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園居士的佛化人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div>      我祖父五十八歲時回首前半生，曾著文敘述他皈依佛門的心路歷程，題曰《五八自述》。該文定稿由我二伯毛筆楷書，抄錄在裝訂成冊的十行紙上。六十年代中，祖父的書房歷經公安局、社教工作組和紅衛兵多次查抄，這冊從未外傳的手稿早已不知被沒收到何處。家人中唯獨我讀中學時住在祖父母身邊，曾有幸半懂不懂地翻閱過那本用文言文寫成的長篇回憶錄，至今還能模糊記得其中的某些片段。</div>      檢討祖父信佛前參與的那些社會活動，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後來的佛化人生與早年的入世經歷自有其前後貫通的內在聯繫，這條主線就是始終致力於改良社會和延續善緣。在家鄉臨潼讀書求學的年月，他曾成立「天足會」，創作「放腳歌」，熱心參與破除纏足陋習的宣傳活動。他本人更以身作則，給自己的頭生女起名「天菊」（諧音天足），讓我這位出生在清末的大姑倖免了纏足的痛苦。戊戌新政後，祖父考入京師大學堂攻讀政治經濟門。在北京讀書期間，他加入同盟會，寫過反清詩詞。在一次冒險剪掉辮子後，他去照相館拍照留念，並於照片背後題詩一首，我至今還記得其中「一剪斷除豚尾恥」之句。辛亥革命前夕，祖父棄學回陝，參加了西安的反清義舉。陝西軍政府成立後，他任職財政司次長，同時輔佐軍政府大都督張鳳翽發展地方教育，參與創辦菊林小學、女子師範學校，並兼任西北大學預科校長。1914年，北洋政府的勢力控制陝西，原軍政府成員多受到排斥打擊，祖父見世事已不可為，只好帶家眷離職出走。在避居上海之日，他曾一度思想激進，結識過陳獨秀，拜見過孫中山。對孫的「知難行易」學說，他曾當面有所質疑，孫隨手打開面前的電扇辯解說：你即使對電扇的構造和原理一無所知，也無妨你手按開關，使用它扇風。受到報刊上有關俄國革命系列報導的影響，祖父甚至打算親自赴莫斯科考察一趟。後因他母親竭力阻止，才退掉了預定的火車票。他在法租界創辦《正報》，發行一年有餘，因抨擊時政，報社遭到查封。接下來他又主編《公民雜誌》，倡導發展實業，所關注的議題尤偏重振興西北地區的經濟。此期間他曾專程赴日本考察，計劃在西安開辦紡織廠、麵粉廠，以及電話公司等等。直到六十年代初期，那几本雜誌還保存在祖父的書房內，雜誌上昂首而吼的雄獅封面照至今仍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無奈那年月軍閥混戰，時局動蕩，陝西遠處內陸，交通閉塞，發展滯後，祖父種種急切的倡議和計畫最終都流於徒託空言。經過多次碰壁，再加上多年流寓顛簸，他日益感到前途迷茫。此時他母親從西安來到上海，祖父陪同念佛的母親進香江南各佛寺，朝拜普陀山觀音道場。據他在<自述學佛之因緣>一文中所述，正是在這一趟滿足母親心願的旅程中，他意外受母親感化，隨之結識印光和太虛兩位佛界大德，多次交談中漸有了開悟。祖父的母親年輕守寡，長期吃齋念佛，含辛茹苦，養育供給他讀書成人。老太太在一九二一年病逝上海，出於承傳慈母留存的善緣，祖父從此發願信佛。正如他在那篇自述文中所說：「補報母恩，唯有佛法。」辦完母親的喪事，他當即皈依在印光法師門下。 <!–[if gte vml 1]> <![if !mso]> <table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width="100%"> <tr> <td><![endif]> <div> 與祖父母攝於曾祖母墓塔前  一九五六年 </div> <![if !mso]></td> </tr> </table> <![endif]> <![endif]–><img width="230" height="34" src="file:///C:/Users/pijih/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png" align="left" hspace="12" alt="Text Box: 與祖父母攝於曾祖母墓塔前一九五六年" v:shapes="Text_x0020_Box_x0020_2" /><!