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最后清算荒诞出演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一专题讨论会与《普通人》杂志的创办   “普通人”文学社成立以后，在继续编辑刻印《课间文学》的同时，还有目的性地组织了两次专题性的文学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12月9日晚上，地点是在文学社成立大会召开的3318教室。主要是围绕当时在文学界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个冬天的神话》和《公开的情书》两篇涉及到文革劫难和公民权益问题的作品。王康、杨政、冉隆中、彭光芒、张鲁、陈敏、杨晓明、张育仁等，都作了专题发言。王康的发言题目是：《从<一个冬天的神话>所想到的》；杨政的题目是：《对<公开的情书>之批评的批评》。第二次讨论是在一周以后。这一次主要围绕“普通人文学”的定位和价值追寻，以及“普通人文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历史困境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王康作了主题发言。题目是：《普通人文学与非英雄化》和《人性、生产力、社会》。经过广泛的讨论，与会者最后将认识归结到“文学与政治关系”，以及“普通人文学与公民权益”的问题上。 12月9日下午，文学社部分成员与专程来西师作学术报告的著名文学翻译家草婴、汤永宽、王道乾座谈文学问题。他们对“普通人”文学社开展的社团活动充分给予了肯定，尤其是对“普通人文学”概念的提出，非常感兴趣。他们指出，在这方面，“普通人”文学社应该多多关注俄国文学，多多关注契珂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他们的实践探索相信会给“普通人文学”以更多和更重要的启示。座谈期间，他们还对如何办好《课间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对西师中文系的学生“将文学理论的学习与创作实践相联系，并且敢于提出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12月12日晚上，来自北京“星星画会”的民间美术家黄锐、马德生，应“普通人”文学社和美术系学生会的邀请，在美术系教学大楼前，向近800名美术爱好者作了精彩的演讲。期间，着重介绍了“星星画会”的成立及举办两次画展的特殊背景与艰难过程。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声援。 事实上，每一次文学社讨论，都有一些社外的同学列席参加。因为，这些讨论是开放性的，非常欢迎有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这种探寻文学、探寻真理的活动中来。文学社还打算将这种讨论扩大到校内外，成为一种具有“联谊性质”的活动。为此，我们还拟定了一个“专题讨论规划”，打算邀请四川大学中文系“锦江”文学社暨《锦江》杂志的骨干参成员龚巧明、王忠勇、苏丁等前来论剑；还打算邀请被大家称为“重庆民间理论家”的马星临，邀请重庆“野草画展”（ 1980年1月11日，野草画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开幕。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展览受到令人惊异的社会关注，并且成为具有美术史和思想史双重意义的“事件”。当时官方的《人民日报》和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也派记者来采访。从那时起，重庆没有任何展览能有“野草画展”那样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的策划者和参展的画家来校交流，与之讨论美学、电影创作和苏俄文学等相关内容。 这期间，文学社还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编辑出版《普通人》文学杂志的的工作上。其中有两次专题讨论是围绕如何办好《普通人》杂志而展开的。事实上，在文学社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就已经在着手筹集这本刊物的印刷出版资金，同时在社内外开展组稿等事项。 首先是筹集资金。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相当的清贫，除了少数“带薪社员”每个月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绝大多数的社员每个月的“伙食费”14块多一点，也是“国家补助”的。在这种情况下，“带薪社员”的工资只好在扣除家用之外，狠心从仅有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来捐献给文学社，而没有“带薪”的社员，就只能够从“伙食费”中“抠出一些”。捐献完全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并无任何强迫或者摊派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带薪社员”捐得最多。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总算筹集了不到400元的办刊资金。为了加强管理，文学社还实行了严格的钱款管理制度。 文学社成立以后，《普通人》杂志的临时编辑委员会也组建起来。编辑委员会主要成员有王康、杨政、冉隆中、彭光芒、张育仁等；王康任主编，其余四人轮流担任执行主编；同时分别担任小说、诗歌、理论、评论四个小组的组长。编委会组建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讨论制订《普通人》杂志的“编辑方针”。这个方针与“普通人”文学社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其文字表述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之宪法条文，结合文学专业的特点和需要，为提高大学生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水平，特制订本办刊方针。“普通人”文学社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性为文学社之宗旨，具体的办刊方针为如下：在创作理念上，我们反对唯美主义、唯我主义、虚无主义，坚持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文学就是人学的创作理念；我们抛弃矫揉造作的“战士派”姿态和虚浮浅泛的“写实派”伎俩；我们不逐时髦，既反对刺激感官的艺术享乐主义，又反对粉饰现实的伪现实主义；我们追求人性的美、道德的美，民主的美、自由的美、独立精神的美；我们执着于探寻与刻划现代社会中“普通人”复杂幽秘的灵魂真相和精神图景；我们追求并力图建构与“普通人”精神旨趣相一致的艺术风格的美、艺术结构的美和艺术旋律的美。作为校园文学杂志，我们提倡以“普通人”，尤其以当代青年和当代大学生生活为表现对象和探寻对象；我们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绝不是“普通人”追求的审美价值与道义立场。   稿件征集主要面对全院学生，同时也适当征集友邻高校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征稿工作前后持续了大约两个多月，总算征集到了足够数量的文学作品——大约有100余篇各类题材和体裁的作品。在经过编委会集体审稿的基础上，推选出了20余篇文学作品。计有报告文学作品一篇；小说三篇；诗歌十来篇；文学评论两篇。创刊号的封面设计图由“普通人”的朋友、美术系七八级学生章明设计。这是一幅既具有“黑色幽默”的艺术意味，又具有“异化”的哲学内涵的作品：这个年轻的画家虽然表面上呈现一种“雅皮士”的“吊儿郎当”，实际上在骨子里却格外地严肃。这幅封面设计图的背景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人头，但是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面积堆砌的人头之上，竟然叠压上了一个巨大的、具有威权独霸气象的巨大人头——其变形后显得像埃及大金字塔上的胡弗。有的同学对这个硕大的头颅反复观察一番后，认为“有点像那个老毛”——这就是形象化的“普通人”所无法逃避的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实际上，章明创作的是“一种把痛苦与欢笑，异想天开的寓言似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讥嘲与怜爱混杂在一起的喜剧。”此外，章明还分别为这一期的报告文学和中篇小说创作了好几幅同样具有“黑色幽默”性质的插图。很可惜，后来都被官方野蛮抄走了。   二社办印刷厂与《普通人》杂志的夭折   《普通人》创刊号排在头条位置的，是由王康执笔，张鲁配合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初痕——西南师范大学民主选举侧记》。所谓“初痕”，实际上指的就是校园民主运动在中国现代文明发展史上刻下的“最初的印痕”，因为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刻划，所以显得弥足珍贵、令人难忘。 这篇作品全文共86000多字。是两位作者在校园民主选举期间，经过大量而艰苦的走访和现场观察之后产生的一部气势恢弘、思考深入的作品。它不仅将纪实的目光投注到波澜壮阔的民主选举的现实场景当中，而且对这场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公民运动”的前奏、兴起、演进、发展以及结局的每一个阶段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微观的刻画；同时，还将这场民主选举置放在现代文明的“世界语境”当中，对站立在潮头的竞选者和竞选团队、形形色色的选民心态及表现、学校官方的竞选组织机构、民间竞选协调机构，以及各个层面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行为刻画和心理描述。 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报告文学作品，还将纪实的笔触深入到历史的纵深，特别是集中到对1957年和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的回访，通过大量的“口述实录”以及文献检索梳理，以此深入挖掘和寻找与这场“公民运动”具有逻辑勾连的精神文化线索。尤其着力于对西南师范学院纠缠对峙的两大传统精神谱系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描画与剖析。既对以董时光、吴宓、曹慕樊、谭优学、秦效侃为代表的无权利者的这一自由精神谱系进行了回顾和凭吊，同时也对由权力者建构的全能主义思想管控精神谱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寻索和追问。由此，在现实与历史的纵横交织、难解难分当中描绘出了既令人惊心动魄、又令人感慨不已的“时代画卷”。 三篇小说当中排在头条位置的是李宪的中篇小说《一年只有十二天》。这篇近两万字的小说，采用批判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了处于当时的社会底层中的一对父子的“怪异的故事”。再现了这父子两人在“体制”的钳制之下，他们的肉身及精神的种种苦境，集中凸显了“父子两代人天相隔式的异化命运”。这个让人既感到“陌生”又感到十分熟悉的现实故事，还反映出了作者对“异化”了的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和坚定的批判精神；同时在对小说人物的深切同情当中透射出了作者的自我悲悯精神。 正如王康在《简论“黑色幽默”》中所指出的那样：“天性敏锐，有明确价值观念的人大都爱用幽默来表情达意。幽默的对象必然是不自觉、不清醒、非自省的人物，他们身上存在的可笑的，滑稽的，超出常情的，可怜的，低能的，浅薄的，总之一切与人类无性、人类尊严相矛盾的东西。幽默本身却显出一种超然的优越感，一种胜人一筹的精神状态，而在更多的情形下，幽默者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慈善家的形象，他所嘲笑的对象的处境虽然都是可笑、荒唐、可怜的，然而又是无须改变甚或无法改变的。”这一对父子“人天相隔式的异化命运”，就具有自主“黑色幽默”的意味。可以说，是全能主义笼罩之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异化命运的缩写——这就是他们肉体“存在”的悲剧情状，这就是他们更其悲剧的精神“存在”情状！小说所呈现的那种“可笑、荒唐、可怜”，所遭遇的那种“无须改变甚或无法改变的”现实境域，使作者成为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慈善家”。更加令人感到“可笑、荒唐、可怜”的是，作者在讲述完这个故事的同时，他自己也凸显出了其作为“普通人”的那种无奈与无助——即完全无法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无须改变甚或无法改变的”现实处境当中。需要提及的是，小说作者在七七级学生中，是一个异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交际甚广的人。据官方“内部人士”透露，此人善于与校内各色人等打交道，游走于官方与“民主派”之间，不仅与学校领导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也与“普通人”关系密切，是一个精通“红黑两道”的神秘人物。 除了小说，余下的十几篇诗歌作品，一部分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朦胧诗”的影响，而另一部分却明显是追慕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产物。不过在总的思想和审美倾向上，几乎都可以归入呼唤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文化范畴，与刚刚过去的民主选举运动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灵魂呼应。 《普通人》创刊号所选定的文章经过编委会认真细致的修改和版面设计之后，接下来就是寻找承印方。按照就近的原则，以利于排版和校对，决定将在北碚周边去寻找“价格便宜一点的印刷厂”。 1980年11月底，经过西农朋友的介绍，编委会与地处西师不远的状元碑的一家社办印刷厂——金钢印刷厂取得了联系。这个印刷厂通常只承印一些诸如农村政治宣传小册子、挂面包装纸、农药使用说明书、农业知识宣传资料、三联单之类的东西。从来没有印过书刊之类的大东西。因此，初次见面，厂里仅有的几名工人表现出既惊又喜的神情。 该印刷厂的负责人是一个“回乡青年”出身的中年汉子，纯朴而热情，对“文化人”非常尊重。尽管不懂“文学杂志”这个概念，但是，当他听说大学生们找他是为了印刷“一本大书”时，出于对知识与文化的“景仰”，他非常愿意承揽这笔“业务”；关于所需的相关手续等等问题，该负责人说他们可代为办理。于是很快按照相关规定达成合作协议。编委会当即将编排好的稿件及400元的费用预支给了印刷厂。 由于该印刷厂从未有过排印文学杂志的经验，于是，专门到市区里面请来了重庆新华印刷厂的一名退休老工人，由他“担纲”排字并教导工人怎样排印杂志。这名老工人接手之后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可供排版的铅字远远不够。在这种“技术”操作之下，排版的效果非常荒诞而且充满喜剧的意味。