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8年3 月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我原本想先记录下这瞬间感悟，以后再写文章作进一步发挥；但每回重读这段文字却不知如何续写下去。近几年来，犬儒主义、乡愿之风日盛，玩世、混世哲学猖獗，认真而严肃的坚守者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包围中，处境日益艰难，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我自己也陷入心绪烦乱之中，无法作更深入的理性分析：这本是学者的职责所在。因此，面对这位因不肯苟同而几乎牺牲了自己一生幸福的女性，我越感到她的精神的可贵，越发有负债之感。我终于决定先将她给我的震撼写出来，藉以表示迟到的敬意。

是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但我们毕竟还有这样的女性，这样的有尊严的人。

当1896年初康有为的运动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压制以后，维新运动不得不将它的活动限制在上海和澳门从事思想宣传，以取得公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新的发展也在湖南进行，省府长沙立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这样就使它有在省一级获得成功的机会。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