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九章

第九章文学小组阿多诺圈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10.JPG" width="202" height="271" align="right" alt="" /> </div>   一一个读书思考的“地下群落”   如前所述，除了《燧石》这个重要的大学生创作与思考群体之外，在“普通人”文学社宣告成立之前，西师校园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思考与创作群体，就是中文系七八级学生创办的“文学小组”。这个的大学生文学探索群体与七七级的《燧石》群体不太一样。他们不是紧紧围绕创办文学刊物进行思考和创作，其主要的活动方式是：首先是广开渠道搜集校园内无法读到的各种书籍，进行阅读和讲评；然后是开展广泛的、有针对性的文学讨论；其次是小组成员之间相互交换各自的作品，并提出修改意见，或者帮助修改等。小组最初开展活动时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主张思想自由、畅所欲言；话题广泛、没有局限。王康形容道：“文学小组是一种浓缩，也是一种放大。”所谓“浓缩”，是指尽可能去吸收那些人类思想和艺术的精华，在这个过程中也促使小组成员朝“精华”的方向去思考和锤炼自己；所谓“放大”，是指尽可能扩大视野和胸襟，不仅用中国的眼光，而且还必须用世界的眼光、人类的眼光去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文学与历史、认识人性与反人性，以及认识所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林林总总。 这个文学小组令人联想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捷克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出现的“阿多诺圈”。那个时期，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中的志同道合者在苦闷和困惑中，为了交流思想、砥砺创作，探寻精神的出路、抵抗平庸的侵蚀，他们志愿组成了一个读书思考的“地下群落”，定期或不定期交流和讨论禁书，让自由精神的潜流在这种禁锢的状态下，通过阅读和思考得以保持生机与活力。因为他们首次聚会时集中讨论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还讨论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等，于是他们就把自己这个群落称为“阿多诺圈”。他们最初聚会的地点是在柏林各个成员的家中流转，后来到柏林之外的许多地方去阅读和讨论。这个思想群落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大学生，专业背景繁富，主要是来自文学、神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和经济学等各个专业的学生。“阿多诺圈”后来波及到东欧许多国家，那里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都先后组建了形式各异的这种自由阅读思考的群落。由此演进成为了全能主义国家威权之下的一种潜隐的民间阅读史和精神发育史。西师七八级的这个文学小组，实在上就是“阿多诺圈”在中国大学里面的一种“复制”。 在此有必要去追溯，是什么原因促使或者迫使这些七八级的中文系大学生产生了创建“文学小组”的精神“冲动”？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吧！在《来路与去向》中王康写道：   进大学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反差：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1966年以后“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大都狭隘僵化，谈不上什么学问。他们的讲课从板书到用语，从眼神到手势，都很乏味。有几个前“工农兵学员”还停留在病句别字阶段。而一些“中年知识分子”更谈不上有什么操守、道德和魅力，其中不少曾经是“反右运动”、“文革”及其他政治运动的打手或积极分子。显然这是潮流使然，是时代的造次。   这些“工农兵学员”和“中年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得到“考验”，并被官方认为是“阶级出身纯正”、“革命立场坚定”、“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去占领教育阵地”的“好苗子”而留校任教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够把所有的课都意识形态化，都讲解为“阶级斗争课”，而且表现得大义凛然、天经地义。比如，讲文学理论的，坚称：“世界上的葡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公社的葡萄，另一种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葡萄！”，讲哲学的坚称：“地主和资本家之所以反动，主要是他们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十年动乱，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科技也搞到了非常不堪的地步。文革以前，外国和中国的公共汽车都在地上跑，文革以后，外国的公共汽车跑到天上去了，而我们的公共汽车还仍然在地上跑！”讲授者压根就不知道，人家外国人说的“空中客车”，是指一种大型客机。诸如此类，不亦而足。 与这些“工农兵学员”和“中年知识分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并不被学校官方看好的民国时期培养的“旧知识分子”，即以曹慕樊、谭优学为代表的老教授们，王康称他们是“中国的老先生们”。他们——   曾经遭遇的那份远甚屈原―司马迁们的苦难，那份从孔子以来未曾改易的圣贤气象，那份君子情怀，志士风骨，书生本色，其中无量数的颠沛、磨难、苦情、隐痛、寂寥、苍茫，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悬望，我们只能永远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毛喻源当时就读于西师隔壁的西南农学院，他是“普通人”文学社的文学朋友和思想同道。这个被大家公认为“天生哲思飘逸、富于宗教情怀”的年轻大学生，当时与西师的这帮友人一样，也陷入深深的精神痛楚与迷茫之中：“回想起来，四年的大学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与我之前三年的知青生活相比，它也显得出奇的平淡。相较而言，三年的知青生活其可圈可点之处要多得多。大学四年只不过成了我生活中一段最富有反思色彩、读书最自由的岁月。这段岁月无疑为我以后的人生决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在想，我们生活的内容是多么贫乏，生活的模式是多么单调啊。大学、分配，然后在指定的单位混上5年、10年、20年、30年，直至退休。这生活岂不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序，甚至你之后的生活状态都可以在40年前几乎丝毫不差地评估出来。这哪里是人之那种主动、生动的生活，实际上无异于对一种被判决宿命的臣服。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总有些惴惴不安，甚至不寒而栗。” 在“文学小组”这种“阿多诺圈”精神属性的阅读圈里面，他们的兴趣主要是在文化和精神处境的认知和探寻方面，从一开始就不是因为对政治有什么兴趣。而是恐惧于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学生活。正是这种惧怕被现实所吞噬的“惴惴不安”，以及试图从这种“不寒而栗”的境况中逃离的动机，终于促使或者迫使他们作出这样的“大胆的选择”。 最先的动议者是中文系七八级的几名老三届学生，他们大多是初66级，即1966年“文革”爆发时初中毕业的学生。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发出感叹：“该看的书基本都看完了！回顾共同的经历：文革、上山下乡、然后返城、然后是高考。十多年了，沧桑巨变！如今“站在秋天夜空下，心里洋溢着陌生而坚定的信念，强烈而暧昧的冲动，冥冥之中有一种共同的意绪：我们已经荒废了宝贵的青年时光，如此乏味的大学生活，绝不属于我们，我们得做点什么呢？”于是，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应该成立一个“文学小组”——这就是发起者后来在追忆中所说的“来路”。   二 “人的现代化”与“爬行的物类”   文学小组酝酿期间，王康的《现代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和杨政与他的“思想朋友”写于1976年的《地震中的中国》的长文，就已经在这个已成雏形的“阿多诺圈”内外流传。王康的这篇文章长达十余万字，写于1979年王康三十岁生日之际，因此，又被圈内外称之为“三十自述”，或者“王康的精神自传”。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构想”的前瞻性文章。