由于送去的文稿篇幅比较大，而且还有许多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语词和概念，对这间“公社印刷厂”的排字工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严峻而痛苦的考验。尤其是“那些中国古典的冷僻用语和西洋、俄国长长的译名，真是害苦了两位排字师傅（其实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实农民）。我们每次去拿校对稿，他们都愁眉苦脸。”其实，《普通人》杂志的编委们面对此情此景，也同样愁眉苦脸，无可奈何。为此，王康调侃道：   被选入《普通人》杂志送去排印后的那份打印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错、漏、缺字，那几乎是等于重写一遍的校对稿，肯定是毕升发明印刷术以来最离奇的印刷品，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没有办法，印刷厂的负责人只好就近去附近的西师印刷厂购买铅字。西师印刷厂的负责人说，你们小小的一个“公社印刷厂”卖那么多的铅字去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想排印“一本大书”。对方说，谁请你们印这本“大书”？他们说，就是你们西师的学生啊！对方大吃一惊：西师学生读的书应该由我们来排印啊，怎么送到你们那里去印？于是马上将情况汇报给西师宣传部。宣传部的“敌情观念”本身就比较强，得知这个情况，立马会同学校保卫科一道去那里查看。这一看发现情况“非常严重”，旋即汇报到学校领导那里，最后又迅即将情况上报到“公安机关”。大约在12月中旬，当编委会的同学再去查看排字的进度时，才发现所有排好的铅字版面已经被贴上封条，所有的稿件已经被拿走。王康在回忆文字中有一段充满戏剧色彩的描述：   我们最后一次去取样时，只剩下那位哑巴般的厂长站在空空如也的排字机前。不仅我们的原稿，所有排好的字模字钉都被搜走了。   然后，他不无痛惜和悲愤地写道：“这期不幸夭折了的《普通人》创刊号——我们夭折了多少东西啊——有十余首诗（诗稿都保存到今天），唯有那篇《初痕》未留手稿。那可是一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啊！我相信它至今还严密保藏在某官方机构的某个档案柜里。我还相信有朝一日它将被刊诸于世。那时的读者将为此而感叹道：当年的那些“普通人”，他们不就是因为热爱自由、热忱地呼唤民主罢了！”   三严惩“普通人”的几条“官方标准”   《普通人》杂志就这样被“捣毁”了。按照学校官方的“构想”，这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案件”，所以，他们依照过去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惯例，特别是1957年的思维套路，企望从这个“案件”当中抓一些“典型”——他们甚至陷入了一种“二度反右”的政治幻觉当中，为他们“又取得一次新的阶级斗争的胜利”而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与此同时，关于如何处理这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方案”也很快就在密室中出台。这个“处理方案”几乎是当年那个“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翻版，不过，他们稍微作了一些简化，根据“性质”和“情节”的不同，形成了这样三条处理“标准”： 第一类人，思想一贯反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是组织者； 第二类人，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家庭成员中有人曾经受到党和政府的处理，因此仇恨社会主义制度，有“阶级报复的倾向”； 第三类人，基本上应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失去了人生信念，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学习方向，将对学校管理方面的不满发展到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与抵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缺乏辨别的能力，但出身较好，本质不错，属于受骗上当，给予正确的引导是可以教育好的。 因此，在具体的处理问题上，对第三类人的处理往往要比第一和第二类人“有所区别”。因为在官方看来，这一类人基本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同属于“普通人”，有的人被“从轻发落”，而有的人“必须严惩”的原因。比如张鲁被“分配”到了重庆电视台，就是基于这样的“阶级思维”和“阶级政策”而区别对待的。王康、杨政、杜显怡等“普通人”骨干分子之所以没有被驱赶到“甘阿凉”，甚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是因为当时出台的“国家分配政策”对“带薪学生”有相关的“原则”和“规定”。王康本该分回一中，后来还是“惩罚性”地分到了八中。他回忆说：“当我去八中报到时，那位神色紧张的中学校长周远明私下对我说：王康，你可是没人敢要啊，你在西师搞民主……。我说：请放心，谁会在八中搞民主呢，它太小了。”这种分配的情景，就像此前“文学小组”所熟悉的“黑色幽默文学”当中呈现的那种种怪异的世象。 当然，“严格掌握政策，便于进行分化”是学校官方一贯使用的手法。为了加大“分化”的力度，进一步造成“普通人”内乱的局面，学校官方根据1957年的经验，在密谋之后，故意指派一些人，这其中就有个别“红黑两道通吃”的人物。他们让这些人四处散布“普通人”内部“出了叛徒”的风声。这一招立竿见影，非常有效。就像1957年曾经出现过的情景一样，文学社内部也陷入了人人恐惧和相互猜疑的困境之中。问题是，真正给他们透露了“机密”的“叛徒”，他们会如此大张旗鼓地放出风声来吗？按照“投桃报李”的逻辑，真正的“叛徒”与他们做成了“交易”，他们应该将其分配到“好的单位”或者“好的地方”——那么，谁又是真正的“叛徒”呢？王康早就说过：“普通人”文学社和民主选举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展开活动的，我们没有任何“机密”，也就没有任何可以“出卖”的内容。所谓“出卖”云云，显得非常可笑。谈到“搞政治”，这些“普通人”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暗中出台以上这套“处理标准”的同时，又放出风声引发文学社内乱。可以说，官方的确精明老道。不仅如此，据“内部人士”透露，学校官方又在紧锣密鼓地根据收集的“材料”，打算编印一本《某某学院学生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主要从文学社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其他的文章当中，同时也从历年来学生争取民主权益的各种诉求文字当中去摘取那些“离经叛道”的内容。后来才知道，由于“上面”打了招呼予以制止，才终于没有编印出笼。 就在学校官方憋足“邪气”准备大干一场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出乎他们意料的是，1980年的中国毕竟不同于1957年的中国，因为有了文革的经验教训，民主与法制的理念已经在公安机关初步建立，负责经办的公安人员素质还是比较高的。经过他们认真的审理，并且对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认为这只属于学校内部“思想教育”的范畴，还没有达到“办案的标准”，因此，很快就就“案情”移交给学校自己来处理。这真让学校有关部门“大失所望”。但是，“敌情思维”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失望之余，虽然他们不得不按照“思想教育”的“理路”来处理这一“非常事件”，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按照“秋后算账”的一贯做法来应对。 此刻已经临近期末。当广大师生都紧张地投入考试准备的时候，“普通人”文学社的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被“约谈”。王康作为社长，成为了“约谈”的重点人物。在“约谈”期间，要求以文学社的名义告知印刷厂立即停止排印。（根据王康的回忆，文学社并没有马上“执行”这个“命令”。一直延宕到第二学期开学后，才告知印刷厂要求拆版，停止一切排印工作。考虑到金刚印刷厂属自付盈亏单位，且建厂不久，文学社主动承担了400元的经济损失。但是，这场突发的“变故”，已经使印刷厂的员工吓得魂不附体了。）同时“勒令”王康“提交一份书面材料”，“如实交代相关问题。”王康后来回忆说，“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便很快“提交了这份书面材料”；王康在提交这份材料时说：“不过是出一本学生的文学刊物，看他们紧张成那个样子。感到非常可笑。”这份具有历史文学价值的“书面材料”全文如下：   西师中文系党总支转院党委： 近来关于西师普通人文学社传闻甚多，为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文学社部分同学的希望和院系领导的要求，兹将文学社基本情况介绍如次： 一，成立过程： 文学社初由中文系七八、七七级部分同学组成。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八日在院图书馆外草坪处召开筹备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之宪法条文，结合文学专业需要，为提高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水平，决定成立文学社。社名从二十几个预定名中选定为“普通人”。会议决定以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性为文学社之宗旨，反对唯美主义、唯我主义、虚无主义，坚持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普通人，尤其以青年和大学生为主要描写对象，会议选举七八级王康为社长，并成立小说、诗歌、理论、评论四个小组，决定筹办一本文学刊物，文学社以小组活动为主。 第一次会议：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在3318教室举行。事前曾在理科食堂和文科食堂各贴海报一张。除本社同学外，尚有本系和外系同学约600多人参加，此外，市一师中文班，渝大高师中文班以及西南农学院的几位文学爱好者也闻讯前来。会议先由王康代表文学社简短致词，然后各组发言提计划，接着自由发言，最后诗歌朗诵。 （发言情况因未作记录整理，无法详述） 第二次会议： 十二月九日（待查）仍在3318教室举行。 会议首先进行重点发言： 从《一个冬天的神话》所想到的 《对“公开的情书”之批评》的批评 普通文学与非英雄化 人性、生产力、社会 接着进行讨论，最后归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 二，刊物： （一）《普通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公民有出版权利”之宪法条文，为开辟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文学创作园地，文学社决定筹办文学刊物《普通人》（最初刊名为“我们”，后改为“大学生”，为了与社名一致，最终仍改为“普通人”）。文学社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底与就近的金钢印刷厂进行了联系。关于所需手续诸问题，该厂负责人答复说他们可代为办理。（该厂也是首次印刷文学刊物，对有关手续也不甚了了。）刊物稿件绝大部分由文学社同学提供，其中重要文章《初痕——西南师范学院民生选举侧记》（共八万六千字），由王康撰写。文学社预支给印刷厂的400元概由文学社同学自筹。后根据中文系党总支要求，文学社即告知印刷厂停止排印。因临近期终，议定其他事宜开学再解决。本期开学后，文学社再次告知印刷厂要求拆版，停止一切排印工作。考虑到金刚印刷厂属自付盈亏单位，且建厂不久，文学社主动承担了400元的经济损失费。《普通人》创刊号所有稿件及已排字模版已被有关机关取走。 （二）《课间文学》： 为文学社文学副刊。旨在以小小说、杂文、散文、诗歌、小评论等形式反映大学生活，以刊登文学社成员习作为主，为中文系同学提供一个练笔的机会。共出五期。 三，外校同学加入文学社情况： 文学社自198零年11月10日成立以来，曾得到许多文学爱好者的鼓励支持，也曾收到部分同学愿意加入文学社的口头表示。因文学社一直以出版刊物为其主要工作，因此未对口头申请加入者作任何明确的答复。又，文学社系一文学团体，并非一政治组织，不存在“专管组织发展”的机构。实际上，文学社一切活动概由中文系最初组建者决定和组织，因此，外校同学加入文学社之谓，在事实上不能成立。 四，文学社资金： 印刷刊物所需之400元，由文学社同学自愿筹借，并无所谓文学社每个成员皆须缴纳“活动经费”若干一事；因《课间文学》纸张等费用无人可代为提供，曾经每人规定交费一角。 根据院、系要求，文学社于本期停止活动，并于上期末和本期初接受中文系党总支和院党委宣传部的调查、询问。 以上文学社概况，谨请查实为盼。   顺致 礼！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普通人”文学社社长王康   附：说明两点： ①文学社之主要活动一直是公开的；两次正式会议事先皆贴出海报。文学社刊物和《课间文学》皆公开征稿。 ②文学社除王康被选为社长外，并无诸如“副社长”或其他职称的“核心成员”。                                                        王康又及   四 “普通人”的抗辩与官方的“清算”   事实上，对“普通人”文学社的“清算”只是“案件”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切入口”。按照杨政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校方要和我们算的最大一笔账，是1980年的民主竞选和‘普通人’文学社”——这两件事。其清算的“要害”是“清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并且要“坚决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这种做法不仅让民主选举的竞选者和“普通人”文学社成员感到非常的不理解，而且也让许多没有介入这一“案件”的师生感到非常的纳闷：怎么搞的？难道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加民主选举就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同样，难道积极投入“思想解放运动”，办一份大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就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不是1957年和文革的重演又是什么？ 关键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底有什么关系？绝大多数文学社成员对此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的不合逻辑。针对这种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行为，“普通人”成员普遍发出了这样的诘问和抗辩——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降生到这个国度的第一天起，就和父辈、祖辈一样饱经生活的磨难、饱受权力的歧视和践踏；就物质生活而言，我们一贫如洗，就精神生活而言，我们一片荒漠！