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性侵案為何被雪藏二十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九九八年，北大中文系發生的一起性侵案，導致受害者自殺身亡。二十年過去了，加害者在學術界名聲鵲起，受害者依然沉冤未雪。二零一八年清明節，自殺女學生高岩的室友李悠悠在海外發表文章揭露真相。       《新京報》記者採訪揭發者，發問説：“為什麼二十年後要出來舉報瀋陽？”李悠悠回答説：“當時我以及高岩的父母有過很多次投訴，都沒有結果。現在整整二十年過去了，我自己的人生也發生很大變化，但時不時在清醒或者夢裡想起她，會心痛，而且一直很愧疚，沒能為她揭露真相，這是我的心結。最近我看到一些女性勇敢站出來揭露，我覺得我應該發聲，為高岩討回遲來的真相和公道。”       《新京報》記者又問：“你的訴求是什麼？”李悠悠回答説：“我知道從司法意義上來講，性侵的取證很難。但沈陽應該承認自己道德方面的問題，而且這樣的人不能繼續留在校園。澄清的最大意義，就是希望其他的女生，不要再遭受類似情況。”       李悠悠的回答斬釘截鐵、擲地有聲，我對這位校友、學妹肅然起敬。而《新京報》記者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明知故問”，是膚淺的功利主義。其實，記者最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個性侵案會被雪藏二十載？為什麼死者二十年都死不瞑目？是誰讓加害者長期逍遙法外？北大在此事件中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高岩被老師沈陽性侵自殺身亡事件發生之時，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讀研究所。雖然文學與語言是兩個不同的專業，但我從多個管道聽說了該事件。那時，剛剛四十歲出頭、擁有博士頭銜的沈陽，雖已成家，但外表俊朗、口若懸河，常有風流韻事傳出。中文系有一個很不好的傳統，師生戀是被允許的，甚至被當著浪漫的傳奇故事訴說。然而，有婦之夫利用老師的身份性侵女學生，導致受害者自殺身亡，就不是浪漫的傳奇故事了。       據說，當時的中文系系主任費振剛力主將沈陽開除。我相信這是費老師原本的立場。在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中文系老一輩教授中，費老師是少有的一位風骨嶙峋的知識人。當時，我因寫文章受到中宣部和教育部點名批評，費老師頂住北大校方的壓力，保護我度過難關。費老師說話有些口吃，講課並不出彩，但他正直誠懇，沒有一點官場的煙火氣。       然而，中文系山頭林立，費老師雖是系主任，很多事情也不能作主。據說，沈陽的導師陸儉明百般袒護愛徒，並動用人際資源影響校方和警方的調查。最後，沈陽只被記過處分，並被安排去香港訪學一段時間避風頭，之後又返回北大任教，直到二零一零年調到南京大學。       這才是記者最應當深入挖掘的黑幕。此次，北大校方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宣佈將重啓調查，但結果如何讓人存疑。中國的事情，通常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悠悠在公開信中説：“希望北大校領導、中文系領導能重視這件事情，把沈陽當年接受校黨委、紀委行政處分時開會的會議記錄，向公眾和媒體公開，也向高岩的父母和我公開，我們需要瞭解當時的歷史真相。因為據知情者說沈陽當時在系裡的會議上承認了他對於高岩有性行為，也承認了他們有戀愛關係。而沈陽在近期對媒體的採訪中對這兩點是矢口否認的，他目前還在繼續顛倒黑白，把自己洗得一乾二淨，但是他再洗也不能把自己由黑貓洗成白貓。”那麽，北大校方敢於公開當年的會議記錄、將當初的處理過程公諸於天下嗎？       若保護沈陽的幕後人物真是語言學界的“泰斗”陸儉明，陸儉明又該承擔何種責任？陸儉明曾任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文科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等顯赫的學術職務，並任北京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等十七所海內外大學的榮譽教授。以常理就能推測，若非陸儉明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出面爲其愛徒保駕護航，當時還是一名年輕講師的沈陽豈能平安過關？       陸儉明在專業上或許有傑出成就，我對語言學領域所知甚少，不敢妄作判斷。但是，他在此一醜聞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漢娜·鄂蘭所説的“平庸的邪惡”。陸儉明學富五車、著作等身，但在真理和正義這樣的終極性問題上，並不比引車賣漿者流更有判斷力。自古以來，中國的學者名流並不比普通人更能捍衛真理和正義，他們將私人關係看得重於、高於真理和正義——只要是我的親人朋友、老師、學生或同學，跟我個人有著血緣或情感上的關聯，無論他做了什麽錯事、壞事，都要竭盡全力為之遮掩、包庇。否則，一旦他出醜了，我的面子也就連帶受損了。所以，陸儉明毫不猶豫地站在沈陽一邊，而對高岩自殺身亡的悲劇熟視無睹——沈陽是其親密弟子，高岩則是一名無足輕重的本科學生，沈陽的學術前途顯然比一個無名學生的生命更加重要。這種思維模式和處事方式，正是中國儒家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部分。       除了陸儉明之外，北大校方又該承擔何種責任？沈陽在接受訪問時信誓旦旦地説，舉報文章中的指責均為“惡意誹謗”，他將“保留控告的權利”。他還表示，對於那件往事“北大中文系和北大黨委調查過，組織上對此事已有結論”。能夠當上南京大學語言學系主任，作為語言學家的高陽，說話果然滴水不漏，左一個“組織”，右一個“組織”——對於黨員和官員而言，“組織”永遠是他們的保護傘——批評我就是批評“組織”，誹謗我就是誹謗“組織”，他就差沒有給舉報者扣上“海外敵對勢力”的帽子了。       當年，保護沈陽的不僅是其導師陸儉明，不僅是北大校方，還是如同無物之陣的“組織”。作為性侵事件加害者的沈陽，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必然會受到法律的製裁，也就是說，一定會坐牢。但在中國，在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卻能將刑事犯罪舉重若輕地轉化成“行政記過處分”。高岩的母親周樹銘老人在一封給媒體的公開信中追問説：“如果說高岩的死與瀋陽無關，那請問北京大學於一九九八年七月為什麼要給瀋陽行政處分呢？！”其實，老人更應當追問的是：是誰讓本該被關進監獄的性侵罪犯有繼續當了二十年的大學教授？代表“組織”出場的北大校方和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的袞袞諸公的名字，都應當被公之於眾。       中國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北大是一所什麽樣的大學，人人心中自有其答案，中國人和北大人的身份，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恥辱。苦命的、卑微的中國父母們，只能暗自祈禱：我們的孩子最好不要是女兒；如果是女兒，最好不要太聰明、太漂亮；如果既聰明又漂亮的女兒上了最高學府，千萬不要遇到“狼師”——遇到“狼師”怎麽辦呢？就只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可以想象，這二十年來，高岩的父親過的是怎樣痛苦的生活，漫漫長夜，沒有盡頭。而在此之前九年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們，何嘗又不是如此呢？中國的女兒，不是死於大屠殺，就是死於日常生活中的虐殺和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