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芬太尼危机：这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的讨论——中共对北美大陆的三轮毒品攻击

<h1>  </h1><div>一个偶然的机会，本文作者在网上见到一篇发表于2017年2月16日，标题为“芬太尼危机：这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奔忙於中国和北美间的“著名政论家，资深媒体人，客座教授，中，港，台，北美专栏作家”。文章对被他称为“闹得纷纷扬扬的芬太尼危机”，发表了不少他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篇值得讨论的文章。现将全文抄录（附于本文后），以供更多人了解和讨论，在美国，加拿大和很多国家的这场危机，是不是像这篇文章所说的“把问题推到中国身上，是政客转移矛盾，推卸责任”；是不是“海外没有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发生，芬太尼战争变成了政府和媒体的宣传”；是不是“这绝非是中国官方要报复150年前中国经受的鸦片战争，用芬太尼在加拿大，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进行一场鸦片战争”；是不是“把芬太尼嫁祸于中国，只是利用“中国威胁论”的小伎俩”，“遇事就找中国差错的民粹主义情绪”。</div><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美国加州大学教授，Trump总统的白宫贸易顾问Peter Navarro在他2006年的《The Coming China Wars》书中指出：中国极速的工业化使它面临与全世界的冲突，全世界有识之士必须充分了解这些“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这些战争是无所不在的，对每个人是全方位的。并且他还强调，这场战争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冲突，中国将夹着军事实力的扩张而展开“一项大胆寻求经济霸权的行动”，美国与全世界应该采取措施遏制中国野心扩张的前进步伐。正如Navarro先生所预言的，在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中，中国已让美国和加拿大经历了3场危机，而且范围一次比一次大，经历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性质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更具挑战性。1. 中国毒饲料引发美国大量宠物狗和猫突然患病和大量死亡的危机事件2007年3月，美国大量家庭突然同时出现宠物猫和狗患病，其中1950只猫和2200只狗死亡。其症状为肾脏肿大，排尿困难，肾衰歇直至死亡。在美国，宠物被看作家庭成员，如此大量的宠物突然患病死亡，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大震惊。事后，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DFA) 调查证实，2006年底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人为加入了三聚氰胺，这种毒饲料原料被加拿大动物食品公司Menu Foods制成动物食品罐头出口到美国市场，引发了这场危机。案发后，美国DFA一直提出要帮助中国调查事件成因。中共政府矢口否认，对FDA想获得更多信息的要求一直反应缓慢，直到宠物食品丑闻引发全球强烈关注才放弃抵赖，但又坚持三聚氰胺不可能造成动物死亡。三聚合氰胺是一个不能食用的化工原料。动物的药理学实验表明，以三聚氰胺灌胃方式进行的急性毒性试验，发现死亡小鼠输尿管中均有大量三聚氰胺晶体蓄积，部分小鼠肾脏被晶体覆盖。2. 2007年底到2008年初，中国毒肝素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十二个国家引发十分严重的病人药物过敏和死亡危机3. 最近数年来，中国鸦片类药物和其他毒品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非法倾销所造成的严重中毒死亡危机本文着重讨论比三聚氰胺更严重的毒肝素和毒品倾销事件。肝素肝素是一种天然抗血栓药，因其最早发现於肝脏中，故称肝素。它是由多种六碳糖衍生物组成的粘多糖硫酸酯盐，分子量为3000—30000。其中硫酸基约占40%。肝素是目前人类已知的负电荷密度最高的生物分子。肝素是一种天然抗凝血药，它可防止血液中血块（clots）的形成，但不能破坏已生成的血块。人类使用肝素作为预防外科手术中的血栓栓塞，心脏，肺部的血栓生成和洗肾中的抗凝血药物已有半个多世纪。由于其结构和组成的复杂，直到现在肝素的获得还采用从猪肠粘膜中提取。由于肝素的钠盐为带负电荷的粘多糖大分子，它不易透过肠粘膜，故常用静脉注射。肝素使用中强烈过敏反应和死亡事件的突然大爆发肝素钠注射液用于抗凝血药已有长久的历史。对于此药的生产和使用都已有成熟的工艺和标准，也有标准的检测方法保证其质量和安全性。这已是一个有安全保障的药物。但从2007年底开始，至2008年2月，突然大量出现病人使用此药后严重的过敏反应和死亡。在短短几个月中，在美国造成几百名病人的严重药物反应，并造成81名病人死亡。在其它11个国家还造成68名病人死亡。中毒事故主要发生在美国和德国，也发生在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死者主要为心脏手术病人和洗肾病人。医生观察到的主要付反应有腹痛，腹泻，高烧，低血压及各种过敏症状。这一突然出现的肝素危机，对广大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严重冲击。