文章围绕“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现代的中国”所历经的历史磨难与曲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之外的“第五个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论断。认为，倘若不能够实现“人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就没有触及到“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没有灵魂的“现代化”。文章气势磅礴、视野广阔、激情澎湃、理趣盎然。将晚近一多年来的“中国问题”置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宏大进程中，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仅必须接受普世价值，而且必须在普世价值的引领之下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舍此，“中国问题”，亦即“中国的现代化”将无从下手，亦无从解决；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改变与价值实现问题也无从谈起；中国人所有涉及到的“人生的问题”和“文学的问题”，也都无从得到根本的改观。总之，这实在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现代化”与“公民社会”重建的宏大思考性文章。它从现代文明和现代法理的视角，对“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公民社会”的逻辑同构关系，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对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公民社会”等等问题，“公民政治”与政府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与现代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等文明愿景，究竟达成了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勾连。王康的这些思考，后来在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中，通过他的一系列文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更后来与温元凯合写的文章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笔者在1980年10月8日的日记里面，写下了当时读到这篇思想长文的真切感受，特别是心灵受到的震撼：   我花了足足两天半的时间，总算读完了王康的这篇近十万字的《现代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文章，我们习惯性把它叫做王康的“三十自述”。那些前几天已经读过的同学都说，这是一篇思想深刻、认识独到、激情如诗、内容丰富、情况复杂的“思想笔记”。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感受是真实的，但是，我认为它还应该一篇诗化哲学般的心灵诗章。晚上，我去后校门把文章还给王康，走在路上，我的内心一直不平静，一直被文章中的那些思想、那些见解所激动着。这是我进大学以来，第一次从同学的文章当中受到的如此剧烈的心灵震动。可以说，这种情况在我的人生经验中是从未有过的！我现在有个感觉：这篇东西既是他个人的内心历程,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历程。   杨政与他的“思想朋友”——具体而言，指的是文革后期，重庆十八冶金公司子弟校的青年教师陈奎德、谢幼田等人——写于1976年的《地震中的中国》，同样是一篇在“地下”产生了相当历史影响的文献性思想杰作。这篇文章从晚近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起笔，既着眼于晚近中国的历史逻辑，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充满历史悲怆意味的回顾与思考，同时立足于现代文明的普世意义，对如何认识和破解“中国问题”提供了积极的认知思路，同时还提出了既符合历史逻辑，又符合现代文明“法理精神”的生存与发展思路。文章开篇即写道：“大约一百多年前，一位学者，在万马齐喑的大地上，向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势力下了一道激烈的檄文。他指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这个学者，就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他终于用自己的鲜血作了上面这句话的注释。从那时以来，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拨开宣传的迷雾，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时代？’这是今天很多中国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具体而言，应该思索怎样的问题呢？文章在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后写道：“然而，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人们。它画了一个圈，在新的招牌下又回到了原地。民主制在东方似乎是异常难产的；人民，坠入了极大的迷惘之中。”这篇文章还围绕与现代文明截然相悖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教育形态等等，进行了清晰的逻辑性梳理和剖析。文章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以不容置疑的豪迈气概呼喊道：“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埋葬了，一切都腐朽了；只有人民，才是不朽的！” 王康和杨政他们的这些具有历史思考深度、具有现实冲击力的文章，在文学小组草创时期，在校园民主选举前后，与北京大学胡平的《论言论自由》，与湖南师范学院梁衡的民主选举纲领一道，成为那个风起云涌的“公民行动”时期，大学生们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处境和自身命运，以及国家民族处境和命运的思想导引，当然也是那个“思考的年代”的必然产物。 由此可见，文学小组产生前后，出现在这种“阿多诺圈”的特殊思想读物，对大学生精神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令人痛苦而幸福。 在那个时期，文学小组，亦即后来的文学社的忠实朋友毛喻原围绕“现代中国”的“语言问题”，发出了他的困惑之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语言充满虚伪和腐败的气息，实质上是这个国家文化和精神充满腐败和虚伪的死亡迹象。为此，他愤怒地控诉道：   大学独立思考的结果，使我理据十足地认识到，表面务实的国人实际上是在玩虚的。他们往往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名称、名词、观念、成见与惯例的纠缠中消逝自己的岁月，浪费自己的人生。有人说，是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尤其是今天的美国人）最先进入了所谓新世纪高科技的虚拟时代，我认为这一断语有待商榷。在我看来，最先进入虚拟时代的无疑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自古以来都在虚拟，我们民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其最内在的那种本质都在虚拟，甚至就是虚拟本身。只不过这种虚拟的本质历来采取了一种外实内空的自欺形式，杜撰了许多不虚不空的幻影，以至形成了某种一般的怀疑不易去破除的仿佛是不虚不幻的假象。但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本质虚拟的存在，它都是会流露迹象，呈现表征的。我认为，我们生活的虚拟性最充分地就表现在我们时代所惯用那些标语、口号、纲领、社评，以及各种大而不当、远远高出常人所能企及的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种由我们自己杜撰的语言的虚幻光晕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为语言而生的民族，是一个惟有通过语言的炮制才能勉强维持其生存的民族。对我们来说，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为了达到我们自娱自乐、自迷自恋、自安自慰之目的的手段，是一种自我浸淫、自我陶醉、自我狂欢的生存方式和策略。仿佛我们只有在语言的编造、语言的恍惚、语言的沉迷中才能去承续一种民族的自信和在世生存的良好感觉。   