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習近平的六次批示無人執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習近平執政以來，只用了第一個任期五年時間，就將自己煉成了中共歷史上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個強人，其身兼職務的數量遠多於毛澤東。習儼然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不僅天生神力，而且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習特別喜歡事無钜細都要親筆批示，就像皇帝那樣硃批“朕知道了”。就連改造公共廁所及私人廁所這樣的“小事”，他都事必躬親、親自“掛帥”。如果中國設立“廁所改造小組”，習必定親任該小組的組長——如此重要的職務，豈能讓其他人分擔？     然而，儘管習近平在表面上具有秦始皇那樣“千古一帝”的威嚴，但其權力運作並非從上到下都雷厲風行、如臂使指。早在胡溫時代，中共中央便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説。習認為原因是胡溫怯懦，便企圖改變此一態勢。然而，新君登基三把火之後，卻發現風過無痕、濤聲依舊。每個層級，下級官員都消極怠工，甚至等著看上級倒霉的好戲；上級官員聲嘶力竭地吆喝，無奈“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下面鼾聲如雷。上下級之間宛如仇讎，統治自然陷入重大危機。對此，習近平即便天縱英明，亦無力回天。   習近平的批示解決不了小小的秦嶺違建事件       據上海澎湃新聞網報導，2018年7月30日，秦嶺北麓違規建別墅問題專項整治工作動員部署大會在西安召開。擔任中央派駐專項整治工作組組長的中央紀委副書記徐令義在會上強調，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規建別墅問題，反映的是貫徹總書記習近平重要批示指示不堅決、不紮實、不到位的嚴重問題。有意思的是，地方性違章建筑治理的個案，為什麼要由中紀委副書記出馬督辦？     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塊連習近平也啃不下來的“硬骨頭”。據陝西日報報導，被歷代帝王尊為華夏文明的龍脈的秦嶺，其北麓西安境內違規建別墅、破壞生態環境等問題嚴重。近年來，習近平已先後6次對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規建別墅、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問題作出過批示指示，卻不見成效。     此次，高規格的工作組除了徐令義之外，還包括中央紀委八室主任陳章永任中央派駐專項整治工作組副組長。似乎只有欽差大臣攜帶尚方寶劍，才能威懾地方。強龍能敵地頭蛇嗎？     目前，西安市已成立57個清查小組，正在對相關問題梳理清查。財經雜誌指出，此次專項整治涉11個違建項目。7月初，長安、鄠邑、周至等秦嶺區域內所有在建工程全部叫停，接受核查。     這一次整治的結果，是否仍是“雷聲大、雨點小”，尚有待觀察。但官方媒體爆出習近平六次“硃批”卻成一紙空文、被束之高閣，讓人不禁若有所思。照理說，以習近平獨斷朝綱、定於一鼎的地位，其金口玉言、硃筆批文，誰敢不如雷貫耳、一紙風行？但是，為什麼連習近平的話到了基層也如風過耳、波瀾不驚呢？     原因很簡單，修建違章別墅的，不是升斗小民，而是有權有勢的官僚。如果中央下令鎮壓維權的民眾、強拆市民的房子、要侵佔農民的土地，官僚們必定如猛虎下山，保證完成任務。但是，清理違建別墅，就傷害到官僚階層的切身利益，他們縱然不敢挺身反抗，至少可以用打太極拳的方式消極拖延，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習近平親自出手，尚且整治不了秦嶺亂修別墅這個芝麻大的問題，說明中共整個體制已衰朽不堪。在此種體制之下，最高領袖是否具備崇高道德、慈悲心腸、聰明頭腦，並不重要；整個體制如同鏽跡斑斑的發動機，已無法再啓動，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官僚集團“集體不作為”比腐敗更可怕，他們全然喪失了責任感、榮譽感乃至最起碼的職業倫理。而獨裁者認為可以靠疊床架屋般的紀律監察機構推動官僚集團起死回生，卻不料其着力對象乃是“無物之陣”，對方毫無反應。可以激活公務員階層、甚至喚起民間社會的惟一希望，乃是全面而徹底的政治變革，變一黨獨裁為多黨競爭，實現新聞自由與新聞監督，維護三權分立和法律至上。