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三章

第三章 民主尝试选举成功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4.JPG" width="147" height="189" align="right" alt="" /> </div>   一献给“学生竞选者的诗篇”   联合演讲结束后，三个学生候选人陆续收到不少选民的字条，有的是提问，有的是建议，但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到各系去走访选民，调查情况。接下来的几天，三候选人分别到各个系去接触选民，了解到不少情况。而且，大多数学生选民对三候选人的这种做法是赞赏的、欢迎的,也是积极配合的。事实上，早在民主选举活动拉开序幕之时，三候选人就已经开始频繁地深入到各系科师生当中进行走访和调查，充分搜集情况，体察民情，贴近民意，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罗立为多年后在回忆文字在写道：“选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记住：你不理选民，选票就不会理你！即使你是牛逼上天的牛人！”他还意味深长地回忆道：   作为一个候选人，你必须在自己的选区天天与选民聊天。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当朴实。通过聊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吃五谷杂粮的家伙，也会有凡人的苦恼，也会头发花白、也会做回锅肉、也会血糖高……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所谓牛人。把你视为朋友之后，他们自然就会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划掉官方候选人的名字而填上你的名字。1980年我在当选之前，尚在体制外，全靠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拜访；那选票是用一双手、一双手握出来的！如果眼中只有权贵而没有选民，你会输得很惨的！   真正的民主选举的确就是这样。1980年，西师的这三名大学生候选人，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笨拙而“原始”的方式，聚沙为塔、集腋成裘，一点点、一滴滴，把选民的理解和信任集聚起来，成就了一番民主实践的“事业”。如今面对这一段曾经轰轰烈烈而居然差点被淹没的历史，罗立为不禁感慨万端地喟叹道：   这是我的一点感想。许多当事人可能已经老去，甚至即将死去。这是一段被隐秘的历史，中国的民主步伐总是一次次地夭折。可读到这篇报道（指《南方周末》2003年关于1980年校园民主选举活动的报道——笔者注）仍然让人激情澎湃，甚至泪流满面。我们曾经的青春、理想和抱负都随风而去了，我们怎能眼睁睁看到我们之后的一代代青年逐渐沦为物质生活的俘虏……   当年，在选举法的激励下，全国那么多高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掀起的那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仍然历历在目；那些青年竞选者和选民，他们用热情、诚挚、见识、勇气、努力等等，诠释了什么是青年的责任和使命。难道这一切都随着历史的流逝，而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么？历史的结局当然不会是这样的。就像王康后来在《民主的尝试》中展望的那样，“民主的种子已经播下，火炬高举的日子将不会太远，人类文明的接力棒要永远传递下去”；“美好的事物虽然总是姗姗来迟，但她总是会来的，而且总是笑着来的。”历史终将证明此言不虚！ 10月27日，在校园民主选举的高潮中，“普通人”文学社副刊《课间文学》正式亮相，引起选民们浓厚的兴趣。《课间文学》“发表”的这十几首诗歌都围绕民主选举这一主题放声歌唱，可谓诗情澎湃、斗志昂扬。因此取名叫“民主诗页”。 “民主诗页”前面有王康撰写的散文诗般的《小引》，与诗歌一样充满激情和期待，尤其是对校园民主建设的前景抱以极为乐观的憧憬，同时字里行间也隐隐流露出一个思想者惯有的忧虑。排在最前面的张育人的《致学生竞选者》，紧随其后是七七级“何延”的具有“荒诞派”意蕴的“狂飙诗篇”：《脸——为一个民族画像》，之后是署名“上泽”的《竞选者》。 打头的是《致学生竞选者》组诗：一首献给学生竞选者陈敏，另一首献给学生竞选者黄云开。这组诗歌非常引人注目。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大学生诗人将自己创作的关于民主选举的颂歌献给自己的同学，不要说在西师校园里、即使在国内的高校里面，还没有听说过。二是，这组诗歌把学生候选人既视为平凡的普通人，又视为并不平凡的青年勇者。而且，这组诗歌的主题和视野明显超出了民主选举的范畴，联想和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历史纵深和思想空间。不仅从一个非常特殊的抒情视角入手，沉痛回顾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认识和追求民主的漫长历程，而且从中国人对民主的浑然不知到热切渴望的精神演变历程，进行了大跨度的诗情描述与审美阐释。（关于这两首诗的思想和审美内涵，在本书的第十章《课间文学校园情愫》当中有具体而细致的分析。） 在这组诗前，热情围观的学生选民很多。因为，在他们看来，很少有将赞美诗献给自己身边这种平平凡凡的同学的，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奇迹，但至少也还不太习惯。但是，民主选举期间，天天都有奇迹发生。人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 “民主诗页”面世的同一天，陈敏、黄云开和罗立为三个大学生被西南师范学院“选举协商会议”正式宣布成为“法定候选人”。在“献给中文系学生候选人陈敏同学”的这首诗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在独异的诗歌意象中凸显出了人道主义和现代理性精神指引下的这个青年竞选者，他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选票，而是在民主选举运动中将自己提升为了具有人类眼光和自由情怀的思想者。诗歌唱道：   正因为/地球载着我们/不停地旋转/我们年轻的灵魂 要获取的/不再是/一颗恒星的光辉   正因为/地球是一个/自由的天体/做为渴望自由的子民 我们的思想/就要无惧无畏地燃烧/勇敢地去焚毁 专制神学的精神藩篱/民主的火炬 引领我们/大步踏进/自由的疆域/真理的边陲   尽管在诗歌中，并没有表达出竞选者“志在必得”的确信。但是，那种“大步踏进自由的疆域|真理的边陲”的执着追寻。却让人格外为之动容，而且激动不已： 你争取选票的故事/和我们 争取自由民主的故事 不再古旧/也不再凄美 庄严中充满荒诞/神圣中有些闹鬼   为什么要说：“庄严中充满荒诞/神圣中有些闹鬼”呢？这不仅是在暗示在表面的选举和谐情景之下，人们多少都能够感受到来自官方的某些“玄机”。再就是来自一些学生选民的恶作剧。比如，中文系七七级有的人私下认为自己是个人才，想站出来表现表现自己的感召力，可是又非常害怕“秋后算账”，思来想去，终于没敢站出来。但是又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就在暗中唆使个别被他们认为“智商有问题”的同学，让他们出来“捣乱”——七七级的韩富勇同学就是在他们的策划下被他们推出了搞恶作剧的。 当然，韩富勇同学作为选民有权力成为竞选者。问题是，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作为具有自主性的竞选者被推选出来的，而是作为别人“搞怪”的工具被推到前台的。韩同学的“竞选纲领”是所有的大学生必须说普通话，否则将“绳之以法”！他并没有具体的合理的、符合广大选民基本利益的纲领性诉求“方案”。后来，这个“闹剧”被许多学生发觉之后，躲在他身后的那帮人随即又威胁他必须退出竞选。无奈之下，韩同学终于退出了竞选者的行列。当然，他的票数一直上不去，这也是一大原因。某种意义上讲，韩同学也是悲壮的。但是他与陈敏、黄云开、罗立为他们的悲壮不是一回事。就像这首诗最后唱到的那样，即使是他们这样的勇者，在民主选举期间也时刻被一种历史的悲情所笼罩着：   未来世纪的公民啊/愿你们/在我们的坟茔上 献上一支/凌雪怒放的/寒梅   未来世纪的青年啊/当你们谈到民主和自由时 当你们谈到选票和权利时/不再像/我们这代人那样 是那么的/饥渴迷茫/困惑和悲愤   哦在这个/多事之秋/你勇敢地站在/竞选者的 演讲台上/把自己/也把所有的选民塑造成了 一座座年轻的/纪念碑   第二首诗歌题名是《你，一个野性孩童的民主狂想》，副标题是“献给美术系学生候选人黄云开”。这个黄云开在民主选举运动之前，在校园里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了。王康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这个来自内江的多少有些“怪异”的竞选者的。有一天，历史系的张诗亚“带来一位小个子”：   一进门，像日本人那样深深鞠躬，抬起头来，是一脸胡须和一头长发。他用低沉的嗓音自我介绍：“黄云开，云开日出的云开。”此君15岁被便打成反革命，遣送下乡劳动改造；家中有十个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九，人称“黄老九”。这个与邓小平身量接近的内江人极富机智，每次演说，都有数千人聆听，其尖刻、幽默的风格，至今为众多同学津津乐道。他不仅说服美术系首开了人体素描课，组织了西师第一次现代派作品展（展出地点就在院党委办公大楼紧邻的葡萄架下），而且当选了全院学生会主席。他还在1979年夏天，去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大学自办刊物《这一代》的“联席会”，成为唯一从官方视线中溜走的漏网之鱼。   