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一章

绪论： 无权力者的悲剧精神及审美觉悟 <div style="border-top: none; border-right: none; border-left: none; border-image: initial; border-bottom: 1pt solid black; padding: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0201831-b1.JPG" width="137" height="178" align="right" alt="" /> </div>   西南师范学院有两大传统精神谱系：一是由权力者建构的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精神谱系；二是由无权力者顽强建构起来的反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的自由精神谱系。这两大精神谱系的对峙可谓由来已久，各有其渊源及流变的历史过程。 由权力者建构的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精神谱系，其构成因素非常复杂。从中国内在的文化传统考察，可追溯到悠久漫长的专制文化历史；若从外在的文化来源考察，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以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专政为特色的暴力管控体系、以斯大林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思想控制与肉体消灭体制。这两种来自中国内外均以暴力管控思想和肉体为“文化特征”的权力体系，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的延安最终媾合同构的一个自足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及管控体系的——可以说，1949年以后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都是这一全能主义精神谱系的扩张与延伸。 而由无权力者顽强建构起来的反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的自由精神谱系，其构成因素也非常繁富。同样可以从中国内在的文化传统进行考察，由此可追溯到悠久漫长的反专制文化的历史，特别是来自民间反抗暴政、来自士林反抗管控的历史；若从外在的文化来源考察，同样可追溯到欧美的文化传统，重要的有古希腊的民主体制和自由传统、欧洲大陆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贡献等等，特别是在反抗斯大林主义和苏俄“乌托邦主义”过程中顽强生长起来的、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无权利者的权力”的杰出思想体系。这种以反抗暴力管控，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为特征的精神谱系，自古而今一直受到严酷的打压时显时隐，但通常是以“潜流”的方式在知识分子中顽强地续接与传承。 自1949年以来，在几十年的对峙博弈过程中，这两种精神谱系之间的“恩怨”一直没有停息，但两者力量的对比非常悬殊。特别是在1980年民主选举运动开展之前的三十年当中，无权力者争取权力的抗争几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谢泳先生有个观点。他认为：在过去那个年代“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但是，在1957年，当300余万知识分子普遍地、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批判性，亦即“抵抗性”时，他们同样难逃悲剧的命运。当然我们知道，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所遭受的被奴役的命运，与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所遭受的被奴役的命运，其悲剧的“本质”和“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此，有必要先简单谈谈具有“普遍的抵抗性”的知识分子对悲剧持什么样的态度。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的古典知识分子，他们其实一直对悲剧和悲剧精神有着深刻的审美觉悟，并自觉地将这种觉悟引入自己的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和美学建构当中。1957年之前与之后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民族悲剧历史情境的深刻洞察和忧虑，是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变革的激情来源；对悲剧和悲剧精神的审美觉悟，还给他们的这种富有道义担当的气质秉赋中不断地输入的旺盛生命原能。正是凭借着这种觉悟，他们始能将自己深深地浸润在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呈现的悲剧情境中，去痛彻地体验人生的悲怆与豪迈，去强烈地感受生命意志最激剧的冲突和壮美——这也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1980年青年大学生积极参加民主选举运动的一个重要精神坐标。 这样一种自觉而崇高的悲剧体验，使1980年的这些年轻的思想者和实践家对深陷于悲剧矛盾和冲突中而横遭摧折的悲剧英雄，或曰悲剧诗人，有着不同凡俗的心灵洞察。无论是对王国维、胡适、陈独秀、吴宓、董时光这样的文人悲剧英雄，还有对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遇罗克这样的民间悲剧抗辩者的读解，都能见其难以自抑的审美感动，其至激情冲动。正是发轫于这种深切的悲剧体验，使他们在整个民主选举运动中都能够以一种“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和悲壮情怀去迎击所面临的一切。 就像1957年的前辈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那样，1980年的青年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们，他们并不是将获得足够的选票，从而进入“人民代表”的序列视为根本目的，而是能够将他们和他们的前辈所处的悲剧境域和悲剧精神置放在世界民主潮流与终极关怀的寥廓背景之下，进而将神圣高迈的自由意志贯彻其中，任其流畅锐达地奔行在以民主选举为主题和期向的诗化哲学的体系建构当中。可以说，这正是两代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在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中贯彻悲剧精神、期望穿越悲剧境域的卓越体现。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悲剧提醒，以及近现代革命和文化运动的悲剧演示，这两代自由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从更为深广的历史视角与现实可操作性的逻辑勾连上，为“新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制度建设提供积极的思路和实践勇气。如果说，1957年的自由知识分子主要是从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变革走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以及南斯拉夫的实验等等历史事件，从那里去读懂和体验悲剧的审美涵义。 那么1980年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更多的是从国内的“西单民主墙”、“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检验真理标准问题”、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等等；从苏联、东欧等国的公民运动，特别是善于将其与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探索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善于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哈维尔、米奇尼克、科拉柯夫斯基等人关于人道主义和自由意志的思考，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布罗茨基的愤怒抗辩与自由抒情，将加缪、萨特、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卡夫卡、海明威、索尔贝娄的思想探索与审美贡献广泛联系起来，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他们是从这样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境域和思考维度，去读懂悲剧的审美涵义。在这一点上，他们比1957年的抗辩者和受难者无疑具有更为广阔的人类视野和文明胸襟。 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即是未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的文人悲剧的延续当中，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觉悟到“无权力者”主体人格的崇高悲怆及其存在价值，就正是体现在这种一意孤行又不断遭到凌历打击的“希绪弗斯”式的悲剧境域中。 就西南师范学院这个小小的“地域文化空间”而言，分别来自权力者与无权力者这两种精神谱系的较量，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停息。然而每一次较量，几乎都是以无权力者的“失败”而告终。他们不会相信，那些总是被他们剥夺话语权、踩在脚下，任随其蹂躏的无权利者，还会向未来的历史以及未来的人们昭示什么、贡献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或许以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是一种“铁律”，权利者有随心所欲“处置”历史的权力；特别是经过他们的封存或者删改之后，这些“不识时务”的“失败者”已经完全被人们所遗忘了——无权利者与权利者较量的“下场”，如果不是被权利者妖魔化，就是完全被历史所抛弃。但是这个学院中的权利者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些似乎已经完全被历史所“忽略不计”的“失败者”，居然会重新被后来的更为年轻的校友们“发掘出来”，进而被推举到悲剧英雄的神圣地位！这些“失败者”的悲剧故事和他们的悲剧精神，竟然会被后来者视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成为他们精神的传承者和他们历史使命的续写者。 在西师这个校园里，以董时光、吴宓、曹慕樊、谭优学、秦效侃为代表的这种精神谱系，就是这种格律坚劲的悲剧精神的具象。在后来者的追溯中，他们所体现出那种以“道”抗“势”的伟大的悲剧精神力量，成为了后来者重新打量和评估他们的历史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起点。在1980年的民主选举运动中，新一代的思想者通过这种十分重要的精神寻访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实践中，怎样才能够不偏离这种伟大的精神谱系？