我们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资产阶级生活”，也从来没有进入过“资产阶级思想”的精神领域。我们仅仅是出于人的天性：习惯于追逐光明、热爱自由、亲近人性、憎恨兽性、喜欢文学、努力写作，就给我们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而且必须和所谓的“资产阶级”捆绑到一起，何其荒谬，何其蛮横！   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面对。因为，我们已经把个人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我们深陷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困境之中，我们别无选择，也实在是无法回避。 最先受到“清算”的是中文系七七级的“普通人”文学社成员。因为临近毕业，在官方看来这是“算总账”的绝佳时机，也是过去一贯的做法。 1981年的早春时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旋风开始猛烈地刮进校园。学校官方对民主选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普通人”文学社成员的“秋后算账”j进入“全面清剿”的“新阶段”。几乎每一个文学社的成员按“情节轻重”分别被中文系辅导员，或者系里面的书记，以及学校宣传部找去“谈话”，“勒令”交代自己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期间”的所作所为，并且必须作出“深刻的检查与反省”。这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吃惊和不理解：怎么搞的？我们积极影响党和政府的号召，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活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组织文学社团、进行符合中文系大学生身份的文学写作活动，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怎么就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性质的活动？最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一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一个在国家法律管辖之下运作的高校，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根本就不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作，而是按照法律法规之外的一些不敢公开的所谓“内部文件”，以及法律之外的长官意志来肆意行事？但是毫无办法，此时的西师仿佛又后退到了1957年或者1966年的历史境地，成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外之地”——完全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奈何？！ 这年的三月，七七级开始了恢复高考以来的首届大学生实习生活。非常奇怪的是，有40余名学生被“安排”到北碚近郊的重庆市第四十八中学集中“实习”——这是当年中文系七七级人数最多的一个实习点。因为其他的任何一个中学实习点“安排”的实习生数量都没有这个点那么多——稍后才得知，这是学校“周密的战略部署”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集中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所以才将这个年级的几乎所有的“自由化分子”集中到一块，以便于集中教育与管理。 领衔带队的教师叫张伯华，据说，1957年因为大义灭亲，向组织揭发其丈夫在枕头边发表的“错误言论”，而成为了运动的“积极分子”。殊不知，随后受丈夫的“株连”自己也难逃劫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痴心不改、重操旧业，被官方委以重任，放到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沿阵地。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这个具有“典型化”意义的标本人物，充分让我们认识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为虎作伥的严重危害性，以及人性的荒诞性。 当然，没有“驱赶到”这里的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学生，也在其他的“实习点”接受了相同的“批判待遇”。让这些“自由化分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伯华本人是一个深受极权主义戕害的人，她自己和老公身心伤痕累累，却居然成为了权力的忠实“信徒”和帮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在学校官方的“暗示”当中，这个实习点的大多数学生，不管是否参加过民主选举运动或者是否参加过“普通人”文学社，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化倾向”。这些同学在那里“实习”了两个多月，实际上，也就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批判”和“自查”。每个星期有三个下午是集中起来学习有关“清除自由化”的“文件”。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教育部下发了一个“内部文件”，里面有一段措辞严厉的表述。叫做“湖南闹得最凶，西师走得最远。”参加学习的学生大多数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后来，经过张伯华等人的“解读”，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悉心领会”，才终于明白所谓“湖南闹得最凶”，是因为“湖南师范学院事件”不仅在国内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而且把“这种恶劣影响搞到国际上去了！”张伯华“解读”说：“梁恒这个学生，在男女作风问题上，思想极不健康，极不严肃；居然和美国来的女外教，那个资产阶级臭女人搞到一起去了！这种情况，建国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至于那个美国女外教是不是接受了特殊使命，不得而知。梁恒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青年大学生，就没有想过，你和那个美国女人偷偷滚在一张床上时，会不会泄露国家机密？！”其实，湖南之所以叫闹得最凶，不仅是因为影响扩展到国际上去了，关键是，梁恒这个为官方极不“爽心”的学生，竟然被推选为候选人！而且在被“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举审查掉了之后！竟然有那么多的支持者，为他摇旗呐喊，并且罢课、绝食，最终酿成轩然大波。 “西师走得最远”，不是体现在大的影响范围和造成的社会声势方面，而在“性质的恶劣”上。张伯华“解读”有五大理由：一是，在人民代表选举期间，公然在学校领导之外设立“非法的选举指导中心”，大有操纵民主选举的气势，“误导了许多师生”；二是，这个“非法的选举指导中心”完全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选举模式乱搞”；而且“完全无视我们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必须始终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的方针和原则，其目的是妄图把我们的民主选举引上自由化的邪路。”三是，人民代表选举期间，“那些没有经过组织指定的候选人，利用我们的演讲阵地大肆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有不少是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还有些是明显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四是，竟敢“踢开学校党组织和团组织”，“在没有任何领导和指令的情况下选举学生会干部”。她提醒我们：“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大学当中，还没有第二例！就社会影响来说，也是相当恶劣的！”据说，受西师的影响，重庆地区的一些高校学生也曾一度“蠢蠢欲动”，试图效仿这种“非法的选举”做法。她还强调说：“当时我们学校所面临的情况相当危险啊！”五是，“普通人”文学社不仅非法成立，而且“大张旗鼓”，搞得“唯恐天下不知”，而且还试图印刷出版非法刊物。这几条综合起来看，其性质相当严重——“已经走得很远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出手相救，任你们继续走下去，那后果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五毕业分配：最后的“摊牌”与惩罚   即使在这样的肃杀气氛之下，这些被粗暴命名为“自由化分子”的七七级学生，特别是文学社的学生，依然不改初衷。这年四月，当官方媒体气势汹汹发表围剿电影《苦恋》的大批判文章时，大家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电影编创人员一边；对这种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严重阻扰“思想解放运动”健康推进的“文化逆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普通人”的风骨和反抗“精神异化”的青春气度。 当然，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注定了他们在毕业分配时“没有好的结果”。到了这年的年底，也就是“最后清算的时刻”，校方彻底向他们摊牌了：大多数积极参加民主选举和参加“普通人”文学社的学生，大多数都地被“发配”到偏远落后的地方去了。尤其是重庆籍的同学，大多数都被发配到比较偏远的县区，而且明显是被官方早已“框定”的地方——那些“好的地方”和“好的单位”、“好的部门”早已留给了他们“自己的人”，特别是“表现积极”，“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在半年前就已经留校工作了。对“表现不好”，特别是对“自由化分子”哪怕成绩再好也必须接受官方给予的命运安排。有的同学甚至在几乎所有的老师联名要求留校的情况下，校方也严格依循1957年的“原则”套路予以“反制”：坚决不允许其留校！而且每个人必须在“档案”里面写上“在大学学习期间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咒语”，跟随这个人走向他的“工作岗位”。 官方把“国家分配”的分配大权牢牢抓在手里，以此作为“惩罚异端”、以儆效尤”的“杀器”。这一切，都寓言般地印证了“普通人”小说《昨天，曾经爱过》当中所先期描述的那样：所谓分配，主要是按照每个人的“现实表现”来决定的！凡是参加过民主选举、参加过“普通人”文学社的学生，大多数都被视为是林青那样的思想叛逆者。他们必须接受权力的安排——其实应该叫做“严惩”——被迫走进偏远落后的地方，去迎击“漫天的沙砾”和“塞外的风尘”——走入诸如此类的现实生活当中去。校方美其名曰：“让你们到艰苦落后的地方去，是为了更好地磨练你们。”那些基本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子弟”的文学社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被“分配到最有利于他们磨练的地方”去了。有的被发落到下川东的万县地区，有的被发落到川西北的大山里面，还有的被发落到云贵高原的学校……代表中文系官方的牟忠福明确告诉这些“自由化分子”：“你们想留在重庆，大家都想留在重庆，可惜上面分给我们的重庆名额非常少，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你们要相信组织，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同学的具体情况来分配的，是完全负责任的。我们不会随随便便对待任何一个同学；其实，到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干党的教育事业……”总之，巧舌如簧，善于表演。把这种整人害人的手段解释的十分的无私与高尚。但是，反正那些“好的单位或者部门”，特别是“重要的岗位”是不会安排这些“自由化分子”去的。 就当时整个重庆的高校而言，像这样大规模地精神亢奋地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可以说是仅有的，而且是罕见的！事后了解，没有哪一所高校像西师这样搞得如同运动一样肃杀而惨烈。以致有不少同学怀疑：西师还是不是自己的母校？因为，任何一所视学生为儿女的学校，都不会把学生朝“阶级敌人”的方向上推，而且恨不得抓得越多越好。所以有同学绝望地说：这简直是一所“后母”一样的学校！ 即使如此，这些历经1980年民主选举洗礼的“自由化分子”们，比起他们那些饱受1957年磨难的前辈学长来，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最坏的命运安排。他们的悲愤与抗辩，在此时此刻完全不被理睬。他们当然不会去乞求这些政治打手，就像小说中的林青一样，他们都满怀义愤踏上了这种阴险的“流放”之路。 对民主选举运动和“普通人”文学社的“总清算”，在1982年春夏正式拉开了剑拔弩张的“架势”。之所以没有在1981年的秋冬进行，是因为民主选举运动的重要“谋划者”和“普通人”文学社的“核心人物”王康等人还没有毕业。1982年5月，西师中文系七八级面临毕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此刻进入了“发起总攻”的阶段。校园的整个气氛显得异常的凶险与肃杀。杨政在回忆录《挨宰的羔羊》当中，对当年那种杀气腾腾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1982年夏天，轮到我们78级毕业分配了。这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面临的第二次分配。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但却并未给我和同学们带来福音和好运，我们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心神不定地等待着手握权柄的校方秋后算账。不祥的阴云盘旋在头顶。这之前，我的好友陈奎德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宣部因其在桂林会议上提出真理的多元化，提前对成渝两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打了招呼，杜绝了他回家乡的道路。无奈，他只有改变初衷，继续留在复旦念博士。后来则流亡美国，至今未归。西南师范学院校方要和我们算的最大一笔账，是1980年的学潮——民主竞选和“普通人”文学社。   其实，早在1981年的冬天，学校官方处理七七级“自由化分子”时的情景，七八级的这些“自由化分子”就已经充分领略过了。