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和平，和平! Shantih, Shantih, Shantih!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甘地不知何故，我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看见圣雄甘地的生平照片，三次都情不自禁地眼泪夺眶而出。他慈祥和蔼的面孔、黑瘦弱小的体格、纯真智慧的大眼睛、简陋的粗布兜提裤、光头赤脚… … 很奇怪，在如此谦卑的容貌下，甘地的人格魅力竟能够穿透种族、文化、年龄、时代等等的障碍，直达观者的心灵。我无端地想到我父亲。父亲年轻时被同事封以绰号“甘地”。大眼睛，戴一副黑边圆眼镜，个头不高，尤其是经常下乡采访写生被太阳晒得黝黑；而最关键的是，他对人总是面带纯真到近乎童稚的笑容，永远不急不恼。身处甘地在古加拉特邦的旧居，面对简陋的地铺和手摇纺车，这真正的甘地不就是一位勤俭自律和蔼可亲的老父亲嘛！为什么会有人杀害这样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小老头呢？我也不由地想到佛陀。甘地有着跟佛陀非常相同的素质：苦行僧、自我克制、自我牺牲、自我完善、悲天悯人、反对暴力、关爱众生、以普度众生为己任……。甘地从来不是佛教徒，却像佛陀在世。他继承了古代印度文化中印度教、耆那教、佛教中苦行僧的精髓品质，以坚定的精神战胜强大的物质外界。也许正是这种内心的强大，使得甘地有了人格魅力，有了磁铁般的凝聚力。作为现代人、现代印度人的甘地，国家被殖民，民族遭歧视，百姓受凌辱，他的人格中无疑又加重了道义和骨气这样的品质。而信念和智慧应该是甘地最终开始并坚持到底的、集合了千千万不同种族不同宗教民众的、震撼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南非、以及世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称和平抵抗运动）。在大多数印度人的心目中，甘地是圣人，是真理的化身。在位于新德里的甘地纪念园内，燃烧着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炬。来这里瞻仰的人络绎不绝。来访者都会脱去鞋子，赤着脚，双手合十，围着火炬转一圈。有人还会特意戴上一顶“甘地帽”。甘地生前提倡印度国民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还推广过一种白色的船形帽。这种帽子被誉为“甘地帽”，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人人都戴这个帽子，成为独立的象征；而在独立以后，它也几乎成为印度的“国帽”。独立前后的尼赫鲁在所有正式场合都必戴这个帽子，以致成为他个人和他之后国家领导人必不可少的服饰。不仅如此，在甘地本人曾经去过或领导过运动的个别省区，直到现在，连乡村的农民都把甘地帽作为日常服饰，时时戴着。甚至在美国，马丁路德金在他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时，他的背后和游行队伍中就有很多人戴着“甘地帽”。无疑地，甘地和“甘地帽”成为了世界性地正义、平等及和平的象征。我对陪同我去甘地纪念园的印度科学院的一位退休院士不停地说：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对这样一个瘦小体弱、连蚂蚁都不会伤害的老人下毒手（甘地被刺杀时78岁）。见我有些动感情，这位朋友说，其实吧，对甘地来说，这是一种最好的死法。啊？！这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你别误解了。我父亲是甘地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是他的亲密朋友，也多次进过监狱。甘地对我胜过一般的领袖和朋友，我们对他都十万分地崇敬。他这样被刺杀，实际上成全了他一生为他的信念而终身的伟大形象和永垂不朽的圣人地位。你想想，他一生最大的目标实现了，印度独立了，但是分裂了，而且马上就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他该怎么办？我无言以对。后来看尼赫鲁的自传体回忆录《奔向自由》，看出一些他们两代人的思想分歧和困惑。尼赫鲁一家至少三代人都是甘地的忠实朋友和追随者，可以说对甘地毫无二心。在独立运动期间多次被捕并长时期地坐牢，让年轻的尼赫鲁有时间对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印度的前途、甘地的作用、自己的社会理想等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对甘地，他说：“甘地作为一个领袖的主要美德，就是他能够本能地感觉到人民的脉搏，能够知道发展和行动的条件在什么时候成熟。”“擅长在最恰当的心理时机采取行动。”他最大的困惑是甘地在对待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上都是从个人的品德出发，强调个人的自我克制。比如甘地动不动就以绝食方法来解决问题，搞得大家都精神紧张，敌人和朋友都束手无策；又比如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甘地认为多数民族应无条件地宽容少数民族、做出自我牺牲；完全出于一种传统的宗教性质的献身精神。