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五章

第五章民主灯塔人格巨像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6.JPG" width="128" height="164" align="right" alt="" /> </div>   一我们的“精神导师”董时光   在1980年的大学生公民行动当中，董时光和吴宓以一种令人感佩不已、唏嘘不已的人格巨像和思想典范，陡然凸显在大学生竞选者和选民的精神境域之中的。 在官方看来，这两个似乎已经完全被历史掩埋了“无权力者”，怎么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在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出现呢？对他们来说，恐怕是至今都难以理喻的“怪事”。由于这两个不同凡响、影响堪称“巨大”的“历史人物”的出现，使这个原本没有历史、也名不见经传的师范学院，一时间“爆得大名”。当年，因这两个“怪异人物”的出现，使这个学院的权力至上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有了他们可以尽情施展淫威的践踏蹂躏对象，同时也使他们有了不可多得的、可以借此“建功立业”的批判和鞭挞对象；另一方面，他们深知，只有对以这两个人为代表的那种“异端”精神力量进行凌厉的打击，那种被他们视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梦想”的精神谱系就将被彻底打垮，并且永远不复存在！ 王康在《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一文中认为，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国的精神年表已空前紊乱，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是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在经历了迷失、倒错、断裂，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陷置于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精神荒原”。具体到1980年的民主选举时期，为了摆脱这种“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精神困境，年轻的大学生们开始踏上了在校园内外寻找久已隐没的精神凭借的旅程。在校园外广大的精神空间，他们找到了王国维、胡适、陈独秀等精神导师，而在校园内的寻访当中，除了之前已经寻访到了的吴宓等人之外，他们在那些饱经风吹雨打的老教授嘴里，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名字：董时光！ 这是一个在“时光”的掩埋之下默默无闻了二十多年的真理的捍卫者和殉道者，同时，这又是一个在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谱系上重新焕发出灿烂光辉的思想者和精神导师。不少学生回忆说：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董时光这个名字时，有一种突如其来遭到精神“雷击”的强烈刺激，有一种醍醐灌顶直入灵魂深处的顿悟之感。更有一种终于寻找到了我们的精神源流，续接上了我们的精神谱系的“宗教”般的“痛并幸福着”的强烈感受。不仅如此。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受就像王康在《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一文开篇所感叹的那样：“这是一份现代中国精神家族的墓志铭”，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启示录式的悲剧历程，无疑是“我们睽违了半个多世纪的精神谱系！”董时光就是这个被权力的历史尘埃掩埋了的“我们的精神谱系”中最为光芒耀眼的一颗自由的大星！我们认为，如果西师要树立一座名副其实的“师者”和“人文英雄”的塑像，那么，最应该，而且最有资格树立的非董时光先生莫属！客观地讲，董时光于西师，于重庆，乃至于中国，他的文明价值意义，他的思想人格意义是明显高于吴宓先生的。 面对这个似乎具有“精神考古”意义的董时光，一种“中国文化命脉并未断绝，虽已花果飘零，却无比坚韧，数度从极其艰危的困厄中对中国发声，向未来嘱托”的神圣启示之音，在我们内心深处悲壮地响起，并且弥漫开来。此前，我们只知道在批判胡风的暴风骤雨中，匹马单枪、以死辩难的文人英雄吕荧，殊不知就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在1957年的疾风暴雨中，还真正出现过一点都不逊色于吕荧的文人英雄董时光！他完全有资格称之为“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绝世才子和悲剧英雄”!这是一个“据说仅次于北大著名大右派林希翎的人物。”1945年他曾经在华盛顿街头散发他翻译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之后，克服种种阻力拼死拼活回到“新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人道主义情怀和民族主义使命意识的大知识分子，他难道抛弃优裕的生活和专业前途，是为了刻意反党才跑回中国，跑到西师来的吗？ 1957年6月6日，这一天不仅应该记入西南师范学院师生争取民主权力的神圣历史，而且也应该记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的悲壮历史。这一天，在西师官方刻意安排之下，一个具有“引蛇出洞”政治特色的“大鸣大放”座谈会拉开了大幕。这时，一个身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怎么看都不是一个“英雄形象”的年轻教师，以当仁不让的气度、不容辩驳的气势，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他声音急切而且明显充满着愤懑：   我1945年就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一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一直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因而招致国民党的嫉恨，不得已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又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年响应中共号召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现在西师的领导以为我不积极，这只能证明他们不要民主，他们习惯于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   这个人就是董时光。他压根就不知道，从这一天起，他在名闻天下的同时，已经为自己开启了一扇通往“地狱之门”——既然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他索性将这个暗含杀机的座谈会当作民主自由的演讲台。当时西师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的方敬，号称“著名诗人”，但是在董时光眼里却是一个极其市侩狡猾的官僚。他说：   方敬不是积极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教育环境，而是处处制造麻烦。他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地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   他还指出这个以“诗人”自命的政治官僚庸俗不堪、极其恶心的一些“日常细节”的可笑可鄙：   方敬不像领导，像是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一对年轻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却大放厥词，说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激毛主席！托毛的福，你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你俩要牢记毛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着毛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轻人结婚，关他毛什么事？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小孩，还是毛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   吴宓在1957年6月6日的日记中深有感喟地说：“回舍时，经过大礼堂，学生大会，董时光方演说，大受欢迎（鼓掌）。开桂归报会中刚、光及孙铭勋之发言情形，皆放火鼓动，宓殊不赞同者也。”就是说，吴宓尽管称赞董时光的观点与人格，但是他并不赞同这样“自投罗网”的做法。但是，董时光自己却并不这样看，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行使一个“公民”的基本职责，是在表达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理性认识，在表达一些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文明常识。尽管他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但是，在我们这些后来者看来，他的的确确就是十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一个为良知而发声，为民主而呐喊，为真理而殉难的大英雄啊！   二他都放了一些什么样的“毒”   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1957年8月编印的《重庆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里，董时光是名列篇首的第一个大右派。当时官方对他是这样评价的：“董是西师罗(罗容梓)董(董时光)右派集团的主将和急先锋，一贯散播反动谬论。鸣放开始，董时光‘觉得时代要剧变’，‘突然乐观起来’，于是和其他右派成员暗商密谋，写文章、作讲演、四出大量放毒，一度把西师弄得乌烟瘴气。” 那么，董时光在20多天大鸣大放期间，都放了一些什么样的“毒”，又是怎样“把西师弄得乌烟瘴气”的呢？1957年西师官方的《学习简报》第二期上载有董时光的《我看高等学校的党群关系》一文。他义正辞严地质问学校的那些统治者：“请你们先不要怪群众不喜欢你们，请你们先分析一下为什么群众不喜欢接近你们？你们应该扪心自问，你是不是真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还是只在表面上作出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当所谓的‘组织’、‘纪律’同人民利益违背时，你是宁可牺牲人民的利益去取得组织上的表扬呢？还是不顾领导上的打击，其他党员的批评，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呢？” 在1957年6月西师校园的《白丁报》上，董时光以《“进步”“落后”“反动”与“革命”》为题，公开发表了他对这几个政治概念的逻辑解读。他说：   在历史上，有了某种改革运动时，凡是努力参加者，我们称之为“进步”。凡是死守着腐朽的旧东西不热心改革者，我们称之为“落后”。凡是坚决同要求改革的作斗争，我们称之为“反动”，凡是同反动者作斗争者，我们称之为“革命”，革命倒不一定要流血不可，也不一定要推翻某一个政府。共产党员们，在过去你们已经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政府，解放了中国，在那时候，你们是革命的，你们在进步的事业中走在人民前边，因此你们是进步的。在今天，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都在积极的为党诊察病源，你们之中竟有一些人说党没有病，谁说党有病就是侮辱党，就是反党反革命。更有一些人手拿凶器，杀气腾腾地准备打死一切给党看病的人，那么你们自己不再是进步和革命了。