但是，這樣做無疑是讓習近平親手挖掉自己腳踏之地。     獨裁者與官僚集團的對峙，是獨裁政權病入膏肓的“新常態”。此種情形，如同鴉片戰爭期間，道光皇帝的御旨到了前線卻成為一張廢紙、無人執行；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的手令被官僚和將領們嗤之以鼻、視為天方夜譚。道光皇帝不可謂不勤政，他不斷地下御旨，但每一道御旨都與千里外前線的情況背道而馳，而他得到的奏摺、捷報等全都是假話；蔣介石更是刻苦己身、廢寢忘食，其手令今天讀來仍顯得冠冕堂皇、義正詞嚴，但偏偏都是紙上談兵、南轅北轍，官員和將領們則放心大膽地欺哄領袖。於是，上下之間形成了一種進入“安樂死”狀態的默契。   “鴉片戰爭綜合症”       讀鴉片戰爭的歷史，便知道今天的中國也深陷於“鴉片戰爭綜合症”而不能自拔。     什麽是“鴉片戰爭綜合症”呢？就是皇帝瞎指揮、將官瞞和騙、民眾袖手旁觀，上下級之間正常的信息溝通渠道全都堵塞、斷絕，“命運共同體”失去凝聚力和價值核心，只要遭遇外力之輕輕觸碰，表面上看不可一世的天朝帝國即土崩瓦解。     一八四零年，英國對中國開戰之後，在長達一年多時間裡，沒有任何一個官員敢將英方的外交文書向道光皇帝呈報。道光皇帝始終未能掌握真相、進入狀況，他一直以為是海盜騷擾、不足為慮。這不是因為道光皇帝能力不足、智慧不夠，而是他被各級官員上奏的錯誤資訊誤導，一錯再錯、一敗塗地。     直到英國艦隊從南到北一路攻城略地，道光皇帝才意識到事態相當嚴重，先後換了幾批欽差大臣和前線指揮官：從林則徐這樣的漢族能臣，到楊芳這樣在西北邊疆身經百戰的老將；從皇室親貴奕山，到蒙古貴族裕謙，能用的人都用了，統統都敗下陣來，且個個謊報軍情、欺上瞞下，明明是“屢戰屢敗”，卻號稱“屢敗屢戰”，以此騙取朝廷丰厚的賞賜。     老將楊芳對付英國人的錦囊妙計是“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為壓勝具，載以木筏，出禦烏湧”，他認為女人用的馬桶及其中的屎尿可以剋敵制勝。當發現這一招不管用之後，楊芳私下裡派廣州知府告訴英國特使義律説，假如皇上還要作戰，他會先行告知，雙方就可以在廣州城外某個安全的地方，友好地安排一場假戲假做的戰役。那時，人類還未發明攝影機，否則楊芳真有可能拍攝一段雙方假作戰的影片，送到紫禁城裡道光皇帝的御前，逗皇上開心。戰場上的勝負不重要，皇上開心才重要。     最後，道光皇帝的殺手鐧是，派出時任“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的皇侄奕經南下“討逆”。然而，奕經比前面己任欽差更不堪。英國歷史學者藍詩玲（Julia Lovell）在《鴉片戰爭》一書中寫道，奕經抵達蘇州之後，急於享受蘇州這個溫柔鄉的程度遠大於對英軍開戰。其檔案管理系統漏洞百出：他將往來公文交給手下，然後就不翼而飛。戰爭結束時，任何倖存下來的檔案都被當作廢紙送人，等到要寫給皇帝彙報材料時，才發現找不到一點參考資料，只好憑空杜撰賬目。有一個被同僚形容為“誆騙欺矇，無弊不作”的官員鄂雲，説要去招募鄉勇，居然憑三寸不爛之舌就從奕經那裡拿到一萬二千兩銀子。戰爭還沒有開始，鄂雲就同那群從未訓練過的烏合之眾逃之夭夭、不知所終。     奕經從未認真擬定作戰方案，在戰鬥之前把寶貴的時間精力用到美學的精益求精上。他雖是旗人，卻又是附庸風雅的士大夫，好書法、辭章、詩歌和繪畫，所中之中國文化毒素實在太深了。其隨營畫家窮數月心血，畫好一幅預言式的作品，題名曰《如意指揮圖》。奕經還熱心地動員許多有文才的幕僚，舉辦作文比賽，徵求詞藻最華麗、最動人心弦的“勝利宣言”。他的一位幕僚讀了頭獎的雄文之後嘆息説：“洋洋巨篇，典麗堂皇。”然而，這些書畫和文章都未派上用場。兵敗如山倒之際，奕經率領眾將官丟盔卸甲、奪路而逃，“揚威將軍”變成了“陽痿將軍”。     雖然戰敗，奕經卻向皇帝報捷説，官兵對英國軍艦取得了驚人勝利，用火筏燒毀敵方多艘軍艦，數百名英軍被燒死和溺死，這些大約是從《三國演義》之“火燒連營”中抄襲來的細節。英方的記錄中此戰並無傷亡。道光皇帝聞訊興高采烈，立即賜予奕經雙眼花翎。然而，戰報是如此不可思議，以至於浙江巡撫劉韻珂公開提出質疑。道光皇帝命令對戰績加以查證，奕經卻回奏説：“若再另行查探，迭尋佐證，歷時既久，事轉遊移，將使奮勇有為之士不得即時論功行賞，恐不免墮士氣而寒兵心……無需複查。”道光皇帝居然認可此說法。     奕經也有跟楊芳相似的妙計：反攻寧波之前，奕經由軍費撥錢出來，買了十九隻猴子，本來是想把鞭炮綁在牠們身上，然後丟到英國軍艦上。但因為找不到帶猴子靠近英國軍艦的人，勇敢的猴子們始終未能出征。等到兵敗如山倒之後，飼養員馮氏匆匆逃逸，這批“孫悟空”慢慢餓死在飼養員家的前廳，成為人類異想天開及粗心大意的犧牲品。     清帝國是“泥足巨人”的真相早被英國人看破。