杨政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和同属“普通人”骨干分子的彭光芒去送七七级已经得到“处理”的一个同学的情景：“寝室里一片狼藉、凄凉，四张上下铺铁床拆得精光的，撕烂的旧报纸、日历、学习文件满地飞舞，似乎刚经历了土匪的洗劫。同寝室的人早已不知去向，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人，无可奈何地守着自己的大背包和两大纸箱书。我们借来一辆破旧的板板车，帮他将行李抬上车，吱吱呀呀地拉去北碚火车站。大家阴沉着脸，彼此都明白：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临别时，我们甚至没能吟出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当时，这个同学被官方发配到川西北大山深处的一个单位。数年后，那个同学才使出“浑身解数”终于结束了流放生涯，疲惫不堪地回到重庆。当时，他和彭光芒就已经想到：“这个同学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终于“轮到了我们七八级了”——清算者又开始拉开“惩罚式”的分配大幕了。 实际上，具体的“清算”在这一年的5月就已经进行布置了。杨政写道：“从6月开始，系党总支和学院党委、宣传部就开始找我们‘个别谈话’，轮番轰炸。一是要我们反省自己所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错误；二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揭发问题。我常逃学回家，每次返校，寝室里的同学就笑我道：‘马尔维纳斯的英军又投降了，看你还能顽抗几时？’——当时，英国和阿根廷之间正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战争。书记、部长们找我也是这样说：‘他们都说了，就看你的态度了。’我知道这是他们惯用的反间伎俩，便无所谓地答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问我什么？’他们开导并威胁我：‘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呀！你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要严重得多。’我知道他们在暗示我在‘四五运动’中的‘反动行为’，可我装出一付天真的傻相，大智若愚嘛。要是他们把话挑明，我就要发牢骚：‘我是想不通啊，四五运动官方不是平反了吗？可我没像谢幼田那样当上英雄，划算吗？’我在民主竞选和文学社中不是头面人物，但他们坚持认为我是黑后台之一。应当承认，他们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嗅觉相当灵敏，而且，他们的也不至于蠢到不调看我的档案……” 孙丹年回忆说：“几乎所有的‘普通人’文学社的‘正式社员’们，都被打入另册，在毕业时全部都要作检讨，否则不发给毕业证。”不过根据官方暗中划分的三个类别，根据每个人在文学社里面“身份”和性质，决定其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程度上进行检查和反省。孙丹年说“王康和杜显怡在校领导办公室里，与他们在那里展开争论。老朽的领导同志决不是锐气十足的青年精英的对手。但是不知道张鲁在哪里作的检讨，想来应该也是在校长办公室里。我猜想以他的口才，不消三言两语就将领导同志们搞定了。”其实，孙丹年想得实在是太简单了。没有谁能够以所谓的“口才”取胜，也没有谁可以“三言两语”就可以搞定对方。因为他们面临的几乎都是1957年和1966年“滚过来”的整人专家、运动老手！ “普通人”文学社的主要成员杜显怡、彭光芒等人，都一一被官方“约谈”，“享受”了与杨政相同的“特殊待遇”。关于这种极类似于“反右运动”中对付“右派分子”的做法，《挨宰的羔羊》一文中有如是描述：“   每一个文学社的骨干分子都被找去“谈话”，但有一件事很不正常，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大家都不谈这件事，既不表白自己什么都没有“招”，也不提及谁提审了自己和问了些什么问题。   历史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分子化”的社会状态。在这种情景之下，人人自危，个个焦虑。面对残酷的“现实”，理想主义似乎被放逐了。文学中描述的那种“普通人”陷入荒诞的情景，如今被拉到“现实”中来，被大家又一次深刻地体味到了。面对权力者对每个人命运的恣意摆布，这些“普通人”此刻完完全全成为了“无权力者”！即使已经当了“人民代表”的同学，此刻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遑论还要“为民做主”，简直幽默可笑到了极点！   六仿佛“穿越”到了1957年的夏天   杨政在回忆中不能不充满无限的感喟之情：“有时，我们也聚一聚，夜里来到嘉陵江边，跳进江中‘放滩’（随波逐流）。我带着相机，建议同仁们拍几张纪念照片，可终于都没有好心情。我和王康甚至没有参加中文系的毕业合影。”小说和电影当中曾经被反复描述的那种“白色恐怖”氛围，又一次笼罩着这些“普通人”；所有被官方反复找去“约谈”的“普通人”成员，都有一种“穿越”到了1957年的感觉——这也是官方刻意营造、并且非常满意的心理威慑效果。当然，由于每一个人“介入”的程度的不同，所以每个人在接受“审查”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感受，每个人还是有所区别的。 孙丹年在文学社中的“级别”不高，算不上骨干成员，因此不是官方选定的主要清算和批判对象，划在小组检讨的“类别”当中。她回忆说：“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中文系78级二班第四组，七男三女共十人，本来我是组长，我提出不干了，由靳猛进继任组长，因此这场检讨会是靳主持的。小组会在新宿舍大楼的男生寝室里召开。大家望着我，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明白一个坚定的原则是‘决不认错’!但是不认错怎么过关？同学们大多满脸茫然，气氛有些尴尬，他们不同程度都支持民主运动，我即使要发难也没有对象，我们都是‘一头’的。”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荒诞滑稽的场面。短暂的民主选举运动之后，所有的人又回复到了“分子化”的语境当中。人人心里明白，但人人都陷于恐惧之中。孙丹年原本打算“决不认错”，可是，怎么“过关”呢？于是“我支支唔唔，辞不达意，没有说出一个完整的意思。最后有人（好象是同学杨某）提出一个中性词汇‘幼稚’解围，原话为‘孙丹年在政治上实在太幼稚了！’其他同学都紧跟着说：‘确实是、真的是、就是、太幼稚了！’大家不约而同去看班长史锦杰，小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最年长而且性格温厚的‘史大哥’。他没有为难我，于是过关。”其实，小组检讨只是表面文章，至于过不过得了关，“生杀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学校当局手里。关于这个问题，杨政经验丰富，自然比她看得清楚。就此而言，孙丹年的确比较幼稚。 王康是官方“清算”的主要对象。由于“身份的特殊”和“角色的重要”，所以他“享受”的“规格”不同于其他的“自由化分子”。为了起到更好的教育和震慑作用，在“约谈”王康的时候，还特地将另外五六名“普通人”文学社主要成员叫去，一块“感受”这种气势。“约谈”的“规格”的确比较高：学校官方专门请来了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老革命”张黎群，还有四川省和重庆市宣传教育新闻部门二三十人，阵势非常强大。他们召开这个“帮教”会议的目的，首先是传达“上面”关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然后进行“政策性解读”，之后，主要的是要看看这些“普通人”对政策的反映和理解情况。当然重点是要看看这些人如何结合自己在民主选举运动中、在文学社活动中的言行“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如果不是在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时期”，民主和法治已经逐渐深入人心的1982年，这些被粗暴赐名为“自由化分子”的大学生一定会认为“时光倒转”穿越到了1957年或者1966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约谈会”呢？《来路与去向》一文中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会场上，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氛，那是曹先生、谭先生、秦先生等老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熟悉的历史气氛：提问，交待，再提问，再交待，然后是批判，审讯，作出结论，——当然不一定限于一次会议，相反，经常是旷日持久、没完没了。伴随这一切的是无声的记录，决定一个人或一群人命运的文字，在神秘的档案袋中像蛆虫一样繁殖。我没有配合这种气氛。中国的人性―民主事业，既取决于顺乎天意、合于人情的史诗式突变，也取决于在无数当下场合迎击一切专制邪恶势力的微观较量。   的确，与一年多以前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的“宏观较量”相比，在这种场合展开的无疑是一种短兵相接的“微观较量”。还没有展开较量，官方的那些“运动老手”们就以一种盛气凌人、“胜券在握”的心态，同时以一种“猫玩老鼠”的戏谑表情，注视着这些他们视为“囊中之物”的“自由化分子”。王康在回忆录中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张黎群发表开场白。他是受中央委派到南方有关高等院校来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尤其是了解学习中央几个文件的情况。他强调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让大家畅所欲言，点名要我第一个发言。当时中文系正在进行政治鉴定，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的组长刘某很犯难。他说：系里定你王康对四项基本原则怀疑动摇。我说没事，你就写，王康从来就没有相信那几条原则，说不上怀疑动摇。于是我开始发言，重申四项原则使人想起林彪四个“念念不忘”，对才从文革噩梦中过来的中国，可悲而危险，对青年一代更是新的精神桎梏。我接着说，这几个文件是短视的政治倒退，我不能接受。   还没说完，坐在张黎群旁边的那个得意洋洋的官员甩着二郎腿，以一种极其没有教养的口气质问道：“你就是那个从来不参加政治学习的王康吗？”面对如此的傲慢和无理，王康在回忆录中写道：“本性和经验告诉我，必须在这种公开场合粉碎他们玩惯的游戏规则，矫正逻辑关系，把一切意识形态的高压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较量。我立即反问：‘你是谁？我不喜欢随便被人打断，你要听就听，不听请便！’”王康心里非常清楚：这个人就是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刘文权。此人曾是1957年团市委反右运动中的重要角色。关于此人的一些“趣谈”早已经在高校和文化系统中广为流传。他在“清污”中曾把《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红与黑》等作为“精神污染”来批判，后来却在党内某次选举中不赶下台，可算是重庆的邓力群。 显然，刘某的如此做派令主持会议的张黎群非常不满意。因为他此行的目的是来“调研”，而不是来抓“右派”的。张黎群本人曾经长期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迫害，他非常反感刘某之类的“运动思维”和习惯于整人的做法。还需要说明的是，张黎群抗战时期曾在周恩来麾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对重庆非常有感情，对重庆的大学生非常欣赏；他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在1957年差点被打成右派，是因为胡耀邦担保的缘故，一度被“内部控制使用”；在“文革”遭到残酷迫害，后被邓小平点将复出。这是一个正直热情的四川人，也是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包括《燧石》在内的重庆大学生刊物的产生，与他之前到西师积极倡导有直接关系。张黎群的态度使刘部长们暂时收敛了嚣张的做派。于是会议只得草草收场。当天晚上，张黎群约王康单独谈话，语重心长、心怀善意。他对西师学生积极参加民主选举和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公正的。后来得知：西师民主选举和“普通人”文学社骨干成员没有遭到1957年似的批判和更加严重的迫害，他是起了关键的作用的。在回忆录中，王康大为感慨：   同是共产党人，张黎群令我尊敬——看来挫折会让人明理。不过也不尽然，近日就不断有文革受害蒙难者的后人公开鼓吹暴力和专制，让人大开眼界。在缺少宗教传统和贵族精神的国度，连苦难和死亡都不能唤醒仁德天良！刘文权等人的做派让我厌恶。1995年，为拍摄《抗战陪都》电视片，我赴京到张黎群家中采访，仍然对他怀有敬意。他在一瞬间认出了我，并特别强调，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的重庆南方局与延安不同，没有开展整风运动，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说：“那是因为重庆没有党同伐异的土壤，”他对我的补充不置可否。他是个好人，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七我们“就像一群等待判决的犯人”   仅仅过了数天之后，西师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全意和部长王某某找王康谈话。这个邓某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虽然是副部长，但是派头却比部长还要大，气焰还要嚣张。这两个不学无术却浑身有术的小官僚，极似“红色小说”描写的那些“反派人物”。王康写道：“我在那张烙有‘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字样的老式办公桌前坐下时，这两个专营政治思想的男人，居然半天不开腔。王某某长着鹰钩鼻子，梳着背头，戴一副黑边眼镜，一直用阴沉的眼睛盯着我。这可正是我的长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一直还以眼色，并轻而易举地从心头迸发出鄙夷和嘲讽的光芒，直到那对镜片后面的瞳孔散神。”这样一种毫不妥协的对视，多年来他们还的确没有遭遇到，因此，使他们一下子慌了神。在王康的回忆中，那一刻太富有戏剧性了：   我问：有何贵干？他们开始嗫嚅，他们说：不过是要求了解文学社的一些情况——为何？怎么成立？哪些活动？刊物情况？资金何来？组织结构怎样，等等；然后是民主选举的内幕、后台、与外界联系，等等。这好办，我说。眼神已经溃散的王某某，一直避免再与我对视，最后却说出一句有点莫点其妙的成语：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不禁笑出声来：我一不偷鸡摸狗，二不谋财害命，何来“失足”？我一名普通学生，再怎么也说不上有什么千古之恨。   那一刻这两个反右运动积极分子，很可能想起了与他同龄的右派同学们当年的下场——王康写道“他们肯定没有少看到那些同龄人的惨状，或许觉得，对面前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非得用不寻常的语言不可。我想对他说，我一点不欣赏你对祖国语言的滥用，你怎么不使用‘灭顶之灾’一类更刺激的词儿？