–[if gte vml 1]> <![endif]–><img width="226" height="331" src="file:///C:/Users/pijih/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3.jpg" align="right" hspace="12" v:shapes="Picture_x0020_1" alt="" />     一九二二年深秋，祖父扶柩回陝，葬其母於西安東關龍渠堡東門外的康氏墳園。那墳園佔地十二畝，特取曾祖母圓寂之義，起名「寂園」。祖父從此自號寂園居士，在園內度過了他後半生的佛化歲月。寂園居士為慈母守墓，追隨她吃齋念佛，並非從此隱棲園林，僅以念佛消遣餘生。他在自述中說得很明確：「故為學佛，即學救世。」在前此的入世活動走不通之後，他便立志把弘法事業作為他改善現實人生和促進社會改良的方便法門。      佛教傳入中國，經過隋唐間接受傳播期的一時興盛，此後在本土化過程中發生世俗化的變異，遂漸趨衰落。延及清末民初，寺院建制和僧尼的整體素質都衰落到一片荒蕪的地步。面對佛教界萎靡不振的現狀，居士佛教在各地發起了復興佛教的救亡行動。從楊文會創辦金陵刻經處和祇洹精舍，到歐陽漸倡辦支那內學院，以及韓清淨在北平建立三時學會，一批富有學養和思想趨新的居士自願結成弘法團體，建立佛學教研機構，包括太虛大師這樣的僧界革新者，早先都曾受教楊文會的祇洹精舍。正如梁啟超所說：「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依文會。」通過詮釋佛學來激發思想資源和促進社會改良，可謂清末民初居士佛教的一大特色。那時候中國社會正在從舊有的農業社會向工商社會轉型，新興的有產工商業者仍不失傳統倫理教養的風範。常言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傳統的人生價值觀既嘉許善人致富，更鼓勵富人行善，工商業者組成的居士群體既是宗教團體，也是慈善組織，其中最有影響的要數上海佛教淨土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在那個天災和兵亂頻仍的年代，居士實業家紛紛把他們有限的財力用於施捨救貧和賑濟災民，他們的善行與僅向寺廟燒香祈福的低層次民俗佛教形成明顯的區別。      上述的居士佛教/佛學組織顯然給寂園居士在西安的佛化活動樹立了榜樣，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說以及有關教理、教制、教產革新的倡議更讓他明確了可行的弘法方向。回到西安後，寂園居士首先從組織居士團體做起。他先是在寂園設立蓮社，每月聚眾念佛，邀集路禾父、楊叔吉、高戒忍等知名居士研討經論，商議革新佛教的事宜。此後他們集思廣益，多方聯繫，辦理登記手續，經當地政府備案批准，正式成立了佛化社這個西北地區的第一個居士組織。該社的組織實施董事制，社員推選董事會，由董事會選出社長、常務董事，任期均為三年，可連選連任。寂園居士一直連任社長，直至一九五八年佛化社被勒令關閉。此外，佛化社內部還特別設立講經會、念佛會、佛教青年會、婦女觀音會，並於各縣設立分會，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二十餘年間，曾在一定的範圍內發揮過消災勸善，傳播佛學知識的佛化作用。      寂園居士繼續運用他編印刊物的專長，經一群居士同仁配合協作，由他主編兼撰文的《佛化隨刊》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了創刊號，面向全國發行。該刊的主要欄目有經論新解、佛經詮釋、讀經體會、修習禪頌、佛教人物、名山介紹、佛教春秋、居士修持、佛教故事、佛教音樂、佛教繪畫等，直至一九四0年停刊，共出版二十一期，在讀者群中被譽為「佛海明燈」。