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13.七十年代末的现代化唐山大地震，死伤40多万人。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进入弥留。1976年秋季开学，天体物理学研究室有了第一笔经费用于买一台计算设备。虽然那台设备的功能只相当于80年代的一个计算器，但体积和重量却有一台电动打字机那样大。出售设备的工厂不负责运送，只好我们自己去取。9月9日下午，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去该工厂，当我们骑车刚刚出了校门，就听到全城的大小喇叭突然都响起了哀乐，其音量之大前所未有。在那个年代，哀乐音量的大小严格地比例于死者的权位，所以，立即可以猜到：毛泽东死了！当我们取到笨重的计算器，带着它骑车回校时，大街上还在一个劲地响着大音量的哀乐。然而，街面景色一切照旧，小板车川流不断，汽车也没有鸣笛致哀，建筑物上醒目地挂着标语“毛主席万岁！”也没有行人去理睬。一个不属于计算机时代的人——不，一个“皇帝”就这样死了。一个月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草草收了场。中国的又一个现代化时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带来过一股普遍的轻松感。“四人帮”垮台消息刚传出来时，北京天安门前一度还有自发的游行，敲锣打鼓，庆幸从批判斗争的压抑下解脱出来，至为兴高采烈。这时候，现代化成了一种共识。谁都希望中国赶快告别斗天斗地斗人的哲学，现代化最要紧，然而，什么是现代化，中国如何现代化，从何做起？却没有公认的答案，或各有各的答案。至于，中国的前途到底如何？也是各有各的估计。大部分人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但历次运动中遭到过整肃的人仍然小心翼翼，缄口不语，都在等着瞧。有海外及港澳亲属的人，这时都急着设法移民。政府又开始准予移民，当然得到批准仍不容易。砖厂的老搭档邓伟廉和二十年的同事A两位都是在这个时期经过顽强的努力而移居香港的。他们都是1949年从香港来大陆的。这一去一来说明1977年的兴高采烈同1949年的兴高采烈截然不同。后者高兴的是可以回大陆来参加中国的现代化了，而前者是高兴终于可以离开中国这块大陆了。邓伟廉临走前来告别。我们谈起对时局的估计。他持悲观立场，他说他之所以坚决移民，就是认为中国的前途黯淡。他的主要理由是，邓小平重新上了台。这同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看法很不同，我们认为邓小平本人也遭到过毛的整肃，总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会重复吗？但邓伟廉说我们都受骗了，他有一个至为离奇的论证。他认为毛泽东整肃邓小平，实为周瑜打黄盖，完全是一场戏，目的就是为了使老百姓以为邓小平可以信赖，从而拥护他，使毛朝国体得以维系。邓小平才是毛真正安排的接班人。邓与毛绝无实质差别。他的根据是，毛无论整肃谁，一向都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绝没有像对邓那样，批斗后，还可以打桥牌。这个故事，是死（毛死了）无对证的。我虽然不相信，但也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自洽的模型。几个朋友，在这股现代化潮一开始，即纷纷离去。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不能离开这块大陆，只有盼望它好起来。也许毛朝的结束是个转机？但愿如此。我对现代化的第一反应，是全力投入物理的教育和研究。我想，物理学总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6年以前，我每年平均发表4篇论文，1977年以后增加到每年平均8篇。整个生活几乎全被天体物理占满了。1976年10月，我们去北京天文台的兴隆观测站，它位于北京东北160公里的兴隆山区，原来是清朝贵族的狩猎区，周围极少人烟，没有灯光污染，气象条件也好，是做光学观测的一个理想的地方。但设备并不理想，主要有一台60／90厘米的施米特望远镜和一台60厘米的反射望远镜。1958年起就开始动手制造一台直径2米的望远镜，但由于不停顿的革命，20年后也没有建成。中国天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历代帝王都自称自己的皇权受命于天，所以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官办的学科。但是，中国最有贡献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却不是出在盛唐，或宋明，而是出在蒙古人侵入中国的元代，即中国的固有文明最衰落的年代。可见，中国天文学的盛衰并不全平行于中国固有文明的盛衰。天文学可能是最早的一项超越民族界限的学科，它为整个人类所共享。北京天文台就是1279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汗（Kublai Khan）的诏令之下创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天文台，也是最现代化的天文台之一。郭守敬是它的首任台长。天无永住，法轮常转。700年后的北京天文台的望远镜已经大大落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后面。兴隆山上只能做一些经典的观测，我们很幸运，测到食变双星仙女座BX（BX Andromedae）的一个亮度极小时刻。据此，我注意到，这双星正在越转越慢。