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七章

第七章思想异端渊源所自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8.JPG" width="160" height="216" align="right" alt="" /> </div>   一我们的精神摹本和“知识表率”   关于为什么要成立“普通人”文学社？“普通人”文学社与西师曾经有过的那个叫做“桃园”的官方文学社在本质上有何不同？甚至于与重庆地区以及国内其他高校的一些大学生文学社有何不同？搞清楚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这种辨析我们不仅可以知晓“普通人”文学社的本质内涵，而且还可以知晓其历史文化渊源所自。 非常搞笑的是，“普通人”文学社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西师官方和重庆市宣传部的官僚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欲灭之而后快。可是，三十多年后，“西南大学”的官方网站居然将张鲁和王康说成是官方“桃园文学社”的成员，而且把他们说成是该文学社的“杰出代表”。真可谓，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 言归正传。在此，首先必须回答为什么要成立“普通人”文学社的问题。表面上看，“普通人”文学社的直接“推助力”是民主选举运动，但实际上它的产生具有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神渊源。王康后来在《文学社杂议》一文中就从好几个方面谈到了这些具有宏大意义的背景与渊源。的确，“普通人”的民间结社“情结”与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文人结社是中国人文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之一；中国文人结社的历史发展有它自身独特而硬朗的演进轨迹。从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考察，可以得知：文人结社、民间雅集，是中国最为久远和伟大的人文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光辉灿烂的精神品格的体现，是自古而今中国知识分子凸显其文化担当和思想使命的行为范式；他们通过结社来凸显自我的精神、性格、情趣、节操，以及自我独特而丰厚的文人生活内容、思想锋芒和美学形态、审美风格以及文化气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行程中，这些独立于“庙堂”之外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和思想特色，向世界展示着他们特异的思想样式和审美理想。从古至今，这些具有相同志趣的人们每到重大历史关头，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生民鼓与呼——   文学社源远流长。孔夫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弦歌不绝，不就是一家流动的文学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就是文学社的读品？公元前一年，西汉千余太学士抗议哀帝惩处司隶鲍宣，开中国文学社关怀天下之先河。公元二世纪，东汉太学士联名抨击宦官擅权，数百书生下狱罹难，酿成“党锢之祸”。千年后，太学士陈东率数百人伏阙上书，要求赵徽宗起用抗金首领李纲为相，文学士们首度干预对外国是。明代东林党人结社东林书院，在大门上赫然书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显然，“普通人”文学社成立的初衷，就是力追中国古代贤哲关怀天下、指点古今、干预社会人生的一种续接传统、弘扬传统的文化担当行为。从这样的历史视角来看，“普通人”既是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也不是在抛弃传统的前提下独创历史。它强调，自己不仅是这伟大人文传统的继承者——它有责任把这一度被截断的历史重新接续起来。即使这种担当与接续将面临极大的历史风险，就像“顾宪成、高攀龙等学界领袖与弟子”曾经遭遇的那样。他们“讽议朝政、栽量人物、为民诸命、弹劾权贵，反对阉党，以致遭到后党和宦官集团的血腥镇压”等等。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后来的历史行程中一再上演。但是，历史毕竟没有让中国能够自绝于人类文明潮流之外。 在“普通人文学社“日常”的研讨中，大家多次以晚明和晚清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痛苦，以及怎样寻找正确的文明方向和价值路径为主题进行思考。集中讨论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遗民知识分子”，和以龚自珍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关头，所作出的历史文化抉择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给予的启示。 特别是晚明“遗民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深重忧患，往往是与他们对中国文明路径的重新选择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社把思考的视角和探寻的目光置放到这样的层面，就表明这不是一般意义的、以文学创作为主旨的文学社。而是将自身置于“亡国”与“亡天下”的文明视界进行精神路径探寻的民间社团。顾炎武为代表的“遗民知识分子”团体就其本质而言，无疑具有这样的文明属性。“普通人”文学社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摹本和“知识表率”，这就在“精神谱系”的意义上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源头和归依。 “遗民知识分子”之所以强烈地批判和蔑视现实功名利禄，日夕陷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的痛楚之中，急切地渴望寻找到“有以救之”的精神出路。其实，就在于他们与此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既有传袭，又有精神境界的超越。顾炎武在他写给自己的学生潘耒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王康在写给文学社成员的信中一再吐露出的那种急切而忧戚的感喟，就明显地与顾炎武们形成了一再意味深长的精神呼应。由此可见，这相隔三百余年精神感应是多么的令人惊异；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历史困惑是多么的相似：   我们都觉察到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在到处散播。十年，不，应该说两千多年来，民族的忧患积下的流水还在流淌，翻腾，这是一个半睡半醒，踢着梦脚，唤着梦呓的时代，也是一个痛苦的离析过程。生存、信仰、道德、享乐、探索、沉沦、绝望、对抗……真是一片含混不堪的交响！始皇帝的幽灵和着“四人帮”的挽歌，“满江红”的悲怆夹着“配成对”的软绵，现代机场映出拾破烂老太婆的枯影……时代的潮水在分叉，在回旋，在淤积，就在这种时候，我们手拉手，怯生生地，然而无畏地走进了生活！   如果说，顾炎武他们所面临的是近代西方文明曙光初露在中国文明的地平线之际，重新对“中国”与“天下”所作出的理性应答和深刻反思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应答和反思不应该比他们更迟钝和肤浅。三百年前，当顾炎武初次接触到《明夷待访录》后，在他写给黄宗羲的信中抑制不住的欣喜溢于言表。他说：“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故而从《易》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得到了全新的启示。这种启示全面反映到《日知录》当中，所爆发出的精神轰响的确是前无古人的。 这种情景就如同文学社成员在苦闷与忧患中接触到赫尔岑、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兄弟，以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苏知识分子、诗人、使徒和先驱们所引发的思想惊异和精神感应一样——“为我们打开了反思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社会主义现行模式的西方文明之窗；因为，似乎这些来自“西方智者和才子，才是离我们更近更熟悉的，更称得上是我们精神上苦难而伟大的父兄。”王康如是写道。   二 “明道救世”的责任与担当   显然，黄宗羲、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颜习斋、李恕谷这些晚近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处境与我们更为相似，我们对两千年以来，特别是对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检视和批判的基点，也与他们更为相似。在这遥遥相对的精神传接当中，他们以远远超出文学视野的目光，对中国专制传统笼罩之下的种种管控制度的反思和批判，这样的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气度，无疑让我们景仰，同时给我们树立了恒久的精神标杆。 顾炎武这些“遗民知识分子”始终坚持以“明道救世”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担当来开创文学与“学术”的新时代。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的精神路径奇迹般地通往了与西方近现代文明非常接近的思想高度。在对专制君权的怀疑与批判当中，他们大胆地喊出了抛弃“独治”实行“众治”，也就是“民治”的杰出思想主张。顾炎武愤然呼喊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并且以毫不动摇的口气指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们坚持的这种“众治”理想，不仅非常接近西方的民主主义、民权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而且也进一步对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出了非常明确而清晰的现实描画。因此，“普通人”文学社所寻求的文学理想和精神路向，事实上就是顾炎武们所激情描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类情怀，以及他们所憧憬的“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那样的“众治”理想——可以说，这就是“文学社”所领受的“神圣使命”。但是，在经过自我灵魂拷问时，“普通人”文学社成员必须清晰地了解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王康在《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一文中以“从实招来”的坦荡气度写道：   本应成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命所赋、继往开来一代的我们，却几乎沦为全面悖离中国常道、畸零虚无的一代。在最积极的意义上，我们作为中国历史链条的自然环节，依凭基本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责任，有望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起死回生的最后一代见证者和传人。   不仅如此。决定“普通人”的思想与文学选择的，还有来自近现代历史转型形成的具有现代文明内涵的新传统。