他就像童话当中“不谙世事”，敢于说出真相的那个孩子，悍然剥开了笼罩在“现实生活”中的骇人的秘密。但是，绝大多数人却乐此不疲、浑然不知：“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种由我们自己杜撰的语言的虚幻光晕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为语言而生的民族，是一个惟有通过语言的炮制才能勉强维持其生存的民族。”——   事实上，我们祖祖辈辈都在竭尽全力去维护一种语言的形态和语言的氛围。这种形态和氛围，不管给人的感觉是强暴，还是“温柔”，但它最终导致的结果都只能是麻醉、昏迷、回避，或无限延期的遗忘。也许，我们拼死拼活要去争取的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存在而已。就好像只要我们保住了语言的某种正义和道德的样式，我们也就赢得了某种民族生活的生存本质，取得了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只热爱语言，仅拥抱画面，而根本不顾及聆听语言和观看画面的人，尤其不考虑听者和观者在心里实际产生的那种感受。也许，这是一个只知道追求语言之“伟大”、语言之“体面”与语言之“光鲜”的民族，但这种“伟大”、“体面”、“光鲜”遗忘、回避、遮掩的却是与它们的本质正好相悖的事物。也许，我们国人的所有精力、天才的伟大智慧、能者的卓越才华全都用在了语词的雕琢、修辞、杜撰、拼凑与把玩上面。就好像只要语言过得去，一切都会Pass似的。虚拟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们总是在用语言的辉煌来取代现实的辉煌，用话语的光明来替换生活本身的光明。当然，要想躲过常识的“刁难”、逻辑的检测、理性的剖析，那语言的制造业、话语的柔道术就需不断提升它自圆其说、自我辨证的高超技艺。一方面，话语疯狂地奔向事物的反面，人们理直气壮地用反义的语词来描述正义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让这种疯狂、这种描述达到一种社会可接受、可容忍的程度。试想看，这需要多大的工夫，多大的能耐啊！需要国人投入多大的精力，多大的才智啊！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仅仅在各种虚假的说辞、称谓、标签、名分上打发我们的光阴，葬送我们的生命。结果，我们的存在仅仅成了实存的一种反面镜像，或反向标的。可以这么说，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事实上我们都成了某桩集体罪愆的共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成全了某种难以言说的悲剧命运，这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们生活完美假象的纯粹牺牲品。   的确是一个令人疯魔，又令人惊惧不已的历史和现实真相！中国人在呼唤着“现代化”的狂热口号，一本正经地追赶他们想像中的“现代化”的同时，很少有人会认识到，他们实质上离现代化是多么的遥远。中国人从外在的生存状态，到内在的精神情状，其本质都处于“虚拟”之中。不仅文学写作处于这样的“虚拟”状态，几乎所有的历史和现实表现，都陷入“虚拟”当中而难以自拔。毛喻原的愤怒和忧愁不绝如缕、气韵悠长。他还不依不饶地控诉道：“在这样的生存背景和前提下，难道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就真的没有一点除魔的招数、祛邪的绝技来摆脱这种完全被动、依赖和顺从的宿命？我想以身试‘法’，把笔直的‘坦途’迂成弯路来走，哪怕进行一次毁灭性的试验，我也要用我自己的心意去主动选择一次，尽力不生活在虚幻的浮名和自欺的假象中。我想在以后的岁月中让自己生活得更真实、更坦荡，也更自然，无畏于让自己的生命采取一种卑微的形式，也无惧于接受一种被边缘、隐匿和沉寂的命运，但只要我的所作所为是有助于人类善意的，是有益于民族良知的，那我就会无愧上苍赐予我的这惟一一次生命。” 无独有偶。在《缙云寺随感》这篇散文当中，王康也发出了同样的忧思与悲愤之声。他写道：“山脉是土地的脊梁，河流是民族的纽带，寺庙却是生活的污渍，历史的肚脐。在冷清、阴森的古刹，我们似乎能感觉到，那凝结在明金暗银里的古人的幽情正一点一滴地从如来观音、童男玉女身上淌下，变成浮游的粉介，渗进人们的血液。悠远的晨钟暮鼓从寺院的最深处传出，里面交织着无数的叹息、呜咽、哀怨和被窒息的呼唤，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曾经匍伏在地，堕落为爬行的物类。这是历史的阴暗面，这里灭绝了人性、欢乐、爱如光明。”如果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生活，这就是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那么，当所有的人都“匍伏在地，堕落为爬行的物类”，可以想见，他们距离“现代化”和“现代文明”，以及“现代人”的价值生活与人格尊严是多么的遥远！那些形形色色的庙宇，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规训人成为“爬行的物类”！与毛喻原所刻画的那种“虚拟”的生存状态相比，他们活得居然又是如此的“实在”！王康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我们生而为人，能站在群峰之巅，心中充满神圣的欢欣，眼望云天，思想翱翔于万物之上！我们不再跪倒爬行，手捧铁链，被迫去吻它冰冷的尸身！ 然而，我们深知，民生多艰，路途并非坦荡，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今日已花果飘零，历史一再走进荆棘。今天，生活要从坟莹和寺庙中走出，时代的风向应该由人民来吹拂，使生活的水壶沸腾不息的永远是人性的火种。现代生活、现代文明不在帝王陵墓，不在神殿灵台，而在人民之中，生活之中。青年要决定未来，理性的太阳要驱散邪教的迷雾，人道的原则和科学的力量要做人类自由王国的基石，民主的凯旋，博爱的彩排，必将使生活具有最浓的诗意！   忧思与悲愤，并不等于绝望。就像杨政他们“登上昆仑山巅，俯瞰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古老大地，沉思着这灾难深重的民族，奔腾咆哮的历史长河在我们面前汹涌。”那样的忧愤和激昂一样，王康充满诗意地喊出了他的预言：“现代生活、现代文明不在帝王陵墓，不在神殿灵台，而在人民之中，生活之中。”因为，“青年要决定未来，理性的太阳要驱散邪教的迷雾，人道的原则和科学的力量要做人类自由王国的基石，民主的凯旋，博爱的彩排，必将使生活具有最浓的诗意！”也正是为了穿破重重迷雾，迎接“民主的凯旋”，为了“使生活具有最浓的诗意”，文学小组的这种精神实践，才称得上是“博爱的彩排”，才称得上是“决定未来”的历史新声。   三 构建具有文学理想的价值生活   这个“文学小组”具体是在哪一天成立的，如今已无法确定，因为当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据王康在《来路与去向》里面回忆：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按照一种古老的风俗”组建了这个“文学小组”。但是他又强调说：“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显然，当时并没有什么“周密的筹划”之类。所谓“按照一种古老的风俗”，其实就是按照古代中国文人习以为常的那种“雅集”的美好传统——志趣相投、情怀契合的文人们的在一起诗文酬唱、相互砥砺，共同营造一种精神生活情景，共同追寻一种具有文化担当的价值方向。而小组成员“雅集”的地点一般是在距离西师后校门不远的那座老旧灰黑的教师宿舍楼里。那是该楼底层的一间白天都需要开灯的屋子。是王康母亲的一位老友无偿提供的。大学四年王康没有住在学生宿舍，而是离群索居于此。文学小组讨论的场地通常就是在这里。 最初的小组成员主要有王康、张鲁、杜显怡、杨政、孙丹年、阎旭光、彭光芒、吴廷正、姜力挺等人。孙丹年回忆说：“是张鲁让我参加文学社的。最初的文学社叫‘初民社’而不是后来的‘普通人’文学社。”其实据考证，孙丹年加入的应该是“文学小组”，而“初民社”是临近“普通人”文学社成立之前的一个“并没有被确认”的称谓。根据“文学小组”多名成员的回忆，那个“秋天的晚上”应该是在“1979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经过“投票议程”王康被大家推举为“文学小组”的组长。王康后来在写给小组同仁的信中说：“朋友，我要指出你们的一个老大错误──你们竟然选择了我。在此，我想表白几句，这绝非是我要人关心的借口。不是的，我只是想挣脱你们赐予的桂冠──在我看来与枷锁无异。”看来当时的他并不是仅仅出于一种谦虚，而是感到责任的“重大”，怕自己会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待。为此，他还向大家坦陈了自己的“苦恼”和“惴惴不安”：   我骨子里有许多恶劣的品质：浮躁、狂妄、疏忽、散漫、冷漠、懈怠、无礼、乖戾、粗野、使性等等等等。你们的信任犹如沙漠中的清泉，给人慰藉，我对此深为感激，我珍视它并且深知它的份量。当宣布选举结果时，我那久已淡泊的荣誉心被激发起来了，我甚至觉得那是一种正当的荣誉，但这小小的欢乐和由此滋生的责任感很快被忧虑代替了。就我本意而言，我极愿意把残存的力量和热情献出来，可惜太难了。像我这样一个时时为郁闷纠缠的人，在你们的信托面前只是觉得惶惶不安。我不能欺骗大家，用虚情假义来应付这严肃的使命，我甚至愿意作罗亭式的人物，可绝对作不了凯撒。我担心我会使朋友们失望，最后厌烦而去，而回绝这种真诚崇高的信任，又实在是一件不近人情的事情，这使我进退维谷，惴惴不安！