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八章

第八章《燧石》群体文学事件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9.JPG" width="121" height="169" align="right" alt="" /> </div>   一几个文学群体的行事风范及思想差异      事实上，在“普通人”文学社成立之前，具有“普通人”文学创作理念和探索精神的创作群体，就已经在西师中文系出现了。主要有两个群体：一个是以学生自办刊物《燧石》为标志的七七级文学思考与创作群体，另一个是以“文学小组”为标志的七八级文学思考与创作群体。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大学生文学探索群体称之为两条思想支流的话，那么，在1980年势如狂飙的大学生民选运动当中，它们终于汇流到了一起——以“普通人”文学社为标志，终于集结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探索的新群体。 西师中文系七七级与七八级学生在校园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方面，总体而言其价值认同和观念取向上是比较一致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七七级学生热衷于创办文学刊物，而七八级热衷于以“文学小组”的形式进行问题讨论与作品交流。在民选运动以前，他们没有创办过文学刊物。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大学生文学群落，在1980年学生民主选举运动开展之前，并没有多少接触，当然也谈不上深入的交流。是1980年夏秋之际席卷全国高校的民主选举运动浪潮，终于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集结到了一起。 重庆地区大学生自办文学刊物的热潮，始于1978年的夏秋。这与当时官方文学界支持的以“控诉文革罪行”的文学思潮的兴起，也就是符合当时官方意识形态需要的“伤痕文学”的兴起有关。但是，在超越“文学”的历史反思和体制质疑的层面上，却直接与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自由潮流的兴起有关。当时国内高校的学生普遍热衷于创办文学刊物。不过具体而言又分为这样三种：即官方、非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的刊物；其中有的刊物严格信守在文学的范畴，并且始终以官方文学界作品为“风向标”；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刊物是以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姿态，在进行文学和超越文学范畴的思考与探寻。可以说，在当时重庆的高校里面，绝大部分的大学生刊物，其基本的文学格局和思维模式都属于前者。而西师中文系学生创办的刊物基本上可以归入后者的序列。 即使这样的格局，但能够以独立的文学探索姿态和初具思想锋芒的作品，引起西师官方“高度关注”与“格外担心”，从而确定为“重点帮教”对象的，恐怕就只有《燧石》了。不仅如此，这本大学生自办刊物还因为发表了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官方教育体制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小说《昨天，曾经爱过》，而成为了重庆市官方宣传部门点名批判的“有严重问题的作品”，一度上升到挑战意识形态的“突出事件”的“严重程度”。 《燧石》创刊于1979年2月18日，由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2班学生集体创办，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感召和激励之下，重庆地区大学生文学创作热潮中凸显出的具有民间性质的文学刊物之一。这份刊物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个月，但在这期间所经历的起起伏伏、风风雨雨，却比较“典型”地凸显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重庆地区高校大学生文学创作的思想脉络与探索路径，以及当时的高校管理者思想理念僵化、管理手段落后的诸多玄机，也通过《燧石》引发的“事件”而得以显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开放与封闭、进步与保守、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尊重文学规律与践踏文学规律，这两种力量的对峙与交锋等等，使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场景充满着悲喜剧的荒诞色彩。 具体而言，在“普通人”文学社成立之前，西南师范学院大学生文学创作平台，主要体现在中文系七七级学生创办的三份“自发性刊物”上面。它们分别是：七七级一班的《新潮》，二班的《燧石》和三班的《杏园》。以这三个刊物为标志，形成了较为松散的三个文学团体。在这三份刊物当中，只出了两期的《杏园》一直比较谨慎与温和。从创刊到终刊都相当平稳，因而也就没有弄出什么异样的响动。主要是原因是《杏园》由三班的“大同学”创办，编委主要有苏政勋、陈犀和、邓自夫、陈泽旗等。（七七级进校时即以年龄大小分班：25岁以上编为大班，25岁以下编为小班；七八级进校即不分年龄大小实行混编，不再分大班小班。）大班的同学几乎都历经过“完整”的文革运动，具有丰富而复杂的运动经历、坎坷而苦难的历史记忆、深刻而痛楚的精神创痕；不少人除了留存着文革的经验教训之外，还留存着文革之前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因此，大多数人对文学既抱有一定的好感，又抱有相当的警惕，因此以“既能够活跃创作又不至于惹麻烦”作为“办刊原则”，所以“比较听招呼”。当“上面说不能再办了”时，他们立马就停办了。 相对而言，《新潮》和《燧石》这两个刊物的参与者虽然均为年龄较小的“小班”学生，与“大班”，即三班的大同学相比，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文革”的经历，但涉世不深、人生经验不足，再加上血气方刚、富有热情，因此，缺乏“稳健”的办刊姿态和“成熟”的人生品格。然而，拿《新潮》与《燧石》相比较又显示出差异：《新潮》群体头脑较为灵活，遇事知道进退；而《燧石》群体性格刚毅、原则性强、敢于担当、不计后果。在官方倡导的“思想解放大潮”的感召之下，他们都积极地投身到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旗帜的“新时期创作潮流”当中，希望用自己的文学行动参与和推动“思想解放”在校园里面的进程。因此他们弄出的“响动”也就比较“异常”、比较引人注目。这两个刊物虽然公开面貌是“班刊”，但就其实质而言，多少具有同仁刊物的意味。不过，后来在遭受官方的压力时，这两个创作群体在选择应对方式和人生路向方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潮》编委会成员主要有熊郁、鲁兴国、钟鸣、赵有声、刘明华等人。所刊发的的作品具有那个时期“伤痕文学”共有的特性；与《燧石》相比稍显稳健，有文学探索的勇气，但一直比较谨慎，而且思考的力度也不够，特别是在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批判方面，反映也比较温和。该杂志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冷不丁”地刊发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故而引起校方的“高度警惕”。据说出刊的时候，编委会的人还在教室的讲台上高声朗诵《独立宣言》中的那些“严重刺激官方神经”的段落。《新潮》编委会成员被学校官方“约谈”后比较“识时务，知进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这本来是一个无理打压、粗暴蛮横的悲剧事件，奇怪的是，这个编委会中的一些人后来写文章在“总结”停刊的原因时，竟然说了这样几点：一是精力不支；二是时间有限；三是经费吃紧。丝毫没有对官方打压进行谴责——即使是时隔多年之后的谴责也没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识时务，知进退”认为是一种高智商的“潇洒”。在谈到“普通人”文学社和《普通人》杂志的抗争遭遇时，居然以“聪明人”的口气调侃说：“他们那些人就完全没有我们这样潇洒了”。   二发生学视角中的《燧石》群体   《燧石》编委会成员有冉隆中、周晓风、陈敏、陈伯君、张育仁等，主编为张育仁；《燧石》的主创人员有雷飞志、冉隆中、周晓风、山民、陈敏、陈伯君、嘎子、郭绪忠、刘莉、李鸣、郭虎、河沿、严敏、鲁克、黄子健、张育仁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为了“普通人”文学社的骨干社员。 关于为什么要创办这样的文学刊物，二十多年前，笔者在参与《跨世纪对话》一书的撰写时，曾经对当年创办《燧石》的这段经历作了简要的回溯。其中述及遇罗克的一段文字，至今读来仍令人心跳不已、感喟不已：   我们认为，从发生学的视角来考察，我们这一代人最初开始与历史反思有关的文学活动时，有两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关系极大：一个是遇罗克，另一个是张志新。可以说，这两个人的死，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刺激，对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刺激是空前的，也是惊心动魄的。早慧的遇罗克由于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再加上他的父母均被打成“右派”，以致数次报考大学，虽才华横溢、成绩超群，却都被粗暴地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在艰难的谋求生存的体力劳动之余，他顽强地自学，独立地思考，在封闭和禁锢的环境下，拼命地从“禁书”中汲取不为极权者允许的“异端知识”和“危险思想”。文革爆发后，他自办发行《中学文革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围绕“出身”而进行抗辩的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些文字完全有资格收入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献宝库。历史证明，其思想价值和人文意义完全超出了那些凭借威权而显赫一时的所谓“名著”或者“名篇”。因言获罪，他被打入死牢。遇罗克死得极为悲壮而惨烈。他不想死，他想继续为他自己，也为中国千千万万被侮辱被践踏的人们思考与抗争。他似乎就是为思考和抗争而降生到这个无情的世界的；但因为思考和抗争，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如果说，遇罗克和张志新不幸殉难于文革结束的前夜，似乎还能让人“理解”，那么，王申酉这样的“思想英雄”竟然被枪杀在那个被官方御用文人所描绘的“新时期”,那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这些思想者和抗辩者的死，给中国当代历史蒙蔽上了永远也洗刷不了的罪恶与耻辱。事实上，在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那个“新时期”，还有一个叫做史云峰的思想者和抗辩者也被残忍地枪杀在北京的郊野中。当时，我们曾经读到过一本印刷非常粗劣的报告文学集，书名叫做《划破黑暗的陨星》。那里面记述了十几个因追问和呐喊而殉难的思想者惨烈的人生行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死于那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新时期”。 就在《燧石》创刊的那个被悲愤和思考氤氲的特殊时刻，我们从中国的”萨米亚特”刊物《今天》上面，读到北岛献给遇罗克的诗篇《宣告》，那令人终身难忘的诗句——“普通人”的受难与死亡，文学的悲怆与力量，在我们的灵魂中产生的撞击与轰响，经久不息：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北岛的诗句告诉世界，我们所目睹的这个“黎明”是“血红的”，它是从“星星的弹孔里”流出来的。因此，我们的文学写作不能不是“血红的”；我们怎么能够回避这样的历史创痕，以及它对我们的文学活动的现实影响？事实上，这些抗争者的死难，只是为了挣得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亦即北岛所揭示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而付出的惨痛的代价，那么，对我们来说，积极地从事具有“自主性”思考的文学活动，其目的无非是“在没有文学的年代里，我们只想做一个真正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后，晓风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生活》中回忆说：“有一天，在校园文学活动中，我听到同学们朗诵北岛的《回答》，我当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觉得这样的诗使生活更有意义。”由于读到了《今天》当中许多这样的诗篇，他们那个群体的文学青年“深受感动”，晓风说，他自己“不仅参加了文学刊物《燧石》的创办，而且在后来还积极参加了‘普通人’文学社的活动。还在中文系的壁报上发表了呼吁民主的长诗……”晓风的这段回忆，真切地描述和刻划了当时我们投身文学写作的悲怆心境。诗人王家新在《我的八十年代》中的一段回忆文字，可以佐证晓风的这种文学心境，在那个年代青年文学书写者当中的普遍意义。他满怀深情地写到最初接触到《今天》时的异样感受：“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时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的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他还具体描述了“今天派”的诗句给他带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灵魂冲击：“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当他“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的时候，这些诗句似乎从灵魂中激荡而出，与历史和现实纠缠浑融而经久不息。