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二章

第二章 公民行动风起云涌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0201831-b3.JPG" width="141" height="165" align="right" alt="" /> </div>   一 起源于上海，磅礴于全国   一部全新意义的《选举法》，似乎开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之所以叫做“新时代”，就是它标志着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开启了公民政治的一扇小小的窗口。对于长期形同虚设的选举制度来说，这部新《选举法》确立的许多条内容在当时都是有着触动社会神经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一条，更是受到文革十年后，进入大学的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的高度关注。为了进一步激发全国性的公民政治参与热情，尽快激活和推动新《选举法》的“贯彻落实”，1980年8月底至9月上旬，在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期间，《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发言摘要。通过这种方式，微妙地传递了中共官方对基层人大选举的支持态度。在这次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同时也是著名经济学家的于光远的发言，无疑更具有典型性的政治导引意义。他说：“各省、市、县解决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就可以更集中讨论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居住集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公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这些公共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党和政府包办就可以的，应该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因此城市人民代表大会更要走在前面，这样可以取得成功的经验。” 类似于光远这样的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发言还有不少，而且适逢其时——当时，各省市正在或即将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因此，他们的这些引导性言论，给广大盼望参政议政的大学生以相当大的鼓舞与鞭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从南到北不少的高校学生便开始酝酿这场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大学生竞选运动”了。这种情状用北京首位学生竞选者李盛平的话来说就是：大学生竞选者的目标是“响应全国人大代表号召，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就是在“改革关键时刻”——这样一种政治态势下进行的、由敏感的大学生适时发动了的一场“校园竞选运动”；由大学生为参选主力的这场“公民运动”有什么样的意志特点呢？钱理群指出：   他们之所以提出要以“推动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宗旨，并且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动关于改革的大动员、大讨论，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决定改革方向和路线的关键时刻；党内外的各种力量都在积极活动，企图影响最高决策，而邓小平这一时期在收与放之间的举棋不定，也表明他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这一情况与1957年反右之前的毛泽东十分相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10月至11月的校园民主运动，是中国民间的民主力量试图在中国改革运动中发挥独立的影响与推动作用的自觉努力。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几乎是“最后的机会。”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机会源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胶着的状态，校园竞选正是在这难得的历史缝隙中得以生存。     客观地讲，1980年全国性的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起源于上海。因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在时间安排上有先后；上海的选举安排在1980年5至6月份，要早于北京五个月。以复旦大学为例，这年5月，该校师生在参加宝山县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破天荒地站出来6名大学生，他们以独立的姿态发表声明、公布各自的履历，并且提出竞选口号和竞选纲领；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地创造性地召开选民座谈会、征询和回答选民的各种问题，用各种方式向选民介绍和推荐自己。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发组建各自的竞选班子、走访选民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开展演讲活动、评论竞选形势、预测竞选走势与可能的结果等等。 再以同济大学为例。可以让我们领略大学生竞选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同济大学教职工3000多人组成一个选区，按选举法规定可以产生人民代表三名；学生3000多人组成另一个选区，可以产生人民代表一名。选举活动开始前，学校官方成立了选举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选民资格审查，以及指导、组织选举活动开展等事项。但是选举工作小组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5月中旬，校选举工作小组主持召开了学生候选人与全体选民见面大会。其中学生一个候选人在会上向官方提出了具体的与公民权益密切相关的政治改革意见。他激动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民代表除了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可以提出自己的提案外，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呢？我认为：一，政府机构应由人民大会决定；二，政府公职应由人民代表推荐或由人民代表担任；三，政府公职应允许竞选。人民代表任期四年，担任公职者不为人民办事或办事不得力者，应该下台回家，金饭碗、铁饭碗必须打碎！世袭或者变相世袭的干部制度，必须彻底扫荡！” 他的这番充满民主激情和公民理性的表态，当即受到了选民们的普遍欢迎与赞同。不过，由于长期缺乏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训练，因此上海高校大学生的竞选活动形式还是比较简陋的，不仅敢于站出来的候选人数量较少，而且竞选手段也比较单调，主要限于在大会上演讲。但是，随着竞选活动的持续开展，竞选手段越来越多。这些多少具有创造性的举措，很快通过书信传递的方式，在各地高校的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如西安、重庆、成都、长沙的大学生竞选活动也纷纷展开，不过最先得到上海的启示并采取行动的是北京的高校学生。这称得上是一个“歪打正着”的机缘：当年的6月份，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干部前往上海观摩“上海大学生文艺调演”，于是他们无比兴奋地将大学生参与竞选的“惊人”消息带回到了北京。 1980年9月，北京各区县人民代表选举工作正式开始安排布置，为即将在11月份正式开展的选举作准备。到了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级开始酝酿怎样参加竞选的问题了。11月3日校方公布选民榜，选举正式进入酝酿候选人阶段。当天上午，该校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三名学生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独立候选人。之后，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经济系张炜等本科生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在北京的大学生竞选活动期间，共有17所大学近百名学生参加竞选。 1980年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每一个竞选者身后几乎都有一批支持者，或者可以叫做“智囊团”。 事实上在此之前，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民代表改为直选之后，从1980年2月起，民主选举就在一些地方开始试点，并且陆续出现了民间的竞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民间民主运动的思考者和推动者都参与其中。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仿佛一夜之间，从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到湖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再到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先后出现了有声有色的竞选活动。尤其是在湖南师范学院的选举过程中，还引发了震惊国内外的学潮；而北大的竞选运动则把1980年的竞选活动推向了令国内外注目的高潮。   二风起云涌的校园“竞选风潮”   根据笔者当年选举期间的日记，再结合船夫的《十年学潮纪实》，以及《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等进行的历史回顾，可以带领我们回到1980年民主选举的历史现场： 实际上早在北大开展竞选运动之前的10月16日早上，刚刚建立只有短短一年的北京大学一分校的一名七八级历史系的学生李盛平，就在校园中贴出了首张“竞选宣言”。由此拉开了北京大学生竞选的序幕。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迅即引发连锁反应。进入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商学院等高校学生竞选者，争先恐后地站出来参加竞选活动。由此形成了风起云涌的“竞选风潮”，并迅即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官方的广泛关注。 北京高校的大学生竞选活动之所以更能够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处于全国的政治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还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和当时中国民间的“民主化、自由化”运动中心。因此，青年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明显高于全国许多地区——不仅参与竞选的人数众多，关心的人数也众多，而且竞选的具体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北京师范学院是师生混合竞选，教师与学生之间展开竞争；清华大学则是人民代表与学生会主席同时进行竞选，借助竞选人大代表的这一时机，大学生们适时提出“学生会要具有独立性”的响亮口号。 在北京大学，仅11月3日这一天，就有三名学生同时宣布参加竞选。11月6日，哲学系的一名学生也宣布加入竞选者行列。当天下午，国际政治系学生候选人举行了第一场选民答辩会。到场师生不少。《人民日报》也派记者进行现场采访。11月7日，哲学系一名研究生又贴出竞选宣言，并且在当天下午举行选民答辩会，回答选民的咨询、共同探讨民主选举的一些重要问题。随后，还有十几名来自各系的学生相继登上“竞选擂台”，与竞选者举行论辩。 那段时间，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演讲会、座谈会、答辩会、访谈会、举行民意测验等轮番举行。围绕民主选举这一主题，大学生们还创办了以反映竞选动态为主旨和特色的出版物，如《竞选动态》、《竞选短波》、《竞选观察》、《竞选热点》、《竞选之声》、《历史的一页》等等，一时间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采访、编辑和出版诸如《竞选短波》性质的中立刊物，无疑是中国自有选举以来民间社会的一大创举。不仅如此，还产生了“北大竞选资料汇集小组”之类的文献收集整理机构，等等。令人感慨不已，也钦佩不已。 在清华大学，竞选活动呈现了比较特殊的态势：早在正式选举之前，校学生会即在筹备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时，就曾经酝酿学生会选举方式的改革问题。