朋友，我只好把个人的苦恼寄给你，乞求大家的慷慨资助。   这种情景令人不禁想到晚近历史进程中那些立志再造“新我”、立志创造“新的人生”和“新的社会生活”的人们。这是一种对这块土地曾经有过的人文传统的美好追忆，也是对他自己以及对所有小组成员的一种精神鞭策。王康说：后来“我那僻静的寓所成为小组活动的自由飞地。”不仅如此，孙丹年还在回忆录中补充了她最初之所以加入小组时的生动细节：   有一天在3129阶梯大教室上课。课间，姜力挺叫我出去。姜力挺和张鲁站在教室外面的杨树下，我走到他们面前，姜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文学社？我不大懂，但是以前阅读过1950年代末期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一个长篇小说《大学春秋》，大致知道学生社团的概念，就说愿意参加。姜力挺叫我某天下午到办公大楼旁边的草坪上去开成立会。张鲁始终没有说话，我没有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只认为是姜力挺邀请我参加文学社的。   孙丹年这这段回忆文字中所说的“文学社”，实际上应该是“文学小组”。至于为什么要组建这样的“文学小组”，根据杨政、杜显怡和孙丹年等人的回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这些人对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等，表示深深的失望，甚至深深的抱怨。王康说“进大学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毫无疑问，这种“强烈的反差”是指满怀希望走进大学，结果发现这些在文革废墟是草草开张的所谓大学，除了理工科院系在教一些只比中学略高一点的基本常识之外，而文科院系设置的大多数课程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讲清楚，有的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与人类普世价值对接，而是存心与这些价值作对，甚至以顽固地与人类常识唱反调而自恋自得。王康感叹道：“大学四年，上苍赐予的机缘，系统地读书、思考，结交贤达之士，这便是我走进西师大门的目的。” 关于当时高校文科教育的“破败不堪”或者“青黄不接”，课堂教学的“低幼水平”和荒诞色彩，孙丹年的回忆更有相当具体的描述：   1978年深秋，入校不久，第一次写作课，李淑清老师让大家写作文，相当于搞一次摸底考试。题目很偏，叫《新中国的儿童》，这使得多数男生抱怨不迭，而女同学则比较出彩。我马上就想起了不久前在生产队当所谓的“幼儿园老师”的情景、我所教的那些3至6岁的孩子。我写了孩子们面带菜色、发育不良、衣不蔽体、篷首垢面，写了所谓的“幼儿园”没有任何设施，来“入园”即来到开社员大会的地方，也是生产队的临时粮仓，夏天堆着未晒干的包谷，冬天堆着刚出土的红苕。开大会时许多社员都习惯靠墙坐在地下，本来我也想让孩子们坐在地上，但他们多数穿的是叉叉裤而地面总有虫子在爬。我让孩子们坐在大人开会用的很窄、很粗糙的木凳上，这种凳子就是两个相距甚远的支架撑着一长块木条，孩子们的光脚板悬空吊着，离地面很远，导致其中一个向后仰天摔倒时，拉动一排孩子全部向后摔去，“哇哇”地哭成一片。   孙丹年的回忆太有意思了。她还非常幽默地写道：“我旁边是杨爱林，她伸头来看我的作文，然后捂着嘴轻轻说：‘你这样写，要遭！’我想一下回答说：‘遭不到个啥子！’又一想，管他的，遭就遭吧。下一节写作课，选出两篇范文来朗读，第一篇是正面描写幸福儿童的，红红的苹果似的小脸，洁净的衣衫，笑起来俩酒窝，什么什么的。第二篇就是我的作文，居然也成了范文。” “我的作文居然也成了范文”，孙丹年的潜台词是：这简直太荒诞了。可谓歪打正着，可笑得很。她说：“很久以后，我才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叫我参加文学社，很可能是那篇作文。”因为这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真实可感地描绘了出了中国农村那些“面带菜色、发育不良、衣不蔽体、篷首垢面”的“普通儿童”的动人影像。 从孙丹年回忆录中我们得知，他们对那时大学的文学写作理念，包括整个的文学教育理念和文学写作模式，是相当的困惑，甚至有一种十分荒诞的感觉。且不说给大学生出《新中国的儿童》这样的写作题是十分荒谬的，关键是，出题者的这种理念当中明显预设着“政治正确”的暗示意图。面对这样的作文题，写作者首先必须放弃自己的独立品格，然后挖空心思考虑怎样去迎合或者满足出题者的意图。写这样的文章，主要在于考学生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这样的考题充斥大学课堂。事实上，每一道考题后面都隐伏着权力的庞大身影。所谓“题目很偏”、“多数男生抱怨不迭，而女同学则比较出彩”，其实，描绘出的就是这样一种荒诞的情景。女生之所以“比较出彩”，并不仅仅归于情感细腻，主要是大多习惯于循规蹈矩，故而能够领悟到位、正中下怀；男生之所以“抱怨不迭”，主要是不习惯这种低幼僵死的思维模式，因此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因此，当时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同学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希望能够在这种课堂之外的文学生活中，寻找到一种真正属于大学生写作的文学天地，构建一种具有文学理想的价值生活。最初，他们普遍的想法是：通过小组交流，以便互相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后来，因为王康、杨政、杜显怡等人的原因，使文学社朝着“思想”与“担当”的方向发展和提升。   四与会者有一种偷尝禁果的感觉   “文学小组”的主要活动方式有这样几种：一是组织专题讨论；二是交换和点评小组成员的作品，包括相互修改作品；三是小组成员通过信件交流思想情感。 小组带着地道的民间性质，每次活动，与会者都有一种偷尝禁果的感觉，新鲜而富有刺激。《来路与去向》中生动有趣地描述了最初开展活动时，每个参与者的声容与情态：   张鲁可以把日本电影《追捕》从头到尾绘声绘色表演一遍，那神情酷似青年高仓健；姜力挺的诗作证明他的眼睛和灵魂都是被“缪司”吻过的；杨政是百科全书派的人物，他曾在文革中四下张贴小报，居然逍遥法外。他对那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持久的敏感和洞见；腼腆的钱滨，比姜力挺和张鲁还高半个头。他成都市少年篮球队队员，永远露出维特式的微笑，对老大哥们总是抱以谦恭的沉默；杜显怡，是共产党员，也是班长。他慨然与我们这班的“异端分子”为伍，让自己从此杜绝了逐鹿官场的“康庄大道”；吴廷政三姊妹都是女才。在这个男权社会里，他守着东方才女的寂寞，始终保持着苦涩的笑容和宽宥的眼光；孙丹年的父亲曾是陶行之的同事挚友、育才学校重要创立人，五十年代起成为政治贱民，全家被逐出城市，以致书香门第出身的她从外表到内在都漾溢着乡下女子的纯朴和热情；川南乡音浓重的彭光芒，生怕被大城市的同学笑话，每次拿出来的手稿，却令大家吃惊；北方小伙子阎旭光，身材高大，一笑一对酒窝，能写细腻缠绵的小诗；文学小组沉默的小兄弟张世俊，一头卷发。他是一名热烈的争辩好手；而分别从成都、重庆两所重点中学毕业直接考进大学的鱼雷和方莉则永远安娴地挤在一起，羞涩地聆听，小声地发问。   小组成立不久，王康在写给小组成员的信中是这样来表达，他对“小组”所赋予他们的使命的认知和期待的：   这是一种艰难而危险的选择，各种潜藏的对手随时可能加害我们。我们深知在人生之路上，鲜花和荆棘常常同时并茂，我们并不乞求生活的赐予和宽容。在我们小组第一次聚会时，我曾说道，我们这种组合本身便具有意义，它是建立在信任和共同的理想上面的。诚然，我们还充满书卷气，我们的热情动摇不定，虚荣心和自尊感，能力的薄弱，阅世的浮浅常给我们带来危机，我们的空谈泛论也常使我们感到烦腻，可是，当青春（我不单指年龄）还没有被生活销融为世侩气的时候，它总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一个老年人治理的地方。有时，我们似乎也偏离使命，游山玩水，饮酒作乐，但是，正如赫尔岑那一圈子俄国大学生一样，我们从来不把这种消遣作乐当成目的，而仅仅作为我们那朦胧理想的工具，生活跋涉中的驿站，枯躁的师范生活中的补充。虽然，我们还没有明确地讨论过生活的根本观点，但实际上，我们都服膺于一种共同的意志，即像鲁迅那样，忠诚于祖国民族，不妥协地与黑暗势力斗争，献身于人类美好的事业。   仅仅是为了寻找一种理想的美好的文学生活样态，仅仅是为了营造一种有别于“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精神空间，竟然说“这是一种艰难而危险的选择，各种潜藏的对手随时可能加害我们。”是否显得有点不可思议？或者是神经过敏？就当时而言，小组当中的许多人恐怕并没有这样的预感。尽管《燧石》写作群体当时已经充分体会到了这种选择的“艰难与危险”，但是这封信中所指出的“我们还充满书卷气，我们的热情动摇不定，虚荣心和自尊感，能力的薄弱，阅世的浮浅常给我们带来危机”等等，“文学小组”成员的确还没有体会到。信中所说的“在一个老年人治理的地方”，其“所指”，当然是他们就读的这所大学，而其“能指”，无疑是说整个的高校教育环境。在这样一个被“老年人思维”——陈旧僵化思维——所管辖的地方，这种选择的确是“艰难而危险”的。也正因为如此，选择去体验“赫尔岑那一圈子俄国大学生一样”的精神生活，选择“像鲁迅那样，忠诚于祖国民族，不妥协地与黑暗势力斗争，献身于人类美好的事业”，这样的价值追寻，对这些文学青年来说，不是更有诱惑力吗？ “文学小组”成员最神往的是，他们能够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莫斯科大学学生那样，去体验和营造一种具有审美意味和思想诱惑力的精神生活；像“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莱蒙托夫小组”、“赫尔岑―奥加辽夫―恰达涅夫小组”和“孙古罗夫小组”那样，去选择一条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具有文学和思想探险意义的历史路径。在他们的理喻中，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思想者和艺术创造者，就是他们的精神榜样和思想先驱。因此，当他们反复诵读赫尔岑那些经典段落时，感觉就像在诵读箴言和经文一样：“格外亲切。这似乎也是我们的写照”。 在小组“雅集”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在回忆中始终充满青春被感召的深深谢意和诚挚恋情：“这些俄国贵族青年大学生的诗歌、小说、艺术、历史、哲学作品，他们对俄国命运和道路的沉思和辩论，是真正令我们神往的教材和课堂。他们对俄国专制与愚昧的批判，对人生意义和世界前途的信念，包括他们的忧郁、伤感、阴沉、痛苦、愤怒和绝望，都会唤起我们从西方经典著作中难以遭遇和体验到的那种独特的情感和经验。索洛维耶夫、弗兰克、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国宗教思想家，在那时引起我们的特殊兴趣。这种追忆，使我们深感：我们与俄国苦难先驱和拯救先知应该同属一个精神帝国。在他们的映衬下我们发现，彼此间有惊人的命运归宿感。更直接的精神背景是：我们都经受了同出一源的苦难。这种苦难并不全是我们传统的罪孽，而是第一次以悲剧形式出现于欧亚大陆和世界范围的人类命运的一部分。我们承受的是若干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恶性积累、交叉、叠加和综合影响的后果，是真实不虚的世界性十字架。” 事实上，小组成员并不是一味沉浸在这样的历史追忆和精神神往当中。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还是把目光投入到对现实的观照当中。他们面临的高校教育的现实，他们面临的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的现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所有的中国人将面临什么样的历史选择呢？那时“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官方反复表达的：忘掉从前吧，我们都是受害者，最高的智慧是忘却，不要再纠缠历史恩怨是非，大家一团和气地去发财吧！另一种是由民间和知识界真诚表达的：必须彻底反省从1957年（甚至更早！）到1976年间中国社会的苦难和罪恶。血腥‘乌托邦’的草草收场，决不意味自由解放的理想主义的终结。” 他们大都能够认识到：文学小组必须站在文学和思想的人道主义的立场认真审视这样的现实；必须用道义的胸襟、悲悯的情怀和批判的目光去面对这一切——“历史虚无主义不仅罔顾无数幽怨亡灵，而且抽掉了民族道德重建和精神复兴的基石，中国将不仅不能把深刻巨大的悲剧转化为现代化亟需的历史与道义资源，并且随时可能走回头路。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曾经被反复中断的思想文化、精神道德和国家基本制度的——深刻变革，以确保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摆脱新老专制制度的禁锢，埋葬梦魇和恐怖，在广泛参考和借鉴西方并保留东方特性和魅力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现代中国。”   五营造这种友谊是真诚而美好的   二十多年以后的2003年，当年的小组成员杜显怡对王康当年指示的这种精神方向和价值生活，依然回味无穷、醉心不已。她说：   西南师范大学的那段岁月，深刻而真切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成为最精彩、最有价值的生活，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再凸现出它的意义。   杜显怡所说的“深刻而真切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成为最精彩、最有价值的生活”的“那段岁月”，主要指的是学生民主选举运动和“文学小组”，以及“普通人”文学社的那一段思想历程和精神生活。这段历程“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再凸现出它的意义”，足见其重要性——特别是它的精神延续性，以及顽强的生命力。 孙丹年回忆说：“能够参加文学社活动，我真的非常感谢张鲁，是他让我进入了新启蒙时期最富于精神营养的平台，得到蒙养与启迪。在王康的小屋里（也有时在户外，或在缙云山上），我们定期举行一些活动，有一次张鲁宣读他对日本电影《生死恋》的影评，写得真好，大家都很激动，我全文照抄下来，保存至今。有一次是王康提议的，讨论小说《戴黑面纱的女人》，涉及很深刻的哲理。”不仅讨论文学，而且他们还将探索的目光投注到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当中。“我曾和杨政、杜显怡在一起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得失，明确无误地得出了‘国际共运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一定会失败’的结论。所以，当11年后，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时，许多人惊诧莫名，我却一点没有惊讶，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学小组”的相互学习、相互砥砺、相互提高当中，他们希望能够缔造具有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的友谊，而且是一种“严肃、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真诚的友谊”。王康在写给小组成员的信里面，是这样深情表达的：   我觉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间严肃、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真诚的友谊。我认为除了事业、爱情之外，友谊当属人生最珍贵的东西。诚挚的友谊甚至具有初恋那样的动人特点：同样的无条件的倾心，同样的完全信赖，同样的羞于谈及对方的友情，同样的惧怕伤害朋友，同样的离愁别绪和同样的宽容温柔。我们互相尊重(有时过了头)，互相充实，从没有发生什么叫人脸红的可耻事件。年岁和经历的差别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也更使我们了解到生活的甘苦和历程。朋友，当你发现自己的感受能稍微被别人理解，甚或赞同的时候，你不会感到那是一种幸福吗？当你能通过别人的眼光去体验一片新的天地，去领略一种新的美景，你不会感到一种与生活和解的喜悦吗？   由此可见，“文学小组”营造的这种友谊是真诚而美好的。这种真诚而美好的文学生活，使曾一度困扰他们的那些苦闷、空虚、焦虑和迷茫一扫而空。大学生活在他们的自主选择中重新获得了价值和意义。就像《燧石》群体在文学实践和思想探索中重新获得的意义那样，课堂以外的文学天地是多么的广阔，是多么的令人神往。旧俄时代的杰出作家和思想家赫尔岑的这段话一再激励着他们，同时被他们不断地回味：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和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文学小组”的成员当然不是“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和科学界的苦行僧”，他们的肉体与当时许多中国人一样处于世俗生活的裹挟当中，但是他们却努力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发生改观，通过文学的“法术”去重新观察、描述和阐释世界，去获得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文学小组”每周活动一次，围绕古今中外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针对一些在当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学作品，以及国门开放之初被译介进来的文学作品展开讨论。每期都有主题发言，也有对时局的分析。每次活动都采取“打平伙”的方式，“先打开两瓶桑椹酒，就如同把全部古典文学喝了进去，劣质香烟在我们头上盘恒。”因为当时讲授古典文学的谭教授正在讲解《诗经》。小组聚会在这种独具风味的美酒的引导之下，把大家带入“桑之末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椹”的美妙境界之中。这是小组成员普遍回忆到的当年情景。 那是一个多么值得回味和纪念的历史时期啊！小组活动不仅打开了大家的文学视野，也打开了大家的思想视野和人文视野。