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
纪念“圣雄”甘地逝世70周年
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叛逆者”
每月存档：2018年2 月
大学能崛起，国家才能真正崛起
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
改良派宗师——梁启超
有人非常遗憾梁启超先生，认为他作为天纵之才却在学术上没有开宗立派。但在我看来，梁启超先生本身著作与文章等身，更重要的是，他在近代历史大变局中，以自身对中国和世界的远见，用自身坚韧不拔的努力寻求社会的出路，已经为国为民立下了不朽之功业。他在一百年前的探索、反思和疑问，依然对于我们与后人理解这个中国和世界，有着永不过时的巨大价值。
荒唐年代的人性考验
在30年代苏联有一种理论：“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敌人的反扑就会越猖狂。”于是在斯大林提出“抓魔鬼”的口号下，曾短暂流行于内战时期的“告密文化”再度大行其道。它的再次兴起起源于一个叫奥西波夫的人在给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检举信中建议：“每一个人都要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看他们关心什么，为什么活着以及在干些什么。”“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从最紧密关系的人入手”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个方法对于正发愁无法控制社会信息来源的苏共上层来说，可谓正中下怀。这种做法立即得到整个领导层的首肯并大力推广，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培养阶级嗅觉和阶级敏感而进行背靠背的揭发高潮。
如果真正爱国，就应超越愤青思维
早在WG后期，我在上海市郊当工人时，有一次参加厂里组织的支持某国GM运动的大游行。这时突然一辆奶罐车闯进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游行者中一些人顿时愤怒起来，“谁竟然敢破坏GM大游行？”于是一批人勇猛地冲上去，把那司机拖出来，一边打，一边骂“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可怜的司机事后解释说，那天牛奶再晚些送出去加工就变质了，只是没想到车挤到队伍中间去了。这就是WG中我所经历的真实的愤青故事。它具备了“愤青文化”的所有条件：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凡是“干扰”自己行动或反对自己观点的，不是道德上的邪恶者就是政治上的敌对分子。对于“邪恶者”与“敌对分子”没有妥协余地，必欲打倒在地而后快。封闭状态下的唯我独尊、非正即邪、两值分类、斗争思维、无情打击，这就构成“愤青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特征。
治霾神器“除霾塔”
我並非簡單地反對各種“治霾神器”——它們至少有娛樂價值，使中國人更幽默——但最低限度要標本同治。多年來，我反復嘮叨“僅用工程措施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是不可行的”，“生態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問題”（而經濟問題在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制度問題），但無人理睬，因為觸犯了趙家主僕的共同利益。他們的不義之財，主要來自於上工程，上大工程，上特大工程。網上有言：“若霧霾出現在下列國家：英國人會讓汙染工業轉型，德國人會想辦法根治，美國人會圍着白宮討說法，日本人會讓內閣下台，中國人會買口罩默默戴上。”(本刊首发)
陈方安生：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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