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四章

第四章历史血痕精神来路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5.JPG" width="139" height="185" align="right" alt="" /> </div>   一面对惨烈而深刻的历史存在   正如笔者在本书的绪论中论述的那样，西南师范学院自建院以来，就存在着两大价值理念与文明方向完全对峙，也就是说，这种不可调和的对峙，其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大精神传统谱系。这两大谱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看，似乎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与冲突，但实质上却是两种思想文化体系和两种观念价值形态、以及两种历史道路选择之间形成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几乎贯穿在办学三十年来的曲折历程当中。尽管发生在校园当中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并不是西师特有的现象，众所周知是由1949年以来整个国家的“改弦易辙”，以及国家全能主义的管控意志的强化所带来的历史情形。但是，西师的管控者在执行国家全能主义管控意志时所表现出的强悍和野蛮，以及自觉和主动，就重庆地区而言，无疑具有超出本地区许多高校的“独创性”和“典型性”，甚至堪称是“残酷性”。因此，由权利者建构的这种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精神谱系，与由无权利者顽强建构起来的反思想管控的自由精神谱系之间，所展开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显得十分的惊心动魄和异常惨烈。这两大精神谱系的对峙看起来是如此的强弱悬殊、“胜负立判”，实际上真实的情景并不是如此简单。 1957年，这两大精神谱系的对峙终于爆发为惨烈的冲突，实质上是理性与反理性、文明与反文明、常识与反常识、自治与反自治、民主与反民主，等等观念形态与价值取向的背反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是文明的传播者与反传播者、常识的普及者与反普及者、自由主义者与全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与极端主义者或曰兽道主义者、悲愤者与权势者、抗辩者与反智者之间所展开的论战。这种论战毫无悬念，以“右派分子”的“惨重失败”，以“反右积极分子”的“胜利凯旋”而告终。但是，那些被“无情碾压”的文明的传播者和常识的普及者，作为被封存的精神谱系的这个代表群体，随着历史不可抗拒的进程，又以“重放的鲜花”这样的“戏剧性”姿态，凸显在1980年民主选举，亦即“新时期”公民行动的那些“行动者”的精神境域当中，显示出悲愤者和抗辩者顽强的精神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西师官方机构，都极力回避1957年和1980年这两段特殊的历史，都拒绝为这期间的抗辩者和受难者，以及被侮辱者、被损害者道歉的根本原因。他们不仅刻意封存和抹掉了那个顶天立地的“文人英雄”董时光，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先是丧心病狂地迫害吴宓先生，然后是恬不知耻地利用吴宓先生，为学校的面子工程涂脂抹粉。当年那些欺辱、毒打吴宓的家伙，竟然在课堂上、在学术研讨会上把自己打扮成吴宓的至交好友。真是令人恶心到了极点！这些人在刻意掩埋历史的罪恶时，也实在是害怕这种精神谱系被后来的青年学生传承并发扬光大。 因此，若要真正寻觅1980年西师民主选举运动与“普通人”文学社的产生背后所隐伏的精神动力，就必须弄清1980年的“现实”与1957年以及文革的历史，特别是要弄清这个“现实”与曾经发生在西师校园中的那些历史事件、那些历史人物有着怎样的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时，应不应该把1957年、1966年、1976年与1980年视作一个具有内在精神联系的“大历史”来看待？毫无疑问，这是1980年的大学生们，以及今天的历史书写者不能够回避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当时的大学生竞选者和选民们，以及今天的书写者不能够漠视和遗忘的重要问题。 “拥抱未来”与“清算过去”，应该是1980年的竞选者与选民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道理非常明白：“拥抱未来”是在严肃地反思和“清算过去”的前提之下，才具有价值意义的；同样，只有建立在严肃地反思和“清算过去”的基础上，这样的公民行动，才具有文明的实践意义。 尤其是对1957年为反右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的西南师范学院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应该持怎样的立场和态度？这无疑会关系到1980年的民主选举与现代化文明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在我们的历史回顾和精神寻索当中，起自1957年的历史一直到1980年的历史，以及1980年以后的历史——也就是当年那场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和“普通人”文学社产生的“来路”到底在何方？其“去向”又通向哪里？我们必须进行深远的回溯，必须进行清晰的描画。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是：在1980年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中，许多师生都感觉到：1957年的那个幽灵或明或暗、如影随形地在校园里面游荡着。正是有感于此，1980年西师的这些年轻的竞选者和选民都真切地感受到1957年的历史创痛，是如此深刻地延续在他们的现实诉求和历史追寻当中。王康在《来路与去向》中沉痛地写道：   1957年我们不相识的校友，那几百名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当年的“言论”，比我们要温和、善意得多，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因此，任何一种试图把1957年与1980年截然分割开来的意图，不仅显得十分幼稚，而且显得非常的“不懂历史”，特别是不懂“中国的政治”！因为——   民主选举作为1919—1957—1976年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艰难变迁的内在历程，始终跃动着民族生命的脉搏，它既不是泛滥咆哮的滔天洪水，也不是转瞬即逝的涟漪泡沫。   “至少，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面对这种惨烈而深刻的历史存在，我们既无法回避，也不能够人为地切断与这一“艰难变迁的内在历程”所构成的精神联系，更不能够放弃我们应当肩负起的历史责任。 1980年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学生竞选者和他们的竞选团队，虽然最终没有“荣膺”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却“意外地”获得了一顶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新款大帽子。以至于罗立为二十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当选人民代表后，随即去参加北碚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谁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学校，才得知自己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不是1957年的幽灵紧紧尾随在“新时期”的屁股后面又是什么？当然，历史发展的强劲势头使1980年有足够的气势扫荡1957年的阴影。就像若干年以后，当年的“普通人”文学社成员“杵颂”在回顾中所描述的那样：   在这座曾被同学们惊惧地称之为专制城堡的学院里，对思想异端的摧残和诬陷，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和卑鄙传统。由于历史不可逆转的强劲势头，他们试图在1980年重建1957年式的丰功伟绩的梦幻终于破灭。廿多年过去了，最具有喜剧性的情景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这些职业思想杀手设定的方向发展，反倒是当时的异端们所预言的方向凸现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西南师范学院之所以除了卑鄙和耻辱还有高尚和光荣，就在于这些被视为异端的思想所包蕴着的动人的价值意义。   让我们重新回到西南师范学院1957年的疾风暴雨中去吧！让我们以重新返回历史现场的意识，再一次去感知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在这个校园里面上演的各种各样的悲剧故事；再一次去认识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这个校园里面行走过的知识分子英雄和他们的思想对手；去寻找那些被历史的尘埃一度覆盖了的真实的灵魂，以及那些永恒的呼唤民主自由的悲愤声音。   二从“海纳百川”到“雷霆打击”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在全党和全国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尤其鼓励党外人士积极参加“鸣放”，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以赤诚之心帮助中共整风。而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共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大鸣大放。为了进一步推动鸣放和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统战部自5月上旬开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高层人士与会发表意见。每次座谈会上的发言，都在《人民日报》醒目地登载出来，以此作为全国的示范。 1957年初，在“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开展的同时，举国上下还铆足干劲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科学进军”。在西师——这座被师生们誉为“大花园”似的校园里，广大师生也你追我赶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迅跑。谁也没有想到，刚刚跑了几步，突然接到指令“转换新的场地”，开始另一种形式的“进军”。 所谓另一种形式的“进军”，就是从这一年的夏季开始，人们开始细致周密地体验一种叫做全能主义的管控滋味了。尽管这种滋味自1950年代初就已经有所体会，但是1957年人们可以说是更加深刻全面的意义上品尝它的“重口味”了。 政治学者弗雷德里克认为：“在这种管控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被最高权利者所掌握，其掌控范围不仅仅局限为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权利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为此，他概括道：极权主义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1957年夏天，极权主义大行其道，而且开始走向了它的完善阶段。因此，这就是西师的反右运动之所以能够开展得有声有色的一个宏大背景。 这年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上旬，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永清在全校整风动员大会上鼓动说：“请全校师生帮助党员整风，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我们欢迎,欢迎,再欢迎！” 再三号召师生们积极主动地大鸣大放，以各种形式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摆出了一副海纳百川的架势。 5日11日,张永清又亲自主持召开教师鸣放座谈会，要求全体教授、副教授、讲师都必须参加。在会上大家都争着发言,头一个发言提意见的就是后来被打成西师头号“大右派”，之后闻名全国的教育系教授董时光。根据吴宓教授的现场记录，董时光发言锋芒相当犀利：“痛斥党员之优越感与自卑感（文化低）。”他认为党员应改正错误，必须做到如下几点：一，相信群众；二，善鉴别人；针对年轻党团员，他提出的要求是：一，要多接近有学识之人士；二，要服从真理而不是服从权势；对非党群众他也提出了要求：一，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谄谀；二，有见识而无勇气是可悲可鄙的；三，应坚持真理。他还特别强调：“党员之文化太低者，必欲领导高等学校，应‘不耻下问’，最好‘教授治校’。”——这一条被认为是攻击以院长张永清为首的“革命干部”有资历而没有文化，外行不能够领导内行。在董时光的带动下，座谈会上不少人争相发言，对学校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建议。 吴宓先生在1957年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张院长一再敦促，宓声明决撰文登《学习通报》，今不发言”。此时他的头脑还比较清醒，不敢轻举妄动。但不少教授、讲师深受董时光的影响则大提意见。当时报纸宣传各地鸣放情况，一度使吴宓有所动心。如5月20日读了《文汇报》关于文字改革争议的报道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云：“始知宓一向太过谨慎、太为畏怯，愧对自己平生之志矣。”但在之后的会议上，吴仍然小心谨慎不大发言。6月4日日记中写道：“杨溪来，劝宓慎重发言，免为当局或学生所利用，自招祸患。”足见内心的矛盾与恐惧。然而，相当一部分教师受形势发展的鼓舞，却少有吴宓这样的内心煎熬。 