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到這個地步中美能否再回到從前？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以中國人的身份生活在美國，尤其在當下，有人說是自1971年基辛格訪華以來中美關係最差的時段生活在美國，會是怎樣的體驗？還有人搭理你嗎？」       　　這不是知乎上的問題，而是前幾天我偶遇一個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朋友時，她毫無外交辭令地拋給我的問題。       　　我非常認真地回想了一下，自中美有貿易戰的由頭以來，我的境遇還真是毫無變化：採訪時沒人會因為我是中國記者就斷然拒絕；日常中，我的中國人身份也沒有導致人們在態度和立場上的疏離或扭轉。這是美國社會的成熟之處，他們理解我只是一個個體，只是一個新聞詮釋者，和我是哪國人沒關。       　　我的回答讓這個國務院的外交官稍顯驚訝，儘管更為驚訝的人是我。我無法想像這樣的問題出自於美國外交官之口。儘管她從來不和中國議題打交道，但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中美關係走入低谷已不是停留在紙面上，也不僅限於政府和政府間的關係低迷，這種消極情緒已經擴大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以至於我的外交官朋友想當然地認為沒人會搭理我了。       　　中美關係曾經一度被美國學者描述得像一對充滿了愛恨情仇的怨偶。1989年到2000年間的中美關係接近於同床異夢的夫妻；2001年到2008年間的中美關係，則像是學著管理婚姻的新人，為了婚姻共同體，雙方攜手打擊恐怖主義，聯手應對金融危機；美國甚至主動示愛，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也許天下的愛情都有點『因為相遇太美而愛到心破碎』的意思，中美也不能免俗。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Douglas Paal） 告訴我，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從代際、制度、國會、經濟和安全層面的全面轉變。 這個變化可以追溯到2012年，但不同的人群、不同問題的產生，其根源則可以回溯到2007年至2008年期間。 這種轉變現在已接近於百分百的完成，只是在官僚機構和智庫中，尚遺存一些老人，他們的轉變尚未如此有戲劇性。       　　包道格進一步和我解釋說，所謂代際態度的轉變，是指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批評更為整齊劃一；在制度層面，美國各政府部門、包括國家政府部門在內都已成為對中國強烈質疑的大本營；從國會的視角，中國在國會議員和相關工作人員的眼中就像一個欠揍的男孩兒；在美國商界，支持中國的隊伍急劇減少，更多的人加入了新湧起的批評大潮；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則已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中國人、中國學生、中國商人甚至華裔美國人的身上。         　　這種態度的轉變，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感同身受。前幾天他隨中國智庫專家團訪美，與美國智庫同行交流。行程結束後他告訴我，華盛頓一行讓他更覺得悲觀。實地考察讓他發現，反華情緒在美國很有群眾基礎，包括這些智庫在內，不少人對中國的態度都非常消極，甚至「越了解中國，看法越消極」——他們覺得中國和美國背道而行，中國不是市場經濟，中國也不想真的開放。       　　鬧到現在這個程度，中美還有多少愛可以重來？一切是否還可以再回到從前？       　　屠新泉說，恐怕回不去了，因為中國不可能自我削弱。即使中國向著美國的模式轉變，中美間實力的競爭也只會愈演愈烈。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註定一戰，在這個過程中的確需要雙方充滿智慧的管理好衝突，但短期內前景並不樂觀。       　　四年之後，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       　　四年前，中美圍繞南中國海的問題一度向著衝突的方向演進，風聲鶴唳，我在美國找了很多著名的中國通，求解如何避免中美衝突的最壞演繹，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前助理國務卿幫辦、加州大學21世紀中國項目負責人謝淑麗 （Susan Shirk）。那時她的評論是，中美關係變得更為緊張， 雙方競爭性變得更強。傳統上，美中都嘗試以安靜的外交渠道交流，而不是爭搶話筒。       　　8月2日我們再通電話時，她很感慨，現在的中美關係比起四年前，已進一步惡化了更多。       　　惡化的實證是，特朗普8月伊始即指示貿易官員斟酌將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加征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新措施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將於9月5日截止，此後可能正式實施。顯然，特朗普一再對中國貿易施壓而無效，倒迎來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跌，逼急了。       　　中國方面也沒有屈服的跡象，8月3日中國宣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5207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關稅。       　　有媒體報道說，特朗普對華加稅來狠的、硬的，是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美中經濟問題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給特朗普出的主意。       史劍道是我經常採訪請教之人。我印象特別深的一次是今年4月，中國提出「新一輪改革開放」時，我去採訪他，本以為他會說，改革開放利好中國，利好世界，結果他無比沮喪地說，「我研究中國經濟25年了，我都記不清已經聽說過多少次中國要進入『開放新階段』之類的話了，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中國總得要另一個新的開放階段。」       　　史劍道對中國的沮喪之情正在美國智庫中蔓延。問題是，智庫的學者是美國政策決策中的精英，在我印象中他們本來是尋求與中國對話、合作的。       　　我問史劍道，他給特朗普提供諮詢的周期和頻率，他說，「我從來不直接給特朗普本人以政策建議，只不過每隔幾周，我會和特朗普政府的人碰一次面，但他們是否聽則是另一回事。」至於他建言把關稅提高到25%的出發點，史劍道說，「我更傾向於對那些侵犯知識產權的特定公司進行制裁。既然使用的手段是關稅，10%的關稅不會有多少效果。」       這是對中國的胡羅卜加大棒，還是白宮內鬥不斷，不同思路同場競技？似乎二者都有。史劍道說，這些信息不互相矛盾，因為美國政府中不同群體的意見並不一致。此外，美國的目標是迫使中國在談判中讓步，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才適用關稅。       