于是，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变化，题为《仙女座BX的周期增长》。这是我唯一的一篇用自己的观测数据写的论文。下山以后，空间物理的朋友又请我去参加了两个月的哨声（Whistler）观测。这本不属于天体物理，但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所谓哨声是南半球打雷所激发的一种声频电磁波，它可以沿着地球的磁场通过高空一直传播到北半球；南半球的雷声传到北半球就成了美妙口哨声。每当哨声站里响起阵阵的口哨，就知道此时此刻南半球的某地正在雷声隆隆。从哨声的长短，音调的高低就可以探知地球高空的磁层。哨声接收站设在北京西北郊区的地磁站里。地磁在中国也有极悠久的历史，传说早在公元前2690年（BC. 2690）轩辕氏攻打蚩尤匪帮时就用了指南车。那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战车，它利用地磁场指挥大军在雾中行动，偷袭蚩匪主力，大获全胜。可惜，轩辕氏的后人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地磁的进攻性。相反，指南针的最大用处是为死人找坟地。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地磁学是风水学。中国的棺材都严格地坐北面南，极为一律，像是安睡在地磁场中的一个个小磁针，享受着磁场的慈爱，磁即慈也。所以，在中国，大地的磁是最大的慈爱之源。我们研究哨声的目的，更接近轩辕氏。我们本来预想，当有人造飞行物（如人造卫星，洲际弹道导弹）飞经高空时可能会在磁层中留下尾迹，因而可能会影响哨声等波的传播。如果能识别这种影响，就可以用来侦查这些高空飞行物的踪迹。显然它潜在地具有很大的军事利用价值，类似于轩辕氏的指南车。但是，我们没有成功。一天一地，两次观测，只是插曲。但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兴盛曾得益于天文学和地文学。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在更深的太空。1977年3月，我去南京大学讲广义相对论。这次是戴文赛先生要我去的。戴先生自己每堂必来，天文界的其他前辈，如紫金山天文台的龚树模教授等也每堂必到，所以，我讲得很认真。那时，己经没有“钓鱼的”了，现代宇宙从一门“地下”学科转为公开的学科。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那一时期，我的研究重点是有关类星体的宇宙学。宇宙学挤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宇宙观念，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我这样认为。无论现代宇宙学目前还有多少困难和问题，它终归是现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由于长期禁止宇宙学，社会主义中国一直没有分享人类文明的这一成果。几十年里，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以至大学教育中，凡提到宇宙，最多讲到康德，讲到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的天体演化观念，因为，恩格斯的书只讲到这里。在70年代末，不少物理系的学生和教师还完全不知道大爆炸宇宙学。文化大革命使社会教育水准大大下降，有些人的宇宙观念，已退化到风水学中的天圆地方说，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宇宙里。我们决定做一点宇宙学的普及。从历史上说，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必要现代化，倒也是从中国人突然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上开始的。那是在16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带来的圣经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很大响应，最轰动的是他献给明神宗的一幅《世界勘舆图》，即世界地图。在那之前，大明朝所用的地图，还不知道大地是个球，而把中国画在平面大地的中央，周围虽也标出番邦异域，但相比中国的版图，外国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亦即，中国不但是中央大国，而且其面积几乎就是整个大地，至于大西洋、南北美洲等，中国字中根本没有。利玛窦的地图使世人大吃一惊，原来中国不单不在大地中央（地球也没有中央），而且，在整个地球上，中国只不过占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一小块。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如此博大的世界！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从此立意追求新学，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滥觞。1987年5月，经教皇当局许可，我到梵蒂冈图书馆里去看利玛窦带来的那张世界勘舆图（当然是复本）。其实它也是相当粗糙，许多地理的比例还有很大误差，澳洲大陆的大部分尚缺。