是什么呢？在上述那四个范畴内属于那一种范畴，你们自己去想吧！   李天德在《李天德1957—1958日记》当中如实记下了这些精彩的演讲内容。他说，“董时光关于民主的这一席话，对我们重大的很多学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启蒙影响。” 在1957年西师校园的《鸣放园地》当中，董时光接二连三地发表真知灼见，以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提出自己的政治观感和抗辩意见。对于利用“运动”的手段来清除“异己势力”，他说：“我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说过三反、五反、肃反就是为了要屠杀人民，这些运动的实质是清除旧社会的余毒；但不幸有很多人利用这些运动大量地屠杀人民，使运动完全变了质。这些运动是必要的，但我敢大胆的说，这些运动都作得很坏。拿我们这个学校来说，三反中打了十几只老虎，但结果一个也不是真的； 肃反中我们被斗争的对象有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结果也并没有一个是真的。我们学校如此，别的地方也不会好得太多，因为农村里，小机关里那些领导的水平比西师更差，那些群众文化水平更低，更好欺负，几次运动中情况可能比西师更糟。”尽管他指斥得非常委婉，但是对这一类的痞子运动的本质揭示，却是那样的入木三分、刀刀见血。 他还勇敢地站在人权的立场尖锐地批评道：“党员们常为自己作错了的事辩护，他们说：成绩是肯定的。但是我以为打了一只老虎而连累十只无辜的羔羊，应该肯定是错误，而不是成绩！纵使斗争一百个人中斗错了十个人，就应当是极严重的错误(人命关天)，何况他们斗的一百人中，尚有八、九十个是斗争错了的呢？这些领导运动的人因为自己不肯虚心调查研究，去找那一个真正该打击的，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在一百个人中打到一个真的，他们也沾沾自喜，以为有功。我昨天所说在过去的几次运动中攻击人身，甚至杀害人身的正是指这些人。今天出来卫道，反对攻击人身的人们，在当时可挺身出来为无辜者的人权说过话么？ ”他的这一番激愤之言，一下子就把权力者惯于捕风捉影、殃及无辜，搞“扩大化”的专制面目暴露无遗。在《我的答辩 》一文中，他向权力者们请教：   我要向你们请教，什么是阶级斗争？像思想改造难道也是阶级斗争吗？必须要残酷的肉体伤害吗？什么“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这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写坦白书、逼得人家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贪污本来是刑事案件，同反革命不同，为什么也算在阶级斗争的账里？而且请特别注意，当时斗争的程序，并非是先证实了罪行后施以处分，而是在毫无根据地先施行残酷的肉刑，使人屈打成招。如果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话，那么，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大家!我反对阶级斗争。   他“更加反动”的言论是对执政党的“拥护”持“相对论”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共产主义我是绝对赞成，对于共产党，我只能相对拥护。所谓相对是说有的时候拥护，有的时候不拥护，它作对了便拥护它，它背叛了共产主义便不拥护它，如果党只是表面拥护共产主义，实际上在建立封建王朝，我不但要反对它，而且一定拼老命去打倒它！这一点，我不但对你们说，而且还要告诉毛主席本人。……总之，党并不是宗教，并不是上帝启示的，党是人组织成的，党的政策是人作出来的，人既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因而党也是不可能完全正确的。因此对于党我是不能无条件拥护的。过去几次运动中，三令五申，不许肉刑逼供，但是可曾有几个党员遵守呢？这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受到惩罚吗？这一点便可见得党是偏私的，有宗派主义的，偏心自己党员，掩饰他们的错误。而且那几个运动是否一定要采取斗争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不赞成这种办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反党，而且反对党的某些政策，并不等于就要打倒党。你们自称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可是你竟说党是绝对正确的，当年斯大林何尝不是绝对正确的，而今又怎样了呢？我先告诉你们，今天的许多事情，正确与否，同将来的历史书上所论一定有很多不同。如果大家肯仔细观察，也可以发现许多昨天认为正确的，今天认为正确的，明天却不一定正确。要把眼光放远些，只看到鼻子尖是不会明白任何事情的，这里我要奉劝青年们，无论你是学什么的都必须读点历史，这可以帮助扩大你们的眼界。”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既然是“鸣放”，将应该放下身段，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口头上说要听意见，心里面却想听赞美诗，这难以让人理解：   “鸣放”是征求大家对党的批评，而不是征求对党的歌颂，今天企图以大帽子来压服“鸣放”的人，我认为是党的叛徒，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反党，但当党患了重病在生死关头，毛主席给党发起了一次起死回生的运动时，这些人却打击给党治病的人，反对给党看病，请问你们是不是反党的？   对于执政党在组织发展是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也毫不客气地予以了抨击。他认为，如果一个政党，特别是一个执政党吸引了大批的投机分子进入党内，那么，这个党的品质是会发生腐化的：“有很多人申请入党，我不能说申请入党的人都不好，这里有许多人是真正要求进步、要求有机会为人民服务，我很敬仰；但是不幸有很多不是这样的人。我举西师的一二个例子，这种人很多，不过我交游不广，一天关在屋里头只晓得一二个。西南师范学院去年有一位讲师申请入党，很快就批准了，在入党征求意见时，群众没有一个人对他无意见，没有哪一个意见不是尖锐的，都涉及到品质问题，但是这个人入党了，是怎么入党的，请听听党对他考评的五个大字：‘一贯靠拢党’，就凭这点就入了党。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某些党员自认为我就是党，只要靠拢我就是靠拢党，就是这么个问题。这事情到现在，还在议论纷纷，有的先生谈得好说：党批准了他，但是群众并没批准他。” 他认为，这种发展党员的逻辑思维，是把病毒引入党的体内，最终会使党病体缠身： 　　　　 党是一个介绍一个，如果一个坏蛋做了党员，再介绍十个这样的坏蛋入党，十个坏蛋再介绍一百个坏蛋入党，这样发展下去党还有什么前途呢？我这番话难道还不是对党关心的吗？还不是苦口良药吗？这些人偏偏说是反党反人民的，所以我要呼吁在选择党员的时候要慎重考虑，这是我对党最忠诚的劝告，希望党的成员都是好人，像人的每个细包都是好的才会健康，如果一个人身上长满了一片毒瘤子，还能说健康吗？这般道理我们还不是对党忠心耿耿的表示吗？      董时光鸣放时期那些直抒胸臆、酣畅淋漓的文章和演讲，不断刊登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等党刊上。在西师校园内，他还数次主持民主论坛，每次演讲都有来自校内外的好几千人聆听，可谓盛况空前、激情飞扬；而在西师校园内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油印短文张贴在各主要路口。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十多所高校纷纷请他去演讲。据听过他演讲的重庆大学学生赵泛回忆：“那天上午九时，董时光由重大学生会主席引领到寅初亭讲演。董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激情澎湃，妙语连珠、直言不讳，让听讲师生倾心不已，感佩不已。”   三 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与思想启蒙   在重庆大学的讲演，使董时光蜚声国内外，成为了为民主而呐喊，为真理而殉难的“宗教使徒”般的非凡人物，与此同时，他又被官方视为顶风作案、大逆不道、冥顽不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狂徒。根据官方的《重庆右派言论选辑》的记载，董时光的这些言论，已经不是什么轻狂之言，而是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的“恶毒攻击”。对于被执政党视为“法宝”的思想改造，他讥笑道：   我首先要说明，用政治来改造人的思想是没有用处的。我觉得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唯物论者，但是我看见他们作的许多事情，好像是比资产阶级还要唯心些。他们以为口号、标语、什么政治课就能改造人的思想，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表现；这个说法是违反唯物论，是唯心的看法。……不过大家还是学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学到东西，学到的什么呢？只是学到些名词，不是学到名词的意义，是学到名词字眼，如像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都不懂得，这是学的结果，学了后用处还是有的，就是用来骂人，他看你不顺眼说，你是资产阶级思想，你分析问题不同了，便说你是形而上学。试问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来学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主张取消政治学习。   关于党的先进性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进性就应该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如果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成了的问题了：“我主张党员不要忘记他们的口号，到现在这个口号是空的，要重新提出来，大家必须重视这个口号，那就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具体说来我希望同样水平两个人的情况下，党员比非党员的薪水要低一些，同学分配工作，要把那些党员们分配在边远的地方，无人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他们自认为水平高、不抱怨；如果真的做到这样，相信现在那些要求入党的人决不入党；那阵要求入党的人，才是真正抱定牺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这样子党才会永远健康，永远存在下去，永远为人民所爱戴。这是我的建议。党员听了不舒服，我也管不了。” 他还就他在西师亲身感受，认为在高校里面党群关系、党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还举例说：“我回国不久，和几个学生在学校大门毛主席塑像下拍照，竟然被校警干涉，说领导规定不准照像。双方争执起来，校警报告给领导。我写信给校领导，抗议这种没道理的禁令。院长办公室回信责备我说‘不敬爱毛主席’。我认为他们这是在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 关于中共建政后的那几次“大运动”，他认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益，不仅给公民的精神造出来极大的伤害，甚至剥夺了公民的生命权。为此，他为这些无辜的人们进行庄严的申诉与抗辩：李天德如实记下了这些精彩的演讲内容。他说，“董时光关于民主的这一席话，对我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启蒙影响。”   我还主张要惩办凶首。恐怕我是第一次提凶首这个概念的。我觉得凡是没有证据诬赖别人，使别人遭受打击的这种人，应当当成凶首看待，按罪的轻重对这些人定罪。这是否就毁掉了党的威信呢？不会的，而更会加强共产党的威信，这会叫老百姓看到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决不偏袒自己的党员，共产党作错了事必定纠正，而更会加强党的威信，拥护共产党。