既然教授讲师们都积极地投身到“大鸣大放”运动当中，全校各个院系学生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学生们在党团支部的组织安排下，夜以继日地召开各种会议帮助党整风。因为有知名教授专家冲在前面，再加上党和毛主席作了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等等，于是各系科学生的胆子也就逐渐大了起来，意见越提越尖锐。客观而论，这些提意见的师生，他们的本意都是在关心和爱护中共，几乎没有一个是要反党的。据历史系学生蒋志回忆：与他同班的陈明淮发言比较突出，除支持董时光的观点外,还自创了“党盔”、“党甲”说。他认为西师的党员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政治优越感。其原因是有一层党的盔甲保护着,听不得不同意见，谁不同意党员的意见就是反党。历史系学生张千述针对农村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提了意见，认为农民负担太重，应该适当减负。他还说，如果现在有李自成，可能会爆发农民起义。 以上这些意见堪称“激进”。但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还是比较温和的。包括一些学生干部，他们普遍认，应当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还有一些本来没有什么想法的学生，也在这种氛围之下发表了一些具有交差应付性质的“意见”。如“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没有搞好”；“”教育部和学校又在号召向科学进军,又安排这么多的政治活动,不利于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不管什么课都要学苏联那一套，这不是教条主义又是什么？”；“盲目推行汉字拉丁化，这不是安心丢掉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吗？”如是等等，这些具有常识性和理智性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居然都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完全出人意料：“海纳百川”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为“雷霆打击”呢？可以说，当时积极参与“鸣放”的各界人士根本不知道，素有“伟大的谋略家”之称的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半个多月前已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收网的时刻”快到了。 当时，董时光在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还被专门赴会进行“现场采访”的《重庆日报》记者作为“典型”并整理成文,在该报“重点推出”，在全市以至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董时光疯狂反党事件”。具体情况如下： 1957年5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将董时光批评西师那些投机分子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的言论，采取断章取义、恶意篡改等手法，歪曲为具有预谋性和煽动性的语言，并刻意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发表。 董时光发现自己的言论被严重歪曲，于是强烈要求予以更改，但是报社态度强硬不予理睬。董时光认定这是党报在耍“阴谋”，设置陷阱，随后写信给报纸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赔礼道歉。他说，这种卑鄙伎俩要是发生在美国，一定会吃官司。谁知《重庆日报》竟然又把他的这封抗议信登了出来。甚至威胁说：一个从美国跑回来的资产阶级反动知识份子竟敢与党报较劲，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因此必须彻底打垮这个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从“百家争鸣”到“噤若寒蝉”   6月初，全校停课鸣放，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有党的号召和老师们的示范，全校同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字报铺天盖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鸣放”形式，如鸣放大会、鸣放演讲会、鸣放座谈会等等，夜以继日不断举行,参加的人很多。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鸣放组织，包括官方、半官方和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报刊机构纷纷涌现。特别是文科学生，尤其热衷于这样的组织活动。光历史系一夜之间就有了诸如修史馆、海燕报社、大礼堂论坛、针炙社等鸣放平台。后来，海燕报成为被官方肯定的“左派报纸”，而针灸社却差一点被打为右派报社。 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推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了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出了“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的斗争部署，由此全面发动了对右派分子聚而歼之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一时间政治风向大变，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从这一天开始,官方的各级报纸上每天都在“重要版面”上大量登载各地工人、农民、军人、党政干部以及各行各业“人民群众”“愤怒声讨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文章；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以及西师的董时光等被点名，成为了闻名国内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西师官方积极配合如此“大好的革命形势”，组织全校师生夜以继日炮制大字报，全力营造“万炮齐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战斗氛围”；重点揭露和批判以董时光、陈东原、罗容梓、曹慕樊等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愤怒批判”他们的“一系列错误反动的观点”。如主张“各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轮流执政”，又如主张“教授治校，反对以党代政”以及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等等。 吴宓日记作为西师反右不可多得的信史，具体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政治情势的严酷。6月9日，吴宓已经预感到积极参与鸣放的教师，已经处于严重的人生风险中。他如是写道：“众谈鸣放，梓等亦均以董时光为太过，恐有后患。” 6月14日，风云突变，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反右号召，右派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吴宓偷偷写道：“宓于是不得不服周邦式之老成谙练，而自幸谨慎和平，尚无过分之言语，差可免祸全身矣。”他哪里知道，“老成谙练”的周邦式最后也难逃反右之恢恢罗网。 鸣放很快转入激烈的反右派斗争阶段。6月24日，吴宓又偷偷写道：“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及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及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 如此残酷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也给一些人提供了“施展才能”、飞黄腾达的良机。对此，吴宓日记也有难得的刻画。7月4日，吴宓写下他痛心无比的现实观感：“此次知识分子被谥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者皆伈伈伣伣，苟合取容。无学、无德、无才而阴狠忌刻，有工于谄谀逢迎，如今西师之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 1957年风云突变、杀机四伏，令人恐怖窒息的这个六月，如果用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的描画，就是应该是“罪恶的六月，四处散发着腐烂的气息”！以中国知识分子当时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困境而言，艾略特那个虚拟的、艺术的“荒原”，显得是多么的矫情、多么的不真实。 7月1日，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极为亢奋地又专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所谓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举将反右斗争推向了更为狂魔般的高潮。于是，各级党政机构迅速跟进，整个反右机器更加疯狂地转动起来。 7月7日，吴宓对反右一个多月来的“沧桑巨变”进行了沉痛的回顾：“复阅并整理五至六月鸣放期间之《重庆日报》，寻其议论之踪迹，则今日被罪斥为右派分子，如鸟之始出巢，弋人早张网以待矣。”——也就是说，这个吴宓实在是太厉害了，他居然这么早就发现了许多人后来才知道的由伟大领袖设计的“阳谋”。 据吴宓的学生李猛回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吴宓继续呆在历史系，但是当局已经取消了他的教学资格，驱使他整天忙于参加各类政治学习，或参加劳动改造。即使在这种肃杀的政治氛围当中，他依然保持高度的理性和清醒。尽管他也时常进行一些“场面上”的应付，作一些似是而非的心得发言，然而其内心是相当痛苦的。7月16日，他在日记中偷偷地写下了一首题为《记学习所得》的七律，抒发了他对这一积重难返的政治季候的“观感”：   阶级为帮赖斗争，是非汝合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知足，工农身贵老师轻。 中华文史原当废，翘首苏联百事精。   李猛为此感叹道：“自古文人好发牢骚，因牢骚而获罪者也不在少数。一天，中文系学生罗荣梓、赵庆祥去看吴宓老师，见他焦急万分，连声称：紧得很呀！原来吴宓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自信余生无多日’，被人发现后，说他对现实不满，所以历史系主任责令吴宓必须交出‘反动诗歌’。可吴宓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写这样的诗作，于是这两个学生就帮他出主意，问老师一向和谁关系好？吴宓就去找了教务长。或许是因为有人动了恻隐之心，吴宓写‘反动诗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大家对他‘批判归批判’，可最终没把他划入右派的行列。在这件事上方敬可能动了‘恻隐之心’。事后他对人说：‘你们说吴宓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这可能存在。但说他反动，他又有多反动？！他不外乎是个学者，是个教授，是个教书的，不是连个国民党都没参加嘛。’使他总算躲过了一劫。” 8月2日，始终无法做到完全“置身于外”的吴宓，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给他带来的灵魂惊恐中，悄悄告诉一个与之较为亲近的同事：“宓恒恐惧忧危，幸已年老，多历运动，见他人无辜者被斗争，真以速死为乐耳。” 即使在这样一种极为险恶的情形之下，像董时光这样“死硬的反动分子”竟然还敢负隅顽抗”。6月11日，《重庆日报》刊发《董时光继续散播反动言论，西师师生员工群起驳斥》的所谓“重大新闻报道”。文中称：董时光对“卢郁文匿名恐吓信事件”提出疑问，认为这可能是当年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翻版。这样一来，董遭受到更加猛烈的批判。 为了把反右的烈火烧得更加旺盛，西师党委精心组织了对“大右派”董时光的批斗大会，并且向各大学发出邀请。重庆地区一些大学的学生会，还专门挑选了一批党团员和“争取积极进步的学生，怀着满腔怒火”去参加。当天，西师的批斗会场坐满了“义愤填膺”的人。主席台顶端拉起“揭发、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大会”的巨大横幅。 据当年参加批判会的重庆大学学生李天德回忆：董时光被带上台时，虽然被接二连三的野蛮批斗搞得筋疲力竭不如往日的风采，但依然保持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傲然气度。他的这种宁死不屈的形象，令一些官员恼怒不已。   四那些“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其实，以坚毅硬朗的“士大夫”和“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进入无权利者精神谱系的还有相当一部分老教授，即“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有曹慕樊、谭优学、秦效侃这样的德高望重的先生。 20余年后，当新一代大学生几乎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已经失望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这样一个精神谱系发出的“稀世”之光。王康写道：   幸有“旧中国”、“旧社会”过来的几位老先生尚在，他们几乎全都领受过文化专制和政治迫害的漫长苦难，却奇迹般地葆有中国知识人独有的古道热肠，他们的国学根底和西学造诣，令我折服。   