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场上的思考及布谷鸟的叫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我曾于1988、1990和2018三次到过红场，每次到红场都有一番和我的青少年时代有关的联想。那时候苏联是我们唯一可以接触的外国，是我们各方面的学习榜样，老大哥。除了庆祝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还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场总是和激动人心的阅兵式、庆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学的外语由英语改成俄语，我们看的电影和小说也是苏联（包括俄国）的电影和小说。我们的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劳动与卫国体育锻炼制度（劳卫制）都是模仿苏联建立的。我们戴着和苏联少先队一样的的红领巾（打的结不一样），队旗和鼓点都完全一样。一首“共青团员之歌”唱得人热血沸腾，泪流满面。我们心中的英雄是卓娅、保尔。科察金和马特洛索夫等，也准备在帝国主义入侵时像他们一样为祖国英勇献身。一曲“红莓花开”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我国的革命歌曲很少有这么感人的。可以说，即使是“红歌”，或者广义的说红色文艺，苏联的“红”，也红得更有艺术性，有人情味。一部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原名：库班哥萨克）让我们对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羡慕不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有联合收割机，成了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象征。我们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们的盼望真的就是早日到达那个“我们的明天”。我们的少先队的口号是“准备着，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和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前一句由辅导员说，后面一句由我们回答。我们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被学校选中去苏联留学。每次置身于红场，往事历历在目，心头总有不少一时说不清楚的感想。走在紅場上,想起来最令人激动就是1941年11月7日的那場檢閱。苏德战争初期，希特勒分兵三路，直指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高加索。由于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无情地大清洗，红军失去了许多优秀军官，包括高级将领，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往往德军一个包围，苏军就损兵折将几十万。當時的形勢真可說是岌岌可危。幸好，由于希特勒急于想要获得高加索的石油及矿产资源，对莫斯科的兵力略有减弱。到了1941年9月，德军在攻占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和乌克兰的基辅后，就开始集中兵力向莫斯科发动进攻。11月，传说离莫斯科最近的德軍部队用望遠鏡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尖頂。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在十月革命节举行阅兵式，由朱可夫筹备。11月7日一早，红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应邀前来参观阅兵式的群众，八点钟，天还没有大亮，閱兵式仪式就开始了。斯大林首先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 他说：“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到入侵，全体苏维埃公民和军队都要不惜用尽每一滴鲜血来保卫苏维埃土地和村庄”。接下来就是阅兵式，据现场目击者回忆，阅兵式一开始，许多参观阅兵式的群众情不自禁地纷纷上前抱住经过红场的年轻的战士，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或兄弟一样亲吻他们，依依不舍地和他们诀别。不少參加檢閱的部隊出了紅場以後就直接奔赴戰場，再也没有回来。我想现场的悲壮大约可以用“风萧萧兮易水寒，状士一去兮不复还”来形容，只要把易水改为莫斯科河水就可以了。離莫斯科不遠處就有德軍的野戰機場，从那里起飞的飛機,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全被苏军的高射炮和歼击机击落，无一进入莫斯科，紅場上的閱兵式照樣舉行。希特勒闻讯暴跳如雷，下令从德国本土出动飞机。九点钟，閱兵仪式结束。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远道而来的机群扑了一个空。当天苏联所有广播站都播放了这次演讲。此外还被用各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全苏包括淪陷區的居民和遊擊隊聽了斯大林的演讲也都受到极大鼓舞，士气大振。后来，那场閱兵式被称为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一场閱兵式。因為代表了人民意願, 斯大林的威望也大大提升。我們在電影裡看到,年輕的蘇軍戰士在發起衝鋒時喊的是:「為了祖国、為了斯大林」! 