由于这一“新传统”的纳入，使“普通人”文学社既具有古代人文传统的士人团体的性质，同时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社团的性质。 回顾近现代知识分子组织社团开展启蒙救亡活动的历史，可以使我们真切地触摸与感受到文学社“双重传统叠加”的社团性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变为了某种程度的开放型社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也对文人结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文人结社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于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与文学。虽然两者在结社气质上有着深隐的联系，然而两者在具体的审美取向和价值理念上还是显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通观这一转型期文人社团的价值与审美取向，即可知道：从政治文化方面来看，结社者追寻的文学理想和坚持的基本主题与现实政治文化主题趋于一致；从社会功能方面看来，文学的革新性和现实参与性被强调，文学的自我启蒙教化作用得到了积极的肯定。近代以来的文人社团中人绝大多数都是：既主动承袭古代文人传统，又自觉接纳“西方观念”的社会改造和文学改造的新派人物。为此，王康在《文学社杂议》中别有深意地性道：   十九世纪末，中国最大历史事件，仍由书生结社而起，即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公车上书”，乃有戊戌变法以至后起之排满运动和辛亥革命。1918年，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俞平伯、冯友兰、叶绍钧、朱自清、徐彦之等北大学生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顾问下，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英文刊名为Renaissance，“复兴”之意），其中多人成为“五四事件”的领头人，嗣后在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崭露头角。只要专制当道，言路不开，当危机深重和历史临歧时刻，就总有学者和青年学子结社，以造成舆论，引领时代。   就身份而言，这些文人社团与过去的传统文人群体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第一身份是社会现实的批判家和改革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他们吟诗作文主要是借以抒发救国救民的政治文化情怀，甚至更看重诗文的启蒙匡救效应，而不是像古代骚人墨客那样更注重于内在心灵的探询和艺术审美上的自我陶醉。随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发展，文人社团自然成为了此后各个历史时期政治革新运动的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这场蔓延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学革命的中心议题是：怎样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将过去文人们习惯于审美把玩的文学真正转变为能够服务于国家民族的进步、能够推动自由民主社会建构和发展、能够唤醒普通民众现代意识的“社会公器”。应该说，“普通人”文学社成员心目中的“文学”就具有这样的“社会公器”属性。有感于此，王康后来在《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一文中写道：   尽管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年表已空前紊乱，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是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尽管经历迷失、倒错、断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陷置于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精神荒原；尽管我们因为天真无知，曾经尽情践踏挞伐历经千万载、由无量数农民、诗人、工匠、歌者、樵夫、哲人、渔夫、史官、武士、高僧、禅师、隐士、大师天才、匹夫匹妇、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共同垒筑的文明圣殿整整十年之久，至今未有痛彻的忏悔，但中国文化命脉并未断绝，虽已花果飘零，却无比坚韧，数度从极其艰危的困厄，对中国发声，向未来嘱托。   因此，“普通人”文学社成员在精神气质上，就颇有点像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而且还是自由主义的。或者可以说，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和历史观。简而言之，是一种秉承自由法则的文学理想和价值追寻。就像当年“新月派”同人声称的那样:“我们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或者像当年胡适在《独立评论》发刊词中告白的那样：“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这样的一种团体意识和经世态度，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文化自由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思想奔放、言论自由既是他们组团的价值取向，也是他们为人为文的精神宗旨。   三 “自我审判”与“精神流浪”   因此，所谓的“文学”，对于“普通人”文学社来说，不过是用来进行自由抒写、自由思考、自由生活、自由展示他们的灵魂舒张和精神独立的“艺术样式”罢了。