他们与“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1966年以后‘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那些所谓的“新知识分子”“大都狭隘、僵化，谈不上什么学问”。他们的精神气象与“旧知识分子”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新知识分子”从“讲课，从板书到用语，从眼神到手势，都很乏味。有几位前‘工农兵学员’还停留在病句别字阶段。”而他们当中的那些“‘中年知识分子’更谈不上什么操守、道德、魅力，其中不少是反右运动、文革及其他政治运动的打手或积极分子。”王康为此感慨道：“这是潮流使然，时代的造次”—— “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曹慕樊先生，号迟庵，曾师从熊十力、梁漱溟两先生。王康对她有这样的描述：“他最心仪的是庄周和杜甫汪洋恣肆、沉郁顿挫的形容，这是极凝炼的诗章，透人心脾的精神逡行；广大精微，胜境迭现；或哀音促情至性动人，或悲天悯人而不碍乐天知命，或愤嫉长叹而终悲叹复赞叹，或屏息闭目，俯仰之间，天德流行……。”而且他还“谙熟西洋思想史，尤对黑格尔、康德颇有心得。对郭尔凯戈尔、克罗齐、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辈也不陌生。1957年曹先生因言获罪，在一次批斗会上威武不屈，直面邪恶，竟遭皮带面击，左眼几近失明。曹先生数百万字学术著作，便是在双目微明中写就的。” 在校园民主选举勃兴的1980年，和“普通人”遭受政治磨难的1981年——这“两度秋冬”，曹先生曾亲自陪王康和一些“普通人”成员前往数十位前右派居处，去搜寻和回顾那段历史。“他那柱杖缓步，瘦削的身影，沉潜的缄默，深长的叹息，永在目前。”曹先生去世之际，其弟子邓小军在悼念文章中写道：“迟师一生学行，壁立千仞，不愧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并有《哭迟师》七律一首，充满表达了新一代青年学子对他及这个光芒耀眼的精神谱系的服膺与崇仰：   儒者昂头天地外，胸中日月与春风； 直言谠论同溟老，侠骨柔肠感宓翁。 传付壁书宛如昨，再闻绝学已成空。 重深欲度今无路，此恨绵绵何有终！   谭优学教授在反右运动中，也是受到极大冲击和践踏的整肃对象——“先生青年时追求进步，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后遭政治迫害多年，晚年才得以重返教坛，讲授古文。谭师每堂课都是全幅精神，全幅性情，喜笑怒骂，所寄深广，经常令学子或一片哽咽，或满室唏嘘，或哄堂大笑。”王康在《来路与去向》中还意味深长地写道：他那峻奇高古的严师风范“让从小只知践踏古人，诽谤传统的我们这一代，对前贤往哲多了几分敬意，几十年蔓延浮嚣的现代狂妄有所收敛。” 这篇文章还赞美了秦效侃先生，称他是“幼承庭训，转移多师，与曹、谭二师一样，数十年徜徉于中国文化精神世界。他的教学，可谓金声玉振，每堂课都是一次融汇性灵、才情、学识和睿智的艺术创作。秦师几十年临池不辍，碑、篆及晋唐以降诸法贴，皆造诣精深，他那飘逸峻峭的板书，，松壑壁立，满壁烟云，每临课终，秦师返身去后，学子们都要驻足欣赏，流连低回，不忍遽拭。” 作为反右和文革劫难之后的“硕果仅存”，展现在青年学子面前的这几位先生的形象是“平日皆愉愉如，坦荡荡，一片纯挚性情，所有学子前往拜访，无人不有如坐春风之慨。”虽然历史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新时期”，“谁能想到，一代道德文章楷模，老先生们无人不有不堪回首之往事。” 几位先生回忆说：从“反右斗争吹响冲锋号角”的那一刻开始，全校各系科的党团组织就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要求每一个党团员“要认清形势，擦亮眼睛，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和右派作坚决的斗争”。于是，每个系、每个年级、每个班、每个小组都“进入了反右斗争的前沿阵地”。此时的目标已经不是批判了，而是要“一个也不漏网地揪出所有的右派分子”，包括“公开跳出来的右派分子”和“隐藏得比较深的右派分子”。   五 “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   1957年10月15日，中共高层在内部逐级下发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该《通知》规定的划分标准是：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三，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四，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五，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六，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通知》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一，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二，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四，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然而，具体到各地各单位各部门，除了按照以上“规定动作”进行外，还有不少“因地制宜，随机发挥”的“自选动作”。所谓“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西师划分右派的标准，就是由这两种“动作”结合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西师特色”的奇异标准—— 把右派揪出来的第一个标准是看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要给党员提了意见，就视为“反党”；而“反对社会主义”其标准就相当宽泛了。几乎宽泛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据当时的中文系学生蒲健夫讲述：那个时候，公开或者私下交谈涉及到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特别是与“中苏关系”有关的历史问题，都有可能被打为右派。比如，有同学私下说，抗战后期，苏联军队占领东北四处抢劫和强奸妇女，还把许多中国工厂的机器设备、各种生产物资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去，包括日本人在东北建的工厂、电影厂、水电站的物资设备，甚至每一颗螺丝钉都明目张胆运回苏联去。结果被安上“反苏”和“破坏中苏友好”的帽子；再比如，有的同学私下议论说，苏联有的产品质量不如美国或者英国；中国的大学、中学教材应该适合国情，不应该都按照苏联教材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等等。这些都被安上“诋毁社会主义苏联”的帽子；还有的更加邪乎，仅仅是议论了当年日本人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事件，也被视为“大逆不道”，作为破坏“中日友好”的“错误观点”；甚至还有同学说秦始皇搞暴政、是暴君，也被批判为“借古讽今、思想反动”而安上右派帽子。即使议论食堂的饭菜的质量问题、学生宿舍的脏乱差问题，统统视为“对社会主义现状不满”，被扣上右派或者思想落后的帽子——只要批评了各种社会现象，或者针对这些现象发牢骚，统统都视作是“反对社会主义”。 第二个标准是与右派教师接近并且深受其影响。蒋志说：比较突出的如历史系的朱永隆和俄语系的刘期朗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时常到董时光那里去，董是西师最早获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人——他通过在美国的大哥董时进的途径得知斯大林暴行。不少学生在他那里接受了这种”知识普及“和“思想洗礼”，而成为了“乌托邦主义”的怀疑者与批判者。董时光还在学生中“散布”西师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中摧毁知识分子尊严，随意斗人、打人、逮捕、逼人自杀等侵犯人权的罪恶行径。认为是严重的反文明、反法治和反人性的行径。因此，他在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后来都无一例外成了右派分子。 第三个标准是“同情右派分子的人也是右派分子”。如历史系的学生陈明淮曾经针对部分党员不接受群众意见,作风不民主而提了意见。他认为自己并未反对整个党。但全班同学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是抽象拥护共产党，具体反对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由具体的个别的党员组成的,反对党员就是反党。”陈明淮的同学周西伦反对这样的“夸大说法”，又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尽管他在鸣放中并没有发过言，也没有写大字报，但仅仅是因为“同情右派分子”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学生曹休业被人揭发曾经赞同右派分子的言论,还说他作风上有问题,与某年轻女老师发生过关系，因此被“定性”为“思想反动和作风败坏”的“双料右派分子”。所以按照第二条标准，他们都“顺理成章”成为了右派分子。 第四个标准是看家庭出身。这些学生由于家庭遭遇和人生经历的原因，一般比较谨慎，不敢乱说乱动。因此，对这些没有公开发表右派言论的学生，批判者就主要从他们的家庭出身去找问题。蒲健夫说：历史系的杨维度平时并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少言寡语,但因为他的父亲是恶霸地主,于是认定他在内心里是反党的。还有个学生，记不得名字了——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师长，镇反时被枪毙。于是“立场坚定的学生”认定他有杀父之仇，也就是从阶级血统去深挖其“反动本质”。最为悲催的是中文系的学生邱茂棣。他在鸣放中并没有讲什么，自以为没事。可是在1957年下期仍然被打成右派，其“充分理由”是他岀身恶霸地主，其父在土改镇反中被镇压。蒋志回忆：“镇压他父亲那天，他‘大义灭亲’戴着红领巾上台去揭发他父亲的罪行。万万没想到6年之后,他仍然被官方认定为“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而坠入反右罗网。还有许多学生仅仅是因为家庭或者亲属中有被当局杀、关、管、斗的“阶级背景”,尽管平时并没有说什么，也被人揭发，说在聊天中“有阶级情绪”，因此被划为右派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条标准必须通过特务手段才能够实行。因为有的学生出身没有问题，也没有发表任何有问题的言论。为了达到“除恶务尽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历史系学生党员和团支部书记芶昌斌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为了找出“有力的证据”把“隐藏的很深的右派分子挖出来”，他借故支开同学周某某，潜入寝室暗中撬开周的抽屉，偷岀日记本，然后从日记中发挥想像：采取穿凿附会、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张冠李戴等等手法，“发现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而坐实了周同学的右派身份。美术系的胡长庚也是因为日记被落入“法网”，而被赐予右派帽子的。 第六条标准是“反苏”。除了蒲健夫讲到的那些”发表了“反苏言论”而落入反右“法网”的“倒霉者”之外，蒋志说：“历史系高我们一级的一个同学画了一张中苏边界图，说沙俄占了我国大片国土,这也被说成‘破坏中苏关系,反对国际主义’因此必须打为右派。” 其实，打右派到底有多少条标准，谁也说不清。因为在那个以“莫须有”为定罪标准的年代，任何一个为前人所想不到的情况，都可以成为定罪“理由”。据陶渭然在《画矛成右派，千古荒唐事》中回忆：生物系的伙食委员杨春谱被打成右派，就属于这种情况。1957年6月3日停课大鸣大放开始后，他也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叫做《剌》。第一期的主要内容是向第一学生食堂的伙食团长李某提意见，要求进一步改进伙食的质量和花样，并无什么出格的内容。按照正常思维，“即使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或者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也找不出一颗反党的微粒。”“然而，他不幸被‘时代所选中’，因为刊头上画了一杆尖锐的矛。有人就用所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认定那矛是剌向共产党的。他们的‘理由’是：你的刊物既名‘剌’，你要剌向谁？李某是共产党员，你把矛头剌向李某就是剌向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由千万个党员组成的统一体，你反对其中的某一个体，便是反对整体——这就是你杨春谱反党的铁证！”陶渭然特别提示道：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理论”，也是划分右派的重要标准之一。   六 “敌情观念”与“阶级逻辑”   这种荒唐透顶的“敌情观念”和“阶级逻辑”，二十多年以后，在处理1980年学生竞选者和“普通人”文学社成员时，居然大行其道，成为了西师官方划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同等级的官方“标准”。而且，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这种划分标准的“历史依据”竟然是1957年“抓右派”使用过的官方“标准”的翻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或者说历史是在原地踏步！ 1957年8月5日，《文汇报》在新闻报道中说“重庆高校当中有四十多个右派集团”，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罗容梓、陈东原、董时光就被列入了这些“右派集团”当中。 1957年9月，新学期开始。许多人都以为反右斗争已经结束了,学校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了。但是情况却完全出人意料。 