这个“黄老九”最先在校园里造成“惊世骇俗”影响的，就是由他策划的两大“校园事件”：一是策动美术系“威逼”校方加开人体素描课，即所谓的“裸体模特儿事件”；二是组织策划了西师有史以来的首次“现代派绘画作品展”。当然，这两件事，都是在此前引起“巨大”社会影响的“星星画展”和“野草画展”的启示之下举办的。必须说明，“星星画展”在中国艺术思想史和艺术民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79年9月27日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的街头小公园举办。两天以后被官方强行查禁。此次活动影响国内外，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画展策划者包括黄锐、马德升，参与者有栗宪庭、艾未未和诗人北岛、钟阿城、芒克等等。展览中艺术家们高呼：“柯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展览被查封后，艺术家们10月1日游行抗议，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开展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全面摊牌的悲愤与抗辩行动。自此，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从此与“高度集权统治下的艺术与自由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星星画展”和后来在重庆出现的“野草画展”，严格地讲，都应该属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公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黄云开在校园中搞出的这两大“事件”，其实就是在“星星画展”和“野草画展”的启示和鼓动之下的产物。 用“一个野性天真的孩童”来概括这个与陈敏完全不一样的竞选者，的确抓住了“老九”的基本性格特征。就他作为一个大学生竞选者，或者作为一个公民来说，他并没有什么野性之类，之所以赞美为“野性”，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性格都极不合“时宜”，也不合官方认定的“规矩”。他与陈敏和罗立为相比，后者明显是怀抱“一个关于民主的理想”，而黄云开怀抱的却是“一个关于民主的狂想”。他站在演讲台上大声呼喊，如此瘦小单薄的身躯，让人感奋，同时又让人不得不为他担忧，但更多的却是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阻挡的力量——   胸中激荡着/自由的潮音/脚下奔腾着/民主的激浪   你竞选者/你每一个选民/向着未来的中国 张开着/将创造真善美的/粗砺而变形的手掌   哦你竟然|仰天啸吼|“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旋律|“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来自异国的榜样|你在演讲 你在苦诉|你在呼吁 你在自我解放   当时，黄云开就站在这篇赞颂他的诗歌面前。他相当的吃惊，也相当的激动。看得出，他尽量在克制自己。他的目光在诗页上一行行扫描；他没有读出声音来；他一改演讲时的风格；他一下变得不再“野性”，甚至显得有些生怯。默默地，泪水似乎从他眼眶中流出。他真真切切地看到，如诗歌中唱的那样，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激荡而奔放的/民主的海洋”，在他面前汹涌；他感到自己确实很悲壮，也确实很幸福。   二 “她属于我们——不要放弃!”   1980年10月28日，这一天对三名学生候选人来说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凑: 第一件是，校园民主选举进行了候选人第三轮提名。在三个学生候选人当中，陈敏票数依然领先，是3438票；黄云开是2983票；罗立为是1731票。他们当了法定候选人之后，出乎意料的是，选举委员会要求他们去将自己的照片放大到规定的尺寸。于是，三个候选人急忙跑到北碚街上去照相放大。 第二件是，中文系陈敏竞选班子成员在一教楼墙上《选民论坛》贴出署名陈敏的文章：《当前社会奇观之我见——谈谈人民政府异化现象》。这篇文章是陈敏竞选班子中的“理论家”杨晓明撰写的。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人民政府”的种种异化行为，在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凌厉的批判。文章中查找原因之后，提出必须用现代民主体制去治理这样的异化乱象，使人民政府真正回归到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现代法治的基点上。文章指出：   马克思哲学的精髓，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仅仅考察劳动异化的现实，而是试图通过批判人的异化来展望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集中体现在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矛盾的社会理想之中。在马克思的设想当中，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就必须历经不断批判和克服人类社会的异化行为的实践运动。   文章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异化，就是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比如人造出机器，没想到机器反过来控制人，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这就是一种异化。按照这一理论思路，对照当前有些地方“人民政府”的行为表现，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人民政府”已经严重异化了。本来“人民政府”的职能与本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它却异化成为了让“人民为它服务”的特殊机构！人民之所以要设立政府，不是希望用它来反控自己的，是希望它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真正体现自己的主人地位；万万没想到，它竟然异化为了“主人”，而人民却反而成为了“仆人”！在这种异化社会当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仅不能全面发展，反而只能停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这种情况，在大学校园里面也是明显存在的。比如，教材或者课本竟然成为了一种奇怪的异己力量，而学生和教师却成为了教材和课本的奴隶；再比如，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的各种管理部门，都应该是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结果竟然异化成为了反控学生和教师的特殊部门。这不就是马克思严厉批判的那种异化现象吗？这种现状不尽快改变，难道符合马克思的教导吗？ 第三件是，三名学生候选人带领各自竞选班子的部分成员专门去西师附属小走访调查，听取教师选民的意见。在附小校长办公室，他们与杨校长及全校教师选民见面。然后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选举简报》记者“午后”的随访记录：杨校长说得最多，其他老师也按照杨校长的思路积极地给予补充。他们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而且火力相当集中，几乎全都是对准北碚区委和区政府的。反映的问题相当的多。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不作为和乱作为。具体而言，在新生报考与录取方面“卡”附小，故意让附小招录那些家住得很远，而且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二，在毕业时故意设置障碍，搞“一刀切”。就是不让附小毕业生被录取到好中学。但是，附小学生的毕业成绩整体而言比其他小学要好；三，区委食堂和家属宿舍与附小一墙之隔，那些“官老爷”故意将大量的污水流到附小，严重影响师生的健康。他们长期不断地反映，可是这些官老爷根本就不理睬。杨校长和老师们一再请求：“希望你们这些年轻的人民代表能够帮我们伸张正义，切实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陈敏等人连忙解释：“我们现在还不是人民代表，但是请相信，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反映上去！” 之后，杨校长和老师们带领三名候选人去污染现场考查，并且做了记录。 10月29日，《北碚区人民代表选举第三号通令》公布。通令的主要内容是正式公布北碚区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排序。那通令刚一贴出了，就引起西师选民议论纷纷。本来应该根据得票多少进行排序，但是“鬼得很”——学生选民大多这样认为——“鬼”在它是依据姓氏笔画排序！这样一来，身为官方候选人的副院长陈洪就“理所当然”排在了第一，而得票远比他多的陈敏和黄云开就“顺理成章”排在了后面。这种排序法，当即就有了效应：许多选民误认为陈副院长得票最多。学校官方的用心可谓“良苦’! 当天，隔壁的西南农学院又传来不好的消息：那边学生候选人之间又开始“全面内战”了，目前战火烧得正旺。