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的抗争中，怎样才能够赋予自己的人生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传承他们的风骨，承担他们的使命，追寻他们的境界，超越他们的悲剧。这就是他们虽死犹生，万古不朽的巨大价值意义！ 1980年的校园民主选举，在西师、在中国大多数高校取得的胜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这种精神寻访是有着重要的历史联系；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胜利就是在他们的悲剧精神鼓舞下结出的民主实践之果——新一代的竞选者和选民们始终在这种悲剧精神的审美朗照中深沉地思考和无畏地前行。 古人所谓“哀兵必胜”的“悲剧法则”，在整个民主选举过程中，又一次显示出了巨大的心理优势和历史文化能量。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种伟大的悲剧精神将会在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行程中，迸射出永不熄灭的圣火一样的熠熠华光，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革新者永不衰竭的生命源泉。<div> </div><div> </div><div>第一章民主选举历史大潮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0201831-b2.JPG" width="179" height="146" align="right" alt="" /> </div>   一 “独立候选人”在西师出现   1980年10月8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怀想和纪念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会永远镌刻在中国民主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地处重庆市远郊的西南师范学院“平地掀起了波澜”，从而使这个原本寻常的日子突然具有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天的早上，在这所原本“平静”的大学里面，在每一个显眼的地方都“赫赫然”张贴着一份油印的大学生“竞选宣言”！这个像“外星人”一样突然闯入人们视野的大学生“独立候选人”，他的名字叫做陈敏。 1980年，“独立候选人”——特别是大学生“独立候选人”的出现，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了。2003年，《南方周末》在专访文章中刊发了1980年西师校园民主选举的当选者和见证者罗立为的来信。编者按指出：“罗立为先生细谈当年大学生竞选风潮的种种细节，我们认为，这是一份极具价值的史料。”同时，还就罗立为的历史回忆，纠正了当时社会上关于“2003年是中国独立候选人产生的第一年，即所谓‘中国的民主宪政元年’”的错误说法。强调指出：1980年才是“中国的民主宪政元年”！其显著标志就是“独立候选人”这那一年的大学校园“横空出世”了。 罗立为还在<a href="http://news.qq.com/a/20110720/000708_1.htm" target="_blank">《一位1980年大学生人大代表对“腾讯历史”的补正》</a>一文中感怀道：   反思1980年中国首次县级直接民主选举的历史片段，以及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大学及大学生们中产生的振荡；回顾与总结这一段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淹没的珍贵史实，我们有责任为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留下可供参考与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的进步，提供一个初步的，或许不成熟但是有可能影响深远的实践范本。   1980年10月7日，西师校园民主选举拉开序幕的当天，中文系七八级学生王康的陋居俨然成为了学生民主选举的“临时中心”——因为“法定”的“选举中心”是学院官方的“选举办”——这个具有民间属性的“临时中心”不是自封的，而是根据民意而自然产生的。在整个民选期间，这里实际上在有效地行使着“协商、协调、协助、协同”的功能与职责。在《来路与去向》一文中，王康这样描述道：   我那间陋室很快成为全院民主选举的临时中心，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交流动态、分析局势、切磋观点、讨论策略。谁都明白，有一道无形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毕业分配将使我们的一切努力和成果终结。中国不可能出现1968年巴黎“红五月”那样的学生运动，不可能产生我们的萨特——那时，我们还缺少辩识西方社会浪潮和左翼知识界的眼光。77、78级大学生本是社会演变的获益者；长期禁锢的历史堂奥已初露端倪，个人生存的发展空间将迅速扩充。很少有人能同时在道义和理智上透识中国的走向，中国将接受实用哲学和机会主义，直到新的冲动和愿望再次来临。同时，两种人生道路与国家命运的选择也已开始发生分化；维护并从中获益与深刻变革现行制度之间产生的分歧，实际上或明或暗地贯穿于我们全部大学阶段。   的确如此。在民主选举运动的参加者与观望者当中，即使“很少有人能同时在道义和理智上透识中国的走向”；尤其是在人们面临“两种人生道路与国家命运的选择也已开始发生分化”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亦即“维护并从中获益与深刻变革现行制度之间的产生的分歧，实际上或明或暗地贯穿于我们全部大学阶段”，但是，通过各种方式关注或者介入民主选举运动，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大学生不可回避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多年后，《跨世纪对话》一书里面，有一段对1980年民主选举时的王康的形象“素描”：“ 他早慧于绝大多数的同学,严格地讲他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者。在进入这所大学前，他就读过大量的欧美和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之类的著作，而且英文也比较棒。他与我们还有一个不同特点就是,他没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教师宿舍一楼的一间光线黯淡且破陋的寝室里,深居简出，给人的印象颇有点像斯宾诺莎之类的怪物，又颇有点像卜居的布道者。因此,一些“思想激进”的同学非常爱到他那里去讨论一些“危险”的问题,甚至一些不喜欢深刻只喜欢文学浪漫的同学，也常常到他那里去侃那种出思想而又特别过瘾的‘大山’。” 这一天，王康除了召集学生竞选人以及一些热心参与选举的学生选民。他们认真研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份权威的国家大法，居然是油印的，而且是通过北京大学的房志远和方觉寄来的。王康叮咛大家一定要严格地遵循选举的规则行事。除此之外，这一天“临时中心”还做了两件特别有意义的事：一是，王康撰写了民选期间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民主是主流》；二是，请中文系一个具有书法造诣的同学“狂草了一幅明代东林党人的不朽对联，在西师大剧院门口瀑布般地垂挂而下。”那幅著名的对联是：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王康叹息道：“可惜那时没有相机，我们有多少苦难和光荣随风散去——那是一幅几百年来凸显中国文化人良知与风骨的名联啊！”这幅对联在凌冽的秋风中飘来荡去，陡然间，把校园民主选举的氛围烘托得是那样的慷慨与悲壮。 其实，当时有不少同学力劝王康干脆站出来参加竞选。因为凭他的学识、口才、胆略和应变能力和人际影响等，都很可能当选，但他却—口拒绝了。这倒不是说他在耍机会主义滑头，当口头民主派，不是的。事实上从竞选一开始,他就自觉担当了整个学生候选人之间的调停人角色,日夕穿插奔走其中,组织协调、统一步伐,帮助学生竞选者端正思想,调整策略,设计演讲方案、研究把握选民心理,防止学生候选人之间的互相攻讦、两败俱伤。因为这种情况在附近一些院校已经发生过,带来的影响很不好。他不希望西师的民主选举会成为官方的笑料。 钱理群先生将1980年风靡全国高校的大学生“竞选风潮”称之为：“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显然，以王康为首的学生民主选举的“临时中心”的“兀然崛立”与陈敏等大学生竞选者的“横空出世”，在远离“帝都”的遥远西部，在西南师范学院，也同样集中体现了这种“时刻”、这种“地方”和这样的“一代人”——这三个维度极为“不平常”的历史文化属性。   二西师的第一份“竞选宣言”   陈敏是中文系七七级二班的学生。他张贴出的这份的竞选宣言题目叫做《致西师全体选民书》。全文如下：   一位伟人曾经预言，徘徊于欧洲的幽灵必将以它不朽的生命力摇撼整个世界。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幽灵继续强烈地呼唤中华民族一切热爱祖国、挚爱人生的人们。它呼唤着，再度把民主、自由的热望燃烧——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进程！ 我，一个符合《选举法》条件的青年公民，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决定参加重庆市北碚区人民代表竞选！ 我渴慕，在祖国、民族艰难跋涉的路途上，做一粒铺路的砂石！ 我决心，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忠实于生我养我的人民，做广大选民的忠实代言人！ 我深知，一个青年公民在祖国的今天，有着何等沉重的义务和使命；这义不容辞的责任督促我格外珍惜这不可剥夺的权利—— 因为，我是人！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自豪最骄傲的称呼！无数人的分子汇成了人民的寥廓宇宙，惟有人民值得大书特书。 毋庸置疑，人类文明史上既有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篇章；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历史上也有中华民族屈辱羞愧的一页。过于长久的封建专制：一夫独尊，万民俯首；哪里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志！ 然而，人，毕竟的人！他们有思想、要自由；他们有权利挚爱真正的人生。 正是那个幽灵，唤醒了中华民族寻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中国共产党的先烈踏着前辈的足迹，以他们殷红的血，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章！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历史却是那样的无情：封建主义的渊源、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在十年浩劫中，有多少惨遭迫害的老干部，摧残致死的老教授；有多少遭受歧视的教职工，葬送青春的大学生……人民受尽了没有民主法治而带来的深重灾难。 可是，历史终归是人民写的；人民不可侮，民意不可亵渎。无论有多少创伤，历史还是不断地螺旋式地发展着。 今天全新的民族尝试已经开始，公仆成为老爷的时代必须结束！“人大”不应该再是“大人”意志的体现。唯有人民才是人民国家的主人！ 面对现实，中国人当中三十岁以下的就占百分之六十五。这是多么年轻的民族！可是，这百分之六十五的权利和义务，与他们的公民地位极不相称。“世界是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可是，属于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抚摸着尚未痊愈的创伤，让我们想一想吧！当我们这一代应该获得公民权利的时候，得到的不过是愚昧无知，是无耻的欺骗和遍体鳞伤！ 