《来路与去向》如实记录了当时讨论和思考的胜况：   那是一个大时代，文革结束，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亿国人恢复了基本人权，北京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苏联、东欧诸国正在摆脱斯大林枷锁，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们走上格但斯克广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哈维尔、米奇尼克、科拉柯夫斯基的政论文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布罗茨基的诗作，加缪、萨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斗士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卡夫卡、海明威、索尔贝娄的小说被大学生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是一个劫后余生、万象更新的时代……   这的确是一个“大时代”！但是在当时的高校里面有一种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堪称奇观：一方面是文科大学生们热切地关注着中国以外那广阔的世界——将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检验真理问题”、改革开放、民主化进程等等，与苏联、东欧等国的公民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探索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哈维尔、米奇尼克、科拉柯夫斯基等人关于人道主义和自由意志的思考，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布罗茨基的愤怒抗辩与自由抒情，将加缪、萨特、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卡夫卡、海明威、索尔贝娄的思想探索与审美贡献广泛联系起来，进行积极的思考。令人吃惊的是，在西师校园内，许多教师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在课堂上依然振振有词、如痴如醉地讲授着那些按照苏联教育理念，或者按照类似于联共（布）党史模式撰写的各种各样的教学内容。即使有的教师也知道学生关注的这些东西，但是几乎很少有人敢在公开场合与学生进行交流，就算是私下交流，也非常胆怯惶恐，小心翼翼，深怕碰响“地雷”。   六面对“劫后余生、万象更新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劫后余生、万象更新的时代”，“文学小组”和《燧石》群体一样，不仅对路翎、鲁彦周、张弦、张贤亮、戴厚英、刘宾雁、汪曾祺等在“新时期”大出风头、引发争议的作家进行了讨论，而且更集中到对他们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描写、揭示、困惑、以及试图重建的热情和苦心等等，进行解读和体会；不仅对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特别是对以俄罗斯“新精神哲学”、存在主义、世俗和生命伦理等人道主义价值理念的评析与感怀当中，去寻求和参悟文学的精神意义、去批判和继承，乃至吸取其中的价值营养。 他们从这些讨论当中得知：人道主义的逻辑起点必须建立在人类同情的基础之上；而怜悯和悲悯才是人类最为高贵的情感。他们充分认识到：人道主义文学不仅仅宣示了要施爱施善于受苦受难者、被侮辱被迫害被冤屈以及所有的不幸者、所有的“弱者”，也就是后来“普通人文学”所提示的那种价值理念。而且还要通过人道主义文学去揭示和指引他们获得能够超越“此在”的精神文化困境，最终使他们作为具有主体意志的“自由的人”，踏上精神成长的健康之路。只有这样去理解和参悟人道主义文学，同情和悲悯才能够获得超越性的力量；人道主义情怀才具有基于文学而又超越文学的的本源性精神意义；才具有普世性和人类性的价值追寻意义。 这样的讨论常常使参与讨论者意气风发、热血沸腾。它既加深了小组成员对人道主义文学的广泛关注和切实体悟，而且填补了课堂文学教育的缺失，特别是纠正了课堂教育对中西文学思潮中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曲解。 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国外的许多思想文化资源不断地像清新的空气一样输送进了大学校园，成为小组学习和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难点话题。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源中，最受大学生关注和思考的有南斯拉夫共产党前领导人吉拉斯的《新阶级》、苏联马列主义红色教授学院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1956年“匈牙利事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各种回忆和评论文字，就像“火种”一样通过不同的渠道，被一个又一个世俗的“普罗米修斯”传到小组成员的手上。因此，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就自然而然进入了小组讨论的议事日程当中。 吉拉斯的《新阶级》是当时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一本奇书。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控制得非常严格，主要限制在“有一定级别”中高级干部手里。但是，从文革后期开始，该书就已经流传到社会上，并且偷偷地在知识界和青年思考者手中传递。在当时，凡是第一次接触到这部书的人，都有一种思想和灵魂被强烈撞击的感觉，以及一种醍醐灌顶的通透感觉。 吉拉斯是一个因揭示乌托邦的丑恶真相而被投入监狱的的先知。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再到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以及整个东欧的民主化启蒙和自由抗争运动等等，严格地讲，都是在吉拉斯《新阶级》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揭示和推动下进行的。是他在思想探索和逻辑推论上最早宣告了现代乌托邦主义的荒谬与历史性终结。小组成员在1979年年末的一个“冬夜”学习和讨论了吉拉斯的生平和他的这本书。吉拉斯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大学学期间就加入左翼学生社团，刚刚21岁就加入南共。第二年因参加抗议王室的示威游行而服刑三年。1938年，年仅27岁的他，就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29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他是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战后他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1953年当选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这真是一份令人羡慕不已的履历。可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个大权在握、前途似锦老资格革命者，何以会“蜕变”成为最冷峻最彻底的反乌托邦主义者？除了黑山民族先天秉赋中的反叛精神、追求和向往个人自由的民族文化性格等等之外，是什么促使他认清现代乌托邦主义的本质面目？是什么促使他不畏牢狱之灾挺身而出，向全世界敲响现代乌托邦主义彻底破产的丧钟？这些问题充满悬念、十分诱人，成为小组成员乐此不疲研讨的话题。 当然，大家关注的重心是：什么是“新阶级”？怎么去认识“新阶级”的本质？其实，这些答案都已经圆满地写在吉拉斯的这部奇书当中。他指出：“这个新阶级是贪婪而永不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具体表现可以参照吉拉斯的另一本书《同斯大林的谈话》。书中描绘到：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连“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和狩猎中进行的，甚至往往是在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通常他们召开各种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 稍后，在讨论“黑色幽默文学”时，小组成员自然联想到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尤其是联系到以苏联为标本的“新阶级”的具体表现，大家理解得更为透彻，并发出“黑色幽默”般的笑声。美国当代文评家莫里斯·狄克斯坦认为，就题材而论，“黑色幽默”文学与五十年代的小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注重感情，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当中发掘生活的美，而后者则进入极端的现实情景中，进入使人们思想混乱或者感情迟钝的环境里；甚至进入死亡集中营和原子弹的阴影里，进入专制、恐怖和非理主义的环境当中。”