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方視角和海洋文明打造香港的核心價值

二零零三年，我第一次赴香港訪問，之後七年間，我每年都有一次或兩次機會訪問香港，最長一次停留了一個多月，加起來在香港停留了將近半年時間。第一次到香港的時候，我見到了若干泛民陣營的激進派，跟他們討論港獨的問題，他們的答案是港獨根本不可能，即便有此想法的人也屈指可數。   然而，在雨傘革命之後，本土和港獨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選項。       香港的民主力量必須邁出本土和獨立的關鍵步驟。此前，民主派組織去紫荊廣場抗議特區政府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的活動。在雙方的緊張對峙中，出現了一群舉起“香港獨立”標語的港獨人士。然而，有若干學生和市民前去遮擋港獨標語，聲稱不能讓佔中訴求“失焦”。這種做法宛如當年天安門學運中，學生將用油漆潑灑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機關一樣，讓親者痛、仇者快。如果本土意識深入人心，這種仇快親痛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鄺建銘撰寫的《華南文化圈——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和何偉倫撰寫的《復興我城文化軟實力》兩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提及香港未來的方向：不是“北上”去“朝貢”或“勤王”，而是“南望”去結交更多平等友愛的“兄弟之邦”。前者指出：“南望回顧華南文化圈的歷史背景以及與香港的關係，從而思索香港前途，才可以挑戰以北方視角為基調的官方論述框架。這套官方論述，不足以瞭解過去香港的海洋性格與內涵、放眼四海的網路與活動，亦令香港背負不必要的枷鎖與包袱、猶如為香港劃地為牢。”後者則以支持佔中的藝人杜汶澤遭到中國封殺後，轉向東南亞市場，結果闖出新路為個案，進而指出：“與其抱殘守缺北望神州，倒不如南看華南粵語區，為香港電影業找到一條自立之路。香港電影業如是，香港流行文化如是，整個香港的發展定位更是如此。”       這兩篇論文啓發我繼續提出一個問題：如何以南方的視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講述香港自己的故事”？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框架下，思考這個具有顛覆性的議題，不僅對香港民主人士有益，也會讓中國民主人士在山窮水盡之際又見柳暗花明。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在政治和權力層面，大多數時候都是北方壓倒南方、北方統治南方；但在文化層面，南方從來都比北方更具生機與活力。比如，春秋戰國時代，南方的楚國文化就比北方的秦國文化更具有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成分。再比如，唐代海洋貿易和國際貿易最繁榮的地方，不是帝國中心的長安、洛陽，而是南方邊陲的泉州和廣州。再比如，被北方史觀視為積弱奢靡的南宋，在歷史學家何炳松看來則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歷史學家陳寅恪也認為宋代文化创造为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而近代以來，南方更是積極汲取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幾度催生“思想北伐”，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和香港兩個小漁村迅速崛起成為國際級的商業文明中心，讓政治中心北京黯然失色。       習近平是北方尤其是西北最保守的“黃土文明”的代表，所以他比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更加敵視“藍色文明”侵染的香港。在北京根深蔕固的“天朝史觀”中，香港是一個帶有殖民地原罪的“私生子”，是長期滋生西方“反動思想文化”的“反共基地”。在中共經濟困窘的年代，中共對港採取按兵不動、長期利用的政策，香港成為即將溺斃的中共政權的一根通氣的吸管；而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顧盼自雄的習近平認為香港是一隻被擠幹的檸檬，可以讓上海來取而代之了。       但是，香港不能被動地接受此種被殺雞取卵的命運，香港必須通過重構自身的歷史，達成“永續自治”之願景。換言之，香港不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是亞太的香港；香港不是大陸的香港，香港是海洋的香港。我到台灣訪問時，常常鼓勵台灣的朋友說，不要以為台灣面對中國是弱不禁風的小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心態封閉的內陸國和制度滯後的專制國；台灣則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開放國和在民主之路上大步邁進的自由國。如此一比較，在價值上，中國是小國，台灣才是大國。這樣的論述，也可以用在香港和中國的對照上。       袁彌昌在《要五十年不變，博弈政策就得變》一文中倡導說，香港其實可以“經略中國”。我欣賞這種開闊的胸襟和宏大的氣魄，香港空間狹小逼仄，但香港人的精神、心靈和理想不能狹小逼仄。當年，小小的英倫三島可以將近代文明傳播到全世界；今天，香港未嘗不可樹立這樣的雄心壯志，孕育這樣的遠大使命。不過，我不太同意作者認為香港可以“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創造空間”，“在其中起主導作用”，并認為這是“為自己爭取談判籌碼的最好機會”。這也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的想法。這個想法過於天真浪漫了。       首先，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是因為中共認為自己在東太平洋方向被美國及其盟友封鎖，不得不尋求一條打通與中亞各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在這個藍圖中，沒有香港的位置，因為這個計劃本身就是要拋棄香港。       