2008年4月下旬的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一位死亡病人家属出席作证。这位家住俄亥俄州，Toledo，65岁的Leroy Hubley先生讲述了他65岁的妻子和48岁的儿子，在几个星期内相继死亡的过程。他的这两位亲人都患有遗传性肾病，都需要接受洗肾并一直使用肝素。Subley先生含涙讲道：刚在温柔的乐声中告别了圣诞节，我的妻子和48岁的儿子就突然死去了。直到他的妻子Bonnie和儿子Randy去世几星期后，他才知道他们都曾被注射了有毒肝素。他讲：现在我不但要面对失去妻子和儿子的痛苦，还要经受我对我国竟容许出售这种不安全的药物的愤怒。面对挑战的美国面对这场突然降临的“战争”，美国开始沉着应战。2008年1月9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收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研究人员在多个洗肾中心，评估洗肾过程中出现小血块（small clusters）的报告。FDA结合当时突然出现的肝素药物的严重反应和死亡，估计肝素制剂有可能遭到“污染”。1月17日，FDA决定开始召回市面上的肝素制品。从肝素召回中很快就发现，引起严重药物反应和死亡事故的肝素，绝大部分都由Baxter公司售出。而Baxter公司的肝素制剂，均由中国常州中美合资PSL公司提供的肝素活性物制造。但这些造成严重医疗事故的肝素活性物，在制成药用产品前，都已经过标准方法的鉴定，并未发现除了通常都能测到的“污染物”如蛋白质，核酸，脂肪等外有其它特殊的“污染”。如果存在这种造成严重后果的污染物，它一定是一种与肝素十分相似，标准鉴测无法发现的东西。为了解开这个未知污染的秘密，美国FDA的实验室，美国三个大学的实验室，和几个欧洲的研究单位中的几十位顶级科学家，投入了对这个神秘污染物的研究。2008年3月5日，美国FDA宣布，在Baxter出售的肝素制品中的污染物，是一种化学结构与肝素十分类似，以致它能骗过标准的质量检测，而进入美国的药品市场。2008年3月19日，美国FDA宣布，来自中国的肝素活性物中的“污染物”为，多硫酸软骨素（Over-Sulfated Chondroitin Sulfate，简称 OSCS），其含量从百分之2，到最高达百分之50之多！！！美国FDA官员指出，硫酸软骨素（chondroitin sulfate）的再硫酸化是一个简单的化学加工过程。在硫酸软骨素分子中加入过量硫酸后，使硫酸软骨素更相似于肝素，通常的检测方法更难发现它。这一预料中的结果的宣布，又再一次震惊了美国。2008年3月，Baxter公司报告，它已重新检查和筛选了所有进口的肝素活性物产品。2008年4月，Baxter公司主席Robert Parkinson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时讲：我们感到惊骇，我们的一个产品，竟被故意造假成了一个不能保护生命的毒药。他还讲：当今国际供应链的复杂性，造成新的和紧迫的危险。对此需要新的方式考虑这些问题。那些老的，即使用了几十年的，用来鉴定了解不确定性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要。美国的肝素专家都认为，这个经过化学加工的OSCS，很可能就是它引起了几百名病人的严重反应和死亡事故。一名测试过多批掺假肝素的Baxter科学家，在接受访问时认为污染物是有意加入的。美国芝加哥Loyola大学解剖和药理学教授Dr Jawed Fareed，他在肝素问题出现后，测试过多批肝素。Dr Fareed讲：我所掌握的七批肝素中，有六批是被污染的，而这七批肝素都曾被Loyola大学医疗中心的医生用于病人。一位化学家讲，他在FDA研究过硫酸软骨素，它通常从软骨制取，它的结构与肝素十分类似，结构上仅有细微差别。他还提出，一旦我们得到它的指纹特征，我们将可推断它如何进入肝素之中。时任美国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和年金委员会主席的Edward M. Kennedy参议员指出，不管这个污染物是有意或无意加入的，肇事者都应被绳之以法。科学家们揭开肝素死亡之谜为了揭开这个未知污染物的秘密，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们组成国际科研团队，投入对这个污染物的研究。这个国际科学团队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Ram Sasisekharan领导。经过三个月的研究，他们首先於2008年4月23日，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第26卷，669-675页）发表由26名科学家署名的论文《多硫酸软骨素是造成肝素恶性临床症状的污染物》（Oversulfated Chondroitin Sulfate is a Contaminant in Heparin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Clinical Event）。首先，他们利用高解析度核磁共振确认，造成恶性临床症状的肝素中，存在由beta-葡萄糖酸的1号碳原子与beta-氨基半乳糖3号碳原子链接的双糖重复结构单元。这正是硫酸软骨素分子中的重复结构单元。而这个重复结构单元，在不引起恶性临床症状的肝素中完全不出现在核磁共振谱中。他们还从出现恶性临床症状的肝素中，分离出符合上述重复结构单元的多糖，并与多硫酸软骨素标准样品比较，确认为同一物质。这就铁证如山地证明了，中国肝素污染物是人为加入到肝素中的多硫酸软骨素。