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in 0in 10.0pt 0in">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262018GMD1.jpg" width="398" height="400" alt="" />  </div>   谨以此书献给西南师范学院—— 1957年公民行动的抗辩者与受难者 1980年公民行动的参与者与见证者<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262018GMD2.jpg" width="500" height="664" alt="" /> </div>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in 0in 0in 0in">   </div> 1980年秋天，发生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民主竞选运动”和“普通人”文学社这两大“事件”，不仅强烈地刺激着当时校园里的“现实政治”，而且其历史影响堪称深远。就西师这个小小的“地域文化空间”而言，分别来自权力者与无权力者这两种精神谱系的较量，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息。1980年的那些青年大学生第一次呼唤出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口号，第一次高举起了具有“现代公民”权力诉求的旗帜。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公民运动”，本质上是“无权力者”积极争取合法权力的社会实践运动；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对抗与较量。代表“现代”的年青一代，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们希望通过他们自己与权力者们通力合作，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化。而且，这种转化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与民主生活有关的组织形式、权力结构，也包括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艺术观念等各个层面；正是在“新公民运动”的宏阔涵盖之下，文学社成员提出了“普通人文学”的理念，这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生公民对文学应有的精神感知、文化取向和审美立场这些基本权力的诉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大学生公民并不仅仅将民主自由的理念作为口号，而是具体落实到文学思考、探寻以及批判和创造等等权力的操作层面。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in 0in 0in 0in"> 目录 </div> 前言：“新公民运动”与“无权者写作”/7 绪论：无权力者的悲剧精神及审美觉悟/15 第一章民主选举历史大潮/17 一 “独立候选人”在西师出现 二西师的第一份“竞选宣言” 三整个校园内的空气被引爆了 四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新选举 五新《选举法》凸显“中国问题” 六什么样的春风吹皱了“这池春水” 七 “思想解放运动”与“庚申改革” 八一条清晰的历史文化路径 九 “让我们新一代来推动中国” 第二章公民行动风起云涌/42 一起源于上海，磅礴于全国 二风起云涌的校园“竞选风潮” 三 “异常情况”与正常表达 四政治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健康 五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本质 六现实与历史交织的“诗情画意” 七陈敏进行演讲并接受选民咨询 八民主选举推动学生会选举 九这是多么神圣而伟大的初恋啊 十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演讲 十一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青年公民 第三章民主尝试选举成功/71 一献给“学生竞选者的诗篇” 二 “她属于我们——不要放弃!” 三《民主的尝试》振聋发聩 四通过民主选举“找到了自己” 五校园民主选举宣告胜利结束 六《即将过时的话》并没有过时 七 “拥抱未来”与“清算过去” 第四章历史血痕精神来路/93 一面对惨烈而深刻的历史存在 二从“海纳百川”到“雷霆打击” 三从“百家争鸣”到“噤若寒蝉” 四那些“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五 “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 六 “敌情观念”与“阶级逻辑” 七押送到各种款型的“夹边沟” 八有人陷入厄运，有人抓住良机 九 “红专大辩论”与“仪式化表演” 十 “拔白旗插红旗”与“拔头筹争头功”， 十一赋予“神秘使命”的“被选中者” 十二傻子与疯子在比谁更加荒诞 十三 “气若游丝”般的道义迹象 第五章民主灯塔人格巨像/124 一我们的“精神导师”董时光 二他都放了一些什么样的“毒” 三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与思想启蒙 四一座巍然屹立的民主思想灯塔 五他竟然获得全国名牌右派的称号 六他传奇般地进入我们的精神境域 七谁来为吴宓教授招魂 八他洞悉了“新文化”的专制主义秉性 九暗夜中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 十吴宓笔下师生关系的种种丑态 十一坚守“文化憎恶仇恨”的立场 第六章文学精神社团旨趣/152 一 “普通人”文学社宣告成立 二悲怆英勇的文学反叛和精神出走 三 “普通人”渴望获取“文学主权” 四亮出一面“文学自由主义”旗帜 五特殊的文学宣言书和精神启示录 六必须恪守“人性和民主的原则” 七对“普通人文学”认识的含糊不清 八谁是“普通人”文学谱系中的主角 九公民权益的缺失与文学的悲愤 十 “悲愤与抗辩”精神的代名词 第七章思想异端渊源所自/177 一我们的精神摹本和“知识表率” 二 “明道救世”的责任与担当 三 “自我审判”与“精神流浪” 四我们的思想典范与道路选择 五使徒般的荣誉在灵魂中朗照 第八章《燧石》群体文学事件/191 一几个文学群体的行事风范及思想差异    二发生学视角中的《燧石》群体 三张黎群的鼓动与《燧石》的诞生 三田园牧歌的校园瞬间充满杀机 四 “普通人文学”的两篇典范之作 