而且，甘地坚持不担任任何政府和政治党派职务，甚至对独立后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清楚的设想；他对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及经济问题也没有涉及。而对尼赫鲁及其年轻一代的精英来说，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等，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们必须要考虑而且要有实施计划和纲领的事情。也许那位印度院士朋友说的有道理。甘地完美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恰到时机地又以殉道者的身份献出了生命。而独立的现代化的新国家将要由新的一代去设计和实现。 尼赫鲁我在安拉赫巴德的一天，由于要去的地方还没开门，导游就问我去不去一个计划之外的地方 – 尼赫鲁家园及纪念馆。这个意外变化成了我那天最好的礼物。在这里，我才弄清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后来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以及圣雄甘地的关系。英迪拉是尼赫鲁的独生女儿，因嫁给了一位姓甘地的丈夫，改用夫姓；他们跟玛哈特玛（即伟大的圣灵）甘地没有亲属关系。但是英迪拉从小就跟随父母无数次探访圣雄甘地，关系近似亲人。而甘地也指定尼赫鲁为自己的事业继承人。我对尼赫鲁印象很好。当然首先是他相貌英俊潇洒，受过良好西方教育（剑桥），性格随和宽容；再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尼赫鲁出生于克什米尔地区，幼时随父母迁往安拉赫巴德定居。了解他生平以后，又读了他的回忆录，发现他是个头脑清晰，目标明确的政治领袖。他与甘地为两代人，常有不同意见，但关系密切融洽。受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他研究过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致力于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的、世俗的（非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印度正式独立前十几年，他就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蓝图：从确立政治体制的性质（司法、议会）、宪法的制定，到社会改革（如取缔种姓制、改变妇女地位、贫穷问题等）、农村土地改革、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全民义务教育以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等等，等等，他都有清楚和完整的设想。而独立后印度所实行的各类改革及政策绝大多数都是按照他早先的规划进行的。尼赫鲁被认为是印度成为现代国家的建筑师。而他在国际上领导的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施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影响巨大。后来在新德里漫步于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的陵园公园里，我对那位院士朋友说：我挺崇拜尼赫鲁，他很有风度。朋友马上说：他不行，太软弱。我们还都崇拜毛泽东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多干脆！我的天，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难理解。我想起尼赫鲁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之争问题上开始在国内失去民意和拥护，就是因为印度人普遍认为他对边界问题的处理过于软弱。可是在打赢的中国方面，好端端地又后退20公里，给印度让回去大片土地。想到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看到尼赫鲁和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友好相处的照片，又想到是尼赫鲁力排众议坚持邀请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作为代表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我私下里一直觉得几年后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软弱和退让，是这两个谦谦君子外交家之间的某种默契。我对那位朋友说，甘地掀起的非暴力和平抵抗运动席卷半个地球，丝毫不亚于共产主义在大半个地球掀起的风暴。从长远来看，非暴力运动更具有道德高度和更深远的影响。作为甘地故乡的人，更应该继承这一高尚的精神遗产。 阿姆倍迦尔 还在刚到新德里的第二天早上，在美国使馆国际高教交流委员会招待所吃早餐，遇见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Douglas。聊起来，他正在做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一位叫做阿姆倍迦尔（B. R. Ambedkar）的人。