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陣召集人：從事社運如同做善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8歲的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葉志衍從21歲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反高鐵、反菜園村拆遷現場，有他的足跡。他第一次體驗到常常聽聞的大陸強拆的滋味，看著黃色鐵臂的挖掘機無情地將村民的房子推平，一下子顛覆了他心目中香港的形象，一種尊重程序正義，講究合法與共識的社會形象。 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常常跟隨母親到教會的社區做義工，到老人院照顧孤寡老者。幫助他人的恆常行善成為了葉志衍學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直到他進入大專教育的課堂時，聽到一位老師說：小時候教仁義禮智，長大後教埋沒良知，社會運動的初衷就是幫人，做一個有良知的人。葉志衍被老師的話啟發，陷入沉思，然後起身行動，於是在21歲的時候便投身進社會運動中。 8年前的一天，凌晨5點多，葉志衍走出家門前往菜園村巡樓護村，父母厲聲阻攔不果，便生氣地喊：「你出去了就不要回來了！」家人是擔心這個獨生子的安全，但葉志衍義無反顧，把保護菜園村運動當做是幫助他人的善舉。他的社會運動經歷延伸到反釋法、罷課、公投、雨傘運動、反DQ、反威權管治等。去年底，他獲選為民陣召集人，頭一炮就是組織2018年的元旦遊行，計有一萬多人參與，包含7個政治議題，在目前抗爭運動低潮的情況下，被認為是不俗的成績。 「大專政關」匯聚同齡同道人 葉志衍是傘後組織「大專政關」（大專學生政改關注組）的發起人，組織內的人員雖然不多，核心只有10多人，但在不請義工的情況下，個個都是獨當一面的社運活躍分子。本來，這些大學生是可以加入香港眾志的，但是葉志衍認為，搞社運未必每人都要去搞政黨，大家可以循不同方向爭取民主，而且與社會大眾的接觸面更加廣泛。 事實上，「大專政關」與香港眾志合作了很多項目，也與傳統泛民的一些組織，如社民連、職工盟、工黨等合作搞街頭抗爭運動，配合了泛民在議會內的抗爭。 與葉志衍的低調行事作風相似，「大專政關」在社會運動中的配角作用獲得了志同道合的大專生認同和支持。在2016年紀念六四的維園大台上，「大專政關」的成員漸露頭角，亮出了他們的立場，在當時學聯一些成員以本土主義立場杯葛紀念六四的呼聲中，「大專政關」的現身是勇敢的反潮流舉動。 葉志衍就是以「大專政關」的平台，參與了社運多個組織的活動，幫忙做糾察，擺街站，把做義工的習慣貫穿到政治運作中，逐漸得到社運界人士的讚許，鋪墊了他走向民陣領導層的道路。 非本土派的新世代 葉志衍對筆者說，本土甚至港獨派與「大專政關」所代表的新世代不同，兩者的立場觀點衝突，自己接觸的團體偏向左傾政治光譜，例如維護基層利益的職工盟和社民連等，都是合作夥伴，自己對新移民和一些經濟政策，與本土派有很大區別。我們認為，香港的問題不在新移民身上，香港不可能與大陸分隔，一國兩制需要守護，抗衡中共，抵制香港大陸化，香港本地人的力量太薄弱，還要團結新移民。本土派和我們在新世代人群中形成了兩大派別，仍在爭持中，隨著本土派思潮被打壓，本土支持者沮喪、沉寂、蟄伏和休憩，我們這一派的勢力反而壯大了。 葉志衍認為，香港人應該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有些條文太過偏向中央政府，違背立法初衷，應該設法處理。