他说，“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不仅如此。在那个“血红的黎明”时期，还有一大批被叫做“归来者”的诗人和作家的突然出现，也对我们的思想和文学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影响。“归来者诗群”集中刻划了这些历史劫难者和幸存者铁骨铮铮的思想和艺术风貌。当时，有一个右派<a href="http://www.so.com/s?q=%E8%AF%97%E4%BA%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https://wenda.so.com/q/_blank">诗人</a>感慨万端地吟唱道：“我离开诗歌现场很久了，归来，只是为了在世俗中寻找灵魂的另一个出口。”艾青的《归来的歌》和流沙河的《归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艾青悲怆地唱道：“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也应该蜡炬成灰泪始干/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而在他更为著名的《鱼化石》一诗中，“归来者”是以“化石”的意象呈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质疑与确信之中：“在浪花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过了多少亿年/地质勘察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栩如生/但你是沉默的/连叹息也没有/鳞和鳍都完整/却不能动弹/你绝对的静止/对外界毫无反应/看不见天和水/听不见浪花的声音/凝视着一片化石/傻瓜也得到教训/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这绝不是仅仅是抒发他个人的历史感怀与忧愤，这首诗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归来者群体”的反思与追问。同时，他们也将这种感怀与忧愤传递给了我们这些“新来者”们。 最令人惊异和赞叹不已的是右派诗人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即使面对思想的禁锢与死亡的威胁，诗人也执著地保持一棵永不屈服的“树的形象”而傲立于世：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曾卓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陷于胡风反革命案的罗网，而惨遭劫难，这首诗写在1970年文革甚嚣尘上的黑暗年代，是最为坚硬优美的“地下诗歌”形态。这样一种深陷历史绝境的自由而无畏的精神塑像，正是《燧石》群体所自觉传承和自我形塑的思想憧憬和审美典范。这种思想和文学的自觉很快就体现在《燧石》的创作实践当中，体现在后来的民主选举运动的价值追寻和自我形塑当中。比如，在诗歌《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特别是在”问题小说”《昨天，曾经爱过》的历史反思和现实诘问当中。   三张黎群的鼓动与《燧石》的诞生   《燧石》的酝酿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秋冬时节，大约是在该年的11月初，而正式创刊却是在来年早春时节。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那一年的初秋，前《中国青年报》总编张黎群来到西师。张此前刚刚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位置上“提拔”到北京，担任由共青团中央与中国社科院联合组建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他在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幸得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担保，被贬回老家四川“内部控制使用”。张黎群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田野调查”，以便弄清当时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还有一个目的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校园里“健康发展”。或许是因为办报出身，他对大学生创办各类与专业有关的校园杂志颇感兴趣。到西师的当天下午，他就来到中文系邀请学生去开座谈会。正是在张黎群的鼓动之下，《燧石》及《新潮》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办起来。 后来我们得知，张黎群在1957年，因组织策划版面发表辛辣尖锐的批评文章，招致反右风暴的猛烈打击。他旗下的副总编陈模、编委刘宾雁、编辑舒展等十多名骨干，纷纷落马成了“右派”，而他自己被贬回到四川老家，在“西南王”李井泉的专制统治下屈辱“工作”了二十多年。因此，他对整人害人的做法十分痛恨，对开放思想言论十分支持。王康后来评价说：张黎群是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人，的确不是一句假话。实际上，在张黎群身上或多或少具有学界所谓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最后虽然没有达到李慎之先生那样的思想认知高度，但至少算得上是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所以说，没有张黎群的介入，《燧石》的故事就缺少了某些重要的内容。 王家新真切地描述了那个时期，青年大学生创办自主性文学刊物的内心秘密。这其实也反映了《燧石》创办者的内心秘密。他说：“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他还说，“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今天》的文学模式和思想路径去办刊的。 1979年2月18日，《燧石》正式推出了创刊号。其《发刊词》给人的感觉很有些悲壮，创办者似乎当时就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会遭遇到什么阻力似的。说实话，这篇发刊词写得不太像文学杂志的宣言，反到像时政刊物的宣言。开篇即如是写道：   为什么要叫我们的刊物为《燧石》呢？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高度发展的时期，燧石似乎只属于那遥远的洪荒时代，然而燧石的历史功绩谁又能够抹掉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没有远古人类对燧石的一次次敲击，就没有今天灿烂的人类文明。当然，也就没有人类辉煌的文学艺术，就没有那些值得万古吟咏的伟大诗章了。所以，我们热爱燧石，热爱这将人类导向光明的质朴的燧石。   不仅如此。接下来的这些话语甚至有明显模仿那个德国人马克思当年创办《新莱茵报》的意味。这大约是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尽可能从“革命导师”的言论当中找到若干依据，以壮行色——即使是办一份十分寒碜的油印小刊物，也必须尽量把自己妆扮得比堂吉诃德还要威风凛凛，还要无所畏惧：   “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唱给燧石的高亢壮美的颂歌。所以我们热爱这文明和历史的开拓者、先驱者，热爱这科学与艺术的母亲。   其实创办之初，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在前路上等着我们。因为是所谓的“新时期”的发端，官方媒体把一个十分光明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之所以取名《燧石》，无非是表明我们胸襟开阔、海纳百川、不怕批评，或者期待商榷、敢于接受不同的意见而已。大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概。所以，这篇发刊词自始自终声韵铿锵、豪情万丈：   愿《燧石》在实践的检验中迸射出它那明丽的光华；愿《燧石》不畏惧任何批评和攻击，在千百次的撞击中凸显出她的青春活力；愿《燧石》永远高讴真理之歌！《燧石》问世了，她今后会怎样成长呢？历史的潮头在奔涌，新征的风帆在奋发。让她到实践中去吧！生命和艺术的价值在实践中。   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情怀和姿态，充分体现在编委会撰写的这篇发刊词当中。此外，李鸣和“众人”的两首诗也给人以一种意气风发、舍我其谁的印象。它们也如同发刊词一样声情悲壮、气韵苍凉，甚至给人以一种谶语之感。李鸣的这首《献给燧石的歌》，这样吟唱道：   你的模样是这般平常， 你的品格却如此高尚， 白玉炫耀华丽的外表， 你却有着炽热的衷肠。   你引燃篝火为我们驱走严寒， 你点燃火炬给我们无穷力量， 当我们热情赞美火的功绩时， 烈火在狂飙中起舞，你却一声不响。   从小我就爱把燧石当瑰宝收藏， 黑夜里总喜欢把你敲响， 当火星欢跳地舞在眼前， 我便产生了无穷绮丽的遐想。   今天，燧石的宏音把真理之歌高扬， 我也献上我骄傲的诗章， 欢呼在这光明与黑暗搏战的天地间， 有着燧石青春的生命和瑰美的理想。   “众人”的这一首诗歌叫做《祝福》，也显示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憨态：   她诞生了，在不平凡的春天里， 叫做什么？她的名字叫《燧石》。 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燧石》啊！ 你的名字多么闪亮而又朴实。   《燧石》，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我们愿用甘甜的乳汁把你哺育， 《燧石》，你是一个顽强的孩子， 我们要让明丽的阳光照进你的襁褓   发刊词中豪迈地表达了“愿《燧石》不畏惧任何批评和攻击，在千百次的撞击中凸显出她的青春活力”这样的决心。问题是，这些“批评和攻击”将来自哪里？它们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办刊者对此一无所知。“众人”的诗歌说它“聪明”，多少一些自嘲的意味，说它“顽强”，倒多少有些符合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丽的阳光”不仅没有照进它的“襁褓”，狂风暴雨却无情地向它袭来。 李鸣的诗歌当中也写道，“欢呼在这光明与黑暗搏战的天地间/有着燧石青春的生命和瑰美的理想。”那么，光明指的是谁？黑暗又指的是谁？吟唱者对此也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在权力的政治文化“修辞系统”当中，“光明”当然指的是他们自己，而所谓的“黑暗”当然指的是“四人帮”，以及在历次宫廷争斗中的失败者。远者如高岗饶漱石，近者如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等等。我们在此之前从来就没有上过大学的，特别是权力笼罩之下的中国的大学，因此并不知道大学里面埋藏着什么样的风险。殊不知时代不同了，政治翻篇了，却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可是在当时我们对此玄机一无所知。   三田园牧歌的校园瞬间充满杀机   《燧石》酝酿与出刊的那段时间，在中国的文学界，有两种文学观念与两种文学力量的交锋非常厉害。最为突出的是围绕“歌德”与“缺德”展开的意识形态论争，一度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论争与之前的不少论争不太一样，明眼人完全看得出来，这次已经不是争论写什么或者怎么写的问题。说白了，是关于如何确认和确立写作者的主体性地位的问题，也就是争夺文学写作者的“文学主权”的问题。全国许多文学杂志都卷入了这场混战，并且纷纷表态或者站队。《安徽文学》在集中发表一组争论文章时加了这样的“编者按”：有些自诩为“歌德派”的人，把中国的文学园林，看作是自己的“采邑”，仿佛只有他们的头上才有神圣的光圈，只有他们才是老牌、正统，才是祖传地道的“工农兵代言人”；请放下你们的假面具吧！ 为谁代言，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每一个写作者是否作为“写作主体”而存在？能否真正代表自己来观察、描述这个世界，以及评判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不仅引起了《燧石》群体的高度关注，关键是他们认为只有确立“文学主权”，才能够充分体现《燧石》的价值及其存在的意义。 《燧石》出刊了！参与者们兴高采烈地将他们的“精神产品”推向“读者市场”—— 他们把这份油印杂志包裹起来，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同时，也在校园里“摆地摊”，卖给各个系科那些喜爱文学的同学们；他们还把这份杂志展开，张贴在杏园和学校电影院的墙上、张贴在“东方红图书馆”背面的墙上，供来来往往的同学们阅读。他们还奔走在附近的高校，把这份学生自办刊物卖给那里的文学朋友们。总之，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扩大杂志的影响，让校园内外的人们与他们共同分享文学创造的快乐。很快，反馈的信息不断抵达杏园四舍二楼216室，那是编辑部和刻写处。既有热情的赞扬和鼓励，也有真诚的批评和商榷，还有来自外系及外校一些稿件。有一封信来自长江南岸的重庆商贸学校。那是一个没能够考入大学中文系的女学生饱含深情写给编委冉隆中的“读后感”。她说，冉隆中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小说《尹先生》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想起她的父亲经受的那些苦难和冤屈，以及因野蛮的“阶级株连”政策给她的家庭带来的无穷苦难和屈辱。这封信让编辑部的同学们大为感动，同时更激发起把刊物办得更好的决心。 然而，也有一些反馈的信息却飞向了另外的地方——飞到了中文系党总支和学校宣传部官员的案头，飞到那些习惯于装“黑材料”的档案袋里。因为这些信息就其本质而言已经不是正常的阅读心得和文学评论，而是像情报员那样向情报机构传送“情报”。但是，当时《燧石》的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的确，随着刊物的面世，原本充满牧歌气息的校园却一下充满了杀机。