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聚焦于主要人物的历史观的误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对印度民主这种特例的好奇，激发我认真读完了复旦大学林太教授所著《印度通史》，阅读中不能说没有收获，但读后掩卷沉思，觉得这本中国人撰写的外国史，通篇关注的焦点就是印度帝王将相的家谱、权术与谋略，不过是一本印度帝王将相的流水账，写的虽然是外国史，内核却仍然是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由想就此说几句。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典籍，中国人确实需要用一种反思的眼光去阅读，而不宜盲从，不能史家说什么就信什么。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现在也被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集中关注帝王将相在政治博弈、军事事件、治国理政中的策略、作为与不作为，缺乏权利观念，忽视文明的其它侧面，漠视处被统治地平民、小人物、少数民族等许多社会因素。《史记》以来的史学传统，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卷秩浩繁的历史记载，主要是伟人创造历史的言行，史书只收录居统治地位的少数，特别是大人物或精英团体的主动意愿与选择。政治和军事精英的言行经常被描述为主要且唯一能对结果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历史事件常被描述为历史人物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传统史家不明白，各朝代主要角色的主动选择固然重要，但他们之所以成为主角，其实经常是被其所领导的群体所选择。所谓“君者群也”，君主只不过是群体偏爱和利益的代言人。如果君主置群体需要于不顾，言行只受一己偏爱、理性、欲望和利害驱使，就成为“一夫纣也”。秦始皇的胜利，其实是战国后期各国民众厌战和渴望“天下定于一”而选择的结果；刘邦的胜利是刘邦武装集团群体希望封妻荫子和当时中国人恶战乱盼和平的结果……李自成之所以拥有众多追随者，与他迎合明末农民需要提出了“不纳粮”的策略有很大关系。 历史其实既是重要角色表现的舞台，更是无数人直接间接参与的结果。越是影响广泛的重大历史事件，越可能是事件所涉人群构成的网络的互动所制造，有时则是群体与自然因素构成的互动网络所造成（《春秋》注意到了人与自然间互动的重要性，董仲舒则格外强调了这点；《哈佛中国史》的作者则将宋明之际的战乱归因于小冰河期这一自然因素。）。 中国传统记载中这种正面-反面双主角的互动史观，使我们的历史叙述充满故事性、戏剧性，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特别是影响到当代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 这种影响，在好的一面，是让这些人意识到自己言行的风险，错误决策的严重后果。不好的一面则有很多，这点仅举三点：一是主要关注和看重自身及周围人的偏爱和利害需要，看重在场的决策参与者，忽视不在场的影响决策的因素，不懂得其他公民与自己其实是平等的，对立面与自身相冲突的需要也具有正当性，不懂得一个影响百万、千万、亿万人的公共事件、公共政策，需要经过百万、千万、亿万人结构成的网络互动才能较好的完成。决策和决策得到执行，并不是全部，决策执行的后果是受到普遍欢迎，还是遭到全面反对、部分反对、少数激烈反抗？收益大于成本，还是代价大于与收益？这些才是对决策的最终评判。将众多非主要人物——通常是无权无官的平民排除在决策和执行之外，不仅是对众多小人物的霸凌，不仅是极端自私，而且极可能因其掠夺性、歧视性激起普遍的反抗。当代代议民主制，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巨量参与者互动并防范激起普遍反抗的体制。 二是让掌权者集团视野狭隘，容易迷信智力、权力、强制，陷入理性的自负和权力的傲慢，误以为只要具有超常的智力和所谓统揽全局的眼光与权力，就能思虑、预见并掌控好一切，不懂得分立的信息的重要性，流于自大、狂妄，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三是容易导向人治，因为过于强调人在具体事件中如何回应才能稳赢不败，重视权宜，因此忽略原则和规则的重要性，所谓“事急矣，从权”，经常任意践踏和改变规则，不明白之所以经常出现紧急状态，正是频频使用权宜之计（且常常是阴谋诡计）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