此後寂園居士又主編《大雄》月刊，出版數期，還配合好幾起盛大的弘法活動，出版了《印光大師特刊》、《太虛大師弘法專刊》、《陝西佛教新紀元》等刊物。除了藉助刊物弘法，在交通阻塞的整個抗戰期間，寂園居士還在寂園蓮社內設立刻經處，刻印《金剛經》、《壇經》、《宣講拾遺》等二十餘種佛化讀物，廣泛流通西北地區。直到六十年代，那些刻版仍裝滿幾個大木櫃，保存在寂園。文革中紅衛兵抄家，那些木板全遭焚毀。此外，寂園居士還熱心參與朱子橋將軍在西安發起的影印宋版《磧沙藏》工程，影印完工後，他更認購一部，那滿滿一書櫃藏經被他視為藏書中的瑰寶，始終置於他床頭。寂園居士一面組織人力，一面蓄積財力，更在佛化社內設立佛經流通處和佛學圖書館，既收藏佛經及佛學論著供信眾閱讀，更贈閱或銷售此類讀物，在居士同仁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促進佛化信息的傳播。      佛化社是寂園居士及其同仁召集信眾研討和宣講佛法的場地，也是邀請著名法師和佛學家來西安講經的主辦機構。在該社推行的佛化運作中，寂園居士始終都很重視僧俗兩界的合作互助，同時也尊重太虛法師堅持“僧伽為主體”的弘法主張。自佛化社成立以降，太虛法師、喜饒嘉措大師和華清、月溪、祥瑞等法師都先後應邀來西安講經，其中如太虛和喜饒嘉措兩位大德，初到西安，都被恭迎至寂園，安排在專設的客房內住宿供養。我與祖父母同居的五年中，就一直住在那間客房內。其時已是黨天下控制一切的年代，受限於森嚴的政治高壓，寂園居士再也沒能力沒條件在他的蓮社內接待四方僧眾了。      佛寺在清末民初的沒落破敗既受損於僧伽整體積存的弊病，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各地官民侵佔寺產所導致的惡化現象。舊有的秩序已經解體，新制度尚未建全，在整個民國年代的亂局中，很多寺廟或淪為駐軍營地，或被地方上興辦的學校長期佔用，西安周邊的不少佛寺也遭遇到類似的侵佔。以佛化社為主體的西安佛界革新派於是趁勢發起佛教革新運動。寂園居士代表宗教界發表<敬告各界文>和<西安三教代表請願書>，既強烈要求当局發令制止侵佔寺產的行動，也同時揭發「僧界腐敗，不守清規」的弊端，公開主張「整頓僧伽制度，嚴整寺規」，對寺院僧眾發出「速理內部，免貽人口實」的忠告。《佛化隨刊》上同時發表<陝西佛教會整理僧伽草案>一文，對佛界內部因循守舊的人和事有所指斥，嚴正問責，進而在僧俗兩界和新舊兩派之間引起持續的爭論。      寂園居士與歐陽漸頗有交往，我現在偶一閉目，記憶中都會浮現出祖父居室內墻上那幅字體古拙的對聯——歐陽漸寫給他的集唐條幅：「白蘋風起樓船暮，紅蓼花疏水國秋。」寂園居士儘管很尊重僧界諸大德，但同時也對歐陽漸<闢謬>一文的立場持比較認同的態度。至少就西安當時的情況來說，僧伽整體上的水平低下的確亟待整訓，促進其提高。正是有鑒於這一落後狀況，寂園居士及其居士團體特別關注培育佛教人才，致力於僧眾的文化知識教育，在興辦僧伽學校方面，他們斷斷續續，做過一些事倍而功半的工作。他們先是在佛化社設立佛學講習所，幸賴朱子橋將軍等善長捐資襄助，講習所辦學三年，培養出個別合格的僧才。此後他們又在興善寺開辦佛學養成所，在大慈恩寺成立專弘法相唯識宗的慈恩學院，但都為期甚短，隆重開幕後，多以草草收場告終。直至大陸變天前夕，他們還在興善寺創辦世界佛學苑巴利文學院，截止一九四八年，培養出第一期十六名畢業僧。寂園居士及其居士團體在僧伽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最終在一九四九年畫下了句號。      修繕西安周邊的佛寺，也是寂園居士及其同仁佛化行動的善舉之一。作為《陝西佛寺紀略》一書的作者，他的書稿中不只記錄了那些寺院的沿革和現狀，他本人同時也介入所敘述的沿革，親身參與了改善現狀的行動。這裡要特別表彰大慈善家朱子橋將軍的一系列善舉。朱居士於一九二六年組建華北慈善聯合會，通過東北、華北各慈善團體募捐，四處救災。一九二九年關中遭受嚴重的年饉，朱居士來陝賑濟之際，因見各處古剎破敗凋殘，遂發願盡力修復。寂園居士本人的財力和號召力其實十分有限，身為佛化社的帶頭人，他能盡心盡力的事情多是做些組織聯絡的工作。