但相比大明朝的粗陋地图，的确会令中国人羞得无地自容，我很佩服明末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因羞愧而恼怒，相反，是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文化引进。第一部中文的天文望远镜著作《远镜说》即在这一时期出版，它只比伽利略的世界第一架望远镜晚了15年，可见引进之快。70年代末的现代宇宙学最多相当于（可能还远远不及）利玛窦的地图，粗糙而有遗漏。但是，相比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图，已是天壤之别了。康德、拉普拉斯不是中国人，本没必要因他们的宇宙图的过时而感到任何羞愧。然而，怪事就是有。1977年7月，在北京举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全国自然辩证法讲习会。参加者大部分是全国各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或等价课程）的教师。会议仍以“自然辩证法”为名，但与“大批判”时期是不同的。会议组织者的目的倒有三分像利玛窦当年的献图，是想让与会者见识一下现代各门学科的成就。会议在中共北京市党校举行，巧得很，利玛窦死在北京，他的墓就在这个党校里。现代宇宙学一题由我主讲。那天的听众有一千多人，党校礼堂坐满了。向缺乏物理基础知识的人介绍现代宇宙学，这是第一次。我认真地做了准备，但仍很担心听众没有耐心听下去，特别天气又很热。讲了一个半小时后，休息15分钟。这时，我知道，我成功了。证据是，会议主席交给我一大把听众递上台的纸条，同时，会议主席轻声地向我说了一句：“不要管他们，继续讲，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我打开条子一看，不少写的是：“请问演讲者，你是不是要否定恩格斯的论断！”“请回答，你是否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无限论。”“会议主席，今天为什么请来这种满是反革命言论的报告，希望会议主持者考虑。”我很高兴，我打中了要害，现代宇宙学击痛了一些人头脑中的愚昧硬核。遵照会议主席的意见，15分钟后，我继续后一半的演讲。本来，我并不想多涉及没有趣味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宇宙学本身还有许多论题来不及介绍完，看过这些纸条后，我反而用了一些时间很明确地很大声地论证。“我认为，恩格斯的宇宙观念己经过时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挑战，演讲结束后，我被团团围住，久久不得脱身，我的挑战引起了共鸣。后来，我在上海、杭州、重庆、南宁、贵阳、昆明、安庆、乌鲁木齐等地多次做过相同的演讲，也有相同的经验，往往会接到类似的条子，随后也会被团团围住。越是闭塞的地方，那种条子越多。直到1984年，我去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讲宇宙学，竟还有一个物理系的学生，听了一次后就振振有词地说：“这些（指宇宙学）都是反革命言论。”这就是30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可悲、可叹、可怜！毛朝的30年锁国，其效果同明朝的200年锁国是一样的，只是当年对“天朝大明”的迷信换成了如今对“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迷信。甚至后者比前者更偏狭，连明儒那一点开放的胸襟也没有了。长期的文化饥饿使精神的胃液完全枯竭，失去正常的精神消化力。幻觉性自大狂又使人拒绝吸收一切外来物，只能吸收自己的排泄物。无知而又不自觉，这就是70年代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困难。不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过时，幻想科学现代化，断无可能。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合乎表面的逻辑。1958年，当我在赞皇努力劳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时候，我的政治境遇越来越糟，终于开除了党籍，成为贱民。70年代末，当我逐渐公开地表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之后，我的境遇反而越来越改善，终至恢复了我的共产党员党籍。这证明，所谓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决策者那里，从来不过是一面旗子，可以向右飘，可以向左飘，全凭一挥手。我明白得太晚了。1977年开始向右飘，有流传说，中共准备为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随着传说越来越多，我的人生轨迹一步步地从谷底“回升”。1978年3月，我被挑选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这正式表明我的贱民帽子摘了，再度成了一个人民。因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故凡能进入者，一定是人民。这个位于天安门前具有希腊式廊柱门面的会堂建成于1959年，即我被开除党籍的后一年。20年后的1978年我还是第一次进入这里。可见，中国分成贱民与人民二者之说，决非戏言。1978年，当局发动了一场讨论。目的是论证一个哲学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会、小会、报纸、杂志，都讨论，很热闹。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了。