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挑戰“歷史的終結”嗎？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align="center" style="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font-size: medium;"></div>知名國際關係學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89年所撰《歷史的終結》（End of History）一文指出，冷戰中蘇聯共產黨的崩潰証明“自由民主”已無相抗衡的競爭者，冷戰的結束代表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結，“自由民主”將是一個國家最後的制度。   日前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宣稱：兩岸開始進入制度和人才之爭的時代；一個制度的吸引力，關鍵在於它能帶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及追求當做自己奮鬥的目標；“脫台者”盧麗安受媒體採訪也公開指出，現在是兩岸“制度”之爭。顯然，中國對於Fukuyama“歷史的終結”論述提出挑戰。   中共的信心主要來自於中國從1978年迄今40年所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經濟成果，使中國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由1979年2.6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約12兆美元，人均則從267美元提升到8,836美元）台灣為24,337美元﹚，38年增長33倍。目前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預測在2030年將超越美國。   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Joshua C. Ramo曾於2004年就中國的發展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隨後延伸有“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等用語，都是一種以專制政體搭配計劃經濟的體制；相對於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於1989年所創“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為一種民主制度下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中國崛起，依新加坡中國政治學者鄭永年2013年分析，是中國歷代繼秦漢、唐、明之後第四次崛起，惟目前仍缺乏“近者悅、遠則來”的吸引力，且普讓周邊國家感到疑慮及威脅。現在對中國發展模式較具吸引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原因依據學者Suisheng Zhao〈https://www.tandfonline.com/author/Zhao%2C+Suisheng〉的研究，是基於專制政權在可維持統治的穩定性下，無需經由民主化過程促進經濟成長；以及中國所採“無對價”（value-free）外交政策，相對吸引第三世界政治領袖的青睞。   至於中國的“制度”是否如安峰山所說可成為人民當做自己奮鬥的目標？或可作為他國未來發展學習的對象？根據2016年一項針對中國及亞洲地區12個國家的調查研究，僅有7.7%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模式”值得作為該國未來發展學習的典範；如以個別國家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優先選擇“中國模式”，連中國自已的民眾都偏好美國等民主國家所生活的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制度。   再就一項針對長居中國的台灣人進行“子女教育”、“親近私交”及“退休計劃”的研究發現：願讓自已子女就讀“當地學校”者僅占24.5%，親近私交主要仍為台灣人為主占79%，未來一定或可能退休計劃會留在中國生活者，只占11.5%。顯見長期旅居中國的台灣人，內心世界對於融入“中國制度”的感覺。   中國崛起確實引起全球關注，但“中國制度”卻未引發周邊國家的模仿或追隨。“北京共識”的創始者Ramo認為“中國品牌”不受外國信任；“軟實力”之父Joseph Nye認為中國一直存在著腐敗、不平等、缺乏人權與法制問題，雖在專制與半專制國家具有影響力，卻在民主陣營欠缺吸引力。Fukuyama更認為今日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的成果，是建立在高度專制的共黨統治及法律之上，“中國制度”嚴重缺乏法律及“民主問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去約束執政者權力。   不管從個別學者、或從亞洲國家、或長期旅居中國的台灣人，或中國自已人，對中國的“制度”或“中國模式”都不具吸引力。   安峰山可義正詞嚴為中共政權擦脂抹粉扮演化妝師的角色，但看看以上“殘酷的”研究真相及專家學對“中國制度”的評價，安峰山及其他“脫台者”是否仍有信心相信兩岸已進入“制度”之爭。   （孫國祥：曾任政府駐外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