在朱居士主持修復各寺院的過程中，寂園居士經常親臨現場，協助各善長監理慈恩寺、華嚴寺、法門寺等寺院的修復工程，同時撰寫部分寺院的重修碑文，更發表長篇報導，詳盡記錄重修法門寺塔的整個過程。      就我個人的評價來說，寂園居士佛化人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參與的慈善事業。他曾任華洋義賑會陝西會長、華北慈善聯合會主任監事等職，長期主持陝西賑濟工作。他所領導的佛化社居士團體也是一個慈善機構，在該社內部曾附設貧兒園，收容過不少孤兒。特別是在關中饑荒期間，佛化社創辦《陝西災情報》，登錄災區拍照，廣泛宣傳，多方募捐，設粥廠十數處，每日施粥，救濟了四萬多災民。這些報道災情的小冊子直到一九六0年還保存在祖父書房內。我從故紙堆裡找出那些塵封的冊子，曾逐頁翻閱其中反映災情的照片，包括饑荒中餓殍的數字，捐款施主的名單……那時候我們在學校被反復告知的是舊社會多麼罪惡，新社會多麼幸福，我翻閱那冊子上的災情記錄，確認著舊社會的罪惡，卻渾不知當時的新社會正處於政策錯誤造成的嚴重饑荒。新聞媒體無隻字報導災情，也沒有任何個人或民間團體有權問責政府和採取自發救助的行動。誰要敢談論饑荒，誰就是攻擊「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直到多年後毛澤東死去，外界才得知，我們幸福的新社會餓死了三千多萬飢民，時至今日，現政府仍對此悲劇諱莫如深。舊社會不管多麼罪惡，民間社會報導災情的自由和救濟災民的義務還沒有被當局剝奪，慈善團體因而還有機會做些菩薩道救苦救難的工作。正是在這種政府無意約束民間守望相助，世道人心也讚許行善的局面下，慈善團體才得以施行及時的救濟。寂園居士於是四處奔忙，協助朱子橋等善長籌資募款，在大慈恩寺特設「慈恩孤兒院」，收容孤兒達百餘名之多。佛化社同仁配合寺僧，在院中教養孤兒們半工半讀，學習知識和技藝，以期他們離院後都有能力獨立謀生。      在從事慈善救濟的同時，寂園居士依舊像他早年那樣關注教育事業。利用佛化社擁有的部分地產，他與居士同仁在東大街開辦了一所大雄小學。在他的故里臨潼胡王村，他辦有紀念母親的慈恩小學。此外，為方便東關地區住戶的子弟上學，他還邀集當地各界人士，合力創辦竟化小學，並擔任名譽校長。我家就住在那小學附近，我父母教子心切，曾把我過早地送入該校，隨幼童們一起啟蒙。大約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我四、五歲的時候，我也在早晨跟學生們列隊出操。至今還模糊記得，每周星期一早操後，康校長多會走上大操場的講台，銀鬚飄灑中給全校師生作些有關慈善的講話。      在民國世代，以居士團體為主的佛教組織之所以得以存在和發展，僧俗兩界合力創辦的佛學教育和出版機構之所以得以順利運行，他們主導的慈善事業之所以得以施展及時的救濟，首先是基於舊有的社會制度保護私有財產的合法存在，財主自有其可支配的財源。其次是受益於國民確實擁有出版、言論、集會結社和信教的自由，政府也不會限制那些補救時政之不足的言行。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歐陽漸等人即上書孫中山，提出“政教兩方各宜自謀獨立之法”，並得到孫懇切的讚同。正因存在著此一寬容的空間，終民國之世，寺廟僧尼和居士團體還都能維持其相對獨立的存在，較少受政治的無端干擾。包括國民政府中不少軍政要人，也都對佛教有不同程度的信仰或親近，比如像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等人，均與寂園居士有私人交往，都對佛化社的弘法慈善事業一貫支持，並多次捐款。天不變道亦不變，國家的政體儘管已從帝制變成共和國，衡量善惡是非的價值體系並未遭到扭曲，世人對冥冥中的因果報應還多懷有一定的敬畏，因而多災多難的民國亂世仍不失其厚德載物的元氣，勉強維繫著善緣得以繁衍的社會生態。      華夏大地上真正的變天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即陳寅恪所謂的「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此巨劫奇變的要命之處是傳統的價值階序被中共的暴力革命所徹底顛覆，並橫遭變態扭曲。