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六章

第六章文学精神社团旨趣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7.JPG" width="88" height="116" align="right" alt="" /> </div>   一 “普通人”文学社宣告成立   1980年的11月10日。这在西南师范学院建校三十年的历史上，堪称是一个看似平常却非常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一个叫做“普通人”文学社的非官方学生自治团体诞生了。这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狂飙横扫、万马齐喑后，中国西南地区这所最高师范学府产生的第一个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学生自治文学社团。 这个文学社，与此前一度在这个学校如昙花一现存在过的“桃园”文学社性质完全不同；也与这一时期重庆地区出现的那些大学生文学社团的“旨趣”大不一样。就本质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明显的“萨米亚特”性质和特殊的文学精神的大学生自治团体，因此，它所编辑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也就是道地的“萨米亚特”性质的出版物。 文学社成员最早从王康那里知道“萨米亚特”这个非常“怪异”的语词。据说来自俄语。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个俄国诗人把自己偷偷打印的诗集，称为“萨米亚特”。在后来的年代中，处于极权主义控制之下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就把那些非官方的地下出版物统统称为“萨米亚特”。其实，“萨米亚特”的深刻内涵是指向一种具有自由意志的精神生活，是凸显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反抗。 “萨米亚特”在文化自觉的价值追寻意义上，还体现了一种被迫与无奈。在极权统治的社会当中，公开进行自由写作和自由思考是不被允许的，同时也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是按照这些国家关于公民权利，特别是关于出版自由的法律法规来谋求出版，也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因此，“萨米亚特”的思考和写作，就在凡是有极权主义的地方“应运而生”了。1980年前后，正是中国的“萨米亚特”大行其道的年代。所以，有同学调侃道：与其说是“普通人”文学社，倒不如叫其为“萨米亚特”文学社更为准确。 一个星期前，也就是这一年的11月3日，轰轰烈烈的西师大学生校园民主选举运动，给人以惊心动魄、气韵悠长、回味无穷的复杂感受而刚刚宣告结束。 11月10日这天晚上8点整，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3318教室，“普通人文学社”正式宣告成立。此前，不顾校方的一再威胁和劝告，文学社成员已在校园里四处张贴了“普通人文学社首次集会”的大幅海报，因此，没等集会召开，这间破旧简陋的教室已经被500多人挤得水泄不通。社长王康在回忆录里描绘了到时的情景：“窗外秋风萧瑟，暮色浓黑，室内灯火通明”；“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回荡在会场，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笼罩着。在西师办学三十年历史当中，肯定没有出现过这样富有现代感的自由场面。”一种即类似于宗教的虔诚气氛，又类似于凡俗节日的喜庆气氛笼罩着这间平时并不起眼的教室。 的确，来参会的人不少，完全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期——不仅有来自本校各系的文学爱好者和思想者，还有来自西南农学院、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语学院、渝州大学高师中文班、重庆市一师高师班的文学同道和精神探求者。当然，还有一些非常关注“普通人”的朋友们没有到场，他们都是所在学校的“异类”，如西南政法学院的蒋庆，四川外语学院的陈维刚，以及其兄陈维正，重庆大学的徐军，四川大学的王忠勇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普通人”文学社的成立，与蒋庆、陈维刚和徐军等朋友的支持鼓励是分不开的。王康后来写道：“蒋庆曾置疑雷锋型人格的虚伪与奴性，并写了《回到马克思》一文，批判现行制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和悖逆，曾遭西政官方的批判。幸有该院党委书记张文丞，这个1957年的右派的尽力保护，未予深究。蒋庆后来倾心阳明先生，深得宋明儒真传。当时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一切社会变革者之谬，首在立身不正，譬如一张不洁之抹桌布，无论如何不能拭净桌子，反使更污耳。陈维纲则遵从格劳秀斯、卢梭之民主观，推论专制主义的另一根源。他认为民主、自由皆‘不见道’。在他看来，当今中国之急务绝非倡言与推行民主，而是应该从头开始，矫正人心，浣溉道德，重新启蒙。”他们的观点，虽然并不能为“普通人”所完全接受，但是诸如此类的思想砥砺，对“普通人”文学社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会者中本来最应该到场的教师竟然一个也没有出现——是的，就连中文系教师也没有一个人到场——即使不是来指导，就是来表示祝贺又何尝不可呢？与会者当然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不想来，而是根本就不敢涉入这个“雷区”。——1957年的“殷鉴”犹在啊！他们哪敢轻率赴会，惹火烧身呢？！他们虽然没来，但却正在为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普通人暗暗担忧呢！ 想来的不敢来，但有一类角色却不请自来了。这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原来，这是一些领受校方指令来此“现场观察”、防止“乱子发生”，并且在暗中将现场情况予以记录存档的特殊人物。因此，在表面的“祥和”与“平静”当中，似乎暗藏着某种“杀机”。不久王康他们才知道，自“普通人集会”的海报贴出来之后，校方便极为紧张、如临大敌，一时陷入慌乱之中，同时紧锣密鼓地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已经8点了，一时间群情激昂、躁动不安，空气中似乎同时弥漫着令人恐惧又令人亢奋的硝烟气息。在这个夜晚，这群以“普通人”自命的大学生似乎获得了一种真正“进入”和“创造”历史的神圣感觉，这或许就是人文学者所谓的“历史感”吧？ 这种“历史感”的获致使王康和他的这个“普通人”群体激动不已。后来，他和一些文学社成员回忆起那个夜晚，大家都感到那一刻真的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激动。王康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几位年届三十的高龄同学，不约而同地穿上黑皮夹克，神情凝重地坐在雪白的日光灯下。我和姜力挺已开始谢顶，我们的半秃顶泛着高光，深凹的眼眶中散发出密谋分子和哲人的光影。   说是“密谋分子”，这完全是自嘲。事实上，文学社从筹备到正式成立，再到组织文学讨论和编印张贴文学小报、筹备出版《普通人》杂志，一直到杂志被无理查封等等，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开展着。王康说：“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们襟怀坦荡、无所隐瞒；我们真挚地爱着文学、爱着艺术、爱着自由、爱着人类。他们把我们视作异端，视作密谋分子，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他们内心的阴暗和恐惧而造成的荒诞感觉。” 与官方的荒诞感觉截然不同的是，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历史感”，都有一种参与、经历、见证，甚至在创造历史的神圣感觉——毫无疑问，这正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品格的自由主义文学团体必然获致的历史感觉。面对当时纷繁芜杂、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乱局，特别面对是当时弥漫高校的莺歌燕舞般的田园牧歌气息、犬儒主义者、投机分子和极权主义勾肩搭背的庸劣乱局，王康和他的文学团队认为：我们这些年轻的自由主义“文学战士”不出来收拾如此危乱的局面，那更待何时？！ 当王康以文学社社长的身份站在讲台上激动地向与会者宣布“普通人文学社正式成立”的那一刻，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些以“普通人”身份试图与官方意识形态统领下的文学理念”分道扬镳“的人们，将会遭遇到怎样的严峻挑战？这个文学社的成员在这里规划和选择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路径和人生路径时，将会触碰到怎样的思想和文化禁令？在当时，他们自己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描画与这个学校固有的“文学理念”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时，已经走上一条充满悲怆和险恶的人生旅途——因为这是一场公然向权力所规定的“文学方向”和“培养目标”背道而驰的文学反叛和精神出走啊!   二悲怆英勇的文学反叛和精神出走   “普通人”文学社的问世，在中国高校的历史格局中应该说得上是一个具有“离经叛道”性质的非常事件；在西南师范学院乃至重庆高校的办学历史上更称得上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严重事件。“普通人”文学社的成立，在中国的西部大地上竖起了一面鲜明的文学旗帜，同时也竖起了一面具有悲怆意味的人文旗帜。成立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就有一些“好事的”文学朋友调侃说：“你们策划了一场悲怆而英勇的文学反叛！你们就等着官军来追剿你们吧！你看你们昨天晚上的模样，一个个活脱脱酷似搞文学的梁山好汉。王康呢，就像那宋江，杨政呢，就像那吴用，张鲁呢，就像那卢俊义，陈敏呢，就像那卖刀的杨志……” 确实，“普通人”文学社的成立，把西师以及许多高校当中的“文学自由分子”充分地调动和集结了起来，同时也把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西部这个最重要的师范大学的“人道”和“自由”意义上的文学认知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普通人”要干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们也并不是要以“文学英雄”自居，去做那种具有极权主义和暴力美学蕴义的“风流人物”，或者甘于去做“别人”创造历史的工具，即使这种工具有个唬人的美名叫做“英雄豪杰”。他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当时的“自由主义诗人”北岛在诗歌中所“奢望”的那种“人”。仅此而已！