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8年5 月

这普遍的“新农村化”，实质是官僚化，即法治化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方方面面的恶劣影响，是各位每天的痛。新法治将近四十年，我们已经深深地嵌在一具庞大的官僚体制之下了。方才有一位发言，探讨拆迁“变法”的经验得失，颇有洞见。但是我注意到，他不说“干部”如何，而是称“官员”怎样。想必那是随乡入俗，用了学界主流从韦伯那儿淘来的“科层制”语汇。然而，这不正是新秋菊的困境么？秋菊那会儿“打官司”，是向村干部，向国家干部，亦即代表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干部“讨说法”。现在的新秋菊们，说是享有神圣的私有产权契约自由，甚而内心皈依了教科书上的普世人权，行事却一百个小心，要看官员老板的脸色。

中国现在的技术瓶颈是芯片么？

我觉得不是。当然也不是钱。中国每年的技术研发投资已经是世界第二，并不缺钱，真正缺的还是优秀的教育。

当然，我上大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说的不一定准确。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的教育适合培养大量的、合格的工程师，但是极不适合培养出顶尖的科技人才。

中国大学带有浓厚的官僚气息，脑子里还是管理的思维，不是求知的思维，总体还是上级管下级那一套。让发论文大家就拼命发论文，让出成果大家就拼命凑成果。说到底，大学没有真正尊重知识。

这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表达了对于回大陆的坚定信念，而且相信当回归故园之时，人们一定会发现蔡元培所留下的北大精神与校风依旧存在，“而且仍然在作怪，作抗生素，起抗毒的作用。我说过‘功不唐捐’，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六十年来北大所有精神的，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东西，永远都存在的。”

如今，又一个甲子过去了，胡适校长在南港的墓前的树木已经亭亭如盖，北大精神尚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