一八三六年的《中國叢報》就指出，中國此一“國家抱持著不合群、陰沉的自尊自大，視其他所有國家為其屬下，以為自己的文明、資源、勇氣、藝術及武備遠為優越……中華帝國的整個組織沒有自行粉碎誠為異數。”“外國只要瞄準，然後有力地一撃”，中國“就會踉蹌倒地”。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下旬，英國特使璞鼎查指出：“中國整個決策體制顯示，不管皇帝對臣民有什麽感情，王公大臣及一切軍官除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之外，對其他事務都無動於衷。”一名英國上尉對戰爭期間的情況評論説：“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國家！你在這一地方打、殺、摧毀他們，換一個地方他們還是跟你做生意。”鴉片戰爭期間，官兵殺百姓，百姓組織的民團殺官兵，以及來自不同省份的官兵之間的自相殘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英軍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很多時候，英軍成了中國內戰的旁觀者，然後再收拾殘局。所以，與其說清帝國是被英國人打敗的，不如説是被它自己打敗的。     道光皇帝救不了大清，即便其英明神武的祖先康熙大帝復活亦無能為力。藍詩玲描述了這些從原始檔案中找到的細節之後感嘆説：“這種情況不免讓人心生懷疑：清代中國是怎樣的政治、社會聚合體，一場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血腥鬥爭，對很多人而言竟變成不容錯過的好機會，可以詐欺政府，驅使無知、沒受過訓練的人民，去打一場幾乎穩死的戰爭。”此後數十年，清帝國號稱“師夷長技以制夷”，向西方購買大量槍炮和戰艦，打造海軍和新式陸軍，但甲午年的日清戰爭再次將東亞病夫打回原形。其原因若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就是：笨蛋，不是武器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國民黨是如何敗亡的？        將近一百年之後的中日戰爭，中國的表現並不比鴉片戰爭時有絲毫進步。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E Eastman）在《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一書中道出國民黨政權敗亡的真相：政權的維持還取決於其自我改革的能力，如果改革進行不下去，結果不是革命就是週期性的農民造反大破壞。     易勞逸認為，蔣介石當然要對國民黨的敗亡承擔最大責任，“委員長遠不能算是一個獨裁者，事實上僅僅是一群烏合之眾的首領而已，他常常難以保證推行自己的命令”。易勞逸毫不客氣地指出，蔣“像清朝的皇帝一樣，對他來說政治就是在統治層中的爭鬥”。蔣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於“他難以理解問題的實質”，將“政治問題、行為問題升職經濟方面的問題都視為實質上的道德問題”。蔣介石曾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嚴厲批評黨員和官員説：第一，做官不做事；第二，有私利而無公利，有小我而無大我；第三，重權位而不重責任、享權利而不盡義務；第四，有上層而無基礎，有黨員而無民眾，驕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眾疾苦，與民眾相隔離；第五，有組織而無訓練，有黨章而無紀律，有議案而無行動。這些批評準確而深刻，但說完就完了，被批評對象無動於衷。人類的愚蠢，就是不斷重複悲劇性的歷史——在以上這些方面，今天的共產黨中國竟然與當年的國民黨中國驚人地相似。     無論蔣介石是苦口婆心，還是聲色俱厲，國民政府的權力系統巋然不動。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腐敗、低效、殘忍、暴虐，特別體現在徵兵（“抓壯丁”）環節，死於後方的“凖士兵”多於在前線作戰而死的士兵。蔣夢麟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時，曾在各地考察徵兵情況。