11月29日，该校工程物理系和机电系的两名七七级学生当众宣布要竞选学生会主席。翌日，其中的一名学生贴出了竞选宣言，提出学生会应该具有独立性，并发表了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看法；11月5日，多达三十名学生贴出文章，要求采用竞选的方式选举学生会主席。这些举措迅即在校园中激起了热烈的响应。校学生会顺应时势，决定采纳这些意见，并制定了两套学生会体制改革方案，同时明确选举办法。其具体方案是： 一，由选举产生的、按系学生人数分配名额的委员组成学生会的委员制；二，由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然后由主席挑选二至四名副主席“组阁”，然后再由正副主席共同挑选各部部长，再由他们与各个年级选派一人共同组成“常务代表会议”，实行“组阁制”。选举方案是：直接选举或者间接选举。最后，经过由189名学生组成的学生代表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最终以119票通过了“组阁方案”；同时又以150票通过了直接选举的方案。由于该校的人民代表选举工作恰好与学生会选举工作同时举行，因此，这两项工作都是采取先广泛提名，然后再由各系决出一名候选人向全校推荐，当然，也鼓励学生自荐。按照这些程序，一共产生了4名学生会主席候选人、13名人民代表候选人。 在中国人民大学，竞选活动始于11月6日。先后有6名学生参加竞选。在此期间，该校新闻系学生创办了在校内外影响很大的《竞选之声》杂志。 在北京师范学院，选举工作以“师生混合”的方式进行。11月7日，历史系七七级一名“高干子弟”率先贴出了竞选声明，一举打破了自选举工作开展以来的“平静气氛”。在此激励之下，该校中文系和政教系也有几名学生发表声明参加竞选。很快决出了3名候选人。有意思的是，学生选民们将他们分别称为“贵族代表”、“草根代表”和“党代表”。而这三名代表身后都有各自的一批支持者所组成的竞选班子。由于这三名代表及所属的竞选班子的竞选纲领的不同，因而一度导致相互攻击指责的“混乱局面”，但是并未引起大的风波。 在北京师范大学，竞选活动从11月14日正式展开。陆续有14名学生参加竞选。该校学生竞选活动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竞选者在《竞选宣言》，以及举办的座谈会、演讲会和答辩会上，都集中围绕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大学的培养机制、培养目标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中央民族学院，该院与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印刷厂合为一个选区。11月10日，该校历史系一名七八级学生贴出了首张竞选宣言，同时举行选民见面大会，公开发表竞选演讲，当即得到了不少选民的支持与呼应。在此带动下，又有4名学生加入竞选者行列。他们不仅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观念的“博弈”，而且还着重针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方法和目标举行了反思和探讨。 在北京钢铁学院，11月7日，有3名学生发表竞选宣言。此时，该院的选举工作已经进入候选人酝酿阶段。校方采取既不提倡也不压制的态度，立足于冷静观察、做好工作，表示只要不违反选举法，对所有的候选人一视同仁。因此，前期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该院的选举活动之所以引起社会与各高校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在选举后期“发生了意外”。12月10日，在5名候选人已经确定，而且距投票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之际，有一名学生“公然违背选举法有关规定”，在学院几个要道口贴出了竞选声明，导致5名候选人中的4名落选。12月24日，在补选投票之前，该生又贴出两份指责学校选举办公室违反选举法的“意见书”，于是引起轩然大波。补选结果，该生得票数尽管由之前的第六位跃居第一位，但是仍然没有超过半数。 12月13日，预选投票之前，一名竞选者突然发表声明，指责另一个学生候选人是党代表，言外之意是说，该学生参加竞选是官方内定的结果，指责学校选举办公室有偏袒之嫌。与此同时，学生食堂有学生贴出《我们不要党代表》的声明。而“党代表”则针锋相对贴出《对声明的声明》等好几篇文章进行反击，将舆论引向对抗性局面。舆论对抗的结果是，“党代表”在一些选民当中造成了“信任危机”，导致“党代表”的选票从预选时的领先地位跌至第二轮的第三名，最后又跌至正式候选人之外。而“草民代表”却从原来的第四名位置跃居第三名。选举结束时，“贵族代表”和“党代表”的票数都没有超过半数。 在这场激动人心的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中，竞选者与竞选者之间、竞选者与选民之间，以各种方式展开激烈的辩论。正是通过这样的观点交锋和思维博弈，使竞选者和广大选民得到了良好的公民政治参与的训练以及认知水平的提高。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辩论，课堂上那些僵化的头脑开始灵动起来，并且爆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   三 “异常情况”与正常表达   在清华大学的辩论中，在围绕“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进行权利诉求”这一重要问题时，有竞选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的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危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危险，通过辩论，大家得出共同的结论是：“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和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因为“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这种思想理念的“超前性”。 这些积极参与竞选活动的大学生，许多来自社会的底层。他们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大学生争权利，许多竞选者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人民权利”的争取与“归位”。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竞选者在演讲中警告说：“很多人忘记了还有工人、农民以及为数众多的社会普通民众，作为竞选者绝不能忘记他们！”他还回溯历史指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统制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这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与之呼应，另一个竞选者则拿出了自己草拟的维护工人权利的政纲：“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等等。类似的话题还有很多。     在北京地区的竞选活动中，参与竞选的大学生还必须接受一个与毛泽东有关的民意测验。对于经历了文革的这一代青年来说，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有16位竞选者在接受测验时，都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各自对毛泽东的评价意见，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竞选者在认知历史人物方面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也可以得知这些竞选者认知水平的高下、清醒还是糊涂。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居然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一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了彭德怀，一人选了陈云；居然没有一个人选择邓小平！ 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问题，竞选人之间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王军涛最先提出“毛泽东是革命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命题，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他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空想社会主义”和“唯意志论”，认为毛“没有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这是毛“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错误主张的深刻思想根源”，也决定了毛只是一个“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涵的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家”。这种貌似“客观”，却比较肤浅与“学究化”的认识，或多或少阻碍了北京大学生竞选者对这场民主运动历史意义的深度理解。就此而言，北京地区这些竞选者的总体认知水平远不如重庆地区，特别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竞选者。 在回答“这场新选举运动究竟体现了什么？”时，一个学生竞选人认为：“这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他还就这场竞选的意义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竞选可以造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使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他们可以在不受任何操纵的情况下，学会如何辨别是非、区分真假。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判断，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票进行裁决。”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表达民间的权利意愿时，都没有提到“公民”这一具有现代文明政治理念的词语。显然，是由于“公民社会”、“公民教育”以及“公民政治”等等意识长期在中国社会缺位而导致的表达贫弱与混乱。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竞选者话语表达中，是普遍存在的。 在竞选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应该是正常的。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大学的李盛平在竞选过程发表的一些言论，“让校方觉得太过出格，违反四项原则。”于是，由学校官方组织一些教师写了“据理驳斥”李的三篇大字报并贴了出来，署名均为“部分选民”。随后，李盛平在校园内召集开会要求“部分选民”站出来！希望“部分选民”指出他在什么地方讲过大字报所引用的话时，结果他和许多学生选民等了好久，竟然没人站出来。不过，有些“异常情况”的出现就不属于正常的了。比如，有部分学校在竞选期间，突然要求党团员不得继续参与竞选，导致部分已经参选的党团员进退两难。因此，他们不禁对学校官方的“纪律规定”产生疑问：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修改制定的新《选举法》，不是针对所有的公民？难道党员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或者是“公民”之外的另一种“物类”？难道党员可以游离于国家大法之外？有的选民甚至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新《选举法》是新一轮的“引蛇出洞”之举？  11月6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就选举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和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下达了“原则性指示”。 关于学生党员能否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的问题，各个高校态度不一。北京市委下达“原则性指示”之前，一部分学校官方并没有明确表态，也有部分一直保持着高度“敌情观念”和“专政思维”的学校官方，已经先期作了明确“规定”。如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就以“组织纪律要求党员不得参加竞选活动”。而在北京大学，官方似乎没有作这方面的限定。各省区是否类似下达北京市委那样的“通知”不得而知。西南师范学院就没有一个学生候选人是党员，这不知是否“巧合”。