现在最不合理的情形是当初被诬赖为老虎的人，后来证明他不是老虎，但是领导上还一直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历史污点。这种人的薪水比人低几等，政治地位也比别人低，这一点必须纠正，既然人家没有罪，你就应当把别人当成无罪的人看待，这些人没有污点，污点是你加上去的，应当取消。另外是与此相反的事情，当时运动中打击别人的人，许多打虎将，大家都很熟悉的，后来证明这些打虎将是胡作非为，但是现在他的历史上还添上光荣的一条，说他曾经打过虎，待遇比别人高，入党条件比别人好，在入党上还要加上这一条打过虎，我不知道这是甚么公理？打错了人的人，不受惩罚已经是万分宽大，但是居然还要优待他，我真不知道这是甚么道理？   他认为，如果不严肃法纪、惩办凶犯，反而把犯罪行为视为立功表现，甚至当作入党的条件和资本，那就太“反动” 、太反文明、反法治了。在重庆大学的这次著名的演讲中，他再一次谈到了民主体制对于遏制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他再次重申说：“搞个人崇拜，必然会产生个人独裁！重庆大学的师生们，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关于如何学习民主，他说，美国的民主就是我们的榜样。据当时在场的重大学生李天德回忆：“演讲台下学生极为亢奋，有学生高喊：董老师，讲一讲美国民主是啥子样子的吧！”于是，“董时光向学生们谈起中国民主建设应该鉴美国的问题。”他说：   美国是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靠人民的选票轮流上台执政。台下在野党死死盯住台上的执政者，一旦发现违背法律和民意，就起而攻之，直至把总统赶下台。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协调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安全的社会权力和结构。有史以来，统治者用暴力荼毒苍生，野心家或造反者用暴力流血夺天下，搞得天下大乱，血流成河。这样的代价太大了！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为什么？就因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行为的革命，是以和平、有效、理性、最低成本的方法，选择国家执政者和管理者。国家者，全体公民之国家，非一人一姓一党之国家。民主制度是每个选民以手中选票，来选择真正能够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的执政者，全体选民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全体公民自己的事情。解放前，共产党批判蒋介石以党代国、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并以民主自由为自己开国纲领。一党执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先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   董时光还谈到对中国应该虚心地学习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他强调：“好的东西，好的科技都可以学，好的制度也应该学，不能一切只学苏联老大哥，搞‘一边倒’。这样很愚蠢。” 李天德在当年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些难得的演讲内容。他说，“他的随心所至，滔滔不绝，博得大学生们阵阵掌声。”“董时光关于民主的这一席话，对我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启蒙影响。”这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与思想启蒙，使李天德从此走上了一个思想者和叛逆者的道路。1975年。在文革甚嚣尘上之际，他冒死犯难写下了《献国策》，这部文革期间中国民间批判极权主义，主张民主法治的思想杰作。在当时那些不惧生死、为国忧愤、上书抗辩的民间思想者中，李天德堪称佼佼者。他也因之而身陷囹圄。余习广先生在《一个人和共和国》中认为董时光当年对李天德的人生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评价说：“李天德是共和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知名传奇人物，不仅仅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唯一收集的曾经的‘反革命’或曰‘政治反对派’的治国纲领，就是李天德的万言书《献国策》！不仅仅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开启中国的民主政治之路，李天德率先呼吁最高当局要开放党禁报禁、为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呼吁实行家庭承包制和土地农有……而多次上书建言于邓小平和胡耀邦；不仅仅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寻求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路径，李天德奋力追求于他的‘租界式’、‘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县’；也决不仅仅是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初，已过耳顺之年的李天德，仍投身于捍卫宪法尊严和人民权利的‘新民权运动’！二十多年的右派和反革命身份，二十年的牢狱和‘两劳（劳改、劳教）’生涯；‘三进宫’刀头舔血而痴情不改，为万民开新世、为中华创新业的共和情结，卅余年大刑而矢志不渝，怒斥乱党祸国大奸殃民的千古传承之烈士情怀；冷眼天闕垂青‘智囊幕僚’青云直上高官显爵世俗所求之恩宠，热望中华建兴宪政法治，始于开放党禁报禁民主之诉求——这就是凸显于历史的李天德！”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李天德，他一再坦言：他一生中最崇拜的精神偶像就是董时光！是这个伟大的民主斗士和思想先驱把他引向了这样的人生道路、这样的精神境界的。   四一座巍然屹立的民主思想灯塔   一时间，董时光不仅成为了重庆乃至全川高校中最受师生欢迎的大鸣大放“重炮手”，而且还成为了宣传民主常识、公民权利、自由理念、宪政思想以及现代文明与普世价值观的启蒙导师和思想旗手——成为了茫茫黑夜中的一座抗击强权、巍然屹立的民主思想的灯塔。 王康指出：像董时光这样的属于我们的“精神父辈”的文人英雄，他们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回归故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幼稚，或者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应世功夫，而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根植着一种不死的道义担当，他们“不忘天下的襟抱、肩挑大义的勇力，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道宏愿”，正是这一切促使他们必须回来。在他们的理喻中，这块古老的土地，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产，而是数万万中国人共有的家园。因此，海外学子归来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建设理所当然。 1957年6月中旬，为了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嚣张气焰”，西师党委专门组织了对“大右派”董时光的批斗大会，同时邀请重庆地区所有高校组织师生赴会取经，共同参加批斗会。据估计，当时参加批斗会的人至少近万人！由于布置得体、安排恰当，整个会场呈现出一派肃杀之气。西师反右运动的亲历者陶谓然先生在极具沧桑感的回述中，将我们引领到了当年这个“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历史现场：   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一万多名师生员工做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上万双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他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与制度设计。美国的两党制是相当合理的，不仅符合人性的逻辑，更符合文明政治的规则。共和党与民主党，靠美国人民的选票轮流上台执政，台下在野党就死死盯住台上的执政者，一旦发现违背法律和民意，就起而攻之，直至把总统赶下台。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   他还对严重侵犯思想言论自由、以驯养知识分子为目的的“思想改造运动”予以批驳。他说：   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不照样拿了诺贝尔奖吗？如果按现在这一套来对付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不仅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份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严重侮辱人格嘛！   让我们在蒲健夫先生的回忆中，归返当时那个杀气腾腾的批斗现场：面对董时光的“嚣张气焰”，会场一片哗然。西师官方原来已经准备好的“剧本”，被这个“冥顽不化死硬到极点”的右派分子完全给搅乱了。一时间，主席台上尴尬毕现，大会主持人同董时光争执不休，气急败坏。董时光更是怒气冲天，走到话筒前极力克制了好一阵，才语气悲怆但气势不减地说道：“主持人要我交待攻击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不明白，我的哪些话是攻击污蔑？共产党要整风，叫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怎么又说我是攻击污蔑？攻击污蔑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制订？总不能随心所欲说人是攻击污蔑、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哪有这么不讲理的霸道做法！”蒲健夫先生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主持会场的是西师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四十年后，这个当年的反右急先锋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她的“显赫身份”是畏罪自杀的大贪官王宝森之妻！在王宝森走向贪腐堕落的过程中，作为同案犯的马娴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具有创意性的贪腐手法，就是她想出来的，大量的钱财就是通过她的手纳入私囊的。这个马娴华，可以说就是西师选人用人的一个突出“标本”！ 在马娴华声嘶力竭地鼓动下，台下的那近万名庸众立刻狂喊口号：“不准董时光继续放毒！”“董时光必须老实交待，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 董时光却理直气壮、斗志昂扬地对着话筒大声回应道：   如果你们认为我董时光攻击污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攻击了又怎么样？！执政党犯了错误，难道还不准公民批评吗？在美国等文明国家，公民不但可以批评总统，还可以叫他下台。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公民？公民到底还有没有权利批评执政者？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到底还生不生效？”   可笑的是，台上台下的这近万名庸众，哪里有什么公民意识和文明理念？他们此刻全都成为了喊口号的机器，成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体大爆发的标本。