他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裡，聽來自廣東的壯丁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他們告訴蔣夢麟，由於沒有準備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挨餓……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蔣夢麟還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裡，為的是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劣，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合格入伍的壯丁，“只四分之一”，甚至“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蔣夢麟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這相當於國民政府公佈的實征壯丁總數。當蔣夢麟把這個數字告訴國軍高級將領時，“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只會多不會少。’”     西南聯大教授陳達的觀察，為蔣夢麟的說法提供了佐證：“由廣西柳州運兵入雲南……一路餓死或病死的兵頗多……士兵夜間許多人共宿一房，無床和被。少數人能坐，多數人站立。次晨開門，有人依牆而死……估計自廣西柳州至交兵地點，死亡的士兵，約占一半。”     即便很多壯丁活著到了訓練營，還沒有上戰場，就被軍官或疾病折磨致死。軍令部的一個電文說，“據國軍某團長説：‘我們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營養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而是浮腫。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餘名。’”訓練營的條件不比納粹集中營好多少，“壯丁一經患病非特醫藥治療,長官漠不關心,而猶責亦照常上操課。偶因病而無力操作者,動輒以木棍或扁擔,加以痛擊,每一責罰，必致壯丁血肉橫飛,非死即廢。甚至有因細故而遭槍殺者, 亦有于行進間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廢或拋入江河岩谷者,極盡人間慘毒。”     “雲南王”龍雲背棄國民政府的原因之一是國民政府不能善待人民。一九四三年，軍政部要求雲南新徵壯丁三千人，作遠征軍雜兵使用，尚知道珍惜本地居民人命的龍雲拒絕説：“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就是說，把沒有經過訓練的平民派上前線，等於送死。一九四四年，軍政部在昆明黑林鋪成立新兵訓練營。由於長途跋涉、醫藥缺乏、營養不良，新兵死亡極多。死者被草草掩埋在團山松樹林中，屍體腐爛，臭氣熏天。附近居民意見很大，經人向省政府提出申訴。龍雲派人前往查看，軍官拿鋤頭挖開鬆土，發現許多剝光衣服後光身掩埋的士兵，死狀甚慘，不堪入目。龍雲在報告上批示：“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軍政部直屬機關，竟然如此，殊堪痛恨！”但也無能為力。     蔣介石固然獨裁殘暴，但壯丁還未上戰場就死亡大半，當然不是他故意如此，這對他無甚好處。但為什麼出現此情況且屢禁不止呢？既不是因為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説的中國缺乏“數字管理”的能力，也不單單是因為技術性的問題（如經濟落後、醫療衛生條件差）等，更關鍵的原因是中國尚未成功轉型為現代文明國家，傳統中國社會中“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風民俗與現代社會斷絕了，而西方敬畏生命的基督教精神、個人與國家形成的契約社會、重視責任感與榮譽感等觀念又未在中國生根發芽，故而在這個怪異的社會當中，人人無所畏懼、放肆而行，人人作惡又人人受害。   中國已經邁入“失敗國家”的門檻       習近平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道光皇帝統治的清帝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華民國又能好多少呢？北京用“刺刀見紅”的方式驅趕數十萬“低端人口”，江西大規模地強行焚毀死者的遺體和棺木以實現“喪葬革新”，假疫苗泛濫全國致死數十萬孩童遭害……這些“今古奇觀”密集發生，暴露了這個崛起的“強國”原來瀕臨“失敗國家”邊緣的真相。     美國學者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指出，成功國家與失敗國家的差異在於，前者是包容性制度，後者是汲取性制度。