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柏翠：國共夾縫中的桃源主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共家”的基礎出自農民的良心，農民看窮苦老弱者自然會贊成共家。……共產黨對人性太悲觀了，人始終是有良心的，良心可以用來打破物質的支配。 傅柏翠       一九一九年七月，五四運動后不久，周作人到東京去接家眷。七月七日至十一日，他特意訪問了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內村。     前一年，日本作家、社會活動家武者小路實篤 將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 的“互助論”付諸實踐，在九州宮崎縣設立空想社會主義試驗基地“新村”，參與者放棄私有財產，一起從事農業勞動，共同消費。一九一九年四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日本的新村》一文，率先介紹“新村”的情況。這次訪問，使周作人親身觀摩“新村”模式，感受到一種“人類之愛”，“新村的空氣中，充滿這愛，令人融醉，幾於忘返，這真可謂不奇的奇績了”。     回到中國後，周作人成為新村運動的鼓吹者，一連寫了《訪日本新村記》、《新村的精神》、《新村運動的解說——對胡適先生的演說》、《“工學主義”與新村的討論》、《新村的理想與實際》等文章介紹。周作人所欣賞的新村理想，“簡單的說一句話，是人的生活”，即“和諧”、“互助”、“獨立”、“自由”，是“物質”與“精神”、“靈”與“肉”的調和統一。     周作人宣揚的“自然、平等、所有人各盡所能和親耕力作、彼此互助合作”的理想生活方式，雖不如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運動那樣具有實際操作性，但在中國農村普遍落後、衰敗的時代背景之下，仍吸引很多有志者的目光。北大學生高一涵曾以“涵廬”為名著文說，新村運動的目的是要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大新村，“不單沒有階級的界限，就連那政治的界限也漸漸地化除了”。 浙東奉化的留日軍人蔣介石、湖南長沙師範的學生毛澤東，以及閩西上杭的留日“海歸”律師傅柏翠，都先後成為新村主義或深或淺的信徒。 蔣介石、毛澤東、傅柏翠等實力派人物，比起作為一介書生的周作人來，更有機會實現對新村運動的嚮往。     蔣介石在短暫地欣賞新村主義之後，很快轉向三民主義，認為佔領城市即擁有中國，農村問題可暫時放在一邊。蔣氏在國民黨黨軍北伐過程中，掌握軍權和黨權，建立南京政府，開啓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以城市現代化為中心的“南京十年”。然而，國民政府終因忽視農村問題而失去了中國。     毛澤東從長沙第一師範畢業後，一度邀約同學到岳麓山區尋覓新村寶地，建立一個所有成員“每天工作四小時，教授四小時，自習四小時，游息四小時，睡眠八小時，邊讀書邊工作，以新精神治理舊農圃”的人間樂土。不過，此一構想未曾超越坐而論道的階段。性情峻急的毛澤東不耐新村主義的溫情與和平，轉而透過暴力革命、階級鬥爭、重新分配土地、動員貧苦農民，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擊敗蔣介石而贏得天下。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之後，推廣化私為公的人民公社運動，企圖把分散的農民鑲嵌到新的國家體系之中，進而解放生產力，製造農業生產的奇跡，卻成為數千萬農民三年輾轉溝壑、棄屍遍野的災難根源。   散盡萬貫家財的“學生皇帝”       在蔣介石與毛澤東、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傅柏翠是一位努力實行新村主義的傳奇人物。在國共兩黨生死搏鬥的夾縫中，傅柏翠立足於閩西古蛟地區，打造了一個存在二十年之久的“獨立王國”，他本人被稱為一方之霸的“閩西王”。 儘管如此，在國共兩黨先後支配的中國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中，傅柏翠只是一個“出軌”的人物。若不是古田因為紅軍召開過古田會議而成為“革命聖地”，使傅柏翠“沾光”成為紅色敘事中的邊緣部分，他恐怕早已消失在歷史深處。然而，正是通過傅柏翠這個生活在“小地方”的“小人物”，後人才能從微觀面向、從底層社會認識共產革命的來龍去脈，以及未形成即隕落的“新村”實驗，“這個游走于國共鬥爭中的特殊人物，集二十世紀幾乎所有政治風雲變幻於一身，其謎一般的身世，牽扯著一個夾雜善意與謊言、夢幻與殘酷的政治時代。”      一八九六年，傅柏翠出生於福建上杭縣蛟洋村一個富裕家庭。他的祖父是大地主，父親兼營工商業，母親為四姨太。     閩西是相對貧瘠的山區，是較為弱勢卻強悍的客家人的棲身之所。傅柏翠活動的古蛟地區，以閩西上杭縣古田和蛟洋兩個鄉鎮為中心。古田為盆地平原，與蛟洋中間隔著翠嶺，羊腸小道蜿蜒其間，為傳統糧食輸出地區。除了農業之外，農民還從事造紙副業。蛟洋則是最大山凹中的一個最大村落，四圍村落各自獨立，到處岡巒交錯起伏，散布著一塊塊稻田。一九二九年，古田區約有兩千多戶人家，八千多人。 蛟洋的人口不及古田，經濟亦不如古田繁榮。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及中央政府政治控制力的薄弱，使得該區域自明清以來成為反抗勢力的大本營，也為傅柏翠的縱橫馳騁提供了舞臺。     