当我们应该履行公民神圣义务的时候，不过是用毫无意义的血泪和生命去构筑那高高的神坛！请想一想吧，“公民”这两个字，对我们有多么的陌生；“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对我们有多么的淡漠。“民主”是多么傻的念头；人、人性、人权——纯属资产阶级的东西。你，有眼不能看，我，有口不能说。可悲啊!猥琐了，我们的肉体，异化了，我们的心灵。过早的世故、麻木、冷漠。过早厌倦了的人生。 我们毕竟是人，路还要走，思想还要运转，我们寻求—— 光明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志、人的爱情、幸福……在哪里？在哪里？！ 有人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乌托邦，可是，我们仍然执着地寻求。于是有警醒者——伟大的“四五运动”；于是有先驱者——遇罗克、张志新；于是有范熊熊的血，有潘晓的泪，有周小玲纯洁的生命。看那，麻木不属于我们这一代，完结的不会是我们! 假如，我们不至于太懦弱；假如，我们有勇气正视现实；那么，我们就能够挺起一度畸形的胸膛，呼天抢地：希望在这里，光明在这里；在我、在你，在他！在必然是二十一世纪开拓者的我们！在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 年轻的公民们难道我们仅仅只能够抚摸着昨日的伤口痛哭一场就完事了吗！难道我们只能够仅仅哀叹着报国无门，怀疑人生的路越走越狭窄吗？ 不，民主的权力不是神授的，民主的实践，再也不能够当作儿戏！曾记否？一九七八年，我们欣喜地行使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次选举。可是，我们要说，由于历史的局限，结果是令人沮丧和失望的！自上而下地提出候选人，而选民代表却一无所知。当时，我们只能够表示深深地遗憾。 而在今天，直接选举，已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人民迫切的愿望，也是党和政府民主风度的体现；它预示着，那种由大人意志指定“人民代表”、强奸民意的时代将永远成为过去！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要使他得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还得靠我、靠你、靠他，靠我们所以的年轻公民们！ 生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并且是“国家主人”中的一员，不管我的呼声是多么的微弱，但是，对公共事务的的权力，促使我们有义务在站出来。而且，我也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你、我、他，更多的公民们，站出来吧！站出来面对现实，迈开我们虽然沉重但并不衰弱的双腿！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我们也并不盲目乐观，也许，有的人并不理解我们的行为，也许，有的人会说我们太无自知之明；也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在这里，我可以坦然地说，对具体的个人而言，无论是你、我、他，能否当选并无所谓；可是，民主的风气不可以无，民主的权力再也不能被亵渎；这民主如果是火，我愿意是炭。我的选择不过是将自己投入到民主的火焰中，献出我仅有的一份光热罢了。我是光明正大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将是幸福的。 因为，我渴望，在祖国和民族艰难跋涉的路途上，做一粒铺路的砂石； 因为，我决心，做一个人民的忠实的代言人！体味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而且，我们至少没有昧着良心！历史将对未来作出应有的回答。 选民们，请珍惜你们手中神圣的权力！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一切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1980年10月6日于西南师院桃园三舍   这份的竞选宣言的后面，附有这个大学生竞选者陈敏的简历：   陈敏，男，四川省成都市人，1956年生。与同代人一样，经历简单平凡。1974年高中毕业后赴眉山县农村插队落户，自食其力，体验了艰辛的农村生活。曾以修建水库踏实的劳动业绩，荣获县“劳动模范”称号；1977年参加改革后的首次高考，1978年3月有幸进入本院中文系就学至今。在校学习期间，受同学委托曾参加自办刊物《燧石》的编辑工作。并且撰写文章探讨当代青年思想困惑及相关的社会人生诸问题，求索如何疗治时弊的路径。为了扫除中国现代化前进中的障碍，做一个当代青年应该做的艰巨而光荣的工作！   三整个校园内的空气被引爆了   陈敏的这份“竞选宣言”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内容，之所以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应，一贴出来就像“炸弹”一样将整个校园内的空气引爆，是因为在这所素以管控严密著称于世的大学，自建校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以“民主选举”为政治文化主调的大学生宣言，即使1957年的“思想骚动”时期，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激进”的、具有“挑战”色彩的、事关权力参与或者权力分享“性质”的公开表达。 在这些青年大学生有限的人生经验中，竞选宣言对他们来说是个相当陌生而且奇怪的东西，即使略有所知，那也是外国人的“名堂”！就之前他们所“见识”过的情景，中国那些具有一定背景的候选人是根本不会写，也用不着写“竞选宣言”之类的东西的；而选票持有人和候选人似乎都受过良好的规训，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良好的默契。因此，陈敏的这份“竞选宣言”的陡然出现就像天方夜谭，的确令学院中的各色人等吃惊不小，于是迅成为了学校舆论的中心，同时也迅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突发性事件”。 陈敏的这份竞选宣言，内涵非常丰富，广泛涉及到这样一些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如，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公民良知与公民行为、公民权利与公民政治等等。王康说，“选举过程成为一次宣传民主、传播改革精神、增进人们交往和团结、开辟民主阵地、设置民主基石的过程。”因此，它首先是传播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公民良知与公民行为、公民权利与公民政治等等现代文明意识的“阵地”。 必须提及的是：陈敏这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的竞选宣言，也包括紧随其后的罗立为、黄云开的竞选宣言，特别是王康撰于这一时期的大量评论文章，既反映出了当年重庆地区校园民主选举的思想认知的高度，无疑也反映出了1980年全国性的校园民主选举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认知高度——那种以“北京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衡量和判断1980年校园民主选举的意义与水平的思维方式，的确显得相当的专断和无知，至少与是片面的和肤浅的。国人应该记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重庆地区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苏”学生运动，其思想认知在当时全国的大学生抗辩运动中，就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的民主选举运动，无疑是对西部地区学生运动老师的又一次思想和行动纪录的刷新！ 在陈敏的这篇宣言当中，我们首先感受到了什么是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公民意识是公民精神生长的心理基础。是公民个人作为权利主体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确认。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文明意识，同时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具有民主自由内涵的健康的民众意识；它表现为公民自身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行为自觉。这就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奠定了坚实的意志基础。陈敏在宣言中悲怆呼唤的“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志、人的爱情、幸福……在哪里？在哪里？！”其实就是对在公民意识复苏的同时公民精神也随之破土生长的心理描述。 公民精神还通过现代公民人格意识的建构与强化得以鲜明体现。确认一个人是否为现代公民，那要看他是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意志的人，是不是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陈敏在竞选宣言中愤怒地谴责道：“过于长久的封建专制：一夫独尊、万民俯首；哪里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志？！”之后，他以坚信不疑的声音回答说：“然而，人，毕竟的人！他们有思想、要自由；他们有权利挚爱真正的人生。”是啊！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在他看来，“真正的人生”就必须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志”的自我确认，自我守护和自我争取。 现代公民人格意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人格。这种独立与凛然不可侵犯的现代人格是指：具有这种意识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具有理性和反思的能力。陈敏正是在理性反思的引导下，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历史却是那样的无情：封建主义的渊源、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在十年浩劫中，有多少惨遭迫害的老干部，摧残致死的老教授；有多少遭受歧视的教职工，被葬送青春的大学生……人民受尽了没有民主法治而带来的深重灾难。”1957年，在这个学院里面，那个叫董时光的青年教师之所以敢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奋然发出他的批评声音，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公民自由意志的人。 宣言在涉及到公民良知与公民行为的关系时，表述了这样一种信念：“做一个人民的忠实的代言人！体味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同时他还向选民们大声告白：“我们至少没有昧着良心”；“我的行为不过是将自己投入到民主的火焰中，献出我仅有的一份热罢了”。正是基于这种植根于公民意识深处的公民良知，宣言才以无比豪迈的气度宣讲道：“今天全新的民族尝试已经开始，公仆成为老爷的时代必须结束！‘人大’不应该再是‘大人’意志的体现。唯有人民才是人民国家的主人！”才敢于挺身而出为争取“做一个人”或者“做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而发出抗辩之声：“有人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乌托邦，可是，我们仍然执着地寻求。