显然，官方与民间的这种“思维差异”或者可以叫做“思维错位”，不完全是彼此对民主的理解发生了多么大，大得不可调和的分歧，而是这种集权官僚体制带来的“人格分裂”。这些与学生观念对峙的官员，其实私下里思维还基本上是正常的，可是，一旦纳入“职业行为”，人就完全变了个样。下面是一段与那个时代有关的回忆文字，来自《跨世纪对话》：   1978年下半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了，“伤痕文学”风靡校园内外,卢新华、刘心武、郑义和张洁女士等作家，把大学生，特别是我们这些文科大学生的心情搞得很伤感。根据当时报上的说法,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伤痕”诱人流泪，主要是由于“四人帮”粗暴地贱踏了“社会主义民主”。这样，兜了一个伤感的圈，我们又回到了“民主”这个话题上。谁料,到了1980年校园民主选举兴起，一下又使学校当局相当紧张。其实的学校管理层与我们一样,之前，大会小会上都发表着他们对民主的偏爱。但不知怎么搞的，双方对民主的理解竟有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一直闹不明白,认为有什么了不得的原则藏在里面,后来年事稍长,才发现不过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比如，同为一代人,一些同学后来做了科长、处长、局长，甚至还有厅长,也有的做了厂长、经理、政工干部、办公室主任、秘书之类,他们对民主的看法就和我能这个仍是平头百姓的“前同窗”就大相径庭。   除了“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之外，就当时许多高校官员在对待民主选举问题上，态度的不明朗和立场的游移反复等等，多少与高层政治的神秘和难以把握有关。钱理群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的确与当时高层政治表态尚不明朗大有关系——党内外各种力量此刻都处在胶着状态。对于校园竞选，来自官方的各种反应是互相矛盾并且非常“诡异”的。11月3日，北大第一批学生宣布参加竞选；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发表“竞选宣言”；11月10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该官方文件中竟然宣布“竞选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于是，人大党委立刻作出党员不得参加竞选的决定。与此同时，北大一分校的党委书记突然宣布:“候选人的一些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要据理力争！”紧接着，学校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动员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准备进行反击。“这样的气氛与做法，都令人联想起1957年的反右运动。”因此，在北大的竞选答辩会上，就有选民严肃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是第二次“反右”的前兆?”北大和人大的管理层是否有进行“第二次反右”的心理准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各级官员和政工人员，他们根据1957年的“成功经验”已经做好了开展“第二次反右斗争”的心理准备。这是无疑的。     情况的确非常的“诡异”。就在北京市委通知下达的第二天，北大党委副书记却亲自参加了学生竞选人的答辩会。在会上他明确表示:市委是有三条指示，但校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11月13日，北大党委又向学生竞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有关竞选的指示精神:“一，北大选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二，候选人的情况是好的；三，怎样让选民了解候选人，这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北大选举能总结出一些经验来”。 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像由北京市委下达“原则性指示”这样的政治举措，是具有方向性和原则性“警戒”意义的。一般来说，各省区会参照北京市委的做法，立马跟上。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令人感到非常奇怪，也非常纳闷：按照新《选举法》进行的这次民主选举活动，每一个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都有合法性参与的权力。但是，在一些地方高校只允许非党员选民参加选举活动，这种做法似乎有侵犯党员选民权力之嫌。这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是不是又在“引蛇出洞”，要搞什么新的“阳谋”了？即使形势是这样的“诡异”，但绝大多数学生候选人仍然无所畏惧，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民主选举活动当中。   四政治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健康   11月10日，北京选区的部分学生竞选者和“竞选动态”等三个学生自办刊物的代表召开会议，就竞选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决了关于起草《《告全市高校同学书》的建议，同时委托《竞选动态》编辑部起早了由全体竞选人签名的《告北大同学书》，理性阐明他们对竞选活动的看法。会上还决定，今后各个竞选人之间要加强联系，不互相拆台，不搞人身攻击，不搞小动作等等。北京大学的十几名候选人讨论得最多的是中国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且在多次辩论中形成了“务实派”与“务虚派”。“务实派”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如民众的民主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必须逐步推进，激进不得；“务虚派”则认为：只有对积重难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才有可能推动民主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苦阳子在《燕园“学生竞选”考察记》一文中如是写道：“我在京期间，全国民刊协会正在酝酿中，北京的几家民刊也在筹组地区协会。当时，我听说北京部分民刊负责人联合确定了所在学校竞选人员名单：李盛平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王军涛在北京大学，陈子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子华在北京商学院，姜渔在中国人民大学，韩朝华在北京师范大学，赵国杰在清华大学……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中心舞台就是北京大学，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中了去北大考察。我在京日程安排的相当紧张，除要考查大学生竞选，还要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记得当时陈尔晋暂住北京东郊一处生物科学研究所院内——刘迪家中。尔晋邀我与他在此同住。我到北京从第二天开始，每天要往返百余里，中转三次车，从东郊来到北京大学三角地看学生竞选大字报、听演讲、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到学生宿舍广泛与代表性较强的学生交谈，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一一记下。记得当时我曾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远、费远等以及不少不知名的男女学生交流过。”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民主选举期间，一些竞选者还针对某些问题起草了书面意见，并且发起成立了一些民间组织，如自办刊物《北京之春》的一名成员，同时也是竞选者，他草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经济系、法律系以及国际政治系的一些学生还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建议草案）》的法律文本。这些活动及做法，在官方的制止下，不久就销声匿迹了。苦阳子还写道：“北大先后有经济系夏申、国政系房志远、杨百揆、田志立、物理系王军涛、哲学系易志刚、杨利川、研究生胡平、中文系张曼菱、姚利明、刘娟、法律系袁红冰、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物理系于大海、图书馆系许欣欣等人宣布参加竞选，并相继发表竞选演说。他们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与选民的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校内刊物。当时在我的眼中“三角地”就是一块燕园学子尽显风流的精神舞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和政治文章，也在那里大显身手。因此，说它是燕园里的民主墙，一点也不为过。记得当时每到学校开饭时间，我都看到不少学生端着饭盆，挤在三角地读各类竞选有关文章与讯息。那时的北大，到处都是竞选台子，发传单的，演讲的，热闹非凡，让人大开眼界。在中国，这样的民主竞选机会是极其罕见的。” 12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女性研究会”，并且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外国记者，以及校外一些竞选积极分子参加。12月19日，一些高校的竞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1978年民间自发组织和自办刊物的成员。他们在北京师范大学某学生宿舍召开“串联预备会”。会上决定于11月27日，在人民大学正式召开首都各高校竞选者联席会议，讨论总结竞选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怎样消除两代人的鸿沟、还有如何看待政治改革面临的若干问题，等等。 27日，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大一分校的一些“自发组织”成员，联合北京十余所高校的竞选者和部分竞选积极分子，外加一些工厂的年轻工人，总共约80余人，在人民大学集会。与会者分别就各校的竞选情况、如何消除两代人的鸿沟等等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并且详细介绍了各校的成功经验。经过调查统计，参会者都在，百分之三十的学生比较激进，百分之五十的学生比较稳健，百分之二十比较保守。 就在西师的民主选举轰轰烈烈开展前后，北京大学生积极介入民主选举的相关情况，也通过咨询交流的方式传递到了西师。据《燕园“学生竞选”考察记》中介绍：当时，北大经济系的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最先贴出竞选宣言。他们被称之为竞选先锋。房志远张贴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一文，其主旨与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极为接近，而他也对各地民运与民刊情况极感兴趣。那么，这些与民运极为相关的民刊，到底都刊载了什么样的文章？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呢？苦阳子回忆说：   最初一批介绍竞选人观点的文章中，多涉及了文革评价、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墙、魏京生案、是否取消“四大”等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根据我的记录，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大纸报，有王军涛的《论高教制度改革》、《重新估价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系列文章，张炜的《我的社会改革观》，房志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夏申的《论整体现代化》组稿（之一至之五），杨百揆的《文化大革命是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什么人适合当代表》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的竞选人中，还有几名是女性，如张曼菱、刘娟、许欣欣等。张曼菱在《告选民书》中提出“女性与社会生活”的观点，其中关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颇有争议。她说：“中国需要一场以人来代替神的斗争。没有健全的女性，就没有健全的男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刘娟则提出了“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口号。   