北岛在他那著名的《宣告》中悲愤地呼喊道：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只想做一个人”，而绝不是去做一个“英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就像北岛在另一首蕴义为“结局或开始”的诗中所隐含的历史宿命和精神困局那样，对“普通人”文学社而言，开始即意味着结局——他们在毅然宣告“开始”的这一刻，也就意味着“最后的时刻到了”！因为，他们所立足的，是一个既充满犬儒主义田园牧歌气息，又充满“后文革”思想杀伐气息的校园，更遑论他们所立足的还是一个缺乏历史反思和现实改良勇气的所谓“新时期”。寻求“独立”就意味着“异端”，倡言“自由”就意味着“反叛”。因此，“最后的时刻”也就必然“到了”!“普通人”文学社的使命就只能是给历史留下“最后的遗嘱”!这难道还不悲怆？！这难道还不“愚顽”和“不可思议”？！ “普通人”文学社的成立，特别是《普通人文学社宗旨》和“普通人文学”理念的提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那就是当时勃兴于知识界、文学界，尤其是民间思想界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澎湃汹涌。 应该说，“普通人”的价值理念与人本主义的基本含义是非常契合的：亦即，反对鄙视现实生活的正统观念，提倡肯定现实生活的世俗文化；在此基点上，大胆提出只有作为自然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思想文化的核心，而那种超自然超现实的神是必须推到在地的。经过文革劫难，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清醒之士，已经充分具有了接纳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精神准备。显然“普通人”和“普通人文学”概念的提出，与重新恢复和确立“作为自然存在的活生生的人”的权力地位有着紧密的关系。 结合1980年的精神文化现实，当时的学术界在讨论中，给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赋予了多样的含义。但是，参与讨论者几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强调人的本质、价值、使命、地位和作用。这些讨论成果可以用来阐释对文学对人而不是神的权力赋予和价值确认。如文学对“普通人”，也就是每一个世俗人的充分尊重；对人的人格——自由、尊严和价值的真切关注；对人的疾苦和幸福的真切关注，等等，从而使“普通人”具有了人道和人本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追寻文学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就和进一步追寻怎样使理想社会和理想政治赋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内涵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天赋人权与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乃至文学理念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体现到文学领域的天赋人权也就必然与民主制度具有内在的精神联系。在“普通人”文学社看来，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当代文学”都完全不能够称之为“普通人文学”，只能够称之为“神本主义文学”、“极权主义文学”或者“反人道主义文学”。 王康后来在《来路与去向》中追忆到：   我首先代表文学社致辞。我宣读了《普通人文学社宗旨》。看着那几百张兴奋而紧张的脸，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宿命感罩住：“前不久，萨特辞世了，人们将他比作雨果和伏尔泰。他的去世惊呆了世界——除了我们。在今天，不时有动人的死亡刺激着充满疑团的心灵，面对死亡这种绝对的自由和平等，人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庄严和世界的神妙。”   这番异样别致而充满诗化哲学般激情的开场白一下“镇住”了人们，一度喧闹的会场迅即安静下来。与会者的胃口被这个“普通人”并不“普通”的演讲风范和演讲内容吊了起来。王康慷慨激昂地将演讲的目标对准了荒诞而虚空的社会现实：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是弥漫全社会的虚无主义，企图消除终极关怀、遏制价值判断的历史性阴谋。当我们还远未挣到人的基本权利时，虚无主义却在贬低人类、解构人性，对于无数承受了深重苦难、向往人性之美的人，这不啻是双重的凌辱。   什么是“人的基本权利”？当时不少大学生对此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仅在思想和文学领域“人的基本权利”，尚未得到基本的明确和基本的尊重。弥漫高校乃至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虚无主义”，无视这种“人的基本权利”。他们竟然以真理的独占者自居，甚至有时竟然误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在文学社成员看来，北岛诗歌中描述与指控的那个“冰川期”似乎并没有真正过去，在这个表面上充满鸟语花香的后文革时期，“向往人性之美的人”必须清醒地面对冰凌的“冷酷”和“坚硬”。   三 “普通人”渴望获取“文学主权”   不仅如此。王康还进一步将凌厉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被当时的官方自诩为“新时期”的社会文化、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目标。号召大学生要敢于做赫尔岑和鲁迅那样的旧体制的挑战者：   各种公开和潜藏的力量随时准备加害我们。诚然，我们两手空空，充满书卷气。当青春还没有被生活销蚀为市侩气，犬儒哲学还没有玷污我们的大脑和心灵时，青春总是不切实际的；但正像十九世纪赫尔岑一代人和二十世纪鲁迅一代人一样，我们服膺的是不妥协地挑战黑暗，献身未来的事业。   或许是针对某些与会者关于文学社是否具有功利意图的疑问，王康回答说：   历史上有各种被人称颂的关系和联盟，我不奢望文学社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我希望它将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占据适当的位置。大学四年不过是我们短暂的人生中的一个驿站，我们在这里歇息、打点，为的是精力充沛地重新启程。   谈到文学社今后的发展走向，以及它存在的基本价值意义时，他是这样来解释和描述的：   我无法、也不愿预测文学社的未来，当整个民族刚刚从漫长的噩梦中醒来时，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新时代来临的最初的证据。在各种人物匆匆来去的世界舞台上，在宇航员看到的这个茫茫寰宇中微末如尘的星球上，我们这些普通的青年要对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呢？   是啊！面对浩瀚无边的宇宙，我们这些“渺小”的“普通人”所寻觅的文学和思想的意义在哪里呢？六十年代初期，“红色歌手”郭小川曾一度发出过困惑的追问，他因此惨遭批判。那么，事隔二十年后，这群年轻的大学生重提这样的问题，无疑又叠加上了新的更多的困惑，潜伏着更多的风险。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些与会者向文学社成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文学？文学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些问题既让人哭笑不得，但又必须认真严肃地予以回答。王康的回答别致而发人深思。他首先以反问的方式说：   文学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之前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我们见惯不惊的是，中国这个社会非常奇怪，有不少人都在积极地搞文学。在他们看来，文学是用来开启仕途，用来光宗耀祖，用来当作饭碗，用来换取所需；在中国更为大家熟悉的是，它已经成为了权力争斗的凶器，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小丑、意识形态的化妆师、各种阴谋和谎言的辩护士、驯化愚民的精神饲料、披着审美外衣的麻醉剂……总之，文学早已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异化得不成样子，被异化得背离了文学的本性。我知道，有许多大学生，也包括我们在场的一些朋友，甚至中文系的一些朋友，恕我直言，你们往往是通过《红岩》、《青春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等丑陋不堪的文学赝品，来接触和认识文学的。我要负责任地忠告各位朋友，那些虚假无耻的东西，它们不是文学；它们打着文学的旗号、披着文学的外衣，在肆无忌惮地调戏文学、糟蹋文学，严重败坏文学的声誉、毁灭文学的生命！   是的，现在，“普通人”文学社宣告成立了。实际上，它必须面对、必须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它首先必须回答的是这样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作为文学写作主体的人，应不应该首先宣示自己的“文学主权”，也就是作为文学写作主体的每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规划自己的艺术人生，乃至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倡导自己的艺术理念？所以，解决“文学主权”的权属问题是个首要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这居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搞成了一个十分可疑而又荒诞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学就像一个“应召女郎”，她的身体被各式各样的社会势力和社会眼光视作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塑造、欣赏或者支配的身体。因此，所谓“思想解放”和“艺术解放”，如果不涉及文学的自我解放，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艺术解放。对那些以蔑视文学、亵玩文学、操控甚至奴役文学为表征的种种思想理念和“艺术行为”，我们都不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文学主权”性质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表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文学”。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世俗渴望的益加强烈，整个文学界，特别是大学生文学群体对全能主义长期监护和控驭文学、剥夺写作者“文学主权”的反抗也日益加剧，他们的“文学主权”意识空前提高。