五面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警察” 六骗子一倒,你们又变成牧师了 七《燧石》死而复活引发“非常事件” 八林青：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异类” 九怀抱着“历史乐观主义”的确信 十校园的“惊弓之鸟”与“思想判官” 十一《燧石》前传：《民主之歌》的诞生 十二到哪里追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第九章文学小组阿多诺圈/225 一一个读书思考的“地下群落” 二 “人的现代化”与“爬行的物类” 三  构建具有文学理想的价值生活 四与会者有一种偷尝禁果的感觉 五营造这种友谊是真诚而美好的 六面对“劫后余生、万象更新的时代” 七吉拉斯与日丹洛夫谁更“黑色幽默” 八 “普通人文学”的精神源泉和哲学注解 第十章课间文学校园情愫/246 一 “课间文学”是一种什么文学 二献给学生竞选者陈敏的诗 三竞选者的人类眼光和自由情怀 四献给学生竞选者黄云开的诗 五他绝不是一个人在“啸吼” 六令人血脉贲张的“一二九纪念特刊” 七举报者在诗歌中发现了“敌情” 八  耐人寻味的“小小说专号” 九 一种批判者的乐观主义豪情 十 别有用心的《1980年西师十大新闻》 十一 最早反映“三农问题”的组诗 十二 校园文学的“新闻性”和“讽喻性” 第十一章最后清算荒诞出演/275 一 专题讨论会与《普通人》杂志的创办 二 社办印刷厂与《普通人》杂志的夭折 三 严惩“普通人”的几条“官方标准” 四 “普通人”的抗辩与官方的“清算” 五 毕业分配：最后的“摊牌”与惩罚 六 仿佛“穿越”到了1957年的夏天 七 我们“就像一群等待判决的犯人” 八 分配即绞杀：无所不在的“黑色幽默” 九 “普通人”文学社永远在跋涉的路上   附录一：西师校园民主运动历史资料/298 民主是主流/低衢 民主的尝试——回顾民主选举/黄云开陈敏罗立为 即将过时的话/低衢 附录二：“普通人”文学社历史资料/303 “普通人”文学社宗旨/王康执笔 致大学生竞选者/张育仁 民主之歌/集体创作/张育仁执笔 后记：本朴而自由的写作才是美丽而动人的/322 ——为“1980年代”提供“呈堂审理”的思想证言         前言： “新公民运动”与“无权者写作”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262018GMD3.jpg" width="500" height="406" alt="" />                               近四十年前，也就是1980年的秋天，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个堪称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一是风起云涌的“民主竞选运动”的勃兴，其二是“普通人”文学社的成立。这两件事不仅强烈地刺激着当时校园里的“现实政治”，而且其历史影响堪称深远。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历史亲历者重返八十年代的思想与文学现场，不禁感慨万端，思绪难平。 时隔几十年，我们应该如何去审视和评价这两个在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上具有深刻内在勾连的历史事件？在当时，我们或许不太看得清楚，但是在今天——特别是经过漫长的文明启蒙、精神觉醒，特别是在人类常识、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在此基础上再去回顾和评判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风云，答案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了。这两大历史事件，就其所具有的现代文明内涵和自由民主价值取向而言，我们将其称为八十年代的“新公民运动”，应该是无疑的。 钱理群先生至今认为，1980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是在“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所掀动的“不平常”的历史波澜。毫无疑问，发生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民主竞选运动”和“普通人”文学社这两大“事件”，就是这一“不平常”的历史波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校园民主运动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由这些青年大学生第一次呼唤出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口号，第一次高举起了具有“现代公民”权力诉求的旗帜。请注意，这场“新公民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大学生们不仅提出了“公民权利”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公民权力”的诉求；这些权利或者权力，既包含基本的人权，即思想言论自由权、生存权，以及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普世内容，而且还重申了一系列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权利和权力内容。 “普通人”文学社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事件”，就是因为，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大学生们争取思想言论自由权，特别是“文学主权”的一种积极正当的举措——自然是校园民主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与争取“文学主权”应该是争取公民权益题中应有之意。因为 “作为文学写作主体的人，应不应该首先宣示自己的‘文学主权’，也就是作为文学写作主体的每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规划自己的艺术人生，乃至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倡导自己的艺术理念？所以，解决‘文学主权’的权属问题是个首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普通人”文学社之所以具有历史存在意义和现实批判意义的价值所在。 