新学期开始了，孙泱从北京下放重庆入主西师代替张永清当了院长。蒋志先生当时的观感是这样的：这个孙泱根红苗正，既出身“红色豪门”，又是中共早期要人——朱德入党介绍人孙炳文的儿子。其父被国民党“法办”后由朱德将其抚养成人，一度为朱德的秘书。据蒋志回忆，当时孙在学生中的印象是：“年青有为，善于宣传鼓动，颇有才能，讲起话来不要讲稿,妙趣横生，很能抓着听众。他与张永清成鲜明对比。张永清是延安式干部，资格很老，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后来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老上级，胡耀邦当川北区书记时，他是宣传部长，本来他应该当更大的官的，但水平太差。他给我们作报告，慢腾腾地念稿子，每念几个字就停下来咳嗽一声，再接着念下去；听他的报告，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难受。”因此大家以为孙泱代替张永清当了院长,日子好过一些。结果证明这是“严重的误判”,孙这个人其实很左,整起人来同样心狠手辣。 孙入主西师后继续接过张的衣钵，将反右斗争搞得“风生水起”——1957年下学期至1958年上学期在新一轮反右斗争中，抓岀来的右派总量大大超过57年夏天抓岀的右派！历史系的杨维度、张千述、曹休业三个学生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被划为右派的。可叹的是，孙泱后来在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文革时被“革命派”打成日本间谍活活整死；而他的胞妹孙维世也惨死狱中。这或许是他意料不到的罢！ 蒋志还回忆道：他所熟悉的同学中被打成右派的有美术系的胡长庚。胡曾在抗战时期参加过青年军,远征到缅甸与日寇殊死作战、九死一生。“1957年夏反右时,他还约我游过北温泉。他说他没有发言，也未被批判。到1958年上学期,他急急忙忙找到我,拿他的日记本给我看,他说班上同学有人偷了他的日记本，揭发他写得有反动言论，他让我看看是不是能上纲为反动言论。我认真看了,的确没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我要他放心,不会凭这本日记打成右派分子。可是,我这次又估计错了。与我见面后不久,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最大理由是：他当过国民党精锐之师远征军的上士。这真是抗日也有罪啊！” 不仅如此。许多自以为立场坚定，完全没有问题的学生干部后来也成为了右派分子。如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吴次名,此人很有组织能力，斗争也非常积极。鸣放一开始,他就代表系学生会号召大家积极鸣放，帮党整风。其主要“罪行”是：在课堂讨论中说共产党不一定能始终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其主要依据是，他认为：“第一、二国际中有些共产党变修，这些修正主义的党当然不能领导共产主义运动。”还说他代表系学生会号召大家鸣放，其“实质”是“号召大家向党发起进攻”。 反右斗争采取的逻辑和手段，完全是沿用权力者建构的全能主义思想管控体系来运作的。具体而言，是以斯大林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思想控制与肉体管控逻辑。其沿袭的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主要来自延安”整风”和”土改”的斗争模式。在这种自足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及管控形态面前。所有的“异端”或者被认为是“异端”的斗争对象显得是那么的“幼稚”和“愚蠢”。在强大的暴力管控体系笼罩之下，真可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蒲健夫回忆说：“为了进一步制造内乱，学校官方故意散布学生之间相互揭发的“信息”，使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人人防范、人人自危的局面。 划分右派的“经验模式”一般是这样的：被“圈定”为右派的学生先是在各班轮番接受批判，然后反复进行自我检讨；同时通过“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方式追查其言论的阶级根源,最后上纲到“坚持反动立场，仇恨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上。完成这一“程序”之后，就正式进入群众讨论、定性、量刑的阶段。此时，被批判者根本无权出席面对和进行自我辩解。定性后逐级上报，由党委批准，最后通知到本人，接受处罚。 从1957年6月至1958年7月,西师疾风暴雨般的反右斗争才告一段落，可谓“战果辉煌，成绩突出”——全校被划为右派的学生总人数竟然达到700之多！中文系右派学生的比例又大大高于其他的系科，而当时西师只有学生4000余人，所以右派学生的比例已超过18%。这个比例不仅远远超过四川所有的高校，而且远远高于北大、清华的右派比例。可谓“战功卓著”！ 1958年7月下旬，各系召开反右斗争总结大会，庆祝“胜利”。蒋志回忆：7月28日，历史系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党支部书记季平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动员报告》，称“历史系总共抓出右派分子81人，反右斗争获得全面胜利。”蒋志所在的班在反右时共有学生25人，竟然揪出5个右派,占1/5,高于全校平均数。因此，“成绩尤为突出”。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按照“规定”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极右分子。这些人被开除公职或开除学籍,同时宣布逮捕判刑，送去劳教。如董时光、朱永隆、陈明淮、曹休业、刘其朗、谭家驹和陈本礼等“著名右派”，就“享受”此种“待遇”；第二类保留学籍，留在学校农场接受监督劳动,进行改造。一般在三年后再视其“表现”给予“出路”。表现好的允许上课,毕业后分配边远的艰苦地区进一步接受改造。如周西伦，吴次名、邱茂棣等就属于这一类，共计有200多人；第三类继续跟班学习，接受监督改造。如杨维度、张千述等人，就“享受”此种“待遇”，共计有400多人；第四类：戴上右派帽子，免予处分，这是极少数。 “吴具名”（作者直到写这篇回忆录时，仍然不敢披露真实姓名，足见其受到的历史惊吓之深重与酷烈）的《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记忆》一文对这些接受组织“处理”的右派的“安排”，有相当具体的描述：   1958年4月16日下午1点，我们这批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奉命到1210教室集合。这个能容纳120人上公共课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和另外十多个迟到者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这番集合的目的是为了接受副院长王逐平和院团委书记刘同济的训话，据此我估计受二类处分的大约有120人。现在我能回忆得起名字的只有80多人。训话结束后，我们被送往北碚金刚乡农村劳动改造，分散住在各农户家里并接受农民的监督。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不准互相串联，不准随便离开生产队，不准旷工；有病经批准后方能就医；不批准事假。还要定期向管理我们的下放干部汇报思想，反省“罪行”……   七押送到各种款型的“夹边沟”   反右运动“胜利结束”以后，右派们被押送到各种款型的“夹边沟”去接受“劳改”，以便于促使他们早日“脱胎换骨”。 据右派分子回忆说：北碚金刚乡是反右先进单位，是最“左”的典范，集体化程度很高，乡党委用有线广播统一指挥作息，对被监督改造的右派管理相当严厉，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5小时以上；劳动任务很繁重，挖地、除草、施粪肥，到十多二十里外的北碚街上担粪，到二三十里外的煤矿担煤，都是百斤以上的重担。每10天才准休息1天。那时的农村，粮食被统购后农民所剩无几，右派学生只能顿顿吃照得见人影的清稀饭下胡豆，长年累月难见一滴油荤。更可怜的是没有蚊帐，蚊子之多难以想象，天黑走进屋里，有无数蚊子撞脸；天亮后，皮肤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被蚊子叮咬的红斑。这便是西师右派学生在农村“脱胎换骨”的真实写照。 蒋志说，“胡长庚等人按一类处理,押解到云贵高原去修成昆铁路。胡妻与之离婚后，其5岁大的女儿判随其母,被搞得妻离子散、苦不堪言。胡在1960年因不堪苦役折磨,兼之口粮不足，最后又累又饿，死于流放之中。右派学生陈明淮、曹休业、张千述不知下落。周西伦，吴次名、邱茂棣等在80年代初才得到“平反改正”；“周西伦之父原本是秘密的民盟盟员,曾掩护过多位地下党员,是对中共有功有恩的,也在镇反中被‘错杀’,死后30多年才得以平反昭雪！周的兄弟姐妹都受到其父亲的牵连,含冤20多年才得出头！” 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董时光在劳改中悲惨死去；据《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记载：西师教授李源澄，反右后被送往精神病院，不久即因肝破裂死亡，说是“气得太狠”；与吴宓同为级别最高的西师教授周邦式，以及前国立女师院院长陈东原、政法学院教授吕瑾、彭望雍以及熊集生、郭先彦等人，“都没耐多久便死了”；原四川教育学院院长柴有恒、梁漱溟的侄女婿黎涤玄等，都未得善终。与董时光一道被押送到被称为四川“夹边沟”的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的，还有西南作协创作部委员刘盛亚，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汪子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李康与苏军，谐剧专家王永梭等。这些“著名右派”，一夜间成了猪狗不如的阶下囚。据粗略统计，先后被押送到这里的“右派”有上万人，光重庆押送去的“右派”就有四五千人! 1958年4月，为了给“大跃进”献礼，成昆铁路决定动工修建。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出一批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组成了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自此，成千上万“生命不如狗”的右派分子，遍布于云南省盐津县。这些右派多是知识分子，完全不懂开山放炮，架桥铺路之类的技术，唯一本钱是年轻力壮，无知无畏。筑路支队也不进行专业培训，直接把这些右派拉上“火线”，一时间，情景惨烈，死伤无算。据当年的右派、原重庆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车玉生先生回忆说，他在“415”劳改医院当主治医生期间，每天各劳改中队都要送来不少伤员，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这些右派伤员不是炸断手，便是炸掉腿，有的还炸脱了脑袋，血淋淋的吓死人。劳改农场的管教人员还训诫说：“劳教没有期限，时间的长短由你们自己的表现决定！”为了“表现好”，右派们只有拿生命去拼！可筑路队的管教干部却相当霸道，成天追进度、逼工期，不拿人的生命当回事。这些为虎作伥者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复转军人，无文化教养与基本的人性，管教的办法是一骂、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极为残暴毒辣。由于饥饿和苦役，绝大多数“犯人”，都相继死去，成了无棺而埋的野鬼！ 《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记忆》中还对为数众多接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的“监督改造”情景，有着相当详细的描述：   那时西师成立了勤工俭学生产指挥部，需要大量劳动力，我们便于1958年9月下旬被调回到学校，组成了闻名西师数年之久的右派学生劳动队。我们的任务，包揽了全院一切繁重的体力劳动“项目”：如种地、担粪、喂猪、运粮、运煤、拉车、挖地基、抬石头、修下水道、运木料、运矿石、运废铁、炼钢等等。凡是学校各部门、各单位需要劳动力，我们都被派去。有时还要到校参加抢险救急，如冬天跳到冰冷的嘉陵江中打捞漂木，到北碚苏钢厂从悬崖峭壁上抢运铁矿石，到磁器口搬运废铁，到人民公社大战“三秋”等。凡是无人干或别人不愿干的，不管校内校外，都把我们派去劳动。劳动任务之重，劳动时间之长，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已成为一支可以由任何权势者随意支配的劳动力。可怜这些天之骄子，本应在课堂刻苦攻读、造就本领，却把大好青春牺牲在这些原始而险恶的劳动中，洗刷莫须有的罪名。   这篇真实记录西师右派学生血泪生涯的文章还感叹道：“尽管我们的劳动为西师创造大量财富，但是因为我们是右派、是敌人、是改造对象，我们只有劳动义务而没有享受劳动报酬的权利，每人每月所得仅是一元钱的所谓‘救济费’。实际上成为无偿服役的奴隶。在严格管制之下，不少同学被加重了处分。劳动队有专职的管教干部，有严厉的管理制度。白天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每周一次‘民主生活会’，人人必须检讨和互相揭发。每月一次思想小结，半年一次思想总结。” 这种情景与<a href="https://baike.so.com/doc/6938651-7161010.html" target="_blank">汉娜·阿伦特</a>指控下的极权主义的奴役特征非常相似：“即使是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们虽然也被剥夺了作为人的许多基本权利，没有人身自由，但是奴隶们至少还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奴隶主无法也没有兴趣对奴隶进行精神控制；此外，社会上还存在一个自由的平民阶层。而在极权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空间都被剥夺，理论上连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上再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像奴隶制下的平民一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权利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地位仅次于最高权利者的人也不能幸免。”