在阅读和讨论中，他们发现“具有喜剧色彩的是人们应该适应疯狂的生活。”他们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狄克斯坦为什么把“黑色幽默”分为“文学上”的“黑色幽默”和“结构上”的“黑色幽默”？文学型的“黑色幽默”利用粗俗、颓废的素材，常常对生活作放肆的描写，在无比逼真的情形下追求嬉戏浮嚣的喜剧气氛。而结构型的黑色幽默利用迷离扑朔的情节、复杂惊人的线索、曲折而富有灵感的心理变化，展开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寻常的描述——这些都有什么样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意义呢？   七吉拉斯与日丹洛夫谁更“黑色幽默”   在某种意义上，吉拉斯无愧于一个真正的“黑色幽默”文学大师。无论是从“文学上”，还是从“结构上”看，吉拉斯《新阶级》当中，对那个“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的“新阶级”的生动有趣、入木三分的描写，可以堪称是“黑色幽默”文学的典范之作。吉拉斯在严肃而不乏“幽默”的笔调中所描述到的这个“新阶级”的个性特征，特别能够诱发大家的思考。他说：“这个新阶级对于人民要求某一特殊自由最为敏感，对于要求一般自由或政治的自由则不然。它对于在现状之下和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要求思想自由与批评自由也特别敏感；当然，它对恢复从前的社会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的要求却充耳不闻。这种敏感和脆弱是由这个阶级的特殊地位产生的。” 讨论中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样一段话：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民众控制得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它的观点是假的，靠不住的。当新阶级力量充沛、大权在握时，它必然会对它自己的作用以及它周围人民的作用作不真实的估价。在工业化完成后，这个新阶级除了加强其统治并洗劫农民外，就无事可为了；它不再创造什么了。它的精神传统已被黑暗所替代。   虽然这个新阶级已经完成了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最下作的篇章。后人将赞叹这个阶级所完成的宏伟的冒险，同时，也将为它在完成其冒脸事业时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耻。吉拉斯还尖锐地揭示说：“当这个新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除开利己的东西外，它使一切都窒息而死，因此它就必然会使自己遭到失败和可耻的毁灭。” 吉拉斯的描画与揭示，给人以惊心动魄，甚至是灵魂出窍之感。这可能是世界历史演变中最不可思议、最耐人寻味的、最具有深刻的“黑色幽默”意味的书写对象。于是，小组成员一致认为，除了吉拉斯本人，没有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可以替代他，也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派作家可以超越他。 当时，西方的现代派、后现代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文学”等等，成为校园内外普遍关注的话题。“文学小组”有针对性地组织了一次次专题讨论。仅在1979年12月到1980年2月，就组织了好几次这样的专题讨论。根据当时的一些讨论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回到那个认真学习和思考的历史现场。 一次，在围绕“黑色幽默文学”的讨论中，王康一开始就首先纠正了那种认为“黑色幽默文学”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艺”的意识形态偏见。他提示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他认为，“黑色幽默文学”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一种崭新的发展样式，是一种具有“世界文学”性质的审美贡献。小组在集体性的回顾中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作了宏观的描述和评价。这一讨论成果，王康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冲击，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珍珠港奇袭、广岛第一颗原子弹、麦卡锡主义、朝鲜战争、冷战对峙、古巴危机、越南战争、黑人问题、能源危机以及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享乐主义，精神道德体系的日渐崩溃，价值观念的重估等等，给西方文学，特别是美国文学提出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课题。美国文学的源流是西方文明中传统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经历了西部文学、南方文学、拓疆文学、丛林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文学之后，特别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建立起的浪漫主义的自我观念，发掘了人的全部价值，并且进行自我评价；这曾经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欧美文学作品中蓬勃旺盛的精神源泉；维护个人的尊严，意识和利益成了神圣的社会公理，由此产生出辉煌的人性和理性。而1939年从欧洲文明的心脏──德国出发，千百万生灵化为一堆堆尸首和残骸，一簇簇破布和乱发。个人生存的意义、正义的意义，人类普遍幸福的意义、理智和爱国主义的意义的重要性受到极大的动摇。另一方面，各种理想主义名义下的新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暴力恐怖政策大大降低了西方知识分子一度对乌托邦主义拯救人类命运怀有的信心。   他们一致认识到：“六十年代以来，以美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花样繁多、风格各异的流派纷至沓来。作家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作了前所未有的探索，‘黑色幽默’便是这种痛苦而有意义的探索中的一种文学现象。”同时还对以日丹洛夫为“文学总管”的苏联文学偏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批驳，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日丹洛夫1934年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曾对现代西方文学作了这样的概括：“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颓和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和腐朽，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学的特征……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堕落……沉醉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恋于色情文学和青宫画片，资产阶级文学家把自己的笔卖给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它的著名人物，都是一些盗贼、娼妓和流氓。”可悲的不是这些胡说八道，可悲的是日丹洛夫们的荒唐可笑在中国文学界的恶劣影响。尽管中国和苏联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对抗状态，然而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我们还停留在苏联三十、四十，最多五十年代的水平，这种尖刻的嘲讽和奇怪的现实矛盾不结束，人们就无法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指出的“世界文学”的境界。   八 “普通人文学”的精神源泉和哲学注解   在此基础上，小组成员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着重介绍和剖析了什么是“幽默”？以及“幽默”的人类属性、哲学品质和审美价值。他们意识到：“幽默(humor)是人类特性中一种后属品格,而并非天然禀赋。从哲学上说，幽默是概念与事实，内容与形式出现矛盾时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幽默来源于一种清醒的认识，一种坚定的批判精神，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一种深刻的同情感。