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成立“美國研究智庫聯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美中貿易戰愈演愈烈之際，中國宣布成立「美國研究智庫聯盟」，研究美國最新的政治、經濟和貿易情況。     據北京“每日經濟新聞”網站7月17日報導，該聯盟由20餘家中國智庫共同發起成立，這些研究機構包括：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國關學院、清華國家金融研究院等。該聯盟以加強研究、諮政建言為宗旨，圍繞美國政經形勢、美國內外經濟政策、中美關係等問題，開展基礎性、政策性和前瞻性研究。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傅瑩指出，聯盟最緊迫的任務是研究如何應對嚴峻的形勢，爭取在聯盟層面形成一致或者相近的判斷。   中國對美國和川普一無所知，應對措施進退失據       貿易戰剛剛開打，中國就因為對美國和川普一無所知，而嚴重誤判局勢，以致一錯再錯。《香港經濟日報》報導說，中國進退失據，是因為在三方面低估了美國：低估了川普維護美國利益的意志，低估了美國政界的團結，低估美國國民對川普的支持。中共一直以為川普是“商人總統”，給點甜頭和面子，就可令川普對中共放軟手腳。川普上任後，中共試圖與他本人及其家人發展私人關係，比如快速批准川普家族企業在中國的商標註冊、為伊萬卡的時裝公司進軍中國大開綠燈，卻大大低估了川普及其代表的美國保守主義選民維護“美國優先”的決心。     川普執政以來，在內政和外交上大刀闊斧地變革。此前，中共對軟弱無力的歐巴馬可以說了如指掌；如今，中共卻對川普大開大合的對華政策如同霧裡看花。據美國Politico網報導，中共政府向華爾街和華盛頓內部人士打聽川普總統及其決策內幕，結果卻是一頭霧水。中共找的是多年來與中國關係密切的美國公司領袖和前政府官員，如尼克松時代的國務卿基辛格、黑石集團執行長蘇世民、摩根大通總裁戴蒙、克林頓時代的財政部長鮑爾森等人。然而，這些人早已被川普排除出局，中國找他們幫助對付川普的努力自然一無所獲。     中共只好勉力打這場沒有準備好的仗。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以“堅決反擊貿易霸淩主義” 為題，表示中國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倒行逆施行為”；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發文強調，“美國貿易霸淩主義貽害全球”，貿易戰動搖不了中國經濟發展根基，削弱不了中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信心和底氣。然而，很快中國就撐不住了，悄悄撤下“2025計劃”的宣傳，以及票房最高的電影《厲害了，我的國》。     表面上，習近平令行禁止，各部門卻各自為戰：前線談判人員與後方文宣系統釋放的信號自相矛盾，財政部與央行互相指責。同樣屬於外交部，外交部發言人用文革話語大罵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國駐美大使卻在美國智庫舉辦的論壇上低三下四地説“中國與美國在同一條船上”。同樣是《環球時報》，此前發表如義和團般的豪言壯語“對貿易戰奉陪到底”，“即使中美貿易歸零，中國也不會後退”，宛如兇狠的“戰狼”；當習近平派遣劉鶴到華盛頓談判、自以為達成“共識”之後，其主編胡錫進又説，“前段時間確實有些高調”，“做一些調整很有必要”，“必要的妥協公眾可以理解”。如此前倨後恭的變臉，惹得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導師、清華教授孫立平在微博上斥責説：“漢奸！以戰止戰呢？認慫就是漢奸呢？奉陪到底呢？抗美援朝精神呢？打到中美不做生意呢？你這嘴還是嘴嗎？”中共並無應對貿易戰的通盤策略，內部混亂不堪，已是末世景象。   智庫是美國的發明，極權中國能夠克隆嗎？       也許，中共高層看到貿易戰剛剛開打，中國就已潰不成軍的險惡形勢，便臨陣磨槍，建立專門研究美國的智庫聯盟，以便“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然而，智庫本來就是美國的發明，中國偷竊了美國各個領域的知識產權，能將智庫模式也拿來“為我所用”嗎？     思想是強有力的政治工具，專家則是思想的載體。當數以萬計的專家凝結在一起，這樣的群體就構成了“智庫”。美國學者詹姆斯·艾倫·史密斯在智庫和基金會研究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曾擔任洛克菲勒檔案中心總裁、喬治城大學尼爾森慈善基金會主席等職務，其研究美國智庫的著作《思想的掮客：智庫與新政策精英的崛起》曾獲得美國歷史學會“赫伯特·費斯圖書獎”和美國公共行政研究院“路易斯·布朗洛圖書獎”。在本書中，作者指出，智庫最早來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行的軍事術語，當時是指那些用於商討計畫和戰略的安全（反洩密的）室。 20 世紀 50 年代時，它第一次被用於描述合同型政策研究機構，諸如戰後由軍方建立的蘭德公司。