董时光极其轻蔑地对他们喊道：“既然你们喜欢喊口号，你们就喊吧！至于说低头认罪，我董时光向谁低头？向谁认罪？我有什么罪？你们有什么权力宣判我有罪？你们是法官？你们根本就不是法官，你们怎么可以指控一个公民有罪？真是岂有此理！” 这时，气急败坏的马娴华抢过话筒宣布：“董时光是一个顽固坚持反党反人民立场的右派分子。在这里，我要严正地警告董时光，你想抗拒这场伟大的反右斗争，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到头来只能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自绝于党和人民！现在大家来揭发批判！董时光，你好好听听人民的吼声吧！” 面对这种杀气腾腾的威胁，董时光又是怎么样的表现呢？当时在批斗现场的陶谓然先生描述道：   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轻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的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他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张牙舞爪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被迫草草收场。   董时光在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是如此的不识时务，一时间成为了人人手握石块恨不得砸死的“异教徒”，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强烈地感觉到，他竟然是那样的酷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陶谓然先生说，尽管当时的自己在这个人人喊打的现场心怀恐惧，但是他和不少同学私下里认为：“在这所学校，董时光用他的智慧和勇敢，第一个粉碎了让右派分子在斗争会上屈膝投降的阴谋，捍卫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当年，我作为刚刚跨入这所学校的新生，董先生的正义凛然，极大地震撼了我。”   五他竟然获得全国名牌右派的称号   真正具有深沉灵性的精神楷模是深深地埋藏在传承者的内心，而不是挂在口头借以显示所谓的“政治正确”特殊人物，更不是挂在门面的“羊头”，以便于居心叵测者兜售“狗肉”。董时光的正义凛然之所以能够“极大地震撼”身处反右现场的一些良知未曾泯灭的青年学生，而且能够持续震撼那些并未与之谋面的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其奥秘何在？其实就在于他身陷绝境所爆发出的巨大的道义勇气和精神能量。另一方面，这种力量还来自于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对那些被掩埋的精神源流的执着寻找，从而发出的精神碰撞及产生的巨大历史轰响。 对董时光的批判，极其显著地体现出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国家政治的极权主义特征。正如<a href="https://baike.so.com/doc/6938651-7161010.html" target="_blank">汉娜·阿伦特</a>所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意味着整个<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975419-6188379.html" target="_blank">社会秩序</a>完全由<a href="https://baike.so.com/doc/6731974-6946275.html" target="_blank">政治权力</a>所掌控，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它意味着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笼罩在一个囊括一切的全能<a href="https://baike.so.com/doc/6051894-6264913.html" target="_blank">统治</a>形态之内。”<a href="https://baike.so.com/doc/6938651-7161010.html" target="_blank">汉娜·阿伦特</a>还指出：“极权主义被为数众多的庸众所拥护。它既有意识形态的无形枷锁，也有暴力机器的有形枷锁，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庸众的狂热支持，因此极权主义统治的稳固性与严密性都达到过去几千年来无法比拟的程度。”极权主义者推崇“丛林法则”，绝不会允许自由选举.在其管控之下这种自由空间完全不复存在。人们互相监视，彼此猜疑，彼此处于恐惧之中，听任被奴役的命运。 面对这样一种严酷的现实，具有良好的民主自由素养、经过现代文明熏陶和公民教育训练的董时光自然是水土不服，因而必然奋起反击。 需要说明的是，董家是四川省<a href="https://baike.so.com/doc/2515330-2657836.html" target="https://baike.so.com/doc/_blank">垫江县</a>的望族和书香门第；董家三兄弟，以时光和时进最为著、最有见地。董时光与他的哥哥董时进都是中共建政初期以“特别反动”而著名于天下的人物。兄弟俩都曾经给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写过“谏言信”。 哥哥董时进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个世纪40年代，他对国民党取缔民盟很有看法，认为十分愚蠢。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进而指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谢泳先生说：这本来是个简单的常识，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却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悲惨命运后才似乎想清楚了。董时进最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一件事是：1950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其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关系，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他还从专业的角度指出执政者的荒唐之举：“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并且“地主是勤劳的，而一般农民则是懒惰的”；“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谢泳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即使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他们与之比较，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由此可见，这两个出自四川垫江的书香子弟，是多么的看重良知与道义，而又多么的憨傻，多么的悲剧！ 董时光在这次著名的“自投罗网”的公开演讲之后，获得了全川以至全国名牌右派的称号。相关资料有如下描述：他是留美的教育学博士；195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就像当时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天然”具有左翼倾向一样，他在这一时期还发表过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中共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因此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被强制驱逐出境。据说他回国时，周恩来还亲到机场去迎接他。 他怀着一腔民族主义情怀于1953年9月回国，来西师教书。他的三哥董时恒是西南师范学院体育学教授，“经三哥介绍，乡情使他选择了西师”。据西师的一些老教授评价：“他是一个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对现实国情茫然无知，可偏有士大夫的傲骨，因此必然和校党委关系搞得很僵。”为了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能够及早成为“自由民主的新天地”，他以极为负责的态度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可以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可是他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他怕毛主席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在这期间，董时光还满怀信心地给好朋友罗容梓写信说：   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不会比他们差。   董时光回国时，没有能够赶上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对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并且随意打人、逮捕、逼人自杀的政治运动，却有所耳闻，并深恶痛绝。”1957年5月11日在教师座谈会上，他怒不可遏地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到批斗的罪恶地步。”几天后，他又在西师官方主办的“文科论坛”上的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与政治无关，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其大义凛然、“不谙世事”，真的就像一个坦荡无碍的赤子。 陶渭然先生说，欣赏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高洁、不屈不挠，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他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他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容于这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他寄希望于曾经信誓旦旦要在中国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共，后来才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天真。因此他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彷徨中呐喊，在呐喊中彷徨。他说：领导者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把奴才当人才，而把人才当奴才。当反右大潮迎面向他扑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始终临危不惧，他呼喊道：“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他最后被西师开除公职，送到被称之为四川“夹边沟”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劳教。作为董时光难友的陶谓然回忆说：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饥饿的煎熬中，每次吃完清可鉴人的牢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将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包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这个骨头最硬的西师右派，最后惨死于饥饿和非人的苦役。   