看来，先前王康他们专门去调解，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记者“松风”带来最新情况：今天西农已经有两名学生候选人宣布退出竞选，余下的两人仍然唇枪舌剑、混战不休：“已经达到互相揭发隐私的地步！”西农的学生选民在“乐于围观”的同时，也不断大呼荒唐！他们对“松风”说：“即使他们都当了人民代表，也是极不光彩的！”他们不希望学生候选人相互攻击。说到西师的民主选举，特别是学生候选人之间建立的“协商、协调、协助、协同”机制，他们特别表示赞同和羡慕。 10月30日，罗立为为了尽快改变1731票的弱势，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因为他距离半数还差1400多票。客观地讲，他主要是落后在“文字宣传”方面。与陈敏、黄云开相比，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强大的竞选班子，他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又要演讲又要走访又要写作，确实应付不过来。昨天晚上，他熬了一个通宵。今天一早就贴出了他的“雄文”：《行动起来，摆脱危机——再致西师各位选民》。虽然没有更新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之前的《她属于我们——不要放弃》的“升级版”。即使如此，但通篇激情洋溢，充满危机感和紧迫感，非常能够打动不少学生选民的内心。 在罗立为的文章上墙不久，陈敏又贴出了《当前社会奇观之我见——谈谈人民政府异化现象》的补充意见。提示选民：   必须把人民代表的选举与克服、消除人民政府的异化现象联系起来；必须懂得，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够真正防止和消除人民政府的异化，同时也才能够防止人民代表本身的异化。   下午，陈敏等三名候选人到政教系去“现场调研”。西师官方目前在院学生会自治选举的问题上非常焦虑。陈敏说：学校今天下午决定先拿政教系做实验。要政教系按照学校的思路，由官方“根据民意分派职务”。在现场，政教系的系主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了学校的这一精神”，忠告那些试图以“自选”的方式选出学生会的人，及早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结果导致场面更加混乱，几乎达到“无法控制的局面”。事前，已经由学生“自选”出来的学生会主席吴军亮，他带领他的那些同样被学生“自选”出来的“阁员”愤怒地指着系主任说：“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做？你们所谓的‘根据民意分派职务’是完全违背逻辑的。你们所谓的‘民意’明显是假民意！如果你们真正相信民意，那我们就当场再选一次。你们敢不敢？告诉你，系主任先生，你们硬是要违背民意这么搞，你们就必须承担后果！相不相信，我们将启动弹劾程序弹劾你！”系主任见场面无法收拾，自己一人也无法抵挡吴军亮及其“阁员”的唇枪舌剑，于是威胁说：“我要马上到院长办公室去反映你们！”边说边拂袖而去。 有必要提及的是：此君后来改名为吴君亮，1986年赴美留学，毕业于休斯敦大学研究院，之后在美国从事金融、地产、投资等行业，曾担任休斯敦美中商会会长。2007年回国在深圳创办了君亮资产管理公司，并创建国内唯一的股票投资工具和估值系统——《君亮估值-报告500》。他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出资成立“中国预算”网、组织志愿者团队，大力推动中国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的公开；被誉为“中国申请预算公开第一人”、“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破冰人”；还是《第一财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特邀撰稿人，凤凰卫视等电视媒体长期特邀嘉宾。   三《民主的尝试》振聋发聩   10月30日，整整一个下午，王康都关在他的那间陋室挥笔疾书《民主的尝试》。到晚上七点，终于写完。之所以要撰写这篇文章，一是必须对西师的学生民主选举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二是“为避免西农学生民主选举的教训在西师出现”，因此，“这是一篇以三名学生候选人共同名义发表的总结性文字”。王康的文章送到桃园学生宿舍之后，却没有钢板和铁笔刻写。选举期间，钢板、铁笔和油印机都比较“打挤”，校方又拒绝向学生选举班子提供这些设备，所以《选举论坛》的人们非常着急。终于，罗立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搞到一套陈旧的设备，陈敏竞选班子马上安排成员张育人连夜刻写和油印，准备翌日散发出去。 傍晚，突然接到学院选举办的通知，说原定的候选人用照片的形式与选民见面，经过研究认为不妥，还是决定组织候选人直接与选民见面。 下午5点半，选举办的告示已经张贴出来了。定于第二天下午在网球场举行候选人与选民的见面会。 10月31日下午，网球场被选民们挤得满满的，比三候选人联合演讲的场面还要“声势浩大”，还要“盛况空前”。粗略估计至少有四五千人。第二天的《竞选简报》称：“人数之多，超过之前任何一次。足见西师选民的民主热情之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之强烈。”仍然是八张饭桌拼成的大台子。只不过这一次不叫演讲台，而改叫“见面台”。此次与选民见面的六名候选人依次为：陈洪、陈敏、黄云开、罗立为、赵维藩、赵令庄。 下午4点，西南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兼院长秘书的温某某宣布：已经成功入围的六名候选人与选民的见面会正式开始！殊不知出了“情况”：此刻只有三名候选人站在台上，陈敏和黄云开竟然不见踪影——后来才得知临近登台，他俩内急上厕所去了——这时，台上的麦克风传出温某某阴阳怪气的声音：“选民朋友们，目前还有两个候选人没有到！为什么没有到呢？这两个人到厕所里面去了，久久不出来。现在，我们大家在等他们……”于是，全场发生了令人不安的阵阵骚动。好在温秘书话音刚落，两个候选人就一跃而登上了见面台。由此足见，官方是会抓住学生候选人任何一个偶然的失误大做文章。 见面会按照先前安排好的顺序，第一个与选民见面讲话的应该是官方候选人陈洪。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正在等着一睹这位副院长大人的尊容。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发生了。大约等了十来秒钟，陈洪的秘书才拿着一张纸条凑近麦克风念了起来。他解释说，陈副院长到北京开会去了。这是陈副院长临上飞机时交给他的。陈副院长向选民们表示歉意，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谅解！该秘书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一片不满的嘘声。人群中突然冒出一个讽刺的声音：“祝陈副院长一路走好！陈副院长不能丢下我们这些选民不管啊！”院长秘书温某某赶紧抓过麦克风略显恼怒地喊道：“严肃一点好不好？严肃一点好不好！希望部分选民不要起哄。理解万岁嘛，理解万岁嘛！”之后，他转过头来叫陈敏给选民讲话。然后依次是黄云开和罗立为，最后是教师候选人赵维藩和赵令庄。 三名学生候选人的讲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主要是“向一路走到今天的选民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希望全体选民朋友们与候选人一道始终保持旺盛的民主热情，共同去迎接西师学生民主选举的最终胜利！”更多的讲话内容是“与大家一起回顾这一个月来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等等等等。虽然大多是一些“客套话”，但是，选民们对“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还是颇有感情的。因此，在他们“答谢式的讲话”当中，整个见面会场相当的活跃，掌声笑声不断。 紧随三名学生候选人之后讲话的是年届七十五岁的官方候选人赵维藩。在长达二十几分钟的讲话当中，这个讲话气喘吁吁的老先生由于不知道，此次选举与他过去经历的几次已经完全不同了。加上他的讲话内容陈旧不堪，几无异于官方社论的翻版，自然收获了好几次鼓倒掌声。最后讲话的是体育系的女书记赵令庄。之所以被一些选民推选为候选人，据说是因为她是“革命先烈赵世炎”的侄女。她的讲话主要针对西师的教职员工，她反复表明要全心全意、想方设法地为教职员工谋取利益。因此不断赢得教职员工选民的阵阵掌声。 11月1日凌晨，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民主的尝试》与早起的选民们见面了。这篇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文章，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全面准确而且不乏深情地回顾和总结了近一个月来西师校园民主选举的风雨历程。刚刚贴上墙，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的选民。这段时间，西师的选民对王康的文章风格与思想品格已经逐渐熟悉，因此吸引了不少热心的拥趸。据“松风”的采访得知，一些选民认为“王康及《选举论坛》的文章已经成为了西师校园民主选举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相当精彩的一部分。”