真是隔行如隔山，也是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年轻人见我满脸茫然，便简单概括地向我解释了阿姆倍迦尔其人及其相关的印度佛教复兴运动。幸亏了这顿早餐时的闲聊，我在其后的旅程中开始注意这个名字，也在后来被阿姆倍迦尔大学邀请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时不至于连学校的校名来历都不知道。阿姆倍迦尔是一个 “贱民”。这个定义再简单准确不过。它的涵义也已经尽在不言之中。印度对于“不可触摸的人”的歧视并没有因为英国人的统治和现代民主独立而有本质性的改变。存在了三千年左右的宗教及社会种姓制度，把人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国王和武士，手工业者，低等劳动者如农民。而还有一部分“猪狗不如”的人连最低等次都轮不上；他们只能从事最脏最恶心的工作，如搬运死尸，打扫焚尸场，清理茅厕，等等。这些人被认为是龌龊的、不可触摸的。他们不能和其他印度人同住在一个村庄，不能从同一口井或同一处河边汲水，不能离他人太近，更不能触碰他人甚至物品。印度人叫他们为“不可触摸的人”，而中国人把他们称为“贱民”。可怕的是，这些种姓级别是代代相传、不可改变的。就像电影《流浪者之歌》里说的：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但是，阿姆倍迦尔又是印度独立以后的第一任宪法起草人和司法部长。在严格的种姓制度的歧视下，从一个被排除在任何种姓之外之下的“贱民”变为“人上人”、变为一个国家的司法部长，这期间他所经历的千辛万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他的故事也是一个饱含悲剧色彩的孤胆英雄的故事。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在表面上被禁止，但是实际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阿姆倍迦尔的父亲曾在殖民时期的军队里任职，见过世面，所以坚持让自己的孩子进学校读书。在军队大院里，幼小的阿姆倍迦尔成长还算正常；但是父亲转业后，在地方的学校里和社会上，五岁的他却饱受歧视和不公。这样的反差让他从小就对印度教中这一不公正的教义深恶痛绝。成年后，他曾经带领几千“贱民”撕毁并焚烧规定种姓制度的经书《摩奴法论》，其中有专门制定的对“不可触摸的人”的禁忌；也曾带领一万五千多“贱民”参加印度教节日并游行至罗摩神庙，要求婆罗门祭司让“贱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神庙，直接面对神、得到神谕。虽然焚烧这部印度经书已经成为反对种姓歧视的象征性节日，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无种姓的“贱民”们却没有成功进入神庙。直到现在，“贱民”仍然不被允许进入正统印度神庙，虽然他们都是信徒。阿姆倍迦尔的聪明好学及不幸的出身和遭遇得到了一些老师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些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支持下和他本人的勤奋努力下，他成为印度第一个留洋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并先后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和获得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他做过会计、律师、教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政治领袖、宗教改革提倡者，等等。在他起草的宪法中以及他所参与的政府及社会活动中，阿姆倍迦尔都努力不懈地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争取平等权利，包括取消“贱民”阶层，保护受压迫阶层和种群以及妇女的基本利益。但是，即便是官至部长，即便是自己亲手草拟宪法章程，即便是夫人都出自最高种姓家庭（第二任夫人），即便是在国内外名声业绩双重显赫，他最终还是发现印度种姓观念的根深蒂固，发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势单力薄。他和他所代表的无种姓人民，始终还是不被允许进入印度神庙。失望之极，阿姆倍迦尔在去世前几个月的1956年，带领妻子和四十万追随者，宣布退出印度教，皈依佛教。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出生于贵族家庭的释迦牟尼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种姓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他在自己开悟以后创立了不同于婆罗门教的佛教，接受所有等级阶层的人，包括无等级的“肮脏而又低贱”的“不可触摸者”、妇女、以及愿意悔改的罪犯。释迦牟尼说过：“出身并不能把一个人变成婆罗门或者贱民；行为才能决定一个人是婆罗门还是贱民”。佛教曾经在印度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保证信民无论出身贵贱都可成佛。两千五百年后，阿姆倍迦尔在尝试改变印度教的种姓歧视的努力失败后，转向佛教。