其次，在地緣政治的現實中，“一帶一路”完全走不通。中亞各國隸屬泛伊斯蘭世界，因為中國在新疆對少數民族實行苛政，這些國家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鐵桿盟友。再加上在該區域傳統的強者俄羅斯對中國充滿疑慮，這一路沒有穩定的政治格局，更談不上有商貿的突破。       第三，此前十年中國宣傳得轟轟烈烈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至今仍是“雷聲大、雨點小”，西部仍然貧瘠如故；如今經濟疲軟的中國，更不可能為“一帶一路”注入血本。“一帶一路”只是習近平的畫餅充饑，港人切莫信以為真。       由於習近平撕下面具、強力干預香港內政，使得香港政改停滯甚至大幅倒退。聲勢浩大的佔中運動無疾而終，讓很多港人沮喪、失望，參與佔中運動的年輕人中有不少陷入抑鬱狀態；但是，長遠來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香港本土意識蔚為大觀，“香港民族論”初露雛形，年輕世代的知識儲備、思想觀念和行動能力，都讓泛民前輩望塵莫及，這一切又讓人充滿希望。       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左翼論者擔憂香港形成某種排外（主要是排中）主義，與香港開放、寬容、多元的文化產生衝突。為消除這種憂慮，我們就必須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       在香港，已經有過好幾輪關於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的討論，有關論述還處於“現在進行時”。在香港毫無公信力的親共媒體《大公報》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最重要、最切實、最可貴的核心價值，並認為「其他普遍的價值只有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或特定的環境中去，才能真正顯示出其不可取代的價值」。       然而，最能代表香港民意的“香港價值”，是二零零四年近三百位來自香港不同專業的人士聯署發表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這份文本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       在這裡，我想引述美國歷史和美國價值之淵源，供香港有識之士參考。美國是多民族國家，從來沒有哪個美國政治家或思想家企圖打造所謂的“美利堅民族”（就像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一樣）的概念。美國人對美國的認同，不是對民族、種族、血緣、文化傳統、宗教、語言等的認同，而是在價值層面的認同。為什麼平時自由散漫的美國人在面臨一戰、二戰、九一一恐怖襲擊時，卻能同仇敵愾，如混凝土般團結在一起呢？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共同價值，而且這種共同價值就是美國這個多種族國家的“國家鋼筋”和“社會水泥”。       網絡上有一篇文章分析為什麼視人命關天的美國能戰勝官兵個個都視死如歸的日本，文章指出，美國學校有統一的宣誓誓言：“我宣誓忠誠於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忠實於她所代表的合眾國——蒼天之下，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接下來，誓言給出愛國的理由——“在這裡，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       一九四三年，美國在亞洲和歐洲兩線作戰，急需兵源，遂發行題為“美國總是為自由而戰”的徵兵海報。畫家將一九四三年奔赴歐亞戰場的美軍士兵與一七七八年的大陸軍排放在一起，向美國民眾展示這場戰爭的實質與獨立戰爭並無區別：都是為了美國所信仰的自由而戰。日本是“為征服世界而戰”，美國是“為自由而戰”，這是決定兩國勝負的根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德國投降，美軍即將進攻日本本土，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演說，道出美國與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價值層面的分歧：“這場戰爭不是說要消滅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所有居民，而是要消滅這些國家裡的基於征服和奴役其他人民的哲學思想。”當兩種哲學互為天敵，一場戰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而“哲學戰爭”的最後勝利者，取決於“大是非”——“終極正義”。       基於同樣的道理，未來得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同的核心價值，乃是公民主體和自由至上。香港評論人陳智傑分析了“港式國族主義”如何從種族血緣論發展到公民價值論，作者強調說，愛國並不等同於要以“大中華天朝意識”去壓迫地方的主體性，“惟有北京政府願意以‘公民價值論’為主軸，去重塑其在香港的國族論述，以核心價值和現代文明取信於香港人，‘香港人身份’及‘中國人身份’之間的張力才有機會得到緩解”。       對於以習近平為代表的北京當局的“良心發現”，我從來不抱任何幻想。習近平重提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北大將投入數億人民幣擴建馬列學院，打造一個網羅全球馬列主義研究的數據庫，即比“儒藏”還要浩大的“馬藏”，這一切表明中共的意識形態何其僵化落伍。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對於香港人和覺醒的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和勇氣，我從來不會低估，任何一種極權體制都不可能“江山永固”。只要願意為自由而戰，自由終將屬於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