事实上，在北京地区开始选举活动之前，这些民刊上的一些文章，就已经传递到许多地方高校，并且在大学生选民中迅速流传。在这种全局性的呼应之下，民主选举使西师校园内的精神气象为之一变：王康写道：“从一开始，民主选举就是一场思想的启蒙和精神的解放。至少在西师，基本没有1957―1976年间充斥中国的斗争、对抗和仇恨的言论，没有土匪痞子式的打、砸、抢行径，没有政治污陷、围剿和迫害，甚至没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没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至少在西师，政治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健康，几千师生的政治热情和期盼，从来没有那么高涨而理性。”真正的民主选举就是如此的神奇，如此的具有“净化人心”的魔力。当然，这仅仅是大学生选民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因为，后来他们才发现，在这种健康的“政治生活”的另一面，还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政治生活”在伺机以待、聚而歼之。 不管怎样，校园的面貌的确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变化。就像王康后来在《民主的尝试》中描述的那样:“选举过程成为一次宣传民主、传播改革精神、增进人们交往和团结、开辟民主阵地、设置民主基石的过程。”过去一些系科之间曾经产生过矛盾，甚至冲突。但是在校园民主大潮中，这些系科的学生毅然抛弃前嫌，结为一个整体，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此前中文系与音乐系因“王彩俊事件”，亦称“攻打巴黎圣母院事件”——半年前，中文系学生王彩俊在图书馆被音乐系学生张立殴打，从而引发以中文系为首的许多学科围攻音乐系女生宿舍（俗称“巴黎圣母院”，因为当时张立躲在那里面。）的非常事件——两系间结下了“仇怨”。之后，音乐系的一些同学发誓与中文系“老死不相往来”。然而，竞选开始，陈敏一行专程到音乐系去化解矛盾、争取选票。“王彩俊事件”的“主角”张立当即表示：“在民主选举的大是大非目前，我们西师的同学是一个目标明确的整体。请中文系的同学放心，如果我们音乐系的同学不把选票投给学生候选人，那我们就太没有肚量、太没有水平了！”此番话语，令在场的中文系同学大为感动。   五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本质   在整个民选期间，王康的文章几乎都是以“低衢”的笔名来撰写的。这种具有民国时期储安平《观察》视野和《大公报》气质的“社评”式文章，使整个校园的文化气氛显得如此的高古峻峭而又充满现代文明的气息。《民主是主流》这篇文章以近乎“原始”的油印方式产生，并在校园中广为张贴。原本一派宁静安稳的校园，就像被一个不安份的“顽童”突然投进了一挂“爆仗”，整个空气被搅动了。又像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只不过其“主调”不是“安稳”而是比“安稳”更加具有吸附力和期待性的“民主”。文章以先声夺人的气势呼喊道：   民主是主流，这是现代世界政治的本质。 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佛朗哥式的一人政府早已为人不齿；霍梅尼的宗教狂热、阿明的民族偏激、波尔布特的屠杀政策也再不能得到时代的容忍，就连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国“林彪四人帮”惨淡经营的“造神运动”也同样令人厌恶。它们再也不能统治时代精神。而民主已经越过国界和时代，成为当代进步力量的象征。波兰工人运动就是现代民主的一例。它的巨大意义可以归结为一点：新的社会现实的发展，在任何国家内都使民主的政治改革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文章开篇即强调：这次民主选举体现出了“民主”的世界性文明潮流的本质特征。只有民间的观察者才能够掂量出它的历史份量。而校方却完全没有这种令人恢弘大度、意蕴幽深的历史感觉。 本来，“民主是主流，这是现代世界政治的本质”，也是中国现代化去向的本质。当然，也是西师这次民主选举活动的本质。这原本是一个常识，也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如果没有人提及或者强调，相当数量的国人基本上是不知道的；即使是在民主选举已经拉开序幕的时候，仍然有许多人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像这样的文章，本来应该由“主导”这次选举活动的官方机构来写。可奇怪的是，每每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这种预示文明潮音到来的文章总是由民间人士来撰写——当然，他们实在也找不出人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和眼界的狭隘，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权力带来的保守和胆怯使他们根本思考不到这样的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希特勒式、佛朗哥、霍梅尼、阿明和波尔布特这样的反民主暴力统制相提并论，并且进行现代文明基调上的思考。在当时，官方主导的对“林彪、四人帮”的所谓批判，还仅仅局限在所谓的“造神”和“反党”这一类“罪行”上，而对其崇尚暴力统制和反民主反文明的实质，却并没有进行深入揭露和批判。因此，就更谈不上敢于公开宣称“波兰工人运动就是现代民主的一例”了。文章以江河奔流之势，一泻而下：   在我国国内，在民主被完全剥夺的十年恶梦后，民主开始成为政治生活中主要的因素。（“五四”以来这个“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以及“德先生”自身的涵义，本文不欲讨论。）这次民主选举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称得上“选举”的选举，不用多说，它是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民主力量的显示。 中国的前途系于现代化，这上上下下的中国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现实生活中怵目惊心而又比比皆是的践踏人性、主奴分治、官僚特权、裙带关系……除了归结到封建主义这面大旧旗下，还能放到何处！而反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民主。   为什么说“民主是主流”呢？这篇文章不是从权力争斗、势力消长、覆雨翻云、你死我活的宫廷政治的视角来回顾和评估文革历史，而是从现代文明政治的视角去审视和评估这“十年恶梦”。之所以称之为“恶梦”，其根本的症结在于人民的民主权力完全“被剥夺”！因此，对文革最深刻的反省和最彻底的埋葬，就必须是还政于民——将民主权力归还给每一个公民！为什么说“这次民主选举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称得上‘选举’的选举”呢？就因为“它是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民主力量的显示”！现代公民社会登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来体现人民的意志、显示民主的力量。民主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严厉批判和彻底埋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构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文明社会；也就根本谈不上建构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文章结合到中国的“现实生活”，指出：所有那些“怵目惊心而又比比皆是的践踏人性、主奴分治、官僚特权、裙带关系……除了归结到封建主义这面大旧旗下，还能放到何处！”这一段非常有力而且非常符合逻辑的议论，不仅给这次民主选举站出来的竞选人以极大的道义勇气，而且也给所有积极参与这次民主选举的选民以极大的理性动力！文章启示人们：   现代相对于古代而言。如果说古代意味着神权、奴役、愚从、禁锢，现代则意味着民主、人权、文明和进步。时代确实在变，不仅秦始皇的“朕即天下”、“万世一系”的帝王哲学至袁世凯时截止了，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前的“人民救星”、“人民之主”的现代神道也不吃香了，甚至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最易接受的官僚政治也越来越不适合时代精神了。   文章还别有意趣地启示人们：划分古代与现代的标志，既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也不是体现在宣传口号的“现代”与否。判断谁是古代，谁是现代，以及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其普世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意味着民主、人权、文明和进步”！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披着“现代”外衣、徒具“民主”外壳，而实质上是“神权、奴役、愚从、禁锢”的社会形态，都绝不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化文明！1976年10月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分野节点，就在于：人们，特别是大学里面的这些青年公民们，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实质性认知，已经完全超越了他们的前辈——他们已经学会了怎样“透过现象看本质！” 然后，文章笔锋一转，从宏观的历史考察和文明对比回到校园民主选举的这个“微观”当中：   我们可爱的西师也响起“民主”这个陈旧而又簇新的口号。陈敏、黄云开两位同学已经肩负着广大同学的重托首先站了出来，两张“告选民书”各具特色，两张小传，朴实平凡。诺大的校园似乎立即有了一种新的东西，它在食堂、教室、寝室，到处被人谈论着，各种看法，不一而足。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吗？   对已经勇敢站出来，而且已经产生一定感召力的两名学生竞选人，文章作了现代民主意义上的肯定（虽然当时罗立为已经站出来了，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民主”何以是一个“陈旧而又簇新的口号”？是因为这个口号中国人已经呼喊了一百年，如今又重新喊出并且赋予了现代化的含义；西师何以被称之为“我们可爱的西师”，是因为“民主”给她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文章由此设问：“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各种看法，不一而足”，没有权力垄断，没有权威压制，人们畅所欲言，言而无罪。   六现实与历史交织的“诗情画意”   一切就像当年弥尔顿所设想和期待的那样，西师校园里竟然也有了“观点公开的市场”；有了通过各种意见的交锋而“自我修正的机制”——这样生动活泼的局面，难道不是民主带来的吗？如果这不是民主，那么民主又是什么呢？为此，王康写道：   姑且这样看吧，真正的新生事物总是幼小的、民主也是一样。到处乱轰轰的，颇有“人心不古”的阵势。陈、黄二位候选人已经为一部分选民所认识，对他们本人自然也有种种评定，而大家对这二位候选人有一种共同的兴趣，那就是，他们是“自愿出来的普通的同学”，对长期受人支配的群众来说，这已经够了，当然，人们对他们或多或少也寄予了一点希望。   陈、黄二位候选人代表幼小稚嫩的“真正的新生事物”。他们敢于站出来，就不怕迎接来自人们的种种议论、评定甚至挑剔。当然，他们也同时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一定的赞同。人们之所以对他们产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魅力，而是因为他们是“自愿出来的普通的同学”！他们不是权威，也不是握有权力的特殊人物；他们普通得与绝大多数学生相差无几，朴实平凡与民主的基调是那么的合拍。他们此番的目的无他，只是想通过民主选举去行使“无权利者的权力”。文章从一个来自民间的“民主观察者”的视角，对两位竞选人的性格特征和竞选愿望，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基本的评价：   陈敏稳重踏实，信心颇足，黄云开热情肯干，不乏献身精神。自从他们站出来后，已有一千多同学前往拜识。两位候选人也在“百忙之中”主动到各系了解民情，联络感情，集中群众意见。笔者曾有幸会见二位候选人，他们皆表现出诚恳、热情、切实干一点事情的精神，对选举前景，二位也是乐观的。笔者认为最可贵的是：这二位同学再三表示自己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名学生，离开选民的信任，他们实在寸步难行，这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显然迥乎不同。这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是的，他们任何官方背景，没有任何经验，更没有任何娴熟的“政治手段”——可谓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安泰一样，他们希望从“大地母亲”，也就是选民那里获得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选民的信任”。