正是在“新公民运动”的宏阔涵盖之下，文学社成员提出了“普通人文学”的理念，这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生公民对文学应有的精神感知、文化取向和审美立场这些基本权力的诉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大学生公民并不仅仅将民主自由的理念作为口号，而是具体落实到文学思考、探寻以及批判和创造等等权力的操作层面。 因此，既然我们能够毫不犹疑地将当年的大学生“校园民主运动”称之为“现代公民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不可以将“普通人”文学社倡导的“普通人文学”称之为“现代公民文学”呢？至少应该属于争取“现代公民文学主权”的文明范畴。我想，这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悬念的。 论及1980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以及与这场“新公民运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和民间自办报刊的勃兴，必然会引起我们对这些深刻在历史记忆中的“事件”的探究兴趣，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发更多的亲历者加入，从而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么，对这两大“历史事件”除了“现代公民运动”的文明属性定位之外，还有没有更为独到深刻的洞察和辨识？我认为，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体察和思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了不起的启示。这个捷克公民运动的伟大推动者和思想战士在他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中，向我们作了这样的重要提示。他说：   这些所谓的“异见者”，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观点来自哪里？这些观点有何意义？他们合力推动的“公民首创运动”其意义又在哪里？他们又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能否视“异见者”为反对派？若是的话，他们在现有体制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赖以立足的基础是什么？这些位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们，这些“异见者”们，他们靠自己的理想能对社会和现存体制产生什么影响呢？他们真的能改变现状吗？我想要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审视——关于“无权者”的潜力的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无权者们在其生存环境中的权力的本质问题。   哈维尔急促而焦虑地提出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凸显出它的现实性、重要性和风险性，而且都具有难以规避的紧迫性和思辩性。当年，他和他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伙伴，即“无权力者”们所面临的这些重要问题，显然已经完全超出了捷克社会后极权主义语境的范畴，具有更为深广的历史指向和更为现实的“临床医学”意义。1980年的现场，如果说当时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那些积极参与者是所谓的“异见者”，这恐怕不是事实。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心存异见，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型背景下、在官方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间民主自由诉求的实践背景之下，尤其是在准确领会1979年新《选举法》的前提之下，为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顺应现代文明潮流所进行的一种具有合法性和逻辑性的公民运动。 因此，就这一“特征”而言，这场发生在这个校园中的“新公民运动”，还并不完全与哈维尔所指称的捷克公民运动，甚至普泛于整个东欧的公民运动的情况相同；不过却似乎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兴起在波兰的，以“萨米亚特”为标志的公民运动部分相似，；十分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这场公民运动与几乎同一时期兴起在匈牙利的公民运动，在实质上却更为相似。 波兰的萨米亚特知识分子在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中，特别关注存在的自由，他们习惯于通过哲学、伦理和文学的探讨去寻找生活的真实。他们处于后极权时期普遍的生存忧虑，特别是精神困惑当中；因此他们时刻警惕公民良知和责任感的萎缩；他们将体制的改变这一目标视作生活的目标，因而在本质上希望构筑一种自我的、自由的和多元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现实”给予他们的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因此，波兰的萨米亚特知识分子最终提出了与捷克知识分子相同的诉求：生活在真实中。不是说，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没有“生活在真实中”的历史诉求，而是说，他们在普遍觉悟到“生活的不真实”，希望通过民主选举，通过文明历史的推进，使中国社会能够及早地走出生活的“虚伪”、“虚假”和“虚幻”；希望权力者能够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与所有的公民一道走出“前现代”的生活困境——“大家一道”共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美丽新世界”。 就此而言，1980年中国的校园民主运动与匈牙利知识分子发起的公民运动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内在相似性。匈牙利哲学家基斯·亚诺什曾经在“萨米亚特”属性的杂志《发言人》上撰文指出：匈牙利的现实危机，从本质来说，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危机的逻辑延续。他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推导，采取的是“因果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妥协的政治，即“反政治的政治”。 