一九一一年，年僅十五歲的傅柏翠考入福建高等預科學校，與幾名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人交了一元大洋的會費”加入同盟會。一九一四年，辛亥革命之後第三年，傅柏翠加入晚清以來中國人留學東洋的浪潮，前往日本求學。當時正值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孫文流亡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因實行獨裁模式，只有幾百人參加。傅柏翠佩服孫文，主動要求入黨並按手印，這個十八歲的青年還被孫文接見。     一九一七年，傅柏翠從早稻田大學法政科畢業回鄉，成為家鄉第一個留洋回來的青年學子。一九一八年，他得到北洋政府頒發的律師資格，翌年與友人在上杭縣組織“法學社”，並開辦當地第一家律師事務所。他不以盈利為目標，主要是義務幫助貧苦農民打官司、寫狀書。不久，因仗義執言與縣衙對立，律師事務所被迫歇業。傅柏翠充滿革命家的熱情和野心，卻不適合從事按法律規條辦事的律師職業。     五四運動時期，傅柏翠旅居北京，接觸到《新青年》等先進雜誌，被周作人介紹的新村思想深深打動，計劃“與一、二十人到梅花十八洞一帶去搞理想中的新村”。位於古蛟北部的梅花山有紅豆古杉老林，民初仍有華南虎出沒。傅也只是說說而已，此計劃並未成行。     北伐前夕，孫傳芳在閩西的統治並不牢固，採納蘇共模式的國民黨氣勢如虹，迅速滲透到此一區域。傅柏翠乘勢振臂一呼，鄉里紛紛呼應，建立起有千餘人槍的民團。他又領導中學生打倒縣長和鄉紳共同把持的地方政治和教育秩序，組織民眾反對貪官敲詐和抗繳苛捐雜稅，當地豪紳罵他是“學生皇帝”。     “學生皇帝”這一誇張的稱呼，生動地揭示出民國以來受過新式教育或留洋歸來的學生，攜帶嶄新的意識形態進入農村，打破一潭死水，對農村傳統的社會結構帶來巨大衝擊和破壞。傅柏翠、彭湃、毛澤東都是“學生皇帝”。奉行儒家觀念的鄉紳很難用宗族權力結構消解作為革命者的“學生”的挑戰。本來文質彬彬的學生，如今卻擁有皇帝一般的權威，顯示農村將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劇變。     一九二六年，上杭的國民黨左派力量漸強。此前傅柏翠一度脫離國民黨，但作為曾與孫文接觸過的“革命老前輩”，國民黨左派黨部邀他以曾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履歷，重新登記為國民黨員，並擔任縣黨委秘書兼代常委。     此時，傅柏翠的思想十分左傾，這個富家子弟想盡辦法讓農民認識“封建剝削制度”，他寫了《農民苦》一歌，讓農民傳唱，在這首歌曲裡，農民的生活是“朝晨起來做到暗，衣食都不足飽暖”，地主的生活則是“快收田租”。他先行一步，帶頭從自家開始減租分地，也要求其他中小地主效法。假的革命者，先奪取他人的財產和土地；真的革命者，先從分自家的財產和土地開始。傅氏家族僅在蛟洋就擁有數千畝土地，傅柏翠逐步將絕大部分土地無償分給農民，以致於自家經濟狀況陷入窘境，不得不出賣愛馬。他曾自撰一首《別馬吟》：“代步有小馬，珍愛已三年。今日長為別，傷心淚涓涓。賣汝言何忍，金盡迫使然。人饑馬不飽，計莫能兩全。” 養尊處優的少爺，偏偏要自討苦吃，過了一段幾乎三餐不繼的苦日子。   入黨、出黨、再入黨：一個人的道路走不通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軍佔領上杭，傅柏翠成為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縣黨部的核心人物。在同共產黨的合作中，他曾提出入黨申請，卻因出身地主並擁有產業未被批准。四月，蔣介石發動清黨，上杭地區也被波及。五月七日，聽命於南京政府的國軍一個營夜襲縣城，傅柏翠跳城牆逃回本鄉。六、七月間，中共福建省委負責人羅明 赴閩西，告知傅柏翠，他已被國民政府通緝。然而，國民政府管理混亂，不久後卻任命傅柏翠為十三鄉自治局局長，從此他成為地方上舉足輕重的領袖。     同年八月一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這一天成為中共獨立建軍之紀念日。南昌暴動失敗後，叛軍殘部在贛南和閩西之間流竄。九月，這支叛軍攻佔上杭縣城，傅柏翠聞訊回到縣城，組織當地人歡迎紅軍。同時，在羅明和陳祖康的介紹下加入共產黨。     隨後，傅柏翠受毛澤東兩湖農民運動的啓發，回古蛟區建立中共組織，改組原有農民自衛軍，發展出一百多人的黨組織。由於缺乏武器，他強迫向地主豪紳募款，甚至沒收他們藏有的槍械。他動員農民砍伐樹木，集資興建軍械修理所。然而，一支號稱八百人的隊伍，只有兩百支單響槍，其中六百多人只好攜帶打鳥的散彈槍，甚至使用更原始的大刀、梭鏢。 一九二八年七月，龍巖的國民黨旬刊《狂濤》發表文章指責説：“上杭的白砂、蘇溪坡、高車、蛟洋等處，共逆嘯聚，黨首系留學生，即軍閥統治下的一個大土劣傅柏翠，借蛟洋之農民協會為總機關。”     在從事農民運動期間，傅柏翠由激進轉向溫和。他不要求沒收和焚毀地主的田契和債紙，也沒有在農村劃分階級，雖然容許農民清算土豪劣紳和惡行惡狀出名的房族長，卻絕不容許暴力和殺戮。 比如，蘇家坡農民起來抗議包石灰捐的鄉紳華玉夫，他居中磋商，取消石灰捐，增加硝黃稅，實質減少農民百分之六十的負擔，同時堅持要求農民釋放以土豪劣紳名義逮捕的華玉夫，不容許對其加以人身傷害。 傅柏翠的作法跟廣東“農民王”彭湃“大殺特殺，殺到他乾乾淨淨” 的宣告完全不同。     由此，傅柏翠與共產黨閩西特委發生嚴重衝突。傅柏翠於一九二八年發動蛟洋暴動（為閩西四大暴動之一），但他對殺人立威抱謹慎態度。而時任特派員的鄧子恢 則要求其發動更多農民暴動，遭其拒絕後批判其為“農民意識”。     