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之所以是“假民主”和反民主，就是因为那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都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傀儡、打手之类的悲剧人物！即使陈、黄二位也是悲剧的，但是，他们的悲剧与那些“风云人物”的悲剧，具有本质上的天壤之别！ 文章写到这里，悲怆与悲壮同时横贯在字里行间；现实与历史同时交织于“诗情画意”之中——   由于种种原因，共聚于西师的广大师生，实在不可能不关心这里的事件。历次政治运动中，西师所发生的事路人皆知，官僚主义远远说不上根除，民主的政治也说不上实现。黄云开同学告选民书中引用了“国际歌”中的一句最有生命力的话：“全靠我们自己”。这也可以说是对民主所作的最好的注脚。   是什么样的“种种原因”使“广大师生”齐聚与此？最近的原因无疑是民主与改革的时代精神的召唤，而最远和不太远的原因却相当复杂，但这些各个不同的原因都归结到每个人的坎坷经历和复杂遭遇，确实与民主的缺失有极大的关联。人们齐聚与此，就是为了呼唤民主、获得民主啊！而获得民主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靠我们自己！”文章继续抒发道：   对民主也可能有其他的注脚，比如鞭子和皇帝的新衣，这既不由我们决定，也不可悲，真理总是尾随在谬误之后。 我们不想去预计前景，从本质意义上看，这次选举是无所谓失败的。   文章的作者既不是毫无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深受唯物历史观和“社会进化论”浸淫的“理论工作者”，而是一个民间观察者和一个普通选民。这次民主选举能否成功？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竞选人能否当选，而是体现在“对民主的注脚”是否采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尺度！因此“从本质意义上看，这次选举是无所谓失败的”——无论结局如何，它都将在中国历史是留下价值和意义的深刻印痕！文章最后以民间观察者的达观与通脱笔调写道：   在笔者正斗胆把这篇东西交到院选举办公室去“备案”时，又听说历史系颇受学生赞扬的邓堪老师也将出来参加选举。勿庸讳言，作为一位中年教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喜可贺，让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选举刚刚开始，拙文不过一砖石而已，当民主的大厦在西师校园内筑成时，它就会埋进黄土中去了。   作品文章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样，已经被“埋进黄土中去了”，但是“民主的大厦”并没有在“西师校园内筑成”。民主选举之后的若干年内，这个校园内“筑成”的或许是另外一种与民主自由完全不搭界的“大厦”。不过，这篇文章，连同民选期间作者的其他文章一道，已经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种子，在校园内和校园外发芽，并且生长出旺盛的枝叶，等待着开花结果的季节。   七陈敏进行演讲并接受选民咨询   10月11日，陈敏开始首次竞选演讲，地点是在理科学生就餐的食堂。这次演讲来的听众不多，稀稀拉拉的有不到两百来人，而且，演讲不到十分钟，就前前后后走了一些人。给人的感觉是：理科同学的政治热情不高，民主意识淡薄。当然，陈敏初次出场，还没有经验，而且比较紧张。所以不太成功。之后，他与竞选班子的成员马上进行了经验总结，由此增添了必胜的信心。 10月14日陈敏开始第二次竞选演讲，地点是在美术系和外语系就餐的学生三食堂。竞选演讲的海报在14日夜里就由竞选班子的成员设计好了。15日一早这几张具有鼓动性的彩色海报分别贴在几个重要的教学楼和学生食堂的门口。 天公作美。连绵的秋雨下着下着突然停了，灿烂的阳光朗照在演讲台上。但是，学生选民的热情高涨，还没有开始演讲，来自各系的学生已经将学生三食堂挤得水泄不通。 第二天，有关这场竞选演讲的消息同时出现在王康主办的《选民论坛》和另一份学生自办刊物《竞选报道》上。《选民论坛》的大字标题是《学生候选人陈敏昨日冒雨演讲纪实》；《竞选报道》的大字标题是《站立在秋日的强光下——学生候选人陈敏首次到美术系、外语系演讲实录》。 《竞选报道》的报道文章写得比较形象具体：   这个来自中文系的年轻竞选者出现在三食堂，已经有不少的选民在等待他了。他显得有些紧张。但是，他没有丝毫的迟疑，他向选民四顾并且不断点头致意。 他很快站在了由两张旧饭桌拼成的演讲台上。秋日的阳光从食堂的天窗直射下来，强烈地曝晒在他那质朴而略显瘦削的脸上。演讲没多久，细密的汗珠就逐渐布满了他的脸颊。他不断舞动着的双臂和整个身影反射在墙上，使他有点像一个动作不太老练的指挥家。 不仅如此，这篇报道还对陈敏竞选团队作了“素描”——“他的竞选班子的成员分别站在演讲台的两侧，拱卫俨然如同‘士’一般。”   这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公民在勇敢地斥责我们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犬儒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因为有民主的阳光照着他，他是无所畏惧的；这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公民在大声疾呼：学生会应该是能够充分代表权益的、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机构，否则，它将被学生们无情地抛弃！因为有普遍的民意基础，陈敏显得是那么的豪迈和坦荡…… 笔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虽然陈敏的言词不算流畅，他的思想也不算高明，但是，他向所有的选民袒露了一颗赤诚的心。他说，他自己也许是一个勇敢的愚钝的夸父，他在追赶民主的太阳；也许有一天，他的命运像夸父一样，死于追求理想的饥渴之路。即使那样，他也会像夸父一样，将自己手中的那支拐杖化为‘邓林’，也就是桃林，至少是西师的桃林！” 当时，“与演讲者站在强光当中形成强烈反照的是，听众们都站在强光照不到的阴凉里。他们的神色各异，有的表示赞同，有的表示疑惑，有的表示沉重，有的表示轻松……”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陈敏站在演讲台上演讲的形象，酷似小说《昨天，曾经爱过》里面的那个青年思想者林青。那篇小说是一年前他和他的同学雷飞志共同创作的。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同时集青年叛逆者和学生候选人于一身的“公众人物”，他所演讲与回答的问题，绝大部分与小说中的那个林青面对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刘少奇、彭德怀历史悲剧的问题。选民们希望演讲者在回答时能够“超出官方的相关结论”，給出“民间的看法”； 二，关于如何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等于“全部真理”？有选民显然认真读过《昨天，曾经爱过》这篇小说，因而提出：“小说中的林青是一个‘强烈渴望真理的探求者’。既然在官方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几乎就等于‘全部真理’，那么，他试图‘在信仰之外寻找真理’，这所谓的‘在信仰之外寻找真理’，是否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真理？难道这个林青比马克思还要伟大？有点选民甚至这样提问：“陈敏同学，你就是小说里面的那个林青的原型吗？”林青还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堂里面的神父，人应该追求和探索真理，而追求和探索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于是，有选民问道：所谓“各种各样的方式”是否局限在现实所允许的范围？还是可以超出这样的范围？ 三，关于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看法。陈敏在演讲中所表达的愤怒与小说中的林青几乎完全一样。他直斥道：我们的大学“与其说是在培养人才，倒不如说是在培养思想奴才、培养见风使舵的庸才！”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回答说，其原因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没有从禁锢保守中挣脱出来。教学的全部内容都还只是沉溺在前人的思想当中。为什么不能让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去分析它、去研究它、去改革它呢？我们的许多观念总是尾随着报刊电台的声音，不断地修正和调整各种提法，就像做游戏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改变这一切了！宇宙中的一切实体，都是属于现在的我们和未来的人们的。那些死去的人无权干涉我们的自由和选择……”如果说，小说里面谈到“死去的人”还比较含蓄的话，如今站在演讲台上，陈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被高校里面的教条主义者奉为“神灵”的那些“导师级人物”！陈敏强调：主要的责任不在“导师级人物”，而在那些习惯于匍匐在“神灵”脚下顶礼膜拜，借此乞讨残羹剩饭的人！这是些既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又没有人格尊严的庸才！他们习惯于当庸才也就罢了，令人愤怒的是，他们还打算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这样的庸才，甚至奴才！ 四，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师1957年反右运动的那段历史？到底是官方所说的只是“扩大化”，还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我们应该如何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有的选民结合小说《昨天，曾经爱过》的相关情节提问道：“你们在小说当中描绘的那个右派薛教授，到底是虚构的还是有现实依据？他在平反之后自杀了，到底是在抗议历史的不公正，还是在控诉现实的虚伪？” 事实上，在这次演讲之前，陈敏和他的竞选团队已经走访过不少曾经当过右派的教师，对西师当年反右的荒唐而残酷的历史细节，以及这些九死一生从炼狱中活过来的人们的内心痛苦，有相当深切的了解和感受。因此，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可以说是既充满一个青年思想者的悲愤，同时又表现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甚至还有选民担忧地提问：“你们现在发表这些言论，就不怕来一次新的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吗？”陈敏毫不回避地说：“如果我们因为参加民主竞选，按照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被打成右派，那就不是我们自己的悲哀，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悲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大学生的悲哀！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积极投入民主选举运动，就是为了通过民主的方式阻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陈敏激情昂扬地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显得有些疲惫。他跳下演讲台掏出一支“嘉陵江”牌子的香烟，但是，刚一点燃，他就把它掐灭了。很快，他又猛地跳上了演讲台。他诚恳而急切地请大家提问。原本喧嚷的饭堂一下子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个美术系的同学递了一张条子给陈敏，请他回答《燧石》“为什么停刊？你认为学生自办刊物是否合法？”陈敏条理清晰地作了回答；紧接着，有个外语系的女生提问道：你作为学生竞选者如何理解“四个坚持”？当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一大把条子递了上来。有让他回答所谓的“信仰危机”的问题，有民主到底在中国现不现实的问题，也有比较直接尖锐的提问，如，你那么积极地搞民主，是不是显得比较幼稚？你怕不怕秋后算账？还有一个中文系的同学以调侃的口气问：你们《燧石》里面有一篇小说是你写的，那里面有一个思想比较“出格”的学生叫林青，你是不是就是他的原型？小说里面，他最终被发配到了内蒙古，你是不是在暗示你的毕业去向？你真的不怕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奇思妙想。有的提问者是想认真与之探讨，有的是想寻求人生的答案，还有的是想难住他。如是等等，真可谓令人眼界大开。 最后一个提问者很有意思，他先自报家门说：“我是外语系的学生陈昌苓。我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你认为在中国谁真正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官方讲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陈敏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大多数选民慢慢地散去了，但是，这个同学却兴致甚高，继续“缠住”与之进行探讨。过后得知，这个陈昌苓同学本来打算站出来参加竞选，但不知何故，没有站出来。