潮也愈发明显(常称为“新自由主义”，也体现在激进派身上)：国家不应紧抱自由放任，而应通过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干预，去满足劳工大众的福利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这也意味着，应将资源优先投向福利而非军事领域。　　 8、在该时期绝大多数时间中，外来安全挑战在英国人眼中并未严重到必须大幅强军的地步。无论是维也纳和会后至60年代的法国，还是1870年后至90年代的德国，还是在19世纪中后期作为英国首要对手的俄国，都大体如此。　　 9、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对英国人来说是代价惨重、虽胜犹败，这也加剧了他们对对外用兵和大规模军备开支的抵触。　　四，在该时期，英国身上还明显有着“结盟保守主义”的倾向：避免承担对他国的同盟义务，尤其在和平时期。这往往被不恰当地美其名曰“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　　持此主张者的主要理由可综合如下：　　 1、英吉利海峡的存在和海军的强大为英国的本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险，也就减弱了英国对盟友的需要。　　 2、结盟会限制英国的行动自由，尤其是可能将英国人拖入他们不愿参加的战争；结盟可能加大英国的军费支出；结盟也可能强化盟友的地位，令其对外更有恃无恐。　　 3、不少外部问题包括欧洲的问题对英国并非如此重要，外来挑战也非如此严峻，以至于须有盟友相助。　　 4、即便英国没有盟友，外交手段和其他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也能发挥所期望的作用。　　 5、议会的审核、内阁的更替都会影响到盟约能否缔结和维持。　　 6、主张通过开拓贸易、扩展宪政、倡导国际道义、促进国际协调去维护国际和平的理想主义国际政治观也在发挥作用。　　 7、通过不结盟而维持和平更能体现英国的卓尔不群。　　 8、英国在欧洲等不少地区是守成型或防御型的，这样，当某个强权发动危及英国以及他国重大利益的扩张性战争时，英国再与他国抱团也来得及。　　 9、在18世纪至1815年的英国战略传统中，结盟保守主义也是重要内容。　　五，在“军备保守主义”和“结盟保守主义”背景下，该时期的英国其实不像真正的霸权国家那样拥有强有力的对外权力工具，这样，进攻性的对外行为和“炮舰政策”(尤其是针对其他强国)仍是局部性的。　　比如，英国的“炮舰政策”多是体现在近东和非欧洲地区，就在欧洲和近东(近东的一部分也属于欧洲)的表现而言，又较多体现在19世纪中前期的“帕麦斯顿时代”。再比如，在这百年中的十余位英国首相中，对外可谓“强势”的最多只有帕麦斯顿和主要在70年代中后期执政的保守党人本杰明·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但这二位也远非穷兵黩武，对英国力量的弱点也有自知之明。　　六，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该时期的英国对外行为中，如下的“低烈度”手段有更重要位置。　　 1、通过让步、妥协、协作去笼络和牵制对手或潜在对手。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独立问题上针对俄国，在19世纪30-60年代针对法国，在一战前十多年中针对多个强国，都有此类表现。　　 2、缔结与其他强国的协约关系。该关系是指：双方并非正式结盟，但通过达成谅解或协定，就进行战略协作甚至军事互助达成某种默契或共识。19世纪40年代的和1904年后的英法协约关系、80年代缔结的地中海协定都是例证。　　 3、在相互竞争的其他大国之间扮演某种平衡者、调停者角色，以防止前者之间的对抗失控。比如，一战前夕英国在德国与法俄之间就有此角色，若认为英国是所谓“协约国”集团的铁杆成员，“协约国”与德奥“同盟国”是像后来的“北约”与“华约”那样对抗，这不尽符合史实。　　 4、在某个国际争端并不涉及英国重大利益时，或英国无力进行有力干预时，置身于外，以静待动。用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了十几年的首相)的话讲，要有“明智的不作为”(intelligent inaction)，令人想到前些年某部大热谍战剧中的一句“名”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七，鉴于“军备保守主义”、“结盟保守主义”和“低烈度”对外手段在该时期英国身上的突出表现，该时期英国大体有可称为“战略保守主义”的倾向，它即由上述三者构成。　　该倾向大体延续到一战发生之际：此时，能力与利益的不对等在英国身上仍明显存在，虽然英国面对德国的挑战大力加强了海军，也在改进陆军，但难言军备保守主义已消失；虽然在1902年出现了英日同盟，但在欧洲这一核心地区，英国对法国是只愿偷偷谈“恋爱”但拒谈“结婚”：同意进行秘密的军事磋商，但回避法国的结盟请求；低烈度手段仍多有表现，比如英国缔结了与法国的1904年协定，与俄国的1907年协定，与德国的关于中近东利益分配的1914年协定，而且仍试图在德国和法俄之间起到某种平衡作用。　　