对照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权倾一时的人物——他们最后的悲惨遭遇，特别是他们最终陷于孤独无助的局面，就足以说明这种洞察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令人恐惧。因此，这些右派学生的境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西师的这个名为“勤工俭学生产指挥部”，实为“古拉格”或者“夹边沟”性质的劳改农场里，凡被管控者认为表现不好的，轻则全队批斗，重则开除学籍，戴上手铐，押送劳动教养。《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记忆》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第一个被劳教的学生右派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这是一位斯文瘦弱，言语不多的青年，聪明好学，成绩极佳，受到著名教授吴宓的资助，而与吴教授有所接触，却由此遭来横祸。1959年4月的一天，在大礼堂召开全院右派学生大会斗争曾祥舟，此举当然是杀鸡给猴看。会上由保卫科长揭发他的“罪行”：一、坚持反动立场，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巴黎，在伦敦，在纽约，在加利福尼亚”；二、多次秘密会见“反动文人”吴宓。凭如此荒唐的“理由”，就把一位优秀的青年学生批斗后，戴上手铐送劳动教养了。   还有更加荒唐的“理由”：教育系60级的右派学生潘某。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在商店偷偷拿走了一根价值7角钱的帆布裤带，被“革命群众”当场抓获，扭回生产部批斗。这个老实巴交的云南同学惭愧得无地自容，红着脸申辩说：“我的裤带断了，劳动时不敢用力，怕裤子掉下来，又怕说我不好好劳动改造，又没钱买，我就……”他被认为品德败坏、影响恶劣、抗拒改造，因此被开除学籍押送劳动教养。被开除押送劳教的还有生物系59级的张福泽，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数学系58级的杨和贵、梁仕清，中文系58级的黄朋仙、60级的陈德城以及许多不知道姓名的右派学生。其中陈德城在得知被开除学籍将被押送劳教后，万念俱灰，在厕所内上吊自杀，幸被救活，但是仍被送去劳教。后来因各种“莫须有”罪名押送劳教的学生越来越多，生产部应接不暇，就省去了开批斗大会的环节，直接戴上手铐押走。许多右派学生被押走后下落不明。直至官方宣布“改正”时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八有人陷入厄运，有人抓住良机   1959年下半年，可怕的大饥荒到来了。在全民饥饿的困境中，右派学生更是雪上加霜、命悬一线。如果仅仅是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有基本的粮食补充能量消耗，也许要好一些。不幸的是，1959年开始，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特别是大跃进浮夸风败露之后，历史的大劫难降临了。“吴具名”回忆说：最初每天还有1斤8两麦麸的配给，但已经不能够应付重体力劳动的消耗，右派学生只能透支身体，结果是100%的人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但无论肿到什么程度，劳动改造绝不能停止！这些奴隶整天饿得头昏眼花，路边偶尔散落一个白菜头，就群起而疯抢！《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记忆》——不仅是血泪的记忆、尊严被践踏的记忆，而且还是惨不忍睹的饥饿的记忆：   中文系59级的刘积忠、外语系58级的唐锡华，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分别偷吃了猪食和兔食，不幸被人发现惹了大祸。他们难以承受人格的污辱，分别投水和上吊自杀。按当年的不成文的“法规”，偷吃东西是反对大跃进和粮食政策的反动行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非右派学生也要被开除学籍，何况是正受处分的右派分子。1960年以后，饥荒更加严重。西师在离北碚30里外的西山坪办了一个农场，说要搞生产自救。右派劳动队员又被赶去那里服苦役。最致命的劳动是每天到20里外的草街煤矿担煤，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不得少于100斤。天哪！这些饥饿得已经快要倒毙的右派学生，担着百斤重担，沿着70多度的陡坡，在长达近千步的石梯上艰难攀登，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中文系58级的黄重华、化学系58级的曾清经等同学，终于支持不住昏死在运煤路上。黄重华侥幸被救活，而曾清经却永远离开了人世。外语系60级的苟文纯、生物系58级的胡光伟，饥饿水肿得不能起床了，管教干部怕他们死在学校，便叫他们回家自谋生路，但不发给一分钱的路费。几天以后，人们从路边一具饿殍身上发现了苟文纯的遣返证明条，才知道他已饿死在回家的路上。而胡光伟一路乞讨回到家，竟然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1959年9月，中共建政十周年，右派们幻想着最高权利者开恩大赦以结束苦难。但能够享受开恩大赦的竟然是一大批曾经屠杀中国人的日本战犯！而作为中国人中的贱民的右派分子却根本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那些幸存者只好在绝望中无助地等待着当权者“开恩”为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若干年后这几十名没有死掉的右派学生终于修成了“正果”——不料，摘掉右派帽子却换上“摘帽右派”的帽子，继续以贱民的身份悲微地苟且于世。   陶渭然先生沉痛无比地说：在那个残酷而荒唐的年代，一个人只要戴上了右派帽子，走到哪里就臭到哪里。因为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你可以当扒手、流氓、盗窃犯、强奸犯，却千万不要当右派！因为前者好歹是个‘人民内部矛盾’，而右派是‘敌我矛盾’！前者是‘生活作风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小节；而右派是‘政治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是大节；前者可以恋爱结婚讨老婆生孩子过幸福生活，党委书记绝不会动员扒手、流氓的老婆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提出离婚；而右派，实际上被剥夺了婚恋权利，已婚的，党委书记一定登门拜访，动员老婆站稳阶级阶级立场，划清思想界限提出离婚……在那时的中国，苦难最深重的，莫过于右派啊！” 反右“大获全胜”之后,西师成为了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的一块“乐土”。官方总结说：“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基层组织及党员的权威”，没有人再敢提什么意见了。因为提意见就意味着反党；蒋志私下哀叹：“原本极单纯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而对立。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了。” 反右的另一个“成果”是各系各年级各班级得到了“净化”。1958年上期开学后,各系各年级各班级重新进行了调整。蒋志回忆：“因为处理右派，其中一部分开除了学籍，还有些同学被迫停学、转学。原来的150个同学，只剩下100多一点了,于是将5个班变成3个班；右派多的班干脆撤销！新来我班的就有几个保留学籍的右派。他们是魏博如、刘禹昌、王克仁；原来班上的右派学生陈明淮、曹休业被开除学籍、押送劳教。这种新组建的班很多，整个西师给人以“惨淡经营”之感。 反右运动对那些不幸被打为右派的师生来说，当然是一场触及灵魂和肉体，改变人生轨迹的灾难，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可以飞黄腾达的良机。因此，反右的另一个独特的“奇观”是：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得到了重用和提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优良传统”被延续下来，成为西师选拔学生留校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中文系的学生粟多贵、刘扬烈、邓全意等一大批学生中的反右积极分子，得以留校重用——这些人作为极权精神谱系的“传承者”，将在日后的各种运动中把“反右精神”发扬光大——二十多年后，这批人终于等来了1957年那些受难者的精神传人——“普通人”和竞选者，于是这些整人专家与这些“不知天高地厚”执意追求民主自由的新一代大学生短兵相接交上了手。 蒋志说：“历史系的团支部书记芶昌斌提前毕业当政工干部,原来一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明道调来当了三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明钦是组织委员。” 必须一提的是：中文系粟多贵本是吴宓的学生，却积极响应号召“大义灭师”，在学报上发表了《吴宓先生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文章，因而被作为“好苗子”选拔留校任教，后来成为了中文系的系总支副书记，再后来又居然成为了“教授”！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分别在给七七级和七八级讲授当代文学课时，都非常执着地把“描写细腻”读成“描写细贰”，引起哄堂大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选拔留校委以重任的反右积极分子，把1957年的思维及管控模式完好地传承了下来。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严格按照他们自己的“成功模式”一届一届地选拔“积极分子”留校，而且始终以1957年的心态和眼光观察校园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随时准备抓一批新的右派，以维系自己“永远正确”的地位。1980年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学生竞选者和他们的竞选团队，包括稍后的“普通人”文学社成员，就这样与1957年的这些反右积极分子遭遇上了。 1958年上学期,除继续深化反右斗争,抓漏网右派外,为了巩固和扩大反右战果，在官方主导下又开展了交心运动和团内整风。每个团支委就是一个整风领导小组。人人都要检查自己在右派进攻时的态度、立场。要求必须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毫无保留地说岀来。蒋志回忆说：“我们小组只有程述鑫一人在党号召反击右派进攻之前，就自觉写大字报反驳了陈明淮的观点。按当时划右派的标准，我们班只有他一人是左派,而其它的团员都只能算中间派。”而团内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为数众多的中间派的。整风发现：在中间派中竟然有少许赞同右派言论的,但还够不上划为右派的,则划为中右,是团内整风的重点对象；不是团员也要在班上反复检讨才能过关。没有右派言论的中间派,要检讨为什么不能旗帜鲜明地自觉地反击右派,要求深挖思想根源。总之，人人都要检查过关。” 反右进入后期阶段，即使没有被打入另册的师生，也要反复进行思想检查，在“灵魂深处查找问题”。蒋志说：“我作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必须带头检查自己。如在右派贴大字报、设论坛散布右派谬论时,没有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在少数左派与右派进行辩论时,我感到厌烦，念念不忘读书和期末考试，因而钻进了图书馆。这样的检查，组织上认为还很表面,还要进一步交心,挖思想根源。我毫无保留的讲了我的内心活动：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决心当一个历史学家。具体计划是努力学习,争取当三好生,毕业时留校,而后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要像我们系的教授那样学贯中西,在历史科学上有创见。”即使这样的检查，也很难过关。必须要说：“在政治方面要争取入党，像邓子琴老师那样既是教授又是党员，受到学生的尊重，也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无论走到那儿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等等。”才算“合格”。蒋志还补充交代：“过去，因为自己心中有梦想当教授这个大目标，所以平时对社会工作不愿花过多的时间；鸣放时竟然提出了学校政治活动安排过多的意见。而且面临右派进攻时逃避到北温泉复习功课。……我还交代了与胡长庚的关系，承认自己政治嗅觉不灵,而未看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直到这时，大家才认为我交心还是比较彻底的。”但是，“大家依然认为我是班上白专的典型。下一步就是以我为典型进行批判。同时又说：可以允许不同意见进行交锋，这就是红专大辩论。”   九 “红专大辩论”与“仪式化表演”   “红专大辩论”实质上是反右运动的继续与深化。一如既往地具有政治裹携性和强迫性。依然是作为一种“文化表演”仪式，并且必须严格按照西师官方的政治剧本进行表演。全院各系科至此都轰轰烈烈地投入到这个所谓的“大辩论”运动当中。 蒋志所在在历史系搞得非常突出。经过反右运动的“洗礼”，大家已经学会了如何按照角色分派进行这种“仪式化表演”。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指定为“白专的典型”所以，他是作为反方代表与正方进行“辩论”。 具体而言，主要是针对这样几个问题搞了几场“辩论”—— 第一场“辩论”的主题是：人生目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还是成名成家？ 正方代表“红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没有任何个人目的。 反方代表“白专”：为共产主义奋斗与成名成家并不相互排斥,无产阶级也需要有自已的专家。 