他认为，1956年的改革者们对社会改革的诉求是温和的渐进的，甚至完全是建设性。然而，他们的诉求却受到了野蛮的压制与粗暴的批判，于是整个社会又倒退到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当中，知识分子和所有的民众都重新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这种境况与1957年发生在中国的悲剧极为相似。后来，基斯等人又发表了《新社会契约》一文，呼吁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宪政法治、言论自由、维护劳动者利益、社会安全和人权等等。值得庆幸的是，这份重要的宣言给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提供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思路，他们最终与来自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共同宣称：“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卓越努力终于使1956年的改革者的梦想成真。 由此对照1980年中国校园大学生的民主改革诉求，他们与匈牙利改革者的社会革新诉求是何其的相似！他们无非是重新拾起了1957年那些受难者诉求的旗帜，希望通过民主和法治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文明进程；他们的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匈牙利的公民运动的参与者相比，他们还没有“激进”到提出建立“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的诉求。因此，他们当年提出的那些关于中国社会改革方方面面的诉求，远比匈牙利的改革者还要温和，还要具有渐进性和建设性。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诉求，也竟然被“历史”所搁置和“误读”了！或许正是有感于此，钱理群说：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右派们。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也因为拒绝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80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并不免产生这样的隐忧：中国能抓住这迟来的历史机会吗?      王军涛对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那些先驱者和殉难者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赞美他们是“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对“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民主理想，作了正面的评估和称道。从某种意义上讲，1957年的那些先驱者和殉难者似乎是被动地陷于“阳谋”，而缺乏自觉主动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意志，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肤浅的，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具有非常自觉的公民意志，有非常强烈的公民诉求，更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公民人格！因此，将他们称之为1957年“公民行动”的先行者和勇敢者，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完全恰当的，更是符合历史的道义精神的！     “中国能抓住这迟来的历史机会吗? ”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急切而焦虑的忧患吁告，除了政治高层不多的清醒者之外，更多的应该是来自知识界、思想界和广大的青年大学生群体。而各个层级的官员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去操这份“闲心”。 1980年中国的校园民主运动的亲历者，他们所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历史情景呢？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秩序惨遭破坏、公民的自由亟待恢复和权利亟待归位。在这个极其重要的转型时期，他们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和公民意志等等，在这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首创运动”中，发挥得格外出色，体现得格外鲜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出他们那些具有公民首创精神的意见，有多少不是和当时高层关于“解放思想，铲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以及“推动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等等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那些与公民基本权益相关的诉求，在“本质上”是与官方设计的“现代化”蓝图基本上是合拍同调的。尽管如此，还是晓得十分的滑稽——他们居然得到“异见者”的“封号”！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不具有合法性，而是因为来自权力内部的保守力量对他们的偏见和恐惧。尤其是在保守力量盘踞的不少基层单位，诸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观点来自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赖以立足的基础是什么？”这一系列隐含着“敌情观念”的疑问，在校园民主运动开展的每一天，都萦绕在这些权力中心主义者的脑子里始终无法排解。因为，这些权力中心主义者，他们在的许多人都是1957年的“胜利者”或者受益者。