雖然不主張港獨，但在高度自治的原則下，自決的概念有很大討論空間。 在與泛民的立場差異方面，他說，傳統泛民的戰場主要在議會內，我們較多側重街頭運動，針對一些社會議題，如領匯問題、法律問題、經濟和稅制問題，民陣核心層有自己的看法，本屆特首選舉中，泛民偏向曾俊華，但是我認為非建制陣營不能推出一個建制派人物來擔任特首。 民陣的歷史包袱與責任 作為民陣召集人，葉志衍對民陣的作用和現狀感到有必要改良。民陣是2003年50萬人大遊行的組織者，自此，泛民無形中把組織七一遊行的角色默認給了民陣，而組成民陣的40多個民間組織都有代表參與民陣的運作，這個遊行組織的平台就這樣運行了15年，成了一個品牌。但思想活躍的葉志衍憑著數年的社運經驗，感覺到民陣鬆散的組織結構和發揮作用的潛力可以進一步整合，以適應香港民主運動的深入發展。 民陣不如其它政黨般可以在一個統一綱領和意志下，有效率地議決政策和行動。民陣最適合發揮的作用是超越所有泛民黨派，在一面大旗下統一步調，率領一場運動，然而，這個貌似完整齊全的非建制組織的統合平台，卻因為每個組織的原則立場和政治光譜有著微妙的分野而出現議而不決，決而難行的狀況，正如一個龐大的家族，各房各有利益和盤算，難以統一意志和行動，處理內部事務耗盡精力，也就難以發揮綜合平台的潛力，對民主運動起到統領作用。這也許就是葉志衍所思考的。 據觀察，民陣由多個民間團體組成，政治光譜屬於泛民範疇，每年一次換屆選舉，召集人基本每年更換，有點「輪流做莊」的味道，民陣的核心團隊也每年不同，各個成員團體參加民陣會議是臨時派代表，參與度不穩定，出席率大約只有一半甚至更少。在此情況下，民陣的鬆散結構只適合進行年度固定的大型活動（例如七一大遊行以及不定期的元旦遊行），核心團隊的任期太短，很難研究和策劃較為費時的政策和行動，令人覺得民陣這個品牌沒有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在香港重大政治議題的交鋒中，民陣未能在凌駕於各黨派的層面擔負起協調甚至領導作用，在歷史的偶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知不覺固化了它的長期角色，如果它的工作只停留在每年組織一兩次大型遊行，便是歷史的負擔，而沒有被賦予擴展的歷史責任。縱使有政治抱負，民陣召集人也面臨一個有缺陷的機制無法施展才華。 日程表上多了兩個字：坐牢 葉志衍今年的工作日程表上，二月份寫了兩個字：坐牢。他因為反釋法遊行被警方拘捕和檢控，面臨庭審，他說判入獄的機會很高，心理準備要至少做三個月牢。對於他來講，從事社運那天開始就已經預料到有這麼一天，父母親也最擔心這一天。 他說，在目前的判監潮中，我不是唯一一個被告，還有很多傘運參與者，很多街頭運動者有案在身。談到反對運動何去何從時，他認為，隨著警方加大檢控力度，嚴打激進反對力量，街頭抗爭，甚至議會內的頂撞，現在都很容易觸犯法律，增加了抗爭的難度。因此，日後的社會運動應該從小型運動開始，例如最近的海麗邨罷工事件，從小鬧大，以點帶面，動員力不可小看。不一定要熱衷搞大運動，只要有所行動，控制激進程度不要導致被捕，就可以保持社會運動的能量。 他說，國際社會人士比香港人更緊張，外國的律師、議員、首相對中國政府施壓，使香港的社會運動有基本的外援。我們去菲律賓、台灣交流，他們擔心我們，說不如你們過來我們這避避吧。他們比我們還憂慮。「雨傘運動」後，有警察上家裡找我，不出示警員證，也沒有搜查令，支支吾吾，不像香港警察，疑似大陸公安。香港的抗爭者已經要面對來自外地的強力部門，大陸對香港收緊會繼續，未來爭取民主的抗爭環境會更加惡劣，如果沒有一種信念，沒有以做善事的心態去為大眾利益服務，是很難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