他告诉陈敏，他正在读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东西。他说：“以前，我读书总认为把每一科成绩弄到90分就是本事，今后分配时有一个好的去处就是本事，现在我才知道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我现在读书是为了寻求真相和真理，而且主要是想搞清中国的真相和真理。”《竞选报道》写道：“陈昌苓，他最终没有站出来，但是，他努力探求真相和真理的信念，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学生选民学习的。” 事实上，竞选者们面对的选民，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选民的心态还是比较复杂的。除了有许多热情的参与者、还有不少冷静的观察者和怀疑者。笔者同寝室的一个同学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与我们这一代人不同,我们的父辈这一代在经过“反右”和“文革”后一般都比较谨慎,对民主持恐惧或者免谈态度。比如我的父亲。我曾在信中倾诉我们这些人如何如向往、热爱民主,谁知一下把他吓得不得了。他给我的劝诫信还没寄到手,他人却已经先来到了学校。他一连两天守着我,就像守着患重病的儿子一样,苦口婆心地规劝我和我的同学,要认认真真地多读些正经的书,多学些文化知识,少谈些这类危除的话题。他说,事实上,对什么是民主他和许多人一样,一点也没弄清楚,因而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你们对一个没都弄清楚的东西居然倾心放胆去爱,这不是太不负责了吗？他的这番苦心一点没起作用,我在打发走他以后,又和大家一道去套“民主”的近乎去了。   这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1980年代，青年大学生对民主的理解与追求，与他们的父辈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承袭了父辈的那种“经验性”恐惧和迷茫，但是，这并不代表学术选民的主流心态；主流心态就像以上记述所描写的那样，非常微妙，也非常清晰。   八民主选举推动学生会选举   陈敏离开三食堂后，在美术系竞选者黄云开的邀请下，到美术系去交流竞选心得和演讲经验去了。陈、黄二人见面时，黄云开热情地拉着陈敏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早就知道你是《燧石》的人了！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是我们可以说是神交已久。为了我们共同的追求，为了我们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我们需要精诚合作！”陈敏也热情地回应道：“早就知道你了，你是裸体模特儿事件和现代派画展的主要发起人，我和《燧石》的同学们都非常敬佩你们！参加民主选举，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希望我们能够交出令师生们满意的答卷！” 大学生竞选者在校园中不辞辛劳地进行演讲，给许多亲历者留下的记忆是相当深刻的。中文系七九级的学生谢小麟忆及当年的情景，依然感到历历在目、令人激动不已：   三十年多前，种种新思潮总是最先在大学校园里激荡，得风气之先的自然是经历丰富，富有政治热情的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哥大姐们。那时，各种新思潮在校园里荡涤着：一会儿是朦胧诗来了，一会儿是新潮美展了，一会儿又是人大代表的竞选了，既令我们这些小同学感到刺激，又似乎使我们感到某种失落……   10月16日下午，陈敏和黄云开经过磋商正式达成协议：今后两人结成竞选伙伴。参加这次民主协商的还有这两个竞选班子的大部分成员。 经过几轮演讲之后，《选民论坛》记者对三位竞选者做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黄云开言语大胆锋利，具有强烈的煽动性，他完全不怯场，不足之处是：思想不怎么深刻，思考比较粗糙，形象和语言都显得有较为浓厚的江湖味道；陈敏给人的印象是质朴诚恳，而且充满热情，有自己的思考，思想深浅不一，但表述大胆。时不时能够切中现实或者历史问题的要害。不足之处是：语言不流畅，有时激动起来，就显得理性不够了。罗立为历史知识丰富，历史感强，现实感不太够，喜欢旁征博引掉书袋，富有激情，但思想比较肤浅。最突出的是，在演讲台上习惯性地学‘青年毛泽东的动作’。然而，不可否认，这三个大学生竞选者总体而言，称得上是具有本土风格的民主常识的布道者，忠诚的立志献身于社会改革运动的实践家。” 第一轮投票一个星期以前，是在中文系年级内举行。结果是： 陈敏96票；黄云开82票；罗立为76票；赵维藩53票；苏天辅52票；韩富勇46票。 就在10月19日下午学院举行了第二轮选举提名。提名结果是： 陈敏436票；黄云开378票；罗立为284票；赵维藩234票；苏天辅216票；韩富勇178票。 10月17日，第四号《选举简报》发布。内容为《读者来信选读》，一共发表了三篇学生选民的来信。除了表示对民主选举的参与热情、对学生竞选者的理解和支持以外，也同时对竞选者的演讲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特别是对三个竞选者不同的表现，提出了具体的观感与看法，并且对选举的现状进行了评估和预测。 10月20日，第五号《选举简报》发布。赫赫然六大张毛笔抄写的《教师、教育、建议》贴在西师电影院的高墙上，第五号《选举简报》发布当即就吸引了不少的学生选民围观和议论。这篇署名陈敏的批判文章，是由陈敏竞选班子的严敏起草，再由山民修改完成的一篇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启示性的重头文章。它对当时的高等教育现状和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育管理，特别是高校教师的政治工具属性，以及学生的政治工具身份等进行了大胆的揭示和尖锐的批判。尤其是对整个高校教育中弥漫的“后文革”表现进行了描述和抨击。 第五号《选举简报》发布之后，在学校师生中引发了积极的反应，不仅进一步引导和深化了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而且，陈敏和黄云开的支持率明显有所提升。 就在这一期简报贴出去的时候，从成都传来消息：四川大学学生社团“锦江”文学社社长龚巧明，作为学生竞选者，她在选票刚刚过半的当口，突然被学校选举“资格审查机构”宣布为“审查不合格”。原因竟然是此前她在《锦江》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小说《长长的国境线》“有比较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公然描写和大肆渲染一些十分错误的观念”。具体而言，就是在“中苏两国还存在严重分歧与对峙的时候，宣扬超阶级、超民族利益和情感的错误观念。”这条信息迅即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在电影院的墙上。人们议论纷纷。《选举报道》的记者“松风”调侃说：“但愿陈敏不要重复与龚巧明相似的悲剧。我们不希望有一天，他也被取消候选人资格；不希望在《长长的国境线》后面是《昨天，曾经爱过》的悲剧身影。” 四川大学的这条新闻，明显给西师的校园民主选举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10月14日，由中文系三百余名学生签名的《强烈要求民主选举系学生会的倡议书》贴在一教楼大门口的墙上。几天以后，其中的一页已经被凛冽的寒风撕扯而去。第六号《选举简报》以悲怆的语调描述说：“中文系领导的答复是：原则上同意按照年级来选举，扩大候选人名单，正式选举时，由中文系领导带领候选人到各年级分别与同学们见面。如今，《倡议书》还在寒风中颤栗着，已经有一张被寒风掠走，一百多个名字被撕碎后投掷到泥泞之中……” 为了确保中文系民主选举学生会的愿望能够实现，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迟新民专门去找有关领导交流意见。与此同时，王康和杜显怡紧急会同各年级学生干部，进行民主协商，再提交请愿书，希望官方能够顺应民主潮流，满足广大同学的心愿。并且开导他们：既然人民代表都可以民主选举，为什么学生会不可以由学生自己来选举呢？ 10月22日，中文系领导终于答应，同意广大同学的要求，按照民主有序的方式进行学生会选举。但是，这些领导不同意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只同意选学生会委员，主席由他们确定。其理由是“这样才能够体现民主集中的原则”。消息传出，舆论又一次大哗。有不少学生说：我们自己选举学生会成员，为什么还要他们答应呢？ 为了推动学生会自治愿景的尽快实现，陈敏以“人民代表”候选人的身份，专门去找中文系“官办学生会”主席邹定武等人协商，劝告其“认清形势，迅速跟上民主的步伐。”笔者随陈敏一道，因此目睹了当时的具体情景：本来，那几天，邹主席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好过，经陈敏这一“敦促”，邹主席愈发显得声情悲凉。他可怜巴巴地说：“我实在是想不通，难道以前的学生会就没有给同学们办过一件好事吗？有的同学骂我们是领导的走狗，我坚决不同意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由同学自己选就一定比领导选高明吗？你们非要把我们换掉？换掉我们，那些人上去就一定比我们干得好吗？”陈敏安慰他说：“不是要否定你们以前的工作。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学生会产生的程序不对，严重违背了现代民主的原则。你们也可以参加选举嘛！如果能够被大家投票选上去，那不是比领导指派更加具有权威性，更加具有民意基础，更显得理直气壮吗？”说到后来，邹主席似乎是想通了。 围绕民主选举学生会问题，黄云开向陈敏表示：“中文系进行学生会选举的时候，我一定带领美术系的大队人马来现场观摩取经。等到美术系学生会选举时，我们就有了成熟的经验了。” 那么，真正到了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时，学生们又是怎样的情景呢？孙丹年如实记录了中文系当时投票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得小组同学们善良忠厚的表情。张鲁竞选学生会主席，我们小组的多数同学是投了赞成票的，他们也投票给竞选北碚区人大代表的同学。正是多数朴实正直、明辨是非的同学，构成了1980年高校学生民主选举运动的基础。他们成为少数冲锋在前的精英同学的坚强后盾，这才在全国的许多高校中终于推选出了大学生人民代表（我估计至少以二位数计算），以及在更多高校的民主选举中产生出了各级学生会干部。” 按照学生自治愿望，各系在10月下旬先后举行了学生会的选举。整个选举过程秩序井然，学生们热情很高，充分体现了较为成熟的民主素养和自治风范。张鲁高票当选为中文系自治学生会主席；吴军亮也是高票当选为政教系自治学生会主席；黄云开则以高票当选为西师自治学生会主席。张鲁高票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后，又由其组阁产生了他的阁员群体。阁员有秦华生、喻惟、封跃武、张育人等。   九这是多么神圣而伟大的初恋啊   10月21日，西南农学院的同学送来邀请函，邀请王康和西师的学生竞选人到他们那边去帮忙做做协调工作。因为，西农的学生竞选人之间为争夺选票而相互攻击，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王康一行人急匆匆赶往西农，经过协调，曾经产生对立情绪的各方表示，从今以后，一定顾全大局、消除隔阂，使西农的校园民主选举歩上健康的轨道。 西师附近的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校园民主选举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师的学生候选人徐安禹在西师校园贴出《给彭真同志的一封信》，引起选民们极大的兴趣。这相邻的三个学校经过彼此的交流与协调，互相走访与观摩，都逐渐结束了“混乱”的局面，而进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松风”在西农民主选举观摩手记中写道：“有同学提问：‘候选人同学，你以前在食堂买饭时插过队没有？’候选人回答说：‘在学院食堂没有增加窗口之前，我的确插过队。谢谢同学们的批评帮助，我今后再也不会插队了！又有同学提问：‘候选人同学，你结婚了吗？’候选人回答：‘不好意思，已经结过婚了！而且夫妻感情还不错！’他们坦诚幽默的回答，当即赢得掌声一片。”“松风”最后写道：“这是多么感人的民主选举场面啊！西农的同学们，祝你们选举成功！” 10月15日，黄云开在学生五食堂举行他的第三次演讲。在这里，他遭遇到了一些具有“现代派”习气的选民。在演讲互动阶段，竞选人与选民从严肃的话题中“跳了出来”，气氛一下显得轻松而充满“小品”的意味。“松风”在观摩手记中写道：“一个中文系的同学以调侃的口气问道：‘老九，我觉得，你如果穿上咖啡色的喇叭裤，再配上艺术家的长头发，估计演讲效果会更好，人也更有魅力。你认为呢？’黄云开回答说：‘谢谢，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中文系的竞选人就必须在胸前别着三支钢笔，手里拿着两支毛笔；音乐系的选民就必须与花露水和贝多芬联系在一起。否则就得不到选票。’”由此可见，校园民主选举于严肃沉重当中，还是有轻松浪漫的情调凸显而出。有的时候，整个演讲场面给人以“狂欢节”的感觉。 在这种“狂欢节”的表象背后，大学生选民的具体想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竞选者必须心里明白。孙丹年以一个学生选民的立场如是记录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一种“选民心理”。她说：   选民们也充分正当地希望，由自己推选的人民代表和学生会主席，能够关注、尊重和满足自己最急迫的诉求。而且，民主选举本来就是从民众需要出发、以最终满足民众需要为目的的。