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在大甩卖。但卖的不是最新版iPhone，而是出卖大量个人数据，把它们直接送给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严酷的独裁政权之一：中国共产党政府。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政府持续打压人权和言论自由，加强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所以苹果在中国的政策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每月存档：2018年1 月
刘鹤：中国计划在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
瑞士达沃斯——周三，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一位行事低调、颇具影响力的高级顾问带着一条公开信息出现在了这里，而这条信息是很多金融界人士都急于听到的：中国为遏制对信贷的大量需求已经制定了时间表。
在对世界经济论坛的与会者发表讲话时，这名顾问——刘鹤——表示，中国政府计划在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刘鹤说，北京会将重点放在遏制地方政府和公司的债务增长方面。
伯希和北京日记：亲历义和团运动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曾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等人，致力于中国学研究。1899—1901年，伯希和在越南、中国各地游历。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恰好在北京，亲历了使馆区被义和团围攻的全过程，随时局的发展，他抽零碎的时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小纸片上。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写出的日记是零散的、碎片化的，然而极具现场感。以下是部分日记内容。
社会只有文明与野蛮之分，并无中西之分！
文明发展的最大状态是跟野蛮划出界限。文野界限，从政治立规上说，第一，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第二，权力必须规范、平和、周期性地交接，约束政治上的权力滥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这点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奴役之路 ── 十月革命与中国
一个导致上亿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运动，为何风靡世界？
一个传统厚重的东方大国，为何绕过半个地球去拥抱陌生的主义？
一个西方异端思潮如何演化成一场世纪性浩劫？
为天下受苦人争取公义的理想怎样改写东方大陆历史和现实？
“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 ”| 时代变动之中的吴宓
1978年1月17日，陕西泾阳吴家西院里，一个老人终于孤独地走了。说“终于”，是因为或许他此前已经生不如死——身体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精神也遭受了多年的折磨。他是吴宓，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还是与《新青年》杂志相抗衡的《学衡》杂志总编。他曾言：“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二十世纪，风雨如晦中，中国知识人少有人能做到他说的人格和学术的完全独立，回顾他一生，虽基本无愧于这一段总结，但也常处于“刮骨疗毒”的痛苦和挣扎中。2017年是吴宓去世40周年，和大家分享著名思想学家葛兆光先生的一则随笔，从日记中再认识时代变动之中的吴宓。
西南联大之往事如风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X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
什么是法治？
中国传统德治生成于农耕文明。在农耕文明的年代，人终身生活的区域与职业都相对固定，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等长期相对稳定，家庭和家族成员间的团结合作对自身和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极其关键，规范家族成员间行为的伦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是继农耕文明而起的城市工商业文明。在城市工商业文明年代，传统的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盛行的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等有的衰落，有的得到继承和发扬，有的面临重大调整或者彻底改变，陌生人间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占据主导，平等的人的合作代替固定身份等级间的各安本分与各司其职，职业、身份的竞争和不确定性促使人激发自身创造活力，个人的努力比团伙的势力往往对人更显重要。相应的，规范陌生人之间平等交往和竞争的伦理道德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这种伦理道德的核心就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正是宪法和法律的根本原则。因此之故，今天已经由法治取代德治。①从法治的伦理学之维看，一定意义上讲，法治可以说就是当代版本的德治。当然，这是不太确切的比拟。提起法治，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缺法治，中国传统中就有法治，考虑到这一层，本章从两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讨论中国传统语境下的法治，第二部分讨论现代法治。(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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