然而，如果要组建一个“自由”与“独立”意义上的文学社团，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所面临的精神文化景观，所注目的历史文化行迹有清醒的审视与自我评判。王康写道：   中国近现代精神文化史的一个可悲现象是，从严复到康有为，从蔡元培到胡适之，从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再从陈独秀、李大钊到储安平、顾准，无论国学根基还是西学功夫，我们都难以望其项背；而精神父辈、祖辈和曾祖辈不忘天下的襟抱，肩挑大义的勇力，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道宏愿，更是我们失落已久、甚至从未真正体悟践履的中国天职。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变形记。   的确如此。“无论是国学根基还是西学功夫，我们都难以望其项背”。诡异的是，我们因为承担了无可逃避的历史责任，或者叫“中国天职”，所以尽管我们“悲哀”，尽管我们“变形”，我们这一代还必须“为往圣继绝学”；我们还必须勉力重新整理“国故”，以达到“绵延历史的可能”；“如果由于怯懦和懒惰，最终无力继续修复中国的精神谱系，我们将永远愧对先贤、遗笑子孙。”——这样的悲剧情景，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文学社”承担的责任是重大而严峻的。是的，我们必须不断地诘问自己：“我们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根本无法在“自我审判”的基础上，切实地肩负起历史和文明的重任。为此，王康如是写道：   在最积极的意义上，我们作为中国历史链条的自然环节，依凭基本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责任，有望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起死回生的最后一代见证者和传人!而与我们的西方精神同辈相比，与战前战后西方“垮掉”、“颓废”、“嚎叫”、“分裂”的一代相比，我们的精神病痛和道德错乱更需疗救。从尼采到希特勒；从奥斯威辛、达豪到卢比卡扬、古拉格群岛；从广岛、长崎的核蘑菇云到纽约世贸双子星座的噩魇，西方确实危机重重、乱像环生，三百年来辉煌全球的西方文明确实正滑向洪水——十字架——世界末日的险境危途，但那终归需由西方自己去面对，何况西方向来不缺少自己的异端和叛逆。   那么，我们自己的“异端和叛逆”又在哪里？当我们在尚未进入到认真反思和自审的那个精神蒙昧时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从‘荡起双桨……推开波浪’到揭发父母、批斗师长的年头，三百五十余万知识界人士包括众多自由代表人物沦为中国文化噩运的苦难先驱，继之是老舍、田汉、傅雷、田家英、潘天寿、马一浮，是林昭、李九莲、遇罗克、张志新；他们和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一齐跌入深渊。熊十力曾在无限寂寥的暮年作绝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使孤苦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托宏愿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因此，“普通人”文学社首先必须要学会在肩负历史大任之前进行严厉的灵魂自审。 说到“普通人”文学社的缘起，还应该感激来自旧俄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给我们的启示，特别是“赫尔岑小组”给我们的结社启示。《文学社杂议》以艳羡不已的情态描述道：“无独有偶，俄国在19世纪就出现过堪称典型的文学社团。克鲁泡特金在《革命家札记》中指出：俄国青年的学校生活与西欧青年截然不同，俄国青年上大学或军校时非常关心社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青年大学生社团的共同点是：一，无所畏惧地揭露官场和社会的种种腐败和陈规陋习。同时指出不进行社会改造，国家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二，在思想空间和实践手法上都大大超出了前辈知识分子的局限，显得思想视野更加开阔与精神领域更加自由。三，欧美的现代思想文化资源和社会革新思路被他们大胆借鉴。因此，这些青年思想者和文学革新者尽管水平并不怎么高，但是产生的社会效应却是相当大的。他们以开放的胸襟和视野审视和接纳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成果，以惊人的才华进行“二度创作”。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使他们在世界的思想和文学版图上格外引人注目，甚至完全压过了欧美青年的风头。 “普通人”所追慕的旧俄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就正体现了这几个方面的精神品质和“艺术风貌”。说到底，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对自由和人道理想的赞美，在实质上更多地体现的是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对思想管控的反抗，以及对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建构、对自由理想的社会生活的执着追求。“普通人”文学社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到人的异化——人的被奴役、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种种荒诞的境域，进而将自身与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对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批判精神联系到一起，毫无疑问，这种积极寻找中国之外的知识分子精神群像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民主选举期间，在王康的陋室里面，我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他认识了有着敏感天性和叛逆性格的旧俄时代的思想家赫尔岑，以及那个著名的“赫尔岑小组”——一个光耀世界思想史册的青年社团的名字。 