正方于是进行“义正辞严”的反驳：无产阶级的专家决不会追求个人的名利,他们是集体主义者,一切成绩归集体。 第二场“辩论”的主题是：想成名成家是好还是不好？ 正方代表“红专”：想成名成家就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无产阶级是不会计较个人的名与利,任何一个工人不会在自己的产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反方代表“白专”：就是不愿庸庸碌碌度过一生,为出名而辛勤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实至而名归,这样的成名有什么不好！ 正方于是进行“义正辞严”的反驳：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切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一切为了人民,不仅不计较个人名利,必要时为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目的是个人名利，把辛勤劳动作为手段，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当缺乏监督时,必然会搞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 按照剧本要求，反方还要继续“狡辩”：追求名利与弄虚作假并无必然联系,追求真名就得有真本事。 同样按照剧本要求，正方必须将反方驳得“体无完肤”：资本家开始时也会搞岀货真价实的商品，但他最终目的是追求名利,为此必然会利令智昏、弄虚作假,投机倒把，所谓“无商不奸”，把追求个人成名成家作为人生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人生观。 第三场“辩论”的主题是：怎样摆正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正方代表“红专”：政治是绝对的占第一位的,业务要为政治服务。学校的政治活动必须积极参加。 反方代表“白专”：学生以学为主,政治活动适可而止。只要政治上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算红，重要的是学得专业的真本事。 正方“穷追猛打”进而将反方“置于死地”：把专看得很重要,把红的标准降到很低,其实就是走白专道路。又红又专要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专业知识上也要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指导,清除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所谓“专业的真本事”把资产阶学者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那一套东西学到,也就是白专。 诸如此类的“辩论”先在本班进行，可以视为“彩排”，然后在全系大会上举行。蒋志说：“我这个门门功课优秀的高材生成了全系闻名的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在全系红专辩论会上我只能认输。我必须承认自己是具有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积极投入政治活动,作好团的工作。今后党叫干啥就干啥,争取作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表态受到系党总支书记季平的肯定。”然而其内心的纠结与痛苦，是根本不敢向任何人吐露的。 “红专大辩论”与团内整风同时进行。此类表演结束以后，还要接受团整风小组给出的鉴定结论。蒋志的结论是：一，立场问题：在大鸣大放中立场动摇，言论右倾,逃避斗争,与右派分子胡长庚来往密切。在第一次反右斗争中立场开始转变，在第二次反右斗争中能积极投入斗争。在交心运动中能自觉革命，大胆暴露思想；二，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在全班比较突出牢固；三，缺点：工作缺乏创造性，斗争不主动、精神疲塌,深入群众不够,有骄傲自满情绪；四，优点：工作中能听党的话，接受党的领导，踏实肯干、不岀风头；群众关系较好、学习努力，但动力不对，等等。 经过这样的强制性仪式表演，参与表演者更加深刻地懂得，自己的命运是操弄在权力者手中的。能否在表演中“一丝不苟”地进行表演，最终成为每个人能否被组织认同接纳的“现实依据”；因为大家知道，运动仪式的操控者手里面握有每个人的生存资源和人生命脉，而能否参与和如何参与，参与的效果如何，将成为事关每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经过团内整风和红专大辩论，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因此在1958年7月1日,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交了第一次入党申请书。”蒋志以充满“黑色幽默”的口气回顾道。   十 “拔白旗、插红旗”与“拔头筹、争头功”，   “红专大辩论”与团内整风的“仪式化表演”结束之后，紧接着西师又开始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也就是开始了另一番折腾。这场运动的宏观背景是：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为进一步发动“大跃进运动”统一党内外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严厉指出了“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他说: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应当继续帮助他们批判个人主义和学术思想。在思想战线上我们要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的红旗。所谓“白旗”、“红旗”是毛泽东发明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形象化”政治修辞概念。白旗，指的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红旗，指的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想。拔白旗，插红旗，就是“灭资兴无”的意思。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总编辑陈伯达策划撰写了发刊词:《更高的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文章指出：“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谁敢说自己所在的单位部门没有“资产阶级的白旗”呢？即使没有也必须要找出来！ 西南师范学院在刚刚刚去的反右运动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因此，在这场“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也踌躇满志，誓要“拔头筹、争头功”，所以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重灾区。 1958年5月8日,“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西师正式拉开气势汹汹的架势。孙泱在动员大会上作了《根绝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改造、停课学习动员报告》。蒲健夫回忆说：他的报告极具煽惑性和鼓动性。他声嘶力竭地号召全校师生必须勇敢地、无所畏惧地积极投身到“这场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必须旗帜鲜明地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具体做法是通过大会、小会和大字报、大辩论的各种形式，“人人向党交真心、说真话，不怕丑、不护短,解放思想、不迷信权威。”鼓励在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揭发、相互批判。要求每个系每个人每周必须完成500张大字报的“指标”，向党报喜、表忠心。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领导又加码为每人每周必须完成1000张大字报的“指标”。大字报的内容必须涉及世界观、人生观、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术观点、教学内容各个方面。蒲健夫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种癫狂的状态：“师生们为了完成任务,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苦战’，有时甚至连续数日不回寝室，搞得昏头胀脑了就在教室里面横七竖八倒地而睡。所有的人都焦头烂额、挖空心思，不断挥毫书写大字报。其实哪有那么多写的,为赶时间、凑数量，人人干脆粗制滥造、相互抄袭。这些大字报不仅错漏百出、逻辑混乱，而且向壁虚构、无中生有。即使看出这些错漏，但是谁敢指出来？如果被扣上“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帽子，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时的西师，已陷入全面癫狂的境地。几乎所有的墙上和树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上百万张大字报还拉绳张挂于各教研室和各教学楼外，由此形成了一种“万炮齐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威猛阵式。尽管这样还不过瘾，蒋志愤慨地说：“还把一些老教授押到大字报前，令其必须认真地看。看不完不行！实在看不完，就将大字报取下来分别打包，由学生抬起来,专门送到老师的家中，美其名曰：‘送西瓜’；不仅如此，各系领导又叫学生将大字报上的意见整理岀来,分门别类——这叫“梳辮子”，指令在“送西瓜”时送给老师，勒令他们认真学习、严肃反省。 历史系的“拔白旗”运动，主要矛头逐步集中到系里的几位名气很大的“资产阶级”教授,最“醒目的白旗”就是吴宓。中文系的“白旗”比较多，主要有钟稚琚、赖以庄、吴则虞、赵德勋、郑思虞，林昭德、谭优学等人。 当然，吴宓这面“白旗”非同小可，他属于全校瞩目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拔掉这面“白旗”，就必须集中揭发批判他的主要“罪行”：一，算历史老账。他是“学衡派”的首领。不仅过去疯狂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至今还反对文字改革,拒绝使用简化字；二，在反右运动中居然同情右派,还书写反动诗词；三，教学思想落后反动、在学术思想中，有大量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顽固坚持唯心史观，唆使学生走白专道路。期间，有一次批判大会,有老师揭发吴宓说：“这个人政治上十分反动，与胡适是一路货色,看来只有台湾欢迎他。”吴宓听到这里，怒气冲冲柱着手杖上台去与之辩驳。他大声申明：“我吴宓是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挟持我去台湾，我以‘驾尿遁’为借口而逃脱。绝非与胡适是一路货色！” 事实上，吴宓对“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还是比较配合的。蒋志回忆说：“当时我们班由我负责‘梳辮子’。将大字报上的意见整理岀来送给吴宓老师。他是很认真地看了的,而且还恭整地签字盖章。我写的错别字他也一一订正，仍然是那么一丝不苟，表现出一个严谨学者的风范。他对学生意见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一切服从党的领导，愿意今后多学习马列著作。他表示：自己几十年形成的学术思想，有能改变者，尽力改变之；有终不能且不愿改变者,当沉默自守，决不到处宣传。他重申：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丢失；他反对全盘西化。他还一再表示：若是认为我不能上课了,我可以退下来搞资料工作,工资也可以往下降。” 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中文系和历史系表现最为突出。在历史系刮起“史学革命”旋风的同时，中文系也刮起了“文学革命”的狂风。要敢于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挑战”：不仅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而且大力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敢于批判“文学史不是阶级斗争史”、“历史学不是上层建筑”的错误观点,强调文学和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要敢于大讲特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也是文学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只有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正确观点。尤其要强调：古与今都是具有“阶级属性”的，所谓古，就是一切过去的东西、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所谓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所谓厚今，就是历史要为今天的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总之，颠覆常识成为时髦，压制理性成为正确。一时间群魔乱舞、信口开河成风。 在这一波批判厚古薄今的政治文化狂潮中,西师各系党总支接二连三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学生大胆写文章、批判各系科教学中的厚古薄今思想。蒋志回忆说：   我分派的任务是写批判世界近现代史教学中的厚古薄今思想。刚拿到这个任务时心很虚,因为我们大三的学生还没有学完世界近现代史，只是在一二年级学完了中外的古代和中世纪史,反右后又经常停课，近现代史根本没有认真学。但是党总支书记季平说：没学完更好!