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从“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思维惯性当中拯救出来。就像他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从1957年那些抗辩者和受难者的公民意志和公民诉求中分离出来一样。 非常有趣的是，在哈维尔的提示中，我们发现，就捷克的情景而言，这一系列问题是“异见者”在确认自己是“异见者”的前提下，对他们自己发出的诘问。而在1980年的中国，这样的质疑却一如既往地来自那些拼死阻扰思想解放和民主进程的顽固势力，尤其是地方顽固势力。事实上，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们，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异见者”。就像1957年的抗辩者和受难者一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本质上说”都几乎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拥护者和建言者。他们既没有“妥协的政治”的念头，也没有“反政治的政治”的企想。按照福柯的“规训”理论进行解读，确切地说，1980年民主运动提出的那些基本诉求，恰好反映出了那些积极参与者的“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特征的呈现，就是权力者长期规训的结果。它十分尴尬地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规训代替酷刑是古典转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过程不是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人性的张扬，而是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一种新的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的产生。其实质是‘从控制到控制’。”；“一个使身体受制于思想控制更为有效的惩罚机制，它深入到社会身体的内部。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房志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虽然对“目前官方和老百姓”公认的那个“正确”的公式，即“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为此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可问题是：“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因此，他认为：   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   他的结论是“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因为只有“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才是最“合理”、最“科学”的政改方案和民主社会图景。由此可见，这哪里是“异见者”的思路与理想呢？显然，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们，之所以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自己是“异见者”。这种情景与他们的前辈——1957年的抗辩者和受难者何其相似乃尔！此情此景，一方面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明显受制于“规训”。但是，如果仅仅基于此来判定这两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们都完全是匍匐于权力者的规训之下，那就不真实不客观了，或者说是极其片面的了。事实上，无论是1957年，还是1980年的那些民主运动的“试水者”，他们虽然没有意识到，或者表明自己是“异见者”，可是，他们之所以被官方认定是“异见者”，就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或多或少还是“越出”了规训的边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行动证明，规训并不是万能的；规训与反规训一直处于对抗与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对照中国的1957年和1980年的民主运动的实践，福柯的规训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不太严密的，而且在“实证”上是缺乏充足的事实根据的。 进一步而言，1980年的公民运动，也就是“无权力者”争取权力的社会实践运动，从本质上来看，应该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对抗与较量。代表“现代”的年青一代，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在官方，特别是在官方保守势力的理解中，“物的现代化”，亦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才是“现代化”的根本旨趣。那些“无权力者”执着地认为，“人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指向未来，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指向“当下”！他们希望通过他们自己与权力者们通力合作，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化。而且，这种转化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与民主生活有关的组织形式、权力结构，也包括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艺术观念等各个层面。也正是在规训与反规训，亦即文明与反文明、现代与反现代、理性与反理性等等方面，“无权力者”与权力者之间在智力的高下、情感的美丑、理智的有无、手段的文野等等方面，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由此而来，形成了两个貌合神离的群体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意义上，代表规训者群体的官方保守势力将这些试图通过合法性民主实践获得“权力”的人们视为“异见者”，的确称不上是冤枉的。 