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斯演講，鐵幕落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了一篇全面譴責中國的重要演講。數天之前，川普總統已在推特上告知，彭斯副總統將在演講中用大量證據揭露中國的種種不法行為；演講前一天，路透社等媒體透露了講稿的某些段落。儘管如此，已有心理準備的人們仍然為這篇演講感到震驚與振奮——從某種意義上説，這篇演講意味著美國“睡獅猛醒”，由基辛格主導的持續四十年的以“接觸、對話、和平演變”為手段的對華政策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     有觀察家指出，“新冷戰”的號角吹響了。這個說法稍顯誇張。不過，冷戰並非一個負面的詞彙，冷戰的勝利讓蘇聯東歐共產集團的數億民眾掙脫奴役、獲得自由。冷戰光榮而神聖。川普執政以來，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自己被當著“新冷戰”的目標，因此常常振振有詞地批判美國停滯於“冷戰思維”之中——但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無數次驗證了自己就是舊時蘇聯的升級版，中共政權存在一天，冷戰就並沒有真正終結。     彭斯的演講足以媲美七十多年前開啓冷戰的兩份歷史性文獻：“冷戰之父”喬治·肯南的“長電文”及英國首相丘吉爾的“鐵幕演講”。     有趣的是，彭斯這篇演講的結尾引用了魯迅雜文《熱風》中的一句話：“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種稱呼，一種叫禽獸，一種是聖人。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和我們是一樣的。”而一九四四年，作為美國外交官的喬治·肯南與波蘭流亡政府總理共進晚餐時，後者告知，他從蘇聯人口中獲得了支持獨立的許諾，肯南卻悲觀地告訴對方，不管誰說什麼話，波蘭人最終都會遭遇悲慘結局。“克里姆林宮充滿嫉妒和霸道的眼神裡只有家臣和敵人，蘇聯的鄰國只能二選一。”蘇聯政權和中共政權是如此相似：它們都沒有朋友（它們彼此之間從來不是朋友），它們也從未將人當人看待和對待。     那麽，為什麼喬治·肯南能看清蘇聯的本質呢？當年，一位華盛頓的資深外交官曾評價說，肯南“‘認識世界的方式’更像一個詩人”。肯南的一位長期助手更是折服于他非凡的感受力，稱他“認知美、感受美的能力，如同海綿吸水一樣驚人”。一九九四年，九十歲的肯南在面對蘇聯解體後的廢墟時，並沒有因此笑逐顔開，而是充滿悲憫之心地説，七十年的共產主義歷史扭曲了偉大文明，人們必須同情這個“不幸受到傷害和淩辱的國家”。在日記中，熱愛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作品的肯南如此吐露心聲：“我的俄羅斯情結比我的美國情結純真得多、厚重得多。”     那份歷史性的“常電文”生正逢時。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國駐蘇聯外交使團臨時代辦喬治·肯南正臥病在床。當天他需要答覆美國財政部詢問為什麼蘇聯人不想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電報。四十二嵗的肯南叫來秘書多樂茜·海斯曼小姐草擬回復，他盯著多樂茜的筆看了一會兒，“今天可得讓你的手受罪了”。於是，正在發燒，重感冒引起鼻竇發炎、牙齦出血的肯南，啞著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電，篇幅之長讓習慣了上司謹慎作風的多樂茜大吃一驚，因為她所熟悉的外交工作原則之一是嚴謹、簡約、扼要，如此之長的電文在外交史上實屬罕見。    這封長震動了華府乃至歐洲。肯南由此成為“遏制”政策的制訂者。在這封長電報中，肯南首先指出：“解決自身社會問題的每一項勇敢而堅定的舉措……都是對莫斯科的一個外交勝利。”這封電報對戰後蘇聯的外交理論、對外政策、行為動機和做法以及美國應當採取的對策，提出全面系統的分析和建議，為美國“已經採用的‘強硬’政策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理論和邏輯的依據”。肯南把這篇全名為《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肯南致國務院電報第五一一號》的電報分為五個部分，使“每一部分都是獨立的，而且看起來不會長得離譜”。     電報對二戰之後的蘇聯政治與外交進行了詳盡分析。電報指出，蘇聯行為的動機根源是俄國人傳統的本能和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來自於“對西方更能幹，更強大，組織得更好的社會抱有畏懼心理”。俄國人謀求安全的唯一做法，是為了徹底毀滅同自己競爭的國家而進行耐心和殊死的鬥爭，決不會同那個國家達成妥協。蘇聯行為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蘇聯的意圖必須始終莊嚴的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如此才能讓蘇聯維持國內的獨裁制度並同外部資本主義世界進行鬥爭。而蘇聯的政策目標則是從一切方面致力於提高蘇維埃國家的勢力和威信，力求分裂和削弱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和影響，以及努力擴大蘇聯的勢力範圍。     電報因此判斷，正確的美國對蘇政策應該是：放棄繼續在國際事務上與蘇聯合作的天真幻想，通過媒體教育美國民眾瞭解蘇聯的真相，致力解決美國國內問題不讓蘇聯有可趁之機，援助歐洲各國戰後重建。     肯南對昔日蘇聯的分析，用在今天的中國身上，一點也不過時。中共並不打算與西方和平共存，一個從不善待自己人民的政權，又怎會尊重他國人民的自由與人權？正如彭斯演講中所説，在內政方面，“中國的統治者試圖落實奧威爾式的體系”，“中國已經建立了無以倫比的監控國家，範圍越來越廣，越來越具侵入性”；在外交方面，“中共正大規模地化犁為劍”，“北京還試圖將其勢力擴展到全世界各地”，“北京正在利用全政府的方式來推進其影響力並謀取其利益”，“北京正在以更為主動和脅迫性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干涉美國的國內政策和政治”。     