余习广描述了董时光悲惨的结局：“由于常年饥饿，他只好捡马粪中的胡豆充饥，结果被诬为偷吃马粮，毒打致死。这是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又一案例，正如另一位留美归国的教授、翻译家巫宁坤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所写的：这只是血泪大海中的一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当局着手为全国的“右派”平反。但是，因为董时光是“全国著名的大右派”，所以在重庆，特别是在西师为他平反的阻力相当大。后来，由于他的家人不断向“上面”申诉，更由于他大哥董时进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农学家和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的“特殊身份”，这才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一直拖到1984年5月13日，西师官方才被迫为董时光正式平反。 面对文人英雄董时光抛掷于荒野的尸骨，我们的内心百感交集，难以名状。真的就如王康所说的那样：“那充沛于霄壤六合，势将惊示来者而漾溢乎中国、大行于寰宇的大悲咒式的不朽情怀，就萌生在我们走向荒诞和虚无的岁月。” 毫无疑问，董时光就是这样的“那充沛于霄壤六合，势将惊示来者而漾溢乎中国、大行于寰宇的大悲咒式的不朽情怀”；这种不朽的情怀不仅强有力地激励和引导着1980年的大学生竞选者和青年选民，而且将持久地激励和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们最终走出荒诞和虚无的岁月。   六他传奇般地进入我们的精神境域   就像董时光那种无所不在的精神影响在西师的恒久存在一样，吴宓对1980年西师以民主选举为标志的“公民运动”的潜在影响同样是巨大的。西师当局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已经死去十多年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怎么依然会具有如此深广的历史影响力？怎么会通过一种十分奇异的思想与人格“渗透”方式，去强有力地感染和感召那些从未与之谋面的后生学子？这两个人曾经“宣扬”的那些“反动”与“错误”的思想理念和学术观点，不是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并且已经被他们所严密封存，甚至涂抹得几乎不露痕迹了吗？怎么一夜之间这两个人竟然成为了这些年轻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旗帜，成为了教育、学术和思想、人格的典范？ 对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来说，吴宓是以一种非常奇异的方式进入他们的精神境域当中的。当时，不时有教师或者政工干部提到这个具有“考古”意义的吴宓。但通常是以一种调侃或贬抑的口气予以介绍。他们往往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介绍的：“知道吗？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吴宓的教授，曾经办了一本叫《学衡》的杂志，被鲁迅批得体无完肤。他就像梁实秋一样，是鲁迅痛打过的落水狗！”因此，他是以新文学、新文化的反面人物的形象，而被西师院子里人们经常调笑的。 吴宓的长相非常奇特。有篇文章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传说中，这个人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迹近可笑。还听说胡适当年非常欣赏他。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逻辑，这个人当然是十分反动的了。他还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好书。不仅如此，他居然称自己是《红楼梦》里面的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恋最纯粹。抗战时期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竟然取名为“潇湘馆”。吴宓认为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他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其狂怪如此，令人惊异莫名。等等。 后来，有关吴宓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家的记忆。最令人惊异的故事是关于他的婚恋，特别具有传奇性—— 其一是，吴宓在早年狂追一代才女毛彦文的故事。如果要问他一生最爱的女子是谁？那就是毛彦文无疑。西师的老教授说，吴宓从不惮于谈论他个人的私生活，也不在意他人在他面前朗诵“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的打油诗。他曾有文章交给林语堂《宇宙风》发表。林语堂说，此文一发，“城中刻薄鬼，乡下闲谈婆闻之，自必如拾至宝，搬嘴弄舌诟踿谇之以为乐。”殊不知，几十年后来，城中刻薄鬼、乡下闲谈婆在西师比比皆是。但他从来就我行我素，不予理睬。     其二是，吴宓对第二任妻子邹兰芳的那种真挚的怀念之情。吴宓的这位夫人婚前患有肺结核，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吴宓万分悲痛，将她土葬在距西师数里外的郊野。为了表示对亡妻的怀念，他在居室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淡绿色土纸，上面写了两个字：“兰室”。他还将邹兰芳生前所用过的书籍，全部封存不动，放在特定的地方。他时常凝视校园对面的远山。指着对面山顶上对他的学生说：“那第三根电杆下，就是我的邹兰芳埋葬的地方啊！”逢年过节请人吃饭，他总要多摆上两副杯筷，一为亡妻邹兰芳，一为亡友吴芳吉。举箸前都要静坐、低头、默祷两三分钟。偶尔也去看看电影，总是一人买两张票，而让旁边的坐位空着。他说：“我是和兰芳一道在看电影啊！” 邹兰芳原本是吴宓的学生。1949年4月，吴宓从武汉来到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和相辉学院任教。后来相辉学院的一部分并入四川教育学院；再后来，该学院又与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这个邹兰芳本是重庆相辉学院法律系的学生，因为选修了吴先生的课，两人才因此而相识相恋的。解放初期，吴宓曾作《送女生邹兰芳赴川西参加土改诗》四首，谁想竟然惹了祸。他一度发誓“今后不再作诗”。据姚文青先生记述：邹兰芳出身地主家庭，两个哥哥被政府镇压，留下年幼的儿女。她又在外读书，生活无依无靠。吴宓当时不满于土改之激烈斗争，故对邹兰芳颇表同情，她亦依赖吴宓的地位收入，才愿托终身云云。即吴宓所谓“非宓负初衷，实此女强我，不得已为之”也。即使这样，吴宓对邹的恋情可谓稀世而高古。即使在“文革”中严厉批判他的险恶处境中，他也经常偷偷去上坟扫墓，烧钱化纸。与吴宓同教研室的一个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说：这个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痨病鬼，吴宓爱她，她爱吴宓，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场同样反动，所以一拍即合。又揭发吴先生寝室中还变相供奉着她的灵位，大搞“封建迷信”云云。 诸如此类的传奇故事在西师内外流行甚广，感人至深。吴宓的故事最先是作为猎奇的笑料而进入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日常生活的。后来关于他的传奇越来越多，我们就不得不刮目相待了。老教授们告诉我们说，吴宓于192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即归国任教。最初出任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1925年，国立清华大学聘请他主持清华外文系，同时又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参与制定各种教学计划方案。他当时即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齐名，并誉为“清华四导师”。上个世纪30年代他留在清华园内的印象是：身体康强、精神健旺、西装革履，气宇轩昂，说话敏捷而常带微笑。当时，学者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说：“一想起吴先生来，我总是想到他那十分痛苦的微笑和清华园里他那干净整齐的、空空落落的几个房间，那些窗子帘幕低垂，对着一片美好的野景。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幻想，他要是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开，多看看屋外的景色，他常有的苦闷之感和微笑时的痛苦之感就会少一点，或者，他要是一心无挂，尽情享受美丽的<a href="http://travel.ifeng.com/outdoor/list_0/0.shtml" target="_blank">户外</a>田野风光，那就越发畅快了。” 吴宓早年就读清华留学预备学校，他与来自四川江津的诗人吴芳吉是好朋友。因参加学潮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而吴芳吉则却因拒绝悔过，回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英年早逝。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去世后，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 吴宓在课堂上宣称：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像吕叔湘、向达、浦江清、贺麟、沈有鼎、曹禺、季羡林、钱钟书、李建吾、王岷源、郑朝宗、王佐良、张君川、田德望、周珏良、杨周翰、许国璋，穆旦、李赋宁、赵瑞蕻、张骏祥、袁可嘉、金隄、杜运燮、何兆武、唐振常……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吴宓教授过的弟子。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先后有国外数家名牌大学延聘他前去任教，吴宓都毅然回绝了。他说：“我是炎黄子孙，我的事业就要植根于祖国的土地。”     七谁来为吴宓教授招魂   吴宓的故居在西师文化村一舍。这是一幢三层旧式红砖房，先生住在一层。从先生住所出西师后门，距“碚市”不远。中文系七七级学生钟鸣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读书的时候，每次经过吴宓先生的故居前面，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们而言有一种“文化英雄”的形象在感召着……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岁月当中，吴宓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而被流放到了四川梁平县参加劳动改造，在一次凶残的批斗中，他因为年老体衰走得慢，被架着他的“革命群众”从“批判台上推下来摔断了腿骨，造成终身残疾。据吴宓堂妹吴须曼《回忆先兄吴宓教授》一文讲述：   1974年吴须曼到西南师范学院去看望他，多年不曾见面的兄妹相见泣不成声。此时吴宓生活艰难到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无法保障；吴须曼见到他宿舍的窗户被木板封死以防止流氓破窗而入偸他的东西。昏暗的屋内只有两三套衣服和单薄的被褥，当时稀缺的布票和棉花票吴宓一样都没有，惟一珍贵的财产就是他放满书架、柜子和桌子上的学术书刊。吴宓身穿一件蓝布棉袄，她惊讶地发现缝补的地方竟然多达36处！回到陕西泾阳后，她立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等寄给吴宓。   1975年夏天，她去看望吴宓，发现他腿有残疾已经到了行走十分不便的地步，而且因患白内障一只眼睛已近失明。