于是有警醒者——伟大的‘四五运动’；于是有先驱者——遇罗克、张志新；于是有范熊熊的血，有潘晓的泪，有周小玲纯洁的生命。看那，麻木不属于我们这一代，完结的不会是我们!”遇罗克和张志新死于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暴政，在当时已经取得了社会的共识，然而，对范熊熊和周小玲之类的小人物的死，，对潘晓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之类的质疑，不少人并没有在本质上有清醒的认识。实际上，范熊熊和周小玲的死以及潘晓的困惑等等，其根子在于作为“公民”，他们却没有体会到最起码的“公民社会”的滋味，没有感受到最起码的“民主生活”的气息。她们因为坚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行使普通公民的权益诉求而被迫走向孤苦无告和“自杀”的道路。严格地讲，她们的“自杀”本质上属于“他杀”。这是无疑的。因此，不通过改革真正的民主生活和真正的公民社会植入中国的“现代化”当中，这些青年质疑者和牺牲者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公民良知是决定公民行为的基本前提；公民良知又与公民是否具有自由意识有关。在现代社会，公民的自由意识，具体表现为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能够进行自由思考、自由判断、自由抉择、自由表达、自由批评，等等思考与行为的习惯。1957年，西师校园当中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师生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就是怀抱公民良知，敢于采取公民行为而不幸受难的人。 1957年那些敢于发出抗辩之声的前辈学长们，他们的勇敢示范虽然是悲剧的，但是他们对1980年的后来者的启示却是极为珍贵的：一个具有公民自由意识的人，必然把自由，特别是将内在的精神自由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核心，同时也将奋力争取公民的“外在自由”，即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秩序的建立，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没有公民良知作为权力底色的自由，是自私狭隘的肤浅短视的“自由”，它无法内化为公民灵魂深处那种崇高的精神信念和价值目标。陈敏说，“我深知，一个青年公民在祖国的今天，有着何等沉重的义务和使命；这义不容辞的责任督促我格外珍惜这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这种将内在与外在自由统合而付诸于行动的慷慨表达。 陈敏竞选宣言中大声宣讲的这种崇高的精神信念和价值目标，其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体现，就是如何准确认识和理解公民权利与公民政治的关系问题。宣言中说到了常识，也反思了教训：“民主的权力不是神授的，民主的实践，再也不能够当作儿戏！曾记否？一九七八年，我们欣喜地行使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次选举。可是，我们要说，由于历史的局限，结果是令人沮丧和失望的！自上而下地提出候选人，而选民对候选人却一无所知。当时，我们只能够表示深深地遗憾。”公民权利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戏弄与剥夺。“而在今天，直接选举，已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人民迫切的愿望，也是党和政府民主风度的体现；它预示着，那种由大人意志指定‘人民代表’、强奸民意的时代将永远成为过去！”这种大胆呼唤公民权利的声音，就是他们重新认识“政治”以及怎样去追寻公民政治文明远景的“第一声啼叫”！“生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并且是‘国家主人’中的一员，不管我的呼声是多么的微弱，但是，对公共事务的权力，促使我们有义务在站出来。而且，我也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你、我、他，更多的公民们，站出来吧！站出来面对现实，迈开我们虽然沉重但并不衰弱的双腿！”陈敏深知：对公民权利的正确理解，必须要以明确的责任与担当来体现。也就是说，公民权利与公民政治的关系，更加重要的体现就是在这种责任与担当之中。 作为竞选者，陈敏是相当清醒的。他说，“我们不能预测未来，我们也并不盲目乐观”。因为1957年的幽灵还在这个学校游荡；作为“顶层设计”的新选举法到底能够在基层贯彻执行到什么程度？能够走多远？相当一部分竞选者和选民心中都没有底。因此，他在宣言中才以悲怆的语调，发出了一个渴望做“公民”的年轻人的祭献之声：“这民主如果是火，我愿意是炭。我的选择不过是将自己投入到民主的火焰中，献出我仅有的一份热罢了。光明正大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将是幸福的。”不仅如此，他还打算“以身试法”，去“体味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言下之意：它到底是真是假？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我愿意是炭”投入到这“民主之火”中去，哪怕被烧成灰烬！   四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新选举   然而，就在师生处于兴奋莫名这个时刻，学校官方正处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之中。没想到，第二张学生“竞选宣言”又在校园各个要道口贴了出来。这第二个学生竞选者叫罗立为，是历史系七七级学生。他的“竞选宣言”题目叫《她属于我们——不要放弃》（由于资料的流失，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这份重要的历史资料了。）罗立为所说的这个“她”，就是在当时大学生心目中具有政治审美意义色彩的“民主选举”。因为，对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来说，这是他们自取得“公民权”资格以来面临的第二次选举。第一次是在入学不久。那时，新的《选举法》还没有出台，他们全体只能够以“选举者”的单一身份，把手中的选票投给那些自己并不认识了解，且相当神秘傲慢的“候选人”。而这一次，新的《选举法》已经出台了，经过认真的学习领会，大学生们猛然觉悟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既是选举人，同时也是被选举人！罗立为的这份“独立候选人”宣言，其特殊意义就在于：它着重向大学生们提示了一个常识——在民主选举中，我们的参与不仅仅是去投别人的票，我们还要作为竞选者、作为大学生群体的代表，去争取选票，去积极地参政议政！ 如果说，陈敏投下的第一颗“炸弹”，使人们终于认识到“独立候选人”和“竞选宣言”不是什么“天外来客”，而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常识，甚至是生活常识的话，那么，罗立为投下的这第二颗“炸弹”，其意义也是非同凡响的。他告诉大学生们：真正的民主选举绝不只是“别人的选举”，或者是“选别人的选举”！民主选举可以选别人，也可以并且也应该选我们自己！因为“她是我们自己的选举！”来自历史系的罗立为似乎比来自中文系的陈敏更具有浪漫的审美情怀，他直接用缪斯一样的诗的语言去赞美民主选举。而陈敏似乎像一个政治系的学生，其语言特色显得政治气息浓郁。不过，陈敏提到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理念，一个是“青年公民”，另一个是“我是人”。这两个理念的现代文明指向，在那个时代无疑具有前卫思想意义。从逻辑关系上讲，一个青年倘若没有意识到“我是人”，那么，他绝不会自觉地成长为一个“青年公民”！ 就在全校师生被这两颗“炸弹”引发灵魂的震荡，进而产生精神意识的种种裂变之时，第三天，也就是1980年10月9日。一早醒来，人们发现第三颗奇异的“炸弹”又在校园内引爆了——来自美术系七七级学生黄云开贴出了他的“竞选宣言”——这是一张尺幅超大，同时具有视觉和灵魂冲击力的民主选举呼吁书。题目叫做《全靠我们自己——致各位选民》：   现实是不能回避的。时代已赋予我们不容转让的责任。 民主潮流终于开始涌现在古老的中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主宰。人民的意愿只有让人民信得过的人来体现。我们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新的选举…… 我，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要在有限的时空之间，用我的真诚、热情，甚至生命，把民主旗帜高举!同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民主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可见的前途未必十分光明，但是，抱残守缺、顾影自怜、高谈阔论，再也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了！ 我站出来了！我愿意以我的行动甚至我的毁灭来证明选举本身！ 我站出来了！面对许许多多陌生而又亲切的人们。我可能会感到不安，我可能显得幼稚甚至浅薄而使大家失望。但，我是严肃的，而且充满了信心；我以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深信：选民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将使我逐渐成熟起来、聪明起来。 希望在明天， 绝不放过今天！   这份竞选宣言的下面，是竞选者黄云开的履历：   黄云开，男，生于1955年1月，无神论者。 四川省内江市人，现在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七八级油画班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完成初中学业。 1971年，在内江县田家区胜利公社平乐五队插队。 五年后顶替父亲到内江市百货公司一店工作，当过美工、营业员、收款员。 1978年夏秋考入西师，学业平常，品行一般，但颇有为大家做一点事情的热情和切实可行的想法。 1980年10月9日于西师梅园   黄云开最后亮相登场，却似乎有点先声夺人的味道。据王康在《来路与去向》中回忆：是他把《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作为黄云开的竞选口号刻写上去的。他说：“那张油印传单一贴出去，就立即成为最抢眼的竞选纲领。在一个宪法、党章都写着“马列主义”字样的国度，越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语句，就越具有意味深长的现实意义。” 从陈敏的“我是人”、“我是公民”到罗立为的“她属于我们”，再到黄云开的“全靠我们自己”，只经过了短短的几个昼夜，但是三个大学生竞选者，对民主选举的认知，在这种思想接力赛中发生了喜人的飞跃。具体而言就是，它们帮助选民们，也帮助他们自己迅速提高了认识：从“我是人”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选举的“自我权属”性质，再飞跃到“全靠我们自己”的积极参与、全力争取选票的具体操作意识层面。的确耐人寻味，的确意味深长！ 《全靠我们自己》，就这篇竞选宣言的特殊意义而言，应该包含如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 其一，它一开篇即强调：“现实是不能回避的。时代已赋予我们不容转让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现实，既指民主选举的现实，更加宽广的指向应该是中国开启现代化大门之后的现实；这个现实与我们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所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其二，打开国门就意味着：民主的潮流将不可阻挡地冲击着这个古老的专制国度。