天性敏锐，有明确价值观念的人大都爱用幽默来表情达意。幽默的对象必然是不自觉、不清醒、非自省的人物，他们身上存在的可笑的，滑稽的，超出常情的，可怜的，低能的，浅薄的，总之一切与人类无性、人类尊严相矛盾的东西。幽默本身却显出一种超然的优越感，一种胜人一筹的精神状态，而在更多的情形下，幽默者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慈善家的形象，他所嘲笑的对象的处境虽然都是可笑、荒唐、可怜的，然而又是无须改变甚或无法改变的，而且，幽默者常常会发现，在嘲笑别人时，他自身也存在着可笑和可怜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幽默是一种自嘲，一种自我轻视。因为幽默的内容总是代表一些不美满、不完美、不健全的东西，所以幽默者必定清楚地知道何谓美满、完美、健全的东西，因此，幽默者常常又是天性崇高，智力过人的人物。” 以这样的方式触摸、剖析和解读“幽默”，在当时的课堂上是根本无法开展、无法深入下去的。虽然谈不上是“大逆不道”，但通常也是被视为“禁区”的。不仅如此。在这个文学专题讨论会上，小组成员还对“传统文学”的“幽默”表现与属性作了比较和分析：“传统的幽默往往通过插诨打科、揶揄挖苦、滑稽戏谑来表现，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荒唐可笑的，属于天真的愉快的喜剧式的幽默；另一种是辛酸不幸的，属于尖利的无可奈何的悲剧式的幽默。前者是一种开心的笑，是一种善意的讥笑，后者一种伤心的笑，一种扭曲的苦笑；前者所嘲笑的渺小，浅薄，软弱，无能，只是一种或然性的结果，一种无伤大雅的欠缺，而不是一种使人不能忍受的深刻矛盾。这时，幽默中的笑就超过悲哀。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小丑、《堂·吉诃德》中的桑科，《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在悲哀型的幽默中，能清楚地看到荒唐可笑和人的尊严相矛盾的阴暗、沉重的方面，这时，悲哀压倒了笑。比如汉姆莱脱、唐吉柯德、孔乙己、阿Ｑ等。” 这样的分析理解与课堂上的“教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说是“出乎意外”。比照之下，“黑色幽默”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文学品质和审美属性呢？小组讨论认为：“‘黑色幽默’则是一种绝对夸张的悲哀型幽默，这是一种恶意的冷笑。”是一种“是一种把痛苦与欢笑，异想天开的寓言似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讥嘲与怜爱混杂在一起的喜剧。”他们还发现：“‘’黑色幽默’的本质是很难测定的。‘黑色幽默’作家是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喜欢开玩笑，但是下定决心要不快活，他们对快活疑虑重重。如果他们快活了，就会感到更不快活。”弗里德曼为什么认为“黑色幽默”是一种精神上黑色的东西与行为方式上幽默的东西相结合的产物呢？原来“它在幽默中包含着阴沉的东西；它是绝望的，但是在绝望中又发出了大笑。它要求同它认识到的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黑色幽默’表现出一种在丑恶疯狂的事物里却能发现其中的诙谐的才能，它体现了在观念和感情发生巨烈碰撞时人类心灵的一种平衡状态。‘黑色幽默’的作家深刻地观察到生活中的黑暗，但他们并不躲避，而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控制生活，它是一种新型幽默。”等等等等。 再比照当时大学生所处的学校教育状况，特别是具体的高等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等，讨论中大家不禁发出会心的苦笑。因为作为现代人类普遍遭遇到的精神和文化困境，当时大学生普遍感受到的困惑与迷茫，讨论者可谓是感同身受。就认识与体悟的深刻性而言，是一点也不比西方那些“黑色幽默”作家要差。就像毛喻原愤怒斥责的那样：“我们总是在用语言的辉煌来取代现实的辉煌，用话语的光明来替换生活本身的光明。当然，要想躲过常识的“刁难”、逻辑的检测、理性的剖析，那语言的制造业、话语的柔道术就需不断提升它自圆其说、自我辨证的高超技艺。一方面，话语疯狂地奔向事物的反面，人们理直气壮地用反义的语词来描述正义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让这种疯狂、这种描述达到一种社会可接受、可容忍的程度。试想看，这需要多大的工夫，多大的能耐啊！需要国人投入多大的精力，多大的才智啊！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仅仅在各种虚假的说辞、称谓、标签、名分上打发我们的光阴，葬送我们的生命。结果，我们的存在仅仅成了实存的一种反面镜像，或反向标的。可以这么说，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事实上我们都成了某桩集体罪愆的共谋，” 在深入讨论“黑色幽默”的精神文化渊源时，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对“黑色幽默”影响最大的哲学派别，应该是存在主义哲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存在主义是大学生们非常关注和热切探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可以说是大学生们“趋之若鹜”的探究对象，但是在当时的课堂上，存在主义又是教师们“谈虎色变”，惟恐避之不及的一个话题。因此，小组成员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来触摸这个话题，而且收益颇丰。王康很好地记录了这些难忘的收获：   存在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危机阶段，盛行于西方世界受到重创而尚未恢复的二次大战后，反映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克尔德说：“哪里存在生活，哪里就存在着矛盾；哪里存在着矛盾，哪里就有喜剧性。”他把矛盾和喜剧性等同起来，在荒谬的世界里看见可笑。同时，存在主义强调世界和人的存在价值是或然性的，没有固定的含义，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强调“人的固有的自由”，主张人要勇敢地接受荒谬的世界，通过“自由选择”获得价值的本质。这一点与“黑色幽默”理论是不尽相同的。在“黑色幽默”看来，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中，人们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甚至是不存在的。这种哲学实质是一种新的个性自由论和个性解放论。“黑色幽默”并没有标榜自己完全抛弃了传统，萨特明确宣称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经常超越自己，当人把自己投放出来并把自己消融于外界的时候，他就创造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正是在追求某些超越的目的时，才得以存在着；人正是在超越的时候，他才处于这种超越的中心。除了人类的宇宙，即人类主观性的宇宙，别无其他宇宙，我们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这种超越和这种主观的结合。当然，这种超越并非指上帝的神通而是指人为的结果，这种主观则是指人不局限于自己，而是把自己体现在人类的宇宙之中。显然，这里仍然赞颂了人的力量、创造性、开拓精神，人的主人地位。   对小组成员来说，基尔克尔德所谓的：“哪里存在生活，哪里就存在着矛盾；哪里存在着矛盾，哪里就有喜剧性。”这样的提示，他们不仅心领神会，而且还刻骨铭心。这样一种把自己全身心“放进去”的讨论情态，所收到的效果就远比在课堂上仅仅为了考试而被迫参与的讨论要丰厚得多。特别是，存在主义作家所强调的“人的固有的自由”；他们所提示的：人要勇敢地接受荒谬的世界，通过“自由选择”获得价值的本质，这样的洞察和揭示，对小组成员来说，在理解和体悟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尤其是存在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所强调的人的主体地位——“人正是在追求某些超越的目的时，才得以存在着；人正是在超越的时候，他才处于这种超越的中心。除了人类的宇宙，即人类主观性的宇宙，别无其他宇宙，我们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这种超越和这种主观的结合。”这种独到而深刻的洞察，完全可以当作他们后来举起的“普通人文学”旗帜的哲学注解。尤其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精辟见解，不仅使小组成员加深了对存在主义的理解，而且还加深了对后来提出的“普通人文学”的认知和理解。因此，人道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精神内核所激发出的那种傲然挺立的人格力量，它所昭示的“人的力量、创造性、开拓精神，以及人的主人地位”等等，这无疑成为了后来“普通人文学”的重要精神源泉和写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