当我转身离去时，分明感到这两个内心阴暗的男人正盯着我的黑皮夹克背影发呆。” 其实，王康描述的只是当时“清剿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中的一个“战场”的情景——这个“战场”主要是为“清剿首犯”而开辟的；与此同时，另一个“战场”正硝烟弥漫、杀气袭人。关于这个“战场”的情景，杨政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各小组开始给每位同学写毕业鉴定，系上打了招呼，凡是参加‘普通人’文学社的人，都必须要写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和反省，以及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的表现，等等。同学中一些表现上佳的积极分子，系总支就按照1957年的模式，立即发展他们火线入党。我和彭光芒在一组，小组长高力主持，大家给我俩唱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赞歌。当然，这个鉴定毫无意义，重要的是系上为我们秘密写的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那一份；而鉴定的内容在公布毕业分配方案之时就会浮出水面。换言之，谁分配得好，谁的鉴定肯定就好；反之，鉴定中就一定有难言之隐。”王康也对这一时期的诡异气氛进行了描述：   所有文学社成员都被要求对自己的“自由化言行”有个说法，谁也没有统计有多少人的分配因此受到影响。事实上，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刘王张们运用权力，尽了力量，把最好的名额“分配”给那些与他们同类的学生们，同时把最差的名额“分配”给“普通人”文学社成员、民主选举中的活跃分子以及普通学生们。他们能做的，也就如此了。他们还会做更多的事，那是后话了，——我们也一样。   权利者和犬儒主义者、投机分子勾肩搭背的种种丑恶，在这一刻暴露得可谓淋漓尽致。这哪里还是大学？已经活脱脱成为了肆无忌惮地扼杀思想与人性的“屠宰场”，或者是将学生的前途命运视为儿戏的“游乐场”；同时也是权利者与追随者、逢迎者进行利益交易的“市场”。官方明目张胆地以“表现”作为毕业分配的“硬杠子”——几乎完全是按照反右的那一套来决定每一个学生的去向。“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毕业分配”捆绑到一起，个中玄机的确耐人寻味。这样的由权利者一手操纵的“分配”，一下子使人性之恶全然爆发出来。《挨宰的羔羊》如实记录下当时那种群魔乱舞、丑态百出的情景：   6月底到7月初，重庆各高校的毕业分配工作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西师各系的分配方案也都张贴出来了，但唯有中文系的分配方案迟迟不露面。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寝室里就只有一个话题——分配或发配。那一段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如风，千奇百怪，例如，说某人大显身手，给辅导员做了一套结婚家具；某女生为了留校，与某书记同床共枕；某人扬言，如果不将自己的女朋友分配到某大城市，他就要抖出爆炸性的新闻……诸如此类。   实际上，并不只是“普通人”才“领受”了这样的厄运。杨政写道：“当晚，同学们彻夜未眠，少数认为分配不公平的勇敢者入驻系主任家中评理，个别人一直坚持到年底才离去。在那时，拒绝分配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工作，但他们都与民主选举和文学社无关。”不仅如此。杨政还写道：“暑假到了，在校生和毕业生都陆续离开了学校，可中文系却依然纹丝不动。校园里空空荡荡，寂寞清静，烘热难熬，只有夏蝉拖长的单调叫声，陪伴着我们中文系七八级两百余人。大家摇着蒲扇，百无聊赖地四处游荡，就像一群等待判决的犯人，或者是等待刑满释放的犯人，空气非常沉闷。”这无疑是中文系官方刻意营造的一种既吊胃口，也具有威慑力的氛围。每个人“就像一群等待判决的犯人，或者是等待刑满释放的犯人”——描述得何等的准确啊！1957年的那个肃杀的夏季，估计就是这样的氛围。“一直等到八月中旬的一天黄昏，宿舍里突然喧哗沸腾起来。我们接到紧急通知，晚饭后去一教学楼大教室开会，公布分配方案。下午，系里已将分配去向，即单位、名额张榜公布出来，要我们填写自愿。好的去处有北京，上海等地的党政机关或者‘好单位’，而充军发配地则是西藏、甘孜、凉山、阿坝。除了成都《四川日报》社的两个名额已有归属——他们当然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积极分子，其他名额尚未敲定。同学们激情昂扬、议论纷纷，对着榜上的理想去处和自己的实际条件，斟酌推敲，进入梦境。彭光芒十分清醒，他低调地填上了自己的家乡——宜宾，谁会与他争抢这样一个偏僻之地呢？”其实，不光是杨政和彭光芒，几乎所有的“普通人”文学社成员都清楚，论自己的“表现”，的确与那些“好名额、好单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想都别想！想了也是空想！   八分配即绞杀：无所不在的“黑色幽默”   杨政写道：那一天晚上，“布满蜘蛛网和灰尘的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教师里没有风扇，人人热得大汗淋漓。系党总支书记张百华端坐讲台上，系主任和辅导员屏立身旁伺候。窗外，五六个学校保卫处的大汉像游动哨般走来走去，密切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就是宣布毕业分配的结果嘛，有必要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吗？居然还要出动保卫处的人来进行监视，并且随时准备进行“武力清场”。就此而言，其如临大敌之概胜过1957年。在严密的安保措施的环护之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将张伯华气势汹汹地开始发话。杨政对这个充满杀气的分配现场作了“现实主义”的描述：   教师里安静下来，张伯华开始大声点名。没想到这个老妇人的声音显得比开山的石匠还要粗犷。“杨政！”她点到了我的姓名。还没等到我回答，她便把我当成阶级敌人般凶狠地训斥起来。我毫不示弱，顶了她几句。同学们非常惊异：这家伙居然不识时务，在分配的生死关头，居然胆敢顶撞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   这个张伯华，这个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她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与七七级的“自由化分子”交过手了。当然，她在如何对付这些思想叛逆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杨政形容她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真还是把她抬高了。她懂什么“马列主义”？她死皮赖脸去教当代文学，却错漏百出，明明没有读过老舍的《正红旗下》，却冒充内行，说什么：“老舍先生有一部小说写得相当精彩，我估计你们当中许多人没有读过。知道这部小说叫什么吗？”学生们齐刷刷地回答说：不知道！她得意洋洋地训斥道：“不知道，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就太不应该了！告诉你们吧，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在红旗下》！”就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运动打手，却被官方委以诸如此类的重任。当然，按照官方的逻辑，她以及这个学校许多经过反右和文革“考验”的积极分子，都是足以胜任这种工作的。王康是这样描述和评价当时这种杀气腾腾的现场景象的：   毕业前夕，某日，系里正式公布分配方案。我们几个文学社成员，一齐走进教室。当张伯华们宣布名单时，那声音虽然依然高亢、尖利，却已没有什么底气。谁都明白，他们掌控别人命运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有人早早在黑板上通栏写下一排大字：“最后的一笑，是属于上帝的！”   杨政将等待分配的“普通人”文学社成员称之为“挨宰的羔羊”，无疑是相当准确的。权力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惩处手段，试图达到绞杀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威慑其他灵魂不安分者的目的。因此在杨政看来，“分配完全是残酷的绞杀：文学社骨干遭到残酷的判决：彭光芒被冲军去凉山（十年后他才根据国家政策返回内地，现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孙丹年被充军去了西藏（十年后才回到重庆文化局），与我接近的小寝友也没逃脱厄运，被发配去了甘孜……我被遣返回十八冶金建设公司子弟中学；王康被扔进了重庆第八中学（几年后他被开除）；姜力挺被打发回了乐山；杜显怡则被发往江北一个偏僻工厂，她曾一度是学院重点栽培的党政干部对象，参加民主选举和文学社后，地位一落千丈，成了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 这个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冲锋陷阵、大显身手的张伯华，她只不过是被学校和中文系官员推到前台的人物，更厉害的那些人物躲在“帷幄”后面。作为民主选举“另立中心”和“擅自成立文学社的组织者”，王康是张伯华必须“解决”的重点目标。他在回忆录中完全是以一种“黑色幽默”的语调，来描述当年他与运动老手张伯华短兵相接的“诙谐情景”的：   临近分配某一天，中文系总支书记张伯华，这个女人是1957年的积极分子之一。她讲授当代文学，我去听了一节课，再也未去听了。她给我的考试分数好像是61分，并对人说，王康那样自命不凡，连《三里湾》的作者是谁都不晓得！确实，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张伯华们晓得的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反之亦然。这也算一种生态平衡。她把我叫去。将近两个小时，她一直在贬斥西方，好像我就是杜勒斯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又好像我是伏尔泰、卢梭和雨果们在中国的总代理。我当时惟一的感受是，她和刘××、王××们，多么怀念1957、1966年啊！在他们仍然大权在握的1982年，对我这名毫无悔改之意的学生，他们竟无计可施，只能通过批判西方来间接地警告我一下。那种含沙射影的功夫，现在需要他们来操练了。我心里一直在笑，脸上也毫不掩饰地挂着讥嘲。眼看着眼前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婆”。她怀着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共戴天的怨恨，控诉咒骂西方；而她（这种人在西师，在中国还不少）却从未看过西方大师和天才们的任何原著，连他们译成中文的文字都几乎看不懂。很难想象，那些西方先哲地下有灵，会作何感想？有一刹那，我竭力想：如果卡尔·马克思、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朝醒来，来到中国，面对那个把他们的学说简化为“造反有理”的湖南人，和这个以他们的大名作定语形容词冠在自己头上的老太婆，会如何地哭笑不得，——这些中国人是多么的幽默啊！   的确，王康的这一段描述，使张伯华这类可悲可怜的人成为了具有“黑色幽默”质感的文学人物。而王康本人也成了他所描绘的那种“黑色幽默作家”：“他们喜欢开玩笑，但是下定决心要不快活，他们对快活疑虑重重，如果他们快活了，就会感到更不快活。”这种幽默中“包含着阴沉的东西；它是绝望的，但是在绝望中又发出了大笑。”很明显，西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闹剧，就充分体现出了这样的文化与美学属性。   九 “普通人”文学社永远在跋涉的路上   受宣传部王某某和邓全意，中文系任承佑、粟多贵等人指使跳到前台表演的张伯华，在王康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中文系的这些整人专家岂肯善罢甘休。几天以后，他们从政教系弄来一个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颇有意思的是，此人据说也姓马。他带着中文系的曹廷华等一帮号称“懂政策、懂理论”的中青年教师，趾高气昂地要跟文学社几名骨干成员“谈心”。马教授先叫板：“你们叫普通人文学社？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难道我们，包括你们大学生还没有取得普通人的地位吗？”王康说，“这个马教授，我现在还记得他那装模作样的神态，我很想冲着他那双乜斜的近视眼说，你令我恶心。但是我只冷冷回敬道：‘收起你这一套吧，现在不是1957年了！’”曹廷华等人虽然没有像马教授那样盛气凌人、蛮横霸道，但从神情上看，他们是赞同马教授的观点的。客观地讲，就曹廷华当时的认知水平而言，不可能奢求他对“普通人”文学社有多么清醒的认识，或者体现出有何种程度的良知来。像他这种一直生活在“历次运动”中，所有的“学识”或者“观念”都局限在“阶级斗争”语境的年轻教师，怎么可能具有“超越历史”的表现。他曾经在课堂上振振有词地宣讲“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具有阶级性”，甚至面临学生的质疑时，也信誓旦旦为这一具有“真理性”的观念进行辩护。事实上，直到三十年后七八级学生返校之时，曹廷华的这一基本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虽然也入乡随俗式地承认“普通人”文学社倡导写“普通人”是有意义的。但是，十分可笑的是，他所理解的“普通人”，还是停留在“写我们国家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层面；他们这些人教了一辈子的“文学理论”，却永远都搞不清楚，“普通人”文学社所说的“普通人”其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是什么？真是难为了他们。 总之，民主选举时的语境，已经完全被官方营造的这种他们最为欣赏的“分子化”语境所取代。面对此情此景，王康写道：在这个“幽暗”的时期，“君临一切的已不是民主、激情、理想和文学，而是分配”——   有人火线入党，有人通风告密，有人频繁奔走于各条门径，几多交易，几多苦心。苦于贫穷，囿于自私，迫于恐惧，出于无奈，由于没有民主权利，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操演的屈辱而堕落、悲惨而腐败的生存闹剧，一直无声地在西师上演。而真正的策划、编剧、导演是刘××、王××、张××们，所有的苦心、走动、心机、表态和交易的终端，不是都由他们拽着吗？   王康对此已经是见惯不惊了。然而，恐惧的氛围还是挥之不去。似乎人人都需要“防范”了。王康写道：“黄老九有一天把我叫到一个辟静处。他说：‘康兄，怕是得有点防备，身边的人都需留个小心。’我知道美术系找他谈过话。于是说：‘无妨，防不胜防。’对，何妨以不了了之。于是西师最异端的两个人物，站在浓阴下合影留念。时近黄昏，老天成全我们的心思。” “站在浓阴下合影留念”这一句话，的确真实而又富有寓意地描画出了当时那种诡异的情景。让人实在是无法分清这是身处于1957年的夏季，还是在1982年的夏季。不过，“站在浓阴下合影留念”之后，冷静一想，还是明确感受到1982年毕竟与1957年的不同。面对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段，哪个更虚幻，哪个更“真实”呢？