这篇文章还很快传播到重庆市的其他高校，特别是在重大、在西政、在川外、在西农等高校的大学生当中，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比如，毛喻原带来的西农的选民朋友说：“西师的民主选举，不仅在组织策划的有序严密，还是在选举声势、社会影响力方面，都是重庆其他大学赶不上的；尤其是在民主宣传方面、在文章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深度等等方面，都可以称为是重庆高校的典范和旗手。”这个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准确的。 《民主的尝试》一文的副标题是“回顾民主选举”；署名者是陈敏、罗立为、黄开。文章开篇即如是写道：   汉民族并非生性与民主无缘。孟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近代民主的涵意才为中国最觉悟的人们所认识。以由西方输入的“科学”、“民主”思想和由俄国传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为重要内容的“五四”运动，本来可以成为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可惜，它很快被以土地为中心、以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所完全取代而居于次要地位。这种先天不足，使今天的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现代共产党人都痛感到政治生活中民主的贫乏是多么严酷的现实。   文章首先对一种由来已久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汉民族并非生性与民主无缘”，进而愤慨地批驳了中国人民主意识淡薄、民主素质缺乏，因此实行民主将“天下大乱”的耸人听闻的观点。经过简短的历史回顾，它告诉人们，几十年来民主之所以在中国的发展不畅，是因为“以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所完全取代而居于次要地位”所致，其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现代共产党人都痛感到政治生活中民主的贫乏是多么严酷的现实。”真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豁然开朗。文章特意提到“现代共产党人”。显然有别于斯大林主义的那种“共产党人”。尤其是对暴力革命的毅然否定，其中隐含着对勇于顺应潮流，走议会道路的“现代共产党人”的肯定。如曾经被“反现代修正主义檄文”《九评》批驳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陶里亚蒂、伊巴露丽等人的赞赏。 在王康的“临时选举中心”，他多次谈到对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的无比敬佩和欣赏。多列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和领袖人物，主要从事议会斗争，他在二战中是法共领导下的“地下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战后，法共拥有的武装力量远远超过戴高乐的军队数量，但他与法共其他领导人坚持走“议会道路”，认为建立一个“自由、强大、幸福的法兰西”，保证国家的主权独立，必须放弃武力，通过选票来“争胜”，法共一度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前意共总书记，意大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是“意大利道路”的首创者。所谓“意大利道路”就是坚持走议会政治的道路。在他生前，意共一直是西方国家中最强大的共产党。 <a name="uni_baseinfo"></a>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她是矿工的女儿，年轻时相当激进。曾经以“热情之花”的笔名发表言论激烈的文章。1920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在经历“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尤其是西班牙内战之后，她终于幡然醒悟，后来成为共和国议会中坚定的共产党议员之一。她曾经被认为是老牌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多少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中，她坚决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佛朗哥去世和共产党合法化后，她于1977年回国，重新当选为西班牙议会的议员。1962年她出版了回忆录《唯一的道路》，对其一生的经历作了深刻的反思，特别是对她自己如何从一个狂热的暴力主义者转变为和平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作了详细而深刻的揭示。她那深刻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的启示尤为重要。 可以说，在1980年校园民主选举期间，这些曾经被中国官方严厉批判的“共产党人”，就已经成为了年轻的中国选民重新认识民主和“议会道路”的典范人物。王康的文章隐含对他们的高度赞赏与公正评价。 文章紧接着，还对那种将历史责任推到辛亥革命身上的说法表示了质疑。进而对这次民主选举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逻辑分析。同时对官方主导的这次民主选举进行了正面评价：   有人曾经把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民主观念未能深入人心”。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民主的取舍。因此有了“四人帮”的倒台、有了这次民主选举，有了一种仅可察觉而委实新颖的局面。   文章还具体分析到这次民主选举为什么会在全国高校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为什么民主选举会带来校园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为什么“对民主的态度成为人们生活选择的价值尺度”？为什么民主选举在校园的胜利其“意义”既是“微妙的”又是“深长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发选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不言而喻，民主选举在各高等院校引起的反响为其他地方所难及。就我西师而言，到目前为止，由于选举带来的变化已经开始在各方面表现出来。有些是微妙的，有些则是意义深长的。在某种意义上，对民主的态度成为人们生活选择的价值尺度，我们可以不无自豪地说，小小的民主选举发生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围。广大选民所寄予的希望基本上得到实现，这是民主的胜利！是民主力量和民主精神简短的序歌！   文章还正面肯定了校园民主选举的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广大选民所寄予的希望基本上得到实现”，而且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民主选举发生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围”。同时冷静地提醒大家，不要盲目陶醉，这种胜利只是“民主力量和民主精神简短的序歌”。具体而言，我们应该怎样去审视这种“成功”呢？文章写道：   西师的选举是成功的。我们认为它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选举过程成为一次宣传民主、传播改革精神、增进人们交往和团结、开辟民主阵地、设置民主基石的过程。 二、选举过程中大量政治、社会、人生、经济、学术、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在公共集会中提了出来。人们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表示关注和咨询的权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讲坛得到认可。   可以说，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广大师生员工的自由表达、多元舆论的空间。三十年来，西师官方破天荒第一次为民间提供了这样的合法性空间与讲坛。选举期间，校园内到处都是积极思考、严肃行动的人们，到处都是“海德公园”。这是西师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何等生动活泼的民主局面啊！ 民主选举期间，学校严重缺失的那种“大学精神”，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参与之下，一夜之间凸显出动人的光彩。“大学精神”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精神内容，如创造精神、质疑精神、批判精神、自治精神、主人意识、使命意识、担当意识，特别是公民教育与公民自我教育、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公民管理与公民监督等等，都在这个曾经冥顽不化、冷漠僵硬的校园当中生动活泼地展现出来——   三、选举过程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多或少地增强了人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对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的切磋和砥砺中，人们开拓了许多新的认识领域，精神和思想探索的幼芽到处在破土萌发。 