尤为重要的是“人民的意愿只有让人民信得过的人来体现”，而真正“让人民信得过的人”，就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选举出来的人。这是常识，但常识必须要有人勇敢地呐喊出来，予以重新提示； 其三，宣言以一种欣喜无比的声音提醒道：“我们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新的选举。”它之所以是崭新的，或者说是前所未有的，就在于刚刚颁布不久的《选举法》赋予了选民以各种形式推举和宣传候选人的权利。这的确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的选举”！ 其四，这个普通的大学生在强调要把“民主旗帜高举”的同时，冷静地表达了他对这场选举的理性认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民主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可见的前途未必十分光明。”这与罗立为的浪漫怀想与两个憧憬非常不一样——当然，这两种情态都是可贵的，都是值得赞赏的，也是缺一不可的。但是，不管前途怎样，我们这一代人都不能“抱残守缺、顾影自怜、高谈阔论”，而应该全力投入这场“属于我们自己的选举”当中去！ 其五，最具有惊世骇俗的意义——“我站出来了！我愿意以我的行动甚至我的毁灭来证明选举本身！”——黄云开宣言表述中招致官方非议和责难最厉害的就是这一句。他们对此非常费解：一个大学生严格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行事发言，怎么会导致毁灭？这不是危言耸听，就是别有用心！退一步讲，即使你因为某种原因“毁灭”了，你只能证明你自己“不对”，难道还能够证明《选举法》有问题不成？简直是有点“狂妄”！ 除此之外，宣言导致的其他表述也饶有新意—— 比如，能够向广大选民承认自己的不足：因为缺乏经验，难免在“陌生而又亲切的人们”面前会感到不安；“我可能显得幼稚甚至浅薄而使大家失望”；我的“学业平常、品行一般”等等。然而，“我深信：选民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将使我逐渐成熟起来、聪明起来。” 以如此坦诚的姿态向选民们“裸露”自己的弱点、缺点，甚至整个的“平庸”，而且自己的履历也平淡无奇；唯一有的只是“为大家做一点事情的热情和切实可行的想法。”这与当时官方候选人惯有的忽悠式的履历介绍和自我标榜大相径庭。这也因此成为选民们议论的话题。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坦诚与朴实，这样的低姿态和“青涩画风”，反而与官方候选人的那种高居不下，不沾地气的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宣言的最后两句话：“希望在明天，绝不放过今天！”激昂而坚定，急促而铿锵，给选民们留下了一个平凡大学生并不平凡的深刻印象。同时，也使大多数选民对这场民主选举的“开局”感到“出乎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   五新《选举法》凸显“中国问题”   在1980年10月；在西南师范学院。这几份大学生竞选宣言，它们所体现的“人民诉求”，以及“公民诉求”的内容和意义，并不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学院，或者说局限于北碚区与重庆市，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历史内容和文明意义。 1980年，随着这中国历史开启了朝向“现代化”的大门，整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开始纳入了现代国家建构之中；而现代文明意识的觉醒是公民意志苏醒的温床。按照文化学者许章润的提示，最重要的是这种觉醒“也是敲动那个叫做‘现代’的人间秩序的杠杆。诸如产权意识、阶级意识和公民意识，均属于所谓的‘现代意识’作为构成此种社会形态的要素。” 如果从1980年夏秋波及全国的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的历史维度来考量，我们会发现，这些竞选宣言，以及大学里面各种形式的演讲会、座谈会、答辩会、访谈会等等，所有的权利诉求当中都包含着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诉求，那就是自十九世纪中期启动的中国历史现代化转型中所凸显的“中国问题”——这一宏大的文明历史诉求。一百多年来，为了“中国问题”的解决，所经历的曲折坎坷，所积累的经验教训，都集中到如何寻求现代国家建构这一重要的政治维度上。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过去我们着眼于强调通过国家强力重整社会，但是却往往忽略了文明社会的整体建构，特别是公民社会建构的必要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改革开放”国家战略路向的明确、1979年新《选举法》的出台等等，使“中国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成为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大学生参与构建公民社会政治实践的一种现实可能。因此这些竞选宣言的实质是：以“人民出场”或者“公民出场”的时代强音，对来自高层的政治设计所做出的积极而具有诚意的历史回应。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令人激动的历史回应呢？许章润认为，事实上，这些竞选者是以公民个体“挺身而出”的方式，“来自我兑现法权立场，冒险犯难，追求的是一种基于法治主义社会理想的民主憧憬。” 这充分表明了作为普通人的中国公民对于民主政治和共和德性的理解、渴求与护卫的冲动，早已远远超出公共权力的政治想象力，一次又一次地彰显了公共权力的道义破产、政治顽劣和行政颟顸。” 正是围绕“中国问题”这一恢弘的历史与现实课题，一场气势恢弘、前所未有的民主“活报剧”拉开了大幕。它将有多少令人惊心动魄，令人荡气回肠，令人悲欣交集的故事，在这所曾经时而充满莺歌燕舞，时而充满烈日寒风的学府上演。 啊，民主，民主选举，真是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它们竟然能够在一夜之间把阿伦特十分厌恶和悲悯的那种如一盘散沙似的“分子化社会”，改变为另一个模样。使先前那个冷漠、麻木、犬儒，彼此互不相干、彼此警惕和防范的学院，陡然改变为一个热情、敏感、舒张、勇敢，彼此相亲相连、彼此共存共荣的，充满阳光、充满朝气、充满理想和诉求的一派生机的世界。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精神活力和共同价值寻求的“新世界”，王康感喟万端地写道：   我作为几次重要竞选辩论的主持人和投票选举的总监票人（我至今不知，院方出于何种考虑，委我以这个角色，却是我在官方得到的最高名位），深为我的同胞和同龄人潜具的政治素养和历史责任心所震撼。我深知这是几千年儒家传统熏陶的结果，是我们一代对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天然回应，更是人们唾弃专制主义，向往自由、民主和美好未来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我常兀自感慨，为守住这份最可宝贵的精神和道德财富，中国人缴付了多么高昂的代价。有了它，中国固有的仁爱、谦逊、礼让、宽……就有可能进行一次现代普适精神的积极转化。西方的博爱、正义、公理、自由……也有了与中国相互汇合、融通的时空，中国就大有希望，并有可能回报世界以东方的灵性、道德、经验和智慧。但我也悲哀地意识到，中国社会亟需的现代精神，无论怎样来之不易，无论怎样弥足珍贵，却总是那样零散、孱弱，总难长成欧美社会那样的参天大树。   正是因为陈敏、罗立为、黄云开等独立候选人的积极参选，从而搅动了西师校园这“一池春水”，使更多的师生逐渐抛弃犹豫与顾虑，以一个公民应有的积极热情的姿态投入到民主选举运动当中来。原本互不相识，素无来往的各个院系、各个年级的大学生就此开始相知相识、相交相伴，彼此之间成为了好朋友、好伙伴。尽管“中国社会亟需的现代精神”总是那样的稀缺，“总是那样零散、孱弱，总难长成欧美社会那样的参天大树”，然而，从1980年开始，从校园民主选举的每一个参与者或者围观者开始，生长成“参天大树”的幼芽已经冒出了稚嫩的枝叶。 陈敏、罗立为、黄云开等人，包括他们的助选团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契机之下与王康及他的助选团队、文学小组相认识，并结成了一个风雨同舟的竞选群体的。王康临近学校游泳池旁边的那间“文学小组”活动的陋室，很快成为民主选举的“临时中心”，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交流动态，分析局势，切磋观点，讨论策略。 一时间，群情激昂、盛况空前。有历史系的学生形容：此情此景，就好比清末民初推行新政，广纳民意，开国会，广招贤才一样，令民间士子和社会贤达踊跃参加的那种情景。在竞选宣言贴出了以后，三名学生竞选者分别到各个系科深入教职员工及大学生选民中间，进行走访调查，收集情况和问题，反映民情和民意。在走访老教授曹慕樊、谭优学、秦效侃等人的过程中，通过老教授的痛苦回忆，他们才第一次知道了西师的历史，知道了在那些公民权益完全被剥夺、公民尊严完全被践踏的岁月中，那些当年的抗争者、冤屈者和受难者是多么的孤苦无告，凄惨无助。由此觉悟到，民主制度的建设，公民权益的落实，对一个国家的民众是多么的重要。 多年以后，王康回忆起当年校园内外的某些权力至上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关于“1980年的大学生选举是一场闹剧”的讥嘲和轻蔑，仍然坚持说：“我至今不同意1980年在全国高校出现的民主选举是一场闹剧的说法。”道理很简单：因为这种说法不仅是相当肤浅的政治偏见，而且恰恰暴露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无知、胆怯和思想上的贫弱。   六什么样的春风吹皱了“这池春水”   那么“是什么样的春风吹皱1980年中国校园的这池春水?”钱理群先生认为：“这就需要将这次校园选举运动放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去考察。”事实上，1980年的民主选举运动呈现如此的盛况，是由多种多样的复杂因素促成的。不仅具有更深广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诉求，而且更加重要的，还具有官方顺应历史潮流，特别是中共那部的改革力量的推动背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者社会思潮的形成，都有隐伏在这些历史事件或者社会思潮背后的远因和近因、内因和外因。考察1980年的民主选举运动，也必须追寻这些促成的原因。 就直接的近因而言，无疑得益于1979年新《选举法》的颁布和大力宣传。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面对历史转型期的现实，必须改革和完善了中国的选举制度。 这场磅礴于1980年夏秋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在官方的“政治修辞”中被称之为“大学生竞选风潮”。而钱理群先生则认为将其命名为“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恐怕更为恰当。其直接的动因的确是得力于1979年新《选举法》的诞生。那一年，中共加大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力度，使前三十年来一直处于停止状态的立法工作也开始进入快速通道。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口气通过了七部法律。其中就有这部吸引千万人为之瞩目、为之感奋的新《选举法》。