这种意识从一种陌生的理念逐渐普世化为了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大众审美实践。“文学主权”的确立和自我把控，使写作者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特别是处理自己与文学有关的各种事务，这成为了具有政治文化性质，特别是最具有艺术创造意义和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人文事件。 在今天，在“普通人”看来，这种关于“文学主权”的重新夺回的行为，本质上是写作主体重新规划乃至选择真正属于自己历史路径的一种伟大的世俗行为，但同时更是一种趣势深雄、意蕴悠长而豪迈的哲学行为。 写作者采用“普通人”文学理念去塑造和改变现有的文学格局和文学世界，不仅是在“文学主权”意志的引领下重新创造自己，给自己的文学行为以合法性的重新设计和审美定位。更加重要的是，“普通人”写作者的这种雄心壮志或者异想天开，才有可能真正使他们自己成为文学世界的主角，真正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角！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视角来看“普通人”这种争夺“文学主权”的行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不会将其简单化地评判为是一种仅仅停留在文学实用主义层面上的哗众取宠之举。我们能够突破这种认识的障碍，从“普通人”宣告成立的公民呐喊声中，真切地倾听到一种与气势恢弘的现代文明、五光十色的现代艺术同步合拍的人文号角和自由潮音！   四亮出一面“文学自由主义”旗帜   具有纯正民间血统的“普通人”文学社的成立，不仅在这个学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即使在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高校历史中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客观地说在这个夜晚，关于文学社的“性质”问题，与会者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恐怕并不十分清楚。它实质上是一个具有较为浓厚的文学色彩的、致力于追求“真相”和“真理”的思想文化团体。陈平原当年是北大77级中文系的大学生，也是当年大学生文学自治社团的成员。他在《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一文中追忆当年大学生文学自治团体的思想风采和文学情怀时，是这样描述和概括的：“八十年代初思想文化界的基本轮廓是：思想解放与西学优先，哲学与文学引领风骚，理想、激情和意气用事并存。”他还特别强调：这是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勃兴背后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应该说，他的这个观察和回忆是客观的准确的。“普通人”文学社的确就具有这样的浪漫风采和理性风度——哲学与文学齐驱并驾、引领风骚，理想和激情比翼双飞、特立独行。在“现实主义者”、权力至上主义者，特别是犬儒主义者看来，文学社这些人的确有些“意气用事”，甚至“不识时务”。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这些残存的、执迷不悟的理想主义者到底想干什么？ 在今天看来，“普通人”确实是一个具有较为浓厚的文学色彩的、致力于追求“真相”和“真理”的思想文化团体。那么它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又该是什么呢？显然，离开了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根本无法真实准确地描述清楚它的诞生与悲壮赴死的历史真相及价值意义。所以，确认“普通人”是一个悲怆的、勇猛的、势单力薄却一往无前的自由主义文学团体。当是我们能真正触摸到其思想脉跳和价值意义的一大前提。 与二十世纪上半叶许许多多的自由主义者最大的不同点是：“普通人”文学社，它的确是一个自始至终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且悲壮而孤愤地抗争，并最终殉身于民间的自由主义思想探索者群体。他们没有任何可资炫耀的本钱：出身、地位、财产、资历、学历和声望等等，甚至连“专家学者”的称谓都与他们无缘。他们在顽强拥抱自由写作的审美理想和价值信念时，正是中国老牌的自由主义者被蹂躏、瓦解、驱逐乃至被“稀释”得几乎无影无踪的时候——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被迫中断和自由主义资源的被严密查封，在当时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还曾经有过一群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文学先驱者。正因为如此，他们似乎又多了一份前辈自由主义者未曾有过的悲壮与孤苦。 谈到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理想主义者群体，陈平原还指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有一种人很重要。这种人致力于在大学里建立精神的标杆；这是一群具有纯粹理想和浪漫气质的人。他们不顾一切、率意而行。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他们都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审美立场，用独立的眼光和脱俗的趣味来反抗虚伪与堕落。他强调：“如果没有这种毫不妥协的一群人，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历史的发展是缺乏方向感的。”他认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没有沦陷于权力的威压，以及犬儒主义者的围攻，就在于从南到北的许多大学，特别是“人文类”大学里面，都有这样一群致力于文学与社会改良的、具有自由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 十多年以后，王康回忆起文学社成立的那个夜晚，他说，当时他的感受与1956年20岁的哈维尔的感受是那样的相似。哈维尔说：   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的时刻，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的时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觉的时刻。历史地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期：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走马灯式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和背叛，第一次浮现出来。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向我们深刻地展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有关人类个性的危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   王康认为：“哈维尔的1956年，对我们普通人文学社来说，就是1980年，就是1980年11月的那个夜晚。”十分惭愧的是，1980年的我们这些文学社的成员，几乎都过了20岁的年龄。迟至这时我们才发现“走马灯式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和背叛”，是如此频繁地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精神困局。正是因为“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才促使文学社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才促使我们以“普通人”的名义去探寻一条真正的全新的文学和精神路径；这种文学立场和精神指向之所以是“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向我们深刻地展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就在于去执着地探询和揭示“有关人类个性的危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是当今每一个严肃的文学书写者必须担负的职责。显然，这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文学社成员所必须选择的文学路向和必须担当的艺术使命。 就像哈维尔当年也曾陷入深重的精神危机一样，王康和所有的成员在文学社成立的这个夜晚，对什么是文学和文明意义上的“普通人”？什么是“人类个性的危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意义上的“普通人”不甚了了。1956年的哈维尔坦言：“我不知道，我将可能怎样去写。”可是，他很快就觉悟到：“我只是感到自己作为起步的严肃追求，恰恰和特殊的历史时刻相吻合，对我而言这很幸运。因为已经如此熟悉和掌握了‘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迷恋从精确地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我在这些非同一般的社会情境中（它们是前所未有的和未曾描述过的）找到了我自己写作的最好起点。”王康认为，“作为起步的严肃追求，恰恰和特殊的历史时刻相吻合”，在这一点上，文学社与之何其相似!不同的是，我们并不熟悉，也没有掌握“‘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等等精神历练，当然更谈不上获得“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迷恋从精确地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这样的灵魂历险。但是，如何“在这些非同一般的社会情境中”真正找到“自己写作的最好起点”，应该是文学社必须严肃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特别是，及早地学会“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看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哈维尔的这个“提示”，好像是专门针对“普通人文学”而发出的思想预警。 一切就像鲁迅当年在《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a href="http://www.so.com/link?m=aUYdIfU7Z%2B1q2OJrizys0gqc5U7IsTEBE7eoHM2Z3jWnt%2BF9FmpXlFrs7neMp8IRdFNRSb8i8rij0eAInTd9HlTPVAbf7W6YsvhImQArUUKYBtpxyAS9csf%2FSseYFua9Mt%2FECE7zDLSOt0awJ6i9Pu0k%2FOmTa70dg2J65wsydZQCY1J9PmSL34JSll8Q%3D" target="_blank">》</a>所揭示的那样，庆祝，乃至“盛大的庆典”与真实而明确的“实践”是“没有什么相干的”。