当然，我赞成这个命题，对物理学来说，它不过是一个ABC的观念。这件事对我的重要性不在于赞成或不赞成，而在于能得到邀请—能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能见报—姓名准用五号字登出，这每一步都是一个政治待遇等级的标志。到1978年夏，我的等级回升到姓名可以出现在非中央级报纸的三号字标题上。1978年9月，我被晋升为正教授，这是停顿了20年后，第一次恢复晋升。虽然，这主要依靠同行的评议来决定，但随后的宣传也是当局的一种姿态，就如邓小平当时连连地说：“我要为知识分子作后勤部长。”1978年秋，胡耀邦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开始正式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他主持草拟了（1978）中发55号文件。按此文件，如我这类因“右派言论”而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人，都将恢复党籍，再度成为中共党员。55号文件尚未正式颁布实行，其内容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和议论。我的问题是：55号文件要恢复我的党籍，而我早已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相反，是一种落后的标志。同时，我也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值得信仰。因此，要不要接受这个自动恢复的党籍？这时，我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10月初，在桂林召开“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内容是讨论物理学哲学，并不是我很有兴趣的。我参加会议的动机主要是慕名桂林风景之美，会议的地方组织者是侯德彭，他特别邀我一游桂林。这当然是个好机会。我于10月5日到达桂林。桂林虽有甲天下的美称，但那一次游桂林不很理想。桂林的钟灵秀美，全系于一条漓江，而我们去时正逢漓江水枯，大片干旱的河床暴露出来，山水的魅力逊色至多。至于颇富盛名的溶洞芦笛岩，我绝对不喜欢，在谢三矿已经钻过太多的洞，任何地洞或山洞都不会再引起惊奇感，相反，只能引起对那黑暗的地下岁月的回忆。所以，未等会议结束，我就走了。在桂林的三天中，55号文件是一个比会议主题更热门的话题。与会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大家相互交换各种消息，讨论这个文件将给右派们带来什么前景？会上我熟悉的右派是：侯德彭、许良英和范岱年。原来都是共产党员，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1957年侯德彭在中宣部成为右派后，被下放到广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我有类似的经历，他的“劳动”一度是在邕江里打捞尸体。1970年左右，广西曾有过极残酷的武斗，被打死的人大都被抛入邕江，甚至活人也被装入麻袋抛入江中。上千的尸体顺流而下，一直飘入香港海域。香港当局向中国抗议，中国政府才责令广西当局捞尸。侯即捞尸队员之一。文化大革命后，他在广西大学教量子力学。侯准备无条件地接受恢复党籍。许良英是我1974年才认识的朋友。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当助教时，就是浙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领导学运。1949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做研究，1957年成为右派后，失去工作，回浙江老家务农。在种田期间，坚持不断地搜集并翻译爱因斯坦的论著。遂编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收有爱氏的论文、讲演、谈话及书信等410篇，130万字，于1974～1979年出版。以出版年代论，是世界上第十部爱氏文集。我认识许，即是由于他问我爱氏文中的一个天文学词汇的译法，从此相知甚深。1978年他复职，筹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原来是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我认识时起，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比我更强烈。他虽也准备接受恢复党籍，但补充了一句：“入党是为了改造党。”范岱年，原是许良英在哲学所的同事，也一起成为右派。也下放过农村。曾在科技大学图书馆短期工作。后又回到研究所。1978年后参与筹组管理科学研究所。他的意见也是入党，理由是，当今要做事，只能从党内着手。离开桂林后，我的主意，也大体定了——接受党籍，在党内改造党。四个月后，党籍正式恢复，以下是文件全文。——————————————————————————关于方励之同志开除党籍的改正决定方励之男 42岁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5年6月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入党，1956年北大毕业来所工作，任研究实习员，党内曾任分支委，1958年10月18日因整风反右时的右派言论经科学院机关党委批准开除党籍，现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遵照中央（1978）中发55号文件精神，对方励之同志因右派言论被开除党籍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方励之同志在1957年整风期间，能积极参加运动，在“上党中央书”提纲中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符合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的。