正是这部罕见的真正体现了宪政精神，而且具有公民政治实践意义的新法规的问世，才在“一夜之间”掀起全国性的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 这部在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选举法》，其不同于旧选举法的重要变化是：首先，第二条规定，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其次是，第二十七条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其三是，第三条规定：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最令人鼓舞和最受民间普遍关注的是，在平等选举方面： 新《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在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在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在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之所以说这部新《选举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前进的历史潮流，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型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颁布的。为清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这部新《选举法》在切实保障人民政治权利方面功效显著，如将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只要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这无疑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发挥地方积极性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必须提及的是，1979年的新《选举法》在后来又经过数次修改。但这些修改大多给人的印象是逐步趋于保守和谨慎。因此根本无法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虽然2004年经过又一次修改后的《选举法》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等等。但是与1979年《选举法》比较还是具有相当的距离。 当然，如果要进一步探寻更为宏大的近因背景，必须提到1978年岁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历史航程。根据徐友渔先生的回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那段时间，中共高层在深刻总结和反思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总结和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成果。在这个方面，叶剑英的态度最为鲜明。他指出,“四人帮”在政治本质上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强调指出:“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必须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钱理群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思想》一文中，有更加耐人寻味的历史情景描述：   中国的改革原是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这两种力量之间曾有过暂时的“联盟”，以共同对付代表“文革”既得利益、反对改革，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凡是派”。“文革”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反对“凡是派”的基本胜利，重新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就改革性质，改革方向与路线等问题引发了党内深刻的分歧与复杂的矛盾，也使党内改革派和民间的民主运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收收放放”的复杂态势。   徐友渔也回述了当时高层斗争的某些“细节”：李维汉也积极向邓小平进言：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和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邓小平在当时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 最值得称道的是，以历史学家黎澍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内理论家,都积极建言和发表文章,大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在黎澍等人的带领和推动下，当时有一批青年理论家，如李洪林、林春、李银河等，都积极思考，撰写和发表以反对封建主义、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主题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他们也因此被官方理论界树为“青年理论家的榜样”。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党内理论家李洪林发表的《领袖和人民》,郭罗基发表的《谁之罪?》等思想力作,都是当时体制内的改革派理论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划时代杰作。就连当时中共文宣部门负责人王晨,也怀抱人道主义激愤撰写了揭露文革黑暗残暴、歌颂“人权斗士”遇罗克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他们一致认为：文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确实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一脉相承的，因此提出要深入清算文革，就必须在这个方面回溯深挖。这些党内理论家还大力主张：谈论政治改革不应该成为禁区。他们的一系列文章广为社会传诵，在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化界，尤其是在高校的青年学生当中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回应，并迅即兴起了汹涌澎湃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社会思潮。 不仅如此，他们这些文章当中的非凡见解和反思理路，还大量被参加民主选举运动的竞选者和普通选民所复述所引用，成为那一时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重要思想宝库。   七 “思想解放运动”与“庚申改革”   在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开展的前夜，1980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安定团结与社会主义民主》一文，迅即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文学界和高校师生极大的关注。这篇文章认真地分析了安定团结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是全体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利。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以维护安定团结为前提，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另一方面，绝不能把安定团结设想为一个无矛盾的静止状态，而应看到它是一个在民主地解决各种矛盾中不断发展、巩固的过程。” 这一年的2月12日，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新时期话剧、电影剧本创作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强调：“文艺创作中必须注意：不能不加选择地把任何偶然的东西视作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而应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提倡要以社会主义民主的的立场和态度去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其实，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在谈到思想解放问题时就明确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以后，他又多次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特别谈到中国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的一些具体落实问题。王康说：“后来我从胡德平口中知道，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整体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态势的明明灭灭、起起伏伏，钱理群也有较为清晰的描述：   大体说来，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与逮捕魏京生开始，到1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禁止“西单民主墙”，再到1980年3月《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人民之声》等民间刊物纷纷被迫停刊这段时期，是“大收缩”时期，民间的民主运动进入低潮。但到了1980年5月下旬，邓小平又在党内另一种力量的推动下，发表了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内部讲话，并在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开始讨论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在思想文化上又出现了某种“放”的趋向，8月30日至9月10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成了一次空前的“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代表大会还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根据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修改宪法。10月，党内组织了4千多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a name="qihoosnap0"></a>光明日报》召开理论<a name="qihoosnap3"></a>座谈会，党内思想空前活跃;一度进入低潮的民间刊物和组织也开始重新恢复活动，并成立了“全国民间刊物协会”。于是，就有了“庚申改革”的说法。   