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智庫”已進入了流行語料庫，所指代的是所有私立研究組織。     目前，美國有超過一千家的私立非營利智庫，大約有一百家坐落於華盛頓及其周邊地區，他們的政策專家影響著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西方的語境下，智庫是指政策規劃與顧問機構，或更準確地説是“在國家正式政治程序的邊緣運作的私立非營利機構”。智庫在角色定位上介於學院派社會科學、高等教育、政府及黨派政治之間。史密斯特別指出，智庫的存在體現了美國憲法中的分權思想等基本政治現實，體現了將政選抱負而非意識形態作為歷史根基的政黨制度，也體現了文職部門的一項傳統，即為大批人事任命創造預留空間。     與之對比，中國的“官辦智庫”已然違背了智庫的基本特質：智庫應當是私立的和獨立的。中國一黨專制、一人獨裁的現狀，使得存在於分權和民主制度環境下的智庫變成了黨國的應聲蟲和馬屁精。香港《南華早報》在一篇深度調查報導指出，中國對川普貿易政策的錯誤評估，很可能是中國目前可以發聲的智庫組織，已經是統統姓黨的一個後遺症。報導引述一名中國的學者說，北京對社會每一個層面都採取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包括大學校園，又要求必須緊跟黨的路線，任何未經准許對政府政策的討論，都可以視為“妄議中央”而遭到懲罰。     難怪當過上海市市長、中國工程院院長的徐匡迪不得不承認，中國目前的思想市場“很小、很受侷限”，原因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禮儀文化，尊重上級，尊重領導，特別是文革以後，也有一些害怕領導、不敢提出不同意見的情況存在”——當然，本人身為政府高級官員和黨員的徐匡迪，不敢說出“黨天下”的政治現實乃是智庫之“天敵”。當習近平異想天開搞“雄安特區”時，他明知這個項目必然失敗，也只好“趕鴨子上架”，充當其高級顧問。所以，中共需要的不是智庫，而是化妝師。   天則研究所被封門，中共不需要真話和諫言       就在“美國研究智庫聯盟”成立之前一個星期，中國民間最具代表性的獨立智庫、經濟學者茅于軾創立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官網和微博遭關閉，北京辦事處入口被物業公司強行封鎖。原本出入的大門被一個新的鐵門封鎖住，在室內的工作人員被關在裡面，直到報警之後才被放出。而物業公司私下裡表示，他們也不願採取此種極端手段，是政府命令他們這樣做的。事件發生後，有人不禁高呼，繼南方報系、《共識網》、《炎黃春秋》雜誌之後，中國又一塊、或許是最後一塊自由派陣地將失守。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天則經濟研究所做的事情對國家和政府是有好處的，天則所也會堅持繼續辦下去的。在鄧江時代，天則所是沒有障礙的，但到近些年，他們明顯感到環境在惡化。“這其實也對應著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天則所就是一個風向標。”盛洪反問道：“如果中國要繼續進行市場化的改革，走向法治，為什麼要「整」我們呢？”換言之，既然“改革已死”、獨裁加劇，當局自然不再需要傾聽任何“不同的聲音”，天則所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天則所一直以來保持著獨立性，對待中國的問題，不帶偏見和不受壓力的發現和研究，並提出改革方案，正如盛洪所説：“對中國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政策，我們可以提出批評和改革建議。……我們現在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幫助政府，難道發表一些與政府的不同意見，政府就不高興了？這是人性的弱點，需要意識到。一個孩子聽到批評的話，會不高興，但大人會告訴他，批評是有好處的。我們看到，近幾年中國政府在國內外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糟糕的。中國經濟本來很雄厚，但經過折騰後，數字掉的非常快。包括貿易戰，難道不反思究竟哪裡做錯了嘛？中國人民為何要承受這樣的損失？”     盛洪還是太過天真：如果中共政權真的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共就應當謙卑地向天則所請益。中共不需要投入巨資打造疊床架屋的“美國研究智庫聯盟”，只需要出很少的價錢向天則所購買其研究成果，就不至於在貿易戰中顧此失彼、刻舟求劍了。     然而，中共當局屢屢使用非法手段干擾天則所的研究，甚至以流氓土匪的方式斷絕天則所的生存，這說明中共並不在乎“國家利益”——中國人民承受損失，並不是中共承受損失，中共高級官員聚斂的不義之財早就轉移到海外了，他們才不管中國人民的死活呢。     反之，如果是天則所這樣的智庫告訴被蒙在鼓裡的中國人民真相，這才是中共最擔心的事情。所以，中共一定將天則所除之而後快。     在習近平治下，不僅媒體姓黨、大學姓黨，智庫也姓黨。姓黨的智庫，也就是不是智庫了。中共的做法就跟諱疾忌醫的曹操一樣：將好心作出正確診斷的神醫華佗害死，最後自己只好頭痛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