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19年，特區政府可謂「頭頭碰着黑」。先是調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遭社會一面倒反對。向市民發放4,000元，又因行政失當而被責擾民。中環灣仔繞道啟用後的首個上班日，竟反致中上環一帶繁忙時段大塞車。當局聲稱「最佳方案」的三隧分流，在立法會提出前夕突然收回。如此混亂的施政委實令人感慨，素有「好打得」之名的林鄭月娥，為何成為特首後竟武功盡失？<br /><br />回歸前，香港政府的運作向來基於一套行之有效的不成文習慣，為政府決策階層提供清晰的遊戲規則，由下而上來制訂政策。按慣例，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必先由相關政策部門的官員做研究，並收集該範疇的諮詢委員會及專家之意見，在作出全盤考慮後，才向港督及行政局提交建議。如果港督或行政局在聽取了相關政策匯報後，仍對其建議有異議或疑慮，便會將有關建議發還該部門重議，重議後再向行政局提交。一旦政策獲港督會同行政局通過，整個政府都必須上下一心推行政策。<br /><br /><div>中央政府雖承諾回歸後，會在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更在《基本法》第22條訂明內地不能干預港務。不過，中共近年卻變本加厲地干預特區事務，非但重「一國」、輕「兩制」，甚至要否定香港的一制。上述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反而被視為殖民政府留下的障礙、掣肘，至於堅守這一套的公務員精英，則被認為是總是對着幹的前朝遺臣，妨礙北京全面操控特區。</div><div> </div><div>特首獨攬大權 架空公務員體系</div><div> </div>故此，前特首董建華在02年引入高官問責制，聲稱可藉此「加強主要官員在不同政策範疇承擔的責任」，但因特首非民選產生，而問責官員亦只是由北京甄選。換言之，特首及其問責官員既不向立法會負責，更毋須向香港市民負責，空有問責之名，卻無問責之實，反讓傀儡特首可獨攬大權，架空公務員體系，令傀儡高官們可暢通無阻地在港執行京旨。<br /><br />特首與問責高官均無民意基礎，所推行政策亦欠民意授權，還有大多數急就章強推的政策，相信都是京旨。這般由上而下制訂的政策，就算是民生政策，亦總會出現「離地」的毛病，根本沒有顧及市民的真正需要。本來優秀的公務員隊伍，面對閉門造車、朝令夕改，肯定會意興闌珊。記得昔時有位高級公務員曾跟筆者說，相信公務員隊伍在回歸初期仍能維持一貫水準，但當舊人一批又一批退下來後，第三批的就難保了。後來再加上問責制的衝擊，試問公務員隊伍又如何能按慣例做好其工作？由此觀之，特區政府施政亂象頻生，根本是必然。<br /><br />回歸22年，中共干預特區施政的惡果早已擺在眼前，中共不認同香港社會所重視的核心價值，而硬要特區政府依其意旨行事，所以才會不斷出亂子。特區要走出目前施政困局，就必須推行真民主，否則，在傀儡特首的領導，與高官卸責制「相輔相成」下，特區的管治肯定只會越來越亂，積壓的民怨亦越來越大，後果不堪設想。<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