一九二九年，紅四軍二度入閩，傅柏翠在古蛟組織五十九團，並與其他農民武裝結合，擴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出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和前委委員。     毛澤東在閩西逗留期間，上杭縣百分之八十的地區都出現打土豪、分田地熱潮。北五區區黨委書記王覺領導召開群眾大會，當場殺了十多名“流氓農民”和地主——包括團防局局長賴尚開，賴氏有地兩百五十擔，比起傅柏翠家的六千擔，可謂小巫見大巫，卻在農民要求槍斃的呼聲中被處決，分屍四塊，當地人後來回憶，都叫他“肥四”，反而忘記其真實姓名。地方激進分子認為傅柏翠在運動中不夠堅決，希望他殺一批土豪“以堅定其革命信心”。     不願手上沾血的傅柏翠與中共漸行漸遠。他沒有參加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按照傅柏翠的說法，會議召開前兩天他已在古田跟毛澤東見過面，加上天氣嚴寒，自備禦寒衣物不足，決定在會前返回蛟洋。其回憶錄列出的理由微不足道，也十分牽強，最重要的因素恐怕還是傅柏翠和閩西共產黨領導之間日益擴大的嫌隙。     一九三零年秋，閩西共產黨組織內部的矛盾愈發尖銳。中共閩西特委機關移往龍巖，要求傅柏翠至特委工作，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傅柏翠心知肚明，以“過不慣城市生活，要在家鄉搞集體耕種”為由加以拒絕。特委、省委派人至傅柏翠處，不允許他在古蛟推動集體耕種，認為這實際上是“共家”，並揚言“共家者殺”。閩西特委批判傅柏翠政治路線失當，犯了“機會主義”錯誤：傅極力維護地主的性命和財產，是站在投機的立場。     儘管如此，中共中央鑒於傅柏翠資格老、實力強，竭力對其籠絡，將與之素有矛盾的鄧子恢調離閩西，由張鼎丞 出任閩西蘇維埃主席，又透過特委轉達，希望其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傅柏翠仍加以婉拒——他連縣城都不願去，又怎麽會去花花世界的上海呢？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閩粵贛邊省黨員代表大會在上杭蘇家坡召開，傅柏翠仍未到會。閩西特委秘書長兼閩西蘇維埃秘書長林一株提議，鑒於傅柏翠屢次不服從命令，應開除黨籍。一九三一年元月，傅柏翠正式收到被開除黨籍的通知書。一開始，組織上通知傅柏翠“好好做個革命群眾”，隨即閩西蘇維埃政與閩西肅反委員會展開“肅清社會民主黨”運動，指控傅柏翠為社會民主黨首腦，蛟洋地區為社民黨巢穴。肅反委員會主任林一株率新十二軍及赤衛隊兩千多人攻打蛟洋。傅柏翠等人先行逃散，之後又集結武力，與林一株所率部隊在古田發生激烈戰鬥，將對方逐出古蛟。至此，傅柏翠與共產黨絶裂。        林一株在肅反中獨斷專行、殺人如麻，福建省第一代知識分子黨員幾乎全被殺光，連鄧子恢、張鼎丞等人也一度被懷疑是“社民黨”而瀕臨絕境。鄧子恢向毛澤東報告，毛支持除掉林一株。新任安全部門負責人郭滴人以開會之名通知林一株，趁其不備將其逮捕誅殺。事後，省委調查社會民主黨事件，發現閩西沒有社民黨，遂撤銷肅反委員會，為受害黨員幹部平反，六千冤魂已不能死而復生。 與共產黨軍隊發生過激烈衝突的傅柏翠，也不可能重新歸隊，從此割據一方、自給自足。     一九四八年秋，國共大戰勝負底定，傅柏翠審時度勢，對若干閩西實力派人士表示：“我們唯一的辦法是向共產黨投降，爭取一條出路。”翌年春，傅柏翠參與發動閩西起義，與國民黨軍戰鬥半年，迎來解放軍南下，從而擁有“起義人員”身份。     文革結束後，中共福建省委於一九八五年複查三十年代肅清“社會民主黨”的冤案，認定並不存在此組織。傅柏翠獲得最終的平反。老人懷著激動之情，提出恢復黨籍的申請。中共鑒於他曾經反共的歷史，只能考慮辦理重新入黨手續。一九八六年，傅柏翠在離開共產黨五十六年後，以九十歲高齡再次入黨。 三年後，北京發生“六·四”大屠殺，這位當年因不夠心狠手辣而離開中共陣營、如今又重新“歸隊”的老人，發現中共不離屠夫本色，不知當作何感想？再過四年，傅柏翠以九十七嵗高齡去世，再也沒有說出過心裡話。   “不國不共”、半耕半讀的桃花源       在與閩西紅軍發生衝突後，傅柏翠奉國民黨為正朔。南京政府出於拉攏目的，允許其保持半獨立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南京政府任命傅柏翠為龍巖縣長。傅柏翠起初不願就任，之後在福建省主席方聲濤同意維持分田制度、婚姻自由、不許地主乘機報復的條件下，回到龍巖。國民黨要人出於根絕農村革命的目的，曾請他到南京、福州，詢問解決土地問題的良策。傅柏翠赴南京與陳立夫見面，回程時又受何應欽接見，闡述“平均地權”的措施和鄉村“公產”的主張，這自然不能被國民政府所接受。     在何應欽的介紹下，傅柏翠結識了由上海調到福建剿匪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 。蔡廷鍇與傅柏翠頗為投緣，十九路軍隨後成立閩西善後委員會，邀請傅柏翠為委員，傅柏翠的武裝也歸入十九路軍，成為自衛隊。善後委員會是執行分田工作的單位，分田區擴展到閩西十一個縣。     一九三三年，蔡廷鍇等發動反蔣的“福建事變”，傅柏翠也有參加。當蔡廷鍇由剿匪轉向“連共”時，傅柏翠充當十九路軍與共產黨之間等聯絡橋樑。雙方以華家亨為界，約定互不侵犯，傅柏翠及十九路軍供應在贛南共軍的食鹽等物資，協助運出贛南鎢礦，解決蘇區的財源問題。     就這樣，傅柏翠周旋於南京政府、十九路軍和共產黨等比他強大得多的三大勢力之間（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還有日軍和汪精衛政權的力量進入該區域），在其家鄉上杭古蛟地區形成一片“不國不共”、無賦稅、無徵兵征糧、自立自保的“新桃源”。