完全没有办法，我们既然敢叫“燧石”，那么，就只有硬着头皮与官方那种荒诞不经的逻辑周旋下去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高校抓意识形态问题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几乎在每一所高校都设立着一个像奥威尔在《1984》描述的那种“真理部”。这种部门习惯于用“真理的眼光”去审视任何一种文本；它不仅具有按照“计划”生产“真理”的特权，而且独占“真理”的解释权和审判权。即使如此，西师的“真理部”在历次运动中都称得上是“佼佼者”。因为他们完全是按照1957年的思维方式和管控套路来审视文学作品，而且他们始终怀抱着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执着信念，坚持要在这些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文章当中去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习惯于将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放到“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去扫描，并且将其中的一些作品上升到“文学事件”的“高度”——因此，能够在大学生的文学活动中去发现“敌情”，从而在文学领域开展“阶级斗争”，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或者叫做“主业”。他们的超强的侦查力和战斗力，在整个重庆地区的高校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他们很快就与《燧石》群体产生了尖锐的对峙与冲突。很多年以后，还有同学天真地说：“他们怎么就不懂得把‘枪口抬高一寸’呢？”殊不知，人家为了争先恐后地“建功立业”，务必“百发百中”，怎么会把“枪口抬高一寸”呢？他傻呀？！ 严格地讲，创刊号发表的所有作品中，并无一篇存在什么“异端”理念，大体上都是比照当时被官方称道的“伤痕文学”的书写模式在思考。总体而言，谈不上有多么惊心动魄的反叛性和“异端思想”；比较醒目的无非是青年人的文学热情，以及关注社会、人生，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一片赤子之心。 虽然那个时候，《燧石》的写作者们还没有明确的“普通人文学”理念，不过，他们的创作个性，特别是叙事视角明显与当时比较流行的“伤痕叙事”的套路不太相同。虽然也可以划归到当时官方提倡的“主流叙事”的范畴，但是这些年轻的叙事者们却有自己比较独到的思考与发现。明显是一些与“主流叙事”貌合神离的“底层叙事”之类。必须承认，“伤痕文学”与前苏联的“解冻文学”比较相似，官方允许写这样的“悲伤”和“流泪”。但是，《燧石》的写作者们显然忘记了，这种“悲伤”和“流泪”只能够限定在“控诉四人帮”的框架之内，如果走出了这个框架，那就比较危险了，就成为了“敌情”！ 这一期文章中值得一提的是两篇小说。因为读者与官方不约而同对这两篇小说都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一篇是雷飞志的《犯法的行为》，另一篇是冉隆中的《尹先生》。 《犯法的行为》“灵感”来自作者的知青生活，情节并不复杂。故事讲述的是，“文革”后期的1976年早春，正值上层权力争斗花样翻新，得势的一方以“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为题，搞得上上下下鸡飞狗跳之际。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在农村苦干了几年的三个知青曹伟、龚明和小凤为了拿到被“扣押”在公社“火箭”书记手里的招工录取通知书，铤而走险，用炸药去公社鱼塘炸鱼，然后将这鱼作为行贿之物，以此拿到招工录取通知书。谁知两年后，正当曹伟和小凤将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之际，“旧案清理办公室送来他们当年的犯罪材料”。于是，历史与现实展开了冲突，违法与并非违法扑朔迷离，罪与非罪纠缠不清。小说虽然以“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叙事的政治背景，有当时那种“入乡随俗”之嫌，但它并未落入当时“伤痕文学”的政治悲情俗套，将一切罪恶归结于“文革”或者“四人帮”，而是把思考的锋芒指向了“体制之下”的人性之恶、权力之恶。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扣押知青的录取通知书。小说暗示：知青运动的实质就是，当时的最高权力中心将知青作为“人质”移交到农村，并不是移交到“贫下中农”手里，而是移交到农村大大小小的权力人物手中。为了将自己“赎回去”，知青们被迫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违法手段”，或者自贱自辱行为。深刻地揭示出：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骗局和国家犯罪行为。   四 “普通人文学”的两篇典范之作   《犯法的行为》这篇小说，在叙事中，还通过工厂党委书记梁轩之口发出了这样的质疑：“这真是一件奇特的案子。但是，假如法律能够有效地而不是虚设地保护他们的生活权力，他们会犯法吗？”联想到“四五天安门事件”，他进一步诘问到：“难道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在搞‘暴乱’？”难道“地位就是法官，权力就是法庭！”在这种政治文化情景之下，“普通人”的合法权益谁来维护？这些疑问，谁能够圆满地给予回答？ 雷飞志的这篇小说意义非同寻常。严格意义上讲，这篇作品是“普通人”文学社宣告成立之前，西师校园里最早产生的真正的“普通人文学”作品；也是西师大学生文学写作真正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触及“普通人”问题，以及描述与阐释什么是“普通人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冉隆中小说中的“尹先生”，叙写的不是在《太极隐诀》中被尊称为帝尧之师“<a href="https://baike.so.com/doc/928880-981818.html" target="_blank">尹寿</a>”的那个“尹先生”，而是在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乡村当中的一个被现实和文学同时忽略的“知识贱民”。当时，我们中的不少人深受民国小说家郁达夫、叶圣陶的影响。那时冉隆中正在读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倪焕之无疑是民国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卑微无足道的“普通人”，他也是那个时期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悲剧缩影。但是，他那样的悲剧的确无法与尹先生所陷入的悲剧境域相比。倪焕之至少还怀抱着他那“宏伟”的理想，他试图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去培育乡村的孩子、去改造乡村，进而改造更为广大的社会。他所面临的巨大阻力，是来自乡村农民和整个乡土社会上强大的守旧势力。而尹先生这个乡村“普通人”所面临现实更加残酷、更加荒诞。他面临的已经不是多少有些民间自治属性的民国乡村，他面临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是决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教育理想”和“革新理念”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作为“政治贱民”只能“老老实实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 故事中的尹先生，其真实身份是个“代课教师”。严格地讲，在官方的资格认定系统当中，他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资格都不具备。他“才三十多岁模样，小个子，留着学生分头，尖瘦的腮帮上有些虾米胡。除了教书外，还能画一手水墨画”；“除了上课，还兼管学校所有墙报的写写画画”；“他一天到晚忙乎着”。可是，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的那一手好画”；“甚至离乡下很远的城里的局长、部长也托人带信指明要他的墨虾。”乡村的普遍贫困将他这种瘦弱的“准知识分子”搞得颠三倒四、不得要领。活在民国倪焕之尚有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对尹先生来说，不要说“理想”，他连什么是“教育”都没有搞清楚！当然，那完全不是他该搞清楚的范畴。他实质上就是余华小说中那个福贵的“乡村教师版”！“活着”——居然成为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理念”，而且居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芸芸众生的“最高价值理念”！ 在尹先生面前，民国时期的倪焕之们还好意思哀叹自己是悲剧人物吗？与尹先生们所陷入的悲剧境遇相比，他们无疑是幸运的；他们至少知道自己是悲剧人物。尹先生们却陷入悲剧而浑然不知，他们甚至连什么是悲剧都一无所知。所幸的是，尹先生和广大的——即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分子化社会”的千千万万的“分子”一样，坚忍顽强地活着、无可奈何地活着。后来他的“目光变得更加呆滞，简直是黯然失神”，直至精神完全失常——“瘦弱的身子”，“像鸡窝里面的一堆枯草的头发，目光变得更为呆滞，简直是黯然失色了，而且单薄的身上前前后后挂满了他画的那些活蹦乱跳的墨虾”，如是等等。显然尹先生已经完全疯了。这样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评点讥笑的。比如，“哀其不幸”？我们谁有资格？就不幸而言，极权之下无完卵，五十步有资格取笑一百步吗？“怒其不争”？在尹先生那样的处境之下，他那种极其瘦弱的身躯和权利意识几乎归零的脑袋，决定了他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去抗争的“本钱”；我们谁有权力可以向他示怒呢？小说结尾画面中“在茫茫的夜色里只剩下一个小白点”。最发人深思、撼人心魄的是小说的最后一行字——“天亮了，我却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尹先生。”“天亮了”，指的是什么？是“后文革”时期吗？这难道不是非常具有某种文化隐喻意味吗？ 这篇小说配有一篇“编后语”。文中写道：“记得一年前读小说《命运》，曾经有点埋怨作者的狡黠。那小说把所谓的反面人物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之类。应该明白，与帮派无组织联系的坏人，不也每天在干着各种丧天害理的歹事吗？谓予不信，请正视现实。《尹先生》没有这样写，因为作者尊重事实。多数同学认为它没有时代感，这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因为作者写得沉重，当然也就绝不会流畅起来…..作者用泪眼正视了‘事实’，却无疑是可取的。” 与小说《犯法的行为》一样，冉隆中的《尹先生》也是“普通人”文学社成立之前一篇相当重要的“普通人文学”作品。是对作为具有“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普通人”，在权力的笼罩与凌压之下，其作为“人性的普通形态及其价值”完全被抹去，甚至被否定的“形象化”描述和批判。尽管它还没有达到“为人性的普通形态及其价值立法”的文学反思的高度，但是，作者运用官方一贯反对的近于“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为尹先生争得了一席“普通人”的文学地位，同时，在具体感人的叙事延展及人物塑造当中，为“普通人的文学原则”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审美注脚。   五面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警察”   必须提及的是，这两篇小说在得到读者关注的同时，也得到学校官方的关注。只不过官方关注的眼光不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更为准确地说，是从权力管控的“意识形态警察”的角度来审视与评判这两篇小说的。官方给《尹先生》下的判语：一是，主题消极，故事沉闷；二是，没有积极健康的时代气息，不像写的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生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的乡村“人民教师的形象”；三是，缺乏“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自觉性，提倡反思不等于老是习惯于“回头看”。不像一个青年大学生写的作品；四是，放弃“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特别是置“现浪结合”的革命文学的创作方法于不顾，而对资产阶级作家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顶礼膜拜、亦步亦趋。结论是：如果不好好反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沿着这条“错误的路”走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 事实上，学校官方着重进行审读的是小说《犯法的行为》。仿佛是谶语，又仿佛是有意让作者自己陷入这种政治文化的怪圈。小说人物所愤怒批判的：“地位就是法官，权力就是法庭”的荒诞情景，在小说作者面前又一次野蛮呈现。当时中文系的“王牌”政治辅导员牟忠福代表官方找《燧石》主编去“谈话”。他面目冰冷、语调生硬地指出：这篇小说存在的问题远比《尹先生》严重得多！已经不是什么“创作方法”不妥当，创作思想不明朗、创作主题不明确这些问题，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出了严重的问题。 他说：小说写几个知青偷偷去公社鱼塘炸鱼，这是明显的犯法行为，作者却故弄玄虚、东绕西绕，把犯罪责任引到公社书记头上，也就是别有用心地引到“党的头上”。整个小说不仅抹黑了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而且也抹黑了知识青年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小说故意借里面那个工厂党委书记梁轩的嘴来讽刺现实。说什么：“地位就是法官，权力就是法庭。”这不是有意想歪曲社会主义的光明现实吗？ 不仅如此。