他在佛教中看到了众生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他认为：佛教是由科学而唤醒的现代社会唯一一个能够接受的宗教，如果没有它，这个社会将会毁灭；佛教也是现代世界上唯一必须有的宗教，如果这个世界想要存在下去的话。他认真研究了释迦牟尼的生平和思想，建立了印度佛教学会，并写下了《佛陀和他的佛法》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出版就成为印度佛教徒的必读经典。阿姆倍迦尔本来计划写一套完整的研究佛家思想的著作，阐释并解答他对佛教思想的一些疑问，可惜没有来得及建立起自己的佛学体系就撒手人寰。尽管遗憾，他的大张旗鼓地皈依佛教行为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佛教复兴运动。他火化当天有10万人皈依佛教，部分骨灰送至德里安葬时有3万人皈依，部分骨灰送至Agra时有20万人皈依。在他逝世短短几个月之内，皈依佛教的人数猛增至4百万。这是两千多年前阿育王弘扬佛法之后在印度本土再也没有见过的佛教宏大场面和幸事。我突然意识到阿姆倍迦尔的故事中少了一个什么环节。阿姆倍迦尔是印度独立后的宪法起草主笔，又是首任司法部长，他怎么说都应该是独立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甘地圈子内的人。但是很奇怪，我看到的有关甘地和尼赫鲁的书和材料，完全没提到他，似乎他不存在。怪不得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他。开始了解阿姆倍迦尔的故事之后，才慢慢读出了他的艰辛的个人奋斗中的苦衷。原来，他在努力解放“贱民”阶级的运动中，遇到的一大阻力居然是甘地本人。针对阿姆倍迦尔焚烧《摩奴法论》经书一事，甘地公开申明：“我是一个印度教信徒。…… 阿姆倍迦尔博士要跟《摩奴法论》作斗争，我不能够与他为伍，因为我相信《摩奴法论》是印度教整体的一部分。”早在1930年代初，作为“被压迫阶级”代表，阿姆倍迦尔在一次英-印政府召开的会议上提议把“贱民”作为独立的少数团体而享有选举团票；而后英国首相以奖励的形式同意并通过了这一提议。这一决议遭到了甘地的坚决反对。甘地坚持要把“贱民”作为印度徒，反对单另分开。为了反对这一决议的实施，甘地开始绝食。在甘地的性命和“贱民”选举团之间，阿姆倍迦尔只能选择妥协。其实阿姆倍迦尔脑子异常清楚，“贱民”制度的铲除只有在法律形式上才可达到；如果继续是“印度信徒”的一部分，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可悲的是，这一宗教制度如此根深蒂固，即使阿姆倍迦尔最终把废除种姓制度写进了独立后的宪法，那道隐形的鸿沟依然无处不在。还在两位重要人物1931年初次见面的时候，当甘地批评阿姆倍迦尔不应该对国大党为祖国的斗争进行激烈批评时，阿姆倍迦尔就答道：“甘地先生，我没有祖国！没有一个值得提名的贱民会为这片土地骄傲！”我想，直到他逝世，也是这样想的。是泰戈尔插手，缓和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泰戈尔到了印度不提泰戈尔似乎有所不敬。到了加尔喀达不去拜访他的纪念馆更是大大地不敬。惭愧的是，我在加尔喀达的时间紧张，没有时间去他的庄园及他兴办的大学瞻仰。泰戈尔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他在印度的知名度似乎就局限于说孟加拉语的地区和人群。孟加拉语是印度第二大语言，曾被认为是贵族语言，主要使用于包括加尔喀达在内的西孟加拉邦和独立后被分为东巴基斯坦、后来又独立的孟加拉国。虽然追根寻源它跟印地语都属于梵语及更早的印-欧语系，但是在一千多年前开始分支后，它们已经变得相互不能沟通了；孟加拉语混合进了大量的南部土著语言和东南亚其他几种语言。泰戈尔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用孟加拉语写成，所以很多印度人也是通过少量的英语翻译才了解一些他的作品。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作品已经有无数的专家研究过，这里略去不说。我只是好奇他和甘地的关系。两位伟人，从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拜见泰戈尔，到1941年泰戈尔去世，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书信来往和发表于各自不同刊物上的公开辩论文章。他们初次见面时，泰戈尔已是国际名人，甘地还只是南非的一名小律师。但是随着甘地领导的与殖民政府不合作的民众运动以及独立运动地不断推进和不可阻挡，泰戈尔无疑地被吸引进去，诚心诚意地认甘地为领袖。“圣雄”，Mahatma，即“伟大的圣人”这一名称，就是泰戈尔最先使用的。但是，泰戈尔对甘地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并不同意，并且公开质疑，展开辩论。比如泰戈尔不赞赏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认为这是一种被动而无力的抵抗运动，充其量只能取得道义上的胜利。他对甘地的以个人道德行为，比如绝食，作为政治斗争的方法，也非常地不赞成。在甘地为反对上述阿姆倍迦尔的提议而绝食时，泰戈尔非常担心，专程来陪护甘地，进行疏通工作。很显然地，为了保住甘地的性命，泰戈尔和阿姆倍迦尔都作了让步。但是当甘地又一次表示要以绝食的方式来推进“贱民”进入神庙的权利时（这次是站在“贱民”一方），泰戈尔坚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您的绝食只能指给人们一种简单而枉然的履行责任的道路，即催促他们跳进自辱自残深渊的方法。