这种渴望寻找精神出路或者说寻找灵魂栖息地的“青春流浪”的情景，在1978-1980年代的大学生当中比较普遍。就像诗人王家新在《我的八十年代》中所描述的那样——虽然他说的不是赫尔岑和“赫尔岑小组”，他说的是诗人布罗茨基，但是，那种在“精神流浪”中突然窥见到一束耀眼的思想火光的情景，却与我们是如此的相似：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此开始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他简直说得太好了！他从布罗茨基的那半间小屋里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尽管命运没有给予“我们这一代”这样一个位置，然而，却引导我们“以此开始从事一种自我辨认”的难以忘怀的精神旅程。 文学社成立前后的那些难忘的日子，因为知道了赫尔岑和他的小组，我们的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得到了升华，获得了意义。赫尔岑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生活，是多么的令人神往啊！阅读中我们得知，在<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867205-6080055.html" target="_blank">莫斯科大学</a>，赫尔岑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在这个自由的校园里，他的独立和自由奔放的思想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赫尔岑小组”集结和锤炼了一大批具有人道情怀和自由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学生活自由奔放、多姿多彩，每个人都没有虚度大学时光。   四我们的思想典范与道路选择   王康讲道：赫尔岑在上大学之前曾经与他的好友奥加廖夫在麻雀山上，面对莫斯科城大声发出他们的铿锵誓言：将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奉献自己的一生！这些与大学生活有关的动人细节，令我们感奋不已、羡慕不已，同时也羞愧不已。“普通人”文学社将旧俄时代以“赫尔岑小组”作为自己的思想典范，这种文化道路的选择，表明了我们对中国式的大学生活的不满与反叛：   赫尔岑在广泛接触欧美青年后颇感失望，他因此格外赞赏俄国大学生的远大理想、青春活力、历史使命感和宗教般的献身精神。在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后近三十年的黑暗时期，彼得堡和莫斯科先后成立了众多大学生文学社团。最著名的有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莱蒙托夫小组、赫尔岑－奥加辽夫－恰达涅夫小组、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组。他们彻夜朗诵诗歌和译作，评论文学界，抨击时政，探讨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筹办秘密印刷所，散发公开信和传单，还讨论废除沙皇专制和农奴制、施行宪政。十九世纪俄国思想，文学、艺术、社会和精神发展的领军人物，几乎全部出于其间。在世界近代史上，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没有出现过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前仆后继、追求真理的悲壮历史景观。   描述这样的历史景观，王康用了“前仆后继”这个成语——如此的精准、如此的令人钦佩、令人神往。1825年，帝都圣彼得堡发生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有五个领头的反抗暴政的英雄被推上了绞刑架。当天官方在莫斯科举行祈祷仪式，以此向民众显示专制主义的威慑。后来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面回忆道：“我参加了祷告式。当时我只有13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 的的确确是“前仆后继”。1834年，"赫尔岑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被官方逮捕。随后，赫尔岑被辗转流放到彼尔姆、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和<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941505-6154438.html" target="_blank">诺夫哥罗德</a>等地，前后长达近十年。在流放的旅程中，赫尔岑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思想著作，对俄国乃至人类的悲剧处境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在进一步深入俄国民间生活的经验基础上，强化了他的批判精神，坚定他的社会革新理念和献身人类幸福的崇高信念。他的那种动人的沉思状态，他的那种为俄国民众、为人类写作的感人神态；他创办的《北极星》和《警钟》杂志，等等等等，都成为了我们无比景仰，并且积极仿效的精神具象。 赫尔岑诞生百年之际的1912年，苏俄党魁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居然把他纳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谱系。他说：“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有三代人物、三个阶级。”