因國民黨統治的鬆懈，他實際上控制了四十一個鄉、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區域，既有政治力維護，又有軍事力確保太平，他可以繼續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依靠地方力量把古蛟地區建設成國共內戰中相對安居樂業的世外桃源。 若中國有數百個這樣地方自治的區域，即便沒有中央政府，民眾亦可自力更生、豐衣足食。     在國民黨名義上的統治下，傅柏翠的軍隊先後有巖杭連自衛隊、閩西義勇軍第一總隊、古蛟保衛團、福建省保安處獨立第一和第二大隊、福建保安十一團第一和第二大隊等各種名目。無論叫什麽名字，其武器、糧餉和人員都來自古蛟，外人難以干涉其獨立指揮。為了維持古蛟的對外關係，傅柏翠先後出任閩西善後處（十九路軍設置）處長、福建省政府參議、以及龍巖、永定、寧化等縣縣長。出任這些國民政府的官職，可以爭取外來保護，至少免於國民政府的嚴重干預。     為了宣示反共決心、取信南京政府，傅柏翠明訂每年農曆正月二十九日，即他與紅十二軍發生衝突的日子為“反共紀念日”，其轄區當天會舉辦一連串的農工學術競賽、國術體育競賽、文藝競賽以及農副產品展覽交流大會，對優勝者給予獎勵。一名叫傅贊謨的農民帶著杆徑兩寸的大蒜參加比賽，當即獲得八塊肥皂的獎勵。同時，他還計劃興建抗敵（共產黨）將士紀念塔、中正公園、中正亭等建筑。     可是，國民黨地方政府對其並不信任。一九四一年，傅柏翠企圖將古蛟鄉村建設委員會冠上三民主義的名義，並呈報縣政府，但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王永滋堅決反對。大部分國民黨人認為，傅柏翠立場親共，其土地政策“仍是共產黨的辦法”，是“白皮紅心”，表面上支持國民黨，實際是擁護共產黨。另一方面，共產黨更將傅柏翠視為大叛徒，對其竭盡醜化之能事，只是力有不逮，難以將其武力消滅。所以，與其說古蛟地區是“不共不國”，倒不如説是國共衝突之下的一個勉強維持的地區，行政事務完全獨立。     自三十年代初起，傅柏翠就在轄區試驗一條“農業社會主義”的新路。他創建了古蛟行政的核心機構鄉村建設委員會，該組織的權力在鄉公所之上。鄉建會下設執行部和計畫、考核兩個委員會。執行部以下設有五股，分司管、教、養、衛及總務；計畫委員會下設文化、經濟、衛生、保安四組；考核委員會下設考核、審計二組。 所有官員的任命，都由傅柏翠決定，縣長及省長均聽之任之。古蛟鄉建會“具有蓬勃的生氣”，所有措施異於當時盛行的形式主義，都不是空泛的宣傳而是為了地方建設。各級幹部大多認真負責，民眾也習慣監督鄉政人員。     在政治方面，傅柏翠主張“農民要土地，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階級鬥爭，一切以農民利益為中心” ，他放棄組織政黨，以“自治委員會”作為農民自治的機構，實施民主選舉，凡十六歲以上的農會會員，無論男女，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經濟方面，“農村共產團”在蛟洋、古田成立後，所有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都收歸集體所有，實行“共生產、共消費”，但並非大鍋飯，而是實施“計口授田”，即將集體土地平均分配給包括原地主在內的各戶耕種，同時留一部分作為公田，由村農會派工耕種，收穫的糧食用以照顧鰥寡孤獨、殘疾人和無勞動能力的村民。 傅柏翠還創辦了“上杭縣蛟洋農民銀行”，後改為信用合作社，向農民發放小額貸款；同時，發起創辦松香松節油廠、樟腦廠、酒精廠、造紙廠、煉鐵廠等集體企業。     傅柏翠在轄區實行三年建設，辦理保甲，嚴密戶籍，不時抽查。為加強區內有效聯防，他購置發電機，架設電線和四十多部電話，形成中國獨一無二的農村電話網絡。他創辦了每週一期的《古蛟報》及平民學校、農民夜校和農村教育社。一九二九年，他還在北四區創辦敬老院、廢疾院，在鄉村建立醫療所。 又把全區的山林收歸公用，經營收入用於辦理中小學教育。一九三二年，為配合國軍圍剿共產黨，傅柏翠動員農民興建公路，穿越郭車、古田、福地、福利四個村莊，帶來商業利便，吸引不少商人前來投資紙業和貿易。 在傅柏翠的倡導下，凡青年男女相互了解、戀愛成熟的，只要到農會辦理證明文件就可以結婚。       傅柏翠領導下的古蛟地區，耕者有其田，人民群眾守望相助，沒有偷盜，沒有土匪，沒有賭博，沒有抽鴉片，不拜菩薩，婚姻自由，義務服兵役，一直維持了二十多年。     古蛟經驗在抗戰期間已引起輿論與學術界的關注。一九三三年，國民黨中統主辦的刊物《社會新聞》登載《閩西社會主義實驗區護持者傅柏翠》一文，對古蛟“新村實驗”大加稱讚。一九四七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賴璉令其秘書撰文介紹蛟洋、古田一帶的情形，刊登在《東南日報》副刊上，文章題為《新桃源記》。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組織閩西農村經濟調查團，從當時福建省府所在地永安出發，到了連城、龍巖、上杭等地進行調查，同年七月三日結束。調查團看到崇山峻嶺之間的古蛟，民風樸素，教育普及，讀書人能耕種，也必須耕種，沒有特殊階級。不過，因為交通和生產關係，商業不發達，娛樂消遣設施甚為缺乏。調查團敘述古蛟某戶人家門聯“有水有山門巷，半耕半讀人家”，認為頗符合實際情況。     傅柏翠不受國民政府信任，其鄉村建設成就不被充分肯定，經驗很難推廣。直到一九四四年，第三戰區顧祝同司令長官還問福建省主席劉建緒説：“傅柏翠是否為共產黨？”上杭縣田糧處副處長修煥璜認為，傅柏翠及古蛟幹部主持鄉政建設有卓越成績，土地制度較其他地區進步，但上杭縣政府對古蛟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古蛟的土地制度無法取得法令依據，處境越來越困難。     