對於舊社會中種種讓毛澤東及其集團感到相形見絀的人和事，他們都不能容忍，力圖清除乾淨。早在中共成立政治協商會議之初，毛澤東就在黨內強調指出：「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對於所有被他視為敵人的對象，他直言不諱說：「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將來消滅之。」宗教既已被定義為「人民的鴉片」，信教者自然也被劃歸不拿槍的敵人之列。在中共建政之初，佛教的物質存在形式——寺院、經像及僧尼——之所以還允許存在和受到有限的保護，只是出於暫時的政策性考慮。首先，台灣未解放，港澳未回歸，保留佛教，尚有做統戰工作的用途。其次，藏人、蒙族、維族等少數民族佔有那麼大的居住區域，黨國不得不照顧他們的宗教信仰。此外，還要利用佛教團體與日本及東南亞信佛教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再加上很多著名寺院都屬於名勝古蹟，國家負有保護文物的職責，現政府總得出資妥善維修和管理，好供外界遊覽瞻禮，從而維持新社會的升平面貌。佛教的存在於是流於點綴人文景觀，藉以展示黨的宗教政策，或被用做工具，從而加強政府對信眾的控制。      正是基於上述的政策，在五十年代初，寂園居士劃為地主成分之後，雖被剝奪了大片的土地，失去了幾處房產，不幸中的萬幸是，仍受到特殊照顧，不只保住了他的住所——寂園，還被接納為西安市政協委員。從此他與宗教組的委員一起榮享定期的政治學習，並獲取優厚津貼，足夠維持較高的生活水準。如果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地主，並不具備在佛教界擁有的地位和影響，那情況就當別論，而可能遭受的打擊就要嚴重多了。不管怎麼說，能受到新政權的禮遇，總比打入另冊值得慶幸。寂園居士自然要緊跟形勢，作一些爭取進步的積極表現。也許他那時候多少已意識到他這類人仍屬於毛所謂「不拿槍的敵人」，只不過尚處於「暫時不能消滅」的階段，因而只有勉從虎穴暫棲身，時懷憂患多警惕了。我清楚地記得，他從政協開會回來，經常在家裡重複歪理大師列寧說過的一句話：「你們有信教的自由，我們也有不信教和反對信教的自由。」      寂園居士如今畢竟身為政協委員，出於自我保護，他不得不採取曲線弘法的策略，在講述佛學原理時，他常加入馬克思主義的用語，做一些自我澄清的攀附和修正。比如他總是強調說，佛教不講迷信，它與唯物論是相通的；佛陀告訴我們，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佛教本質上是無神論的。每談起佛教緣起的宇宙觀，他常用氫與氧結合生成水的化學現象來解釋「緣起性空」的概念。在應文化局和文管會領導之求撰寫的《陝西佛寺紀略》書稿中，每寫到「國際關係」那一欄目，他總是過多強調某寺院、某宗派在國際關係上地位多麼重要，那顯然是想藉助國際影響來提醒主管部門，期待他們重視這些寺院，對破敗的殿宇寺塔儘快做必要的修整。      隨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日益強化，五十年代初比較溫和的統戰政策很快就走向了終結。一九五八年，佛化社被勒令關閉，社屬房地產被沒收，大雄小學也改了名納入公辦。社裡的很多經像和佛學讀物不得不轉送到大慈恩寺保存。一九六二年，西安市佛教協會召開代表大會上，面對嚴酷的現實，寂園居士竟不識時務，在大會上斗膽發言，就寺廟保護、整肅戒律、佛事活動、弘宣佛法及組建居士社團等問題，一口氣宣讀了十條提案。他並沒忘記列寧對信教人士的告誡，他的確是想在這最後一次有資格公開發言的場合，講出他憋了許久想說的話，哪怕他講那些話不討當局的喜歡。      寂園居士背著他地主成分的黑鍋，和風細雨混過了土改關，倖免十幾年之後，卻再也躲不過社教運動的關口。一九六四年，寂園所在地的生產隊推行二次土改，儼然是要補償農會當年沒耍夠的威風，工作組有一天悍然闖入寂園。