这一切就如同哈维尔所揭示的那样，无论是站在“无权力者”的立场，还是站在权力者的立场，恐怕都不会回避这样一系列问题：“他们在现有体制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赖以立足的基础是什么？这些位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们，这些‘异见者’们，他们靠自己的理想能对社会和现存体制产生什么影响呢？” 也就是为了能够更加生动具体、有理有据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才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将读者引领到1980年校园“公民运动”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历史现场。让人们自己去感受、去思考、去领悟。去得出自己的答案。这部书，是一部“迟到了”的书，是近四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悲怆而壮美的青春实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民选和“普通人”文学社留下的生命印迹与思想残片。这种回忆文字只有将它们置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民间的民主自由诉求，特别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文明潮流中，才能真正掂量出它们的价值意义。王康曾经将这种归返历史现场的庄严凭吊，称之为“英勇的回越”。就本书的写作而言，当然谈不上“英勇”，但是庄严和悲怆却是“回越”的主调。 奥威尔告诉我们：自由的思想塑造自由的人格，但是这种塑造需要凭借两个条件，一是凭借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经验，进行审视和研究，形成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庄严地归返历史的现场是无疑是最佳的途径；二是通过“语言”来完成这样的人格塑造。他所说的“语言”，除了具有思维功能属性的语言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实践语言”。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的实践就是最值得审视和研究的“语言”；这是一种具有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青春气息和自由风骨的“语言”。本书所描述的这种“庄严和悲怆的历史回越”，或者叫“悲怆而壮美的青春实录”，其实说到底，就是希望通过对这种能够塑造自由人格的特殊“语言”的庄严回顾和真切感受，使我们在重新获得“历史感”的同时，重新获得“现实感”——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活在现实当中，都是具有“现实感”的；也不是每一个人活在现实当中，都是具有“历史感”的。奥威尔的意思非常明白，他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现在和未来。”然而，“无权力者” “控制了过去”，乃至“控制现在和未来”，与极权主义者所说的那种“控制”，在目的和手段等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 简言之，我们重返历史的现场，重新追寻历史的原声，刻画历史的原貌，不是为了去“控制”谁？我们的这种历史写作，不是“真理部”控驭之下的权力写作，而是在充分尊重历史、敬畏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公民写作”。 这种写作在本质上属于“无权力者写作”；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有力量的写作，就是这样的“无权力者写作”。古往今来，那些貌似强大，貌似可以“控制”一切的“权力者写作”，严格地讲，都仅仅属于一厢情愿和自娱自乐、自恋自慰的写作，因而是一种徒劳的、荒唐的、愚蠢的、可笑的写作。 从这种意义来看，只有“无权力者写作”——当然，这种“写作”是广义的，首先体现的是公民作为一个权利主体、意志主体的社会实践行为，亦即“行动写作”，其次才是体现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书面写作”。 这两种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的写作，相比于“权力者写作”，其生命之树是永远长青的，是永远感人至深的！在近四十年前的1980年10月，西师民主选举刚刚开始不久，王康在《即将过时的话》当中，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悲怆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为批判旧世界而付出的代价决不会白费，反对邪恶和专制，没有一样是枉然。因为，所有这一切，包括牺牲，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力量。批判者们的灾祸，是人类进步的祭礼，他们所承担和表达的，绝非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   同样，在这一年的11月初，西师民主选举结束的前夜，他在《民主的尝试》的结尾，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豪迈情调这样写道：   中国的悲剧应当收场了！美好的事物虽然总是姗姗来迟，但她总是会来的，而且总是笑着来的。   由此看来，“无权力者写作”是具有广阔的历史前景的写作，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写作。这是因为“他们所承担和表达的，绝非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同时它是还是与“美好的事物”结伴同行的“书面写作”和“行动写作”；是为了结束“中国的悲剧”的写作，因而它是一种世俗而伟大的写作！                                                                龚铭栋 2016年6月26日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div> </div><div> </div><div>（待续）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