官方的这些“意识形态批评家”还对这一期几乎所有的文章进行了“扫描”。除这两篇重点批评对象之外，还对署名“田原”的《虽是春天花犹少》和署名“韩恨”的诗歌《新南冠草》提出了“忠告”。牟忠福指出：“作者有什么根据说：‘虽是春天花犹少’？不能够凭空胡说，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没有经过认真广泛的调查研究，是不能够乱下结论的！难道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文艺大花园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鲜花，比‘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还少吗？” 韩恨的《新南冠草》之一《因为我叫真话》这样写道：   因为我来自人民， 他们就叫我是“谣言”； 因为我来自铁的事实， 他们就叫我是“阴风”。 就是将我锁进地狱， 我也要大声呼喊： 我叫真话！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姓真， 他们绝不会如此害怕！   那个时候，“四五运动”刚刚平反不久。这首诗明显是针对文革时期的法西斯专政而抒发的抗辩。可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批评家”却似乎有更为独特的发现和读解。政治辅导员特地打了招呼，说什么：“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老是朝后看。”对此“忠告”，编委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有一种“思维和逻辑跟不上”的感觉。 《燧石》第二期于1979年5月20日出刊。这一期内容虽然没有第一期那么激愤与火爆，但是总体而言，还是显示出与“主流意志”不太合拍的某种迹象。这一期的封面图是一幅木刻画，取意于美国自由小说家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白雪皑皑的荒野上一个身躯强壮、饱经磨难的奴隶傲然挺立。他刚刚砸碎了脚下的锁链，获得了自由；他的肩头上露出了一支枪管，显示出他不再惧怕各种各样的奴役者，以及荒野上的猛兽。他抬起头深情地瞩望着远方初升的红日，激情难抑地发出对自由和生命的赞美之声——耐人寻味的是，这幅封面画后来进入了《燧石》第三期小说《昨天，曾经爱过》的故事场景当中，成为了那个具有思想反叛性格的大学生林青的精神写照。 尽管这一期刊物的内容比较“温和”，但是学校官方的那些“审查员”却用一双火眼金睛进行扫射，这样一来，在“表面的祥和气氛之下”，居然被他们发现了问题。虽然没有创刊号那么严重，但是，文章反映出的“趋向性问题仍然值得高度警惕”。那么，这一期的文章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当政治辅导员把部分编委找去“谈话”时，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后来，经政治辅导员逐一指点，大家才“恍然大悟”！当然，这个被校方十分欣赏的“最能干的辅导员”不愧为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老手。他首先肯定了我们“还是有所改进的”，对第一期出现的问题“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的”。不过，“现在反映出的问题是：还重视得不够。特别是一些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他着重点了三篇文章：“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小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另外两篇文章，一是韩恨的“杂感”《野玫瑰》，一是小风的“小论文”《形象思维是思维吗？》。 《野玫瑰》被辅导员和一些“革命学生”称为是“批名人专辑”。文章涉及到对诸如徐迟、梁上泉这样的文学名家的批评。本来是比较正常的，但中文系领导却硬说是：奇思怪想、奇谈异论；一个青年大学生“不知天高地厚，随随便便就去批评文学大家，还是谦虚点，多读点书为好。”《形象思维是思维吗？》，问题稍显的严重点。其实，“形象思维”从逻辑上讲根本就不是什么思维。最多只能够被称为思维的材料或者手段。之所以“犯禁”，是因为，这是在毛泽东“词二首”发表的同时破天荒提出的一个具有“政治正确”意涵的概念。因为毛在与陈毅的通信中讨论了“形象思维”的问题，于是，文学界迅即围绕“形象思维”大做文章，发表了汗牛充栋的激赏“论文”，以及各种各样的心得体会。而且官方机构还编选了《中外作家论形象思维》之类的“学习资料”。因此，一个青年学生竟然敢于质疑“形象思维”是不是“思维”？岂不是有点“狂妄”？   六骗子一倒,你们又变成牧师了   山民创作的小说《路漫漫其修远兮》，放在这一期头条位置，因此格外醒目。表面上看这是一篇“伤痕小说”，然而如果仔细寻味却能够明显感觉到，这是完全有别于当时流行的“伤痕小说”的一种“无法归类”的小说。小说当然也写到了“伤痕”，但是这“伤痕”却不是由官方指定的“加害者”——“四人帮及其爪牙”留下的。尤其“悖逆”的是，小说中这个在内心留下累累伤痕的青年人，却压根就不是与“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曾经深受“四人帮”之害，后来幡然醒悟的“可以教育好的”青年或者其他的民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至少在当时的“主流刊物”上还没有出现过——即使出现过，聪明的小说家们一般是将其作为“反面人物”来处理的。然而，作者却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由于追求“真理”而陷入因权力更迭导致的荒诞处境的“政治小人物”——这种类型的“普通人”之前我们在短篇小说大师契珂夫笔下见过。但那是在沙俄时期的世俗生活中的人物——而在“新时期文学”当中，尚未见过对“这样的人物”进行这样的处理。毫无疑问，这个叫“苏乔”的小说人物，他既不同于《燧石》此前叙写的知青曹伟、龚明，也不同于尹先生。某种意义上，苏乔所贡献的认知和审美意义，明显要比曹伟等人物更加重要，也更加深刻而发人深省。 那么，“苏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小说告诉我们，在“四人帮”被新的权力集团搞掉之前，他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粱效”的“外围组织成员”！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很少见到文学作品或者“文革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当中，对这类人物的客观描述、揭示和正确刻画，当然就更谈不上认真反思了。事实上，在整个“文革”运行过程中，从权力中心到社会底层的权力机构中，具体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等等，各个层级的权力机构当中，类似“苏乔”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御用文人”为数不少；具体到“苏乔”这类人物，说他们有什么“政治野心”或者参与了什么“政治阴谋”，恐怕难以成立。他们当然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红人”，他们也在“政治正确”的旗号之下自觉或不自觉参与了某种罪恶。如果就此断定他们的“私德”，即个人品德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大多数像苏乔这样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权力上层的“密室政治”内容。他们的“政治属性”与后来“正气凛然”秉承新的权力系统的旨意来审查处理他们的那些人的“政治属性”，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苏乔这个奇特的“普通人”之所以“奇特”，就在于他“不想出卖自己的诚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认为“换来的只能是没有灵魂的腐肉”。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却十分的吊诡——苏乔和他的女朋友刘娟曾经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工农兵学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没有“好的出身”和“一定的政治背景”，是根本无法跨进大学校门的。大学毕业后，他俩踏上了满意的工作岗位。苏乔年轻英俊又有才华；刘娟聪明调皮，充满女性的魅力。两人是那么的般配。关键是苏乔深受领导的器重，因为“特有才”，所以在“文革”后期被选拔进了御用写作班子。当然，苏乔那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被权力所“御用”，而认为是被组织委以的“革命重任”，所以十分卖力地工作着。在他面前展现的无疑是一条阳光灿烂的人生道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4月5日那个夜晚，人生的道路突然坍塌，一夜之间他从“天之骄子”跌落为“俗世罪人”。 具体情节是这样的：那天夜晚，苏乔得到组织的指令悄悄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带着纸笔想见识一下“人民群众”自发贴出的那些“反动诗词”。他在拥挤的人群当中穿行。“他不得不承认，这些诗歌是那样的动人。”然而，当他读到一篇愤怒的文章上面的那行字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一种莫名的恐惧使他骇然了。”应该承认，此时的他政治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认定“这是攻击、是叛逆！”他卖力地在手电筒晃动不定的光照中将这些诗文抄下来，“准备带回去进行分析”。也就在这时广场突然被警察和民兵包围。他们“手持家伙冲向人群”。很不幸，苏乔在挨了一顿棍棒之后，被当作“反革命暴徒”被抓进了监狱。不久，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许多当晚被抓进来的“暴徒”，被新的权力系统作为“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放了出去，并且成为了“新时代的骄子”。而苏乔出了监狱却又进了“清查、揭批的学习班”。 后来，组织——具体而言是代表组织的刘局长和胡书记，在讨论研究如何处理他的问题时都一再叹息，感到十分的棘手。不久，情况有了变化。“上面”指示公安局“受理”人民群众的“上诉”。如果苏乔脑袋灵光，完全可以“上诉”表明自己是“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仇恨”才到广场上去的。这样一来，命运又将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度黯淡的人生又将充满光明。这期间他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他在能否“出卖自己的诚实”的两极徘徊、挣扎。女朋友刘娟也一再苦口婆心劝告他别那么傻：到底是地位、爱情和前途重要还是所谓的“诚实”重要？但这个不识时务的苏乔却说：“我不能恬不知耻！”并且声称：“我想改掉的是愚昧盲从，而不是对真理的信仰！” 苏乔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为了选择做一个“诚实的人”而最终走上了一条黯淡的人生路。尽管苏乔的这种“真诚还仅仅停留在“不说谎”的世俗良心层面，尚未上升到对文革乃至对整个极权政治进行反思的理性层面，但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苏乔的荒诞性在于：他怀抱“永远真诚”的世俗良知，却始终无法摆脱被权力操控的愚蒙境地；他始终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独立思考品质的“普通人”，因此，不客气地说，这种“真诚”是相当可怕的。从本质上讲，这依然是一种行走在“奴役之路”上的可悲可怜的“真诚”。 不仅如此。在小说中，作者还通过刘娟之口斥责他的父亲——那个道貌岸然、永远正确的刘局长：“你们这些政治导师……以前传达林彪、四人帮那些黑货的时候，你们比传教士还要热心，如今，骗子一倒，你们又变成了牧师了！”是啊！头一天，你们和那些政治骗子们不是一伙的吗？怎么仅仅只是隔了一夜，你们就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政治正确”的化身呢？真可谓“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还特地为这篇小说配了题为《在人生的跑道上》的编后语。文中写道：“良心，在我们这块国土上曾经好久不准提及、也不受欢迎了。那些民族的败类很慷慨地把它‘奉还’给了资产阶级。因为，既然叫做无产阶级，就不应该留有一点资产——连良心也不保留。苏乔却保留了。正因为如此，他才做了‘四人帮’的伥鬼。某些好心的‘师长’对我们的训诫太多了。要我们势利、要我们油滑、要我们隐匿，而绝不要我们去做苏乔。”文章认为：“这是一个落伍者、跌跤者的故事。”这个先前志得意满，而后却倒霉透顶的“普通人”，他之所以落伍、之所以要选择永远背着“政治污点”走自己的路，就是因为他打算“永远真诚”——“真诚”的代价是如此之大——由此，编后语感叹道：“苏乔身影孤独颓唐，但绝不使人感到可悲可鄙，因为他不悖初衷，不舍弃对真理的疯狂而深情地追求。而令人困惑和可怖的正是为了追求真理，他才误入黑店。诚然，他的案卷上有所谓的污点，这与胡书记们的‘清白’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反照。”这个胡书记以及刘局长，“他们高踞于审判席上，他们善于紧跟形势，善于‘引导’别人，而且‘永远正确’——这倒使人不能不叹为绝唱！” 小说取名叫“路漫漫其修远兮”，其寓意非常明显，而且充满悲剧的审美意义和历史认知意义。一个执着地追求真理、坚持真诚、信守真相的“普通人”原本可以坦坦荡荡地在人间行走。不幸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却始终置于权力的操控之下，而自己却浑然不知。他去广场抄诗，实质是行使思想特务的职能。他阴差阳错地被抓，却又不懂得如何聪明地开脱自己。他说：“我想改掉的是愚昧盲从。”主观而言，他是想告别盲从、走出悲剧、做个真人。然而，处于权力争斗、政治更迭、人事反复的“世道”和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人间，一个自以为被权力“重用”的“普通人”，其命运该是多么的凶险！特别是，当这个“普通人”还试图“永远真诚”的话，他的人生将是多么的滑稽、多么的荒诞！