接着在2008年6月5日，在《新英格兰医学》（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杂志第358卷，2457-2467页上发表了由23名科学家署名的论文《污染肝素造成恶性症状和机体发烧过敏》（Contaminated Heparin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Events and Activation of the Contact Syste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首先有力地证明了，污染物和病人死亡的关系。研究者们发现，污染肝素可引发两种发烧过程。其中一种发烧过程引起血栓和降低血球浓度造成危险的低血压，而另一个途径是产生各种过敏毒素。在随机（blinded）实验中，所有污染的肝素都引发以上的各种生理反应，而正常肝素都没有。他们还发现猪和人对多硫酸软骨素出现相似的过敏反应，对猪静脉注射含多硫酸软骨素的肝素和合成多硫酸软骨素都出现低血压。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完全揭开了发生在中国的，震惊全球的肝素污染事件及其严重后果的真相。在第一篇论文见报后，Science Daily的记者采访了Sasisekharan教授，并於2008年4月24日刊登了题为《科学家们揭开肝素死亡之谜》的采访报道。此报道的摘要开门见山地指出：科学家们已经揭开了受到污染的抗血栓肝素，如何能逃脱对此药的常规检测，从而在美国和德国杀死了一百多名病人。 此访问报道援引Sasisekharan的话指出：多种新发展的分析技术完全鉴识了掺入肝素中的污染物。这项研究结果还可作为进一步改进肝素筛选工作的科学基础，以确保病人的安全。Sasisekharan指出：这些研究结果给出了存在於肝素中的污染物，与观察到的病人临床症状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的发现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生物鉴定技术，鉴测产生意外药理效应的多硫酸基污染物。通常的肝素安全筛选方法只能用于测定蛋白质，脂肪，核酸等，它不能用来区别不属于肝素的糖类。Sasisekharan的实验室在发展复杂糖类分析技术上起了关键作用，利用这一新技术，他的研究组能够检测出“假糖”的存在。曾支持这一研究的美国国家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Jeremy M. Berg指出：除了对保护公众生命安全是必须的以外，这项鉴定技术也是化学的胜利。这个研究组通过独特的组合各种科学技术而完成的这一困难工作，或许在将来还可用于测定药物中的其他杂质。Sasisekheran强调指出：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们的突出的甘愿付出的精神，使他们通过共同工作很快地解决了问题，让人们摆脱了严重的药物安全不确定性的处境。他说：以前我从未经历过像这次那样，人们如此慷慨和无私地一心帮助解决了难题。我非常满意地看到集体性的工作，如何成功地用于解决药物安全的严肃而紧迫的科学研究中。Sasisekharan表示，像这样高效的集体性工作，将会扩展到各种不同的公众卫生事务中，使这些事务在严格的集体努力下，不仅可用于解决药物的安全，也可用于解决安全的食品和安全的环境问题中。中国的表态和反应2008年4月17-18日，中国派7名专家参加美国等12国肝素问题国际讨论会。会后发表声明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有关肝素钠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及不良事件相关研究等信息，中方专家认为，在美国等国家发生的肝素钠不良事件的直接原因尚不能最终确定为多硫酸软骨素所致。发生不良反应的美国百特公司（即Baxter公司—本文作者）肝素钠注射液，其原料来自美国常州SPL公司。法定代理人为美国人。日常生产管理由美国SPL公司派驻总经理全面负责。其肝素钠生产工艺和标准由美国SPL提供，符合美国药典和美国百特公司的合同要求。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篇罔顾事实，推卸责任的声明。这份声明故意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多硫酸软骨素，这个经化学加工的非天然产物，为什么会出现在由动物内脏提取的天然产物肝素中，而且最高含量竟可高达百分之五十？声明纠缠於“类肝素物质与临床死亡及不良反应间的因果关系”。难道如果这个污染物是一个不致病的东西，中国就有理由把它加入肝素中吗?声明中强调“常州SPL公司其肝素钠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由美国SPL提供，符合美国药典和美国百特公司的合同要求，”。如果真是如此，难道美国的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美国药典，百特公司的合同要求中，都有加入多硫酸软骨素这一条吗？对此，美国FDA药品中心的Janet Woodcock博士指出：不管污染物是否造成这些急性副反应，肝素都不应该含有不应存在的污染。他还指出：基于我们已有的生物学信息，我们已经很有信心地认为，污染物直接造成了这些恶劣副反应。2008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在另外11个国家已发现中国的污染肝素产品。此前，美国已宣布，美国病人出现的严重副反应和81名病人的死亡由污染物造成。但中国官方否认肝素中的污染物造成病人的死亡。并对美国提出视察中国肝素工厂的要求，认为美国必须同时让中国视察美国的工厂。中国驻美使馆二秘Ning Chen公开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肝素或其中的杂质造成了问题。Chen先生无视其它国家的68名污染肝素死难者，和德国已在使用中国造污染肝素的洗肾病人血液中查出血块的事实，无理地认为，“由受污染肝素引起的疾病只出现在美国，说明问题都是美国本身引起的”。