八、从19世纪中期至一战前，在英国两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身上，战略保守主义的体现难言有重大差异，虽然在自由党身上看似更多。　　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基本主张虽然有不少区别，但首要区别还是在国内政策而非对外政策上；在对外领域，对于前述的造就战略保守主义的各理由，两党内部都多有认可或接受。　　自由党更多地是代表工业界包括工人阶层，以倡导议会改革、经济自由放任、自由贸易、格莱斯顿财政主义、大众福利(对这点的倡导要晚些)、理想主义国际理念而著称，激进派在自由党中也很有势力，因此，自由党的战略保守主义倾向更重，也可以说，自由党的该倾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性。　　保守党的战略保守主义则更具实用色彩。比如，保守党的支持者首推两个群体，一是土地阶级(贵族和乡绅)、二是贸易和金融界，而对于军事开支导致的高税收，他们都缺乏热情；再比如，从工业革命后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中获益最大的其实不是英国的工业界，而是贸易和金融界(常称为“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其经济利益也更多地不是在欧洲，而是在英国殖民地和其他海外地区，与此相关，该群体也不赞成通过放弃自由贸易而提升英国的国防实力，对欧洲也更有孤立主义倾向。　　但是，英国的战略保守主义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相比于“典型”霸权国家的“非典型”性，即便是自由党领导层也绝非心慈面软的唐僧，或高举“非暴力“大旗”的甘地，两个党的高层大体都是绝不排斥军备和战争的现实主义者。所以，在一战前与德国展开海军竞赛、在1914年对德国宣战的是自由党政府，虽然这对党内的激进派来说是节操碎了一地。当自由党主要靠承诺国内福利改革而赢得1905年大选时，不少德国人就显得天真了：他们猜测，自由党执政的英国将更为眼光向内，更没精气神与德国搞军备竞争。　　第九，在他国力量上升更快、英国面临的外来挑战更多的背景下，至少从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的能力与利益之间的明显矛盾及其战略处境的明显被动，已在英国人中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相关，主张对内外政策做重大改革的声音也在抬头，其中也包括对战略保守主义的改变。　　这种声音主要来自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群体，在两党内都有，一个代表是曾任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他们在对外领域的变革主张主要是：　　 1、英国由自由贸易(其实是单边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或互惠性贸易，以改善英国的经济地位。　　 2、加强英国与其“自治领”之间的协作和整合，主要是在经济和防务领域，让自治领帮助减轻英国的负担。　　 3、加强英国的军事力量，比如实行义务兵役制。　　 4、推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包括寻找有力盟友。　　但是，这些主张在一战前的英国并未得到积极响应。不说别的，无论是基于自由贸易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激进派，都是强大阻力所在。　　战略保守主义限制了英国对军事和对外事务的资源投入，有助于维持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减缓英国的衰落。但它不能阻止英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下降，这主要是由英国在经济尤其工业领域的原因造成的。假如英国及时推行上述变革，这也可能对英国更有利，比如，转向保护主义也许更有利于提升英国的国力，拥有更强大的军力和强大的盟友也许更有利于英国维持欧洲和平：如果英国人明确说将在德国攻法时站在法国一边，而英国陆军在德国人眼中也不再是“警察”级别，德国人在1914年也许不敢轻举妄动。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另外一种“可能”：面对一个更强势、实力上升更快的英国，德国人是否会更急不可耐地抢先动武？但无论如何，在19和20世纪交会之际，英国确实需要更具勇气的变革，因为这个“疲惫的巨人正在命运的轨道上蹒跚而行”（张伯伦之语）。（完)<div> </div>　　（本文为嘉宾在战略圆桌“近代西欧大国的战略与兴衰——世界千年战略经验”的论坛的发言，经过嘉宾本人审阅。）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