提纲中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虽有些意见有不妥之处，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右派言论，因此开除党籍是不对的，决定予以改正，撤消原处分，恢复政治名誉，并恢复其党籍。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临时党委1979年2月23日——————————————————————————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名具有2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虽然24年中有21年不在党内，虽然24年前的共产党主义崇拜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21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走了一步，才懂得了“对政府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的。中国的现代化，步履维艰。1978年夏，我第一次接到国外同行的邀请，请我参加第九次得克萨斯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按中国当时的规定（也是用了30年的规定），所有中国公民因公事出国，无论事由大小，一律须经政府总理批准，方才放行。参加相对论天体物理学讨论会，也得由国家最高当局研究决定。很幸运，我参加得克萨斯会议的申请，于1978年11月得到了当时的总理华国锋的批准。可能极少其他各国的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同行能得到如此高级的“关照”。出国前夕，中国的第一次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正好在广州召开。我也去了，我的讲题是极早期宇宙学。会中休息的一天，11月23日，我们乘中国南海舰队的一艘布雷舰游珠江口。珠江口并无有名景色，但处处是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在这里爆发，清军被英国炮舰打败，朝廷被迫求和，丧权辱国。举国上下（不单是16~17世纪那类少量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再迷信自己是个无与伦比的泱泱天国了，承认需要现代化。因此，珠江口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正式起点。那天一早我们从广州出发先到黄埔港，登上军舰。航程的第一站是虎门要塞，这是守扼珠江的大门，中国的门户当年就是首先在这里被英军打开的。第二站是太平镇，这是林则徐销毁英商鸦片的地方，销鸦片用的石灰池还在。午饭后再到沙角要塞，上有一门巨型要塞炮，形状威武。炮管外径最粗约70厘米，管长约5米。据说，大炮运到要塞后，放第一炮就瞎了，炮管被堵，从此成了一门只供观赏的废炮。鸦片战争似乎也带来一种简单化的逻辑，好像只要把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中国就又可以复归于一个中央大强国。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不是中国人。若按义和团的分类法，应是属于“吃洋教的”。但是，中共领导人也迷信上述那个简单逻辑。1949年以后，当局做得最彻底的事情之一就是赶走外国人，切断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正常联系。的确很彻底，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7年，合肥市中心最大的邮局还不知道如何向国外投寄信函。如果谁要问这个问题，准会惹来一堆惊异的眼光，好像他们只有大明朝的地图，外国是不存在的。如今，那门废炮的未竟之业，早完成了。当我们乘着中国的军舰进出珠江口时，英国炮舰龟缩到香港已有30年了。然而，废炮依然在，现代化还是没有来。这才渐渐明白，外国人赶走了，现代化未必就来了。这才慢慢走向开放，这一关一开，其间又是一个20年。1977年10月，美国天文学会首次派十位天文学家访华。随后，陆续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天文学家访华。中国和西方天文学家之间的隔绝，才告解除。出国的申请，才可能到批准。很有趣，尽管中国天文学家同西方同行之间隔绝了20多年，互不相识，各有十分不同的背景，但是，一见面即可迅速进入实质的学术讨论，除了一些语言的困难，不存在任何文化障碍。除了论及天球的东西时，要用到东西二字，在所有的讨论和争论中，根本不需要东方、西方两个概念。这再次证明，天文学是超越地域文化的，是普适的。其实，现代化何尝不是超地域的！现代化成败的要诀不在于中国的或外国的，不在于东方的或西方的，而在于接受普适的进步文化：科学和民主，舍此无他。否则，废炮永远是废炮。我走出了中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