随着美国公布越来越多的证据，中国政府虽然被迫承认了中国产肝素中的污染物，但还是认为这与出现的副反应无关。直到2008年4月后，由Sasisekharan教授领导的国际科学家研究团队，发表了两篇论文，用确凿的科学证据明确指出：中国肝素中的污染物是人为加入其中的多硫酸软骨素，肝素使用中出现的严重反应和死亡的直接原因，皆因这个人为加入的多硫酸软骨素。直到此时，中国肝素造假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已铁证如山，真相大白。2008年7月1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红瑛透露，经过中美双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共同调查发现，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药物，集中在美国的百特公司，其原料中含有的多硫酸软骨素可能是导致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位代表中国政的新闻发言人，同样也只字不题这个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造假事件的真相。更没有交代，是谁策划了这场造假，又是谁进行了这场造假，他们的目的为何？虽然在大量证据面前，被迫承认了多硫酸软骨素，这个被中国的造假者加入肝素中的污染物，是造成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但还要玩弄文字游戏，加上“可能”两字。美国的后续追踪2011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和贸易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研究2008年的污染肝素危机事件。该委员会提出，谁应为造成81名美国人死亡的事件负责?该委员会要求FDA提供有关中国犯事者的文件，并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有关情况。该委员会还指出，美国每年有1200万人需用肝素，并且百分之80的肝素来自中国，美国公众有权得到这起事件的真相。但这些合理的要求都因中国政府的无理阻挠而无法实現。2012年2月，美国FDA宣布，另外14家中国公司也参与掺假肝素生产。这14家公司已列入肝素“进口提防”（import alert）的公司名单，让美国边界口岸截留它们的产品。加上原来已列入该名单中的8家中国公司，共有22家中国公司列入该名单中。中国毒肝素这件置全世界千千万万病人的生死於不顾的，灭绝人性的恶毒行径，已被科学的铁证揭露并真相大白。但从危机的发生，发展，直至真相大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所谓专家代表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员，直到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的FDA），始终否定抵赖，并企图倒打一耙，嫁祸于人的一系列流氓手法，以及美国最终查明中国22家公司参与的事实，事后中国又拒绝配合调查，都证明这是一起由中共指使和组织的又一次毒品攻击。这是中共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发动的又一场毒品战争。一场隐蔽和狡猾的突然袭击。但也遭到美国和西方社会用科学的铁证的无情揭露。中国制芬太尼在北美的泛滥2016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Willium Brownfield，在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说, 中国制造的一种精神药是美国目前毒品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他讲，在过去5到10年内，美国毒品市场对可卡因的需求急剧减少，而对海洛因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一海洛因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毒品走私犯在海洛因中添加的一种叫做芬太尼(Fentanyl)的精神药。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讲，芬太尼和海洛因的制造成本相似，但芬太尼的效力比海洛因强80到100倍。加拿大毒品分析服务处每年从边境服务署，惩教所和警方缴获的毒品中抽样进行分析，发现2012年海洛因中含芬太尼及类似成分的不到百分之一，2016年提高到百分之39.4，2017年更上升到百分之60.1。芬太尼让美国的阿片类药物烂用危机迅速升级。这种药大部分在中国制造。美国“国家毒品控制办公室”主任，新泽西州州长Chris Christie指出，美国境内百分之80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大多数进入美国的芬太尼都经过墨西哥中转，在此毒贩将它加入海洛因内，进入北美的毒品市场。很多海洛因吸食者，因为不知道毒品中添加了芬太尼，或错误计算了芬太尼的剂量因而丧生。这是因为芬太尼的高强度，很容易造成吸食过量。因而造成美国成千上万海洛因死亡的是芬太尼而不是海洛因本身。墨西哥毒贩也从中国进口制作芬太尼的原料。2014年美国伊利诺州联邦法院审理芬太尼走私案，发现中国厦门Kimbester公司以每公斤250美元的价格，出口10公斤只能用于制造芬太尼的NPP到墨西哥。洛杉矶卫生官员指出，让人容易上瘾的芬太尼，在洛杉矶街头越来越普遍。芬太尼被吸毒者称为“阿帕奇”，“中国女孩”或“中国白”。