四、选举过程中，要求革新、要求民主的愿望和力量占绝对优势，致使选举结果基本上体现了民意。   四通过民主选举“找到了自己”   《民主的尝试》这篇文章总结的这几个方面非常重要。虽然只字没有提到“大学精神”这个概念，但是却对这次民主选举所体现的“大学精神”作了比较含蓄的阐释。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指出：大学文化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使学生具有开放的头脑，经过训练谨慎而勇敢的思考态度、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爱因斯坦则认为：“学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他们必须把社会担当视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自主性构成的学校，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性的不幸的学校。”大学在创造社会知识财富和文化动力的同时，也在创造社会理想，并把这些理想传递给所有的社会成员。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才能够使校园理想变成全社会的理想和文化实体。“选举过程成为一次宣传民主、传播改革精神、增进人们交往和团结、开辟民主阵地、设置民主基石的过程”，就是这种理想传递的过程；这样的民主实践，不仅“开辟了民主阵地、设置了民主基石”，而且还是民众的社会理想和社会需要在校园中的生动反映。 由于在文化积累、历史反思和现实洞察等方面的特殊优势，知识分子，特别是集中在大学校园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民主选举活动，往往比其他的社会成员更能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到民主改革与现代化建构的内在规律，进而能够提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具有“科学性、民主性”的社会理想。文章提示：“选举过程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多或少增强了人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对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的切磋和砥砺中，人们开拓了许多新的认识领域，精神和思想探索的幼芽到处在破土萌发。”如果没有这样的民主选举实践，人们是无法“开拓许多新的认识领域”的，因而也是无法“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多或少增强了人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的。 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和认识基础上，我们来进行探讨和总结民选的成功是十分必要的；民选提供的经验也是十分宝贵的。西师的民主选举为什么比重庆所有的高校声势都要浩大，甚至威猛，其执着、坚定和悲愤远远超过其他的高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广大师生长期以来“尽情领略了专制统治滋味”而猛然喷发的民主“势能”。文章写道：   这次民主选举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西师广大师生员工对民主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尽情领略了专制统治滋味之后产生的。“不能再有爬行的人，人要以自由的手扯下绳子和荆冠。”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稚气未脱的小同学，人们心里都有一团火。这是普罗米修斯的光明之火，这是对几千年专制魔王的愤激之火。正是这种无形的内心激情和潜在的精神能量排演了民主选举威武雄壮的风云。我们到处看到，有可敬的前辈知识分子、有直率的工友、有真心相待的干部、亲属、更有广大命运与共、好恶相投的同龄人，正是他们操纵了民主选举之舵，正是他们，对民主选举有着非常精辟明确的见解。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从领导班子改建和学生会改选，从伙食团到洗澡堂，从教工晋级到学生毕业分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迅速改变西师现状。正是这种十分明确、十分强烈的改革愿望赋予民主选举以充实的内容并确保了它的成功。   因此，不能够仅仅说成是“学生民主选举的成功”，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来审视，它应该是“西师广大师生员工对民主的强烈愿望”的表达，和积极地参与、热情地实践所取得的成功。也就是说，是所有的“操纵了民主选举之舵”的选民的成功，而不是某些人，或者某一部分人的成功，而是全体师生员工的成功。 不仅如此，文章还对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对高层的政治设计和积极推进社会民主实践的勇气和魄力进行了高度评价与赞赏。进而指出民主选举将“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局面予以深刻的改变：   其次，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兄弟院校民主热潮的高涨对选举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盘散沙。在中国，人与人的纽带比任何国家都更紧密、更复杂，中国的现实不允许任何个人置身于民族忧患之外。中国的事情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说：年轻人的心总是相通的，我们要加上一句：渴求民主，希望变革的人们的心总是相通的。通过各种渠道，人们感受到时代的民主本质是何等鲜明！它是由远及近行将来到的春汛。君不见民主进程势如潮涌，变革图强的趋势不可逆转！   人们相互探讨、人们奔走相告。师生们终于通过民主选举活动“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对自我的确信、对自我创造力的确信！民主选举使社会原有的“分子化”和“碎片化”局面被完全打破。因为，专制是制作散沙的元凶，而民主却具有恢复人性自然生态的神奇功效。在追寻共同的权益诉求和价值重建当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基于美善的联系。这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在民主选举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年轻人的心总是相通的”，而且所有社会各界选民的心也“总是相通的”！正是有了这种感人至深的社会关怀精神，才使“人们感受到时代的民主本质”，才使人们通过民主选举充分认识到大学精神的回归，进而激发起人们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参与及建构的旺盛热情。同时还让人们真正懂得：现代大学必须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特别是民主实践，为社会提供“变革图强”的一系列精神产品，包括哲学研究、文艺创作与批判、思想文化建设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产品。文章还引用了赫尔岑的名言对校园民主选举作了饱含诗意的评价：   赫尔岑说过，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如果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我们民族的大不幸的时代正在退到历史的阴影之中，精卫鸟正振翮起翔，民主选举就是它起飞的基地之一。   民主选举是校园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社区文明提供了成功的示范。而且还提示了大学作为社会示范角色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超前性，它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必须具有理想的价值取向。民主选举之所以能够成为青春“起飞的基地之一”，就是因为大学精神所产生的创造力，必将为青年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列提供巨大的动力资源。而大学应该具有的思想兼容、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氛围，才是能够保证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撞击，进而形成较为和谐的精神生态的前提。因此，这种示范作用将是深刻的和久远的。文章最后展望道：   民主选举马上要结束了。当我们回首这短暂的历程时，心中感慨万千。师长和同学们对我们提出了很多忠告。我们深知求索于修远之路并非月下漫步。为民主，为生民，从来要付出代价。今天的中国诚然勿需像谭嗣同那样引颈就戮，但也远不是花团锦簇，一派田园牧歌！   文章在此还别具深意地引用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1980年在复旦大学的讲话内容。