他认为，第一代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第二代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们；第三代则是他们自己“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今天看来，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赫尔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充满残暴与血腥的思想谱系。“普通人”文学社也绝不会在这种血腥残暴的历史景观之下接受这样的思想谱系。这种纪念无异于在羞辱赫尔岑。 文学社哪能不读书呢？关于书，赫尔岑解读得比高尔基更为精彩。他说：“书，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这是将死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准备休息的哨兵向前来代替他的岗位的哨兵的命令。” 文学社哪能不追寻真理呢？关于真理，赫尔岑宣讲得是那么的深情：“因为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关于“我们”，赫尔岑解说的就是我们啊！他说：“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他还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他完完全全成为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他向我们指示真理，他给我们演示青春；他还给我们讲解什么是“我们”…… “赫尔岑小组”那样的大学生社团，本来在中国就比较稀有。即使是在民国时期，也几乎没有出现过。1949年以后，中国的大学生自治社团完全处于“灭绝”的境地。王康由此大发感慨：“1957年后，中国大学生文学社需当局批准才能建立。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催生了现代中国圣女林昭。直到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学校民主选举中，才出现了独立的大学生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今天》、四川大学的《锦江》和西南师范学院的‘普通人’文学社,以及《普通人》杂志。”其实，四川大学的《锦江》多少还是有一些半官方的性质。其与《普通人》杂志及“普通人”文学社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关于文学社的来路，亦即其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文学社的去向，亦即其担当的历史使命，王康在《文学社杂议》的结尾部分是这样表述的——   当一个民族不能充分履行思想自由的天赋人权时，它的抗议和愿望常常由青年学生担戴；当哲学和一般社会科学宥于意识形态大法官的淫威沦为当政者的诠释者时，文学便敲响了时代警钟！这是不幸时代的幸事，这是古今中外反复见证的一份历史履历。文学社还在路上，直到文学回到它纯粹和完全个人化的本质，——我怀疑这种本质，至少在中国，至少在21世纪内。   联系到1980年民主选举期间，青年大学生在校园民主浪潮中所担当的责任、所发挥的作用，的确又一次验证了“当一个民族不能充分履行思想自由的天赋人权时，它的抗议和愿望常常由青年学生担戴。”这样一个具有悲剧和哲学意义的真理；同样，在校园民主浪潮中，青年大学生的文学书写者的确有一种“敲响了时代警钟”的恢弘勇毅的献身意味；只有这种傲然屹立于历史和现实境域中的文学，才称得上“这是不幸时代的幸事，这是古今中外反复见证的一份历史履历。”——也就是说，文学社不仅要负责任地认真书写“不幸时代的幸事”、书写时代的“一份历史履历”，通过这样的书写，它实际上也是在积极地书写文学社自己的“幸事”和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履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康说：“文学社还在路上”。但是他又特别强调说：“直到文学回到它纯粹和完全个人化的本质”之际，文学社才可以暂时告一段落。然而他又赶忙补充说：“我怀疑这种本质，至少在中国，至少在21世纪内”——似乎显得有些不得要领。其实不然，他实际上表达的思考含义是：文学社永远在路上！如果我们把《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一文与之联系起来思考，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具有今日中国对于世界祸福安危的分量。历史已无情地表明：即使没有人文知识界，中国现代化的物质性成就也会让世界瞩目；同样自明的是，因为精神、思想、历史、哲学、宗教以及仁爱、善意、良知、性灵、道德、理性、勇气、人道的匮乏和缺席，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不仅困厄纷至，代价极高，而且危机不浅。“9．11”恐怖悲剧发生时，中国年轻一代——我们的精神继承人令世界震惊、令我们失语的狂欢表演，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任凭这种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泛滥，我们当年既愚蠢又邪恶的历史纪录，将被年轻一代大大刷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将不过是低调的序幕和预演。   五使徒般的荣誉在灵魂中朗照   “普通人”文学社及《普通人》杂志后来成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固然是由于它当时所处的“时代语境”、它所具有的“超前意识”，特别是它所持有的思想理念和审美价值观等等因素促成的之外，具体到《普通人》杂志的创办而言，不能不提到1980年前后普泛于中国高校的大学生独立文学社团和独立文学刊物勃兴这一重要的精神文化背景。 