芬太尼在美国贫民区已出现多年，每天都有人在街头推销，一剂只要1美元。价格便宜的结果让更多人沾上毒瘾。2013-2014年美国因吸食过量芬太尼死亡增长百分之80。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厂商正在生产和销售一种称作呋喃芬太尼（Furanyl fentanyl）的新芬太尼。今年3月美国伊利诺州一名男子因吸食这种毒品死亡。2018年1月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经过一年的调查，发现中国公开向美国倾销芬太尼等镇静剂的销售商，利用美国邮政系统安检漏洞，大搞镇静剂倾销。美国邮政对入境商品没有全面的电子数据系统，由此无法识别可疑货物。最近几年，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从中国寄往美国的邮件数量大幅增加，但美国邮政系统记录在案的仅三分之一的国际邮件数据，导致2017年有3亿邮件难以进行安检。这就让中国毒品的大举入侵开了方便之门。另一个造成中国毒品在西方国家泛滥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默许下的毒品制造者的无孔不入的，为全球“服务”的，恶毒的“一站式购物服务”。中国网站上的毒品销售十分兴旺，购买者只需付款，提供送货地址，他们就会用各种手法将你所需要的毒品安全地送到购物者的手中。就如一个毒品网站声称的“我们的工作快捷谨慎”。就这样，这些如此高效被视为化学武器的毒品，便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拥向全世界的非法毒品市场。在中国众多的这类网站中，杭州的网站维库（Weiku.com）上，有近百家公司销售芬太尼；北京的网站Mfrbee.com上，商家出售鸡块，篮球衫和卡芬太尼；上海凯沃顿(Shanghai Kaiwodum.com) 以每磅1450美元价格供应策划药U-47700。但这位作家，在他的文章中却提出“把芬太尼嫁祸于中国，只是利用中国威胁论的小伎俩”，“把问题推到中国身上，是政府转移矛盾，推卸责任”，“遇事就找中国差错的民粹主义情绪”。从鸦片类止痛药的发展历史可知，鸦片，吗啡等数百年来就是人类广泛使用的药物，人们使用这些天然的药物解除各种各样的病痛。同时，200多年来，从鸦片到吗啡的分离，分子结构鉴定，大量新药的人工合成，都对现代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这类药物的成瘾毒性，为阻止毒贩将它们变成毒害人们的毒品，和预防无知青少年对这些药物的滥用，世界各国都制定了对这些药物，包括制造这些药物的原料，以及它们的生产，流通，使用等的强制措施。这些药物都被规定为属于医生严格控制的处方药。非法生产，贩卖和使用这些药物都属犯罪行为。芬太尼和卡芬太尼这二个比过去一切鸦片类药物强百甚至万倍的新鸦片类药物，正是加拿大化学家Paul Janssen在上世纪60-70年代所发明。40年来，它们也像其它鸦片类药物一样，在加拿大，美国都在严格管控下，生产，销售，和被用于特殊需要，如重要手术，对大动物如象的麻醉，癌症末期病人的止痛。加拿大和美国几十年来，并未出现如此“闹得沸沸扬扬”的危机。为什么最近几年却突然出现，而且并非只在加拿大，在美国，在其它西方国家都在“沸沸扬扬”的“闹”。十分明显，这完全由于中国近年来对西方国家的芬太尼和其他毒品的倾销，使这些国家的监管系统无法执行所造成的后果。这位媒体人讲，“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或许芬太尼的原材料是通过中国进来的。但是，这绝非是中国官方要报复150年前中国经受的鸦片战争。这只是不良商人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找到的廉价获利手段而已”。这是一段讨好中共和为中共开脱罪责的话。但这位媒体人应该知道，在现今的中国国内，非法贩卖50克海洛因，便是杀头之罪。而为什么对西方，对全世界的非共产独裁国家，中共却允许它管辖下的“不良商人”和“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倾销比海洛因强百倍，万倍的芬太尼，卡芬太尼。十分明显这里的所谓“不良商人”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中共以惯於使用的所谓“人民战争”的的方式对西方世界的毒品战争中的打手。在中共控制的中国，那些像张磊，田海军，颜小冰，张剑一类的堕落化学家，在中共的掩护下，大量生产这些药物，并用各种非法手段输往非共产党国家，毒害无知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造成他们的堕落甚至死亡。从中国输出到全球的形形色色合成毒品中国的合成毒品生产者从传统毒品分子入手，改变其化学结构，使其达到相同的毒药效果。这些合成产物造成类似海洛因的依赖性，因而容易引发大量的药物滥用。但它们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市场利润高。中国一个大型全球化工网站上，有超过150家公司向海外出售名为“Alpha-PVP”（甲氧麻黄酮，Mephedrone）合成毒品，这是一种迷幻药。因价格便宜，它正在取代可卡因。有的中国公司将其包装成“浴盐”，以每磅1万美元的价钱售往海外。该毒品在中国并非禁药（这是中共让毒品生产和出口合法化的惯用手法），但在美国则是非法药品。2015年1月佛罗里达一个县便至少18人因吸食“浴盐”丧生，其中1人更是服用后裸奔而死。“浴盐”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具有成瘾性。服用后会产生被害妄想，幻觉，恐慌，并产生攻击性。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一起杀人案，一名没有前科的大学生，因食用“浴盐”平白无故地杀害了一对夫妻。