此时的吴宓虽然已经恢复了工资，但由于他的忠厚与善良，大部分工资被人骗走；更令其伤心的是他所珍藏的《吴宓诗集》被人偷走了26本，还有他在“文革”中被抄走又归还的书，也被一些人骗走，这些骗子还设局让吴宓用自己的工资去赎买。吴须曼曾再三劝说吴宓回陕西家乡，但他坚决不同意。之后不久，吴须曼再度来到重庆，可他又反悔了。反悔的原因是有人恶作剧式地吓唬他：“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到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1976年的冬天，吴宓再次给吴须曼写信说他已经卧病在床很久了，孤苦伶仃，十分凄凉。此时的他还没有被摘除“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这一次吴宓终于同意与她一起回陕西故乡。吴须曼发电报叫她的两个孩子一起来重庆接吴宓回去。此时的吴宓生活艰难到没有任何积蓄和财产，几近濒临死亡的绝境。吴须曼在他的枕头底下只发现了七分钱的硬币！无奈只好预支工资来买了车票。 1977年1月7日，吴宓在堂妹的带领下带着仅装有几件旧衣服、几包日记，以及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一只破箱子离开了“炼狱”般的西师。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于1月8日夜11时，吴宓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故乡。此时距“文革”结束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吴宓病情有所好转，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他会很高兴地将自己早年游学的趣闻讲给这位晚辈听。一次他在闲谈中得知西师还没有开设英语课，他立刻就问，“那为什么？”吴须曼回答说，“因为没有外语教师。”“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在老家养病的一年里，每次吃饭，瞎眼断腿的吴宓都要战战兢兢地问：“还要请示吗？”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弥留之际，他神志昏迷还不断地低声喊叫：“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1978年1月17日凌晨3时，孤苦无告的吴宓在陕西泾阳悲惨地死去。 吴宓逝世两个月以后，即1978年3月，七七级学生进入西师；他逝世八个月以后，七八级学生也进入了西师。 其实，吴宓的苦难人生并非始于文革，而是从1949年就开始了。如果说，董时光是以刚毅不屈、振臂抗暴的形象而进入西师的历史编年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辉煌谱系的话，那么，吴宓却是以沉雄隐忍、爱国忧民的高古形象而同样耀眼于这个自由精神谱系当中的。 这两个无权力者在西师历史上所顽强建构起来的反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的自由精神谱系，其构成因素同样可以从中国内在的文化传统和外在的文化来源中寻找到十分繁富而感人的精神依据。表面上看，董时光似乎属于“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序列，而吴宓似乎属于“保守”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但是，如果深入到他们的精神内部，我们会发现，他们在灵魂深处的那种“共通性”。 据吴宓执教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赵瑞蕻的回忆，当年毕业之际，他特地请老师在他的《丁尼生诗集》上写几句勉励的话，作为留别的纪念。吴宓教授笑着说好。于是摘录了马修阿诺德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几段名言赠送给他。这第一句是：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then is the pursuit of sweetness and light.     翻译成汉语是： 对完美的追求就是对甜蜜和光明的追求。    第二句是： Culture looks beyond machinery, culture hates hatred；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It has one ever yet greater!——the passion for making then preail. 翻译成汉语是：文化所能望见的毕竟深远得多，文化憎恶仇恨；文化具备一种伟大的热情，这就是甜蜜和光明的热情。它甚至还有更伟大的热情！——使甜蜜和光明在世上盛行。     第三句是：     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翻译成汉语是：我们必须为甜蜜和光明而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也成了著名教授的赵瑞蕻在一本杂志上猛然看到他的老师，这是正直热情、光明磊落、天真执着的吴宓教授最后的形象：“他须眉全白，顶上几根细发，神情忧郁，衰颓得很，回想起当年跟老师读书学习的情景。谁能想像得到在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上，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一个那么爱国、那么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竟遭受如此灾难，如此摧残，如此侮辱！一生追求‘甜蜜与光明’的恩师在他深深眷恋着的国家里，终于被愚昧、奸诈、恶毒扼杀在一片黑暗之中。”赵瑞蕻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教授招魂。    朱衣先生在文章中引述了赵瑞蕻先生的解读内容：马修阿诺德那句名言中“甜蜜与光明”，盖出自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书籍之战》。意思是说，某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飞进一只蜜蜂，不幸掉在蜘蛛网里。可怜的蜜蜂拚命挣扎，始终逃不出去，但又要保留自己的生命，于是与蜘蛛辩论争吵起来。最后只好请古希腊哲人智者伊索作评判。伊索说：“蜘蛛会结网，技术固然高超，所用的材料的确也是他自己的，但他肚子里吐出来的除了污垢外，没有别的货色，因此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在墙角屋边谋害昆虫的尘网罢了。但是，蜜蜂飞遍大自然每个角落撷取精华，用来酿蜜制蜡，为人类带来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甜蜜与光明。蜜蜂的勤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对人类的奉献尤其值得我们称赞。”最后，蜜蜂胜利了。     朱衣先生接着阐释道：不过这所谓的胜利，或许只在童话寓言里有，现实之中，蜜蜂何尝是蜘蛛的对手？！纵使后来平反昭雪，可毕竟挽回不了蜜蜂的生命，吴宓曾有言：“前会古人，高瞻未来，都应有一根本精神：只要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但求中华民族振兴，登斯民于衽席，则我辈子孙皆可享其福泽，也就是我辈个人之前途。”为此，吴宓甘愿“纵使肝脑涂地，也愿肝涂于祖国土地上，死于同胞之手。”——“嘿，吴宓倒还真如此凄惨地亡在贵国，死于同胞之手，呜呼！”朱衣先生为此感叹道：“不知道呵护‘蜜蜂’的民族是丑陋的，若是把责任都推给时代或一两个人物，更是卑劣的!”     八他洞悉了“新文化”的专制主义秉性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吴宓这个人，是因为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学衡》批判；是因为他曾经作为鲁迅的“对立面”站在“被告席”上而“认识”他的。但《学衡》杂志到底都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我们一直不得而知。后来，因为好奇才去翻检，却发现吴宓和这份以保守著称于世的杂志，这两者作为精神谱系的沉实与光彩。1922年1月，由吴宓主编的《学衡》在南京出了创刊号,开宗明义即宣示：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   其时，新文化运动正以无可辩驳的“政治正确”气势席卷神州大地。而《学衡》居然敢挺枪迎战新文化运动而无所畏惧。就在这一年的2月9日，鲁迅署名“风声”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估<学衡>》一文，历数《学衡》的种种“弊端”。这种学理论争在那个年代本属正常，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彻底的反传统”的“不可质疑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特别是鲁迅后来被推上了意识形态的“神圣地位”，吴宓与《学衡》居然成为了“保守反动”的象征。这一学术派别就被后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曾经被“新文化运动”视为异端的学衡派，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重估之后，与所谓的“新文化”刚好“交换了位置”——“新文化”的自我独尊和急功近利显示出它的可笑和可悲。真正的“文化”就如同马修阿诺德所提示的那样“所能望见的毕竟深远得多”；因为真正的“文化”是“憎恶仇恨”的；而这恰恰是“新文化”最缺乏的一种伟大的品质。并且真正的“文化”应该“具备一种伟大的热情”，这也是“新文化”所缺乏的一种伟大的气质！吴宓他们强调“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这样的一种文化包容与历史担当，与“新文化”的偏狭独断形成了鲜明的反照。 半个多世纪之后，特别是经过激进主义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狂飙骚动之后，吴宓才发现“新文化”对《学衡》的批判，亦即“评估”这种行为，大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评估”。吴宓和《学衡》坚守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是何等的具有文化的前瞻性和正确性。而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摧古拉朽”的历史后果，特别是那种一哄而上的破坏性和非理性已经暴露出惨不忍睹的种种弊端。“文学改良”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固然激动人心，但是其极端性和暴烈性却迫使中国文明的发展走向了一条难以挽回的歧路。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即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人也在稍后有极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作为学衡派旗手的吴宓，他们在最初针对社会进化论所谓的“新必胜于旧，现在必胜于过去”的激进观点，敢于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在今天看来，是何等的具有历史的担当和理性的力量！吴宓当时即指出：     过去与未来为一不可分割的完整结构，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莫不须就传统所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衍生，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何况历史、文学、艺术等人事之学，与物质科学不同，后者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而前者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虽并无不断进化之理，然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   吴宓他们指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大门类，怎能够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以进化论为依据。