受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影响小,更能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深入批判厚古薄今。经红专大辩论后,我已经树立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想，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于是大着胆子钻进书库查阅世界近现代史的各种书籍、查看老师写的世界近现史讲义。当然，重点是查看有关世界近现代史教学的大字报上的“梳辮子”意见。熬了几个通宵,居然稀里糊涂写岀了《世界近代及现代史中之厚古薄今》的“雄文”。初稿交季平书记审阅了两次终于通过。7月3日,历史系全系召开教学改革大辩论会。我在会上发了言，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目前的世界近现代史以欧洲资产阶级为中心,资本主义的上升繁荣讲得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得少，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讲得更少。使学生看不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我还指出：教世界现代史的邓托夫老师,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讲资产阶级的兴盛史,他本人还在拿资本家的定息。希望邓托夫老师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讲课。我的发言当时得到全系同学热烈掌声。   蒋志对当年自己的这些表现非常痛心，也非常羞愧。他说：“这篇发言稿后来经过修改,以《抜掉世界近代及现代史中之厚古薄今白旗》为题,登载于《西南师范学院院刊.学术副刊》,得了10元稿费，买了一套《资本论》和《列宁文选》。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其观点当然是很“左”的。”回忆至此，蒋志悔恨不已。他说，可惜没有机会了，因为当年那些遭他们批判的老先生都已作古。他真想去跪在他们的灵前悔罪。   十一赋予“神秘使命”的“被选中者”   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纽约市立大学教授Lifton对极权主义的深入研究证明：“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者自称，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种绝对的真理，因此他们赋有一种特别神秘的使命。这种神秘的真理中包含了一种‘更高使命’的意识，即直接领悟到某种迫在眉睫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他们自己则是走在这种发展前面的先行者；他们在这种‘更高使命’意识的驱动下把自己变成这种自创神话的工具。他们给操控机构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氛围。他们变成‘被选中者’，亦即被历史，被上帝，被其他超越自然力量‘选中’的具有特殊的‘真理’秉赋的人。”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些赋有“神秘使命”的人不能够完成的。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呈现的荒谬性就在这里。蒋志本来是一个“白专典型”，蹊跷的是，后来他竟然成为了“被选中者”，因此，赋有了“神秘使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去完成改写“历史”的“学术任务”！当然，他只是这个层级序列中极为低端的“被选中者”；在他的上面，还高踞着各个层级的赋有“神秘使命”的“被选中者”，比如，历史系的季平书记，就是居于他之上的“被选中者”。当然，季平书记之上还有孙泱书记，等等等等。“被选中者”有权力给“未选中者”施加侮辱、制造恐怖，但是，他们自己也时时刻刻处于恐怖和被侮辱、被把控的状态之中。 “拔白旗”运动，说白了就是一场“痞子运动”，是过去那种“农民运动”的又一次大规模排演。这场运动的开展，与中共对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有直接关系。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与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对立的两大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则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所谓“拔白旗”，就是要狠狠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嚣张气焰”。 因此，在这场运动中乱象纷呈，群魔乱舞。当然，也有许多质疑，许多问题提出：什么“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啦；什么“将红与专问题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野”啦；什么“对于学术问题，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而是用断章取义、随意定性、乱扣帽子、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啦；什么“不允许被批判者申辩、反驳，否则，就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啦，等等。这些大惊小怪的质疑，其实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既然权力者已经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也就是说，未经审判就已作出了定性，那还有什么可申辩的？！申辩就等于“公开跳出来与党和人民唱对台戏”，就等于“自己树起靶子，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批判”。 据蒲健夫回忆：当年中文系拔的“白旗”最多，全校16面“白旗”，中文系就占了3面。“拔白旗”设置了主要的“仪式化表演”形式，就是大规模地频繁地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辩论”。所谓“辩论”，重点是清算与坦白。对此，蒲健夫有比较生动细致的描画：   在辩论过程中，采取的不是自由争鸣、平等讨论的方法，而是大会批、小会辩，大字报轰、画漫画、演活报剧、快板、相声等，进行人身攻击，把老教授丑化为思想反动、名利至上、脱离实际、不学无术的老朽。使学生心目中的学术偶像轰然倒塌。虽然“白旗”帽子不如“右派”帽子那么可怕，处境没有“右派”那么悲惨，也没有开除公职、劳动改造，基本上还算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像“文革”那样对吴宓等老教授进行残酷斗争，斗得腿跛眼瞎，生活无法自理。但是“拔白旗”给老教授们的伤害极大。他们的人格受到侮辱，学术成就受到贬低和践踏，甚至连他们的人生价值也被全盘否定。   吴宓1958年7月5日的日记，就极为真实而惨痛地记录了这场以糟践知识分子、毁灭学术文化为目的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野蛮真相：   中宵漫思，此次大跃进以阶级为分别，大事革除。数千年之中国文明、中国社会，从兹灭绝，不留形迹。而宓等旧知识分子，全体加以凌辱斥骂，使其名誉权威尽丧，学生中已无复尊敬之、宽容之者，今后奉职、授课，困难万端，无法应对，夫我辈既以定为“应即消灭之人”,即年老如宓者，偷生何益？毋宁早死为乐,于是宓确有但祈速死之心。   是什么样的邪恶力量，可以逼迫这个学贯中西，温良朴厚的学术大师产生“祈速死之心”呢？！“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一以贯之地沿袭了极权主义的基本逻辑。那就是在“阶级身份明确”以后，为了保证“阶级队伍”的绝对纯洁，因此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清算和检讨自己。这就是极权主义之所以痴迷于坦白的秘密。一切如同Lifton所指出的那样：“忏悔和坦白超越了其原本作为具有宗教、法律以及心理治疗意义的范畴，其表达被提升到了一种宗教狂热的高度。人被要求去坦白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坦白交代自己根本就没有的恶念，最终引发出每个人内心罪恶感的“自我确认”。然后，权利者以治病救人的名义专横地将所有坦白者纳入必须“救治”的改造序列。显然，在极权主义者那里，忏悔和坦白成为了他们控制、愚弄和奴役知识分子，乃至所有的芸芸众生的有效手段与致胜法器。 在“拔白旗”的同时必须“插红旗”。这是继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癫狂之后的第二轮癫狂。具体而言就是大搞“教育革命”，贯彻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反智方针。这样，各个层级的赋有“神秘使命”的“被选中者”，就开始摩拳擦掌、大显身手了。 首先,从重新编教学大纲和教材着手，体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阶级属性。既然那些老教授，也就是“资产阶级权威”编写的教材和讲义都是“毒草”，那么，如今就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开创教材编写的“新纪元”了！各系党支部于是着手领导学生来编写各个门类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学生们一方面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却暗中叫苦。蒋志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当年那个荒诞无知的历史情景：   我们连大学课程都没学完，却要我们来编大学用的教学大纲和讲义，这可真够大胆！确实太荒唐了！但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讲的是“破除迷信,蔑视权威”,“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此在大破“教材神秘论”的指令下，我们这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只好被绑上战车。简直太神奇了，从8月12日到18日，仅仅一周时间，我们就写出世界近代史大纲。这个大纲打破了旧大纲体例，大大压缩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的比例，大大增加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内容,突出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农民问题,大纲完全贯彻了党总支的意图。各科大纲完成后又再接再厉编写教材,每一科有一个“三结合”（党员、学生、青年教师）编写组，我分在世界近代史小组。从8月28日开始至9月中旬,竟然完成了一部40多万字的《世界近代史》讲义。我们编写组每人平均每日要写一万字,经常每天工作20小时左右，下半夜就在桌子上爬着睡两三个小时。在这种任务重、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东拼西抄的办法,质量可想而知,后来都变成了一堆废纸。   蒲健夫回忆说，在当时的情景之下，中文系的“插红旗”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走火入魔。中文系的“三结合”小组为了“拔头筹”，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好几部几十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川剧史》之类的著作，还组织师生“深入华蓥山进行革命历史调查”计划撰写长篇“革命小说”《华蓥风云》，同时还“创作”出了好几十万首“民歌”，敲锣打鼓向校方“报喜”。 如果说，“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主要还是对“被选中者”和“未被选中者”施加精神控制与折磨的话，接下来的开展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运动，就直接将这种具有极权主义特色的折磨和羞辱施加于这两者的肉体了。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大搞超体力劳动。表面上，权利者迫使师生们去参加这种超体力劳动，是为了及早地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同时及早地实现知识分子世界观无产阶级化。其实质却是极权主义往往通过这样一套“意识形态修辞术”来达到控制每个人的语言感知和语言创造能力。通过强制性的体力劳动来剥夺人的身体自由，而通过一套“意识形态修辞术”——每一个运动都“创造”出了一大批这样的“意识形态修辞语言”——最终达到完全占据语言使用与创造的个人化自由空间，使每个人的灵魂被彻底被束缚——当然，最好的束缚是每个人从灵魂到肉体的自我束缚。所以，对极权主义者来说，体力劳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语言”，它与“思想改造”这种特殊语言共同作用于这些“被选中者”和“未被选中者”，其根本目的都一样：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束缚。   十二傻子与疯子在比谁更加荒诞   西师校园荒地很多,不仅划给各系各班当劳动基地,也给老师们划了劳动基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工农化”触及每一个师生的灵魂，没有谁可以例外。尤其是对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说，更是这次运动重点针对的“改造对象”。此时的吴宓已经65岁了,还是要求必须和其他老师一样挖地、抬粪、种菜。无论烈日炙烤，还是风雨交加，都必须“出工”。这种情况下，课堂教学完全不重要了，当局说：工厂和农村才是大学的真正的课堂。而且还说：工人和农民比知识分子更学问有知识。