與傅柏翠轄區實行溫和的土地改革之後，轄區內男耕女織、其樂融融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統治的週邊地區，原有的土地兼並和貧富懸殊不變，官員稅吏貪污腐敗，民不聊生；中共佔領的閩西連城等地區，實施土地國有化，其作法則采激進暴力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旦有人被認定為地主或土豪而要受到清算者，可能被以階級鬥爭名義整到死。共產黨幹部隨便到任何一個地主或土豪家裡面翻箱倒櫃，所有的東西都自由地亂翻，但最主要的，是要翻兩樣東西，一個是田契；另一個是債券。找到的田契為地主霸佔田地的證明，債券則是地主脅迫貧農的工具。土地改革將這些田地沒收變成國家名義所有，實際上則由共產黨各級書記支配其所有權。” 可見，激進的土地政策不得人心，這已預示了日後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     傅柏翠、晏陽初、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各具特色：梁漱溟發揚儒家倫理，晏陽初秉持基督信仰，傅柏翠則更像實幹家，並不執著於某種思想或觀念。他們的鄉村建設模式優於共產黨暴風驟雨式的土地革命，卻未能成為中國現代歷史的主流。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的土地改革，多少汲取這些體制外的經驗。反之，毛澤東及共產黨的一意孤行讓農村淪為地獄。對於古蛟的數萬農民而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生活不可能處處盡如人意，但相較於中共建政之後“土改補課”時期的紛擾，“統購統銷”造成農村的貧困則強得多，更不用說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回憶對比之下，傅柏翠時期的古蛟真的宛如天堂，一個記憶中的天堂，古田鎮民認知的地方史與官方意識形態形塑的過去南轅北轍。官方刻意壓抑古田過去的記憶，以及五、六十年代生活條件與古蛟鄉建會時代的反差，反而為古蛟地區集體塑造了傅柏翠時代的光榮與驕傲。   “雪裡行軍無翠柏”：傅柏翠與毛澤東 　     毛澤東詩詞《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開篇便是“漫天皆白，雪裡行軍情更迫”，此詩曾在中國膾炙人口。此句的原稿是“雪裡行軍無翠柏”，毛澤東寓名入景所牽掛的“翠柏”，指的是“大名鼎鼎的閩西傅先生”。在中共建政後發表此詩時，考慮到傅的歷史問題，毛將此句改為“雪裡行軍情更迫”。     一九二九年初，朱毛紅軍從井岡山突圍東進，“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五月間，傅柏翠在迎接紅四軍到來時見到毛澤東、陳毅等人，此後大半年間裡跟隨他們戰鬥。在比較封閉的閩西山區，毛澤東能遇到傅柏翠這樣有學識且有非凡經歷的人物，感到非常難得，常與之談論天下大勢並論詩賦詞。毛曾由傅陪伴登上臨江樓，即興寫下《採桑子·重陽》：“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當然，毛傅二人在政治觀念上不無分岐。毛批評傅治軍有“極端民主化傾向”，傅批評毛有“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格”。兩人在土地革命上的立場尤有明顯差異。毛主張暴力的土地革命；傅則堅持和平分地，不劃分階級，然後挖除田界，取消阡陌，把土地交給農民集體耕種。     毛與傅雖有分歧，個人關係卻頗為親密。毛的妻子賀子珍快分娩時，曾托傅照料。古田會議前，毛下鄉養病只帶了五塊錢，傅得知後與林彪一起送去兩百元，卻被退回。當傅柏翠與閩西特委的鄧子恢等發生矛盾時，毛居間調停，同意傅返回古蛟做地方工作。     古田會議之後，毛澤東率軍北上，臨行前邀傅柏翠同行。傅柏翠表示，希望留在家鄉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驗，組織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生活的農村生產團，若有外敵來犯，將與群眾一齊打游擊，他沒有隨紅四軍部隊前進。 毛在詩句中表達了失望之情，並提及他人對傅的批評：諸如態度消極，喜歡看舊書，尤其喜歡垂釣休閑等——其實，毛本人也喜歡讀舊書。     一九三二年春，傅柏翠得知毛澤東將率紅軍東征閩南，為避免與紅軍發生衝突而退往福州。毛途經傅的轄區，問了傅的情況後歎息道：“順其自然罷，只要相安無事就好。”後來，中央蘇區為打破經濟封鎖、秘密開通閩西商路，毛讓人捎話說：“請傅柏翠同志多幫忙”。傅當即表示願意助一臂之力，幫助紅軍購買和輸送物資。後來，他又與閩西紅軍遊擊隊達成互不相擾協定。     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閩西展開血戰。國民黨胡漣部的青年軍官羅添福回憶説，戡亂戰爭時期，解放軍遊擊隊曾在閩西地區用計與國軍周旋。解放軍如欲向民間強征糧食，往往命部隊著國軍軍服，以國軍名義為之，一般老百姓不察，自然對國軍感到怨懟、產生反感，反之，也會對解放軍有所期待和好感。一旦兩軍交戰，民心向背常常對戰鬥意志產生關鍵性影響，成為戰場上勝敗的決定性因素。羅添福認為，解放軍利用嫁禍手段創造民意，最終將國軍打垮。     國共戰爭初期，傅柏翠一度保持中立，後來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覆巢之下無完卵，遂策動地方實力派人物練惕生、李漢沖等發起“閩西起義”。