1978年到1980年，以文革末期出现的著名的“地下文学”旗帜性杂志《今天》为摹本，大量的民间独立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最早作为“事件”而引起广泛“震动”的是《这一代》杂志的创办与被查封。《这一代》之所以成为“异端”，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异端”属性，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敢于”在此前十三所高校独立办刊的基础上走向“联合”！据当时参与筹划“联合”事宜的当事人回忆说：   这是一本全国13所高校的中文系联合办的刊物，参与其中的除了北大的陈建功、黄子平，还有中山大学的苏炜、北师大的徐晓、吉林大学的徐敬亚，其中的串联组织者是武汉大学的张桦。记得张桦当初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来找我。记忆中这是一个浑身充满青春活力与蛊惑力的大学生。他之所以来找我，主要是送给我刚刚出版的《这一代》杂志，是创刊号。他送我的那本《这一代》，封面是由后来成为著名先锋派美术家的徐冰所设计，那个封面上有黑色的栅栏与歪歪扭扭的脚印。我后来才了解到，这是与后来流行于世的《这一代》封面完全不同的一本杂志。当时，因为印刷厂刚刚印了一千个这样的封面，很快就因为“上面”的压力，停止了印刷而改印了另外一种不太具有“刺激性”的封面。这种封面的杂志只有极少一部分保留了下来。可惜是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珍贵之处，在后来搬家的时候被我丢弃了，还包括当时的一批油印杂志，如《今天》等等。   《这一代》是在印刷过程中，因来自官方的压力而搁浅了。按黄子平的说法，得以保留下来的只是“半本杂志”。当时觉得诗歌部分“有问题”，所以就拿掉了，留下了“没有发现问题”的小说部分。它的发刊词是由黄子平和刚从美国回来不久苏炜合写的。这篇文字颇具煽惑性。开篇是这样呼喊的：   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追求、幻灭、迷乱、失望甚至绝望、痛苦和欢乐、爱情和仇恨——国家脉搏与人民的心跳相通，呼吸共祖国的胸腔起伏！有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也有霞飞日出、白云拂天，有大海咆哮、汹涌澎湃，也有潺潺清泉，如泣如诉……   于是，这一代有了他们崭新的文学，真实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理解，通过艺术形象去追求真理，去唤起人们的信念、意志和尊严，歌唱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要在艺术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制定的创作规格”，决不停止对新的艺术风格、艺术方法的追求和探索，等等等等。但是，客观评价，《这一代》的这篇发刊词在文字表述和思想性等方面，其水平不仅比不上《普通人文学社宗旨》，即使与《燧石》的发刊词相比，也明显有相当的差距，除了渲染青春的热情之外，通篇都是一些类似于文革那样的豪言壮语，显得比较空洞，比较矫情。 《这一代》的创刊号主要执行者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自治团体，具体负责编辑事务的是张桦，不过，它名义上的主编却是诗人高伐林。创刊号上共发表了六篇小说，放在头条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锦江》文学社社长龚巧明的《第二乐章：希望》，然后是曹冠龙的《火》。需要说明的是，曹冠龙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三部曲小说当时在国内青年大学生中颇具影响力；还有王小平的《潇潇雨夜》等。 小说《第二乐章：希望》体现了龚巧明一贯的风格，尤其是她的“问题意识”，这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令人称道和惊异的展示。小说叙事展开的历史场景，依然是“文革”时期。小说描述一个知识分子凭借内在的精神力量，是怎样像圣火一样引导他及身边的人们，去面对现实的荒诞和野蛮，并且怎样将这种精神之火传续下去。编者说，之所以选择它，并且置于头条，“是想区别于当时廉价的伤痕潮”；认为小说描述和揭示了远比伤痕更加有价值的内涵。张桦后来回忆说：“1979年我到成都，在川大见过龚巧明。她短头发，戴黑框眼镜，显出瘦与坚毅。她当时在全国的大学生文学创作中脱颖而出，是因小说《思念你，桦林》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喧哗与骚动。”这篇小说采用日记体的叙事手法，其基本的叙事框架是一个婚外恋故事。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去林场写生的女教师，没想到在一片极具苏俄情调的桦树林里，与林区的一个富有文学情趣小伙子产生了恋情。在那个年代，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居然热衷于去写令官方和社会公众敏感的婚外情，本身就非常的“不合时宜”，小说竟然为这种婚外情“涂脂抹粉”，正面对它进行审美歌颂与道义评价。不仅如此，小说当中还以相当的篇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男女之间的那种强烈的感官欲望，刻画他们的身体感受，赞美他们之间的身体吸引力。小说当中，“我”的视线中，最美，而且美不胜收的是阳光照在“他”皮肤上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还有白桦林中飘拂的那种欲望的气息，等等。使这篇小说以思想解放和肉体解放的前驱姿态，风靡于中国当时的大学校园，成为了大学生自治文学团体和“表现主义文学”的旗帜。 在1979-1980年代，四川大学的“锦江”文学社在中国校园社团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以龚巧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写作者，他们将各各不同的文学创作个性和社会思考融入到波涛汹涌、悲情凝重的“新时期”文学潮流之中。社长龚巧明小说中的人性立场和非主流叙事经验，特别是抒情性叙事中所凸显的异质化人性敏悟，对这一时期青年写作的影响相当广泛。