这难道不是只图眼前痛快而不计历史和文化后果的莽撞之举吗？况且：     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旧传统，但他们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性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贵情操…..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   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激进革命所倡导的“破旧立新”以及“弃旧图新”，不仅为后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提供了野蛮的“学理依据”，同时也埋下了以“创造新文化”和“塑造新人类”为企图的种种文化灾难的伏笔。与学衡派主张的“存旧立新”与“推陈出新”相比——谁更具有历史和文化的进步性、前瞻性和建设性；谁更具有民主和自由意义上的普适性、包容性和人道性，等等，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的吗？！     虽然吴宓和学衡派当时并不知道“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但是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竟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洞悉了“新文化”所具备的某些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特征。他们“不同意一些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之武断主张，不同意把对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建议和补充者也视为反对者和不爱国。”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它宣称自己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因而俨然成为“真理”的化身。“新文化”在强力推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极权主义品质，也印证了卡尔·波普的发现。他指出：历史主义和乌托邦社会工程论构成了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石。这样的一种“文化”特征也暴露出“新文化”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内在精神勾连。事实上，“新文化”所显示的那种历史主义“确信”，就是主张历史受控于明确的演化发展规律。“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居然宣称自己已经把控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必须按计划大规模的彻底的实行社会重建工程——在这样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中达到彻底控制和改造社会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文化改造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文化信念，而是破坏形成文化信念的能力”显然，吴宓们在与“新文化”展开论战之际，就已经预见了这种灾难性结局。   九暗夜中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   1980年，西师的那些年轻的竞选者和选民，虽然他们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吴宓们这种天才的历史预见，但是从西师一些老教授的讲述当中，还是逐渐弄清了某种历史的真相。在后来公开出版的吴宓日记当中，他们对“新文化”所导致的灾难性历史后果还是有了具体而深刻的感知——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   ……今则对国中所有男女老少之生活思想嗜好，处处干涉，事事制定，不许稍有自由，不许暂得静息，专制已极，疲苦难胜。……然清教徒之在英国，执政十二年而亡。其亡也忽焉……   一九五四年九月四日：   盖自解放以来，……旧日一般朋友，虎鼠龙鱼，莫知其变态，而忧谗畏讦，深藏远引，亦莫能窥其真假。是以宓与诸友，昔年号称同志同道者，皆未敢通信。   尽管当时吴宓已经是省政协委员，但他的私人信件竟然多次被人偷偷检查，而揭发吴宓隐私的人，居然是“旧日一般朋友”；甚至开会时他与其他代表在宾馆房间说话也要敞开房门，以免被怀疑有什么阴谋。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   王院长告（通知）宓：省人民政协会中必须宓发言，题为《对党之知识分子政策之体会》云云。……按今党团用我，不以其学（学问）而以其名（名望）；不索言精义（精深的义理），而惟命我当众自暴，表示服从拥戴而已。   正如文化学者郭于华指出的那样：自“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政治运动作为国家仪式已经具有裹携性和强迫性。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表演”的仪式，具有某种强迫性特征，即一旦成为仪式，便具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强制性，进而操弄普通人的命运。能否参与和是否参与仪式，成为认同、区分以及确定每个人身份（阶级）、地位的标志；而仪式（运动）的发动者握有大多数人的生存资源，因而是否参与和如何参与便成为每个人生死攸关的事。 这种状况在后来的反右运动当中愈演愈烈，手法千奇百怪、卑鄙下作。人与人关系已经严重恶化，相互间完全没有信任感。许多师生一夜之间成为右派；人人参与这种“文化表演”仪式，争先恐后，既强迫别人，也强迫自己。陷于这种“文化憎恨”的氛围之中，吴宓虽然躲过此劫，但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道义立场，对这所学院中发生的种种人性之恶，在暗中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   此次知识分子被谥（定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者伈伈伣伣（吓得不敢睁眼看），苟合取容（苟且迎合、取悦于人）。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工（精于）谄谀逢迎，如今西师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魏兴南，中文系主任）、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巩固了地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   关于反右运动对国民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也有信史般的记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   开桂（吴宓内侄邹开桂）购桑酒未得，茶叶亦极劣货。因百物由公家计划调配，故供求不能适应。甚矣（太过份啦）治天下之劳也。不任人而任法（指残酷的手段），又不信人而信己，以少数人员代办千万群众之一切生活琐事。自庄生观之，不其蔽（被蒙蔽）欤？又以惩投机牟利之弊，而尽绝商业，斥为剥削，未免因噎废食。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   晚读《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用李斯言，……遂焚书，禁偶语（人与人相互私下说话。秦始皇规定偶语者要杀死扔街头示众）诗书。三十五年，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今阶级革命以得天下，实亦用此术者也。   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   晚，奇（钱泰奇，西师美术教师）自农村归来，述：农民五日中，仅食干饭一餐，余皆粥，……每亩产粮800斤。农民屡言其断不能再增产，而党召开会时，竟定为1200斤指标，农民郁怒而能不言，曰“由你们去定罢”。   因为每一亩地产量定得高，意味着“国家”要强行从农民手里拿走更多的“爱国粮”。这样一来，农民的日子就更加艰难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   晚饭后，溪（杨溪，原西师助教，反右后失业）午前来，陪宓操场游步，述乡间农民穷饿劳苦之情形为自昔所无。近日以糠、麸及玉黍杆（玉米杆）磨细为食，小儿兄弟姊妹间，为一颗干胡豆而争打；至于展览会中之所见，报纸之所登，皆伪造之宣传。其为伪，农民知之，下乡师生干部知之，即监督、命令、管理、视察之各极党员司事者亦知之，然上下相蒙（欺骗），惟求贯彻执行命令，多得显示成绩，故相与为伪。   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   盖今之人民中国，既与美帝国主义为敌，复与苏联修正主义对立，公开讨伐，以一敌八。自居正统马列主义之领袖，兼民族、民主斗争之盟主。……默察世界局势及国内近情，当局之志则大矣，其成功难望，而其失败必至。结果徒以数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为之牺牲。……若辈（这些人）志骄气盈，冥行（盲目行事）猛进，孤注一掷，恐不免玉石俱焚，国人之厄运将何所底（哪里是尽头）乎？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下午2：30至5：30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政治学习，……林昭德述其1960年在合川整社时，常有贫农之昔为长工者，直言：我曹（我等）昔为地主之佣工，时时得酒肉饱吃，远胜过今日之生活……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成文辉述:昨星期日……一老农在其家门口坐谈，谓“不植棉，安得布？不种蔗，焉得糖？群众忙于文化大革命，工业、农业多怠废，恐明年物资之缺乏更甚于今年矣”云云。   十吴宓笔下师生关系的种种丑态   吴宓真实描绘的这种情景，完全就像娜·阿伦特揭示的那样：在全能主义的掌控之下，人与人的正常接触被完全切断，人类的行动能力完全落空，在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所有的经验能力、建造能力都被扼杀；恐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割裂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在无休止的运动中，所有人都是运动者和被运动者：被动员起来参加这种以阶级斗争为主调的“运动”，你不成为斗争的打手，你就必然成为斗争对象，在这两者之间别无选择。私人领域被取消，使所有的人近乎一无所有，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资源都得靠权力的恩准。不难想象，笼罩在这样的权力经济与权力政治之下，每个人是多么的无助。就像郭于华说的那样，“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支配，的确具有了生杀予夺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反右运动之后，其影响力更是无处不在：为了在这种“力量”掌控之下“生存下来”，人与人关系在已经恶化的基础上更加恶化。