苏乔的人生境遇不就是许许多多笼罩在权力巨大阴影中的“普通人”的荒诞境遇吗？ 与《燧石》创刊号上的那两篇小说相比，苏乔的形象“塑造”、个性刻画与命运揭示，无疑更具有艺术的创新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在进一步丰富“普通人”的人物性格、进一步揭示“普通人”荒诞命运的文学画廊中，这篇小说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贡献。   七《燧石》死而复活引发“非常事件”   《燧石》第二期出刊后不久，学校官方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其宣布停刊。直到将近半年以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张飚突然带着“上面的最新精神”来到西师，情况才有了转机。后来才知道，张飙此行是受张黎群和《中国青年报》的委派，专程到重庆高校来搞调研的。到西师后，张飙专门找来了中文系的政治辅导员、七七级的一些学生干部和《燧石》杂志的编委，郑重其事地传达“上面的最新精神”。大意是说，教育部和团中央前不久组织一班人到国内的一些高校进行调研，发现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显得不太活跃，有的学校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朝气，更谈不上有令人激动的青春气息，不像是社会主义大学应有的景象；一些高校原来都办的有学生文学刊物，但是由于学校层面在管理意识上保守，怕出问题，因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劝阻或者打压，所以就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十分不利于思想解放运动在高校的进一步开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在大学这个百花园中的进一步繁荣。因此，上面的“最新精神”是:“堵塞不如疏导。消极的堵塞，不如积极的疏导。自古以来，前人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后，张飙强调：要积极做好同学们的工作，消除误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尽快把本校，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文学刊物恢复起来！ 在强行停刊之后，不少同学对办刊已心灰意冷，尤其是对中文系“领导”的打压充满怨气。但是，经过张飙这一番解释和开导，特别是看到中文系政治辅导员的积极表态，于是大家又重新恢复元气、振作精神，积极地进行创作，争取以全新的姿态推出《燧石》，以此响应和贯彻“上面的最新精神”，用文学的方式有力推进思想解放运动在西师校园的发展，繁荣西师的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 《燧石》第三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79年12月10日出刊的。或许是憋压了好几个月的原因，大家的创作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这一期的篇幅是过去两倍！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以及评论文章的容量都远比此前要多，而且更有激情。小说共有三篇。发在头条的是由陈敏和雷飞志合作的小说《昨天，曾经爱过》，然后是《疯女人》和《风和日丽》；诗歌共有十首。打头的是叙事长诗《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然后是河沿的《迟到的悼词》等。张育仁的这首诗属于典型的“伤痕诗歌”，是控诉文革暴行，尤其是对文学艺术、对外来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进行了揭示与反思。诗歌的前面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句：“让朝气蓬勃的生命，/在坟墓的入口处玩耍；/也让冷漠的大自然，/闪耀着永恒的光华。”说实话，作者当时在创作这首叙事诗的时候，对普希金的这几句诗并没有深入的理解与感受。不过，后来，在经历了“《燧石》风波”，特别是在经历了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和“普通人”文学社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才有了不同寻常的感受和体验。 因为从当时官方渲染的“大形势”来说，仍然处于“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发展阶段。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必须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精神指导之下推出的这期刊物，甫一问世就“触礁”了，而且“问题相当严重”！同往常一样，编委会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出刊之前，又把即将刊出的所有作品与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上的作品进行比较，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出格的表现。但学校官方的“意识形态批评家”说：“这期文章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发现的，而是那些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敏感的同学发现的。他们经过认真的分析发现了问题之后，迅速向我们作了反映。”那么，到底有多少作品“存在严重问题”呢？其实，主要只有两篇。一篇是放在头条位置的小说《昨天，曾经爱过》，另一篇是为这篇小说配的评论文章《从明天看今天》。更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两篇文章居然“享受了很高的待遇”，被上报到了“重庆市有关部门”，而且居然还酿成了一个被官方认定为“具有自由化倾向”的“文学事件”！而且是问题比较严重的“非常事件”！ 那么，这两篇作品到底都存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不妨从小说的基本情节和基本的“创作意图”，以及“主题思想”来谈所谓的“问题”。先谈小说的情节。 这个故事是从20年以后开始讲述的。世纪末的1999年的某一天，某官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吴平光和他的漂亮妻子张云珊，两口子此时都已经是“成功人士”了。他们相携来到一个新建在秀丽山峰上的山庄度假。山下就是他们20年前读大学时的母校——谁都看得出来，这座山峰就是缙云山，而山下面的那所大学就是西南师范学院——于是，在整个度假游玩期间，张云珊都一直处于魂不守舍的往事追忆当中而不能自拔——这种叙事手法明显有点像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的那种模式。即通过现实中人对往事之追忆，来刻画人物和揭示主题。丈夫吴平光一直不知道妻子何以总是“注视着山下”。在张云珊的追忆中，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思想者穿过岁月的迷雾走进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叫做“林青”的青年男子是张云珊的同班同学和初恋情人。20年前，他是“一个不为当时的‘原则’所承认的人”。他浑身上下充满青春的活力。他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独立思考、绝不盲从。因此作为班长的张云珊对他相当佩服但同时又为他担心。这个故事采取蒙太奇的手法，不断在现实与历史这“两极”之间闪过来闪过去，相互追逐、思绪繁复。满篇都是这个昔日的女大学生对过去恋人的内心缠绵，对过去年代的深情回味。于是，在这种追忆中，“林青”作为那个时代的灵魂叛逆者以及精神出走者的形象就鲜明地凸显了出来。   八林青：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异类”   概括地说，这篇小说中的“林青”就是一个具有“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思想异类”。大学期间初次见面，他给张云珊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我信奉人应该在信仰之外探索真理的名言。”在党史课上，他居然向老师“发难”：“刘少奇的后半生该怎么评价？林彪的前半生该怎么认识？党是不是依靠路线斗争前进？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搞得老师很尴尬。”当校园里面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和谐歌声，他却一瓢冷水泼下去：“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充满阳光，还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于是，招来政治辅导员的严厉批评。他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与之发生争辩，让其下不了台。不仅如此，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某某主义不是教堂里面的神父，人应该追求和探索真理，而追求和探索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他甚至宣称自己暂时还不信仰某某主义。因为在自己有限的年华当中，曾经有许多的谬误被当作真理灌进头脑。对自己还没有认识清楚的东西，应该也必须持有保留的态度。”林青的这种特别“不普通”的“普通人”的言行，导致政治辅导员和系领导“频繁地找他谈话。”张云珊和他在一起的感觉是：   就仿佛是登上了一座悬崖，在那上面固然充满危险，但也许能够看得更远；为了看得更远，冒一点风险似乎也是应该的。   在充满深情的回忆中，张云珊还时不时将当年那个心胸坦荡、无所畏惧的林青，与她身边这个稳健圆滑、进退得体的丈夫进行气质、风度，乃至思想和人格各方面的比较，使这个在如今的官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文化官僚相形见绌。小说情节中有一段林青对当时的大学教育现状的揭露和批评，尤可展示这个青年叛逆者的精神风采：   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没有从禁锢保守中挣脱出来。教学的全部内容都还只是沉溺在前人的思想当中。为什么不能让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去分析它、去研究它、去改革它呢？我们的许多观念总是尾随着报刊电台的声音，不断地修正和调整各种提法，就像做游戏一样。这样，与其说是在培养人才，倒不如说是在培养思想奴才、培养见风使舵的庸才！应该改变这一切了！宇宙中的一切实体，都是属于现在的我们和未来的人们的。那些死去的人无权干涉我们的自由和选择……   林青的这番激情澎湃、酣畅淋漓的发言不仅在他所在的班级激起了思考的浪花，更在整个校园里面激起了轩然大波。很显然，林青这个青年独立探索者和精神出走者的形象，就是后来的“普通人”文学社以及那个时期许许多多的青年改革者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呈现。 此前，在轰动一时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创造者借剧本中的老公安尚琪的口，对死者王海南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母亲说了这样一番话，以此表达对官方教育的自欺欺人的批判。这种批判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力度来看，都远不及这篇小说。尚琪说：“王校长，您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学生只讲光明，不讲黑暗，使学生走向社会之后，成为如此没有抵抗能力的软体动物；您这是对矛盾发法则的正确解释吗？”这两个文本相比较，林青的意识形态“危险性”当然要厉害得多！ 这篇小说当中还有两个重要的故事情节非常具有悲剧性的现实和历史透视意义。一个情节是哲学系教研组长薛教授的突然自杀。薛教授在1957年曾经因为积极建言而被打成了右派，二十多年中受尽了苦难和屈辱，就在系里面为他开完平反会之后一个星期，他竟然留下一纸遗嘱服药自杀。于是，林青对此感慨万端。这个细节无疑是具有相当典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的，那就是著名的右派诗人阿垅在《无题》诗中的那一段悲怆而正义的道白：     我们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毫无疑问，小说中的薛教授，就是当年西师700多名被无辜打成右派的师生的代表。他就是这样的“一枝白色花”。他以这种凛然自裁的方式，既宣告了他们的无罪，同时也宣告了他们不可侵犯的尊严和“阳谋”制造者的有罪！ 另一个情节是，马上就要毕业离开学校了。面临工作分配人心浮动、嘈嘈杂杂，人性暴露、悲悲喜喜。昔日的恋人终于分手。云珊成竹在胸、稳操胜券。因为“她的去向，系里早就有意无意地暗示了”；而林青的去向却使她感到“挨了当头棒喝”：“内蒙古，那么偏远的地方？是按成绩分配的吗？”事实上她完全不必惊讶，因为所谓分配，主要是按照每个人的“表现”来决定的！作为思想叛逆者的林青，他对此毫不在意，世俗之所谓分配的好与坏，对他而言是完全无意义的。“他还是像往常那样若有所思，略带嘲讽的微笑。”他最后依然是带着思想者和出走者的笑容去迎击“漫天的沙砾”和“塞外的风尘”的。两个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时，还是刚刚进入大二的学生，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准确地预言了毕业分配时他们必须接受的这种结局。 两个年轻的“普通人”书写者在叙事中，始终怀抱着一种乐观的历史确信精神。他们认为，那个“不为当时的‘原则’所承认的人”，在二十年后一定会被“那时的‘原则’所承认”。并且“人民已经作出了公正的裁判，历史证明了他们的观念和思想是正确的。虽然也指出了他们的幼稚和肤浅，但他们的可贵精神，已经成为现代青年的榜样。”在小说面世三十多年之后再来思考这番预言，简直颇有一种异样的荒诞意味。 小说还通过编辑部主任老李的一番话语，表达了作者所设想的二十年后的情景：“现在是计算机和控制论的时代，意识形态百家争鸣，精神生活空前繁富。