王康写道：   然而，以历史尺度来衡量，我认为有两点更真实、更本质地显示了时代潮流的趋势：第一，1982年夏天，没有任何人——包括我这名最为他们忌恨的文学社社长——受到真正的影响——本来我该分回一中，后来分到了八中，如此而已。当我去八中报到时，那位神色紧张的中学校长周远明私下对我说，王康，你可是没人敢要啊，你在西师搞民主……。我说：“请放心，谁会在八中搞民主呢，它太小了。”而1957年我们不相识的校友，那几百名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当年的“言论”，比我们要温和、善意得多，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第二，1982年夏天，人们看重和恐惧的、以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一切，现在都只剩下历史学的意义了。从那以来，中国又发生了多少事，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多少变化啊！   这段诡异而恐怖的历史，这种奇异而丑恶的“分配”，西师的这些意识形态管控“专家”用尽心机、用尽手段，最终并没有彻底打垮“普通人”的理想信念，更没有让“普通人”完全放弃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追寻。杨政写道：“丑恶的分配使我愤怒，同学们似乎全都失去了往日的温文儒雅，变得十分市侩，甚至变态。我开始考虑另一条出路。我找王康和彭光芒商量，决定串联十余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去中国某个最贫穷的山乡，献身平民教育。我们商定，给邓小平写一封公开信，希望他能支持我们‘科教兴国’；我们不要政府出一分钱，自愿去创办一所乡村小学；我们的藏书汇集到一块，就是一个不错的图书馆……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不要派什么党支部书记来领导我们；我们不是要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希望由我们中的党员自己组成一个支部。这就意味着我们之中至少应当有三名党员，但是，我们煞费苦心，也只争取到一个党员，而且，她还不是非常坚决。因此这一平民教育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和“普通人”文学社的理想追寻，似乎就此画上了句号。但是，处于历史低潮期的这些“普通人”并没有在内心深处，真正与这段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告别，也没有完全迷失在乱象纷呈的社会演变和价值分歧当中；他们对自己曾经选择和明确的历史方向，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犹疑。尽管在告别这个令人爱恨交织的校园时，一度有过沉郁和惆怅，但是，任何表面“强大的力量”，都根本无法泯灭他们追求公民权益、追求“文学主权”的坚定信念。杨政在《挨宰的羔羊》中刻画了离开校园，送杜显怡时的一段心境：“我和蒋利众一直将她和行李送到家中。在朝天门码头分手时，我望着浩浩奔流的长江，突然感觉到：我和文学社的同学们被一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拆开了，今后，为了校园里我们曾追求过的民主、自由和理想，只能各自为阵、孤军奋战了。”此时此刻，站在历史与未来交叉点的王康又是怎样来抒发自己的心境呢？在《来路与去向》中，他以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情态这样写道：   我们还没有挣到真实回忆的权利，没有焕发复活历史的灵性、勇气和话语。可以庆幸的是，我们内心的历程始终没有中断。中国和世界主要是按照我们的心愿、而不是遵循他们的意志，在析离，嬗变，演化；标明方位的星辰还在头上闪烁，戏还在继续，高潮还在后头。   一晃，或者说“弹指一挥间”，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四年以及嗣后三十多年，在中国，在全世界，一直有一场论辩、较量和抉择。当年西师的民主选举和‘普通人’文学社，不过是这种历史进程中流淌奔泻的微观景色。”王康的心声，其实也就是“普通人”共有的心声—— 一个需要明确的历史事实是：“普通人”文学社从来没有宣布过解散，因此，它永远在路上！“普通人”和“普通人文学”永远在路上！永远行进在争取公民权益的悲壮旅程中，永远行进在争取和捍卫“普通人”文学“主权”的征途上！ 此言不虚，此言悲怆！           附录一：西师校园民主运动历史资料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民主是主流 低衢 1980年10月11日于西南师范学院桃园   民主是主流。这是现代世界政治的本质。 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佛朗哥式的一人政府早已为人不齿；霍梅尼的宗教狂热、阿明的民族偏激、波尔布特的屠杀政策也再不能得到时代的容忍，就连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国“林彪四人帮”惨淡经营的“造神运动”也同样令人厌恶。它们再也不能统治时代精神。而民主已经越过国界和时代，成为当代进步力量的象征。 波兰工人运动就是现代民主的一例。它的巨大意义可以归结为一点：新的社会现实的发展，在任何国家内都使民主的政治改革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在我国国内，在民主被完全剥夺的十年恶梦后，民主开始成为政治生活中主要的因素。（“五四”以来这个“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以及“德先生”自身的涵义，本文不欲讨论。）这次民主选举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称得上“选举”的选举，不用多说，它是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民主力量的显示。 中国的前途系于现代化，这上上下下中国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现实生活中怵目惊心而又比比皆是的践踏人性、主奴分治、官僚特权、裙带关系……除了归结到封建主义这面大旧旗下，还能放到何处！而反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民主。 现代相对于古代而言。如果说古代意味着神权、奴役、愚从、禁锢，现代则意味着民主、人权、文明和进步。时代确实在变，不仅秦始皇的“朕即天下”、“万世一系”的帝王哲学至袁世凯时截止了，一直到七六年十月前的“人民救星”“人民之主”的现代神道也不吃香了，甚至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最易接受的官僚政治也越来越不适合时代精神了。 我们可爱的西师也响起“民主”这个陈旧而又簇新的口号。陈敏、黄云开两位同学已经肩负着广大同学的重托首先站了出来，两张“告选民书”各具特色，两张小传，朴实平凡。诺大的校园似乎立即有了一种新的东西，它在食堂、教室、寝室，到处被人谈论着，各种看法，不一而足。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吗？ 姑且这样看吧，真正的新生事物总是幼小的、民主也是一样。到处乱轰轰的，颇有“人心不古”的阵势。陈、黄二位候选人已经为一部分选民所认识，对他们本人自然也有种种评定，而大家对这二位候选人有一种共同的兴趣，那就是，他们是“自愿出来的普通的同学”，对长期受人支配的群众来说，这已经够了，当然，人们对他们或多或少也寄予了一点希望。 陈敏稳重踏实，信心颇足，黄云开热情肯干，不乏献身精神。自从他们站出来后，已有一千多同学前往拜识。两位候选人也在“百忙之中”主动到各系了解民情，联络感情，集中群众意见。笔者曾有幸会见二位候选人，他们皆表现出诚恳、热情、切实干一点事情的精神，对选举前景，二位也是乐观的。笔者认为最可贵的是：这二位同学再三表示自己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名学生，离开选民的信任，他们实在寸步难行，这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显然迥乎不同。 这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共聚于西师的广大师生，实在不可能不关心这里的事件。历次政治运动中，西师所发生的事路人皆知，官僚主义远远说不上根除，民主的政治也说不上实现。黄云开同学告选民书中引用了“国际歌”中的一句最有生命力的话：“全靠我们自己”。这也可以说是对民主所作的最好的注脚。 对民主也可能有其他的注脚，比如鞭子和皇帝的新衣，这既不由我们决定，也不可悲，真理总是尾随在谬误之后。 我们不想去预计前景，从本质意义上看，这次选举是无所谓失败的。 在笔者正斗胆把这篇东西交到院选举办公室去“备案”时，又听说历史系颇受学生赞扬的邓堪老师也将出来参加选举。勿庸讳言，作为一位中年教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喜可贺，让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选举刚刚开始，拙文不过一砖石而已，当民主的大厦在西师校园内筑成时，它就会埋进黄土中去了。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民主的尝试——回顾民主选举  黄云开 陈敏 罗立为 1980年10月30日于西南师范学院 桃园   汉民族并非生性与民主无缘。孟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近代民主的涵意才为中国最觉悟的人们所认识。以由西方输入的“科学”、“民主”思想和由俄国传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为重要内容的“五四”运动，本来可以成为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可惜，它很快被以土地为中心、以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所完全取代而居于次要地位。这种先天不足，使今天的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现代共产党人都痛感到政治生活中民主的贫乏是多么严酷的现实。 有人曾经把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民主观念未能深入人心”。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民主的取舍。因此有了“四人帮”的倒台、有了这次民主选举，有了一种仅可察觉而委实新颖的局面。 不言而喻，民主选举在各高等院校引起的反响为其他地方所难及。就我西师而言，到目前为止，由于选举带来的变化已经开始在各方面表现出来。有些是微妙的，有些则是意义深长的。 在某种意义上，对民主的态度成为人们生活选择的价值尺度，我们可以不无自豪地说，小小的民主选举发生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围。广大选民所寄予的希望基本上得到实现，这是民主的胜利！是民主力量和民主精神简短的序歌！ 西师的选举是成功的。我们认为它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选举过程成为一次宣传民主、传播改革精神、增进人们交往和团结、开辟民主阵地、设置民主基石的过程。 二、选举过程中大量政治、社会、人生、经济、学术、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在公共集会中提了出来。人们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表示关注和咨询的权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讲坛得到认可。 三、选举过程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多或少地增强了人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对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的切磋和砥砺中，人们开拓了许多新的认识领域，精神和思想探索的幼芽到处在破土萌发。 四、选举过程中，要求革新、要求民主的愿望和力量占绝对优势，致使选举结果基本上体现了民意。 这次民主选举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西师广大师生员工对民主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尽情领略了专制统治滋味之后产生的。“不能再有爬行的人，人要以自由的手扯下绳子和荆冠。”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稚气未脱的小同学，人们心里都有一团火。这是普罗米修斯的光明之火，这是对几千年专制魔王的愤激之火。正是这种无形的内心激情和潜在的精神能量排演了民主选举威武雄壮的风云。我们到处看到，有可敬的前辈知识分子、有直率的工友、有真心相待的干部、亲属、更有广大命运与共、好恶相投的同龄人，正是他们操纵了民主选举之舵，正是他们，对民主选举有着非常精辟明确的见解。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从领导班子改建和学生会改选，从伙食团到洗澡堂，从教工晋级到学生毕业分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迅速改变西师现状。正是这种十分明确、十分强烈的改革愿望赋予民主选举以充实的内容并确保了它的成功。 其次，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兄弟院校民主热潮的高涨对选举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盘散沙。在中国，人与人的纽带比任何国家都更紧密、更复杂，中国的现实不允许任何个人置身于民族忧患之外。中国的事情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说：年轻人的心总是相通的，我们要加上一句：渴求民主，希望变革的人们的心总是相通的。通过各种渠道，人们感受到时代的民主本质是何等鲜明！它是由远及近行将来到的春汛。君不见民主进程势如潮涌，变革图强的趋势不可逆转！ 赫尔岑说过，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如果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我们民族的大不幸的时代正在退到历史的阴影之中，精卫鸟正振翮起翔，民主选举就是它起飞的基地之一。 民主选举马上要结束了。当我们回首这短暂的历程时，心中感慨万千。师长和同学们对我们提出了很多忠告。我们深知求索于修远之路并非月下漫步。为民主，为生民，从来要付出代价。今天的中国诚然勿需像谭嗣同那样引颈就戮，但也远不是花团锦簇，一派田园牧歌！ 吉斯卡尔·德斯坦最近对复旦的人们说：面对可能出现的灾难，二十世纪末叶正是发扬勇气和毅力的时代，因而，也是青年人的时代。他指出，无论从东方到西方，还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当代青年可以比他们的前辈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发展构成人类共同财富的各种有价值的事物。 今天，最有价值的一种事物就是现代民主。民主的种子已经播下，火炬高举的日子将不会太远，人类文明的接力棒要永远传递下去，在我们的时代，它的传递方式就是民主。 老师们、工友们、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珍爱这幼小的民主之苗，浇灌它，保护它。