同事与同事之间不仅严重失去了信任感，而且相互陷害撕咬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且看吴宓笔下，当时西师中文系教师和学生的种种丑态：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三日：   ……《西师学报》1959第一期已出版，要目有去年宓所授之中三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粟多贵所撰《吴宓先生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宓……窃思，今党及政府、学校给宓以厚薪优礼，其所以用宓者，惟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之代表，作为批判之对象，打倒、搞臭之典型而已。宓既不获自由著作如意读书，又不能用其所学以教人，徒以忧危之身，如斯恒受屈辱，实不如速死之为愈（较好）。   应该说，一个学生能够进入“国学大师级”老师的日记，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但是，粟多贵以如此令人难堪和如此卑劣的行为进入，恐怕是他意想不到的。 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   今夕骏（江家骏，西师助教，吴宓的研究生）密告：中文系领导人正在从旁探听宓对国际时事及中国党国政策之意见。……今不直接垂询本人，而只搜集旁人对某之零星报告，据以定某人之功罪而行黜陟（人才和官员的进退、升降）赏罚，实在甚不公平者也。   一九六四年七月六日：   ……与奇（钱泰奇，西师教师）谈，知……比邻之田子贞（西师中文系教授）夫妇、郭豫才（中文系主任）主任及刘尊一（西师教授）省人民代表，皆恒（持续）以詗察（刺探、侦察）告密为事……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文系全体教职在文娱室聚聆苏鸿昌副书记讲说，目前阶级斗争更加严峻，教职员之家属及亲戚中，其本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者，必须速即回乡，不能续留住学校内。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下午2—6（13点到18点）中文系古典及现代文学教研究组合并运动座谈会。前半，续审问徐永年（西师教师）。徐供出二十五日中夜（半夜）与苏鸿昌（中文系书记）秘谈情事（情况），不待其词毕，钱安琪、田志远（皆为中文系教师）等，逼至徐面前，环立（围一圈站着），高声叱詈（斥骂），极为暴厉。后半，……徐（徐永年）言曰：……林昭德与谭优学（中文系教师）原本同学东北大学，平日甚亲密，有朋比（勾结成私党）之嫌，且林谭又与四十四中学某反革命分子及市师校某教师，四人者，吾尝（曾经）见其在碚市偕行（一齐走），又同入茶肆（茶馆），此殊（非常）可疑，亦应查明，云云。   对这样的相互陷构撕咬之丑态，“由监临之工作组陈同志作总结”，陈居然鼓励：“略谓今日所谈更深入更好，下次望再进一步……”足以让人大呼怪异、叹为观止！显然，工作组对这种人性之恶的“仪式化表演”还不太满意，于是一个星期之后，“表演”开始升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   下午……续审……于是众决定以苏鸿昌书记、魏兴南（中文系主任）主任、李运益、徐永年四人，为组织反党集团，……田子贞乃恶声厉色，斥责……钟老（钟稚琚，中文系教授）赖老（赖以庄，中文系教授）及吴则虞、赵德勋、郑思虞（皆为中文系教授），谓彼等（你们这些人）自命为中文系有学问之教授，余人皆不足道，今彼等终如何耶？……宓深恨诸人语气神态之粗恶横暴，私叹旧中国与今之欧美皆无如此之审判方式。不幸哉，吾侪（我辈）乃生于此时代之中国也！又不幸哉，宓不早死！……免见此奇耻大辱。今身陷此运动中，真有“求生不易，求死亦不得”之苦况也。   在这样的“表演”中，相互攻击与揭发，无疑是为了争夺被权力所认同的话语霸权，向权力表达“忠诚”。郭于华提示：“作为符号暴力的话语霸权是政治仪式的重要内容。所谓符号暴力（symbolic power），指的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力量。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于其身上的力量，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权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权力。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所谓“误识”，亦即是非错乱、常识颠倒——在权力的恐吓之下，人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要想不被整或从被整中解脱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互相整。被整之后的徐永年很快就便成了这么一副模样。且看吴宓日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下午……运动座谈会。……徐永年为赎已罪，高声斥骂本系反革命分子吴宓、郑思虞、谭优学，感情激动，至于气噎声嘶……林昭德，由文学观点解释郑（郑思虞）诗之三四句，谓“能济世”与“愧无功”必是指周郑共同致力之某种事业，质言（直说）之，即反革命活动……   吴宓的带的研究生曾宛凤，就读期间几乎每天都去吴宓家请教学问和日常闲谈，有时还买花献给老师，屡表敬佩之意。两人交谈非常投机，这个曾某有时还为之感动而泣不成声。谁想到此人却向学校反映吴宓的反动言行，使吴宓遭到残酷的批斗。一直到数年之后，吴宓才得知真相。他在日记中对此表示“殊不解”。   十一坚守“文化憎恶仇恨”的立场   尽管如此，吴宓始终怀抱隐忍宽厚的人道精神、始终坚守“文化憎恶仇恨”的朴素立场，即使遭受别人的陷构，也绝不去攻击和揭发别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宓乃发言，甚简短。……宓不能有所讦发（揭发举报）……宓所写缴之材料，说自己，说他人，一体（一律）真实，……不花言巧语，陷人于罪，……   他不是不知道在“仪式化表演”中人心的险恶，但是他始终坚守良知和道义的底线，宁愿自己承受心灵和肉体的痛苦，也绝不寻找种种理由，使自己沦为禽兽，以致助纣为虐陷入“平庸之恶”之中。虽然他也曾经一度产生矛盾，但最终还是没有丝毫偏离“文化憎恶仇恨”的根本立场。 即使是在文革爆发之前，全国上下已经陷入造神运动的前奏之际，他也没有“入乡随俗”加入这种“仇恨憎恶文化”的大合唱。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贵情操”，对这种非理想的精神癫狂进行严肃的批判。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   今日续座谈一分为二（斥合二而一），……是日发言者甚多，众争先喧辩，实皆逞聪明，盖马列主义之辩争，无异宋儒之谈心性与欧洲经院学派哲学之论上帝，无补于国计民生也。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势凶猛，文革的“前奏曲”已经唱响，吴宓依然心如止水，不为情势所动。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   宓心窃不平，甚矣，吾侪（我辈）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而需受此“思想改造”之苦也。按，所谓某某等于：1.God（上帝）；2.天；3.专制君王。韩愈曰，“天王朝圣，臣罪当诛”。旧谚云“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永远正确），其党之谓乎？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范（范太前：中文系支委，这天深夜来劝吴宓老实接受“改造”。）去后，宓以高亨撰之《周易古经今注》卜（占卜），得……临卦，……释云，“以智临民，始克明察万几，曲应咸当”，似谓，宓当以理智对今之问题，即或出词诬罔（诬陷毁谤），昧我良心，为求过关，斯亦可耳。   文革狂飙终于凶猛而至，吴宓知道这一次自己难逃劫数。即使如此，他仍像过去一样，以一个老牌的“保守”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高洁姿态，坦然冷峻地迎击这场毁灭文化的狂风骤雨。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   ……奉命读大字纸，见新出揭发谭优学者三张，以谭昨所写大字报有“毛主席可以创造诗词韵律”，即是承认毛主席所作诗词有出韵（作韵文或诗押韵时越出规定的韵部）、失粘（做近体诗和骈体文时平仄不调）处，遂斥责谭为诋毁毛主席，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云。   吴宓讨厌有人当众吸烟，曾说：恨不能杀掉所有吸烟者。有人揭发说：吴宓要杀所有吸烟者，毛主席吸烟，所以他要杀毛主席。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吴宓当时迫于形势写了一篇表态性的大字报，内中有一句“打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文系教授田子贞竟然揭发，说吴宓是要“打倒横扫牛鬼蛇神的人”。田教授当然明白用古文写作的吴宓是不会在“打倒”与“横扫”之间加顿号的，却故意构陷吴宓。有口莫辩的吴宓在日记中说，我与田子贞从无交往，也未得罪他，为什么总是整我呢？他不明白，极权之下人性之恶。尽管田子贞年纪与他相仿，但是学术方面非常平庸，有了合适气候，自然要整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   按照“阶级观点”，则凡我辈地主及资产阶级出身之人，决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数千年之中国，古与今之西洋，除马恩列斯及工人、农民外，亦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无一长之可取，无一德之足记。……故学习会中之发言者，率皆（都是）依据公式、定规，而巧佞（奸诈奉承）其辞，自贬自责，言不由衷。即座中听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诚（不是真心话），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学校、社会。呜呼，是教民相率（一个接一个）趋于诈伪（弄虚作假）而已。……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忆1923年济（刘永济，武汉大学教授，吴宓好友）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惟事鼓荡（鼓动激荡）致若辈（这些学生）……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害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晚近九时，新（当时被专政的右派）来……，遂述春雷人员（西师造反组织成员）某学生专苛管制牛鬼蛇神劳改队者，对新等之苛虐……。全日劳动星期日不予休息……责令队员跪泥地上，并以钢条锄柄痛打队员若干人次，而新受打尤重且频。头顶肩背、臂股甚伤。更命新操杖击漆宗棠，怒其击之不重而酷打新焉。呜呼，人道何在？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   一九七三年，吴宓年近八十，虽然已经半残，但是头脑却相当清醒，文革七年未招生，听说要招生，却出了张铁生。于是他八月三十一的日记中偷偷写下了他的“观感”：   闻政府鉴于八月十日《人民日报》所登载之考生张铁生之议论自云：因参加劳动，未能多从事备课，故今在考试中，不得不交白卷。考选之事，俟讨论修改，或废止考试制度后再办。──按，此劣生之谰言（诬妄不实的话），何足注意，政府大错矣。   如是种种，不一而足。 吴宓与董时光，谁更像是“独立知识分子”？通常人们可能认为只有董时光这样的“金刚怒目”型，才称得上是“独立知识分子”，因为他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一副“虽万千人，吾独往矣”的豪迈情态；而吴宓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一幅沉雄隐忍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泰然情态。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吴宓的一生的确如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纪念碑文中对“独立知识分子”的那种描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诚哉斯言！如是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