很不幸,戰後斯大林继续坚持和发展個人崇拜和個人独裁，人民對他的擁護成了他的个人资本，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形象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在他的统治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僵化，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困难，对外则穷兵黩武，坚持冷战。他死后不久就遭到多数苏联人民唾弃，被迁葬焚尸。在欧洲还有一位反法西斯英雄：邱吉爾。邱吉爾上任以后，希特勒以为丘吉爾会和他的前任张伯伦一样，只求保身，会答应和德国单方面媾和。为此希特勒明确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既得利益，就可以给予英国一直以来追求的“光荣孤立”。然而丘吉尔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答应和德国单方面媾和就是投降，对此英国坚决不接受。他对英国人民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当时的欧洲，凡是与德国法西斯交手的国家不是屈服就是被打得屈服，可是依然有这样一个坚决而勇敢地对抗德国法西斯的领袖带领他的人民和军队呐喊着不投降的口号，真是难能可贵！丘吉尔随后访问了法国，访问中他惊讶地得知法国即将投降，但是他向法国领导人表明，即使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敦刻尔克撤退后，丘吉尔旋即发表了他在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演說：“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在1940年8月开始的进攻英国的不列颠战役中，英德空军展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战；期间德军每天平均出动飞机1,000架次，皇家空軍起飞迎击，但皇家空軍的飞行员的人数上处于劣势，一个人每天必须执行3次左右的任务。8月20日丘吉尔在下院赞扬皇家空军飞行员的英勇表现：“在人类战争的领域裡，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到了9月，德国决定停止空战，改为轰炸伦敦。同时封锁英国的海运，对英国这样一个岛国，封锁海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许多人的日常粮食唯有土豆。从9月7日到11月3日，德军以每晚平均200架飞机的数量连续57天对伦敦密集轰炸。这期间丘吉尔几乎每周都亲自到被炸现场视察。虽然丘吉尔不止一次地在被炸毁的廢屋现场下流泪，但依然以钢铁般的意志继续带领人民战斗。面对这样的困境，英国国内有人主张对德媾和。可是丘吉爾首相力主张堅決抵抗纳粹，他走访了民众，发现他的主张得到了多数英国人的支持。他在英吉利戰役中發表過幾次激動人心的演說, 鼓舞了英國人民打敗納粹的士氣。邱吉爾成了英國人的英雄。人们给他以诸如“战时英雄”，“领导英国度过‘光荣时刻’的人”，“反法西斯著名领袖”等等桂冠。终于，盟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不久，1945年7月17日在德国波茨坦（柏林附近）塞琪琳霍夫宮举行了波茨坦會議，讨论如何结束太平洋战场上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處理方式。2014年我和太太访问德国时，我特意从柏林坐火车去波茨坦，参观了塞琪琳霍夫宮波茨坦會議會址，太太因行走不便则在柏林火车站枯坐两小时等我。在波茨坦會議會址我看到一则很有意义的报道。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美英俄三国首脑是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议期间，英国大选揭晓，工党战胜了保守党，丘吉爾的首相职务由保守党的艾德礼接替。于是英国在波茨坦會議上中途换人。对此有人认为，英国民众抛弃了他们的战争英雄及其政党，太无情了。分手时，斯大林對前來告別的邱吉爾表示了惋惜, 对他说道：“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可是邱吉爾卻平静而且认真地回答道： “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回国前，丘吉尔又自我调侃地说：“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个民族强大的标志”。看到这里我不禁对邱吉爾肃然起敬，他的话让我想了很多，很久，终于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成熟的人民和伟大的政治家。在战时，斯大林和邱吉爾都是英雄，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正确方向。可是在战后，他们又成了两个很不一样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涉及两种不同的價值觀和制度。是人民的價值觀,决定和支撑了社會制度。英国曾经对人类文明进程和现代民主政治作出过卓越的贡献。邱吉爾的话虽是从他的口里说出的，然而却是这种历来的價值觀的反映。在这环境里，一个政治人物，他必须这样想，也一定会这样想；他必须这样讲，也一定会这样讲。他的这番话就是这种價值觀的反映，否则他非但不能当首相，甚至不能在这个社会里从政。并不是英国民众抛弃了他们的战时英雄及其政党，而是英国民众高度成熟、理智,知道英国在战后将面临的问题，需要挑选怎样的领袖和政府来应对。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还知道领袖和政府是自己挑选出来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不承认存在永远的、能够包办一切的“伟大领袖”。毫无疑问，如果有人对英国民众说“打江山，坐江山”，英国民众对此一定会嗤之以鼻，并且瞪大了眼睛问“What？！”那么苏联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由错误的粮食政策造成的大饥荒是不得人心的，他也应该对战争初期的失利负责。