一名英国男子到西班牙旅游，却在沙滩上见人就咬。10名警察到场后才将他制服，事后他承认服用“浴盐”。美国执法部门宣布，在一项打击“合成定制毒品”交易行动中，共拘捕了151人。美国缉毒局（DEA）在2015年10月12日新闻发布称，美国多个执法部门合作的这个行动，横跨16个州，为时15个月，查获共计1000公斤散装和包装“合成大麻”，以及超过1500万美元和39件武器。这些合成毒品主要来自中国。“合成大麻”（Synthetic Cannabis）是比大麻更强的兴奋剂，是一种以香料，药草，混合不同化学物质，制成不同口味品种的低成本合成化合物（即合成毒品）香烟。“合成大麻”对吸烟者的影响，与其合成比例有关。美国阿拉斯加一名女子在吸食被称为“Spice”的“合成大麻”后，不但脱光身上的所有衣服，还把自己的大便到处涂抹。在过去数年美国缉毒局在美国境内发现了超过400种新的“合作定制”毒品，而其中大多数是在中国的工厂生产。近年来中国制造商在所谓“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的制造和流通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谓“策划药”是为了逃避毒品打击而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甚至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中国一些具有化学，医药知识的人员与国际贩毒集团勾结，通过互联网，电话等联系，采取“定单式”生产毒品，并经邮寄等方式输往海外。2015年3月一个名叫田海军的中国公民，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被逮捕。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毒品管制局等执法机构在此前对他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认为他在中国制造了数万吨合成毒品原料。并掌握了他於2013年2月，2014年3月和7月，从中国非法出口高达数吨的受管制药物原料合成大麻素（AB-Fubinaca）到美国的证据。并早在2014年12月19日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已对他提出了3项指控。《纽约时报》称田海军为“世界最大的合成毒品制造商之一”。中国化学家张磊在个人开设的公司生产毒品，并向全球57个国家销售。其总部设上海并在美国著名电子商务网站Amezon开设账户。2015年9月13日，澳大利亚第九频道《60分钟》播出纪录片《卧底中国》讲述一名澳大利亚少年因服用致幻剂跳楼身亡后，其悲痛欲绝的父亲假扮成富豪，卧底找到一家中国安徽合肥的合成致幻剂原料厂商的故事。2013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拉米尔（Timothy Lamere）跟朋友们在明尼苏达州布莱恩市的一所房子里举行派对时，服用了一种名为2C-E的合成迷幻药。他在回忆时讲，收到样品时包装上没有名称，也没有标示。服用后变得非常糟糕，服用者都出现了异常危险的症状，出汗，发抖，满地打滚，身体剧痛。10个人被送入医院，其中包括拉米尔本人。另一个服用者，19岁的罗宾逊（Trever Robinson）经过十分痛苦的经历，撞墙，砸东西，眼睛发呆，瞳孔放大，尖叫而死亡。拉米尔网上购买的2C-E是一种“新精神作用药”，这种药被冠以“合法兴奋剂”之名，在美国乃至全球泛滥成灾。美国缉毒局表示，美国面临对这种“合法兴奋剂的挑战，使他们的反毒前线从哥伦比亚丛林，阿富汗山区，新墨西哥温纳贝戈（Winnebagos）转向到中国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实验室里，那里是“合法兴奋剂”的主要生产地。这些药品都在中国港口城市的郊区实验室生产，并轻易通过国际速递方式被运往欧洲北美。这些新型药物模拟可卡因和大麻等街头售卖的非法毒品，作为它们的替代品，绕开法规禁令。药物包装上五花八门，“植物养料”， “浴盐”，甚至“干燥花香料”。目前已知的这类毒品有200多种，而新毒品每天都在继续开发，而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化工专家并不坐等他们的药品被禁。通常在被禁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了另一种毒品变种的开发。一旦上一级毒品被禁，下一级毒品已经流入街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通过网络尝试订购了100克（可用800次）的2C-B，（这是一种被禁迷幻药，与拉米尔买的致命2C-E非常相似）。药品加运费630美元。药品的卖家是位于中国大连市的合法粉剂有限公司。公司的任经理（Ms. Ren）在电子邮件中说：非常高兴，随单还赠送试用品，每种5克。支付方式可通过银行转账，西联汇款或速汇金。塞浦路斯的一家网站赫然写着：兴奋剂，大麻素，迷幻药，来自我们中国的实验室，任何一款产品都能保证每天1公斤的需求量，我们的工作快捷谨慎。中共的对外毒品战争和美国，加拿大的反击这位专栏作家讲，“海外显然没有“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发生，芬太尼战争，变成了政府和媒体的宣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芬太尼走私者和贩卖者，帮助瘾君子的社会支援组织，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共生架构，变成各方利益集团的生财之道”。很显然这位作家，根本不愿看到中共发动的这场鸦片战争，更不愿见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反击。