这是由飞跃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所决定的”；而且在那时“任何观念，只要言之成理”都会受到“欢迎”，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怕被动摇的，真理是不怕唱对台戏的”。但事实上，他们又通过编辑部副主任吴平光的口对二十年后的这个设想作了强烈的反证：“我想提醒一下，诸位：真理超出一步，就成了谬误。对于那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去探索世界的企图，我们有责任把好关口。”这个来自“传统意识形态”、带有权力底气的“思想反证”，一下子就将官方预支的二十年后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未来”戳了一个历史的大窟窿。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两个作者虽然年轻，但是他们能够基于有限的人生经历和思想阅历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性透视和逻辑把握。他们借小说中的那个年轻的思想者林青说出了他们的一番洞见：   三十年来，每走过一段倒退的路，终于在血泊中惊醒了。可是，停下来，找几个可以当作‘祸根’的人，热闹地清算一番，然后以为一切都解决了，于是又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仍然是那条老路；然后又是教训，又是清算……   不仅如此。他们还毫无畏惧地面对这种冥顽不化的“历史逻辑”发出他们的质疑和挑战。这种论战风格与情态，有点像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亮出的那种思考的锋芒：   我问你，创造世界的既然不是一两个救世主，难道毁灭世界的就是三四个魔鬼？我们为啥不愿意、不敢找出一些更根本的原因？   作者的潜台词是：创造世界与毁灭世界的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或曰芸芸众生，或曰人民群众，也可以叫做随波逐流的庸众，等等。难道他们就没有参与“创造”或“毁灭”世界吗？当然也包括“创造”或“毁灭”他们自己——这样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阿伦特看来，处于“分子化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再是人，而是权力肆意操纵之下的、完全没有主体意志的“分子”。他们与权利者心领神会、配合默契，共同去“创造”或“毁灭”世界。就如同作者所暗示的那样，权力体系“不愿意、不敢”让“普通人”去触碰去揭示那些“更根本的原因”。   九怀抱着“历史乐观主义”的确信   这个短篇也就万把字左右，但内中的信息量十分的丰富。两个作者就像时代的忠实的“记录员”。他们不仅以文学的笔墨真实质朴地描述和刻画了那个时代青年大学生中的思想者的困惑、矛盾、忧虑和愤激的动人形象；灵动逼真地描述和刻画了“普通人”文学社诞生之前大学校园里思考着抗争着的“普通人”形象；而且还准确恰当地描述和刻画了那个时代的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充斥着的、以所谓的“极左”面目横行于世的犬儒主义者和惟权力是从者的荒诞形象，以及整个高校教育体系的僵化保守、冥顽不灵，甚至以各种手段和名目明里暗里抵制改革、阻扰思想解放运动在校园的推行，等等，诸如此类的世相与心相。完全可以说，这是《燧石》办刊历史中最为出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是“普通人文学”理念正式提出之前，西师中文系的文学思想者在创造性探索中作出的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 值得注意的还有署名“小风”的年轻评论者为这篇小说写的评论文章。文章一开始就表达了与小说作者类似的历史确信：“当一件事情到来之后，我们常常不能立刻清楚明白它的意义，冷静地得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东西可能为环境所不容，错误的东西也一下难以认清。”那怎么办呢？作者对“历史”抱以坚定的确信：“这一切的真正解决，要靠以后的历史。”就以林青为代表的那个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思想者和叛逆者而言，他们被那时的“历史”，或曰“历史环境”所困扰所不容。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以后的历史”。那么，“以后的历史”与“那时的历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作者认为“惟有可以依靠的方法，就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现实、认真思索。”他还同时指出：“这就是小说《昨天，曾经爱过》试图表达的主题思想。” 关于青年思想者林青何以为当时的“环境”所不容，评论分析道：就是因为“他面对当时的现实，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利益的考虑和不倦的探索、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结果为环境所不容。”那么，这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呢？年轻的评论者在当时是无法破解的。但是他知道，林青“为环境所不容”的主要症结在于“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今看来比较清楚了：“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质疑乃至抗衡那些建构得“十分精确并且合乎逻辑、体系完整”的意识形态。这是根本不能够允许的。按照哈维尔的说法：“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在这种“宗教”面前，任何独立思考、任何质疑和思想出走都是“异端行为”。 可以看出，年轻的评论者对林青这个“强烈渴望真理的探求者”是同情的、欣赏的、赞美的。同时，对学生干部张云珊将她对林青的爱与对真理的爱融为一体，也是欣赏的、赞美的。她之所以“离开”了林青，选择了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选择的世俗幸福——后来反省时她“悔恨自己当初的幼稚和软弱”——因为，二十年以后看来，她身边的这个平庸油滑、聪明绝顶的“成功者”的丈夫，与当年的思想者林青相比是多么的不堪。面对这个悔恨者，他认为：“悔恨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总是隐约觉得她缺少了一种东西——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她难道不知道“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吗？显然，评论者对这种当年的识时务者在厌倦了世俗幸福生活的“乏味”之后所产生的“悔恨”，是不屑的。 这篇评论既热情洋溢，又充满理性精神。在热情的肯定和赞赏的同时，对小说进行了较为冷静的理性分析。作者指出：“这是一篇思想横溢，大胆表现现实（主要是我们大学生生活）的作品。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思想在今天的青年中具有深刻而又广泛的基础，提出了一系列我们迫切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对林青这个人物的评价问题上，作者毫不含糊地说：“林青那种勇于面对现实无畏探索真理的精神，不仅昭示了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显然，文章之所以对林青赞赏有加，不仅仅是欣赏他的那种“勇于面对现实无畏探索真理的精神”。更加重要的是对他所“树立的那种人生观、价值观”是欣赏的、赞同的。 在这篇评论当中，作者还特别论及这样几个重要而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怎样对待某某主义的问题。是去探索它、理解它、运用它呢？还是并不理解而去盲从它、迷信它呢？”毋庸讳言，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是鲜明的。是反对盲从和迷信的。同时，也隐含着对那些习惯于挟权力之威仪，而以盲从和迷信为其职守与“本色”的人，给予的嘲讽与批判。 二是，就薛教授自杀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文章指出：“似乎说明了领导人民革命的”某某力量“应该怎样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走弯路。”评论者虽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没有像小说作者那样的愤激，但是，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对当时高校里面、甚至对当时的整个社会严重缺乏应有的历史反思，对这样的思想文化状况是很不满意的，而且是十分忧虑的。客观而言，当时整个校园以及整个社会只具有表面上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反思情态”，而在骨子里却是惧怕反思的。那种获得“允许”的反思，是在当时的权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的“合法性反思”。林青之类的思想者之所以因为“探索真理”而陷入思想和人生的困局，原因之一就是，他越过了可以反思的“边界”，也就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反思”的资质，因而必然为当时的“合法性反思”所不容。 三是，“作品还涉及到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看法，以及对刘少奇等人的评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等问题。”作者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并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断言：“这是允许而且应该有不同的看法的。”作者的指向非常明白。那就是：总有一种势力在校园里，在社会上干扰甚至阻扰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质疑，乃至提出他们不同的看法。认为，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社会，必须是“允许而且应该有不同的看法的”社会。我们从作者的感叹中读出了深深的遗憾。这种遗憾乃至批评首先是来自校园当中对“不同的看法”的不容和压制现象而生发的。 “小风”在评论中还这样写道：小说“大胆想像，把时间往后推到本世纪末。从那个时代来看今天的生活是意味深长的。同时，这样的巧妙构思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意境，把读者带到二十年以后，看自己走过的路，发觉当初的幼稚可笑，因而更能够慎重对待今天的现实生活，竭力不为今后的历史所嘲笑。”而为了不被今后的历史所嘲笑的最佳门径就是尽量避免、及早走出幼稚可笑。因为青年评论者相信：“今后的历史”要远比“今天”更加成熟和理性。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的豪迈情态在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在历经三十多年的“沧桑”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林青这类青年“当初”那种不谙世事、不知深浅追求真理的“幼稚可笑”，与如今全社会普遍形成的“成熟和理性”相比，哪一种精神状态和实践行为更具有价值份量？更具有历史文化份量？不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吗？ 然而，“小风”的这篇评论所反映出的精神气度和理性风范，与小说中的林青一样是值得称道的。他们都怀抱着“历史乐观主义”的确信，因而对他们年轻时所遭遇的那个“时代”，以及困惑和挣扎于那个时代的他们自己，始终是以一种严厉的批判和自省态度来审视、解剖的——而且是毫不留情的。这种对自己、对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冷峻批判和严厉鞭鞑，既是那个时代以“追求真相”和“追求真理”为其神圣职守的青年思想者的精神特征，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幼稚可笑”远胜于如今这个时代的“成熟和理性”的价值特征。   十校园里的“惊弓之鸟”与“思想判官”   《燧石》第三期出刊后，其在读者中的反响虽然谈不上有多么的“强烈”，或者有多么大的“灵魂冲击力”之类，但基本上还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从读者的反馈得知，普遍认为这一期总体比之前的两期“水平”要高些；尤其是对《昨天，曾经爱过》的关注和评价，基本上是给予肯定的和赞赏的；对大学生自办杂志能够专情于“描大学生的真实生活，讲述大学生真实的故事，塑造大学生真实的人物，刻画大学生真实的精神风貌”等等，是给予充分的支持和认同的。即使有的读者对林青这个小说人物有看法，也基本上是针对其“概念化描写”、“思想大于形象”或者“思想深刻形象还不太立体丰满”之类。这种批评无疑属于正常的批评范畴。 需要提及的是，在所有的读者中，有一种读者本应该出现却始终没有出现。他们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师，特别是中文系的教师，又特别是讲授文学或者文学理论的教师。照理说，他们是作为最具有文学理论素养和审美情怀，同时又最受学生信赖的一个读者群体。照理说，对发表在自办刊物上的学生习作，他们不仅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去“审读”，进而提出具有专业水平的意见和建议。遗憾的是，这个被大学生所期待的读者群体却始终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是他们根本就不关注，或者不屑于关注这些学生习作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就我们所知，也有一些教师对学生自办刊物是表示赞同的。他们私下认为，这种写作实践有利于促进校园文学创作的繁荣，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学生的文学写作水平。