龚巧明大学期间因为积极投身校园民主选举，而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所以毕业时干脆“自愿报名”远赴西藏。后来她参与了《西藏文学》杂志和西藏作家群的组建工作，并创作了大量的反映藏区生活的小说。1985年9月，龚巧明在采访和体验生活的途中，突发意外而随车坠入尼洋河的急流不幸牺牲，年仅37岁……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谈到龚巧明，无不表达出深深的惋惜、遗恨和怀念之情。 据参与者回忆，真正导致《这一代》夭折的是两首诗。一是王家新的《桥》，再就是叶鹏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王家新的这首《桥》，到底描述与释放了什么样的“离经叛道”的情感价值呢？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妨重新来认识和感受一下：   那像一弯彩虹的，是桥吗？不错！不错！ 看晨雾飘过，朝霞正给它描画出轮廓……   桥南是中南海：岗哨游弋，楼阁隐约， 桥北是北海：笑语泛舟，春波戏荷……   呵，我多么想从桥上深情地走过， 向我“心中的海”呵，献上颂歌与祝贺！   然而不能，那桥上的枪刺在提醒我， ——不许靠近！不能前行！不准通过！   多费解！沟通着两岸的桥呵，桥呵， 在这里却变成锁，一把生锈的锁！   与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相比，这首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特征的诗歌，其涉及的中南海这一“禁区”远比将军私自建造的别墅这样的“禁区”，更加令人不安。张桦认为它“超出了当时官方的承受力”。《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则更加显得“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诗歌“含蓄”和“温文尔雅”的那些传统训诫：   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红旗牌”像一颗飞掠的流星， “丰田造”似一个天外的来客， “小上海”，震聋了满街的耳朵， ——闪开！闪开！ 让我！让我！……   这首诗最后的结尾已经不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诗教”来抒发情感了，而是按照恩格斯“愤怒出诗人”的“最高指示”在呐喊了：   呵，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人民并没有在惊愕后沉默， “屁股冒烟的种族”呵。 请不要以为， 我们的制度， 会永远为你们把绿灯开着！   叶鹏的这首诗明显是得益于《将军，不能这样做》的思想与文学启示，是那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叶文福体”诗歌。这样的诗歌，其艺术水平高低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由这样的诗歌所宣泄的情感价值；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的公民意识驱使之下的“公民写作”。这种写作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1980年大学生们积极参与民主选举。说实话，写诗歌，或者写小说，写剧本等等，本质上都是一种“公民意志”的表达，一种“公民情绪”的宣泄。当然，首要的是，这种在当时比较普遍的创作现象，凸显了大学生公民权利意识和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 如果不把这样一种强大的思想和写作背景结合起来审视，就根本无法洞悉和把握“普通人”文学社及《普通人》杂志的“旨趣”与隐衷。当年，黄云开代表西师的大学生去“秘密参加”《这一代》的联谊会，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也正在这里。 《这一代》的被查禁，许多当年的参与者认为主要是小说或者诗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等等——“突破了官方主流意志可以接受的心理界限”，其实并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的关键是：十三所大学的学生自治文学团体企图联合，这才引起了官方高度的警觉与强力反弹！也就是说，任何民间组织试图走向联合，在官方看来都是具有挑战性和叛逆性的。  “普通人”文学社和《这一代》的大学生朋友一样，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目的明确，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路向明确——因为那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等待与呼唤；“普通人”文学社的使命神圣——即使沿着这个去向行走，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与风险，甚至会遭遇到比1957年和1982年更加不测的诡异和经验，但是，文学社存在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永远在路上！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这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当年，或许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并不是很多，如今，这条路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它势必被人们踏为一条历史的坦途——这正是文学社执着行走的意义——背负十字架的行走，一种使徒般的荣誉在我们的灵魂中永远朗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