按照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关于“民权主义”的论述，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获选者不能按照民意行政，选民可以提出弹劾和罢免，因此获选者决不是高枕无忧的。   10月16日，在黄云开演讲的第二天，陈敏在学生一食堂又作了一次时间不太长的演讲。中文系七九级的学生谢小麟如实记录了陈敏这一次演讲的某个细节：“一天中午，第一学生食堂的门口围满了学生，中文系七七级的一个男同学为了竞选北碚区人大代表，正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做竞选演讲。这是我第一次直接目睹传说中的竞选者的演讲。虽然年代久远，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仍然能够清晰回忆起他演讲的一些具体内容。记得演讲者说到了希腊神话中关于安泰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这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地母的儿子安泰力大无穷，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汲取力量。赫拉克勒斯发现了他的秘密，就把他举在空中，掐死了他……这位竞选者说，党就是安泰，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大地。党只有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才能具有无穷力量。” 笔者也在日记中记下了演讲的这一细节。当时陈敏反复提醒演讲台前的选民们：“不过，现在令人困惑与不安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党员，特别是党内的官员，已经不再把人民放在眼里。他们习惯于以“父母官”自居，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这种表现相当危险，当然，更主要的是显得有点“乱伦”——他们怎么就不讲逻辑，胆敢当人民的父母呢？人民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他们才出现了多久？怎么连常识都不顾呢？到底是人民养活他们，还是人民靠他们来养活？同学们可以好生想想。” 总的来说，西师的大学生竞选者还没有遭遇到选民们更加尖锐的诘问。作为参照，在此不妨引用苦阳子在北京大学目睹到的选民诘难情景：“在北京大学竞选人的各次答辩会上，选民的提问相当广泛且敏感，如共产主义是宗教吗？社会主义能不能行得通？“四个坚持”是思想禁锢吗？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判断对吗？如果官方压制自由竞选，你同意用罢课开展斗争吗？令人钦佩的是，竞选人对这些敏感问题并不回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那些智慧而勇敢的问答具有一种强大的视听冲击力。” 不仅如此。苦阳子还有比较具体的描述：“记得那天胡平要在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研究生宿舍，看望、鼓励胡平。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上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多新闻媒体记者都到达现场。胡平在学校所有竞选人中，属于比较温和、稳健的一派，因而他演讲时便遭到一些观点激进者的反对。霎那间发问、质询的字条纷纷递向讲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费远等学生代表甚至愤然退出会场。但多数学生还是支持胡平的，我也对他感觉不错。”两相对照，西师的学生候选人和选民之间还没有产生如此尖锐的思想对立，更没有这种“愤然出走”情况的发生。 10月22日，按照差额选举规则，西师第二轮投票推出12名候选人。不幸的是，由于历史系的学生选民没有搞清楚选举的相关规则——他们系的选举联络人没有去“东方红图书馆”参加由学院选举办公室主持召开的选举联席会议，导致相当一部分选民没有参加投票。这样一来，罗立为的选票明显落后一大截。其实，得票多少，对三名大学生候选人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关键是，他们与广大学生选民一起，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民主的洗礼。可以用“松风”稍后的一段评述文字来表达西师大学生此时此刻的感受：“民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与之相遇，这是多么神圣而伟大的初恋啊！”   十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演讲   10月23日，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开始以来，学生竞选人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演讲在西师理化楼一侧的网球场举行。这次演讲活动是三天前，王康召集《选民论坛》的部分成员与三个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在游泳池旁边的“竞选协商中心”商定的。当时，罗力为刚刚结束“重庆工人运动历史情况调查”归返学校，正好赶上了这次“盛况空前”的联合演讲。之前的宣传工作也做的非常好，“演讲海报做得很大、很民主，也很现代派。总之，特别能够吸引选民的注意，也特别能够激发竞选人和选民的青春热情，使之燃烧和喷发!”这是《选民论坛》记者“瘦狮”在现场观摩手记中的描述。 之所以叫“规模最大”，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从教师食堂借了八张饭桌拼成“西师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露天演讲台”；二是，特地从美术系扛来一台“巨大”的收录机，以最大的音量播放黄云开称之为“太平洋音乐”的那种打击乐；三是，王康及《选民论坛》的大部分成员和三个竞选班子的负责人齐聚演讲台前。可谓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四是，陈敏、黄云开和罗立为三个竞选人“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站立在演讲台上，精神抖擞、志在必得”——记者“瘦狮”如是描述道；五是，前来听演讲的选民人数大大超过此前那些中小规模的演讲。 下午三点，演讲正式开始。大约两三千名选民已经将“状如盆地似的”网球场“填满”。就连盆地四周粗壮的小叶桉树下都挤满了选民。当然也包括学校各系的政工干部、宣传部和保卫处的人员。他们正虎视眈眈地密切注视着这些“激情燃烧”、“兴奋莫名”的大学生们。 王康首先登台发表简短的致辞。他说：   非常感谢到场和没有到场的选民朋友们！感谢你们对西师民主选举活动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竞选人的每一次演讲是否成功，关键是能否得到你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次三名学生候选人的首次联合演讲能够在这里举行，主要是选民朋友们积极推动的结果，也是西师民主选举顺应世界民主大潮走向的必然结果。有人说，是我王康和那几个竞选班子策划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任何自认为高明的策划本质上都是愚蠢的，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正是有了你们强有力的参与和推动，我相信今天的联合演讲一定会取得成功，西师学生民主选举也一定会取得成功！选民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明白，这绝不是他们几个竞选人的成功，而是我们全体——整个西南师范学院所有的选民，不！应该是所有的公民的巨大成功！   黄云开马上接过王康的话筒大声提示说：“亲爱的西师全体选民朋友们！我在此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为了筹备这次演讲，克服了好多的困难，其中有不少是人为制造的困难。官方不给我们一点点方便，甚至故意制造障碍。这没有什么不得了，我们不乞求他们！今天，我们就凭借这些简陋的东西来进行我们的演讲，我们丝毫不会觉得寒酸，不觉得气短，这反而使我们信心更足、勇气倍增！面对如此简陋的设备，我们知道，朋友们是会体谅我们、理解我们的！或许正因为简陋，才真正体现出了我们学生民主选举的民间性质，才真正体现出了这场民主选举运动的的不屈和光荣！” 然后是陈敏进行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民主选举——直面学生会问题》。他首先引述了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结社组团的法理原则，阐述大学生组团自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后进行了相关的历史回顾。从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学生组团自治的成功范例，以及学生自治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重大的作用等等，最后归结到“民主选举学生自治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对学校各系领导顺应历史潮流“理解和同意广大学生群众的要求表示钦佩和赞赏。”在回答选民“你如何评价现在的高校团组织和学生会组织”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令现场不少人“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激愤地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本身有一副还算健康的肌体，但是，目前高校的团组织就像长在这个肌体上的一个‘肿瘤’，而学生会呢，很明显，它就是长在这个‘肿瘤’之上的另一个‘肿瘤’!”他的话音刚落，全场一片喧哗与骚动。 紧接着，黄云开拉开了演讲的“架势”。他的演讲题目是：《民主选举——先进性、广泛性、代表性与和谐性》。他首先解释什么是先进性。认为真正的先进性不是体现在一个人是否入了党入了团，而是这个人是否具有现代公民意识，是否具有现代民主参与意识，是否具有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然后解释什么是广泛性。认为广泛性就是能够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能够体现广大选民的意志和能够切实维护广大选民的合法权益；而代表性则产生于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担当精神之中；和谐性就是建构校园和谐、建构社会和谐。他认为这是他参加民主选举的主要目的。同时，他还尖锐地批评了那种把学生参加民主选举活动认为是“添乱”，是“破坏校园和谐”的错误观念。强调，只有采取民主的途径才能够真正实现校园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局面。最后，他激动地挥手高呼：“有些人以为不要民主甚至压制民主就可以达到和谐的目的，我对这些人的智力水平和判断水平表示怀疑!他们为什么就那么愚蠢，那么霸道呢？！”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如果他们理解的和谐就是这样一种反民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和谐，请问选民们，你们答应吗？！”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一片激愤的吼声：“我们坚决不答应！” 黄云开刚刚讲完，罗立为已经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讲台。他的演讲题目是：《民主选举——历史、现实与和未来》。他首先带领大家回顾了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百日维新”，分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历史教训，然后，又带领大家回顾了宋教仁试图走议会道路而最终归于失败的种种惨痛教训，认为必须走进历史去探寻，“不要重蹈覆辙”，然后还必须走出历史“面向未来”。他说：“我们今天的青年竞选者和广大青年选民所面临的历史，要比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所面临的历史更加重要、更加伟大！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比他们更加沉重、更加辉煌！因此，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当即现场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挥手高呼：“很好办，你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你们手中的选票投给我们！让我们共同创造历史！共同创造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迅即，一片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响起。“三个学生竞选人的眼眶似乎湿润了”——记者“瘦狮”在现场观摩手记中如是写道。 对于这次联合演讲，《选举简报》的记者“松风”在现场观摩手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三个学生竞选人的演讲总体而言称得上是成功的。