一位历史巨人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第二次是以笑剧的形式。中国的悲剧应当收场了！美好的事物虽然总是姗姗来迟，但她总是会来的，而且总是笑着来的。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即将过时的话 低衢 1980年12月25日于西南师范学院   ……历史上没有哪一种伟大的文明不具有批判精神。批判，它是思想的思想。每一种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批判，是真理和知识的起点和终点。人，只有在对整个世界开始进行批判的时候，才不再是物类。伯罗奔尼撒山上一块石碑上刻着三个希腊字母“oxi”，英语“NO”，中文“不”，——批判。纳粹上校曾企图把它们抹掉，结果他们失败了。“不”——批判，这是人类特有的天赋，不可褫夺的权利。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永远是批判的。怀疑一切，这使人类文明的火炬代代延续。不妨重复恩格斯的一段话：“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说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发展和衰亡，什么都不存在。”思想永远生动，真理永远清新，运动变化是世界最本质的属性。中世纪结束——神权完蛋的鲜明标志，就是批判的出现。作为奴隶社会自然基础的奴隶的最大特征是：服从；而作为现代社会自然基础的人的最大特征是：批判。批判，永远是一种积极的感情，它深刻地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由于思虑焦灼而产生的有别于悲观的忧郁。 批判绝不等于简单地摒弃，它不是形式上表面上的离异，而是本质上内容上的更新。高尔基在《一月九日》里写道：“一个浓黑的可怕的问题终于寻着了答案：虚构的道德源泉，沙皇的形象毁坏了。最初，只有少数人才敢于承认，这不容易，因为这等于使自己丧失了一个虚妄的希望来做自己生活的支柱。但人民的神经毕竟是健康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宣扬一个以上帝为终极目的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事物都以工具对目的、奴仆对主人、下属对上司的关系统摄于全能的主宰。但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喜剧力量却表现为：人，不能在天堂和尘世、现代和过去同驻。批判的精神导向紧紧拥抱未来的热情。只有公正地清算过去，才能明确地面向未来，才不会为了预支天国的光明而缴付了今生的幸福。昨天的概念再不能充分阐释今天的生活，而大多数古代文明之所以在僵死的栅栏里枯萎，就在于崇古、留恋往昔。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总是和过去拴在一起的酒精瓶。“先王之道不能更，祖宗之法不得变”，就是中国政治的基石，中国政治文化从来不敢越出封建经纬一寸，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历史反复表明：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在消亡，但它们并不愿意离去，在腐朽日益加重的结局过程中变得顽固而凶残；生活中也总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这种生长也不容易。那些竭力阻挠进步摧残革新的人，如汪东兴之流，尽管手挥灵杖，口吐符咒，实际上并没一点理想。他们没有信仰，绝不忠于什么，除了个人的权利和欲望。因此，他们无法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顽固，守旧，只是凭借权位和为了权位，这是最卑鄙的不义和不可宽恕的反动，也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在辩证法看来，主要的，最有希望的是生长着的事物。《淮南子》中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若处竞争之世而行三代之法，比如已夏尤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 变革的真谛就在于使腐朽过时的东西让位于新事物。 啊，批判！——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强大武器，它把人们从宗教裁判所引向旷野，人们正是靠着它来发现和判断生活中的一切。批判，是对权威和旧秩序的挑战，却是对真理和新世界的追求。批判的出现是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具有启蒙意味的象征。别林斯基指出：“当我们前面已经出现终点的时候，怎么还不从头开始呢？”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总是富于批判意味的，对真理的追求总是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文学艺术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仲裁者、预言者，它总是持着批判的盾牌去清除历史的废墟，抚慰心灵的创痛，搜集失散的文明，召唤异化了的人性，并预告明天的进程。 常识还告诉我们，批判者从来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切历史的酷刑总是最先加在他们身上，这恰能证明他们作为历史先驱的意义。批判者个人的悲剧是对旧世界最有力的控告。从屈原、司马迁到秋瑾、谭嗣同、瞿秋白；从哥白尼、布鲁诺到伏契克……，在流放途中，在绞刑架下，就预告了两个时代的交接。新世界的绿洲得靠鲜血来浇灌，这没有什么可悲，一个十字架吸引了千百万警省者，普罗米修斯便是他们杰出的代表。他们是伟大的时代明灯、历史候鸟！ 为批判旧世界而付出的代价决不会白费，反对邪恶和专制，没有一样是枉然。因为，所有这一切，包括牺牲，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力量。批判者们的灾祸，是人类进步的祭礼，他们所承担和表达的，绝非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   附录二：“普通人”文学社历史资料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普通人”文学社宗旨 1980年11月8日于西南师范学院桃园         人性是检验一切的价值标准，社会民主是实现人性的重要保证。我们的文学要高举人性和民主的旗帜。 人道的原则是联系历史和现实、心灵和社会的串珠，是现代化进程的精髓，也是我们文学的神圣原则。 文学不应当仅仅是生活现象和社会意识简单的摹拟，更不应当是政治教条和权力意志生硬的传声。文学应当永远自觉承担描写人民心声的责任，摒弃一切虚饰、消沉和放任的自我发泄；成为现实生活冷静而热情的见证者，成为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的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成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勇敢卫士，成为人类美好理想坚韧的开拓者。 任何艺术上的堕落都是生活虚伪的必然。人性和民主的原则本身便规定了真正的艺术原则，那就是：真实、本质、超越和多样化。要努力去探索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思维。 我们要强调普通人的文学地位。为人性的普通形态及其价值立法，这就是普通人的文学原则。 今天，各种精神危机、虚无主义、怀疑狂、不可知论，唯我主义，各种陈腐的人生哲学和混杂的价值观念四处蔓延，而人类美好心灵和进步力量的聚合也在加快；在历史的废墟和现实的土壤上，人性和民主的花岗正在重建。 中国的未来既光辉，又阴霾重重，劫后重生的我们绝不气馁。一切希望中国自由光明的人们，让我们携手向前，用我们的笔，我们青年的热血和我们不愿过早衰老的心，去建造一个更人性，更民主的世界！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致大学生竞选者 1980年10月27日于西南师范学院桃园 刊发于《课间文学》创刊号/张育仁   题记： 在封建专制的沙原和现代政治神学的丛莽上， 我们蘸民主的血，涂一个大大的太阳！   第一首献诗： 在深秋，你背对着那座纪念碑 ——献给中文系学生候选人陈敏同学   在深秋， 你背对着家乡的 那座纪念碑   那个古旧而凄壮的故事 永远不会从你 顽强的记忆中 消褪   还是在无忧无虑的 少年时代 从锦官城的街头 你顶着被 “文革”狂飙刮得 漫天疯舞的 斑斓的银杏树叶 伸出迷茫而执拗的手 去摘取人民公园 高墙之上 那朵孤独而娇艳的 蔷薇   哦 这个出自好奇的 无畏的举动 鲜血 一滴滴 洒在刺丛 凝在花蕾   猛回头 你蓦然望见 你身后 那座沉默无言的 属于另一个时空的 冷傲又沮丧的 纪念碑   夕照 依恋着碑顶 黯淡而又 玄机四伏的 琉璃瓦 把它长长的 黑铁般的身影 投入 急迫而来的 暮霭的屏帷   哦 那时的你 并不知道 那些死于非命的 读书人 如今 就横躺在 这孤冷的 碑下 他们流尽了热血 却未听见 自由民主的 音息   哦 在这个深秋， 你想起家乡的 那座纪念碑   你想起 芙蓉城 阳春三月 闹市街头 呻吟无告的 天府之国的 饥饿的农民 从那质朴愚钝的 瞳孔中 你窥见了 两千多年来 专制的累累罪孽   你想起 草堂边 锦江畔 数九隆冬 五七干校 冬水田里 全身心战栗的 当代中国的杜子美 从那佝偻瘦弱的 形体上 你洞悉了 强权施展的淫威   哦 中国 固然有它 体面而辉煌的历史 但那灰封网结的 经典中 却从未有过一寸 自由民主的地位   哦 人民 固然赋有 忍辱负重的美誉 但那忠厚木讷的面孔上 却从未有舒展过 当家作主的笑眉   哦 在这个 多事之秋 你背对着家乡的 那座纪念碑   正因为 地球载着我们 不停地旋转 我们年轻的灵魂 要获取的 不再是 一颗恒星的光辉   正因为 地球是一个 自由的天体 做为渴望自由的子民 我们的思想 就要无惧无畏地燃烧 有勇敢地去焚毁 专制神学的精神藩篱 用民主的火炬 引领我们 大步踏进 自由的疆域 真理的边陲   哦 那个古旧 而凄壮的故事 永远不会 从我们年轻的 记忆中消褪   你争取选票的故事 以及我们 争取自由民主的故事 不再古旧 也不再凄美 庄严中充满荒诞 神圣中有些闹鬼   未来世纪的公民啊 请你们 在我们的坟茔上 献上一支 凌雪怒放的 寒梅   未来世纪的青年啊 愿你们谈到民主和自由时 愿你们谈到选票和权利时 不再像 我们这代人一样 是那么的 饥渴 迷茫 惶惑和悲愤   哦 在这个 多事之秋 你勇敢地站在 竞选者的 演讲台上 把自己塑造成了 一座年轻的 纪念碑   第二首献诗： 你，一个野性孩童的民主狂想 ——献给美术系学生候选人黄云开   头上的秋阳 荒谬地滑过 迷蒙的天庭 被浩劫蹂躏过久的大地 猛然掠过 使人清醒的悲怆   那浑黄突如其来的 民主的大潮 狂烈地摇撼着昨日 混沌而荒唐的思想   这时 在中国偏远的西南方 一个小小的 缺乏精神养料 地方 你 一个野性天真的孩童 你 一个关于民主的狂想   此刻 你和你的几千个 年轻的大学生选民 站在令人莫名亢奋的 天穹下 向着未来 向着梦幻 高扬着 从“文革”血火中 涅槃而生的 希望 伸展着 从专制的磐石下 试图突围而出的 彩色的企念 异端的玄想   蓦地 你那奔放的思绪 逃离这块狭窄的 篮球场 坠入那无边的 痛楚与呼号 交织而成的 巨网   哦 记住了 你镜片上闪动的 倔强无畏的毫光   只因为 你惦念着 北中国 母亲苍老而迟滞的 形象 于是 在令人焦灼 的苦夏 你跻身在 盛满忧愤和叹息的 陈旧而肮脏的车厢 让那烟草和体味 混合而成的 古国风味 灌满你忧郁的 颅腔 和咕噜作响的 饥肠   哦 黄河 如此巨量的泥沙 翻滚 淤积 搅荡着 我们这个民族 与民主自由 相去甚远的 乌托邦悬想 你  左冲右突 却始终偏离 文明的世界潮流 你 恣肆泛滥 却始终找不到 历史进步的 方向   哦 长城 你如此庞大而蜿蜒的身躯 你如此深刻而僵死的皱纹 曲折 缠绕 捆绑着 我们这个民族 千百年来 没有一丝活气 奴性与封闭 剿灭了那些 活泼旺盛的思想   你在故都挪动 沉重的步履 任风沙 恣肆撞击你那 经过十年锻打 黢黑而益加坚毅的 脸膛   你在皇城边垂下 伤感的沉思的头颅 任自由的风暴 在胸中翻卷酝酿   我们 我们 这一代人 从肉体到灵魂 饱经沧桑 历经蒙骗 在暴虐中如此 痛苦而艰难地生长 生长出 民主的芽尖 却敢于 却梦想 去撞塌那 僵死而愚顽的 那一堵堵 盛气凌人的高墙   哦 记住了 你镜片上闪动的 倔强无畏的毫光   哦 这时 还是在中国 只不过 挑战的场地 是在中国的西南方 一个惊雷炸响的校园 一块充满牧歌气息的 高等学堂   你 一个无所畏惧的 年轻大学生 你和你的 同样年轻的几千个 选民 你们 勇敢地 亢奋地 站在玄机四伏的 这个篮球场 就像站在 好望角 认同哥伦布一样 去眺望那片 生机勃勃的 新大陆 向着未来的 自由的中国   胸中激荡着 自由的潮音 脚下奔腾着 民主的激浪   你 竞选者 你 每一个选民 向着未来的中国 张开着 将创造真善美的 粗砺而变形的手掌   哦 你竟然 仰天啸吼 “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旋律 “让思想冲破牢笼” 来自异国的榜样 你在演讲 你在苦诉 你在呼吁 你在自我解放   哦 就在这一刻 几乎所有的 大学生选民 都被你的真诚 所点燃 都被你的呼吁 所感召 汇聚成了一片 无边无际的 激荡而奔放的 民主的海洋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民主之歌 ——献给为追求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息奋斗的中国人民 1978年11月24日于西南师范学院杏园四舍   一 序歌   为什么，说到民主， 就会牵动亿万人的痛楚？ 为什么，说到民主， 就会引起亿万人的歌呼？ 为什么，向往民主， 会成为莫须有的囚徒？ 为什么，追求民主， 要用殷红的血来铺路？   我们亲爱的人民啊， 他们是何等的期望， 社会主义民主的阳光， 能驱走阴霾， 永远朗照伟大祖国 壮美的疆土！   中国要民主！ 人民要民主！ 我们亲爱的人民啊！ 他们是何等地渴望， 社会主义民主的雨露， 永远飘洒在伟大神州 繁荣的花圃！   我们的亲爱的人民啊！ 他们是何等地期待， 社会主义民主的东风， 永远吹拂在伟大祖国， 向现代化进军的漫漫征途！   二，回望 啊，是谁在说，我们的民族， 曾经有过民主的传统？ 啊，是谁在说，古老的中华， 曾经有过民主的情愫？ 啊，是谁在说，我们的民主， 就是“全面专政”？ 啊，是谁在说，我们的人民， 就是任人宰主？ 不啊，不！ 这不是我们的传统， 这不是我们的情愫， 这不是我们的宿命， 这不是我们的专属！   谁都知道， 我们秀美的南国， 又一条清澈的汨罗江， 那里的每一朵浪花， 都奇托着屈原的歌哭； 谁都知道， 我们壮丽的北国， 有一个幽深的虎狼谷， 那里的每一束秋菊， 都倾吐着黄巢的愤怒；   谁都知道， 我们古老的神话中， 有一只勇敢的精卫， 那鸟儿衔石要填平沧海， 让生民在桑田中歌舞； 谁都知道， 我们古老的传奇中， 有一个无畏的夸父， 他坚韧地追赶太阳， 临死时还将手杖化为 葱茏的桃圃！   啊！ 这就是我们的中华！ 这就是我们的风骨！ 这就是我们的神州！ 这就是我们的砥柱！   他们把多少瑰美的理想， 织进传说万代讲述； 他们把多少深情的梦幻， 谱成歌谣千秋流布。   他们不要强梁凌辱， 希望安居乐业， 天下太平； 他们不要枷锁重压， 渴望挺直腰杆 独立自主； 他们不要鹦鹉学舌， 梦想放开喉嗓 高唱自己的心曲； 他们不要皇天恩赐， 立志甩开双臂， 走自己的路！   就这样啊， 终于有一天， 民主的种子漂洋过海， 播撒在这块 悲剧丛生的故土； 无数的先驱， 前仆后继，代代接力， 抛头颅洒热血， 浇灌民主的幼芽， 生长为参天大树！   三，觉醒 啊！绝不能，绝不能！ 一说到民主， 就斥责为资产阶级的专属； 啊！绝不能，绝不能！ 谁倡导民主， 就宣判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啊！绝不能，绝不能！ 