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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17日，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同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

如果横向对比民族之间的命运，中国人近百年的历史说是被无情的嘲弄恐怕也不为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环境的催逼。在屈指可数的选择中，叛逃境外是极少数人才敢有的想象。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烈火考验中，形成过两次大规模的外逃风潮。往南的“大逃港”，因为那句“我死后，骨灰都不要往这边吹”而让我们有所了解。往北的逃亡苏联，规模不大，但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可能就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