具体来说，陈敏一如既往充满赤子般的真挚与热情，显得非常的忠厚和豪爽。他相当的激动，有时甚至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毕竟是中文系出身，多少带有诗人的气质，还有一种“拼命三郎”的味道。 黄云开留着现代派艺术家惯有的那种披肩长发，但是他同时又无法掩饰他身上流露出的民间气息。他努力表现出对选民的诚恳，他试图把握住每一个字词的力度，在词语的选择与感情色彩的控制上花了一些功夫。不光如此，他还试图通过幽默诙谐去抓住选民的注意力。总的来讲，他是成功的。演讲中他不断引发笑声和掌声。 罗立为在穿着打扮方面明显花了许多功夫。整个人显得整洁而清爽，甚至感觉到他似乎有“洁癖”之嫌。他的语音激昂而又柔和，同时具有男性的坚定与女性的细腻。就像他的打扮一样，既显得精心着意、一丝不苟，又显得具有历史感和“历史教科书”似的洞察力，不足之处是现实感不是很强，或者说，他的现实感主要是通过历史感来表达的。他的语调舒缓有致，流畅而充满表演式的激情。   十一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青年公民   根据“松风”的观摩手记得知：大多数选民对这三个竞选人的评价是：“陈敏的演讲艺术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朴实诚恳而且具有文学式激情；思想认识虽然不是很深刻，但对现实的认识是清晰的，而且始终充满一种决斗的信念和敢于牺牲的勇气；黄云开演讲艺术水平比陈敏略高，具有艺术家的风度与江湖好汉的侠义气息。同样是思想不怎么深刻，但是，他那种献身艺术的不顾一切，与献身民主事业的不顾一切融为一体。既显得有些滑稽，又不能不使人钦佩；罗立为的演讲水平要高于前面两位。他的激情不是来自于文学或者艺术的浪漫气质，而是来自于历史教科书和政治课教材的滋养，还似乎得益于人民日报社论的滋养。他语言的井然有序与思维的舒缓有致，似乎也是得益于这几个方面；他有激情但不激愤。不过，大多数选民通过这几轮的演讲，对他们是认可的。” 在联合演讲的互动阶段，场面显得非常的活跃。陈敏主要是回答民主选举学生会的问题。其中有选民提问：“你认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会成员就一定会全心全意为同学们办事吗？你能够保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腐化变质吗？”陈敏回答说：“我确实不能够保证他们是否能全心全意为大家办事，更不能够保证他们会不会变质，但是，民主选举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文明规律的。即使有一天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变了质，我们完全用不着担心。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手中的选票把他们选下来！” 黄云开着重向选民介绍了重庆和成都校园民主选举的情况。讲到四川大学学生竞选的流产，重庆大学学生竞选的艰辛，他的语调非常沉重。但是他突然又情绪高亢起来：“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我们刚刚得到的好消息：渝州大学的学生候选人赵宏銘，昨天，就是在昨天！他终于被渝州大学的选民朋友们投票选为了人大代表！他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难道不是吗？！”这时，有选民提问：“如果你被学校官方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把你的资格审查掉了，你该怎么办？”他一下子亢奋起来：“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如果真的被他们无理的审查掉了，那就必须找他们讨个说法。如果他们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像湖南师范学院的选民们学习。我们要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在复杂和曲折中学习民主并且推动民主的发展，不要梦想在一帆风顺中获得民主的果实。说到审查，我倒认为，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审查，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罗立为主要回答了与选举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这方面他显得成竹在胸，不慌不忙。期间，突然有一个同学提问：“你认为我们学校是否与梵蒂冈有些相似？你们的这个演讲台是否有点像当年罗马‘鲜花广场’上烧死布鲁诺的那个火刑台？”他明显感觉到这个提问有点可笑，但还是从容不迫地予以回答。他说：“这个同学，你把我们西南师范学院比喻成梵蒂冈，是十分不妥当的。我认为你这是贬低甚至侮辱了梵蒂冈。梵蒂冈是神圣的宗教圣地，是全世界基督徒神往的地方。请问这个同学，西南师范学院是宗教圣地吗？是教徒们神往的地方吗？我知道，你是说，这所学校有点像中世纪的某些藏污纳垢的神学院，可是我要告诉你，即使这样来比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必须对宗教有一个真正的了解，才能够去进行评说。在一个充满‘三信危机’的地方，一个丝毫没有宗教理念的地方来议论宗教，是非常可笑的。我认为，从今天起，我们完全可以把民主和自由视为我们的宗教！”他的回答酣畅淋漓，因此赢得了围观者的阵阵掌声。 互动的最后阶段，三个候选人又喜剧般地跳上了演讲台。 黄云开意犹未尽地向选民大声呼吁道：“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青年人，我们是青年公民！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只要我们积极努力地去争取，中国的是事情就会从不好办，逐渐变得好办！我还想告诉大家，中国的前途就在我们的态度和意志当中，中国的未来就在你们的选票当中！” 陈敏同样是意犹未尽。他用已经嘶哑的嗓音高喊道：“黄云开说得好，中国的未来就在你们的选票当中！我想强调的是：西师学生会的未来走向也在你们的选票当中！只要有了我们自己的学生会，到那时，一到周末，”或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他一连说了好几个“一到周末”——“我们西师就是一个民主的乐园，就是一个充分体现学生意愿的自由天地。我们想举办各种各样具有现代色彩的舞会，还有画展，还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研讨会；我们还可以自由创办各种各样的学生报刊，发表我们自己的作品，阐述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无须向官方禀报，也不再提心吊胆看官方的脸色行事……”这时，下面有个声音喊道：“那岂不是成了乌托邦世界？成了无政府主义了吗？”还没有等到陈敏回答，下面响起一片奚落的声音。陈敏回应道：“那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学生自治，是我们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如果认为，我们只有让别人管理自己的命，我们却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我想，广大选民朋友们是不会同意的。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这种管理极不合理、极不民主、极其落后、极其霸道！我想问这个选民朋友，在这种无法忍受的局面下，你难道对未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会，没有一点点自己的美好展望吗？！” 接下来，陈敏语调稍显沉重地向选民们介绍了国内一些高校学生民主选举的情况。他着重介绍了湖南师范学院因为学生民主选举受挫而引发的罢课事件。此事件是由一个叫梁恒的学生竞选者而引发的，因此，又叫“梁恒事件”。目前，这一事件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梁恒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1979年，他在努力学习英语和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与来自美国的年轻“女外教”夏竹丽逐渐产生了恋情。期间，他不顾校方多次“打招呼”：“不要和这个美国女人交往过深”，反而“变本加厉”，公然向校方提出要和这个美国女人结婚的要求。校方接到这个“结婚申请”不仅感到非常意外而且感到非常棘手。因为，在当时这是没有先例的。因此他们将情况反映到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委也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于是将问题反映到北京中南海。谁都不敢接招，最后到了邓小平那里，由邓亲自批准，两人得以结婚。1980年民主选举大潮席卷而来，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将梁恒推举为学生候选人，谁知，在“资格审查”过程中，被学校选举委员会一举给审查掉了！由此酿成轩然大波。学生选民在与学校官方协商中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愤然宣布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并且走上长沙街头游行示威；长沙的一些高校学生和一些工人、市民也予以声援。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同学为代表组成的民主选举团，还就此展开了进京请愿活动。目前，事态正在发展，结局怎样还不得而知。 关于湖南师范学院因民主选举而引发学潮事件，钱理群后来是这样评述的：“北京之外的竞选运动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湖南师院的学潮就是这样引发的。因为校方置法律与民意于不顾，粗暴干预选举并得到湖南省委的支持，学生不得不游行请愿、绝食，并到北京上访，最后却不了了之。在对校园竞选的不同态度背后，隐含着1980年中国党内外各种力量的较量。应该说，学生运动从来都能触及中国政治的敏感神经，1980年如此，此前的1957年与此后的1989年也都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梁恒和夏竹丽后来到了美国，撰写出版了影响颇大的回忆录《革命之子》。并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许多国家发行，还被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拍成电视连续剧。金融大亨索罗斯正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找到了梁恒。从此，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这部自传当中，梁恒对他和夏竹丽之间产生的传奇故事有详细的描述，也有相当的篇幅详细记载了1980年的大学生民主选举风潮，以及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公民运动当中的经历与复杂感受。稍后，他在纽约创办了中文季刊《知识份子》，自任总编辑。再后来，受金融大亨索罗斯邀请，他出任了索罗斯的中国事务私人顾问以及在中国的私人代表。并出版《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一书。虽然梁恒后来与夏竹丽离了婚。但是，他在1980年中国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中产生的影响，却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痕。 介绍完湖南的学潮事件，陈敏提高声调喊道：“不管结局如何，我们西师的学生候选人和广大的学生选民坚决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因为，全中国大学生的心是相通的！大家看看，追求民主权利有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悲壮。面对那些阻碍民主选举的势力，我们不会妥协让步；那些阻碍和艰难，将更加激发我们追求民主、追求权利的信心，我们会更加坚定更加顽强！” 陈敏当时没想到的是，湖南这个著名的“梁恒事件”在半年以后，竟然与西师的民主选举运动“捆绑”在一起，出现在教育部下达的“内部文件”上，被官方概括为“湖南闹得最凶，西师走得最远。” 这次学生候选人的联合演讲，与之前各个候选人独自的演讲，其意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松风”在观摩手记里面写道：“渝州大学的赵宏銘同学经过艰苦奋战终于走进了人民代表的行列。但是，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特别是湖南师范学院发生的‘梁恒事件’警示我们，民主选举的道路是充满曲折和坎坷的。在我们西师，这样的曲折和坎坷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可能是渝州大学的赵宏銘他们想象不到的。当然，这种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不能不庄严地面对！我们大家刚刚从文革的腥风血雨中走出来，民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与之相遇，这是多么神圣而伟大的初恋啊！”曲折和坎坷正是考验我们之间的恋情是否真挚、是否坚定、是否执着，是否矢志不渝的试金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