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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一个绵延了差不多两千年的宗教，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笼统的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作为对宗教很不熟悉的中国人还要特别注意，无论你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基督教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你都不能否定和忽视这种悠久而又深远的影响本身。缺了基督教这个背景，要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不可能的，正如离开儒家思想，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一样。 新约全书是用希腊语书写的，因此基督教一开始就已经带有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希腊）相结合的痕迹。 把自由之艺作为大学学习的基础，这是中世纪大学对于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的继承。

乔治·凯南化名“X”在《外交政策》1947年7月号发表一篇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凯南在文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深刻的影响了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可以说，凯南是当之无愧的美国冷战首席战略规划师。

中国宪政虽然经受百年风雨的吹打，却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认，那些怀揣帝王术，并企望成为帝王师——乃至黄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碍中国走向宪政国家的最险峻的绊脚石。所以我坚持认为，杨度的悲剧，是第一代宪政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他们远远没有认识到，做一个优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艰难，如托克维尔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变他驾驭之船的方向，却改变不了船舶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唤雨，又不能使脚下的海洋风平浪静。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