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談“三要三不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美國馬里蘭州的十月金秋，天高氣爽，樹木濃蔭。車子經過了無數的美式小鎮，來到一處恬靜的公寓社區。       中等個頭，七十六歲的嚴家祺下樓來迎接我們，他步履輕鬆，腰板直挺，一見便知是每天行走萬步的成果。他看了看我們的車子準確地停在了訪客專用位，才放心地帶我們上樓。因有幾次來他家朋友的車被拖走，「停錯位置的車輛隨時會被拖走」，他反復叮囑。       嚴家祺與夫人高皋租住的兩室一廳單位在老人公寓樓內，樓下大堂是擺滿猶如星巴克咖啡店桌椅的寬闊的老人會客空間，整潔、私密而舒適。筆者第一次看到美國老人公寓安靜得像香港的半山豪宅，傳統腦子那種吵雜而暮氣的老人院景象頓時消失殆盡了。       嚴家祺的家，書卷味中參雜著兩位老人相濡以沫共度悠閒晚年的家庭味，據說他們深居簡出，不欲外客打擾，在家堅持寫文章、觀天下。兩位老人每天對著三臺大呎寸電腦顯示器，或寫作，或網讀，晚年的生活並非無所事事。       體悟人生言傳身教       嚴家祺健談，牙齒剛拔了幾顆還沒來得及鑲上假牙，自言生怕口齒不清，然而講起話來卻字正腔圓，滴水不漏。在筆者面前，嚴家祺沒有談政治，一開頭就講了他領悟人生的「三要三不要」。       他說，人要有三種品質：寧靜的心、勇氣和智慧。這是一位基督徒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1892-1971）說的，他說，「對於一個人所不能改變的事物，應當有一顆『寧靜的心』去接受它；對於一個人能夠改變的事物，應當有『勇氣』去改變它；而一個人首先要有『智慧』，能區分甚麽是能改變的，甚麽是不能改變的。」一個人，連甚麽是能改變的，甚麽是不能改變的，都不能區分，就是缺乏「智慧」。      家祺提到的「三不要」確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他從人性的角度，認為人要避免三種情況：不要失去自由、不要有持續性的痛苦和持續性的憂慮。不要失去自由，不僅指在中國那麽專制環境中，不要失去心靈自由，盡可能不要被監禁，而且，在美國自由的大環境中，也不能失去心靈自由。      家祺說，有一次向一位有幾十年交往的老前輩拜年，他年近九十，已把很多人忘掉了，還記得我，但他只回答了我一句話，「祝你新年好」。嚴重的是，他吞嚥有困難，只能吃流質食物。還有一次，去一朋友家聚會，從一位比我年長兩歲的朋友的談話神情中，我覺得，他有過相當長時間的「持續性病痛」。當然，這位朋友不會告訴我這一點，我只是感覺或猜測。想到一些老前輩、老朋友，對「美好」與「不美好」的感觸很深。人生中的困難和挫折不構成不美好，但憂慮和病痛，一旦成為持續性的、不能消除的生活的內容，這就不美好了。人生寶貴的不僅是生命，而首先是活力，要充滿活力，這才可能有飽滿的精神從事工作、作出創造和成就。這三種「不要」反映了他尊重人性感受，擺脫身體和心靈痛苦的人性本能。      家祺對人生的領悟，沒有陷入持異見者的政治正確「陷阱」，他說，英國有一個人，叫波普爾，他曾說過這樣的話：「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為了一個他認為他值得的理想而犧牲自己，但沒有權利去強迫或煽動別人為了一個理想而犧牲。」      敢於擔當就是英豪       攀談中得知，嚴家祺長期閱讀和研究首腦人物、思想家的言行，思考人生，參悟其中蘊涵的哲理。他覺得有一些人是屬於英雄或梟雄，屬於行動派，如古羅馬的凱撒、彼得大帝、拿破崙、美國總統特朗普、孫中山、毛澤東，他們創造歷史，都不乏勇氣。他說他在三十年前香港出版的一本書的最後幾句話，就談到要寫一本叫做《普遍人性論》的書，至今沒有實現，現在已有能力寫好。       家祺說，六四事件過去快三十年了，為了搶救民運和異見人士，「黃雀行動」中的六哥陳達鉦、陳達鉗、岑建勳、劉千石和朱牧師都是敢於擔當的人物，沒有他們就沒有黃雀行動。嚴家祺說，他和妻子高皋是在香港的林道群、李志華兩人，冒著危險到廣州，在他們兩人的直接幫助下，乘汽車、快艇到香港的，在香港住在向華勝家。他永遠感恩他們。      談到勇氣和智慧，嚴家祺提起了香港民族黨。他說，不要把所謂「香港獨立」簡稱為「港獨」，香港不是新加坡，「香港獨立」永遠不會成氣候。提倡「香港獨立」，北京極左派最高興，使他們可以有藉口來打擊香港民主派。他認為有人提倡「香港獨立」，連自己都不相信能夠實現，還奢談什麽獨立和民主是同一個方向、同一件事。