在他看来这一切只是“纷纷扬扬”的宣传，只是一场为着“本地芬太尼走私者，毒品制造者，贩毒者，帮助瘾君子的社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形成的“共生架构”的获利而进行的宣传。对于他的黑白颠倒的话，我们只能用事实来回答。2015年美国海关共查获65公斤芬太尼，其中2/3来自墨西哥，1/3来自中国，但墨西哥的前体原料均来自中国。根据芬太尼强度是海洛因强度的100倍，而海洛因强度至少是吗啡的5倍，65公斤芬太尼的毒性相当于32500公斤吗啡。鸦片中吗啡的平均含量为12% 。65公斤芬太尼的毒性至少相当于271吨鸦片。这仅是美国2015年海关截留的数量，而当年逃过边境检查和邮寄包裹，流入美国的芬太尼还无从知晓。中国还有形形色色的其它毒品天天都在为全世界“快捷”而又“谨慎”地“服务”着。这不是一场由中共发动的确确实实的新鸦片战争又是什么呢？2016年6月底，加拿大边境局在温哥华国际邮递中心，查获一个从中国寄往加拿大卡加利的小包裹，包裹上写着打印机附件，打开包裹发现是白色物质。最后鉴定为1公斤卡芬太尼。7月5日警方逮捕了24岁的嫌犯Joshua Wrenn。他被控进口受限制物品。卡芬太尼是目前最强烈的鸦片类毒品，比芬太尼毒性大100倍，比海洛因大10000倍。20微克（百万分之1克）卡芬太尼就能致人死亡。1公斤卡芬太尼可致死5000万人。1公斤卡芬太尼的毒性相当于417吨鸦片。一只从中国寄往加拿大的小小伪装包裹，就能杀死全部加拿大人还足足有余。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国的化工行业是帮助芬太尼毒品交易蓬勃发展的根源。虽然中共在国内禁止芬太尼的非医学用途，但却长期允许中国企业持续非法出口芬太尼及相关商品。美国官员表示，虽然要求中共参与国际努力，共同打击芬太尼，落实监管，但中共却冷淡回应。为了打击芬太尼毒品交易，美国将芬太尼原料，如NPP, ANPP纳入管制，要求制造商，分销商，进口商都依法登记及报告交易情况。但这些规定对中国不起作用，因为伪标猖獗和走私伎俩一直在变化。《纽约时报》今年的一篇文章称，在中国近年来出现，制毒，贩毒，全程网络化，传，制，销，一条龙全在网络上完成。再借由物流，制毒者足不出户就可，制毒，贩毒。如甲氧麻黄酮在中国是禁止出售的产品，但南京隆信化工公司却对外高价出售，每磅1400美元。有记者曾以买家身份电话咨询该公司，对方说，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合法化，只要告诉我们，你们要多少。前墨西哥驻中国大使Jorge Guajardo说，中共从不关注中国工厂到底生产什么。他在驻华期间，中国也不愿意合作阻止毒品流入墨西哥。他讲，他和墨西哥高级官员多次游说中国官员，停止向墨西哥出口芬太尼前体。但他们回答说，这是墨西哥的问题，是你们海关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而当美国提出的时候，这就很快变成他们中国的问题了，因为美国有很多报复方式。联合国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有390个生产毒品的秘密实验室分布在全国各地。纽约州助理检察官Caria Freedman表示，中国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毒品出口的老大。他曾与阿利桑那州，弗吉尼亚州，明尼苏达州检察官一起处理过多个毒品案件，几乎所有的案件矛头都指向中国。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在2014年10月13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最近中国的战争论著，提出要使用广泛的形式反对它的敌人，包括美国”。“毒品战”是其中之一。该报告指出，中国军队的战略是“破坏对手”，这种非常规战争的战略还包括“文化战争”，以破坏对手的道德结构来削弱对手。很明显中共已对西方世界发动了，用破坏对手，破坏对手的道德结构的毒品战争和文化战争，服务於它的控制全世界的长期战略目标。对于中共来说，使用药物战攻击敌人并不是新鲜事。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道格拉斯的《红色可卡因》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共使用这个战略的历史。他在书中写道，共产主义政权“在低级别战争中使用毒品这种决定性武器对付西方文明，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延安就有大规模种植鸦片和销售鸦片的记录。面对中共挑战，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沉着应战。2017年6月，美国司法部公布，中国公民颜小冰和张剑因涉嫌直接在美国兜售芬太尼等鸦片类制品，分别在密西西比州和北达可达州联邦地区法院遭起诉。其中一人在中国至少有二座化学工厂，一次能制造上吨的芬太尼制品。2017年10月，美国总统宣布，鸦片类药物危机为全国卫生紧急状态，并指责中国是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的主要来源。白宫全国毒品控制办公室主任Chris Christie 指出，美国每天有175人因此丧命，我们每18天就有一次9/11恐怖事件。他还严辞表示，我们必须告诉中国政府，这是战争行为，你们把这些毒品送入我国，毒害我们的人民，这种药物没有别的用处，只会杀人害命。2017年11月，美国司法部宣布投入1200万美元，成立美国缉毒局（DEA）路易斯维尔分部，统一调查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违禁药品走私活动，包括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并配备90名特工和130名特别行动人员。