但又不能说这个具有“盛大的庆典”意思的成立大会，是没有如何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这个既令支持者激动万分，又令管控者惊惧万分的不同寻常的夜晚，无所畏惧地亮出了一面“文学自由主义”的旗帜！   五特殊的文学宣言书和精神启示录   王康代表文学社宣读的这篇《普通人文学社宗旨》，在人类普世价值广泛传播并且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文明常识和文学常识，被知识界和文学界中怀抱理性、具有良知和人文情愫的人们所尊重认可。然而，在三十多年前的这个夜晚，却几无异于一颗具有思想冲击力的定时炸弹，让到会的某些人，以及没有到会的这个学校的“领导”和各个层级的管控人员惊骇不已、恼怒不已。 三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亦不能不被其“独立寒秋”般的思想锋芒、人文情愫和审美立场所深深地感染和震动。 王康和文学社的创办者们在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份文学社“宗旨”的历史文献意义；但是，王康在撰写这份文学宣言书和精神启示录时，明显让与会者感觉到，他的确是以起草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的严肃和激昂来“一挥而就”的——王康后来在《来路与去向》中回忆说“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随手写下文学社的宗旨”——在这篇类似“文学自由主义宣言书”当中，较之当时为数众多的大学生文学社团的“宣言”，具有较为系统而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情愫和气度。面对中国当时的文化困局、文学困境和精神乱象，他似乎就是北岛在《回答》中所描绘的那种挑战者和殉道者。北岛的那首著名的诗，不仅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所有的精神出走者和文学反叛者的灵魂写照，同时也是“普通人”文学社所有成员，乃至支持者的叛逆心声——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1980年11月10日的这个夜晚，在王康愤激昂扬的宣读声浪的撞击之下，几乎所有的与会者刹时间都进入了一种极似于宗教殉道式的文学叛逆氛围之中。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正式宣读“文学社宗旨”之前，王康首先郑重申明：“本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就在整整两个月之前的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将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修改为“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取消了“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但是保留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公民基本权利。毫无疑问，文学社完全是遵循宪法规定、尊崇宪法精神的产物。相比之下，这所高校的管控者们，尽管他们也刚刚经历了民主选举，遗憾的是，他们这些“肉食者”在其内心深处却从来就没有一丁点法律意识，更遑论对宪法的尊崇。他们内心深处有的却是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思想文化，以及对所有问题，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服从权力、运用权力！在他们看来，在权力面前，一切执着于追求良知、正义，辨识是非、美丑，讲究文品、人格的大学生，都是愚蠢可笑、不识时务的。 《普通人文学社宗旨》自觉承续着前辈人道主义者的文化血脉，同时也自觉承续着前辈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品格。它开宗明义强调真正的文学必须以人性为其立足的根基和价值尺度，并以此来影响和推动社会向自由民主的前境迈进；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如果舍弃人道的原则和人性的逻辑，不仅势必走向历史和文明的背反，而且也势必走向真正的文学的背反。因此它大声呼喊道：   人性是检验一切的价值标准，社会民主是实现人性的重要保证。我们的文学要高举人性和民主的旗帜。 人道的原则是联系历史和现实、心灵和社会的串珠，是现代化进程的精髓，也是我们文学的神圣原则。   “普通人”文学社不仅明白自己的文学使命，也明白文学社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与生带来的民间血统和底层品格决定它：必须坚定地立足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来批判权力意志、抨击政治教条；与此同时大胆地揭露和抗拒权力意志、抨击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压迫、奴役、践踏和戕害。以此向不习惯以独立挺拔的姿态批评权力、质疑和反抗各种政治文化教条的人们作出表率。为此它宣称：   文学不应当仅仅是生活现象和社会意识简单的摹拟，更不应当是政治教条和权力意志生硬的传声。文学应当永远自觉承担描述人民心声的责任，摒弃一切虚饰、消沉和放任的自我发泄；成为现实生活冷静而热情的见证者，成为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的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成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勇敢卫士，成为人类美好理想坚韧的开拓者。   这番慷慨陈词，不仅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即当时的官方命名为“新时期文学”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饱含讽刺意味的描画。更重要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所一直以“阶级斗争”光荣传统自居自傲的学府，呼喊出了具有常识意义的文学原则。就如同前辈人道主义者更瞩目于“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并自觉担当起“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一样，王康告诉与会的人们：“普通人”文学社的每一个成员，就要做这样的“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就要做这样的“现实生活冷静而热情的见证者”！   六必须恪守“人性和民主的原则”   就如同前辈自由主义者更醉心于对自由价值理念的宣讲与维护那样，“普通人”文学社非常重视以自由价值观启蒙社会、让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文学？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的文学书写者，就应该是一个具有自由信念的捍卫者，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成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勇敢卫士”！在这个“宗旨”当中，王康还着重指出了极权主义是导致生活虚伪和艺术堕落的根本原因。而只有恪守“人性和民主的原则”，才是足以拯救虚伪的生活和堕落的艺术的光明坦途：   任何艺术上的堕落都是生活虚伪的必然。人性和民主的原则本身便规定了真正的艺术原则，那就是：真实、本质、超越和多样化。要努力去探索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思维。   正因为“真正的艺术原则”就是“人性和民主的原则”，也就是“普通人”应该和必须恪守的原则，所以，这一普适化的文明理念和原则就必然会与任何一种来自权力意志的艺术垄断、思想垄断、生活垄断产生剧烈的冲突。这种振聋发聩般的提示和抨击，显示出明丽的自由主义风采——几无异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书写者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迫终结之后的“涅槃重生”或者“二度亮相”：   我们要强调普通人的文学地位。为人性的普通形态及其价值立法，这就是普通人的文学原则。   在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天平上，任何人都是以“个人”的形态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个人都没有凌驾于他人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个人都是“普通人”！然而，这并不等于自由主义会将那些权势者、压迫者、奴役者、管控者，以及所有的权力集团或者统治系统中的“个人”，指认为“普通人”！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在个体的伦理道德上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强调温和与节制，它反对任何激进的态度，对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改造人和人性，乃至改造文学抱有深深的恐惧和警惕。因此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普通人的文学地位”，其潜台词是：同情和维护非权势者和被压迫者、被奴役者、被管控者——作为具有“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社会主体——这样的“普通人”。他们认为，作为真正具有主体意志的“个体”，很久以来，他们的“文学地位”已经被夺；作为“人性的普通形态”，他们的面目在权力统领和描绘的文学谱系中已经被严重扭曲，或者被涂抹得模糊不清。因而，其作为“个人”的主体价值得不到承认，故而需要“立法”和重申！ 前辈自由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数十年间的卓越贡献，一是，大力提倡基于“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道德伦理立场，促进的人的自由解放；二是，大力推进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权利基点上的人性的解放，因而始终拒绝与权力意志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这样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与艺术生活中拓展个人心智自由的广阔空间，让每一个文学书写者的天赋才能得以自由发挥，进而使人的灵魂自由与文学个性、艺术才智驰骋飞扬。回归历史、展望未来，“普通人”可谓任重道远。