作者据此从全球文明进步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视角，对校园民主建设的意义进行了评价。德斯坦恐怕没有想到，他在复旦大学的讲话,他的这番常识般的祝词，会在中国西南的这所师范学院引发如此亲切的思想回应。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法国总统在2003年获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又因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而被誉为“欧盟宪法之父”。王康的文章写道：   吉斯卡尔·德斯坦最近对复旦的人们说：面对可能出现的灾难，二十世纪末叶正是发扬勇气和毅力的时代，因而，也是青年人的时代。他指出，无论从东方到西方，还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当代青年可以比他们的前辈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发展构成人类共同财富的各种有价值的事物。   这种能“构成人类共同财富的各种有价值的事物”，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自由和民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回应和鼓舞之下，西师的选民们能够跳出狭小的地域文化空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且充分感受到当今世界“最有价值的一种事物”，因而对中国古人关于“<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378916-5615135.html" target="_blank">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a>”的“天下情怀”有了更为深刻、更具有现代文明视野意义的准确理解：   今天，最有价值的一种事物就是现代民主。民主的种子已经播下，火炬高举的日子将不会太远，人类文明的接力棒要永远传递下去，在我们的时代，它的传递方式就是民主。   文章的伏笔是：谁敢漠视甚至敌视和阻扰民主之火的传递，谁将注定成为中国文明历史行程中的罪人，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中的罪人！   老师们、工友们、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珍爱这幼小的民主之苗，浇灌它，保护它。一位历史巨人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第二次是以笑剧的形式。 中国的悲剧应当收场了！美好的事物虽然总是姗姗来迟，但她总是会来的，而且总是笑着来的。   如果说，西南师范学院的民主实践的“第一次”，也就是1957年的实践“是以悲剧的形式”宣告结束的，那么，这“第二次”，也就是1980年的民主实践，的确是“以笑剧的形式”宣告胜利结束的。文章最后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理性立场上预期：“中国的悲剧应当收场了！美好的事物虽然总是姗姗来迟，但她总是会来的，而且总是笑着来的。” 《民主的尝试》得到了学院各方，特别是广大师生的好评。作为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不仅将载入西师民主实践的历史，而且必将载入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实践，以及中国当代民主实践的恢弘历史当中。   五校园民主选举宣告胜利结束   1980年11月1日下午两点半，院选办召集各个系科选举组长及联络人联席会议。张育人和王勇分别以中文系和美术系选举联络人身份与会。联席会主要讲了最后投票阶段必须注意的事项及投票规则、相关纪律。还特别强调了开箱计票的若干注意事项。以保万无一失，争取圆满成功。并当场“任命”各个系科的“票箱监督员”。具体而言，王勇是美术系的“票箱监督员”，中文系“票箱监督员”是张育人。王康则被“任命为”投票选举的总监票人。后来王康回忆说：“我至今也不清楚，院方是出于何种考虑，委我以这个角色。这无疑是民选期间我在官方得到的最高名位。”其实，他和“总计票人”谌学英都是通过选民的推选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校方基本上还是尊重了民意的。 11月2日，西师民主选举最后一轮投票正式开始。自早上8点开始投票，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每一个系科设置一个流动票箱，总票箱设在“东方红图书馆”内。全院具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共6045人，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共有5721人，有效选票为5556张，无效选票165张，未发出的选票272张，过半票数为3023张。 根据投票反应的情况，总的来说是正常和有序的。绝大多数选民一直保持高昂的民主参与热情，认真投票。许多学生投完票以后，还守在票箱旁边观看并监督投票进程。有少数人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填写了诸如“杜丘”、“横路敬二”、“小泽征尔”、“真由美”“矢村警长”等日本人的名字。因此成为了废票。唱票时，选举办官员对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1月3日凌晨2时40分，选举结果正式揭晓，以下候选人正式当选为重庆市北碚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得票多少排序依次为：   赵令庄3736票；罗立为3392票； 陈 敏3359票；陈 洪3237票。   值得提及的是：选举产生的这四名人大代表，都是选民提名推选的“独立候选人”，而官方提名的候选人都落选了。 自11月2日深夜到11月3日凌晨，陈敏和黄云开，以及各自竞选班子的成员一直守候在王康的“民间选举中心”等待消息。当选举揭晓的消息传来，大家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但是，每个人的内心可谓百感交集，难以言状。 从9月15日酝酿发动，到11月3日，历时五十天的校园民主选举圆满结束，三名学生候选人有两名当选。选举结果揭晓之际，仍然留在现场的大学生们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11月6日下午4点，人民代表当选证书正式发到陈敏和罗立为手中。《选举简报》记者“松风”在竞选观察手记中如是写道：   代表证书这么快就送到新当选的学生代表手里，简直令人出乎意料！上面好像没有去搞那些繁琐的“审查”之类，难道他们真的学会了依法办事？有些费解。从9月15日筹备选举到今天，整整五十天啊！我们终于送走了剧情扑朔迷离、细节耐人寻味、内涵跌宕起伏的日日夜夜，终于赢来了我们既想又不敢想的那个结果——虽然不是三名学生候选人全部当选的结果，但也是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啊！即使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后面还埋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与艰辛，可这毕竟是几十年来中国大学生学习和实践民主的“开局”之胜啊！有同学说：你们就是拿到了代表证书又能做什么呢？你们真以为你们就是“议员”了吗？还有的同学说：你们没有感觉到你们不过就是新时期的唐吉珂德吗？你们没有发现那代表证书上分明写着官方对你们的轻蔑的嘲笑吗？他们其实并没有把你们真正当回事……   “松风”接着写道：“对这种消极观点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但也的确可以引发我们对民主选举的走向进行积极的思考。我们当然知道，中国的人民代表与西方国家的议员不是一回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陈敏和罗立为的代表证书上我们看见了什么呢？那上面有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对民主自由的顽强追求，有我们对理想的人民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执着向往，有我们青春奋斗的激情和勇于投身民主实践的呐喊，更有我们追赶世界民主潮流的足迹，有我们肩负历史责任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这就足够了！” 在整个民主选举过程当中，重庆市一共有四名大学生当选为人民代表。他们是：西南师范学院的罗立为和陈敏、西南农学院的刘然杰、渝州大学的赵宏铭。当时《四川日报》在简讯当中称其为“经典范例”。报道这样写道：“北碚区党政和各个大学的党委严格按选举法办事；学生竞选团队酝酿准备充分，以选举法第29条作为参选的依据；选举进程起伏跌宕，学生独立参选后来居上。”之所以被称之为1980年中国首届县级直接选举的“经典范例”，是因为，与其他地区相比，北碚区在校大学生在投票中当选密度最高。 1980年，有为数众多的七七级和七八级大学生，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最后“光荣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有近60名。除了重庆的罗立为、陈敏、刘然杰、赵宏铭之外，还有北京大学的胡平、李盛平、陈子明等8名学生当选为北京海淀区和西城区人大代表；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数十名大学生“胜利当选”人大代表。 