谁讴歌民主， 就咒骂为背弃了人民； 啊！绝不能，绝不能！ 谁追寻民主， 就断定为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这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吗？ 我们谈起它， 就如同阳光撒进心灵的窗户； 民主， 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词吗？ 人民有了它， 就会挺起宽阔的胸脯！   啊！ 民主是科学的伴侣， 民主是进步的保姆， 民主能使生命常青， 民主能使社会不腐！ 啊！ 我们的政党要民主， 我们的革命要民主， 我们的生活要民主， 我们的国家要民主！   啊！ 为什么要说， 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呢？ 是的，资产阶级曾经揭起， 民主的大旗， 曾几何时， 他们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却把民主肆意亵渎！   啊！为什么要说， 民主是叛徒们鼓吹的呢？ 不！那些混入党内的侫贼， 他们从来就是噬血的屠夫！ 他们盘踞在显赫的高位， 把人民视为愚昧的家奴。   他们把科学打入冷宫， 他们把民主投进牢狱， 他们把真理任意歪曲， 他们把中国引向穷途！   啊！这就是中国历史， 血与火画出的荒诞图； 这就是人类的进程中， 善与恶交织的悲怆谱。   啊！ 今天，在新时期的天空下， 我们和我们的人民， 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民主的大旗，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举起来！ 民主的壮歌， 我们要万众一心倾情唱出！   四，悲愤 啊！ 请历史记住——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民主与科学肩并着肩， 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 迈出了我们这个民族， 最雄健的步武！ 这是雷鸣， 这是狂飙， 这是火炬， 这是飞瀑！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第一次露出了含泪的笑颜， 从浩浩的血泊中苏醒； 千百万被视为草民的生灵， 第一次仰望民主的星辰， 希望自己的命运， 应该由自己摆布！ 啊！ 请历史记住——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大地席卷滚滚妖雾， 民主与专制面对着面， 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 拉开了决斗的历史大幕——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怎能容忍“四人帮”， 把她又一次投入， 罪恶的渊薮！ 我们历经十年浩劫的人民， 怎能坐视这些小丑， 公然效法法西斯鼻祖！   啊！ 真理已深入人心， 觉醒已长成大树， 烈焰燃烧在心里， 霹雳炸响在肺腑！   啊！是谁在喊： 哀军必胜，庆父必亡！ 有法西斯的屠刀， 就有民众无畏的胸膛； 有“四人帮”的喧嚣， 就有民众正义的揭露！ 有专制野蛮的妖风， 就有催不倒的民主大树！   啊！民主—— 砍不死的民主！ 啊！民主—— 压不垮的民主！ 民主写在诗文里， 先辈笑慰能瞑目； 民主唱在悲歌里， 能将遗愿化宏图； 民主响在演说中， 万箭齐发射狂徒； 民主种在心窝里， 捍卫真理不怯步！   试问—— 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 何曾有过 如此悲壮的画幅？ 天安门的松柏请记住； 金水桥的栏杆请记住； 纪念碑的石阶请记住； 广场上的方砖请记住！   请记住啊！ 半个世纪以前， 民主在这里破壳出土； 如今它正在艰难生长， 在大时代又一次来临之际， 重新赢得万众瞩目！   五四啊！ 你是民主的伟大诞辰； 四五啊! 你是民主的辉煌庆典！ 我们永远会把， 这两个悲壮的日子记住！   五，尾声 啊！若干年以后， 我们给后代子孙讲到民主， 就必须说， 五四是民主的矿床； 就必须说， 四五是民主的熔炉！   我们必须让他们懂得： 我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 曾经怎样从血雨腥风中起步； 我们必须向他们讲述： 韩志雄身陷囹圄，大呼民主； 窦守仿透过铁窗，展望鸿途！   一九七六年的深秋啊， 经霜的枫叶红得是 那样的多情， 那样的可爱， 反抗暴虐的人民， 热爱民主的人民， 深情地将它们， 一片片夹入 真理的书页， 请历史， 也请未来—— 把民主的曲折历程， 把民主的必胜信念， 把民主的灿烂笑容， 永远记住！ 永远记住！         后记： 本朴而自由的历史书写才是美丽而动人的 ——为“1980年代”提供“呈堂审理”的思想证言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div>   《悲愤与抗辩》，与其说带领我们重返“1980年文学与公民行动”的现场，不如说是重返“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现场，可能更为确切。这部将宏观与微观结合交织的回忆录，其意识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试图通过这种具有“还原历史真实面目”的悲剧性书写，使我们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重返近四十年前的这个“思想文化”的精彩而芜杂的现场。因此，在重返过程中，我们所回望体检到的历史寂寥和苍凉是在所难免的。虽然不能说一定就有鲁迅当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感喟，但是重返当年的那种“思想文化”境域中，我们获得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一定是会有的。 80年代初期，或者可以上延到70年代末期——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以及世界最具有历史感和使命感，最具有思想文化含量和文学理想的时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怀想、令人悲愤的年代啊！。置身于那个特殊年代手持“民主自由”旗帜的“普通人”，或多或少都具有陈子昂那样的苍凉悲愤和舍我其谁的孤傲之感。“1980年代”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年代”，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具有独立意志和诡异秉性的世界；那个年代之所以是一个傲然睥睨它之前所有年代的年代，其实是它敢于傲然睥睨它之前所有的世界。对“1980年代” 手持“民主自由”理想和“普通人”信念的人们而言：未来的世界是“80年代”所孕育的；就如同“1957年代”是“1980年代”的“精神之父”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1980年代”以后的年代，都应该是“1980年代”的儿子！如果说，这些“儿子”所具有独立意志和诡异秉性是那么的惹人注意，，那么，它们也一定是“1980年代”所赋予的。 “1980年代”的大学生们对文学世界及“现实世界”的颠覆与再造，其情绪之焦虑，其动作之生猛，其语言之激愤，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文学反叛和公民行动中的确是非常罕见的。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文学反叛”只是这个特殊年代的情感表象，而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的公民行动，才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壮美灵魂。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实”的历史书写，已经被一种非常陈腐不堪的“成功学”的意念所把持。“1980年代”它是怎样赋予了我们的思想文化记忆和文学记忆？似乎已经显得混沌模糊、扑朔迷离。我们之所以要重返“1980年代”公民行动和文学行动的历史现场，就是力图重新找回那个年代及那个世界真切的思想文化记忆和文学记忆；而这样真实而且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在由权力意志或者庸俗“成功学”所主导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当中，是全然看不到的，或者说是被刻意遮蔽和封存了的。因此，这种历史翻检和文化强调之所以重要，是显而易见的。 “1980年代”的文学记忆与思想文化记忆，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我们实在分不清在这种记忆当中，哪是思想文化？哪是文学？那个时代，文学是思想文化精心打扮的一副情感面具；或许有人会说，当年的“普通人”，是假借文学的名义在“走私贩运”一些“异端的思想”；当年那些早慧而且胆大包天的“精神流浪者”是在“思想的作坊”中偷偷炮制一些不为当时的官方所认可的“三无产品”；的确如此。“走私贩运”是“80年代”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主题词，而“精神流浪”又是“80年代”最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思想文化表征和文学表征；“80年代”的大学校园以及社会氛围，似乎都为这种“精神流浪”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土壤和炽热的情感空间。“80年代”对“精神流浪者”、对“流浪文化”和“流浪文学”的放任或者纵容，其间充满了悲喜剧的芜杂意味：“东方不亮西方亮”、“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精神流浪者”与思想文化管控者的关系，就颇有点像警察与小偷的戏剧性关系。至今令人回味不已，感慨不已。 重返“80年代”， 重返那个年代被“主流”遮掩了的潜流汹涌的文学现场和思想文化现场，我们不仅可以获得极为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第一手的思想文化材料，而且我们还会得知那个年代在知识考古学上的文化含义和文学理趣。特别重要的是，“80年代”对中国人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我们今天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充沛的情感和冷静的目光去真正触摸它、认识它、接续它甚至超越它？我们相信：“一代人的历史感产生于那些激动人心的大历史事件中”。 毫无疑问。当年的民主选举和“普通人”事件，就正是这样的“大事件”。这种“大历史事件”，不是指超然于文学和思想意志之外的被权力所主宰的那种“大历史事件”，而是指能够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基于独立的思想和审美意志中产生的疾风暴雨——那样的一种既具有个体意志和经验，同时又具有能够抵御权力诱导的，以民间独立意志和特殊经验为特性的“大历史事件”。那些忠实地守护属于自己的“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若干年以后，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记忆手段和书写模式，真切地追忆、打捞、记录和传递那些“主流”书写之外的“大历史事件”，其目的是为历史和文学提供足以“呈堂审理”的思想“证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告官”，而是为了恢复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的多元化、多样性和自主性、生动性社会生态面貌。因此，对被遮掩的思想潜流，被忽视的民间“流浪”，以及被“文学成功学”或者“历史成功学”视为“失败者”们的历史书写，恰恰应该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同情和理解的普通而又特殊的对象。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基本存在方式”——“普通人”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天赋”的权力！因此，这就决定了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是应该具有多重性的现实和历史面孔的——被刻意彰显的历史面孔与被刻意隐匿的历史面孔；那些群体强悍的历史面孔与个体柔弱的历史面孔；特别是那些可以经得起“呈堂审理”的历史面孔与不敢“对薄公堂”的历史面孔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什么样的面孔，其实都是“每一个人自己，或者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基本存在方式”——敢于回到“80年代”和拒绝回到“80年代”，这就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现实面孔。 “普通人”的历史书写，亦可以说作为“普通人”的“公民书写”或者“无权力者书写”，乃至各种各样的有关历史的“现实主义书写”，其实质就是各种各样面孔书写的争奇斗艳，就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面孔的博弈与角逐。只有回归到原始的本真的书写生态，才是最好和最合理的书写生态。 “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生态当然不是最好和最合理的写作生态，然而，那面以民主自由和“普通人”为书写理念的大时代的“风旗”，它所指向的，无疑是我们今天最渴望的、最具有本朴和自由意义的写作！ 将近一百年前，旧俄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写给他自己，同时也昭告所有的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我用以对抗的首先是精神自由的原则，对我来说这是基本的、绝对的，是不能因为任何世俗利益而让步的。我也是用个体是最高价值、个体独立于社会、国家及外部环境的原则来对抗。这意味着我捍卫精神和精神价值，而在俄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定自由，否定个性，否定精神的。”他的这番话申明了自由知识分子精神自由高于一切的原则；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的——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是人道主义的，而非专制主义的！对那种凌驾于社会和国家、将个人的精神自由和肉体自由完全无视与践踏的“社会主义”，他们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以全身心投入悲愤与抗辩的历史行程之中。可以说，1980年的“普通人”公民行动者，就是在用自己的青春积极响应和实践别尔嘉耶夫们的那种神圣的原则。 我们由此得到这样的启示：只有本朴和自由意义上的历史书写才是美丽而动人的！                                                                龚铭栋                                      2017年2月18日于柬埔寨首都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