因此，必须认清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肩负起历史重任：   今天，各种精神危机、虚无主义、怀疑狂、不可知论，唯我主义，各种陈腐的人生哲学和混杂的价值观念四处蔓延，而人类美好心灵和进步力量的聚合也在加快；在历史的废墟和现实的土壤上，人性和民主的花岗正在重建。   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强调思想宽容”。在中国社会革新鼎故之际，价值混乱、灵魂芜杂。“普通人”文学社对“个人”主体复归和“理性”价值重建表示了的强烈关注，既体现了人道主义者的忧戚与焦虑，同时又显示了自由主义者的乐观与豪情：   中国的未来既光辉，又阴霾重重，劫后重生的我们绝不气馁。一切希望中国自由光明的人们，让我们携手向前，用我们的笔，我们青年的热血和我们不愿过早衰老的心，去建造一个更人性、更民主的世界！   总体而言，《普通人文学社宗旨》是一篇具有诗化哲学格调的“文化自由主义”纲领。“文化自由主义”，更专情于凭借思想和文化来解决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文化自由主义发端于启蒙维新时期，其代表人物为严复，后炽烈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后，其代表人物为胡适。“政治自由主义”一直隐伏在“文化自由主义”的背后，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为陈独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年代，政治自由主义曾一度被迫蛰伏，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宪政浪潮高涨之际，政治自由主义才得以有短暂抬头的机会。文学自由主义明显属于文化自由主义的范畴，但是它与政治自由主义所企望的以直接介入政治、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有相当的联系，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 就像前辈自由主义者一样，通过这篇纲领性宣言让这所大学，以及更为广大的社会民众知道：他们这些“普通人”是在苦闷和焦灼中执着地寻找“自由”的出口，在绝望和希望的叠合中顽强构筑精神生活的超越性面貌；尽管他们处于历史的尴尬境地，但是，仍然以热忱的“入世”情怀来表达他们美丽的“出世”梦想…… 事实上，就在这个夜晚，关于“普通人文学”的“性质”问题，文学社成员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恐怕并不十分清楚。正是由于仅仅具有“作为起步的严肃追求”，而缺乏“在这些非同一般的社会情境中”真正找到“自己写作的最好起点”这样的清醒——在这一点上，他们在认知上与1956年的哈维尔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因此，在文学社成立大会上，尽管有王康激情澎湃的这种诗化哲学气质的慷慨陈词，为“普通人”指示了他们所面临的历史困局和突围的精神路向，但是，具体而言，什么是“普通人文学”？自由意义上的“普通人”真实而准确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坦白地说，在文学社宣告成立的这个夜晚，对王康以及大多数文学社成员来说，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显得相当的含混。   七对“普通人文学”认识的含糊不清   文学社成员山民在《秋天的选择——“普通人”文学社首次集会纪实》一文中，真实而具体地记录了当时那种充满激情却相当含混的演讲情景。他写道——   评论组组长张鲁站起来，开口就问：“毛泽东是人吗？是的，现在正反对把他尊为神。但同时又有一种倾向，似乎毛泽东犯了错误不可理解，不可饶恕。不，他也是一个人而已，也有七情六欲。不错，他犯了错误，但只是犯了一个人能犯的错误！”“工人农民是人，英雄豪杰是人，大学生是人，小朋友是人，说到底，坏人也是人——是坏的人，谓予不信，请注意特别法庭开庭时，将会喊‘带被告人——江青！’”   张鲁是文学社的传奇人物，富有激情和论辩功夫。说毛泽东和江青“也是一个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说这两个“人”所犯的错误“只是犯了一个人能犯的错误！”这就不对了。毛泽东和江青是“人”，这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两个“人”是不是“普通人”？尤其是“普通人文学原则”意义上的“普通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此，成立大会后，部分文学社成员认为有亟待辨析清楚的必要。 在文学社宣告成立不久，文学社骨干成员杨政就敏锐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与张育仁、雷飞志、彭光芒进行交流分析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和江青不仅不是“普通人”文学谱系中的“普通人”，更不是中国政治文化谱系中的“普通人”因为—— 他们是握有巨大权力的政治人物；他们享有极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他们的“文学地位”更不是普通百姓、芸芸众生可以比拟的；他们具有君临天下的政治威仪和文化威风，他们绝不是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谱系中的那种具有“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个性主体——这样的“普通人”！更不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种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普通人”；他们的政治地位无需我们去为他们争取，他们的文学地位无需我们去为他们维护，他们的权力形态无需我们去为他们立法，他们不具有“人性的普通形态及其价值”特征。也就是说，“普通人的文学原则”完全“管不住”他们；他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超人”，自有别的令“普通人”高不可攀的“文学原则”去描述和阐释。不是说，威权人物不能够成为文学书写甚至剖析的对象，而是说，必须将这些威权人物置于“普通人文学”的“主体”观照和审视之下，进行描述和阐释。但是必须明白，这些威权人物的基本“身份”与“普通人”不完全是一回事。 论及“毛泽东犯的错误”到底是可以理解还是不可理解？是可饶恕还是不可饶恕的问题，文学社也进行了讨论。王康和杨政都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不可理解的！不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不可理解，即使从中国传统的道统立场也是不可理解的！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的道义评价尺度，还是从现代政党内部博弈的基本规则，还是从现代文明政治的审查标准等等来看，都是不可以理解的； 论及可不可以饶恕的问题，参与讨论的文学社成员一致认为：不可饶恕！如果可以饶恕的话，那么，又如何去面对那千千万万冤死的灵魂？！只要认真读过官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知，这种轻易的理解和宽恕是很不严肃的。针对毛泽东“只是犯了一个人能犯的错误”的观点，张鲁在讨论中也很快意识到不妥。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而是最高权利者、大政治家、大国领袖。从治理国家的实际绩效来考量，即使是以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尺度去考量，他都是相当糟糕，甚至相当差劲的。任何一个“普通人”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给国家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如此深重的灾难。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文学社在“普通人”问题上逐渐澄清了是非、走出了迷蒙，获得了比较清醒的认知。 张鲁是这个夜晚最具有才情的演讲者之一。他与王康不太一样。他的演讲极为风趣与幽默，而且还相当的通俗和具体。因此，他的演讲内容相当的“沾地气”，甚至具有鲜明的“重庆崽儿”的耿直豪放风度。而王康的演讲，更像是鲲鹏展翅、大气磅礴，天马行空、临虚高蹈。客观地说，张鲁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更加具有“形象思维”的生动性和“文学性”，而王康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无疑具有“逻辑思维”的思辩性和“浪漫性”。当年，张鲁的这些演讲片断的确给与会者以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我们非并伟人、先知，更不是贵族。我们的文学社取名为‘普通人’，这决不是我们自作多情，也不是纡尊屈贵，降格以求。不是，我们的目标是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我们要把高高在上的人拉下来，把跪在地下的人拉起来！   这番说辞与前面论及毛泽东和江青“也是一个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等等表述无疑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此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当然是对的，但是他又将每一个自然人，以及社会人，特别是将包括权势者、压迫者、奴役者、管控者，以及所有的权力集团或者统治系统中的“个人”，都判认为“普通人”，那就在逻辑上陷入了混乱，甚至迷乱的境地。特别法庭开庭时喊：“带被告人——江青！”此种语境中的“人”与“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这种语境中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另外一点，“把高高在上的人拉下来，把跪在地下的人拉起来！”应该是政治家，尤其是“革命家”习惯性的做法，而不是文学家的做法。不过，政治家或者“革命家”既然能够“把跪在地下的人拉起来”，同样也可以迫使被“拉起来的人”重新跪下。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教训所证明。因此文学家能够做的是：用文学去描绘去揭示去启示“跪在地下的人”的灵魂，但真正能够使“跪在地下的人”站立起来，还必须靠他自己！这个意见，后来在与张鲁的交流当中被他所接受。 在对“普通人”这个基本的文学理念和政治文化理念的读解上，一时显得含混与仓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孙丹年说：“‘普通人’这三个字宣告了我们的民本意识和文学使命，昭示了我们的目光和定位。‘普通人’在历史著作中没有名字，像消失了一样，势利的历史学家们只记得帝王将相，卑微的人是挤不进去的。时至今天，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此，文学必须给普通人腾出空间……”应该说，她的这种理解，大体是对的。但是，“历史”真的“是人民创造”的吗？多少年来，所谓的“人民”，只是一个具有权力修辞意涵的概念。