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div> <p>2017年春节刚过，得知九十五岁的杨振宁先生放弃了美国国籍，重新获得了中国国籍。 正如杨先生自己所说，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大意），看来这是又一次正确的选择。 这几年还有愈来愈多在国外学有成就的中青年才俊开始海归。 这是春节过后，伴随春天而来的好消息。</p> <p>我把来美以后所写的文章整理以后汇成了一本书,取名“<a href="https://www.amazon.com/s/ref=nb_sb_noss?url=search-alias%3Dstripbooks&field-keywords=dingrong+qian" target="_blank">此心安处是吾乡</a>”,付标题为“ 我在美中两国生活的对比和思考”,打算出版,也算是这辈子的一个交待。 可是在筹备出版本书时，似乎还有一点春寒料峭。</p> <p>为了出版这本书，我首先联系了几家国内的出版社，因为它们面对最大的中文读者群。 我送了几篇文章给它们评估。 很快就有了回复。 所有的出版社编辑都告诉我，文字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自费出版；有一家出版社甚至对我送交的几篇文章大加赞扬，看得我汗颜，那家出版建议合作出版：除了自购书款外，书号、版面设计、编审、印刷等费用全由出版社负担，我不须支付其它费用。 日后如果销售情况不错，再签订出版合同，支付稿费。 但是，有个前提：出版社有修改权。 我问是否内容有问题，答曰：是。 有什么问题呢？ 答曰：现在国内左风渐起，言论尺度收紧了。 这一紧，就从我的文章里“紧”出了问题，为此必须抽掉内容敏感显然无法过审的文字。 我问什么是敏感的内容，答曰：文革、反右和六四。 我很奇怪，这都是党中央已有结论的事情，为什么还会有问题。 答曰：“说一套，做一套”。 我无语了。 还有一位出版社编辑抱怨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大陆对新闻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内容稍不注意就会遇到麻烦，干出版这行风险是很大的。 弄不好戴个非法经营的帽子，在大陆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使用了三个惊叹号。 我告诉他们,写文章是为了表达我的感受,我只愿意更正文章中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和文字方面的毛病。 退一步说,如果编辑确有难处,我的文章中个别地方需要调整,也可以商量。 除此以外，我一个字都不愿意改。 道理很简单：无人有权规定我应该如何感受，我只对事实、历史和后人负责。 对此,编辑表示为难,结果出书的事情就告吹了。</p> <p>由此我想到了每年两会都要呼吁的“出版法”，但是每年都“条件不成熟”。 同时还想起我党的某第一代领导人关于法律的谈话：过去我党在野时，就是利用了当时的法律和执政党周旋。 现在自己执政了，傻瓜才会作茧自缚（大意）。 我还想到领导干部公布财产制度，顿悟“条件不成熟”的真实含义。 本人的“老年病”是想得太多。 年轻时不知轻重，到后来俯首帖耳，到现在是“否定之否定”了。 我更想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 这才几年，我们的高铁就在全国几纵几横地飞奔，还奔出了国门；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劳民伤财也只有1100万吨（公布产量），到了2015年， 钢产量是11亿吨，一百倍！ 由此看来，下决心做的事情，没有“条件不成熟”的。 要是认真起来，中国老百姓和执政党的能力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遇到不想做的事情，拖延和打马虎眼的本事也是同样了不起的。</p> <p>天无绝人之路，还好我们有“一国两制”。 于是我找了几家香港出版社，比较以后选定了一家。 有了前一次的经验，这次我先看注册文件，确信这是一家香港出版社。 但是我发现，文字编辑在大陆。 这是怎么回事？ 我被告知这是惯例，许多出版社都这样做，版面编辑和印刷装订则在深圳边界，是一种打“擦边球”行为，听说这是他们业内的惯用办法，以便降低成本。 我还被告知成书以后，考虑到物流费用问题，书只能发至国内我指定地点。 这位编辑很尽职，审稿很认真。 他只指出了书稿里的几处错别字，并不在乎内容。 非但如此，他还鼓励我：“不要想得太多，太多了，就写不出有感受的好文章”。 然后签订合同。 我在合同里提供了两个国内地址（北京和上海），各寄五十本，准备送朋友。 其余的书运送美国。 签约以后，我付了款，就等版面编辑的结果了。 根据合同，签约付款以后15天之内就可以拿到样书。</p> <p>可是我等了二十多天还是音讯全无。 追问之下得知，“北京警方派人南下深圳。 X先生（版面编辑）于元宵节那天‘进去’了,办公室计算机也被收走了,还要接受有关部门巨额罚款。 ”</p> <p>真是晴天霹雳，版面编辑“进去了”，还有“巨额罚款”！ 我猜想是碰到那三个惊叹号了。 