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會成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嗎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這種擔憂在香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它伴隨著香港民主派近兩年強烈質疑的“一國兩制走樣變形”的聲音，一種要求回歸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以及真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情緒和訴求在反對派陣營中迴蕩。 中國一個普通城市的概念大致上是隸屬中央政府的一個行政區，黨政軍體制歸入中央的既定架構，政治、經濟、稅務、法律、政策和社會組織上完全與其它中國城市一樣，其差別僅僅在於經濟發展的程度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度。 香港會成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嗎？如果失去了香港的獨特地位，香港乃至中國大陸將會面臨怎樣的結局？ 反對派對此是一半擔憂一半警告。自從2014年香港政改失敗和“雨傘運動”爆發以來，中央政府率領香港建制力量與香港反對派開始了回歸以來最激烈的政治博弈，而兩個陣營矛盾逐漸激化的根源卻是2003年的50萬人大遊行，隨後度過了一段緩衝期，當中更換了第一屆行政長官和2008年北京奧運效應，中國國力高漲，港人向心力增強。但是自2010年初開始，隨著政改方案的爭論、“反國教”、“反高鐵”、保育運動、“香港民族論”興起，直到2014年人大關於普選的決定，釀成了震驚中國內外的“佔中·雨傘運動”以及“後雨傘運動”的8年抗爭，至今仍紛爭不斷，新起的反對派別前仆後繼。 反對派指責中央政府過度干預香港事務，位於西環的中聯辦成為香港第二權力和管治中心，要求回歸“一國兩制初心”和無提名篩選的真普選聲音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指責反對派受到外國勢力縱容，阻撓政改進程，聚眾發起公民抗命，煽動港獨思潮，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穩定，危害“一國兩制”下的中央權威。 雙方互不信任和猜疑到了極點，博弈愈演愈烈，建制陣營遂夾著北京“聖威”，不惜DQ反對派議員和參選人，強行實施有法律爭議的“一地兩檢”，并趁勢推動“國歌法”及可能在不久後的國安23條立法。在主流民意和曾經的強大支持人群呈現對現實無力感之下，反對派只能且戰且退，或死守，或蟄伏，或進逼，總的態勢是等待最佳時機再圖戰績。 反對派認為，既然“一國兩制”被威權控制，政改停滯不前，言論自由受到侵害，法治面臨威脅，那麼香港的獨特地位將會不保，終將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城市。有的反對派組織批評北京對香港採取了第二次殖民政策，延續了英國在1997年之前的管治模式，全面的行政主導，有限度的立法民主，受到控制的選舉。雖然殖民地實行總督制，但香港特區可以是代理人制，特區行政長官執行中央政府指令，對內統領親中的精英管治。 “二次殖民論”帶來一個假設：如果說英國殖民地不屬於英國的一個普通城市，那麼回歸後的香港特區何以能成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呢？如果九七前後的香港都具有殖民地的屬性，那麼為何對北京“殖民”下的香港產生如此大的憂慮，而對英治時代的香港卻心安理得呢？ 香港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去英國殖民化運動”，雖然在一九五零年代曾經出現過精英階層的零星港獨主張。畢竟宗主國的英國與香港實行的是同樣一套社會制度和流行相同的價值觀，除了對“有自由沒民主”不滿外，多數的本地政治勢力都基本上能夠與港英當局和平共處。九七回歸中國後，由一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與香港完全不同的中央政府管轄香港，難免使港人顧忌重重，如果不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確定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要順利進行主權交接過渡和保持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現狀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基本法》確定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不是殖民地屬性，而且確定了香港最終實現民主普選的目標。這種制度設計是有別于中國任何一個普通城市的，即使香港目前政改方案沒有通過，仍實行原有的選舉制度，也比中國任何一個普通城市更具備獨特性。此外，中國大陸的官員、學者和民眾均認為，香港社會所擁有的眾多要素，包括資本主義制度、法治、廉政、自由經濟體系、低稅率、國際市場化、金融制度、公務員制度等，都超越中國任何一個普通城市，而且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被中國哪怕是最發達的城市所替代，這也許是香港制度固有的優越性，也是中央政府和中國城市仍在不斷學習香港先進經驗的原因所在。 反對派對香港會否變成中國普通城市的憂慮主要是在制度屬性上，北京對香港管治的強硬，也主要體現在政治紅線上，而“紅線博弈”正是反對派與建制派的爭奪焦點。北京不容忍任何有關港獨的宣傳和要求，連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都被列入港獨範疇，這是北京劃定的紅線。香港外國記者會（FCC）8月14日邀請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負責人陳浩天作午餐演講，跨越了紅線，因此遭到建制派團體的攻擊，負責演講會的FCC副總裁馬凱因為不妥協也因此被拒絕香港工作簽證。反對派則認為港獨的宣講屬於言論自由，而香港人是享有言論自由的。 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教條中，國土分裂往往被視為千古罪過，也是執政者權力鞏固的障礙。香港的獨立主張團體私下承認，他們主張港獨是用作抗爭的工具，陳浩天說爭取港獨和爭取民主是同一方向，香港不獨立則無民主。雖然大部分香港市民和傳統泛民都不讚成港獨，而港獨沒有絲毫的機會得以實現，但北京不這麼認為，它覺得港獨主張如果長期有市場，就是與中央政府作對，與《基本法》作對，當局如果容忍這種聲音，是“政治極不正確”。 北京可以控制香港的局面，但是控制不了反對派的抗爭，政治僵局如果持續，政治爭端如果惡化，香港優異的國際城市地位有可能下降甚至不保，這是北京擔心的。即使北京在政治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但經濟上也不會改變香港的城市屬性，國際社會當然也不會把香港視為中國的普通城市，西方國家對於香港反對派向它們多次要求的取消對香港特別地位的優惠政策反應冷淡，說明了外國公司充分享受著香港特殊經濟地位的利益。 從反對派呼籲西方國家取消其對香港的優惠政策，把香港作為一個普通中國城市對待的抗爭角度看，他們也試圖暗暗推動把香港淪為中國普通城市，作為威脅和對抗北京的籌碼，更加可以證明北京是不會改變香港的城市屬性的。 把香港和澳門融入廣東經濟發展格局的大灣區計劃，是習近平執政期的一個重大戰略。習近平在最近的南巡中，進一步明確了當初開發珠海橫琴的目的是支持澳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而澳門的賭業作為經濟支柱，是特殊制度的產物，雖是大陸制度的禁區，但北京沒有改變的想法，反而還要幫助澳門多元化發展，鞏固澳門的城市地位。另一方面，港深邊境的河套區早前已規劃為兩地的科技發展區并已動工，也是中央政府借深圳科技之力扶持香港科技發展的部署，意圖是鞏固香港的獨特城市地位。 在當前中美貿易戰僵持階段，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面臨嚴峻困難，中央政府除了經營國企有經驗外，對民營企業的發展規劃缺乏經驗，而香港是以私營企業為主的經濟體，近年來的失業率保持在低位，基本達到全民就業，有賴于成熟的市場經濟政策和企業經營活力，這是北京希望借鑒的經驗。 此外，香港的廉政反腐措施、公務員體制、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管理，都是北京急需學習的。因此，香港維持其獨特的城市屬性，發揮其社會和經濟制度優勢，提供借鑒的模式，對於北京是十分有利的。如果香港變成中國的普通城市，中國的改革開放便會失敗，“一國兩制”便會消亡，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便會遭到無可預料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