当他们跟随您使用这种特别的净化国家的方式，你是不能责备他们的；而所有要传达的信息必须在应用方面是普世性的，如果不是的话，这些信息就没有表达的必要了。”在对待和处理“不可触摸的”阶层的问题上，甘地除了以性命作抵押，也不是没有其它作为。他本人一直对低阶层包括“贱民”充满了同情，甚至为了在自己的宅邸保留一个“贱民”工作人员、并同其在一个房间吃饭而得罪了自己的姐姐。据说这位姐姐从此再也没有登过甘地家的门。但是，正如尼赫鲁发现的甘地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的模糊态度、而阿姆倍迦尔早就清楚地表达要用法律形式解决的问题，甘地一直没有明确的想法和策略。他在为“贱民”说话和伸张正义时总含有宗教色彩。1934年，尼泊尔和印度比哈尔邦发生八级大地震，仅仅比哈尔邦就死亡七千多人；邻近的加尔喀达也受到严重波及。甘地、尼赫鲁等人都赶到比哈尔邦现场参与救援。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甘地发表演说，说这次地震是上天对印度还继续保留“贱民”制度的报应。这样的讲话让泰戈尔多少有些忍无可忍。他认为甘地这些无视物理世界自然规律的“无理性”话语，不仅加重了那些无理性思维的因素，而且那个“无理性”正是阻碍我们得到自由和自尊的所有盲目力量的源泉。甘地却坚持说：我认为地震不是上帝的任性，也不是盲目力量聚集的结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法律，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运作地。虽然飘逸的长髯和长袍以及含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哲理诗句使泰戈尔给世人一种东方神秘主义者的感觉，但和甘地相比，泰戈尔的确要理性得多。他对甘地倡导的纺线运动就曾经撰文批评说，提倡全民纺线织布，其实违背了个人自由意愿并且阻碍了人的创造力；机器解放了人力，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而在甘地看来，每个人自己纺线织布穿传统服装，一是打破高种姓阶层的不劳而获，二是提高工人的地位，三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四是抵制西方物质文明的贪婪和剥削。两人都占有各自的道理。泰戈尔是个典型的崇尚自由和自然的生灵。他从来没有从一所学校毕业，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文凭。他的理性主义应该和他热爱自然有关；而他的开放思想，也许和出生于一个印度婆罗摩教（Brahmo，意为“神圣”；有别于Brahma 婆罗门）家庭有关。这个教派的产生是由于孟加拉地区曾经有一些有身份的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他们没有皈依的亲属们因此受牵连被开除出正统的印度教。这些被驱除的亲属们由此自己单独活动，后来又跟另外一支独立的教派融合，建立了婆罗摩教。泰戈尔家族是这个教派最早的成员，同时为其提供了第一个活动场所。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双重影响，这个教派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神教信仰，重视科学，欢迎西方教育，反对种姓制，摒弃印度教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新教派的发起人Ram Mohan Roy 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在当地政府以及全印度成功地废除了印度教内妻子殉夫被焚烧的习俗。泰戈尔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无疑对正统印度教里的弊端有所认识。其实，在我看来，甘地和泰戈尔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甘地以传统观念和方式带动了成千上万的底层民众；虽然古老，带有宗教蒙昧性质，但是契合了普通老百姓的心理，并且达到了目的。而泰戈尔用现代理性的思维方式理解当时的印度并构想未来的印度，在知识分子和少数精英人物之间可以行得通，却不为多数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为孟加拉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泰戈尔曾经为反对英殖民政府分离东孟加拉的决议而参加群众抗议游行。但非常遗憾和滑稽的是，东孟加拉最终被分离出去，而独立后的孟加拉国和印度都用泰戈尔的诗歌作为自己的国歌。 和平箴言印度是一片滋生滋养和平使者的土地。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奥义书》里就有了和平箴言。我就用它来结束这篇章节吧：唵，愿神保护我们，愿神培育我们，愿我们聚集精神和生命力，愿我们的学习成为智悟而非敌意，唵，和平，和平，和平。我没有模仿艾略特《荒原》的结束语，他也是从两千多年前印度智者的箴言中得到的灵感。它代表了人类的永久愿望。Om, Shantih, Shantih, Shantih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