“人民”仅仅是权力者创造“历史”的工具，就其本质而言，“人民”在权利者规定的“文学格局”中，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人民”固然有“病理学”方面的剖析意义，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主权”的意义。后来，王康在《来路与去向》中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应该说两千多年来，民族的忧患积下的流水还在流淌，翻腾，这是一个半睡半醒，踢着梦脚，唤着梦呓的时代，也是一个痛苦的离析过程。生存、信仰、道德、享乐、探索、沉沦、绝望、对抗……真是一片含混不堪的交响！始皇帝的幽灵和着‘四人帮’的挽歌，‘满江红’的悲怆夹着‘配成对’的软绵，现代机场映出拾破烂老太婆的枯影……时代的潮水在分叉，在回旋，在淤积。”其实，所揭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尴尬而无奈的局面。他提示道，“就在这种时候，我们手拉手，怯生生地，然而无畏地走进了生活！”——怎样去“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进而成为这种语境中的“真正的人”，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 愤怒出诗人，反思也出诗人。张鲁的演讲充满愤怒之情，也充满反思之痛。在这个夜晚，如果说王康更像一个哲学家，那么，张鲁就更像一个情绪激昂、锋芒毕露的诗人。面对所有的与会者，他大声质问道：   请问，张志新是谁杀的？人们痛心、愤怒、追查！诗人作诗，作家立文。是谁？是四人帮？不错，是他们，但决不只是他们！还有我，还有大家！请问，如果当时张志新在你面前游街示众，你能保证自己不说：“反革命，该杀！” 我常常痛苦地问自己：四人帮上了台，你会不会去游行欢呼！想来想去，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会去欢呼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独立思考过！ 一个年长的朋友曾经问过我，别人的口水吐在你脸上，你怎么办？我琢磨了很久，说：“我自己揩干。”他却说：“不，让它阴干！”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这就是四人帮上台作乱得以通行的重要原因！我们常说，官僚主义可恨，封建专制可恶，应该铲除，现在我要加上一句，先铲除自己身上的毒素吧！最可怕的敌人是你自己！   是的，反思文革及至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运动，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必须承担一份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分摊罪恶。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最主要的身份是这些运动的受害者，其次才是屈从者、协从者或者加害者。严格地讲，这些“普通民众”身上的“毒素”，与权势者身上的“毒素”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八谁是“普通人”文学谱系中的主角   应该说，张鲁代表文学社群体成员对历史、对现实，对社会，也对我们自己进行愤怒的自责与反思，这是相当可贵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真诚的自责与反思，与王康面对“各种陈腐的人生哲学和混杂的价值观念四处蔓延”的焦虑与愤激，是具有同样重要的认知意义和价值意义的。他们矢志在“在历史的废墟和现实的土壤上”重新找回“普通人”的审美价值，确立“普通人”的政治文化地位和文学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别无二致。问题出在张鲁演讲的重庆市井风格和江湖“评书式”的即兴发挥上。由于之前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当然，王康也没有就这些重大而基本的问题组织文学社成员进行讨论、逐一理清，因此，才在成立大会上出现了这样的认知矛盾与含混的局面。 之后，王康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与文学社部分成员的交流当中，他多次强调：我们所说的“普通人”，既不是当时红极一时被官方推崇的“伤痕文学”，如《班主任》、<a href="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A5%9E%E5%9C%A3%E7%9A%84%E4%BD%BF%E5%91%BD%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jFbnAD3P1bdnjmknhm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mYnH0YnHR" target="_blank">《神圣的使命》</a>、<a href="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9%AB%98%E6%B4%81%E7%9A%84%E9%9D%92%E6%9D%BE%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jFbnAD3P1bdnjmknhm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mYnH0YnHR" target="_blank">《高洁的青松》</a>、<a href="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81%B5%E9%AD%82%E7%9A%84%E6%90%8F%E6%96%97%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jFbnAD3P1bdnjmknhm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mYnH0YnHR" target="_blank">《灵魂的搏斗》</a>、《铺花的歧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当中的那些“反四人帮”的“正面人物”；也不是当时大出风头，被官方鼓吹的“改革文学”，如《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这些所谓的“文学人物”就其本质而言，与“文革文学”当中的“正面人物”或者“英雄人物”并无什么区别，只不过随着权力的更迭，这些“文学人物”换了个位置，或者马甲而已。不客气地说，在当时官方所给定的文学版图中，几乎没有给“普通人”预留哪怕很小的一块文学位置。严格意义上讲，“普通人”在官方文学领地当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其实，这种认知矛盾与含混的情景，还反映在对一些流行甚广、貌似正确的观念的“误读性接受”上。比如，对高尔基提出的“文学就是人学”的想当然理解上，反映得尤其明显。《秋天的选择》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在一个文学社的集会上，过高地谈论‘人’似乎有些离题。但集会的发起者说‘文学就是人学’，我们坚持高尔基提出的这个原则。”并且宣称：“我们尊重一切而不盲从，批判一切但绝不简单否定。这就是文学社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我们对待高尔基也是如此，不开后门。他，同样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高尔基的这个著名的论断，却并没有做认真的考察与分析。事实上，高尔基的这个著名的论断，是匍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巨大穹窿之下的一个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政治文化概念；是斯大林主义统领之下的一个具有极权主义政治文化概念。特别是经过以日丹洛夫为首的“文艺沙皇”的“权威解读”之后，“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致力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唯一路径。也就是说，凡是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相抵触的解释，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因此，高尔基所谓的“文学是人学”这个论断当中的“人学”，实质上是按照斯大林极权意识形态模式去塑造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法则的“一代新人”；这种“新人”，本质上就是驯服工具，是极权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战士”，或者叫做“奴仆”，同时也可以叫做“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在此前提下，文学必须纳入这种改造人性的宏大的意识形态实践。一个作家如果拒绝加入这种以“改造人性”为主业的“宏伟事业”，那么，他就势必成为被“改造”或者被消灭的对象；一个青年人，如果拒绝被“改造”为“新人”，那么，他的整个人生势必走向黑暗，甚至沦为“人民的敌人”！在强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凌压之下，任何怀有“异端思想”或者“出走意图”的写作，任何背离塑造“新人”而执着于“普通人”探究的写作企图，都是相当可怕的、危险的。 在这种“人学”法则的统领之下，当时的大学里面，几乎没有真正的文学教育，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写作都已经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被描述为“阶级斗争史”；在权力者的“文学世界”当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新人”，另一种是“旧人”，也被叫做“敌人”！ 由此可见，“文学是人学”，就其实质，是与“普通人文学”的书写理念完全不搭界的一种“极权主义文学”。 事实上，关于在“普通人”文学谱系里面，文学真正主角到底是谁？后来大家认识到：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规定的那种“主角”。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促使成员们不断地思考，并付诸写作实践。当时，国门刚刚打开不久，现代派文学在大学里面却像“走私的水货”那样，既受大学生追捧，但是又只能够偷偷摸摸地去“与之约会”。现代派文学在当时大学中文系的教材里面看不到踪影，教师在课堂上也讳莫如深、小心翼翼，深怕踩响了“地雷”。 这样一来，就给马星临这样的“青年导师”提供了“设坛讲学”的良机。马星临本是重庆某厂的青年工人，也是一个老三届人。他在文革当中通过自学，接触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以及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文学与哲学著作。