11月4日，选举结束第二天，从成都传来消息：四川财经学院的学生日前举行罢课游行。据说起因是他们的校舍在文革当中被省委党校“占据”，一直没有归还，问题久拖不决。西师“东方红图书馆”背后的“民主墙”已经贴出呼吁书。题目叫：《强烈要求省委党校归还校舍，川财宣布罢课；矛头直指官僚主义态度鲜明，各地紧急声援》。 与此同时，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熊郁、钟鸣等人发起倡议并且进行签名活动，要求学院尽快“废除辅导员制度”，“最大限度实行学生自治”。他们说：“学生中的一些败类，利用广大同学对无聊无耻的管理行为的冷漠，与辅导员串通，挖空心思谋取私利。这种谋取方式居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置民意于不顾。这是不能够容忍的。”具体而言，针对许多令人不齿的事实。比如，学生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专门拿本子暗中搜集“激进学生”的言论，报上去邀功；还有的以“行为艺术”的方式组织文革式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在全年级搞什么“讲用会”之类。七七级投机分子周某，公然在“讲用会”上诬陷广大同学，说：“现在，很多学生对毛主席完全没有感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老师在课堂上提到毛主席三个字，下面居然是一片哄笑声。大家看看，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在场的同学非常纳闷，怎么说到毛就会哄堂大笑？只有说到毛的荒唐滑稽事情，才会哄堂大笑嘛！显然，投机分子把前提和语境故意省略掉了。不过，由此营造的唯我独左、唯我正确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某还“义愤填膺”地指责说：“寝室也应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不仅白天要占领，晚上也要占领。现在的情况是：晚上熄灯以后，寝室成为散布封资修的‘黄色场所，不少学生在夜幕的掩护下，大肆讲‘黄色故事’。”如是等等，令人恶心。 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要求“废除辅导员制度”的提议，引起学院各方高度的关注，但是他们怎么会废除“这么好的辅导员制度”呢？这岂不是在与虎谋皮，异想天开吗？真可谓多事之秋。这两个事件迅即成为校园舆论焦点。   六《即将过时的话》并没有过时   11月6日下午，“普通人”文学社成立预备会，在西师桃园三舍202寝室召开。会议由王康主持；与会者有王康、张鲁、杨政、彭光芒、冉隆中、山民、陈敏、雷飞志、杨晓明、张育仁、严敏、周方煌等。主要讨论文学社的宗旨和文学社社刊的办刊方针，以及具体的办刊事宜等等。 当天晚上，预备会改为筹备会，移到游泳池王康的陋居召开。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细致地讨论了有关文学社社刊的名称，以及办刊方针等问题；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学社社员应该具备的价值理念和文学素养等等。关于文学社的名字问题，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谈论过一两次了，大家提出了很多社名，如“我们”、“当代人”、“现代人”、“民主之声”、“解冻社”，等等，最后经过反复讨论权衡，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确认以“普通人”为社名，社刊顺理成章就叫“普通人”。此次会议由张鲁主持；与会者有：王康、张鲁、山民、冉隆中、陈敏、杨晓明、杜显怡、彭光芒、杨政、张育仁等。 11月7日下午，在中文系教学楼外面的草坪上，召开“普通人”文学社全体社员大会。王康回忆说：“那天，阳光格外绚丽”。会议确定了“普通人文学社宗旨”，通过民主选举，授予王康社长“职衔”，同时决定于11月10日夜晚8点正式召开“普通人”文学社成立大会。 与会者还一致认为：“普通人”文学社宣告成立，是西师学生自治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同时也是西师校园民主运动的继续推进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1980年12月25日，《课间文学》推出第五期。这一期一共三版。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发了王康以“低衢”笔名写的具有“社评”意味的文章：《即将过时的话》。后来他在回忆中说：“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其实，在今天看来并不是莫名其妙，而是妙不可言。当时作者的意思是：随着民主选举运动的结束，“批判精神”作为与人类普世价值联系紧密的一个常识，应该深入人心，被全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运用自如”。他认为这种具有“文明初阶”性质的常识，不应该再成其为问题。因此，将其视作“即将过时的话”。殊不知，二十年以后，当王康在一本叫做《跨世纪对话》的官方出版物里面再次读到自己的这篇文章时，才猛然发现那些当年说过的话，一点都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仍然具有悲剧般的启示力量。 这篇“社评”气势磅礴、意蕴悠长；其思想基调就是“批判”！文章挟带着一种睥睨古今、摧古拉朽的气势开篇：   ……历史上没有哪一种伟大的文明不具有批判精神。批判，它是思想的思想。每一种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批判，是真理和知识的起点和终点。人，只有在对整个世界开始进行批判的时候，才不再是物类。伯罗奔尼撒山上一块石碑上刻着三个希腊字母“oxi”，英语“NO”，中文“不”，——批判。纳粹上校曾企图把它们抹掉，结果他们失败了。“不”——批判，这是人类特有的天赋，不可褫夺的权利。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永远是批判的。怀疑一切，这使人类文明的火炬代代延续。不妨重复恩格斯的一段话：“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说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发展和衰亡，什么都不存在。”思想永远生动，真理永远清新，运动变化是世界最本质的属性。中世纪结束——神权完蛋的鲜明标志，就是批判的出现。作为奴隶社会自然基础的奴隶的最大特征是：服从；而作为现代社会自然基础的人的最大特征是：批判。批判，永远是一种积极的感情，它深刻地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由于思虑焦灼而产生的有别于悲观的忧郁。   作者向人们昭告了一个文明的常识，那就是“批判”！文章强调：“人，只有在对整个世界开始进行批判的时候，才不再是物类。”也就是说，没有批判精神，人就不能够成其为人；人的存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等，通通都没有意义了。“批判”是检验人与非人的唯一和重要的价值尺度。那些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卑劣手段，野蛮粗暴地把“批判”从人类精神中斩除甚至阉割的势力，注定是可悲可耻而且是徒劳的！文章特地采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提醒某些人或者某些势力——作者认为这应该是他们听得懂的语言。遗憾的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听懂，也从来没有打算要听懂。面对“批判”，他们在情商和智商两方面的表现都令人叹为观止。因此，这样的常识，只能说给那些听得懂的人们。让他们去领会“批判，永远是一种积极的感情”；让他们去“深刻地表达对现实的思考”；让他们去充分地表达“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由于思虑焦灼而产生的有别于悲观的忧郁。”文章的第二段对什么是“批判”，以及如何深刻准确地解读“批判”，作了诗化哲学般的讲述：   批判绝不等于简单地摒弃，它不是形式上表面上的离异，而是本质上内容上的更新。高尔基在《一月九日》里写道：“一个浓黑的可怕的问题终于寻着了答案：虚构的道德源泉，沙皇的形象毁坏了。最初，只有少数人才敢于承认，这不容易，因为这等于使自己丧失了一个虚妄的希望来做自己生活的支柱。但人民的神经毕竟是健康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宣扬一个以上帝为终极目的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事物都以工具对目的、奴仆对主人、下属对上司的关系统摄于全能的主宰。但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喜剧力量却表现为：人，不能在天堂和尘世、现代和过去同驻。批判的精神导向紧紧拥抱未来的热情。只有公正地清算过去，才能明确地面向未来，才不会为了预支天国的光明而缴付了今生的幸福。昨天的概念再不能充分阐释今天的生活，而大多数古代文明之所以在僵死的栅栏里枯萎，就在于崇古、留恋往昔。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总是和过去拴在一起的酒精瓶。“先王之道不能更，祖宗之法不得变”，就是中国政治的基石，中国政治文化从来不敢越出封建经纬一寸，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作者显然同意高尔基“人民的神经毕竟是健康的”的说法，这个论断在刚刚过去的民主选举运动中似乎得到了证实。