当我们把每一期杂志送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似乎表现得都很高兴，而且一再表示感谢。但是当我们征求意见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很难从文学的角度和文学的审美的立场，提出他们的真实意见或者看法，而往往是从历史教训的角度，从“不要吃亏”或者“不要那么傻”的世俗“智慧”的角度，提出他们的建议。他们还表情“极为严肃”地给我们打招呼：“你们实在是太年轻了！你们太不了解西师了！过去啊，有好多人不知深浅、掉以轻心地淹死在这个塘塘里头！”而且还再三叮嘱：“我的这些看法，千万不要拿出去说！”因为“这只是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意见”，“你们千万要理解老师的难处”，“你们毕竟太年轻了”，“过去的教训太多了”，“你们千万要小心谨慎”，“搞文学，特别是搞文学创作，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言下之意，搞文学处处都有“地雷”。这个学校自反右以来历次运动的“惨痛教训”，使得教师们几乎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因此，《燧石》杂志的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普通人”对作为惊弓之鸟的这些“普通人”是完全表示理解的。 然而，另一种具有强烈的“灵魂冲击力”的反馈却来自另一种特殊的“读者”群体。那就是具有权力背景和意识形态特征的“文艺监控者”们，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叫做习惯于进行“有罪推定”的意识形态“判官”。当然，这种特殊的“读者”其组成也比较“繁富”。具体而言，他们中既有学校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也有各个层级的学生干部和一些正在为个人前途积极谋划、目光敏锐的“普通学生”。 如前所述。按照正常的大学办学逻辑，在学生读者和社会读者之前，首先出场与作者对话的应该是中文系的教师。遗憾的是，像往常一样，首先出场以管制者身份和面目出现的学校的政工干部。同样与往常一样，直接披挂上场、挺枪出战的是中文系的政治辅导员牟忠福。（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负责管控七七、七八和七九三个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全部是本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漆建华七四级、牟忠福七五级、代克明七六级，三人里面牟忠福是中文系官方最为倚重的“王牌辅导员”。）仍然与往常一样，牟忠福以“真理在胸”的气势来找小说作者和评论者“谈话”。而这种“谈话”的内容基本上与文学无关。给人的感觉是，这篇小说根本就不是文学，而这篇评论也根本就不是评论，而是一种“错误的、极其危险的倾向”，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敌情”；牟忠福指出：“本来这篇小说的创作态度和思想倾向是完全错误的。更成问题的是，这篇评论不仅没有发现问题，反而无原则地赞同小说作者的观点，为其大唱赞歌。”因此，“你们必须严肃地面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地查找之所以犯方向性错误的原因。” 这个被当时的中文系领导称赞为“政治立场坚定、政策水平较高、做学生工作最有经验、最具有战斗力”的辅导员一再强调：“我不是代表我个人来找你们谈话。明确告诉你们，我是代表学校和中文系党总支来与你们沟通，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快转变错误的立场和观念；也希望你们能够体会到学校对你们的关心与爱护、体谅组织上对你们的一片苦心。”他还特别强调：“如果作为个人，我认为你们这篇小说还是有一定的才气的。但是，你们犯了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这个，就绝不是小问题了；你们写大学生、写大学生生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你们笔下的大学生形象是不正确的、不健康的。特别是小说里面的那个男同学林青，他根本就不能够代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大学生。这个人自以为是、怀疑一切，而且我行我素、不服管教。你们不仅不带有任何批判的眼光去写这个人，反而还很欣赏他。”最后，他加重语气提醒道：“如果我们西师中文系的学生都向这个叫林青的男同学学习，那不是就把我们学校学生的思想完全搞乱了吗？现在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你们却在把已经搞正了的东西又搞乱了。” 具体而言，学校当局认为这篇小说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这篇小说宣扬了一些相当错误的观点。居然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堂里面的神父，人应该追求和探索真理，而追求和探索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方式。你们赞美的那个林青，“他甚至宣称自己暂时还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在自己有限的年华当中，曾经有许多的谬误被当作真理灌进头脑。对自己还没有认识清楚的东西，应该也必须持有保留的态度。”一个青年人，应该把自己有限的年华投入到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去，服从安定团结、统一思想的大局，而你们却鼓吹怀疑主义，这难道还不危险吗？ 第二，打着探索真理的旗号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小说中的那个林青竟然在党史课上发表错误观点。说什么“刘少奇的后半生该怎么评价？林彪的前半生该怎么认识？党是不是依靠路线斗争前进？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搞得老师很尴尬。”关于刘少奇和林彪的评价问题，上面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党史难道是可以随便怀疑的吗？那个林青竟然在课堂上散布：“我信奉人应该在信仰之外探索真理的名言。”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第三，丑化新时期大学的形象，把我们的大学教育说得一无是处。小说竟然不负责任地说：“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没有从禁锢保守中挣脱出来。教学的全部内容都还只是沉溺在前人的思想当中。为什么不能让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去分析它、去研究它、去改革它呢？我们的许多观念总是尾随着报刊电台的声音，不断地修正和调整各种提法，就像做游戏一样。”任何一个有起码的政治觉悟的大学生都不会同意你们的这种说法。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你们还说：我们现在的大学“与其说是在培养人才，倒不如说是在培养思想奴才、培养见风使舵的庸才！”，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你们竟然还理直气壮地说：“应该改变这一切了！宇宙中的一切实体，都是属于现在的我们和未来的人们的。那些死去的人无权干涉我们的自由和选择……”那些死去的人指的是谁？难道我们现在的大学还没有给你们提供充分的学习自由和选择权力吗？ 第四，丑化我们现在的大好形势，看不到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好。人家那些心灵健康的同学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小说里面的林青却说：“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充满阳光，还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只有内心不健康的人才看不到阳光。明明这个林青是个需要严肃批评教育的同学，你们却认为他这种看法是对的。批判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手法只能够用来批判资产阶级，你们却用来批判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错误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第五，错误理解和运用文学中的虚构手法，认为虚构就等于胡编乱造。小说里面你们虚构了一个薛教授自杀的情节。这完全没有一点点现实依据。我们中文系有哪个教授在平反之后去自杀？反右只是扩大化了，并且我们已经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他们平反了，他们正以崭新的面貌积极地投入到四化建设的新长征当中。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去自杀？小说创作不能够违背起码的事实。你们这样去写，考虑过社会影响没有？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六，小说还极不负责任地虚构了毕业分配的情节。你们明明还没有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就开始散布和影射我们分配不公。说什么表现好、成绩不好的同学就分配到好的地方，而成绩好、思想有些问题的同学就分配到“内蒙古”。这难道不是在打胡乱说吗？请问，我们中文系有哪个同学分配到了“内蒙古”？你们甚至还虚构了内蒙古“漫天的沙砾”和“塞外的风尘”。你们到今天的内蒙古去实地考察过吗？ 围绕着《昨天，曾经爱过》，学校宣传部和中文系官员，在长达两年的时段中反复找两个作者“谈心”，进行强制性“帮助”。在这种“车轮大战”中，辅导员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甚至显得激昂起来。因为，他面前被“组织上点名重点帮教”的这两个作者往往显得满不在乎，不仅没有一点“认识错误”的表示，而且还居然敢以教育帮助他的口气，认为辅导员是在小题大做。说什么，“思想解放之所以在中文系迈不开步子，就是因为组织上的某些人自己思想僵化保守，反而用有色眼镜看问题，用放大镜去找问题——鸡蛋里面挑骨头。”甚而至于告诫辅导员“要认清形势，免得被历史所淘汰！” 由于作为被帮教的这两个人一直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态度强硬、执迷不悟，直至使“问题升级”最终成为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被反映到了“市里”。这篇小说也因此作为大学生创作“走入歧途”的“典型案例”，进入了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各单位各部门“阅读批判”，以此作为“教训”。   十一《燧石》前传：《民主之歌》的诞生   因为这篇小说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事件”，于是《燧石》的复刊就悲剧性地变为了它的终刊。 从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算起，自1979年12月开始一直到“普通人”文学社成立，再到毕业分配之际，这篇小说的作者连同评论的作者，一直成为辅导员锲而不舍帮教的重点对象。由于这几个作者始终不以“正确的态度”给予配合，使得这场充满“车轮大战”意味的帮教无疾而终。更由于后来学生民主选举运动和“普通人事件”的凸显——这些更为“严重”的“事件”——因而使《昨天，曾经爱过》这一“文学事件”相形见绌。尽管后来辅导员“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但是，这一“文学事件”给西南师范学院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进程留下的历史印迹，却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 事实上，《燧石》群体在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和审美探寻的同时，也满怀激情地介入那些年引发知识界、文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文学事件”或者“社会事件”的讨论当中。如，由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引发出的人道主义与反对“人的异化”的讨论；如，围绕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所开展的由官商勾结延伸到对“革命变质”和“权力独大”的思考；如，围绕张志新和遇罗克这一类思想者的惨烈遭遇，进一步联想到社会主义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命权和思想言论的权力等等问题。 最初这种讨论主要是围绕“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官方“规定性”进行的，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持续发展，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知识界，特别是民间性质的文学群体和思想群体，他们的探寻方向渐渐地与官方“规定”的方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逐渐由“伤痕”和“反思”走向了具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性质的思考路径——这一时期，《燧石》群体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建构与路径探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燧石》群体虽然不像七八级“文学小组”那样，经常性地设置主题进行讨论，但是也经常性地、非特定性地紧随文学界和知识界的讨论路径，同时适时融入民间的一些思想成果，比较专注地介入这些重要的思考论争当中。