文革后期，他又通过特殊的渠道，获得了不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资讯材料”，加上他天赋颇高，领悟能力较强，记忆力也相当好，因此，在1978年初夏之际，就开始在重庆青年当中，特别是最大学生当中进行“西方现代主义”的“布道”工作。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被当时的青年们称之为“马哥”的“布道者”，的确是将“现代主义”引入重庆地区的第一人！正是由于大学生对课堂上那些陈腐老旧说教的极度厌倦和反感，才使“马哥”的那间地处偏街陋巷的老房子，一下成为了大学生们争相“朝拜”的“文学圣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重庆许多高校中文系的学生，都曾经相约到“马哥”的“讲坛”前，去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启蒙与思想熏陶。 不妨想一想，当西师中文系的“文学概论”的讲台上，我们的一些老师还在踌躇满志、确信无疑地宣讲“文艺作品的阶级性”，而且坚称“人类有史以来的所以的文艺作品都是具有阶级性的”。面对这样一种惨不忍睹的现状，有学生当场提问道：“老师，难道中国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也有阶级性吗？”谁知，这个被学生诨称为“曹瑞德”的教师居然以“真理在胸、所向无敌”的气概回答说：“怎么没有啊？难道这也值得怀疑吗？比如，都是画葡萄，我们学校的苏保桢老师画的是什么葡萄，你们注意到没有？他画的是人民公社的葡萄！这种葡萄，颗颗饱满晶莹、呈现一派生机；反观地主阶级的文人画家徐渭，你们发现没有？他画的葡萄，颗颗干瘪瘦小、黯淡无光，充分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没落心理状态。” 同样，在“西方文学理论”讲台上，一个以“美学”见长的苏老师讲了一学期，竟然只讲了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一封信，而且还没有讲完！该老师反复地启发我们说，那本叫做《城市姑娘》的小说，有多么多么的了不得。但是，他本人也根本就没有读过这本小说。他还不厌其烦地开导我们说，这部小说体现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表现出来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文学作品；并且强调这句话非常重要：“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这些庸人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遗憾的是，讲了一学期，我们也没有搞懂什么是“救世军”?什么是“无产阶级姑娘”，以及“无产阶级姑娘”为什么会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面对这样的荒诞处境，“胜利大逃亡”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老实说，相当一部分学生倒向“现代派”，倒向马哥，倒向“普通人”，这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派文学给大学生们打开了广阔的文学和思想视野，同时也给如何理解“普通人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现代派文学为了挖掘和透视人性的复杂性和幽秘性，它聚焦的就往往是那些世俗生活的失意者或者失败者、精神的受创者或者灵魂的残缺者、意志薄弱者或者人生绝望者、被权力的巨轮无情碾压的伤残者或者牺牲者，以及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如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笔下的<a href="https://baike.so.com/doc/6304146-6879038.html" target="_blank">吉普赛</a>少女<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739285-10499357.html" target="_blank">爱斯梅拉达</a>、卡西莫多等等，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高踞各个权力层级的管控者、奴役者，也不是世俗世界的成功者、操纵者，以及超世俗生活的得意者、胜利者等等。这不仅关系到“普通人文学”的道义准则，而且也关系到写作者的基本职守和人格尊严。严格地讲，能够进入“普通人”文学谱系的“重要人物”，应该是永远不合时宜的“精神的异见者”等等。   九公民权益的缺失与文学的悲愤   事实上在这个成立大会上，与会者中的不少人不仅仅是来感受“文学宗教”或者“思想节日”的气氛，也不仅仅是来表达赞同和欣赏，他们还带有许多的困惑，甚至质疑和失望等等。山民在《秋天的选择》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人们在期待着。期待中，也许有疑问和担心，也许有失望的阴影和成功的估计。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感情和思维，正常合理。但这肯定不是今晚所期待的东西，决不是！   因为在这个夜晚，有两种不同的期待。陈泯写道：“文学社发起者所期待的是：献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自己的心声；社外同学所期待的是：听见自己的心声！”这两种期待、两种声音必然会产生碰撞，既可能在碰撞中产生共鸣，也可能碰撞中产生分歧或者对抗。事实上，在王康、张鲁和其他的文学社成员宣读主张、发表意见之后，文学社成员与社外同学、来宾就开始了积极热忱的互动。 渝州大学中文班的张海星突然站起来，他情绪激动，甚至有些悲凉地说：   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一想到这年龄，心中便涌出一阵惭愧。我不由想到了六十年前的一个历史画面，想到了南湖游船上的那群人，他们当时的年龄起码要小我十岁，获得知识的条件可能不及我们，但他们那时已在探讨人生！创造历史了。   张海星的这一番感慨触动了与会的许多人。是啊！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怀抱拯济天下、探索真理、改造社会、救民于水火的豪情壮志，自主创办报刊、组织社团。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社团组织更是空前繁荣。这种景象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现代文明和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使在官方编写的《重庆近现代史》中，我们发现，当时相对比较落后的重庆地区，也先后成立了大量的民间社团。即使是在后来的“官史”中被妖魔化了的“北洋军阀时代”，各省各县的民间自治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得到发展，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搞得风生水起。在那个时期，著名于重庆或者四川的就有川东学生联合会、川东女子救国会、国民外交后援会等自治团体。 而在全国许多地方，青年知识分子组建的社团就更多了，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北京工读互助团这些大名鼎鼎的学生社团组织，更是纵论天下、意气风发。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青年学生就自主成立了“新潮社” 和“国故社”，分别创办了《新潮》与《国故》杂志，展开学术和思想文化对垒。傅斯年、<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682722-5895399.html" target="_blank">罗家伦</a>、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a href="https://baike.so.com/doc/6206496-6419763.html" target="_blank">康白情</a>、<a href="https://baike.so.com/doc/108530-114542.html" target="_blank">俞平伯</a>等都是当年的学生。他们在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教授的热情关怀指导之下，共同参与社团活动，共同创造他们的历史，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现今的人们往往不明就里，以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有什么了不得的才能或者秉赋，年纪轻轻就担当经邦济国的重任，或者就成为了自治组织中的重要人物，如部长、秘书长、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甚至军队中的重要角色，等等。其实他们不知道，主要原因在以为那个时期，军政部门对民间组织持宽容的态度，民间社会生态并没有受到严酷的打压；并且不少官方大员对民间组织非常尊重，等等原因。否则这些民间组织怎么可能存在？年纪轻轻怎么就能够担当重任？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不仅民间社团成了这个社会的稀有之物，甚至是“怪物”。不少人记忆犹新的一件事：1979年春的某一天中午，一名政教系七八级女生被几名公安人员从杏园学生宿舍押解出来，很快被警车拉走。后来才得知，这是一个青年思想者。她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曾经参加了一个以探讨“中国命运”为主旨的、具有社团性质的“研究小组”。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列的原著来对照中国的现实。期间，相关的讨论内容和学习心得记录下来。据说，正是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和她本人选择了报考政治专业。没想到，她入学不久，小组成员被一举抓获，所有的“研究笔记”被查获。不少目睹该女生被捕的同学清晰地记得：她走出学生宿舍时，是那么的从容淡定、所畏惧。有人竟然轻轻地感叹道：“她简直就像小说《红岩》里面的那个江姐！”这是西师在“新时期”罕有的因“研究中国问题”而被捕的一个青年思想者，一个因为参加民间“思想小组”（恐怕还谈不上社团组织）而中断大学学业的女学生。   严格地讲，像实质意义上的“民间”或者“江湖”这样的“生态系统”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张海星遥望“南湖游船上的那群人”，不能不望洋兴叹！不是我们不及他们，而是社会“生态系统”出了严重问题啊！须知，那正是被官编历史诟病不已的所谓“北洋军阀时代”啊！同样三十四岁，在那个年代已经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了！张海星的惭愧背后无疑潜藏着深深的悲愤。而这种惭愧和悲愤，是与会的不少大学生共同的感觉。因此，现场一片唏嘘之声。随后陡然涌起一片感奋的声浪。张海星代表今天的青年发出的悲愤，毫无疑问是民间社会，特别是在公民社会与公民权益缺失的状态下，一个“正常”的文学青年必然发出的悲愤之声啊！ 山民因之感叹道，“三十四岁，也许可以算作晚熟。但晚熟自会带来早熟没有的东西，晚熟并不意味着青春的死亡。”张海星显然深深受到会场气氛的鼓舞。他声情并茂地说：“我曾认为自己是死了的人，一切都不再回复。