又过了几天，“进去”的人从派出所出来了，出来以后噤若寒蝉，甚至连自己是被谁抓进去的都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穿便衣。 真是“与时俱进”了，水浒里那怕是剪径的强盗，也要通报姓名，李鬼（假李逵）就是这样被真李逵发现的。 我还被告之，“他们对你那篇‘给周小平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特别感兴趣。 他们对这件事也很了解。 合同上注明，部分书运到上海和北京。 就这点，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说大部分书运到美国是晃子，其目的是运到北京，在‘二会’召开时免费相赠。 若是那样做，他们就下岗了。 ”</p> <p>这让我大吃一惊，这次行动的全部理由居然就是“怀疑”，而且拙作居然还影响到“二会”！ 我的文章“非”了什么？ “非法经营”里的“法”在哪里？ 我的文章里讲的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难道“二会”的代表们都没有见过世面？ 我回答道：“现在已经不是文革时期了，习总讲的不仅是依法治国，而且是全面依法治国，对此，不看清楚也会下岗的。 ”没有答复。</p> <p>然而我确实受宠若惊，拙作居然被如此地抬举，几乎达到了菜刀的水平（据说两会期间，在北京购买菜刀要凭居民身份证，实名购买）。 我认为，这是一篇平和讲理的文章，不至于这么可怕。 我回答说：“我很想结识新朋友，听取宝贵意见。 如果是朋友，就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和我交流，不要抓住你们不放。 文责自负，这是写文章的起码原则。 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里虚假不实之处，我将不胜感激，而且保证改稿甚至撤稿。 也可以组稿批评我的文章。 ‘他们对这件事也很了解’，不知道他们了解的是什么，我都很想知道。 我写不出不准别人评论和议论的文章。 那是姚文元的文章。 ”我的这番话还是无人回答。</p> <p>从法律上讲，我和香港出版社有合同，这合同符合香港法律，我一直是按合同行事。 可是这出版社在大陆操作，偏偏我这篇文章又莫名其妙地触犯了“他们”，对此我感到意外，想到两位同胞的遭遇，让我感到非常遗憾。</p> <p>我很同情也想帮助两位同胞，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人、查抄计算机、巨额罚款，也不知道谁拿走了罚款。 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帮助？</p> <p>有人建议我起诉这家香港出版社,这样“他们”就必须出场,可是出版编辑闻讯以后立即把已付款全数退还给了我。 看来“他们”坚持呆在暗处。 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当然就会有“暗人不做明事”的。 可是这些人声称是执法人员,不知为何偏要由明转暗，不敢公开执法。 这世道真是无奇不有，难道还有见不得人的法吗？ 我真不愿意这么想，但是又该怎么想呢？</p> <p>习总讲过要全面依法治国，总不能当成耳边风吧！ 可是现实却是无情的，于是我想起北京那位编辑的话：“说一套，做一套”。 现在的问题是“说”和“做”不是一个人，老百姓听见了“说”，也感受到了“ 做”，从中看到了二者的明显不同，可是不明就里。 领导说得明明白白，下面做得不明不白，这现象居然出现在一个堂堂的大国，原因在哪里呢？ 什么是我们的国策，说的还是做的？</p> <p>我还心疼纳税人的辛苦钱。 为这么一点小事，北京警方派人南下深圳多日，而且还根据我在合同里提供的两个准备接收五十本书的国内地址，又到北京和上海“关心”了一下准备接书的两位友人，吓得他们对我说： “你的事情以后别再找我们，我们不管了！ ”此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动作。</p> <p>怪不得维稳的经费接近军费（有说超过军费）。</p> <p>于是我想起了马克思在175年前讲过的话:“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 ! 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842年2月) 马克思讲的话应该无人敢公开反对吧。 无论如何,当年的普鲁士当局还有个书报检查令,如今连个公开成文的“令”都没有,就敢抓人、抄家 、罚款!</p> <p>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政策。 不错,老人家说过，革命的阶级和反革命的阶级都要造舆论，可是专靠压制言论而制造舆论一律,首先就让自己棋输一着，显得不自信。 再说，造舆论是一回事,别人信不信又是一回事。 用这么蛮横的方式制造和维护的舆论,别人心里怎么会服气，会相信呢? 这是不是跟习总对着干？ 还记得这句话吗: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呢,迟早有一天会垮台。</p> <p>然而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 最好换一个思维方式:你抓了一个人,就会有一批人伤心；这样常年累月地东堵西截,伤心的人不断地积累，到头来会不会有丧尽人心, 抓不胜抓的一天? 