傅柏翠以“人民解放軍閩西義勇軍臨時行動委員會主任”的名義，致電毛澤東、朱德，表示“配合閩粵贛邊區解放軍行動，實行新民主主義，服從中央領導”。     中共建政後，一些南下幹部因傅柏翠的歷史問題感到難以安排職務。毛澤東打電話給福建省政府主席張鼎丞，請其問候傅，囑咐說，“如果傅柏翠的身體沒什麼問題，就趕快出來工作”。     福建省政府鑒於傅柏翠早年留日學法律，任命其為福建省高等法院院長。在此職位上，傅柏翠每天需要負責批准鎮壓反革命份子的死刑判決書，要批准處死的人犯太多，批到手軟。不久，他堅請辭職，改就福州文史館副館長之閑職。從那時起，他就不敢和老家的親人、部屬聯繫，與第二位夫人在福州過著半隱居生活。     傅柏翠不在古蛟，卻成為“土地革命補課”過程中最重要的階級鬥爭對象。古蛟召開一百零二人參加的檢舉、揭發、控訴傅柏翠大會，主持大會的是古田區委書記林攀階。一九三零年代，林氏在福建省蘇維埃國家保衛局擔任幹部，中共閩西根據地崩潰後，他在傅柏翠的庇護下，躲藏在古蛟區，以泥水匠為業。此時，林氏全然不念舊情，在會議記錄中誇大傅柏翠的“罪行”，包括積極摧殘革命事業的“五大罪惡”：一、假仁假義，以反動言行煽惑群眾進行發革命活動。二、勾結反動軍隊積極摧殘革命事業，封鎖遊擊區殘殺革命同志。多次伏擊、屠殺中共游擊隊，死者塞滿三個湖塘，俘虜紅軍宣傳員洪某，縱容下屬將其心肝炒熟下酒。三、實行“三光政策”迫使革命群眾併村和殘酷摧殘基點村人民。四、橫行霸道，索取人民血汗錢財，搶奪貧苦農民有夫之婦。五、用改良主義手段緩和階級鬥爭，企圖進一步剝削人民之自由。     這份報告中揭露傅柏翠“搶奪有夫之婦”，並非事實。傅柏翠早年留學日本期間，曾被父母騙回老家娶妻，他與結髮妻子雖育有五個子女，但琴瑟不合，長期分居。傅柏翠一直希望找到一名溫柔賢惠的女子共同生活。一九四四年，他在一次溪邊垂釣中巧遇在此洗衣的賴五妹（後改名賴一心），兩人一見鍾情。賴五妹與築路工人的丈夫感情不好，傅柏翠贈送其丈夫一筆金錢，促其答應離婚，再與賴五妹結婚，這算是對“婚姻自由”之實踐。     就在老家人揭發傅柏翠如軍閥般“搶佔民女”之際，這位被“搶佔”的民女正在福州與丈夫過著靜謐祥和的夫妻生活，在登門拜訪的親友眼中，兩人相敬如賓。文革中，傅柏翠被下放勞改，垂垂老矣，因有紅粉知己的照料，代替其挑糞種菜，應付所有重活，這才避免倒斃在菜地或糞桶旁邊之悲慘命運。     古蛟地區民衆普遍認為本地沒有地主，共產黨仍要“土改補課”。傅家十一口人，僅有三十二畝地，人均不到三畝，家屬全部被劃為地主，而且強調他們“素行不良”，歸類成惡霸。傅柏翠的大兒子翔歐當過警察所所長，一九五三年被秘密扣押，受不了威嚇拷打而自殺。二兒子翔亞在父親的保安團當過小官，一九五三年在廣州被判勞改六個月，後又重判，送往川藏高寒地區勞改。三兒子翔寰為學校教員，如“竹林七賢”的劉伶一般佯狂避罪，方倖免於難。     以傅柏翠“手上沾有共產黨人鮮血”的“嚴重的歷史問題”，能在中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存活下來，活到九十七嵗高齡才離世，不能不説是罕見的例外。以中共安全體制之嚴密，不可能吞舟是漏，只能推測是最高領袖毛澤東對其網開一面。毛對黨內位高權重的同僚毫無憐憫之心，對失去其信任的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不僅剝奪權力，還非得置之於死地不可；另一方面，毛對早年與之有過交往、後來淡出“革命隊伍”的老朋友，如羅章龍 、傅柏翠等人，則手下留情，大概因為他們是無權無勢的布衣，出於“念舊”而留下一命。     傅柏翠看到毛的大躍進政策造成的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當年他打造的桃花源般的古蛟地區，饑荒蔓延、死者眾多。人在屋簷下，他只能充當沉默的旁觀者，不敢發出異議。<div> </div>     一九七零年，林彪墜機而亡，毛澤東又發起“批林批孔”運動。傅柏翠忍無可忍，吟詩抒懷：       腐儒坑盡見真才，百氏紛歧毀實該。     唯有築城民怨甚，胡塵未靖揭竿來。       這首詩表達了其真實想法：毛澤東自詡為秦始皇，但毛的暴政必將同秦始皇的暴政那樣走入歷史。走投無路的民眾揭竿而起，是結束暴政的關鍵因素。     傅柏翠在九十歲重新入黨時，賦詩曰：“丹心不隨雙鬢灰，誰說青春去不回？九十生辰重入伍，長征路上從頭追。”當時，他對自己的一生還有一段總結：“通向中國革命勝利所要翻越的山，它有許多可走的路。……我也嘗試性地走了一條路，但是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所選擇的是一條最近、最成功的路。” 這真是其肺腑之言嗎？     歷史是複雜的，人也是複雜的，晚年的傅柏翠真的否定了早年的“新村之夢”嗎？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武者小路實篤（一八八五—一九七六）：日本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白樺派代表作家，新村主義倡導者。太平洋戰爭開戰後，捨棄源自列夫·托爾斯泰的個人主義和反戰思想，態度急轉為支持戰爭。戰后，當選為國會議員，並繼續從事文化活動。  克魯泡特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俄國革命家和地理學家，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因父親是世襲親王，被人稱為「無政府親王」，但他放棄了貴族繼承權。其代表作有《田野、工廠和工場》、《互助論》、《奪取麵包》等。