過去美國學者中流傳著一句話，研究中國讓你愛上中國，研究俄羅斯讓你對它心灰意冷。       　　但現在，美國智庫那些研究中國的也對中國態度普遍變得負面。謝淑麗對我解釋說，因為中國國內形勢和外交政策發展出現掉頭轉彎的傾向。中國在倒退，變成了個性化權威而非制度性權威，改革停滯，在世界舞台上放棄了自我剋制的立場，變得更加膨脹，外交政策變得好鬥，這三個維度的倒退在全球引發了失望以及對中國的反彈。       　　如今網上大談美國對中國「幻滅」了，謝淑麗強調說，沒有人期待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急速轉型，即刻民主化，但中國一直是在持續進步的，直到幾年前這出現了反向行進的跡象，「我希望中國領導人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及時有所調整。」謝淑麗說。       　　四年前我去請教的還有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幫辦謝偉森（David Sedney），前兩天我找到他時，他正在阿拉斯加。謝偉森對我還原了中美四年之變。他說，過去四年中，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有所增長，但美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也變得更強。四年的時間證明了所謂的「中國崛起，美國衰落」是錯誤的。相反，過去四年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崛起，美國更強大」。       　　雖然現在緊張局勢已經出現，但謝偉森相信中國經濟仍會持續增長，中國軍力規模可能會變得非常強大。中國的國際角色、國際影響力也在繼續增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取得了驚人的積極成果，並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引領世界；美國的軍費開支達到新高，新的軍事戰略、強者衡強的軍事領導力鞏固了美國作為世界領先軍事大國的地位。       中美對弈的局面是，兩國都很強大，但兩國在國家政策制訂層面上都有弱點，都缺乏糾正機制，這導致未來二、三內發生衝突和緊張局勢升級的可能性增大。這對中美，對整個世界來說，都可悲而危險。       　　誰推開了誰？       　　上周，我《財經》的同事來美國度假時，介紹我認識了一個美國媒體人Matt，見面後才發現我們彼此早就通過郵件，甚至他告訴我，他看過一些《金焱看美國》的專欄文章，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看別人眼中的美國也很有趣。       　　同理，我也喜歡讀一些美國記者的中國文章，他們的描述和視角也總是別有味道。比如上周六《華爾街日報》刊出了一篇文章「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文章基本上回顧了中國入世時，美國一些關鍵人物、上至柯林頓總統，下至美方貿易談判代表當初接受中國的考量，並與如今的現實相關照。文章說，多年來，那些曾經力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美方倡導者中，很多人開始感到他們受了矇騙和背叛。       　　同樣的情緒也出現在那些此前駐華的美國記者之中。有人指出，在他們當中，尤其是那些本身掌握了相當高水平的普通話技能、又能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美國駐站記者，現在他們大都對中國感到無比失望，進而成為最尖銳的中國批評者。       　　我確實見過對中國非常尖銳的前美國駐華記者。 其中一個以美國標準來衡量，都是絕對的極品。       　　這位美國某新聞雜誌前駐京記者從北京回到華盛頓後，向別人描述中國的語言基本上是：「世界上最糟糕」 、「世界上最下流」 等諸如此類的表達。甚至在談及一些中國的城市時，他也毫不吝嗇地扣上「世界上最乏味」的字樣。聊天過程中，雖然大多數時間我們用英語交談，但他會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得意地炫耀他地痞味十足的京腔。       　　最後一次我在公開場合見到他，他已要奔赴紐約的智庫。在十多個在美的外交政策領域人士的眾目睽睽之下，他把會場上一瓶未開封的紅酒揣在懷裡，揚長而去。       相對來說，我更喜歡和那些對中國有建設性態度的美國記者打交道，我也更關心他們這些有思考、有擔當的媒體人的看法。       　　我找到了《華盛頓郵報》前駐京分社社長John Pomfret。第一次見到中文名叫潘文的John Pomfret時，我人還在北京。巧合的是，和他見面之前不久，我剛讀完他以自己在南京大學學習和生活為線索寫的紀實作品「Chinese Lesson：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他書寫得非常生動，那些英語字母拼裝出了一個活靈活現的中國八十年代。           　　John Pomfret現在又出了和中國有關的新書，他的身份也變成了《華盛頓郵報》的撰稿人。前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20世紀50年代，美國通過政治迫害讓社會四分五裂，聲稱是要找到那些讓美國「失去了中國」、指責他們放縱了中國。     如今美國的貿易火力幾乎直掃中國，在各種關稅打壓之外，近日以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由，美國商務部宣布將44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主要涉及中國航天科學與工業總公司（航天科工）及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中國電科）旗下部分企業；在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台灣問題上，美國陸續祭出了一系列舉措使華盛頓與北京越隔越遠，最新消息是，8月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價值7160億美元的國防授權法案，在涉及台灣方面，該法案提及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       　　這大有中美逆向而行越走越遠的意思。       　　若要反思，John Pomfret對我說，中國那些所謂的「美國觀察員」做得很糟。這背後原因很多，從 「統一思想」，「專制」，「文化差異」，到赤裸裸的無知，不一而足。結果就是中國真的沒有看到美國對華態度的轉變，而美國人這麼多年來一直在警告他們的中國朋友，變化即將來臨。       　　中國的媒體在John Pomfret看來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他說，中國駐美媒體總部設在紐約和華盛頓，並把所有時間花在智庫上，而沒有報道更廣義的美國，所以也沒能看到美國態度的逆轉。中國媒體上太多的這個專家、那個教授的你說我說，卻沒有足夠有趣的人和故事的報道，目光短淺、缺乏遠見，這些合力造成了今天的局勢。   <div> </div><div>（作者为《財經》特派記者， 發自華盛頓）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