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解中的“牵线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3> </h3><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30px; font-family: 瀹嬩綋, Tahoma;"><div id="content"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div id="content2"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ba-gong，走上了激进道路。团结工会的ba-gong此起彼伏，工人们的政治浪漫主义达到高潮，步步挑战政府的控制能力，社会的失控状态日益严重。　　而这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迫在眉睫，已经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兰能否避免上述两国的悲剧，考验着所有人的智慧。教会再次表现出超越党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个党派之间的分歧，寻找摆脱危机的共同出路。　　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运，国家被苏军占领，于是教会人士不断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间穿针引线，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并呼吁要防止无政府主义，避免国家陷入内战。　　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屡次向教徒宣讲保罗二世的手谕，希望教徒在非常时期保持和平、镇静、理性以及本着对整个民族的负责任的精神来看待当前的民主运动。由于对立的双方都表示能够接受教会的调停，致使波兰的民主运动能够在良性运转。而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却积劳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对朝野双方都有很大的震动。　　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两次会晤继任的红衣主教约·格莱姆普，就防止苏军压境和建立民主协商阵线与他达成一致意见。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苏联的压力下，本着“与其俄国人占领不如我来军管”想法，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取缔团结工会，逮捕其领导人。仅1982年一年，就有10100多人被拘禁，到1983年7月22日解除“军管”后，团结工会仍处于非法状态。剧变后的1990年10月5日的《共和国报》上，雅鲁泽尔斯基首次披露“军管”的动因。　　他说，我认同教皇要求的双方克制态度，苏联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重演对匈牙利与捷克出兵的局面。“当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可怕漩涡，一场灾难就要发生，波兰这艘航船已经失去平衡，失去控制。我们受到东西方关系中‘冷战’的强烈冲击”，与其让苏联人出兵不如波兰人自己出兵，这种“损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事情”，的确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抗拒性。后来启动“圆桌会议”，就是我始终不渝地认为，“妥协、谅解、和好的道路对波兰来说是一条最保险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经常受到批评，这是不公正的和浮浅的。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后，又是教皇出面呼吁不要使波兰陷入冤冤相报的浪潮。　　 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访波，对试图摆脱苏联桎梏的波兰民众又一次带来巨大的鼓舞。教皇强调，应该把支持政治多元化作为全民协同行动用以解决政治危机的前提，有什么矛盾能比过“亡国之痛”，能比过123年没有祖国的感受。在波兰天大的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商谈，民间力量和政权不是宿敌，不要兵戎相见自相残杀。1988年8月26日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根据教皇倡议精神，提出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举行圆桌会议。　　 1988年8月31日在天主教主教东布罗夫斯基的反复撮合下，团结工会的瓦文萨和内务部长基审查克、政治局委员史·乔塞克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就一系列协商步骤开始接触。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诚意，前者学习做政治反对派，后者学习真诚地对待对手而不成为敌人的共处方式。　　从此后在波兰的政治和解过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们扮演者“中间人”角色，通过对各个政党劝说和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并造就出一个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　　 1988年12月-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两个关键性的文件：《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月化问题的立场》，从此开启了波兰的民主化道路，89年2月6日至4月5日57名代表参加的历经60天的“圆桌会议”，成为波兰民主化转型的开端。　　 