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终于打赢了这场卫国战争，保住了自己的家园、守住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人们对领袖表示感激，但与英国人不同是，苏联人同时也默认了斯大林的全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这是“打出来的”。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个比喻。对英国人，在战时选择丘吉尔就好像在房屋将倾时房主选择一位建筑师来主持房屋修理一样。一旦房屋修葺一新，人们自然会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褒奖建筑师：给他应得的酬劳，甚至在墙上崁个石碑。但是在宴请宾客时，房主一定会延请厨艺精良的厨师；在举行庆典时，房主则会邀请技高一筹的艺术家。没有建筑师什么事了。其实这都是常识，正如赵丹临终遗言所说：〝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可是对俄国人，他们看到建筑师挽大厦于将倾，免除了自己餐风宿露、无家可归之苦，尽管自己也参与了大量修建工作，但仍然对建筑师感激不尽，此外他们甚至还相信了建筑师申称的自己无所不能的神话，以致让建筑师做了大厦的实际上的主人。此后的一切事务，包括宴请宾客、举行庆典，一律任由建筑师主理。对建筑师的感激甚至发展到称之为“身生的父亲”的地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这座大厦的主人。这里我们看到，人民的價值觀形成和支撑了社会制度。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和制度。我们还看到，为什么在极权国家从不提公民、纳税人，也不讲普世价值，因为这会唤醒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危及现存的價值觀并动摇现存的专制极权制度。有一种说法，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灵的制度。我们被告知，拉美诸国、印度和菲律宾就是例子，那里的政客们只会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讨好选民，一心想着选票，无心做实事。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在有的国家却行之有效，出现了一片国泰民安的景象呢？民主确实并不全等于选票，把民主政治和选票或选举活动等同起来一定是误导，是故意贬低民主制度。1945年的英国大选表明，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责任义务。选票只是这种权利意识和责任义务的体现。故意拿选票来说事是别有用心。事实上，我们被告知的上述不成功的民主国家其实只是半吊子的民主国家，只学到了形式没有学到实质。那么民主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呢，在华夏文摘有一篇<a href="http://hx.cnd.org/?p=154520" target="_blank"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ext-decoration-line: none; color: purple;">易明</a>写的很好的文章【1】，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择引一些该文的内容。2014年在瑞士有一次公投，公投的内容是决定瑞士公民可否享有每月400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2.8万元)，或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法定最低工资。也就是说，瑞士国民，即使不上班，每月仍可从政府领取4000瑞士法郎。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于世界上许多人这恐怕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让全世界惊讶的是，瑞士人居然以高达76%的反对票，拒绝了这免费馅饼提案，而且瑞士全国23个州，没有任何一个州的最终投票结果是支持该提案的。瑞士人这样匪夷所思的投票选择，还有先例。例如，2012年3月，瑞士选民以66.5%的比例，否决了工会提出的每年带薪休假由4周延长到6周的福利提案，因为人们认为这会增加工作成本，影响瑞士经济。再如，几百年没有战争的瑞士，却在2013年公投中，第三次以高票否决了取消义务兵役制的提案，同意保留传统制度，所有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公民和纳税人意识，或者说是主人翁精神。政客用来拉选票的福利承诺，在瑞士就没有市场。所以，民主国家的实质就是这种国民的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或者说是主人翁意识。应该说明，我并不认为公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在瑞士这样一个小国家，情况不复杂而且有着成熟的民众的民主国家，许多国家大事是可以用公投来解决的。半吊子的民主国家缺的就是这种意识。所以走向民主并不是简单地投票，而是要重视培养和尊重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即主人翁意识。只有这样，人民当家作主才不会是一句空话。记得五十年代初，工人们对新政权表达自己拥戴的两句话就是：“从前工字是不能出头的，一出头就是个土字—-入土了”，“现在我们工人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个天字！”自豪感溢于言表。还记得我们少先队有位校外辅导员，是位名叫施小妹的老年纺织女工，常来给我们作报告。每次见到我们她总是一脸的慈祥，连声叫我们“小主人”。