在毛澤東早年創辦的《湘江評論》中，曾表示中國應學克魯泡特金的辦法，「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有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周作人：《訪日本新村》。  周作人：《藝術與生活·新村的理想與實際》。  何書彬：《烏托邦時代》，“新歷史合作社”之《我們的歷史》，總第12期。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見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版，頁444。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508。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台北：聯經出版，2014年版，頁45。  黄道炫：《奇人傅柏翠》，《财经》杂志，2012年6月號。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42。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傅柏翠》，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  福建省博物館整理：《傅柏翠同志談閩西早期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  陳明睿：《傅柏翠回憶材料》（五），頁2-4。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391。  羅明（一九零一—一九八七）：廣東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任閩南特委書記，一九二七九年任福建省委書記。一九三三年福建省開展反羅明路線線運動，與毛澤東、鄧小平等一同受批判。後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後被重新啟用，任紅三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一九三六年，脫離共產黨，在大埔百侯中學當語文教師。一九三九年攜妻子李小梅移居新加坡。一九四九年回中國。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44。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44。  何書彬：《烏托邦時代》，“新歷史合作社”之《我們的歷史》總第12期。  陳明睿：《傅柏翠回憶材料》（五），頁18  傅柒生：《軍魂：古田會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頁127-129。  彭湃《在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演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09。  鄧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人，共產黨農民運動活動家。早年留學日本，後在閩西從事農民運動，曾任紅十二軍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財政部長。中共建政後，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由於提倡「分田到戶」的責任制而受批判，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116。  陳明睿：《傅柏翠回憶材料》（五），頁58。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117。  張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福建人，共產黨高級將領。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領導永定暴動。曾任福建蘇維埃政府主席。國共內戰期間，出任華中軍區司令員。中共建政後，任福建省委書記及人民政府主席，以及第一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120-121。  在“肅社黨”運動高峰期間，閩西全蘇區黨政軍機關和一切團體都投入運動，“以捕人最多處決人最快為堅決”。肅反委員親手處決人，為了節省子彈，對被捕者用馬刀砍殺甚至活埋。各區各鄉蘇維埃政府層層召開審判大會，造成恐怖氣氛，各種罪名層出不窮——十毫子運動：毫子是指蘇區通用貨幣，誰擁有十個毫子，就是土豪劣紳，殺之；食煙大同盟：幾個人在一起互相遞支香煙，對對火，說說話，就是參加以食煙為接頭暗號的反動組織，殺之；姑娘姐妹團：年輕姑娘形影不離，說說笑笑，有親密者拜幹姐妹，殺之；戀愛團：一男一女通過搞戀愛，想組織社會民主黨，被當作“戀愛團”，殺之；膳食委員會：整天講吃喝，聚在一起研究中午晚上吃什麼，無論男女，殺之。後來，毛澤東承認：“這樣搞，不要敵人打，我們自己就會垮臺。”周恩來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到達閩西，沿途目睹“肅社黨”運動造成的嚴重後果，致信中共中央，“閩西解決社黨所得的惡果非常嚴重”，“他們處理方法之錯誤，如中央歷次所指示的殆過之無不及。”