1980年8月18日到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干部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针对这些重要问题，他说：中央经过多次酝酿，正在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其中包括：一，中央将向第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二，中央已经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且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于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不再由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发指示和决定；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他的这番讲话给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比较明确的路径。因此，迅即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理论界、思想界、文学界和高校师生极大的关注，并引发强烈的反响。 自此，在中共权威报刊上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日渐增多。同年10月16日和17日、18日，《光明日报》连续登载了该报编辑部召开的北京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当时正在进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问题展开的。这些重要发言的议题有：《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健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的重要保证》、《研究世界政治是政治改革的需要》、《要改革就必须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深批“左倾”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等等。这些讨论成果很快转化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资源，产生如原子裂变般的社会改革效应，在大学生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出了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 1980年，中共中央专门发布了60号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把县级直接选举搞好”。这次选举在中共建政以后主导的选举史上具有引人注目的创造性。其显著特征是：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选举法》第29条，破天荒第一次给予了选民以各种形式推举和宣传候选人的权利。 由中共高层与党内理论家联手共同引发和推动的这场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政治改革主题的社会文化思潮，显然给1979年新《选举法》的颁布与实施，给1980年风靡全国高校的民主竞选风潮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进一步进行民主探索的强大底气。 由此可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既是1980年代前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文化主调，也是1980年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的政治改革主调。这也在更深的层面上表明，“思想解放运动”与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内在的思想和文化亲缘关系。从上到下，若没有积极的历史反思和改革现实的强烈诉求，“思想解放运动”是无法持续开展下去的；同时也说明，若没有民主选举的积极实践，“思想解放运动”是无法开出艳丽的花、结出甜美的果来的。   八一条清晰的历史文化路径   正是在激情如火、奔放如诗的民主选举运动中，新一代年轻的大学生们才进一步加深了对“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解，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清算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和理解。因为，通过这样的逻辑思考，至少取得了这几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劲推进从而引发的1980年的民主选举运动，实际上是具有人文主义启蒙性质的又一场“新文化运动”和“新公民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大学生们普遍认识到：要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要在思想文化上对文革进行认真的清算；必须认真反思这场民族灾难产生的深层原因,坚持批判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揭穿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第二,在打上“思想解放运动”浓重底色的民主选举运动中，大学生竞选者和大多数选民都认识到：必须用现代民主政治取代陈旧的“专制政治”，用公民政治取代腐朽的威权政治。否则思想、学术、文化、艺术活动是不可能获得自由探索与自由创造的宽松环境的； 第三,大学生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是青年知识分子与执政党积极配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健康发展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的突出表现；是在改革开放合法性框架内的一种探索真理的、拥抱自由的实践活动； 第四，尽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呈现出认知多元、议论“嘈杂”的局面，民主选举似乎又进一步将这种多元与嘈杂放大了。但是，绝大多数竞选者和选民对马克思主义是持认同的立场。只不过他们真诚地希望用“真正的”，即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和取代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左倾马克思主义。民主选举期间，他们普遍学会了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分析和批判历史和现实当中的种种异化现象。特别需要指出的：他们还普遍接受了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和自由情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感召力和亲和力的马克思主义。就当时的客观情景来看，官方理论界和民间理论界明显在此点上已经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与当时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普遍认知水平,与中国普通民众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水平是相一致的。 就像宪政研究专家蔡定剑所指出的那样：“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它还必须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民众的生活方式。”对投身于1980年民主选举运动中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当中那些具有思想者和改革者气质秉赋的人，可能更多趋向于将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更多的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可能更趋向于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民众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这两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比较清楚：只有当民主成为了“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那么，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民主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就如何从历史文化的纵深去寻找1980年大学生民主竞选运动勃兴的远因，亦即“精神谱系”的渊源问题，钱理群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思想》一文中着重谈到北京大学民主选举运动的“精神谱系”，指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文化路径，那就是“1919-1957-1980”。然而，他的这种认知，无论是在视野，还是在格局方面，都显得比较偏狭。因为，这个“精神谱系”并不仅仅属于北京大学。准确地讲，它应该属于当时几乎所有的具有一定的办学历史和人文传统的高等院校！即使每一个高校有一条“自己独特”的“精神谱系”，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几乎都可以纳入“1919-1957-1980”这条更加恢弘灿烂的“精神谱系”当中，并且一直在它的光照中深受鼓舞、倍感荣耀。 1919年以北大为发源地的“五四”运动，其作为“精神谱系”已经普泛和深入地根植到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具有人文传统的高校的命脉之中。1957年被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他所发出的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呐喊，毫无疑问，是对蛰伏已久的“五四精神”的招魂之呐喊。谭天荣说: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    到了1980年，北大的大学生竞选者胡平在他“竞选宣言“里所呼喊的那一句：“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则完全可以视作是对1919年和1957年的合法性精神回应。钱理群认为，“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是1957年“右派”的‘精神兄弟姐妹’。”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类似于谭天荣，类似于胡平这样的精神回应，在1957年，在1980年的中国高校里面都曾经此起彼伏地呼喊过。就西南师范学院来说，1957年仅中文系三百学生当中就“划”了二百多名右派学生。这些大学生具体都因为什么样的“言论”而遭致了命运的不测，这民主选举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不得而知。那些划为右派的我们的“精神兄弟姐妹”，他们的档案都“完好”地封存在学院某个神秘的地方。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的“言论”，应该不会与谭天荣们的公民诉求有多么大的差异。