有次一位同学问道：“施妈妈叫我们小主人，那我们回家以后还要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施妈妈听了连声说：“当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里还要听老师的话。”几年以后我们从少年长成半大小子，反右来了。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包括爸爸、妈妈和老师，都要听党的话，不听话的后果非常严重。例如有位教立体几何的路齐老师，讲课极好，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常常不知不觉下课铃就响了。此外他的文学和音乐修养也很好，暑期里常为我们开讲座，听得我们如醉如痴。不料这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被划为（极）右派（显然党的喜好和学生不一样），发配青海劳改农场，不久就听说自杀了。代数老师也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但是党不喜欢他，不久他就离开了讲台，和校工们一起干活去了。可是等我们长大以后，“主人翁”一词就像少年时代穿破了的旧衣服一样，被扎成拖把，成了代数老师和校工手里洗刷厕所的工具了。我们被教育，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成了主人了）。同时，血的现实告诉我们，决不能擅自做“主人翁”，甚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这念头危险！例如去年初，我的一本书（此心安处是吾乡）由一家香港公司出版，该书在深圳印刷时被查抄，有关人员被抓捕，罚款。主要原因是书中的一篇文章：“<a href="http://hx.cnd.org/?p=150218" target="_blank"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ext-decoration-line: none; color: purple;">给周小平的公开信</a>” “政治不正确”【2】。就这样，做驯服工具，不做“主人翁”的局面一直被刻意地维持到了现在。在媒体上再也看不到“公民”、“纳税人”、“普世价值”了。连所谓的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成了众所周知的花瓶和摆设。在一个不讲公民和纳税人权利和责任义务的社会里，久而久之，人民的奴性就会愈来愈足，而奴隶是不会想到公民权力和当主人的，每当看到国力增强了，生活改善了，唯有歌功颂德，谢主隆恩而已。另一方面，人民的奴性也成了统治者不愿意开放民主，避免社会动乱的借口。这个局面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苏联的今天会是我们的明天吗？不知道。但是，有学者站出来说话了。例如，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 2019年刚一开始，他就发文指出：“在其执政70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早已不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还说：“我以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这是2019年新年的最强音。郑教授的文章真是发聋振聩！但是有用吗？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以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是的，70年一贯地以言治罪使得几代的中国书生都集体失声，但是你压得住一时，却压不住永远！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说得对，我们应该承认，今天中国的样子和我们的沉默是有关系的。如果有一半的书生都敢讲出自己的看法，都抓得完吗？就算把他们全都抓了，他们的家人、同事、学生会沉默吗？只要有这些人中的一半站出来说 “不”，会是什么局面呢，恐怕连抓他们的人都不够了！郑教授的文章指出：“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走出恶性循环，大概要由我们这些弱势者启动。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更不要说，没有外因，连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都不会进入他的头脑。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这段话讲得真是醍醐灌顶！事实和真相确实如此。郑教授不怕被“维稳”吗？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好样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令人敬佩。郑教授很懂策略，他知道自己的文字不符合“主旋律”，因为党的领导是在宪法里规定了的。为此他特意举了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为例。在人大通过取消任期制动议之前，取消任期制动议也不是宪法规定的，但是无罪，因为对法律可以议论，乃至非议。但公民对某一条款的不认同，止于言论，不可以诉诸行动。所以，“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之议是无罪的。除了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站出来说话的人还有人民大学向松祚教授、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等等。布谷鸟已经在叫了，红领巾终于成熟并且开始布谷了，但愿秋后会有好收成。2019年1月26日于加州</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