彭斯的演講當然不是對中國宣戰，卻宣誓了一種更嚴峻的“遏制”政策——今天的中共政權對美國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威脅，已然超過昔日的蘇俄。冷戰時代，蘇俄不可能將其宣傳部製作的一疊詆毀美國現任總統及其外交政策的“報紙”（宣傳資料）塞進從《華盛頓郵報》到愛荷華州的地方報紙之中，也不可能赤裸裸地威脅美國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而近年來中國就是這樣如入無人之境地做著這些事情，儼然將美國當作其殖民地。     彭斯的演講，也仿佛是對丘吉爾昔日鐵幕演講的遙遠的回應、共鳴與致敬。就在肯南的長電報發出之後僅僅兩個星期（丘吉爾必定看過肯南那封石破天驚的長電文，肯南的想法與之不謀而合，也堅定了丘吉爾從未放棄的保守主義立場），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邱吉爾訪問美國，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陪同下，在後者的母校、密蘇里州富爾頓城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說。威斯敏斯特學院雖非美國一流名校，卻因此演講而名垂青史，並於此後建立了一座丘吉爾紀念圖書館。     丘吉爾將蘇俄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從波羅的海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已經拉下了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這張鐵幕後面坐落著所有中歐、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和索菲亞。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圍的人口全都位於蘇聯勢力範圍之內，全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僅落入蘇聯影響之下，而且越來越強烈地為莫斯科所控制。”丘吉爾從來沒有像羅斯福那樣對蘇俄抱有任何善意的想像，他清醒地知道共產主義的邪惡本性。這是西方重要國家領導人首次在公開的場合發表抨擊蘇聯的演說，這場演說讓蘇聯威脅論成為全球輿論的焦點。     當時，二戰硝煙剛剛散去，西方自由國家有一種如釋重負、馬放南山的倦怠感。丘吉爾在演講中警告説：“幾乎在每一處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風。”邱吉爾說，對於蘇聯的擴張不能採取「綏靖政策」，美國正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頂峰，應擔負起未來的責任，英、美應結成同盟，制止蘇聯的侵略和擴張。邱吉爾的“鐵幕講演”正式拉開冷戰之序幕。這場演說之後兩個星期，對抗蘇聯東歐「鐵幕國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式成立。自此以後，世界被分為「鐵幕內」和「鐵幕外」兩類同盟。     「鐵幕演說」的另一個重點在於：丘吉爾強調，在“鐵幕”外面，共產黨的“第五縱隊”遍布各國，“到處構成對基督教文明的日益嚴重的挑釁和危險”。若用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話來說，這是一場文明之戰。當時，左派思潮肆虐全球，即便在西方民主國家內部，改良版的共產黨吸引了無數人的選票，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等一度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大黨。知識界只知道反法西斯，卻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津津樂道，薩特、霍布斯鮑姆、蕭伯納等左派知識分子大行其道。丘吉爾的演講遭到左派盤踞的大學和媒體鋪天蓋地的攻擊，但丘吉爾從未放棄如同敦刻爾克撤退時的那種勇氣與洞見。     彭斯的演講當然不單單是他個人的意見，他代表了川普總統及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而且，這一立場已然形成美國兩黨和三大權力分支機構的“新共識”。無論美國內部不同的階層、種族及信仰群體之間存在多麽大的分岐，但他們對共產中國的看法正趨於一致——如果説這是他們之間惟一的共識，甚至也不為過。正如川普總統在接受福克斯電視臺訪問時所說：“中國人好日子過得太久了，坦白說，我猜他們認為美國人很愚笨。但美國人並不笨。” 　　此前，川普在聯合國大會發表了一篇不留情面的演講，他説：“實質上，不管是什麼地方嘗試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都導致了苦難、腐敗和衰變。……社會主義對權力的渴望導致了擴張、入侵和壓迫。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該抵制社會主義及其給每個人帶來的苦難。”川普譴責那些獨裁者説：“那些宣揚可恥意識形態教義的人，只會繼續讓生活在這些殘酷體制下的民眾受苦。……所有人民都應得到這樣的政府：關心人民的安全、利益、幸福和繁榮。”美國政府和美國民眾已經斷然放棄了將中國改造成像日本、德國那樣的盟友的企圖，中國的頑石本性，甚至超過了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那樣的伊斯蘭國家。其實，鐵幕不是肯南、丘吉爾和彭斯、川普們拉下的，而是史達林、毛澤東和習近平們自己拉下的，獨裁者只是自食其果而已。   <!–[if gte mso 1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