所以，每学期不时还停课集中到北碚附近的农村去劳动，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 不久“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表面上偃旗息鼓了，但是在接踵而来的“大学教育大跃进”运动中，当局以另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将这种“仪式化表演”推向了癫狂的极致。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1958年5月中共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368345.htm" target="_blank">超英赶美</a>”的疯狂口号。 本来经过反右运动的折腾，中国的大学已经完全不像大学，更像“精神病院”。时时处处都要走在运动前列的西师，更是进入了新一轮的“精神发病期”。为了更加突出体现“大跃进”的精神。西师农场订了“放卫星”的高指标,班与班，系与系,相互抬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通常人们以为只有无知无畏的农村基层干部才有这样的疯狂，其实，大学的“知识分子”在比试“精神癫狂”方面也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从亩产万斤蔬菜、粮食，抬高到亩产几十万斤蔬菜、粮食；谁报的指标低,谁就是“右倾保守”。据蒋志回忆：   “除四害（打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大搞群众运动，天天报战果。动辄报消灭蚊虫数万，而这样的虚报浮夸还受表扬。为了打老鼠,大学生们带着干粮,深入到北碚附近的农村,用捉、夹、毒等办法消灭老鼠,夜以继日的苦战,累了就在草堆里歇一下,渴了喝冷水啃干馒头。打麻雀更是闹热,不光是掏雀巢、弹弓打,还动员所有的人敲锣打鼓、鸣炮、摇旗呐喊，惊吓麻雀，使麻雀无处歇脚,以致累死,从空中落下。麻雀还是越打越多，后来据说专家们再三冒险进言，毛泽东这才发了话：麻雀有过也有功，功过两抵，赦它无罪。   说大学是“精神病院”一点也不夸张。科学被亵渎，常识被践踏，知识分子被当作猴耍，人人装疯卖傻，个个斯文扫地。先前加之于人的恐惧又无限地施加和扩展到动物身上。可谓天地为之失色，草木虫鱼为之惊恐。政治全能主义的威力不可阻挡！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件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还有一个季度要完成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下面只能“无条件完成任务”，于是便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当时提出“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都要炼钢铁，都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不是专业工厂，又无炼钢设备，更不懂炼钢技术，又缺可靠资源，如何炼出钢铁?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极权理念指引下，大胆解放思想,从无到有,在干中学。为此蒲健夫先生感叹道：   于是从10月上旬开始停课，全力以赴，在校园中垒起了小土炉，炼起钢来。为炼钢铁，将系、班变成连排军事编制。每一个排（即原来的教学班）垒一座炼钢炉，指标是每天产钢1500斤。建炼钢炉要用耐火材料，就上山打泡沙石，还要运煤炭，找木板做风箱，连续苦战三天三天未合眼，勉强建成炉子，把一炉废铁熔化,究竟是不是钢谁也说不清。炼岀第一炉“钢”后,同学们实在累坏了，连饭都不想吃,倒头便睡。   尽管不少师生明知“大办钢铁”是傻子与疯子在比试谁更加荒诞，可是，反右派运动的教训太惨烈而且深刻了。谁敢说破“皇帝新衣”的真相，谁就会遭灭顶之灾。故而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师生们在学校炼了一段时期的钢，生产岀了些豆腐渣形状的东西，既缺原料，又缺燃料，不可能完成任务。于是又把全校大部分师生赶到綦江去炼钢铁,因为那里有铁矿和满山的树林。蒋志先生回忆道：   1958年11月6日,同学们乘坐汽车、大车，到綦江赶水下车。然后背着行李步行，爬到一座山的半腰处，住进石灰岩溶洞中。这个洞在抗日时期曾经是秘密军工厂，地面用水泥抹平。可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睡水泥地显然不行，于是又发动大家到南边贵州境内背稻草，这才勉强住下来。接着是建炼铁炉。当时学习广西经验，在土台山上挖大坑，然后一层木材，一层铁矿石，再升火燃烧。于是一部分人挖大坑，一部分人到处去砍树，一部分人采运铁矿石。干了一段时间后,西师官方又把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守炉子炼钢；另外一部分就地上课。上课的办法作了彻底改革，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学生参与备课，写讲授提纲。上课时提岀学习提纲，学生自学,老师辅导。当然没有教室，大家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学说是学习延安抗大精神。我是参与备课的学生代表，我连中国现代史学都没学过,但认为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还是硬着头皮提前看同学们将要学习的内容，备课中提些不得要领的意见。那时大家挖土、砍树、运矿石,劳动强度很大，一坐下来就想睡觉，上课完全是搞形式。   十三 “气若游丝”般的道义迹象   面对这种全校乃至全国的癫狂情状，吴宓先生有两首诗分别从“明面”与“暗面”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历史面影。 “明面”诗歌一首。吴宓注明为：“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奉西南师院中文系领导之命，为国庆十周年向党献礼而作。”其诗曰：   一年跃进百成功，炼得钢红我亦红。 兵学工农人竞奋，棉粮煤铁产同丰。 已铺长轨连云栈，待驾飞船指月宫。 日落崦嵫余返照，扶摇直上看东风。   而另一首题为《感时》的诗歌，同样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其诗曰：   旱荒水涝见天心，暴雨终风喻政淫。 长夏禾枯人渴病，平原堤溃水漫深。 急耕密植怜枵腹，芒履弊衣劝积金。 强说民康兼物阜，有谁思古敢非今？   诡异的是，这作于同一天的两首诗歌，将历史的荒谬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首诗，到底是“一年跃进百成功，炼得钢红我亦红。兵学工农人竞奋，棉粮煤铁产同丰。”这种虚拟的“喜悦”反映的历史情景更真实，还是“旱荒水涝见天心，暴雨终风喻政淫。长夏禾枯人渴病，平原堤溃水漫深。急耕密植怜枵腹，芒履弊衣劝积金。强说民康兼物阜，有谁思古敢非今？”表达的现实苦情和内心悲愤更真实？答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权力者号召人人当“诗人”，人人当“批判家”，各班各年级写诗的数量也列入大跃进评比的“仪式化表演”当中。于是全校师生除了干活、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绞尽脑汁的“写诗”竞赛中。即使在这种怪异的“民歌”写作比赛中也不忘批判知识分子、批判专家教授的“无知无能”。有这样一首诗歌“豪迈”地对专家学者嘲弄道：   专家、教授、权威，绚丽华衣外披。 讲义、文章、著述，稿费盖着烂纸堆。 红色青年举钢臂,扯下外衣, 现出烂纸堆，让真理永放光辉！ 那怕你权威如泰斗，那怕你名声贯九州, 是白旗誓必拔尽，是虎须也要把你揪！   这种波及全校乃至全国的癫狂状况，起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运动发展到高潮；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和“四清运动”持续癫狂，愈演愈烈，“表演创意”千奇百怪、“表现技巧”卑鄙下作。到了文革时期，所有的参与者已经被规训得自觉而熟练。不仅人与人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人与物的关系也已经严重破坏。人人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文化表演”仪式，而居然没有丝毫的荒诞感和羞耻之心。人人惟恐荒诞得不够，惟恐疯癫得不够“出彩”。     通过以上这些令人痛心、令人捧腹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西南师范学院从1954年建校，开始大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1957年大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再到1958年“大办钢铁”，再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再到文革，然后是所谓的“粉碎四人帮”，再以后是恢复办学，然后是大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问题十分清楚：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中，这所“大学”到底是在传授知识文化，还是在反复搞运动，搞反知识、反文化、反人性的种种勾当？我们怎么能够企望从它的这些历史轨迹中找到一丝一毫“大学精神”的影子？ <a href="https://www.baidu.com/s?wd=%E5%8F%8D%E5%8F%B3%E8%BF%90%E5%8A%A8&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target="_blank">反右运动</a>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向影响极大。它不仅极大地摧毁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文化道义谱系，而且也极大地摧毁了一百多年来由新型知识分子建构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知识分子作为“士”的尊严被野蛮践踏，特别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忠诚的反对者”的地位和角色被彻底取消。反右结束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承载着知识、价值和道义的独立精神体系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是以一种“气若游丝”般的境况而喘息着。 秦效侃先生写于文革肃杀季候当中的《未花集·炼狱》七律二首，就令人心悸地存录和描述了一种“气若游丝”般的“士大夫”精神迹象。诗前“有序”曰：“1968年夏历4月尾，余于役田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与闻他事。本少亲故，更鲜接触。讵料突遭扳诬，为造反派逮去，系于其所谓“五一八野战部队”私设秘密牢狱之中。凡转移他处皆在夜半，惧为人知也。半年内与家中音讯断绝，谣传余已不在人世矣。至于身经目睹之酷刑惨事，有不敢言不忍言者，信乎“史无前例”也！诗二首，皆当日狱中吟成，不复计工拙及韵，今忆录未更一字，以存故实。” 第一首诗歌的题目叫《午夜“转移”》。诗曰：   月黑风高到酉溪，如磐夜气不闻鸡。 弥天大罪难寻死，遍体鳞伤苦忍饥。 怜尔文章魂侘傺，悯吾妻孥梦依稀。 悠悠四月音尘绝，弱骨单寒只敝衣。   秦先生注解：当时他被关押在距四川省岳池县城四十里之遥的酉溪。“被囚时，其所罗织罪名至多，不容诛矣。而狱卒暴横，昼夜防闲，自杀未遂。冬十一月矣，五月初入狱时单衣一件，昼夜唯拥败絮坐烂草间。” 第二首诗歌的题目叫《狱中生日》。诗曰：   生不易兮死太难，因风堕溷岂非天！ 妻儿惴惴劳悬望，日月依依费省参； 亦有酒浆倾北斗，可无诗赋草南冠？ 深宵起坐频呵壁，七气凭陵一寸丹。   秦先生注解：“幽幽土室夜望北斗，何能有酒？” 即使被官方“网开一面”，尚未关押进牢狱的吴宓，其颠沛零落、孤苦无告之惨景，也足以令人唏嘘不已，感叹不已。1980年民主选举期间，曹慕樊先生向学生竞选者讲述吴宓先生当时的惨景时，依然悲愤难抑。他说：   文革中，吴宓往中文系请求退还自己的工资存款未果，一路流泪而返。途中遇到了我，备述其受辱而无助之境况，我当即便以同样的“牛鬼”之身，愤然面见中文系负责人，仗义执言，慑服群小，竟为吴宓索回全部存款4500元。   自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不仅被“边缘化”，而且更加严重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承载着知识、价值和道义的独立的精神整体，已经彻底沦为了本质意义上的“无权利者”，彻底沦为了社会“贱民阶层”。在权力者的“阶级谱系”上，他们被打入“另册”；在精神谱系上，他们被视为“异端”；在“经济谱系”上，他们甚至被打入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的境地。 这些困顿于西师的“旧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无疑是当时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无权力者”生存境况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这种历史境遇，作为中国大学历史的重要部分，与1980年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关系，同时也是当时的大学生竞选者和选民们，在思考中国的民主走向、中国的公民政治，以及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时的重要课题。 因此，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文革十年的历史回顾和反思是否“专情”与深刻，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文明的路径选择，特别是“无权力者的权力”如何失而复归的重要性，以及怎样重新续接这个一度被中断的精神谱系的重要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1980年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和“普通人”文学社产生的“来路”，没有清晰的追寻和勾勒，我们就绝不可能对这场气势恢弘的校园公民运动的“去向”，有足够的辨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