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和加拿大邮政局正在通力合作，寻找从来自中国的包裹中找出可疑包裹的最佳方法。芬太尼强效性，意味着其走私包裹体积小，重量轻，有时由信封邮寄。为打击毒品流入，加拿大通过Bill C37,允许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拆开重量在30克以下的信封进行检查。加拿大警方已找出70家中国芬太尼供应商，和2家与中国供应商有关联的本国供应商。2018年1月10日，Trump总统签署一项新法案，阻挡中国和墨西哥的毒品进入美国。法案名称为“国际毒品走私高科技检测法案”，宣布追加9百万美元，要求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提供高科技的携带型工具，提高海关对非法芬太尼和其他鸦片类药物，麻醉剂和成瘾物质的检测能力。总统在签字仪式上表示，来自中国等国家的芬太尼毒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美国，成了危害美国的祸根。他说，2016年有2万美国人死于芬太尼类毒品。附：芬太尼危机：这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div>作者：丁果</div> <div>日前，有一位汉学家来看我，跟我谈起目前在加拿大闹得纷纷扬扬的芬太尼危机。这位专家开玩笑说，你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如今，这个成语可以改成“君子报仇，一百五十年不晚”。他指的是，十九世纪西方（英国）强加给中国的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年受到了历史性的报复：芬太尼战争。</div>他的说法有幽默感，但未必正确。从表面看，加拿大三级政府都怪罪芬太尼原料来自中国，因此要求中国政府想法禁止流出海外。但他们仍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加拿大本身。把问题推到中国身上，是政客转移矛盾、推卸责任，聪明如我的朋友，也陷入“迷思”的陷阱。在芬太尼风波中，有一个很怪异的现象。政府和媒体“风声鹤唳”，每天更新死亡人数，让社会和普通人有一种“谈芬色变”的危机感，但芬太尼使用者则“闻芬大喜”，越来越趋之如骛，使用量和使用者大幅上升，让芬太尼“一粒难求”，导致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更离谱的是，政府宣传“合法合理”使用芬太尼的基调，让更多原来不吸毒或者少吸毒的人进入吸毒市场，吸食芬太尼的人口的基数大幅度上升。难道吸毒者不知道每天都在讲的“公共卫生危机”吗？难道不了解温哥华、卡加利、多伦多的过量吸毒死亡人数在增加吗？但即使如此，吸毒者仍然勇敢前往，因为芬太尼便宜，但“嗨”的程度比海洛英等高百倍。海外显然没有“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发生，芬太尼战争变成了政府和媒体的“宣传”。但吊诡的是，随着各级政府在芬太尼问题上投入的“纳税人金钱”越多，危机则愈发严重。这是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的怪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芬太尼走私者、本地毒品制造者和贩毒者、帮助瘾君子的社会支援组织、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形成了一种我们看不懂也看不清的“特殊关系”——我不愿意将其称为怪异的“共生架构”，但我们不愿意这个危及到许多人生命的危机变成各方利益集团的“生财之道”，这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讲是相当可怕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或许芬太尼的原材料很多是通过中国进来的，尤其是通过邮件进来的。但是，这绝非是中国官方要报复一百五十年前中国经受的鸦片战争，用芬太尼对加拿大、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进行一场“现代鸦片战争”。这只是不良商人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找到的廉价获利手段而已。所有的专家都同意，如果芬太尼在加拿大、美国拥有了庞大的使用市场，那么即使来自中国的所有“走私”都切断了，北美照样会出现这些原材料的生产商。因此，把芬太尼危机嫁祸于中国，只是利用“中国威胁论”的小伎俩，不是为了解使用毒品导致死亡率大增的社会危机，而是转移民众对无能政客束手无策的不满，同时迎合遇事就找中国差错的民粹主义情绪。这些政客涵盖了三级政府领袖，包括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卑诗省长简蕙芝、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人。对这场无形的鸦片战争而言，堵住中国的“走私”渠道只是治标之策，中国也已经表态充分合作。问题是，在杜鲁多推动的大麻合法化鼓动下，加拿大“自由吸毒”的氛围大幅度上涨，抗拒毒品的执法大幅度松弛，“反对毒品”观念向“安全注射”方向发展，这是“政治正确”的新常态，也让芬太尼危机难以找到解决的有效办法。说穿了，鸦片类毒品危机其实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社会危机之缩影。两条解决的路可供选择：一是从“安全注射”走向所有毒品全面合法化；一条是回到严刑峻法打击毒品的传统方式。选择在人民手中。</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