首先是經濟模式的區別：“比起由少數人建立、從多數人那裡攫取資源卻無法保護產權或者刺激經濟活動的汲取性制度，實施產權、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並鼓勵在新技術和新技能投資的包容性制度，更有利於經濟增長。”進而是政治模式的區別：“包容性經濟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相互支持，以多元主義方式廣泛分配政治權力並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制度是安全的產權和包容性市場經濟的基礎。而汲取性經濟制度跟汲取性政治制度是協調聯繫的，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他們會為自己的利益保持並發展汲取性經濟制度，運用他們獲得的資源，鞏固對政治權力的控制。”對號入座，中國更接近汲取性的失敗國家而非包容性的成功國家。     失敗國家的標誌是：國家職能停擺，中央政府無能力提供「正向政治財富」（Positive Political Goods）——包括無法提供國家安全與人身安全、無法實現法治與政治透明化、無法促進政治參與及人權保障、無法永續經濟發展、無法確保人類發展。這類國家不但欠缺「國家職能」，就連國家相對自主能力都變質成負面的「掠奪性」，崇尚政治暴力乃至於「槍桿子出政權」。     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和美國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 共同編制了“失敗國家指數”（Failed States Index），每年根據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指標就各國總體的社會穩定性進行排名。     2014年的“失敗國家指數”，在全球178國中，16個國家被評為失敗國家。另外，有54個國家被評為獨裁國家，須進行民主化改造，中國名列其中。2015年度“失敗國家指數”中，中國名列第62位，比起排在第79的印度、第80的俄羅斯、第95的越南都要「失敗」。這個排名比中國的GDP排名世界第二（按照“國師”胡鞍鋼的說法，中國的GDP早已超過美國）更重要。     中國的現行體制已陷入“自發性窒息”的狀態。習近平的瞎折騰，不能拯救它，而只能加速其死亡。     中國有憲法而無憲政，憲法可以被隨意更改、塗抹。比如，中國在法律途徑之外由設立信訪辦和上訪制度來作為底層社會之“出氣孔”，卻又動用編外警察和“黑監獄”來對上訪人員嚴防死守。     這樣的政權當然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和愛戴。當美國駐華使館在微博上宣布美方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之時，留言的中國網民當中，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站在美國一邊。有人説：「第一局，（自由）燈塔贏。」有人説：“美帝，再猛烈些吧，世界民主需要你。”有人説：“支持美國加大貿易戰，打醒沉睡的蟲。”有人說：“我以為底下會全是罵聲，看來天朝百姓已經不像以往有飯吃有地方睡就樂意當牛做馬了。”還有的說：「美國制不制裁天朝和老百姓關係不大。普通人還是住破房或沒房住，還是吃粗茶淡飯。天朝賺了100億，進權貴家裏99億，普通人只有1億。」     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上炫耀貿易戰第一階段的戰果，強調過去4個月中國股市跌幅高達27%，顯見貿易戰已成功重挫中國經濟。沒想到竟引來大量中國網友翻牆留言，自爆中國股市沒有多少參考價值，建議川普應針對中國房價猛攻，只要房價泡沫一崩盤、中國就完蛋了，「打中國股市沒用，中共不關心。打爆樓市，中共才會低頭！」這種踴躍為敵國出謀划策的民間心態，跟鴉片戰爭時毫無二致：那時，無數中國民眾找到官兵荼毒和劫掠，反倒盼望英軍早日進駐，驅趕官兵，恢復秩序。此前，官兵強迫他們提供勞役、繳納特別捐稅，英軍卻以相當公平的價格向他們購買食品和日用品，他們當然將英軍當作“王師”了。     習近平統治的中國，雖然還不屬於“失敗國家”行列，但已邁向“失敗國家”門檻。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名言是：“蘇聯的今天，中國的明天。”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名言是：“委內瑞拉的今天，中國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