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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对抗与德国站队——试看5G时代之华为命运

作为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强大盟友和安全保护提供者，美国敦促德国效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美国盟国，禁止华为参加5G网络建设，加入其打击华为公司的国际行动。为此，德国面临在美中两个世界最强大国之间选边站的艰难决定。

　　

　　 本文并不致力于预测德国将如何选边站，而是试图系统性地分析德美两国在对待华为公司的立场和政策方面的异同及其原因、德国内部各方对华为问题的立场、影响德国抉择的因素以及德国决策对德中关系和变动中世界格局的影响。

陆铿特有的“习性”是不能复制的 ——纪念陆铿诞生100周年

陆铿对胡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大人健康的时候，就把军委的工作接过来，由你作军委主席，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到他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你阁下才来做呢？”又老实又善良的胡耀邦竟回答说“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胡耀邦说是因为“照顾到军内论资排辈的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了。” 这么一说，传到邓小平耳朵中，就成了问题。这一件事，对胡耀邦下台起了关键作用。当然，胡耀邦下台，根本原因还是邓小平要他下台，不是陆铿造成的。

「沙田區政」欲發揮獨立民主派區議員的有效平台作用

「沙田區政」現象說明了在當前比例代表制選舉機制下，各派政治勢力有空間發展，游離在政黨外圍的獨立民主派人士自組聯盟，是一種新的政治生態，它擺脫了政黨政治和規則的羈絆，靈活多變，經營最符合自己能力的地區。基層市民看重議員和參選人的社區貢獻，而不是黨派背景，這已經成為目前香港基層選舉的重要指標。獨立民主派的社團避免了各自為戰的首尾難顧的缺陷，也是對政黨觸角的無縫連接和覆蓋。在面對建制派充裕財力和經營網絡密集的競爭下，獨立民主派區域聯盟組織具備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只要與政黨配合，應可成為選舉的一股力量，也是泛民組織未來發展的多樣化嘗試和趨勢。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贸易战平息后的中国经济，趋势极不乐观。别以为和解了，要迁移的外企就会留下来。导致企业外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加上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外企内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
问：中国社会全面动荡失序的临界点在哪？

答：财政养不起庞大的吃公粮群体，大批维稳者成为被维稳对象之时。

当前5600万退伍军人已成维稳对象，此前他们曾是维稳者。3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将是第二批被维稳对象，财政已无力长期供养他们，但他们中许多人已丧失自食其力的能力。

待到经济下滑导致政府财政汲取严重不足时，协警与城管等部门中大批临时工将首先被裁，侥幸保住泥饭碗的，也只能拿微薄工资干脏活苦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