《燧石》群体和王康的“文学小组”之所以能够最终汇集到一起，除了民主选举这一重要契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而深隐的原因就是：对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及对具有这种性质的理想社会的追寻。在这个更加具有思想文化含义的价值层面上，他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诸如此类的思考，其实早在《燧石》产生之前，这个群体就已经有所“动作”了。采用诗歌的形式歌颂和呼唤民主，赞美和渴望自由，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普泛于国内大学校园里面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一时期，歌颂民主的诗歌不少。比如，晓风回忆当年创作礼赞民主的长诗的情景，还激动不已。遗憾的是，这些具有一定文献意义的诗歌作品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 如今保存下来的这首朗诵诗《民主之歌》创作于1978年11月24日，是西师中文系七七级二班部分学生，即后来的《燧石》成员集体创作的产物，由张育仁执笔，由冉隆中、刘莉、郭虎等同学在当时中文系破旧的阶梯教室里朗诵。那次诗歌朗诵会的主题是“迎接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大潮/呼唤社会主义民主的灿烂阳光”。那一年的年初，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要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五月初，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11月14日，官方正式宣布为1976年“四五”运动平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家国情怀、人文情愫的大学生们，激情澎湃创作了这首诗。像这样的真挚呼唤和热情拥抱民主的诗歌，不仅在西师各系科中，而且在当时重庆的高校里面都具有先声夺人的意义。 这首《民主之歌》的副标题是“献给为追求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息奋斗的中国人民”。全诗由“序歌”、“回望”、“觉醒”、“悲愤”、“尾声”五个部分组成。意蕴苍凉、声情并茂、曲折多姿、起伏跌宕，悲迴辗转、令人唏嘘。开篇的“序歌”部分，即以设问的悲怆之声喊出了一连串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   为什么，说到民主， 就会牵动亿万人的痛楚？ 为什么，说到民主， 就会引起亿万人的歌呼？ 为什么，向往民主， 会成为莫须有的囚徒？ 为什么，追求民主， 要用殷红的血来铺路？   1976年爆发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来叫做“四五运动”。这场划时代的“公民运动”，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意义，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所完全无法比拟的。在官方的政治修辞当中，这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全国性群众性<a href="https://baike.so.com/doc/476722-504753.html" target="_blank">非暴力</a>反抗的抗议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人民群众正义的正确的革命运动。该事件在当时曾经被错误的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半后被予以平反。”事实上，“四五运动”的实质是中国民间的民主诉求找不到喷发的出口，只好借祭奠周恩来，以此与官方极权主义展开的一次公开较量。这场运动的延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大面积地促进了普通民众的思想觉醒，以及民主诉求和权利意识的提高。其政治文化意义已远远溢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框限，成为了一个具有现代性和人类性的“公民事件”。1978年，由于当时国门还没有真正打开，大学生们缺乏对现代文明意义上系统准确的民主资讯的了解。因此，在深情歌唱民主的时候，不能不采用“社会主义民主”这样的理念。不过，从内心来说，他们是真诚地希望“民主社会主义”的早日建成；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并不矛盾：   我们亲爱的人民啊， 他们是何等的期望， 社会主义民主的阳光， 能驱走阴霾， 永远朗照伟大祖国 壮美的疆土！   中国要民主！ 人民要民主！ 我们亲爱的人民啊！ 他们是何等地渴望， 社会主义民主的雨露， 永远飘洒在伟大神州 繁荣的花圃！   在朗诵诗的第二部分“回望”当中，围绕古老的中国文化到底有没有民主的传统？这种古老传统当中到底有没有民主的因素？作了否定的回答。诗歌的创作者们认为在<a href="http://www.so.com/s?q=%E4%B8%AD%E5%9B%BD%E4%BC%A0%E7%BB%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_blank">中国传统</a><a href="http://www.so.com/s?q=%E6%94%BF%E6%B2%BB%E6%96%87%E5%8C%9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_blank">政治文化</a>里面，几乎寻找不到与近现代文明相关的自由、民主和<a href="http://www.so.com/s?q=%E6%B3%95%E6%B2%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_blank">法治</a><a href="http://www.so.com/s?q=%E5%9B%A0%E7%B4%A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_blank">因素</a>：   啊，是谁在说，我们的民族， 曾经有过民主的传统？ 啊，是谁在说，古老的中华， 曾经有过民主的情愫？ 啊，是谁在说，我们的民主， 就是“全面专政”？ 啊，是谁在说，我们的人民， 就是任人宰主？ 不啊，不！ 这不是我们的传统， 这不是我们的情愫， 这不是我们的宿命， 这不是我们的专属！   因此，诗歌的创作者认为，试图从<a href="http://www.so.com/s?q=%E4%B8%AD%E5%9B%BD%E4%BC%A0%E7%BB%9F%E6%96%87%E5%8C%9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_blank">中国传统文化</a>里面寻找通往现代<a href="http://www.so.com/s?q=%E6%B0%91%E4%B8%BB%E6%94%BF%E6%B2%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_blank">民主政治</a>的有效<a href="http://www.so.com/s?q=%E9%80%94%E5%BE%8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target="_blank">途径</a>，可以说是徒劳的。而在两年之后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期间，王康却不同意这种悲观而“决绝”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积极的因素”，特别是经过“新儒家”的潜心“挖掘”与理性梳理，完全可以使“中国固有的仁爱、谦逊、礼让、宽恕”等等，“进行一次现代普适精神的积极转化；西方的博爱、正义、公理、自由…也有了与中国相互汇合和融通的时空，中国就大有希望，并有可能回报世界以东方的灵性、道德、经验和智慧。”而促成这种“相互汇合和融通”功效的神奇之物，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十二到哪里追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在哪里追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一基调上，《民主之歌》的创作者和朗诵者与王康们的“文化确信”是一致的。1978年初冬，西师校园中的这些“民主的追寻者”们以清醒无畏的气度指出：所谓“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说辞，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民主！它不过是全面奴役的代名词。“回望”中国古老的历史长河，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当中。那难以割舍的历史情愫中有“屈原的歌哭”，有“黄巢的愤怒”，有“勇敢的精卫”，有“无畏的夸父”……尤其是这个夸父“他坚韧地追赶太阳/临死时还将手杖化为/葱茏的桃圃！”随即，有感于这古老而伟大的情愫，渴望民主的大学生表达出对传统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这就是我们的风骨/这就是我们的神州/这就是我们的砥柱”；然后，对自古以来的黎民百姓“希望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渴望挺直腰杆、独立自主”予以了肯定与赞美：   他们不要强梁凌辱， 希望安居乐业， 天下太平； 他们不要枷锁重压， 渴望挺直腰杆 独立自主； 他们不要鹦鹉学舌， 梦想放开喉嗓 高唱自己的心曲； 他们不要皇天恩赐， 立志甩开双臂， 走自己的路！     但是，这一个历史过程是那样的漫长而曲折。“不要皇天恩赐/立志甩开双臂/走自己的路”——这种良好的愿望若要变成现实谈何容易？一百多年来，如果没有“无数的先驱，前仆后继，代代接力，抛头颅洒热血”，那么“民主的幼芽”是不可能“生长为参天大树”的。朗诵诗进入第三部分“觉醒”，关于民主的相关思考也逐渐向深入的方向发展。朗诵到了这里，声韵急切而高亢。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台上的朗诵者与台下的听众已经在情感和思考中融为一体，浑然不可分离。当台上的朗诵者悲愤地发出：   民主，这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吗？ 我们谈起它， 就如同阳光撒进心灵的窗户； 民主， 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词吗？ 人民有了它， 就会挺起宽阔的胸脯！   这时，台下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听众都对“民主”这个对现实中国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词，充满了深情、渴望，还有“望梅止渴”式的无奈。尽管如此，对民主的钟情，是这一代大学生永远也不可能泯灭的。他们理解的“新时期”，必须是与民主有着内在联系、有着“匹配”关系的“新时期”，而绝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改朝换代：   今天，在新时期的天空下， 我们和我们的人民， 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民主的大旗，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举起来！ 民主的壮歌， 我们要万众一心倾情唱出！   朗诵诗进入第四部分“悲愤”，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在民主的精神谱系上进行了“血亲验证”。同时指出，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第一次露出了含泪的笑颜， 从浩浩的血泊中苏醒； 千百万被视为草民的生灵， 第一次仰望民主的星辰， 希望自己的命运， 应该由自己摆布！   然后，抒情的旋律很快回到“四五事件”的历史现场——“请历史记住”。因为，在那里“民主与专制面对着面”正“拉开了决斗的历史大幕”。此时此刻，朗诵者和听众似乎已经完全置身于这场历史决斗的现场。因为“真理已深入人心/觉醒已长成大树/烈焰燃烧在心里/霹雳炸响在肺腑”，所以人们齐声爆发出雷霆般的怒吼：   啊！民主—— 砍不死的民主！ 啊！民主—— 压不垮的民主！ 民主写在诗文里， 先辈笑慰能瞑目； 民主唱在悲歌里， 能将遗愿化宏图； 民主响在演说中， 万箭齐发射狂徒； 民主种在心窝里， 捍卫真理不怯步！   试问—— 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 何曾有过 如此悲壮的画幅？   《民主之歌》不是一篇关于民主政治思考的论文，它以政治抒情的方式，抒发了那个特殊年代西师大学生强烈的民主渴望、愤昂的民主情怀。既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同时又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气度。在当时献给民主的许多诗篇当中，它是唯一保留下来的、具有思想和审美意义的历史见证。也是《燧石》群体在加入“普通人”文学社之前，集中体现大学生“公民意志”和民主精神的诗歌作品；是真正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实践产物。《燧石》群体之所以后来能够加入“普通人”文学社，并且在1980年的民主选举运动中，表现得是那么的投入，那么的真挚，的确与此前将民主作为创作的重要主题，并且积极地进行文学思考、精神探寻有极大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样一件事：《燧石》被官方勒令停刊之后，有一天黄昏，中文系七九级的两个小女生面含悲愤地来到我们的“编辑部”。她们在询问了刊物为什么要停刊的原因之后，鼓励我们一定不要泄气。临别之际，其中的一位从随身携带的“软抄”中撕下一页说：“送给你们一首艾青先生的诗，用它来表达我们对《燧石》的评价与期待。”我们不明所以地接过来一看，那上面用娟秀而稚嫩的字体写道：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我们猛然发现，艾青先生的这首诗仿佛就是专门为《燧石》写的，就是《燧石》虽死犹生的真实写照！我们反复诵读着这首著名的诗，内心中洋溢着无限的感慨和无限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