1980年，北大的另一个大学生竞选者王军涛对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那些先驱作了正面的评价，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指出：他们之所以罹难，是因为“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还认为：是他们将一再被拖延被遮蔽的中国历史现代化转型中必须面对的“中国问题”，又一次以“公民诉求”的方式呼喊出来。这不仅仅是他们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合法性诉求与抗争，而且更是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文明方向，发出的历史诉求与英勇抗争。     一如1957年的抗争者，在1980年，这些年轻的竞选者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将是全希腊的学校！”——这是古希腊雅典执政伯里克利的名言。新一代的竞选者们还希望：“中国的大学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学校！”他们积极地参与，为实现这一神圣的目标而努力！   九 “让我们新一代来推动中国”   我们不妨将西南师范学院大学生竞选者的宣言与同时期其他高校的竞选者进行比较，即可知这种“精神谱系”的内在一致性。 王军涛在他的竞选宣言中大声呼喊：“我们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了，让我们新一代来推动中国！”面对此情此景，钱理群感慨万端地说：“这是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 在关于“革命”与“改革”的问题上，这一代青年大学生也有清醒的认识。房志远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诘问时，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他强调：“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而改革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严重阻碍民主体制建立的官僚体制。 同样，在面对这样的改革难题，陈敏喊出：“我决心，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忠实于生我养我的人民做广大选民的忠实代言人。我深知，一个青年公民在祖国的今天，有着何等沉重的义务和使命；这义不容辞的责任督促我格外珍惜这不可剥夺的权利”；“今天全新的民族尝试已经开始，公仆成为老爷的时代必须结束！‘人大’不应该再是‘大人’意志的体现。唯有人民才是人民国家的主人！”这些话又何尝不是“惊天动地”的呢？ 当黄云开喊出：“民主潮流终于开始涌现在古老的中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主宰。人民的意愿只有让人民信得过的人来体现。我们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新的选举…… “我，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要在有限的时空之间，用去的真诚、热情，甚至生命，把民主旗帜高举。同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民主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可见的前途未必十分光明，但是，抱残守缺、顾影自怜、高谈阔论，再也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了！”这些话，就不仅仅是“惊天动地”，而且完全称得上是“可歌可泣”了。 这些以“惊天动地”的竞选姿态登上竞选演讲舞台的大学生，都有怎样的人生经历?都有怎样的文化精神背景？许多人感慨道：这是完全不可仿制的一代人！的确，这一代人不仅人生经历非常特殊，而且他们的精神历程也非常“诡异”。通过对当时积极投入校园民主运动的竞选者的粗略调查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敢于“出头”的大学生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当过知青，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当过工人或者当过兵，还有一些人属于“社会青年”。具体身份职业虽有差异，但基本上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使有少数人出生在中上层家庭，然而在文革中随着父母“被打翻在地”，自己也沦为“政治贱民”，从而跌入社会底层。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七七级和七八级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家庭出身“不好”，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当局放宽了大学录取的种种政治限制，他们做梦也不会跨入大学校门。因此，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经历”，也有各不相同的人生苦难和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他们不仅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磨练了体肤，而且还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锤炼了意志和信念；他们既具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又有现实主义的经验策略。也正是由于这种人生经历，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同时也迫使他们非常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热切希望通过国家命运的改变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具有较为开阔的文明视野和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 二，正是由于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读书思考。即使是在文化荒漠的文革时期，他们仍然想尽各种方法去搜寻那些被当时的官方封禁的书刊；不少人更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收听“敌台”，尽力去获取国外的各种信息，扩展自己的思想和文明眼光，并且以此带动自己的思考与写作。这种“地下”状态的阅读生活和写作生活，成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因此，他们称得上是文革封闭环境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群人，也是极善于学习和思考的的一群人；严格地讲，他们大多数人主要是靠自学而获得聪明才智的，而绝不是靠一度被神话了的“十七年教育”所形塑的一群人； 三，正是由于善于读书与思考，他们能够从被欺骗愚蒙的政治文化境地中慢慢清醒，最终脱身而出。他们是最早接受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文明理念和文学观念的一群人，同时也是最早接受西方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群人；为了探寻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他们自觉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同时通过那些“内部发行”的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流派、苏联东欧官方学者的学术著作，以及各种各样的“供批判”的文学和哲学书籍，因而扩大了视野，进而独立思考、追根溯源、拨乱反正、走出迷津。所以，他们比许多的官方学者更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中的代表人物； 四，由于他们是在无比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像普罗米修斯偷盗天火一样去寻觅真知和真理，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带有个人的功利目的去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又由于他们是文革后期或者改革开放之初，最具有现代文明意识和现代公民意识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思想超前”、“举止大胆”——他们对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特别是对民主、民主选举等等，较一般见识狭隘、思想浅薄、性格内敛、行为胆怯的大学生更为敏感，更为急切和投入； 五，他们中一些人不光是具有独立思考品格的探索者，而且还是积极投身社会改革的行动者。这些人其实就是朱学勤九十年代初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竭力寻找的那样一批所谓的“失踪者”。事实上，这批文革最黑暗时期最“地下”状态艰难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思想者”，他们中的佼佼者大部分都没有“失踪”，许多人考入了大学。比如，像西师的王康、杜显怡、杨政，川大的龚巧明、王忠勇，复旦的陈奎德，北大的钱理群等等，都是那一段“思想史上的思想者”而非“失踪者”！他们把思考带入了大学，延伸到了1980年。不知何故，朱学勤要大惊小怪地吁喊，似乎这些人真的“失踪”了。 显然，这些开始于文革中的思想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是1976年“四五运动”和1979年“社会主义民主大讨论”运动的活跃人物。恢复高考后，他们进入了大学，不仅与体制外的民间思想界、文化界和文学界保持密切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民间的思想品格和独立风范带入了大学校园，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批判力量，尤其是在对校园内官方的“正统教育”、“经院文化”，以及犬儒主义和权力至上主义展开的挑战中，更加显得精神抖擞，更加显得锐不可当。     以上这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使前一代人——1957年那一代与他们相比，不仅显得“略输文采”而且还“稍逊风骚”！和他们的后一代人——1989年一代相比，他们不仅显得执着坚韧，而且显得深沉冷静。这样的思想与实践品格，王康称之为“理想主义之累”。如果要进行诗意般的描述，可以用他在《缙云寺随想》一文中刻划的那幅图景来领略：“我们生而为人，能站在群峰之巅，心中充满神圣的欢欣，眼望云天，思想翱翔于万物之上！我们不再跪倒爬行，手捧铁链，被迫去吻那冰冷的尸身！”1957年的抗辩者和受难者们，他们虽然意识到“不再跪倒爬行”，是人之为人最起码的尊严，但是他们被迫“手捧铁链，被迫去吻那冰冷的尸身！”不仅如此，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站在群峰之巅”，像1980年民主选举运动的参与者们那样“心中充满神圣的欢欣，眼望云天，思想翱翔于万物之上！”然而，这样的品格与风采，无疑是从1957年的血泪和废墟中生长起来的。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