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说真话能死吗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11年10月上旬，导演冯小刚发了一条微博：“说两句实话，代价是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你不说实话能死吗？”这句话问得好，智慧而又无奈，一听就是过来人说的。其智慧，在于明鉴了既往历史。古时有诤言之谓，即今之真话实话。但从来诤言不受奖，故诤言古来即稀。晚清以降，风气已开，言论自由理念渐成共识。然李鸿章曾对《纽约时报》记者道：“中国有报纸，但遗憾的是编辑们不讲真话。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讲真话的全部、非真话不讲。中国的编辑对真话极其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真话。因此他们发行量也不如你们。因不讲真话，我们的报纸也就无法承担一份伟大出版物为文明保驾护航的使命。”此话由英文转译而来。 李慎之曾言：“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这种改造实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潜在主题，或者说是历次政治运动后的必然结果。 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这样的忠告，王明终于还是没得听进去。1945年时，周恩来也曾对胡风给予两点忠告：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可惜胡风领会不够，终至带来更为深刻的教训。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三十万言的“真言”，即《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胡风几度入狱，至1970年1月，又被加判无期徒刑，且不准上诉。 1958年，田家英听闻成都郊区的崇义人民公社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卫星，便于1959年初率工作组到该公社去调查。当时那里的农民早已食不果腹，可当田家英问及“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时，仍回答：“丰收不忘节约嘛！”知道真相的田家英叉着手，抑望着“公共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愤愤道：“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他的话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但讲了真话的田家英于1966年5月23日“文革”前夕，选择在中南海毛泽东藏书室上吊自杀。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其无奈，在于当下的现实，竟与已被我们唾弃的既往时代，没有本质的改变。 在讲真话还不能成为常识、且相当奢侈的时代，一句真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也能引发出人意料的不堪后果。真话本不具力量，若真话周遭充满瓦斯，真话便是一颗火星。茅于轼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保不准如微博所言，讲实话真能死。 不讲实话，是否对听话方有所伤害？对染缸中滚出的成人不好说，但对孩子至少是欺骗。马克·吐温尝言：“真正造成伤害的，不是我不知道的事，而是所有我已知的事都是不真实的。”以我为例，昔时在校念书不过十多年，而在其后的三十年里，养家糊口工余，皆在孜孜以求索，探析掩盖中的真相，扭转僵化了的观念。我的内心已留下一道不肯愈合的暗伤，里面有挤不完的脓。而我正在高中阶段就读的女儿，偶令我为之辅导，我则每每陷于无语。若告知其所谓的真相，恐以蹊径奇论，混淆其是非观，耽搁紧要之升学，遮蔽阳光之憧憬；若以课本所提供，诠释所谓正确之答案，又不忍诓骗孩子于懵懂，于是索性放弃，报一校外辅导班了事。 有道是“多读两句书，少说一句话”，改变自己，却不想影响他人，心里明白即是，子女也不得传，“小儿辈不可以世事分读书，当令以读书通世事”，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和建筑师。旧时代曾误人，新时期仍误人，故对王小波的一句话曾长久回味，他说：“人生惟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文革”后，黄永玉写信给曹禺：“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曹禺接信，想起王佐断臂故事，长叹道：“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黄永玉信言外之意，曹禺解放后的戏不真诚，话剧却没有讲实话，黄永玉讲了真话。 如今，同样是做文艺的冯小刚自我反省，讲了真话。龙应台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冯先生长了根“有所坚持”“有所抵抗”的倔强之项。刘-宾-雁骨灰葬于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其生前自拟墓志铭为：“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此题被禁止刻于墓碑之上。刘先生也长了根“有所坚持”“有所抵抗”的倔强之项。 幼年时，相信一切童话都是真的；青年时，怀疑一切道理都是假的；中年时，认清了世界的半真半假；而如今，才体会到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平平安安、有吃有喝过日子。微博中所指的“道明”，盖著名演员陈道明，其妻即颇具正义感的前央视新闻主播杜宪，因讲实话而停职。尽历沧桑身犹在，重过黄粱梦已无，“道明”此委婉话虽世故，却由切肤之痛、戚戚之虑而来，属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良言忠告。看透大事者超脱，看不透者执着，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乃人生一大修炼。 人生处处是选择，冯小刚好日子不过，何必庸人自扰地选择各方都不讨好的讲实话？1948年，储安平批评国民政府：“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冯小刚还有兴趣，还有激情，还未彻底失望，从他导演的电影中，也可看出。一个人最大的破产，就是绝望，对于内心强大的冯小刚而言，莫非“收声”即意味着绝望？ 李承鹏在微博里挖苦“脊梁”倪萍：“这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你我都是戏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可蹩脚戏子中还是有高下之分的：知道自己在演戏的，和忘了自己在演戏的。”真人面前莫弄假，痴人面前莫说梦，李承鹏所讲也实话，其聪明与陈道明堪有一比，其自作聪明在于少了冯小刚的倔强之项。“实话”问题之所以长久存在，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而陈道明与冯小刚对待此问题的本质之别，在于一个知难而退，避作挑战，一个迎难而上，直视现实。 与冯小刚微博言同出一辙，也有人指责资中筠“过得好好的，吃饱了撑的要讲真相”。对此，资中筠反驳道，当你了解事实真相后，不能假装不了解，不能无动于衷，否则于心不安，于心不忍。此心即良心。《炎黄春秋》杂志创刊20周年时，资中筠的题词是：“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时下，鲁迅的文章在课本中渐减，但建议还是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留下，若此文也要删，此文中那段耳熟能详的话当留下，其曰：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似人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裴艳玲也说：这不是个讲理的年月，我不愿意说话。我觉得好，就参与，觉得不好就不参与。你非让我说，我就骂娘。骂你了！怎么了？你不让我来，正好儿，我去遛狗。 说真话，比说假话难，表达真理，比发现真理难，这样的国家正常吗？苏联政权旦夕崩塌，并非因经济停滞，也非外部压力，而是其丧失道德上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时期执政总理雷日科夫说：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 酒不醉人人自醉，假话也醉人。 举世皆知其中的假话，却仍要冠冕堂皇表述之，谁也不肯拆穿皇帝没有着装，为此索仁尼琴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假话，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