但是，前几天，我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今天，我又感受到了民主的召唤、文学的召唤——真正的文学在召唤！我死了，但死去的只是过去的我，不是今天的我，更不是将来的我！” 此前，与会的人们只是在文学作品当中领略到“凤凰涅槃”的神奇传说。但是在这个夜晚，这种“凤凰涅槃”的精神感受却从每个人的灵魂中升腾而起，就像一下子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幻觉，因为这间教室以外的“现实”是如此的强悍，如此的生猛，如此的阴鸷！ “啊，理想在废墟上重建，凤凰在火焰中再生。成熟的，又一次成熟了，而那些正在成熟的，又将怎样去试飞呢？”山民在这篇现场实录中的这种期待和担忧，的确令人深思、令人感慨。 张海星给大家带来的感奋和激动还没有平息，一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男同学突然站了起来。他急切地表达说：   我是中文系八零级的学生。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是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的。在中学，我们对大学生活是那样的向往，向往着生活在一个充满友爱、充满生气的环境里。但几个月来大学生活使我们有些失望，有些不可理解。面对这样的一种大学生活状态，使我们更深情地追忆中学时代，更思念中学的同学！我们等着，等着理想的生活，但等来的却是空白。今天，听了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话，我们明白了，要建立自己的理想生活，要修筑自己的文学之路，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其实，这个小同学对大学生活的失望，在当时的文科大学生当中相当普遍。岂止是他们所处的这所西南师范大学，就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学而言，自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官方以霹雳手段对民国时期的高等学校格局进行了全盘调整，一举将民国建构的英美高等教育体系彻底砸碎，然后完全按照苏俄模式构建了一整套僵化的体系。从此，大学精神在所有的大学荡然无存。王康在《来路与去向》当中就一再表达过相同的感受和愤怒：“我已年届三十，考进西师，不是来补习古文和拼音，也无丝毫‘天之骄子’、‘时代幸运儿’以及‘迟来的好运感’。”因此“我忝列藐视现行教育制度、长期旷课的学生之列。”   十 “悲愤与抗辩”精神的代名词   “普通人”文学社成立大会，既是一种大学生之间的相互启蒙和砥砺，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促进和鼓动；它让与会的人们擦亮眼睛，认清现实，然后相互激励去寻找一种全新的文学理念和全新的价值生活。 会场响起“特别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山民写道：“这是由衷的鼓励：生命在于运动。奋发吧，亲爱的小同学，用桨叶划破死水，用羽翅托起晴空。友爱和赤诚不仅溢漫过了年龄的闸门，也弥平了职业和身份的沟壑。” 中文系七九级的何卫东回忆说：“大学生活中对我们冲击最大的有四件事”：一件是，校方补开了一个规模小、规格低的吴宓追悼会；一件是，美术系学生在校行政楼旁的葡萄架里举办的现代派露天画展。而另外两件事影响更大、更为深远，一件是：‘普通人’文学社宣告成立；另外一件就是人民代表和校学生会竞选。他说：“上述四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日渐对课堂内为数不少的课程感到失望和厌倦的状况下，课堂外的精彩几乎未曾中断过。” 在这个夜晚，又一个感人的场景出现了：这时，一个穿军装的大学生，他猛地站了起来：   我是军人，也是普通人。我的希望有两点：一、希望文学社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二、希望能容纳不同风格、流派，生命久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在七七级和七八级大学生当中，就有一些现役军人。比如“普通人”文学社成员周方煌就曾经是军人。山民在文中称赞道：“不愧为军人！语言像钢铁的碰击，铿锵有力。我们是第一见面，但分明又熟悉得很。在《将军，不能这样做》、在《小草在歌唱》的诗行中，我们已经认识了你们的心。今天，是心更加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在那个年代，军队中的“良心诗人”叶文福和雷抒雁，以诗歌作为抨击权贵和进行反思的利器，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为中国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发声，直至怒吼。因此他们深得大学生和普通民众的尊敬和推崇。 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朦胧诗人舒婷的《也许》竟然如此深切地传达出了与会者共同的心声。在张鲁的提示之下，大家异口同声地朗诵道：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 也许泪水流尽 土地更加肥沃 也许我们歌唱太阳 也被太阳歌唱着 也许肩上越是沉重 信念越是巍峨 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 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 当与会者以包含深沉而悲怆的情愫朗诵到这首诗的最后一句，眼泪和悲愤将这场“文学奠仪”推向了高潮：   也许 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 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尽管在与会者里面，文科大学生占绝大多数，但是也有几十个理科大学生。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站起来了，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消除人们对理科生的误解。他的发言同样充满激情，而且掷地有声、感人肺腑：   你们也许认为，理科的同学只迷恋科学的殿堂，不愿涉及文学的世界。不，我们也是人，也同样关心人的文学、人的世界。不错，我们热爱科学，但我们不愿做科学的奴隶！我们愿意看到：文学中有对于科学世界的真实描述，能够写出科学与人的实质关系！   有感于此，山民点评道：“长期以来由于体制的原因，特别是在把人当作工具的理念大行其道这几十年，文理互不搭界、隔阂较深，加上专业语言的不同，这种不理解就更为严重。但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是人，都可以通过心灵沟通来相互理解。”而最好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学，尤其是为普通人代言、为普通人立传的文学；自古以来，权力集团处心积虑地将知识分子，不管是文科知识分子，还是理科知识分子“精心打造”成供其役使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人”来对待。因此，这个理科同学发出的“我们不愿做科学的奴隶”，迅即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王康适时补充道：“不光是不能够做科学的奴隶，更重要的是，永远不能够做权势者的工具！” 积极主动要求表达意见的人此起彼伏，大有争前恐后之概。“一颗颗赤诚的心使室内的温度骤然上升，一波又一波的掌声不断振荡着发热的空气，每一个人的脸都是滚烫的。”山民像一个忠实的历史见证者和记录者，自始自终关注着每一个具有“历史感”的瞬间，捕捉着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细节。 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中，有两个文学社特邀的嘉宾（他们不希望提及他们的名字）——本来，王康和张鲁希望他们能够加入文学社，但两人表示“现在不急于，也不便于参加”。不过，可以作为朋友，提一点“建设性意见”。因此，文学社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其中一位在致辞中是这样表达他的意愿的。他说：   “普通人”文学社的同仁们，你们在追随者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你们的事业。但是，打破一种旧的文学形式或者文学局面并不算难，难的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东西！我希望你们的追求不是哗众取宠；希望你们的文学社和刊物的生命能够长久一些，而不要悲剧性地早夭！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所学校里，昙花一现的东西，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衷心希望你们的”普通人”文学社活得更长一些！   对这样的致辞，王康和所有的文学社成员都真挚地表示欢迎。王康说：“我们欢迎各种意见。请大家相信，我们绝不搞一言堂；绝不实行孤家寡人的政策，因为我们始终牢记我们是‘普通人’，是忠实地为‘普通人’代言发声的文学人和知识分子！” 最后，王康提议与会者齐声朗诵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著名的《爱情与自由》诗句。于是教室内外的这五百多个人庄严起立，齐声诵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由于那个著名的匈牙利诗人的“加入”，官方的本能反映是：这个“普通人”文学社具有“裴多菲俱乐部”的某种性质。针对一种误解需要加以说明：“普通人”文学社，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属于七八级的，它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学生自治团体，它既是西南师范学院的“院级文学团体”，也是超出学院范畴的思想与文学自治组织；它不是“中文系七八级的代名词”，也不仅仅体现的是“七八级精神”，而是1980年代，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在波澜壮阔的“公民运动”实践当中，体现“悲愤与抗辩”精神属性的“代名词”。 后来，王康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实在是一个令人永生难忘的历史时刻——“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久久不散，久久不散。” 遗憾的是，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在社会普遍贫困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照相机，更谈不上有录像机。因此，没有能够把成立大会当时的感人情景具体生动地记录下来。但是，作为西南师范学院办学历史中的这一非常事件，却在与会者，甚至还有许多未与会者的心灵中——在他们的记忆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深深的精神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