他們給家中較為優質的家具和物件一一貼上封條，宣佈沒收大廳西邊我曾住過的那間客房，給門上掛起生產隊辦公室的牌子。我們家內的居住空間從此處於外客欺主的狀態。禍不單行，在此後的某日晚上，公安局突然出動許多幹警，對祖父的居室大肆搜查。據說是拿著搜捕證有備而來的，若搜出什麼反革命證據，就要當場把康寄遙逮捕帶走。但並沒搜出任何可定罪名的東西，他們便把祖父幾十年來所寫的上百冊日記、所珍藏的私人通信和影集全部抄走，裝了好幾麻袋。      祖父所屬的政協和佛教協會立即呼應配合，在「康寄遙專案組」駐紮的臥龍寺召開批鬥大會。主持人糾集一群表現積極的和尚，讓他們揭發康寄遙攻擊宗教政策的言論，鼓動他們對康嚴厲批鬥。有幾個本來就對康居士心懷不滿的和尚於是趁勢起閧，居然對八十多歲的老人推推搡搡，動手動腳。開完批鬥會，政協負責人正式宣佈，當場撤銷康寄遙的政協委員。祖父隨之失去那筆津貼，此後就一直靠兒孫們湊錢養活。緊接著公安局又宣判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從此剝奪他一切政治權利。祖父的處境等於在監外服刑，他只有在自己家裡畫地為牢，隨時接受當地群眾監督，派出所上門查問。      好在祖父還擁有他二樓上的佛堂，幾十年來如一日，每天他黎明即起，上樓去做他的早課。那佛堂正中擺一寬大的紅漆供桌，玻璃龕內供著西方三聖貼金的檀木雕像，玉雕觀音像，以及其他小型的菩薩羅漢像。還有印光、太虛的舍利子，裝在精工製作的塔型寶函內。走進佛堂，祖父總是上香後行多次跪拜叩頭禮。做完那一整套反復彎腰、屈膝、匍匐下去的早操，他便在臨窗的座位上閉目打坐，觀想念誦，長達一個多小時。晨光透過了南窗的彩色玻璃，香爐上篆煙裊裊，佛堂內一片明亮莊嚴。不再有居士敢登門造訪，連某些孫子都與祖父劃清了界限。祖父失去了他以往的爽朗笑聲，他終日沉默寡言，跏趺蒲團上安般守意，渾如一尊石像。有時候他會反復叨唸：「憲法有宗教信仰自由，我們又沒搞迷信，為啥不讓念佛燒香呢？」「他們說佛教要滅亡，我看這不對，佛教至今兩千多年，三武滅法，沒有一個成功，佛教會永遠流傳下去的。」      一年之後，文革爆發，紅衛兵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寂園遭到了連鍋端的查抄。佛堂被整個摧毀，經書被全部焚燒，連曾祖母墓上玲瓏雕琢的石塔都遭到拆除，砸成了碎塊。紅衛兵掘出塔下的棺材，草草移葬生產隊的墳地。生產隊佔據了整個寂園，貧下中農社員們大獲全勝，他們不忿了這麼多年，終於補償了自土改以來沒能夠滿足的快意。他們把祖父母掃地出門，然後像運送廢棄物一般丟在了從另一地主家沒收的小屋中。其時正值嚴冬，紙糊的舊式木格子窗戶四面透風，倆老人僅守著一個燒煤球的小爐子取暖做飯。那時候我父親和三伯都關入牛棚，間或去小屋照顧的多是我堂兄正信，以及我和小弟正觀。祖父母本來身體還都健康，原可以多活幾年。受到抄家批鬥的折騰，不久即在貧病交加中先後死去。寂園居士是在被押送遊街時讓紅衛兵推倒在地，受了傷臥床不起，隨後病逝的。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在病榻上做他平日的修持，念珠仍不離手，心裡在永續念佛，小本子上斷斷續續，記著筆跡零亂的日記……在他已經嚥氣之後，一本得自他處的《大乘起信論》還攤開著，置於床頭。     附識：本文撰寫中參考引用了以下著作：   李利安：<從康寄遙西安弘法看佛教未來前途之開展>（見《一九九四年佛學研究論文集》，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李慶東：<近代西安佛教沿革>和<西安佛教百年大事記>（見《西京佛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侯坤宏：《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以來的大陸佛教》，台南：妙心出版社，二0一二年。        對以上三位作者發潛德之幽光的功德，我在此僅致誠摯的感謝。     二0一八年十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