文章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造成的巨大危害深有体会。他似乎在提醒人们，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处于这种类似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社会氛围中吗？在刚刚赢得胜利的这场民主选举运动当中，我们正是怀抱对这种“经院哲学”的批判勇气，才显示出了“我们的神经毕竟是健康的”——这样的一种“最了不起的喜剧力量”的吗？   七 “拥抱未来”与“清算过去”   请历史记住：1980年的这个不平凡的10月，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之所以积极勇敢地投入到民主选举当中，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拥抱未来的热情”，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公正地清算过去”和“明确地面向未来”——这样的理性认识和审美理想的基点之上的。参加民主选举的这三代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领教了“预支天国的光明而缴付了今生的幸福”的那种荒诞与残酷。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再同意用“昨天的概念”来“阐释今天的生活”。许多师生读到“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总是和过去拴在一起的酒精瓶”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呼吸是那么的急促，眼里隐隐含着悲愤的泪水。文章的第三段气势并未稍减，而是以更加急切、更加悲愤和更加迅猛的情态和理路一泻而下：   历史反复表明：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在消亡，但它们并不愿意离去，在腐朽日益加重的结局过程中变得顽固而凶残；生活中也总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这种生长也不容易。那些竭力阻挠进步摧残革新的人，如汪东兴之流，尽管手挥灵杖，口吐符咒，实际上并没一点理想。他们没有信仰，绝不忠于什么，除了个人的权力和欲望。因此，他们无法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顽固，守旧，只是凭借权位和为了权位。这是最卑鄙的不义和不可宽恕的反动，也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在辩证法看来，主要的，最有希望的是生长着的事物。《淮南子》中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若处竞争之世而行三代之法，比如已夏尤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 变革的真谛就在于使腐朽过时的东西让位于新事物。   在当代中国，只要是颇有些人生经历的人们，在这个学院颇有些人生体验的人们，读到这段文章时都感慨万端，甚至唏嘘不已：“历史反复表明：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在消亡，但它们并不愿意离去，在腐朽日益加重的结局过程中变得顽固而凶残；生活中也总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这种生长也不容易。如汪东兴之流，尽管手挥灵杖，口吐符咒，实际上并没一点理想。”事实上，“汪东兴之流”无处不在。这是一些完全没有任何理想信念和审美能力，而自认为“真理在握”有恃无恐的异类，“他们没有信仰，绝不忠于什么，除了个人的权利和欲望。因此，他们无法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顽固，守旧，只是凭借权位和为了权位。”只要是精神正常、具有起码的良知和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中所痛斥的人是谁；都知道他们拼死要阻止和扼杀新生事物，他们疯狂反对和阻扰思想解放、革新改良是为了什么。他们哪里会去理会《淮南子》中的古训。在他们内心深处，惟有权力和欲望才是“王道”！ 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更能够引起以文学为“基本职守”的中文系师生的关注和感喟。某种意义上，它有力地补充了《普通人文学社宗旨》应该申明，还来不及申明的一些重要内容：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总是富于批判意味的，对真理的追求总是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文学艺术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仲裁者、预言者，它总是持着批判的盾牌去清除历史的废墟，抚慰心灵的创痛，搜集失散的文明，召唤异化了的人性，并预告明天的进程。   真可谓是振聋发聩、开渠引流，正气凛然，摧古拉朽！文学艺术的前行发展，总是与批判结伴而行，就像思想的突破创新，必须凭借批判而开辟道路一样。“普通人”文学社倡导的“普通人文学”，不仅在文化血统上与批判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而且在精神品质上与批判意志难解难分。“普通人文学”的书写者必须明白自己只有“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仲裁者、预言者”，才能够忠于其职守、体现其价值；而“普通人文学”则必须是能够承担起“清除历史的废墟，抚慰心灵的创痛，搜集失散的文明，召唤异化了的人性，并预告明天的进程”的文学；这是一种全新的“持着批判的盾牌”去追求真理，永无止境的文学；这是一种在批判的历史主调引导下演奏出的自由华章；这是一种在批判的精神舞步旋转中绽开的民主之花。 文章最后以一种批判者的乐观主义豪情向这个学校，同时也向这个世界呼喊道：   为批判旧世界而付出的代价决不会白费，反对邪恶和专制，没有一样是枉然。因为，所有这一切，包括牺牲，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力量。批判者们的灾祸，是人类进步的祭礼，他们所承担和表达的，绝非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   读到这样的充满生命确信和历史确信的字句，有一种神圣的使徒似的自觉担当精神在灵魂中油然而生。今天在我们这所学院里，在每一个投身民主选举的青年公民的目光和内心中，民主的方舟正在诞生、追问和希望正在诞生、真实的文学行为和历史事件正在诞生。就像西西弗斯为了消除上帝的影响，只有永不停息地滚动那块无望的石头一样——诞生，就是自觉地承受又一次全新的蒙难，又一次获得新生。 王康的这篇《即将过时的话》，在那些日子里不仅成为了年轻的民主尝试者热烈谈论的话题，而且也成为了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争相朗诵的“美文”和“范文”——他们在寝室里轻轻地朗诵，他们在教室里大声地朗诵，他们在操场上呼喊似的朗诵；他们热切地朗诵着文明的常识，他们动情地朗诵着思想者的职责，他们深沉地朗诵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朗诵着憧憬、真挚、牺牲和必然新生的一切。 就在西师校园民主选举取得“胜利”不久，我们通过收音机的“国外频道”聆听到了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颁奖典礼上演讲词。在那个年月，中国大学生对波兰的关注，是与我们对瓦文萨、对团结工会，以及对所有与我们处境相似、命运相似的体制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米沃什的演讲富含激情与道义、自由与勇气、真理与使命意识等等。特别使我们激动，并且深深锲入我们内心的是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世纪已逐渐接近尾声，我不敢诅咒它，因为它同时也是个信心与希望的世纪。一种巨变正在进行中，不时以一种激起普遍惊愕的现象显现出来。这一巨变，我们不甚了解，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那一巨变，我在此借用奥斯卡·米沃什的话，与“比以往更鲜活、更颤悸、更痛苦的受难民众的最深秘密”有关。他们的秘密，一种对于真正价值的隐约需求，找不到确切的语言可以表达。因此，这方面不仅大众传播，就连知识分子都负有很重的责任。 　　　米沃什在这篇演讲的结尾指出：“不过，巨变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使种种短期性的预测归于落空。而我们的时代，虽然充满了恐怖和危险，却很可能会被判定是人类获得一种新的事物之前必经的一个阵痛阶段，然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价值系统。”几乎是一种心有灵犀的感通啊！我们刚刚经历的校园民主选举，不就是如米沃什所说的，“获得一种新的事物之前必经的一个阵痛阶段”吗？我们所谓的选举“胜利”，不就是“阵痛阶段”瞩望“一种新的事物”诞生的快乐吗？那个我们热切期盼的“新的价值系统”已经出现在古老中国的地平线上了，米沃什说，这是一场“巨变”，是“持续不断的巨变”，它“使种种短期性的预测归于落空”，那么“长期性的预测”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潮流的方向，我们坚信，它绝不会让我们“归于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