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民主牆事件，參與其中四位同學被大學處分，由所謂「社會服務令」、停學一年到踢出校並終身不獲理大取錄都有，而且判決一錘定音，不設上訴。理大校董劉炳章更表示嚴懲學生的背後，是一種警告，大學不容許有談港獨的聲音。<br /><br />本來，對於一些權貴因為跟政權友好而獲委任為校董的人，他們能不能維護學術與言論自由已無期望，但希望他們至少要有一丁點教育理念，可是現在那些人就只懂跟隨政權起舞，不分是非。<br /><br />好了，有人會說校董只是公職，他們本身是外人，也不一定對教育有認識、有想法，那麼，學校的管理人員呢？管理大學的大都是教授，除了行政管理，他們最主要的身份不就是老師嗎？面對學生、面對年輕人，即使真的認為他們犯錯了，老師的職責不是應該把他們教導好嗎？但理大的老師卻在做甚麼？<br /><br />大學之所要對社會重要，不單只是為了培育社會人才，更是一個能讓思想激盪的地方，有不同理念、思考、立場的人可以不受拘束地辯論與爭議，讓大學的成員藉此創造新的知識。<br /><br />有人會爭議說，即使學生有言論自由，但他們的行為表現魯莽，不夠「尊師重道」，應受處分，承擔後果與責任。也許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但大學是否真的完全不容許年輕人「犯錯」？問題有嚴重至要剝奪學生學習的機會？反躬自省，大學對事情發展至如此結果真的沒有責任？<br /><br />很多大學管理層都有一種誤解，以為大學是為了教授而存在的，他們當然擁有不能被挑戰的權力。然而他們大抵都忘了，大學最基本的存在目的，是因為年輕人的需要，不是教授、更不是大學管理層的需要。<br /><br />理大民主牆事件，本質是大學企圖以行政管理的手段，壓下對政權不願見的言論，同學是先被威嚇沒收民主牆，才有激烈的行動維護大學應當捍衛的言論及思想自由。可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全由學生承擔，大學行政一方完全推卸所有責任，這難道又是公正的嗎？<br /><br />近年學術界、教育界的紅線越來越多，政權甚至講明甚麼甚麼不能說、即使要說，也只能有一個合乎上意的結論，這根本就是思想控制，要老師們自我審查，不可有忤逆政權的事情出現。大學站在創新思想與知識的最前線，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可是管理者並沒有盡其身為學者的責任去捍衛日益縮責的自由，反為了逢迎權力，任由權力肆恣干預，以高高在上的行政之姿，跟隨權力起舞。<br /><br />雨傘運動之後，學生運動正在低潮，退聯一事，也創傷了大學生參與社會。而連續好幾年，大學學生會的「缺莊」情況嚴重，大學生參與社會變革的力量也日漸薄弱，這又是我們社會樂見的嗎？當仍然有大學生敢於挑戰權威時，卻橫遭大學算賬，這又是大學應有的教育態度嗎？<br /><br />我們當然不會期望再有蔡元培、再有高錕，但如果連期盼不忘教育初心的大學老師都是奢侈的時候，香港還談甚麼未來與希望？理大的所謂「處分」，正與大學教育背道而馳，而吊詭的是，今年，正是五四運動100周年。<br /><br />（作者為高教公民副秘書長）<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