说这话不是危言耸听,我就见识过。 那是1948年，同济大学的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当局出动警察镇压,还抓了一些学生。 回校以后,同学们对此无比愤怒,相约集体前往警察局,要求同罪入狱。 可怜的警察局哪里关得下这么多人,狼狈不堪。 当年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里,许多大学生对我就像大哥哥一样,是他们告诉我的。 我已经八足岁,能看报,记得在大公报上就有报导,很小一块。 其实,与其花这么大的力气维稳,不如想一想为什么会不“稳”。 过错全在老百姓吗? 凡事都往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头上赖自然是最省力气的,这还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 但是“他们”应该懂得，起码外因是通过了内因才起作用的。</p> <p>给“他们”讲一点科普。 对一个系统(社会、建筑、机器,等等)而言,什么叫稳定? 稳定态是由外力的性质和系统的基本设计结构决定了的,设计得好的系统即使受到外力的作用略微偏离了稳定态,也会靠了内因而自动地回归稳定态。 允许的偏离愈大,系统的设计就愈好。 由此可见,“维”出来的“稳”不是真的稳。 “维稳”不仅思想方法有问题,实践上也会因为舍本求末而吃力不讨好。 现在,“他们”真应该冷静地、客观地想一想了,这个系统的设计、构造出了什么问题,以致“维稳 ”的代价会如此巨大,而且逐年上升。 还应该想一想，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再说,宣传部的官员和相关的“维稳”人员被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对吗?</p> <p>马克思讲的话真是太精彩了，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为什么还要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 人们非常担忧，如果听任这股左风肆虐,中国梦必定走样,今后恐怕无人愿意效仿杨振宁先生,甚至用脚投票，由“海归”而 “归海”，再次“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 要知道，“破坏改革开放的国策”可是比“非法经营”严重得多的罪名,起码是四个惊叹号。 请“他们”三思，然后再想一次。</p> <p>还应该给“他们”讲一点历史。 1843年,“莱茵报”被政府查封。 这件事对马克思的打击很大,因为他是该报的主编。 他看到,披在资产阶级“肩上的华丽的斗篷掉下来了”,露出的不是自由或仁爱,而是专横与暴虐。 历史有时真是让人难堪，由此人们想到了“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 马克思在他随后的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讲到了“武器的批判”和 “批判的武器”。 他告诉我们,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精神的力量必须用精神的力量来摧毁。 可是，“他们”认定了有害的社会思潮,却拿不出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 而是动用物质的力量即“武器的批判”来对付。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吗？</p> <p>终于,感谢长青书局（306 Barber Court, Milpitas, CA 95035）店长王露茜女士的介绍,我找到了章兴国先生, 他推荐了一家美国出版社。 出书手续非常简单:不审稿,作者既可以自己排版也可以委托出版社排版,语种不限。 出版社在网上提供诸多参考数据和表格,此外如纸质、开本、装帧、书号、印书数量和销售渠道等等全都由作者自己选择,选择完毕以后立即显示费用, 有问题还可以打电话询问。 书还没有出来,已经让我感慨万千了:中国纳税人的辛苦钱被用来养了多少专门制造麻烦的宣传部官员和相关的“维稳”人员啊 !</p> <p>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p> <p>最后，让我感慨的还是什么叫自信。 它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地数出来的,它是在日常的简单事物中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也感受得到的。</p> <p>春寒料峭也好，倒春寒也好，春天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除非地球不再绕太阳转。</p><div> </div> <p><em>（2017年7月于硅谷）</em></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