嚴家祺認為，一個人要忠於自己的信念，自己並不相信是可行的目標，不要引導別人跟你去奮鬥、去獻身。對一些人來說，最可憐的是他們的理想信仰都是騙自己的。嚴家祺引用了英國哲學家波普爾的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為了一個他認為值得的目的犧牲自己，但沒有人有權利去強迫或者煽動別人為了一個理想而犧牲。」       嚴家祺說，一個人出名，要靠自己對社會有貢獻，例如鄧麗君、梅豔芳、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這些人，有貢獻才有名。他特別提到鄧麗君，說在法國見過她多次，請嚴家祺全家吃飯，當時，嚴家祺還沒有聽過鄧麗君幾首歌，因為沒有錄音帶，鄧麗君送給他錄音帶，還特地簽了名。鄧麗君逝世後，他感到遺憾的是沒有在鄧麗君面前多讚揚她幾句。鄧麗君在巴黎和大家一起參加六四悼念，梅豔芳多次呼籲平反六四，她們本來名滿全中國、全世界，她們這樣做，才使人感到什麽是偉大。       嚴家祺說，中國民主的實現要經過一場大變革，不會太遠了，這一代人就會經歷。大變革期間，可能會有一段動盪期，但是會一步步走向真正的民主。       治學嚴謹處於創作高峰       作為學者的嚴家祺，寫作從來沒有停止過。他說，「我一生可能有第二次創作高峰，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從今年起進入第二個高峰。」他對於寫作，沒有理解的不寫，要融會貫通、精益求精。今年嚴家祺出版《國家首腦終身制》一書。他說，正如傑出的記者要有廣泛的知識面和洞察力，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要有豐富的想像力，要有靈感，雨果的偉大之處就是想像力，他可以從巴黎聖母院牆上的幾個字得到啟發，寫出《巴黎聖母院》這樣偉大的作品。       在嚴家祺的出書計畫中，有一本書他寫了十年，至今已寫了二百多頁，但沒有完成，特別是設想的數學模型還有缺陷。這本書的書名叫做《全球金融恆等式》，是從十年前雷曼兄弟倒塌時開始寫的，他除了關心中國政治外，幾乎每天關注國際金融動態。他的格言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國際金融的複雜性，是因為經濟學家還沒有理解金融現象，任何理解了的現象，都是簡單的。       嚴家祺執著為六四翻桉，直言死不閉目。現在隨著心靈的平靜，把這種強烈的訴求深深埋在心裡，專心寫書。他說現在身處美國，在思想自由的大環境中，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才有可能有所創造。       人生意義的探索       嚴家祺喜歡探索人生的意義，他補充孔老夫子的話「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說，七十從心所欲，八十貫通古今，九十天人合一，百歲心靜如水。       心靈雞湯也許對於一般人是可有可無的萬金油，但是對於嚴家祺這位歷盡滄桑的老人來說，由自己發掘的對人生意義的理解卻有著深刻的含義。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筆記本，裡面密密麻麻記載著讀書筆記和心得。其中的一個章節是講世界的簡單和複雜。結論是：世間的事情既複雜又簡單，你自己簡單，世界就簡單。他也是用這種態度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他認為，人一簡單就快樂，人一複雜就痛苦。       在與嚴家祺的閒聊中，可以感應到他的思想深度，他並不是拘泥於一貫以來的中國政治研究，而更多的轉向了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例如他對雷曼事件後的世界金融問題從零開始研究，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對普遍人性的研究等等。他的思想活動仍然異常活躍，正如他所說的，西方世界的自由環境給了他思想的自由，重新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和激情。       由於年過七十，他不能到處參加活動和接受採訪，他正以他的方式為中國民主的未來，為社會科學，默默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