參閱王勇：《閩西根據地“社會民主黨”冤案》，北京：《炎黃春秋》雜誌，2004年第2期。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傅柏翠》。  蔡廷鍇（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廣東人，國民黨將領。早年隨粵軍參加北伐。“一二·八”事變中，率領十九路軍在上海對日抗戰。一九三四年，率領十九路軍參加“閩變”。國共內戰期間，與李濟深等人在香港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共建政後，回到中國，擔任政協副主席等閑職。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124。  傅柏翠：《回憶紅軍與國民黨十九路軍關係：訪問傅柏翠記錄》（1980年4月1日）。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504。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53。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126。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128。  许人俊：《世纪老人傅柏翠的传奇人生》，载政协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闽西文史资料》，第9辑，2007年版。  傅柏翠已然觸動敏感的土地問題，正如研究土地問題的學者所説：“堅持改良的鄉村建設並不意味著不觸碰土地問題，無論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傅柏翠還是四十年代的晏陽初，事實上都已涉及土地改革實踐。這不僅是鄉村革命的必要手段和內容，也是鄉村建設提高農民主體性和能動性，並以此轉化危機，防止並扭轉資源外流，讓社會進一步獲得穩態結構的必要舉措。”見潘家恩：《重思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245-2.html。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傅柏翠》，頁125-133。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55。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傅柏翠》，頁134-136。  何書彬：《烏托邦時代》，“新歷史合作社”之《我們的歷史》。總第12期。  章振乾：《我們怎樣調查閩西的土地改革區》，載《閩西農村調查日記，1945年4月-7月》，頁205。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131。  曾建元《穿越海峡，心心相连——怒潮人物罗添福先生访问录》，見“民主中國”網站，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3153。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203。  傅柒生：《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福建文史》，2016年4期。  趙樹岡：《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頁203-204。  曾建元：《穿越海峡，心心相连——怒潮人物罗添福先生访问录》。  傅柒生：《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61。  《古田區鄉幹部擴大會議上中關於檢舉揭發控訴傅柏翠叛徒和封建階級勢力罪惡行為的犯罪記錄》（1955年手抄稿），上杭檔案館。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86。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487。  羅章龍（一八九六－一九九五）：湖南人，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一九一八年，與毛澤東同赴北京，八月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次年參與五四運動。一九二零年初，參與組織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經張國燾介紹加入共產黨，任中共北大支部書記，後從事工人運動。一九二七年，任中共武漢中央局委員、武漢市委書記。一九三一年，因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另組「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被中共開除出黨。此後，轉入學界，任教於河南大學、西北大學、華西協和大學、湖南大學等。  陳永發：《“新村”夢碎：閩西古蛟四十年》，頁505。  傅柒生：《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福建文史》，2016年4期。 <!–[if gte mso 1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