1990年在马佐维耶夫政府邀请教皇再次访波时，保罗二世间接表示，波兰需要一个在普遍选举中产生的总统，这将有利于在国际舆论中塑造新波兰的形象，为了打破政治舞台上的垄断，必须尽快走上政治多元化的道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1990年12月9日，瓦文萨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得74·7%的选票，当选为波兰总统。所以有人说，教-会既是是推动改革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压垮前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瓦文萨坦言，波兰剧变的功劳50%归教皇，20%归里根、撒其尔夫人、戈尔巴乔夫，30%归波兰人民。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无疑反映了波兰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数。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超越的角色，波兰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经济转轨中的制衡作用 　　 1990年初，瓦文萨在格但斯克的教堂前对居民们说，“45年来波兰的经济车轮一直向左转，现在我们想把它转到右边去”，从此波兰开始了“后团结工会”时代的经济转轨之路。　　一般来讲，东欧国家前体制垮台后的空间会被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基督教文化、社团主义以及新社会运动所填补。这些社会力量是否会演变成民粹主义思潮或黑社会势力，主要取决于社会整合力量的基础是什么？　　在这方面中欧国家做得要比俄罗斯好，是由各种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由于卫星国被苏联帝国统治时间短，原来社会的有机构没有被完全破坏，重构起来相对容易。　　其次，它们自身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在中欧，民主化、市场化与第三种转轨的“社会自我建构”的公民社会是同步进行。他们已经从“社会-国家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下脱离出来，从转轨初期的工会不像工会、政党不像政党、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发展到现在明确的“三分天下”，一部分政治化走向公共权力的政党，另一部分则倾向市场选择，其余地则由公民组织的社会承担，变政治化国家为社会化国家。　　第三，这其中宗教的整合能力功不可没，它是社会凝聚力“粘合剂”。剧变后国家社会往往处在易散不宜合的状态下，由“破”转为“立”的过程中，原来反体制的聚合力量的矛盾在对立面消失以后便会突然加大，呈现出一种“互不服气”的“诸侯争霸”的局面，而这时曾经在政治和解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宗教，依然能够延续它的超越能力，为各方提供互动联系，比较容易达成“底线”共识。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教会都会回落到原来职能上，不再介入世俗政治。　　第四，对前体制的反感程度与经济转轨的承受能力成正比。　　在中欧地区宗教与转型中国家总体而言是政治上契合程度要高于经济上。因为宗教向来与充满物欲的市场经济不睦，它体现的是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后东欧时代的民选政权可以容忍宗教与前政权之恶作斗争，却无法容忍宗教对市场经济的干扰，对教会的态度会发生转变。　　天主教与东正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天主教把私有制看成是自然法的规定，所以它是拥护私有化的。对政治转型以后的经济转轨，人们往往有着浪漫的幻想，认为把属于个体的私有财产变为“官有”肯定是极其艰难的，而反过来，把以前属于个体的东西返还给大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一旦面对转轨的艰难和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时，批评现实和怀旧的情绪就会上升。　　在“休克疗法”最艰难时时候，又是教皇出面要求人们支持团结工会政府，说统一工人党搞了40年，现在新政府上台不到四年，大家应该给予他们时间，要抱团共渡难关，隧道的尽头就是曙光。　　虽然整体而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教的回归使它作用不像政治转轨时那么显著，但仍能够抵御社会的浮躁情绪。宗教的反腐败、平衡、心理医治、疏导、诚信、慈善作用仍然能够看到。剧变之后，在大中小学，宗教文化历史课取代了政治课。最后当代教会也作出了一些适应时代的改进，比如功能多样化、社会服务化以及年轻化。　　旅波的中国人开玩笑说，教会的多功能性，把很多国内宣传部、民政部、社会部的工作都承担起来了。不能想象在那里没有教堂人们该怎样生活，基本上一个社区都是以一个教堂为活动中心的。　　教堂不但是人们聚集场所，也是青少年学习历史的博物馆，还是联谊纽带、老年活动室（唱诗班的合唱团）、心理疏导处（忏悔聆听）、贫困急救站、婚丧、新生儿出生人生大事主要平台。每年到深秋教堂都会举行义卖，赈灾募捐、慈善救助。天主教的存在有利于社会形成一定的适应力和弹性机制。　　波兰人的宗教在转轨时期提供了社会伦理规范与精神秩序的来源，而宗教宽容传统优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倾向对政治民主和和经济市场化的不利影响。至于它的负面作用我们将另文谈论。</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